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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哥哥(1/2)

目录

一、在格鲁申卡家里

阿廖沙前往教堂广场商人寡妇莫罗佐娃家去见格鲁申卡。她一大早就派了费妮娅去找他,坚决要求他到她那儿去一次。他详细询问费妮娅之后才知道,小姐从昨天开始就特别惶恐不安。米佳被捕以来的两个月里,阿廖沙出于个人的动机或者根据米佳的委托常常去莫罗佐娃家。米佳被捕两三天以后格鲁申卡生了一场大病,病了差不多有五个星期。其中有整整一星期她躺着昏迷不醒。她的脸色有了很大变化,又瘦又黄,虽然将近有两星期她已经能够出来走动了。但在阿廖沙看来,她的脸似乎变得更加迷人了,每次进去见她时,他喜欢看到她的目光。她的目光中似乎有一种坚定的、大彻大悟的神情,显示了某种精神上的转变,透露出一种始终不渝的,温顺而美好的,毫不动摇的决心。前额上在两道娥眉之间出现了一条细细的垂直的皱纹,给她那可爱的脸庞增添了一种沉思的、乍看起来甚至显得近乎严峻的神情。原先那种轻佻神色已经荡然无存。阿廖沙觉得奇怪的是:尽管所有的不幸都落到这个可怜的女人身上,就在她决心嫁人的时候,她的未婚夫却犯下了滔天大罪而遭逮捕,尽管接着她又生了一场大病,现在不可避免的法庭判决即将来临,即便如此,格鲁申卡仍然没有丧失原先那种青春活力。在她原来高傲的眼睛里现在闪现出一种平和的神采,虽然……虽然,这双眼睛,偶尔又会燃起一星不祥的火花,那是在原有的那种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增强的忧虑触动她内心的时候。她所忧虑的对象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格鲁申卡甚至在病中说胡话时都提到了她。阿廖沙明白,她是为了米佳,为了囚禁中的米佳吃她的醋,虽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一次也没有到狱中去探望他,而她本来是随时都可以去探望的。所有这一切对阿廖沙构成了一道难题,因为格鲁申卡只对他一个人敞开自己的心扉,不断地征询他的意见,而他有时候却什么也不能对她说。

他忧心忡忡地走进了她的住所。她已经回家了,她探望米佳回来已经有半个小时了。根据她从桌子后面的椅子上跳起来迎接他的动作十分迅速来看,她正在急不可耐地等待他。桌子上摊着纸牌,看样子在玩“捉傻瓜”。紧靠桌子的皮沙发上铺着床褥,马克西莫夫穿着睡袍,头戴尖顶棉帽,半躺在那里,显然他有病,身体很虚弱,虽然露出了甜蜜的微笑。这个无家可归的小老头儿自从两个月以前和格鲁申卡一起从莫克罗耶回来以后,就一直住在她家里,一步也没有离开过。他当时和她一起冒着大雨和泥泞回到了这里,浑身都湿透了,又受了大的惊吓,坐在沙发上,默默地注视着她,脸带畏怯而央求的微笑。格鲁申卡当时伤心至极,已经开始发烧,回家后忙于张罗各种事情,在最初的半小时内几乎把他给忘了,最后才突然仔细地看了他一眼:他可怜而茫然地对她嘻嘻一笑。她吩咐费妮娅给他弄点吃的,他几乎一动也不动地在那里坐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关上了百叶窗之后,费妮娅才问女主人:

“怎么,小姐,难道他留在这里过夜吗?”

“是的,给他在沙发上铺上被褥。”格鲁申卡回答说。

格鲁申卡更为详细询问他以后,才知道他现在确实是无处可去了,“我的恩人卡尔加诺夫先生干脆对我说,今后不再收留我了,他给了我五个卢布。”“好吧,上帝保佑你,那你就留下吧。”格鲁申卡无可奈何地说,同情地向他微微一笑。她这一笑使老头儿深受感动,他的双唇颤抖着,感激得哭了起来。从此这个漂泊不定的食客便在她家里留了下来。甚至在她生病期间他也没有离开过。费妮娅和她的母亲,格鲁申卡的厨娘,没有把他撵走,继续供他饭食,在沙发上给他铺上被褥。后来格鲁申卡对他也习惯了,每次从米佳那儿回来(她病稍好些,甚至还来不及完全好便去探望他),为了解闷,就坐下来跟“马克西摩什卡”闲扯,免得去想伤心事。事实上这小老头儿有时也很能讲,后来甚至成了她必不可少的一个人。除了阿廖沙,格鲁申卡几乎谁也不接待。阿廖沙也不是每天都来,而且陪她的时间总是不很长。那个年迈的商人当时已经病得很重,正如城里传说的那样,已经“气息奄奄”了。他果然在米佳被判决以后刚过一个星期就死了。在死前的三个星期,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把自己的儿子、媳妇和孙子孙女叫到楼上,吩咐他们再也不要离开他。他严格规定仆人们从此以后再也不要让格鲁申卡进门,如果她来,那么就对她说:“他祝愿您生活愉快,长命百岁,彻底把他忘掉。”但格鲁申卡几乎天天派人去打听他的病情。

“你终于来了!”她扔下牌,兴高采烈地和阿廖沙打招呼。“马克西摩什卡吓唬我说你大概不会来了。唉,我多么需要你呀!坐到桌子跟前来吧,想喝点什么,咖啡吗?”

“好的,”阿廖沙说着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我饿极了。”

“真是的,费妮娅,费妮娅,拿咖啡来!”格鲁申卡大声喊道。“我的咖啡早就煮好了,等着你来喝呢。把馅饼也端上来,要热的。你别着急,阿廖沙,为了这些馅饼今天还吵了一架。我今天带着馅饼到狱中去看他,可他呢,你信不信,把馅饼扔还给我,就是不肯吃。还把一张馅饼扔在地上,踩得稀烂。我便说:‘我把馅饼留在看守那里,要是你到晚上还不吃,那么你就把恶毒的恼恨当饭吃!’我说完就走。你信不信,我们又吵嘴了。我们一见面就吵。”

格鲁申卡激动地把所有这些事情一股脑儿都端了出来。马克莫夫一听就害怕了,马上垂下眼睛赔着笑。

“这一次你们为什么吵架呢?”阿廖沙问。

“我完全没有料到!你想想,他居然为原来的那个人而吃醋,他说:‘为什么你要供养他?这么说,你开始供养他了?’他一直在吃醋,一直在吃我的醋!吃饭睡觉的时候也在吃醋。上星期有一次甚至为库兹马而吃醋了。”

“原来那位的情况他不是知道的吗?”

“你看怪不怪?从一开始直到今天的情况他都知道,可是今天他突然站起来就骂人。他说的那些话讲出来都嫌害臊。傻瓜!我刚出来,拉基京就进去看他了。也许是拉基京在从中挑拨,是吗?你说呢?”她好像漫不经心地加了一句。

“他爱你,就是这么回事,他非常爱你。现在他恰好在气头上。”

“他怎么会不恼怒呢,明天就要开庭了。我去就是为了跟他说明天的事,阿廖沙,我甚至都不敢想象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说他在气头上,可你不知道我比他更加气恼。他却在那儿大谈那个波兰人!竟有这样的傻瓜!大概他只有对马克西摩什卡才不会吃醋。”

“以前我的太太吃醋也吃得厉害呢。”马克西莫夫插嘴说。

“怎么会吃你的醋呢,”格鲁申卡不由得大笑起来,“吃谁的醋?”

“那些年轻的女佣。”

“哎,别说了,马克西摩什卡,我现在没有心思开玩笑,我都快恨死了。你也别盯着那些馅饼,我不会给你吃的,这有损你的健康,药草酒也不会给你喝了。您瞧,现在还得为他的事情操心;我这里好像是个养老院,真的。”她大笑起来。

“我不配享用您的恩赐,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马克西莫夫几乎哭出来似的说道,“您不如把您的恩赐给予那些比我更有用的人吧。”

“唉,每个人都是有用的,马克西摩什卡,怎么知道这个人比那个人有用呢。即使根本没有那个波兰人,阿廖沙,他今天肯定也会大发醋劲的。我也单独去找过那个波兰人。你瞧,现在我还故意要把馅饼给他送去,我本来没有送,可米佳硬说我送了,我现在偏要送去,故意给他送去!唉,费妮娅拿着一封信进来了!果然不错,又是波兰人写的,又来讨钱了!”

穆夏洛维奇先生果真送来一封冗长的、照例又是词藻华丽的信,他在信里请求借给他三个卢布。信里还附了一张收条,写明在三个月之内一定归还,和他一起签名的还有佛鲁勃莱夫斯基。格鲁申卡已经从她“原来那位”情人那里收到了许多这样的信和收条。这还是两周以前,格鲁申卡刚病愈时开始的。不过她知道,在她生病期间,两个波兰人也常来打听她的病情。格鲁申卡收到的第一封信很长,是用大张信笺写的,还盖上了家族的纹章,内容极为晦涩,而用词却很华丽,因此格鲁申卡只读了一半就扔下了,一点也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再说当时她也没有心思看什么信。紧接着,第二天又来了另一封信,穆夏洛维奇在这封信里请求给他一笔两千卢布的短期借款。格鲁申卡对这封信也没有加以理睬。接着来信便接连不断,一天一封,全是那样一本正经,词藻华丽,但借款的数额逐步下降,一直降到一百卢布,二十五个卢布,十个卢布,最后格鲁申卡突然收到一封信,两个波兰人只向他借一个卢布,还附了一张由两人共同签名的收条。这时格鲁申卡突然萌生了恻隐之心,于是她在黄昏时亲自去看了那个波兰人。结果她发现两个波兰人处于极度贫困之中,简直身无分文,没有饭吃,没有柴烧,没有烟抽,欠了女房东许多钱。在莫克罗耶从米佳那儿赢来的二百卢布早就花光了。但是格鲁申卡感到奇怪的是两个波兰人见了她仍然摆出一副无求于人的傲慢劲,而且讲究繁文缛礼,夸夸其谈。格鲁申卡只是付诸一笑,给了原来的那个情人十个卢布,当时她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米佳,一面说还一面笑,米佳也没有一点醋意。但是从此以后两位波兰人却死死缠住了格鲁申卡,天天向她写信借钱,而她也每次多少给一点。而今天米佳却突然醋劲大发了。

“我真傻,我去看米佳的时候,顺便也去看了看我原来的那个波兰人,只呆了一分钟,那是因为他也病了,”格鲁申卡又开始匆匆忙忙说,“我一面笑,一面把这件事说给米佳听,我说:‘你想想,我那个波兰人要想一面弹吉他一面给我唱原先的那些歌,他以为我会大受感动而嫁给他。’可是米佳一听就跳起来破口大骂……这样可不行,我一定要给波兰人送馅饼去!费妮娅,他们是派那个姑娘送来的吗?这样吧,给她三个卢布和十只馅饼,用纸给他们包好,叫他带回去。而你,阿廖沙,一定要去告诉米佳,说我给他们送了馅饼!”

“我决不会说的。”阿廖沙微笑着说。

“唉,你以为他会痛苦吗?他这是故意装出吃醋的样子,实际上他根本不在乎。”格鲁申卡伤心地说。

“怎么是故意的呢?”阿廖沙问。

“你真笨,阿廖沙,就是这么回事,虽然你很有头脑,但对这类事情一窍不通,就是这么回事。他为我这样的女人吃醋,我是不会生气的,要是他一点也不吃醋,那我反而倒要生气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决不会因为吃醋而生气,我自己就心肠很硬,我自己也爱吃醋。使我生气的是他根本不爱我,现在他是故意装作吃醋的样子,就是这么一回事。难道我是瞎子,看不出来吗?他常常跟我提起那个卡佳,说她这样那样,说她特地从莫斯科请了一位医生出庭为他作证,打算救他,还请了一位第一流的、最有学问的律师。他既然当着我的面夸她,瞪着那双无耻的眼睛夸她,那说明他是爱她的!他自己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反而来纠缠我,说我早就对不起他了,然后一股脑儿把责任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他会说:‘在我之前你就跟波兰人有关系,所以现在我也可以跟卡佳来往。’就是这么一回事!他想把责任推在我一个人身上。他是故意要纠缠我,我告诉你,他是故意的,可是我……”

格鲁申卡没有说完她会怎么样,就用手帕捂住了眼睛,号啕大哭起来。

“他不爱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阿廖沙坚定地说。

“他爱不爱,我自己很快会弄清楚的。”格鲁申卡厉声说道,同时她把手帕从眼睛上移开了。她的脸变了样。阿廖沙伤心地看到,原来那张温顺而平和乐天的脸突然变得阴郁而充满了恶意。

“别说这些蠢事了!”她突然生硬地说,“我叫你来不是为了说这些事。阿廖沙,亲爱的,明天,明天会怎么样?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也只有我一个人在担心!我发现大家谁也没有去想这件事,大家都认为与自己无关。你有没有想到呀?明天不就要开庭了吗!你告诉我,他们会怎样审判他?这是那个仆人,是那个仆人杀的呀,是仆人!天哪!难道要他代替那个仆人受审判,谁也不愿出来替他辩护吗?他们根本没有去触动那个仆人,是吗?”

“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审问,”阿廖沙沉思着说,“但大家一致认为不是他于的。现在他病得很厉害。自从那次癫痫发作以后他一直生病。他也确实有病。”阿廖沙补充了一句。

“天啊,你最好亲自去找一下律师,当面给他谈一谈事情的来龙去脉。据说,是花了三千卢布才把他从彼得堡请来的。”

“我们三个人合在一起给了三千,我,伊凡和卡捷琳娜,那个医生是她花了两千卢布从莫斯科请来的。费丘科维奇律师本来要价更高,但这件案子已经轰动了全俄,所有的报章杂志都在议论,费丘科维奇多半是为了扬名才来的,这案子闹得太大了。我昨天已经见过他了。”

“怎么样?跟他说了吗?”格鲁申卡急忙追问。

“他听了什么也没有说。他讲他已经有了一定的看法。但他答应考虑我的话。”

“什么叫考虑!唉,他们都是些骗子!他们会把他毁掉的!但是那个医生,她干吗要请那个医生呢?”

“作为专家请的。他们想认定哥哥发疯了,在神经错乱的情况下杀了人,”阿廖沙平静地微笑了一下,“但是哥哥不同意。”

“唉,假如真的是他杀的,那肯定是那样!”格鲁申卡大声说。“当时他肯定疯了,完全疯了,这都是我这个下流女人造的孽!不过他确实没有杀人,没有杀人!现在大家都说他杀了人,全城的人都这样说。连费妮娅也这样作证,好像是他杀了人。还有小铺子里的那些人,还有那个官员,他们都这么说,以前在小酒店里大家也都听到他说过要杀人!所有的人都指控他,都在瞎嚷嚷。”

“是的,证词越来越多。”阿廖沙闷闷不乐地说。

“还有那个格里戈里,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他也一口咬定说门是开着的,硬说他亲眼看到的,怎么也不能使他改口,我去见过他,亲自和他谈过。他还骂人呢!”

“是的,这可能是指控哥哥的最有力的证据。”阿廖沙说。

“至于说米佳疯了,那么他现在确实是这样。”格鲁申卡突然带着一种特别担忧和神秘的神色说道。“你知道吗,阿廖沙,我早就想对你说了:我天天去看他,简直每次都感到惊讶。你告诉我,你是怎样想的:他现在都在说些什么?他说呀说呀——而我什么也不明白,我还以为他在说什么深奥的玩意儿,我想我这个人太笨,没法听懂。他突然无缘无故地谈起孩子的事,谈起一个小孩子。他说:‘为什么孩子那样可怜?为了孩子我现在愿意发配到西伯利亚去,我没有杀人,但我应该到西伯利亚去!’这是怎么一回事?那孩子是怎么回事?——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他一说,我就掉眼泪,因为他讲得实在太好了,他自己也哭,我也哭了,他突然吻我一下,还用手画十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阿廖沙?你告诉我,这‘孩子’是怎么回事?”

“这是因为拉基京时常去看他,”阿廖沙笑了笑说,“不过……这不是因为拉基京的缘故。我昨天没有去看他,今天要去。”

“不,这与拉基京无关,这是他弟弟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在搅和,是他经常去找他,问题就在这里……”格鲁申卡突然停住了。阿廖沙惊讶得瞪大眼睛盯着她。

“怎么他去了?难道他去看过他了吗?米佳亲口对我说伊凡一次也没有去过。”

“唉……唉,我这个人也真是!我说漏了嘴!”格鲁申卡大声说,满脸绯红,显得十分尴尬。“别急,阿廖沙,你先别说,既然说漏了嘴,那我就把全部实情都说出来:他到他那儿去过两次,第一次是他刚回来的时候——他从莫斯科一回来就去看他了,当时我还没有病倒,而第二次是在一星期之前。他不让米佳把这件事告诉你,坚决不让说,对谁都不让说,他是秘密去的。”

阿廖沙坐在那儿陷入了沉思,他在考虑着什么。这消息显然使他大吃一惊。

“伊凡哥哥对米佳的案子从来没有跟我谈起过,”他慢吞吞地说,“最近这两个月来他很少和我说话,每次我去看他,他总是不高兴,因此我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去看他了。嗯……如果他在一个星期前去过,那么……在这个星期里米佳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

“变了,变了!”格鲁申卡赶紧接茬说,“他们之间有秘密,他们有秘密!米佳亲口对我说过他们之间有秘密,你知道吗,这个秘密使米佳坐立不安。他原先是个很快活的人,他现在还是快活的,但是你知道,一旦他开始摇晃脑袋,在房间里踱来走去,用右手指揉搓鬓角上的头发,我就知道,他一定有什么心事了……我太了解他了!以前他是个快活的人,就是今天他也是快活的!”

“可是你刚才不是说他在生气吗?”

“他是在生气,但又很快活了。他总是生气,但只是一会儿,接着又快活了,过一会儿又突然生气了。你知道,阿廖沙,我觉得他这个人真奇怪:眼前就有非常可怕的事在等着他,而他有时居然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哈哈大笑,好像自己就是个孩子。”

“他真的不让你对我讲伊凡的事吗?他真的说过:‘你别讲’吗?”“他是这样说的:你别讲。他主要是怕你,就是米佳怕你。因为这里有秘密,他自己说过有秘密……阿廖沙,亲爱的,去打听一下:他们有什么秘密,再回来告诉我。”格鲁申卡突然跳起来哀求说。“你让我这可怜的女人安下心来,让我知道自己可诅咒的命运!我就是为这件事才叫你来的。”

“你以为这个秘密跟你有关吗?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当着你的面谈这个秘密了。”

“我不知道。也许他想告诉我,但又不敢说。他事先发出了警告。他说有一个秘密,至于是什么秘密,他没有说。”

“你自己是怎样想的呢?”

“我怎样想?我完了,这就是我的想法。我这个结局是他们三个人一起准备的,因为卡佳牵扯在里面。这都是卡佳的主意,她是罪魁祸首。他总说她这样那样,这就是说,我不怎么样。这话他预先说给我听,预先警告我。他想抛弃我,这就是全部秘密!这是他们三个人——米佳、卡佳还有伊凡一起策划的。阿廖沙,我早就想问你了:一星期以前他突然向我透露说伊凡爱上了卡佳,因为他常到她那里去。他对我讲的是真话吗?你凭良心说,一定要说实话。”

“我不会对你撒谎的。伊凡没有爱上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我是这样想的。”

“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他对我在撒谎,这不要脸的东西,就是这么回事!现在他吃我的醋,想以后把罪名推在我身上。他是个傻瓜,他不会把尾巴藏起来的,他肚皮里放不下东西……不过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说:‘你相信我杀了人。’他居然对我说这样的话,居然用这话来责备我!愿上帝保佑他!等着瞧吧,到法庭上我会给卡佳吃点苦头的!到时候在法庭上我要说出一句关键的话……到时候我会把什么都讲出来!”

她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格鲁申卡,”阿廖沙说着站了起来,“第一,他爱你,这世界上他最爱的是你,只爱你一个人,这一点你要相信我。我是知道的。我知道得很清楚。第二,我要告诉你,我不想去向他打听什么秘密,如果他自己今天告诉我,那么我会直截了当对他说,我已经答应要告诉你,那样的话我今天就来告诉你。只不过……我觉得……这跟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根本没有关系,这秘密涉及别的事情。肯定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件事好像跟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毫无关系。现在我要告辞了!”

阿廖沙握了握她的手。格鲁申卡还在那里哭泣。他看出她不太相信他安慰她的话,好在她把内心的痛苦说了出来,得到了宣泄。这样离开她他感到于心不忍,但他急着要走。还有许多事情在等着他。

二、一条病腿

第一件事是要到霍赫拉科娃太太家,于是他匆匆赶到那里,想尽快把事情办完,然后再去见米佳。霍赫拉科娃太太已经病了三个星期了:她的一条腿不知怎么肿了。虽然她还没有卧床不起,但白天只能穿着漂亮、得体的便服,斜躺在小客厅里的卧榻上。阿廖沙有一次注意到霍赫拉科娃太太尽管有病,却开始讲究打扮了:她戴起了头饰,打上了蝴蝶结,穿上了对襟衫,他不由得暗暗感到好笑,虽然他努力驱散这些无聊的想法,但他毕竟悟出了她这样做的道理。最近两个月里,除了其他客人之外,那个年轻人佩尔霍金也常常来拜访霍赫拉科娃。阿廖沙已经有四五天没有来了,今天他一进门便急于直接去见丽莎,因为他有事要找她。丽莎昨天就派了一名侍女到他家里,恳请他无论如何要立即去一次,说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商量。由于某些原因,这引起了阿廖沙的兴趣。但是在侍女进去向丽莎通报的时候,霍赫拉科娃太太已经从别人那里知道他来了,她便立即打发人来请他到她那里去“一会儿”。阿廖沙考虑了一下,认为还是先满足母亲的要求为好,要不然他到了丽莎那里,她也会不断打发人来叫他的。霍赫拉科娃太太半躺在卧榻上,好像过节似的打扮得非常漂亮,显然处于一种神经质的异常兴奋状态。她用欣喜若狂的喊叫迎接阿廖沙。

“有几个世纪,几个世纪,整整几个世纪没有见到您了!整整一个星期了吧,噢,对不起,四天前您还来过,在星期三那天吧?您是来找丽莎的,我相信您打算踮着脚尖悄悄地直接溜到她那儿,不让我听见。亲爱的,亲爱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您真不知道她是多么使我担心啊!但这以后再说。虽然这是最主要的,但放在以后说吧。亲爱的阿列克谢,我把我的丽莎完全托付给您了。佐西马长老归天以后——愿上帝给他灵魂以安宁!(她画了十字)——在他之后我把您看作苦行修士,虽然您穿着这套新衣服非常漂亮。您这是从哪儿找到这样好的裁缝?不,不,这不是主要的,这以后再说。请您原谅,我有时叫您阿廖沙,我是老太婆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称呼您。”她娇媚地笑了笑。“不过这也以后说吧。主要是我别忘了主要的事情。要是我离题了请您提醒我,您就说:‘而主要的是什么?’唉,我怎么知道现在什么是主要的呢!自从那天丽莎向您收回了她的许诺,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孩子气的许诺,说是要嫁给您的许诺,您当然已经明白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一个长期坐在轮椅上的一个有病小姑娘的顽皮的幻想,——不过谢天谢地,她现在已经能走路了。那位新来的医生,就是卡佳为不幸的米佳特地从莫斯科请来的那位,令兄明天就要……我干吗要提明天的事!我一想到明天的事就急死了。主要是我出于好奇……总之,那位医生昨天到我家来了,给丽莎检查过了……我给了他五十卢布的出诊费。不过这又离题了,又离题了……您瞧,我现在已经完全糊涂了。我很着急。为什么我要着急?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现在简直什么都不明白。我脑子里什么都乱成了一团。我真怕,您会觉得无聊而马上要离开我,可我还刚刚见到您。哎哟,我的天!干吗我们这样干坐着,首先得来一杯咖啡,尤莉亚,格拉菲拉,拿咖啡来!”

阿廖沙连忙表示感谢并声明他刚喝过咖啡。

“在谁那儿喝的?”

“在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那里。”

“这么说来……是在那个女人家里!唉,是她把所有的人都害苦了,不过我不清楚,听说,她变成了圣女,但已经晚了。最好是在以前需要的时候,现在又有什么用处呢?您别说,别说,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因为我想说的事情太多了,可是好像一件事也说不清楚。那可怕的审判……我一定要去,我正在准备,让人用椅子抬我进去,而且我可以坐,有人陪我,您也知道,我是证人。我该怎么说呢,我该怎么说呢!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是还要宣誓吗,是不是?”

“是的,但我看您不一定去得了。”

“我可以坐在那儿,哎哟,您把我搞糊涂了!这次审判,这种野蛮行为,以后这些人都要发配西伯利亚,有些人还可以结婚,所有这一切很快,很快都会过去的,一切都在变化,最后是一场空,大家都成了老头老太,就快进棺材了。随它去吧,我也看够了。那个卡佳,那个漂亮的姑娘,是她粉碎了我的一切希望:现在她要追随您的一位哥哥到西伯利亚去,您的另一位哥哥就跟在她后面,在邻近的一个城市里住下来,大家你折磨我,我折磨你,这简直要使我发疯,主要是这件事现在闹得满城风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所有报刊上都已经写了一千遍一万遍,唉,您想想,他们把我也写进去了,说我是令兄的‘密友’,我真不愿意说出这个难听的字眼,您想想,您好好想想吧!”

“这绝不可能!刊登在什么地方?是怎样写的?”

“我马上拿给您看。我是昨天收到的——昨天我就读到了。就在这份彼得堡出的《传闻》报上,这份《传闻》报是今年开始出版的,我非常喜欢听传闻,就订了一份,结果传到了自己头上。您看看是些什么样的传闻。就在这一版上,在这里,您读吧。”

她把一份放在她枕头下面的报纸递给阿廖沙。

不能说她非常伤心,但好像心烦意乱,也许她头脑里的一切真的成了一团乱麻。报上这段报道很有特色,当然对她很有刺激,但幸亏她当时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因此一会儿她把报纸的事情给忘了,她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别的事情上。至于这件可怕的案件的名声早已传遍俄国各地,这点阿廖沙早就知道,而且,天哪!在这两个月里,除了一些忠实的报道之外,他读到了多少有关他哥哥,卡拉马佐夫一家,甚至他本人的稀奇古怪的消息和报道啊!有一张报纸甚至说,他在他哥哥犯罪以后吓得接受了苦行戒律,闭门修行;另一张报纸否定了这种说法,反而说他和他的长老佐西马一起撬开了修道院的银箱,‘携款而逃’。现在《传闻》报上这则新闻的标题是:《来自斯柯托普利郭尼耶夫斯克的报道(唉,这就是我们这个小城的名称,我隐瞒了很长时间了):关于卡拉马佐夫案件》。报道很短,也根本没有提到霍赫拉科娃太太,而且所有名字全都隐去的。报道只是说,这个轰动全国的大案的罪犯是一个退伍中尉,十足的无赖,懒惰成性,还是一个农奴主,常常寻花问柳,对某些“孤寂难挨的太太具有特别的吸引力”。有一位“独守空房的富孀”,虽然她女儿已经成年却风流不减当年,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就在他作案前两小时,还答应给他三千卢布,要他立即与她一起私奔到金矿上去。但这个恶棍宁肯杀死父亲,抢走乃父的三千卢布,从此逍遥法外,也不愿带着那个空床难守的半老徐娘去西伯利亚受苦。这篇添油加醋的报道照例在行文结束时,对谋害父亲的这种丧尽天良的罪行以及早已废除的农奴制表示了高尚的愤慨。阿廖沙好奇地读完了这篇报道,把报纸折好,还给霍赫拉科娃太太。

“这还不是影射我吗?”她又嘟囔道,“这就是我吗?是我差不多在一小时之前向他建议去找金矿,结果突然冒出一个风骚的‘半老徐娘’。难道我是为了这个目的吗?这是他故意说的!如果永恒的裁判原谅他,但要知道这是……您知道这是谁干的吗?这是您的朋友拉基京干的。”

“也许是他。”阿廖沙说,“不过我一点也没有听说过。”

“是他,肯定是他,不可能是别人!要知道是我把他撵走的……这件事情的经过您不是知道了吗?”

“我知道您请他以后别再上门,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个嘛……至少我没听您说过。”

“这么说来,您是听他说的!他怎么说,骂我了吧,骂得很厉害吗?”

“是的,他骂人了,不过他什么人都骂。至于您为什么拒绝他上门——我倒没有听他说过。而且一般地说我很少和他见面。我们并不是朋友。”

“那好,我把这件事全都告诉您,我现在也很后悔,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里有一条界线,在处理这条界线方面也许我自己也有错。这条界线不明显,很不明显,因此,也许它根本就不存在。您要知道,我亲爱的阿廖沙,”霍赫拉科娃太太突然做出一副快活的样子,嘴角上闪过一丝迷人而诡秘的微笑,“您要知道,我怀疑……请您原谅我,阿廖沙,我像母亲那样对待您……啊,不,不,正相反,我把您当做是我的神甫……因为像母亲那样在这里就太不合适了……反正就像向佐西马长老忏悔那样,这样说最准确,也是最合适的,刚才我不是还说您是苦行僧吗。就是那个可怜的年轻人,您的朋友拉基京(噢,天哪,我对他简直无法生气!我又气又恨,但不那么厉害),总之,您简直无法想象这个轻浮的年轻人突然心血来潮,好像爱上我了。我是在后来,直到后来才觉察到的,但开始时,也就是大约在一个月之前吧,他开始更为频繁地到我这儿来,几乎是天天来,虽然原来我们就认识。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可突然我恍然大悟,说来真奇怪,我竟开始觉察到了。您知道,在两个月以前我就已经开始接待那位谦虚、可爱、值得尊敬的年轻人,彼得·伊里奇·佩尔霍金,他是本地的一位官员。您自己也见过他好多次了。他是个严肃正派的人,是吗?他每三天来一次,并不是天天来(哪怕天天来也没关系),总是衣冠楚楚,阿廖沙,我就喜欢像您这样有才华而又谦虚的年轻人,而他几乎具有国务活动家的头脑,他讲话娓娓动听,我一定,一定要替他推荐。这是未来的外交家。他在可怕的那一天,深更半夜到我家里来,几乎把我从死神手里救了出来。可是您的朋友拉基京总是穿着那样的靴子进来,在地毯上蹭来蹭去……总之,他开始向我作出种种暗示,突然有一次临走时他拼命紧紧握住我的手,自从他握了我的手以后,我的一条腿就突然痛得要命。他原先在我家里也遇到过彼得·伊里奇,您信不信,他总是对他冷嘲热讽,一直是冷嘲热讽,一有什么便冲着他大声呵斥,我只是瞅着他们交锋,而心里却感到好笑。突然有一天,我正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对,当时我已经躺下了,我一个人正躺在那里,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突然来了,您想想,他还带来了他写的一首小诗,非常短,题目就是我的那条病腿,就是用诗描写我的那条病腿。您等等,他是这样写的:

“玉腿啊,玉腿,

“稍稍有点疼痛……

“下面还有,可我无论如何也记不住诗,这首诗还在我这里,我以后给您看,写得太美了,太美了,而且,您要知道,不仅写腿,还有道德教诲,美好的理想,不过我忘记了,总之,简直可以收入诗集。我自然表示感谢,他显得非常得意。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完道谢的话,彼得·伊里奇突然走了进来,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我发现彼得·伊里奇妨碍了他,因为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献诗以后一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这我已经预感到了,可是这时候彼得·伊里奇走了进来。我马上把这首诗给彼得·伊里奇看,但没有说是谁写的。我深信,我坚信他立刻就猜到了,虽然他至今还不承认,他说他没有猜到;这是他故意这样说的。彼得·伊里奇立刻哈哈大笑,接着就批评起来。他说这种蹩脚的歪诗是一个中学生写的,而且您要知道,他言辞是多么激烈,多么激烈呀!这时候您那位朋友不是一笑了之,相反,却暴跳如雷……天哪,我那时认为他们要打起来了。他说:‘这是我写的。我是写着玩的,因为我认为写诗是下流的事情……不过我的诗写得很好。普希金写了赞美女人玉腿的诗,你们便要给他造纪念碑,而我的诗是有倾向性的。您自己是农奴制的拥护者,您没有一点人道主义精神,对现代文明毫无感受!社会进步对您毫无触动,您是个贪赃枉法的官僚!’这时候我提高嗓门,求他们别再争吵了。可是您要知道,彼得·伊里奇也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人,他突然显得彬彬有礼,一面嘲笑似的看着他,一面向他道歉说:‘我不知道是您写的,知道的话就不说了,我还会夸奖您……诗人们都容易生气……’总之,表面上彬彬有礼,骨子里却在嘲笑他。后来他亲口对我说,这些话都是挖苦他的,而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心向他道歉呢。当时我正躺在那儿,就像现在躺在您面前一样,心里突然想到,假如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在我家里对我的客人无礼地大声嚷嚷,我因此而把他赶走,这样做好不好呢?您信不信,我躺在那儿闭着眼睛在想:这样做究竟好不好?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我反复琢磨,伤透了脑筋,心也怦怦直跳,我不知是不是应该喊出来?一个声音在说:你喊吧,而另一个声音说:别喊!这第二个声音刚说完,我一下子就喊了出来,接着就昏过去了。不用说这时候一片混乱,我忽然站起来对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说:‘我伤心地向您宣布:我不愿意再在我的家里接待您了。’我就这样把他撵走了。唉,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我自己知道这样做很不好,我说的都是假话,其实我根本没有生他的气,但我突然想到,主要是突然感到,这样做有好处,这样的场面……不过您信不信,这样的场面终究还显得很自然,因为我甚至还痛哭了一场,连续哭了好几天,可是到了下午我突然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他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上我家来了,我心里在想:莫非他永远不来了吗?这还是昨天的事,突然傍晚时分收到了这份《传闻》报。我读了以后大吃一惊。这是谁写的?肯定是他写的。他一回家就坐下来炮制这篇文章,然后就寄了出去。人家就把它登出来了。前前后后恰好是两个星期。阿廖沙,我是不是扯得太远了,该说的没有说?唉,我真管不住自己的舌头!”

“我今天无论如何要抓紧时间到哥哥那儿去一次。”阿廖沙嗫嚅着说。

“对,对!正好您提醒了我!我问您,什么叫情感倒错?”

“什么情感倒错?”阿廖沙感到惊讶。

“司法上说的情感倒错。只要是情感倒错,什么罪行都不予追究。不论您犯了什么罪行,您都能得到宽恕。”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指那个卡佳……唉,那是个可爱的,非常可爱的人,可是我怎么也不明白她到底爱的是谁。不久前她到我这里,我问她,可什么也没有问出来。何况她现在只跟我表面上敷衍敷衍,总之,老是问我的身体状况,其他一概不谈,说话的口气也变了,我只好对自己说:随您便吧,愿上帝保佑您……哎哟,还是谈情感倒错吧:那个医生来了。您知道不知道来了一位医生?您怎么会不知道呢,那个能诊断是不是疯子的医生还是您请来的,噢,不是您,是卡佳。这都是卡佳的安排!您瞧,一个人根本没有疯,可是突然发生情感倒错。他神智清醒,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他却处于情感倒错的状态。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肯定也是情感倒错了。自从开设了新式法院之后,立即弄清楚了情感倒错是怎么回事。这是新式法院的功劳。这位医生来过,详细问了我那天晚上的情况,就是金矿的事,他当时的情绪怎么样。他一来就大喊大叫:钱,钱,三千卢布,给我三千卢布,后来突然就去杀了人。——这怎么不是情感倒错!他说我不想杀人,不打算杀人,可是突然又杀了人。他本来不想杀人,结果却杀了人,正因为这样才宽恕他。”

“他可没有杀人。”阿廖沙打断了她,口气不太客气。他越来越感到焦躁不安了。

“我知道,是格里戈里那老头杀的……”

“怎么会是格里戈里呢?”阿廖沙大声叫了起来。

“是他,是他,就是格里戈里。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把他打倒在地,后来他爬了起来,看到门开着,就走进去杀死了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

“为什么?为什么呀?”

“因为他情感倒错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把他头打昏了,他醒过来后就情感倒错了,于是就去杀人了。他自己说没有杀人,他可能记不得了。不过您知道吗,如果是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杀的,那就好了,要好得多。虽然我说是格里戈里杀的,但实际上是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杀的,肯定是他杀的,这样要好得多,好得多!唉,我不是说儿子杀老子是件好事,我是不赞成的,相反,子女应该尊敬父母,不过假如是他杀的,那样倒好,那样您就没有什么可伤心的了,因为他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杀了人,或者说他神志虽然清醒,但不知道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是的,让他们宽恕他吧;这样才合乎人道,而且能让大家都能看到新式法院的德政。我本来还一点不知道,听说早就实行了。我昨天才知道,我听了非常惊讶,我立刻想派人来请您,等将来他被赦免以后,那就让他从法院出来后直接到我这儿来吃饭,我把亲朋好友请来,大家一起为新式法院干一杯。我并不认为他有什么危险,何况我要请许多客人来,因此即使他闹事,总能把他带走的。将来他可以到别的什么城市里当调解法官或做其他工作,因为自己遭受过不幸的人比其他人审判更加公正。主要的是:现在谁不是情感倒错呢?您,我,大家都情感倒错,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一个人坐在那儿唱情歌,突然有什么不称心,他就拔出手枪,见到谁就打死谁,过后大家都宽恕他。这件事我是不久前从报上看到的,所有的医生也都证实了。现在的医生都会证实的,什么都会证实。您看,我的丽莎就情感倒错,昨天我还为她哭过,前天也哭过,今天我才终于明白,她是情感倒错。唉,丽莎太使我伤心了!我想她是完全疯了。她为什么叫您来?是她叫您来的,还是您自己来找她的?”

“对,是她叫我来的,我这就去见她。”阿廖沙果断地站起来。

“啊,亲爱的,亲爱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主要问题也许就在这儿。”霍赫拉科娃太太大声说道,突然哭了起来。“上帝可以作证,我把丽莎真心诚意托付给您,她背着母亲偷偷叫您来。这也没有关系。但是对不起,我不能随随便便把我的女儿托付给您的哥哥伊凡·费奥多罗维奇,虽然我还是认为他是个最有骑士风度的年轻人。您想想,他突然来看过丽莎,我居然一点儿也不知道。”

“怎么?什么?什么时候?”阿廖沙非常惊讶,他也不坐下来,站在那儿连声问道。

“让我来告诉您吧,也许我正是为了这件事才请您来的,因为我已经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请您来。是这么一回事: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从莫斯科回来后到我家总共来过两次,第一次来属于朋友拜访的性质,而第二次是在不久前,当时卡佳在我这儿,他知道卡佳在我这儿就来了。当然,我并不指望他常来拜访,因为我知道他现在已经够忙的了,您知道的,这案子再加上您父亲的惨死,但我突然听说他又来过一次,不过没有到我这儿,而是去找丽莎了,这是在五六天以前,他来坐了五分钟就离开了。过了三天以后我才从格拉菲拉那儿知道了这件事,我听了大吃一惊。我马上把丽莎叫来,可她笑着说:他以为您在睡觉,于是到我这儿来打听您的健康情况。当然,事情确实是这样。只是丽莎,丽莎,啊,我的天,她是多么使我伤心啊!您想想,突然有一天夜里——这是在四天以前,就是您最近一次来过以后,那天夜里她突然歇斯底里大发作,大叫大喊!为什么我从来也不发作歇斯底里呢?第二天又犯了,第三天也犯了,昨天还犯过,昨天就情感倒错。她突然对我大声说:‘我恨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我要求您以后别再接待他,不准他再进我家的门!’我被这些突如其来的话弄得呆住了,便对她说:我有什么理由拒绝这样一个值得尊敬的年轻人呢,况且他知识渊博,又碰上了这样的灾难,因为所有这些事情终究是一场灾难,而不是幸福,难道不是这样吗?她听了我的话突然哈哈大笑,而且您要知道,是那种侮辱人的笑。但我感到高兴,我想我使她开心了,现在不会再发病了,何况我自己也不想接侍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因为他未经我的同意莫名其妙来访,我正想让他作出解释呢。可是今天早晨丽莎醒过来后突然对尤莉亚大发脾气,您想想,还打了她一个耳光。这也未免太野蛮了,我对我的侍女们向来都是以‘您’相称的。可是过了一小时以后她忽然拥抱尤莉亚并吻她的脚。还派人来对我说,她绝对不来见我了,以后再也不愿到我这儿来。当我亲自拖着艰难的步子去看她时,她便扑上来吻我,还哭了,吻过以后又把我推出门外,一句话也没说,因此始终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亲爱的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现在我全指望您了,我一生的命运就掌握在您的手里。我请您到丽莎那儿,向她了解全部情况,这也只有您才能做到,然后再来告诉我,告诉我这个当母亲的,因为您要理解,照这样下去,那么我会死的,我简直就没法活了,或者索性逃离这个家。我再也受不了啦。虽然我是有耐心的,但我也可能失去耐心,到那时……那时候将发生可怕的事情。哎哟,我的天,彼得·伊里奇终于来了!”看到彼得·伊里奇走进来,霍赫拉科娃太太叫了起来,忽然眉开眼笑,容光焕发。“您来迟了,来迟了!怎么样,请坐下,决定命运吧,那位律师是怎么说的?您这是要上哪儿呀,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

“我到丽莎那儿。”

“啊,是的!那您可别忘了,别忘了我求您的事。这涉及命运,命运!”

“我当然不会忘记,只要有可能……但我已经耽误了。”阿廖沙喃喃说,急着想脱身。

“不,一定,一定要来,而不是‘只要有可能’,不然我就会死的!”霍赫拉科娃太太在他身后大声叫喊,但阿廖沙已经走出了房间。

三、小魔鬼

他走进丽莎房间的时候,看到她正斜靠在她原先坐的那张轮椅上。她以前无法行走的时候,就坐在这张轮椅上由别人推来推去。她没有站起来迎接他,但她那敏锐的目光却紧紧盯着他。她的眼睛有点红肿,脸色灰黄。阿廖沙感到十分惊讶,三天来她有了明显的变化,人也瘦了些。她没有向他伸出手去。他主动伸手摸了摸她静静地搁在衣裙上的纤细的手指,然后默默地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我知道,您急于去探监,”丽莎厉声说,“可妈妈耽误了您两个小时,刚才对您讲了我和尤莉亚的事。”

“您怎么知道的?”阿廖沙问。

“我偷听了。您干吗盯着我?我想偷听就偷听,这没有什么不好。我不会请求原谅的。”

“您有什么不愉快吗?”

“相反,我非常高兴。我刚才又想了一遍,这已经是第三十遍了:我拒绝了您,不想做您的妻子,这有多好啊。您当丈夫是不行的:如果我嫁给了您,突然我交给您一封信,让您把这信送给我在您之后爱上的另一个人,您会收下照送不误,甚至还会把回信也带回来。您就是到了四十岁,也还会替我送这类信的。”

她突然笑了起来。

“您的心真是既狠毒又天真。”阿廖沙对她笑了笑。

“您说的天真,那就是我在您面前不感到害臊,我不但不害臊,而且我也不想害臊,恰恰在您面前,对您,我不觉得害臊。阿廖沙,为什么我不尊重您呢?我非常爱您,但我不尊重您。要是我尊重您,那我就不会这样恬不知耻跟您说话了,是这样吗?”

“是这样。”

“您相信我对您不害臊吗?”

“不,我不信。”

丽莎又神经质地笑了;她说得又急又快。

“我给您狱中的哥哥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送去了糖果。您知道吗,阿廖沙,您这个人太好了!您这样快就允许我不爱您了,因此我将更加爱您。”

“您今天叫我来有什么事,丽莎?”

“我非常想告诉您我的一个心愿。我希望有一个人来折磨我,娶了我,然后就折磨我,欺骗我,离开我,抛弃我。我不愿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您爱混乱?”

“是的,我希望混乱!我总想放火烧房子。我一直在想象我怎样跑过去,偷偷地放火,当然要偷偷地干。人们来灭火,而房子在燃烧。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可就是不说。唉,我尽说蠢话。真无聊!”

她厌恶地挥了挥手。

“您生活太富有了。”阿廖沙轻轻说。

“当穷人是不是要好些?”

“要好些。”

“这都是您那位已故的修士灌输给您的。这话不对。即使我富,其他人穷,那我也照样吃糖果、乳脂,我不分给别人吃。哎,您别说,您什么也别说。”她挥了一下手,虽然阿廖沙根本没有开口。“您这一套以前早就跟我说过,我都能背出来。无聊透顶。如果我以后成了穷人,那我就要杀人——即使我以后富了,说不定也会杀人——干吗坐着无所事事!您知道吗,我真想去收割庄稼,收割黑麦。我嫁给您,您就去当农民,真正的农民,我们养一匹小马,您愿意吗?您认识卡尔加诺夫吗?”

“我认识。”

“他晃来晃去地尽在幻想。他说:何必过真实的生活,还是幻想的好。可以幻想最大的欢乐,实际生活就乏味了。而他自己快要结婚了,他还曾经向我表白过爱情呢。您会玩陀螺吗?”

“我会的。”

“他就像陀螺一样:让他旋转起来放到地上,再用鞭子抽打,不停地狠狠抽打:如果我嫁给他,我就一辈子抽得他团团转。您和我在一起不感到害臊吗?”

“不。”

“我不讲崇高的事情,您一定非常恼火吧。我不想做圣女。一个人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到另一个世界会怎样处置他呢?您应该非常清楚的。”

“上帝会裁决的。”阿廖沙全神贯注地看着她。

“我就希望那样。我一到那儿就给我定罪,我会当着他们的面哈哈大笑。我真想放火烧房子,阿廖沙,就烧我们家的房子,您还不相信我吗?”

“为什么不相信呢?即使十一二岁的孩子,他们很想放火烧掉些什么,他们也真的放火。这是一种病。”

“不对,不对,即使有这样的孩子,但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您把恶当成了善:这是一种暂时的精神危机,这可能是您原先的病引起的。”

“您还是瞧不起我吗?我就是不想行善,我要作恶。这跟病毫无关系。”

“为什么要作恶呢?”

“为了毁灭一切。唉,如果什么都不存在了,那该有多好啊!您知道吗,阿廖沙,我有时真想干许许多多坏事,肮脏卑鄙的事,我要长期偷偷干下去,然后让大家突然发现。大家把我团团围住,对我点点戳戳,而我就瞪眼看着大家。那是非常舒服的事。为什么会这样舒服呢,阿廖沙?”

“是的。这是一种需要,要想毁掉或者像您所说的要放火烧掉一些美好的东西。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我可不只是说说,我真的会干的。”

“我相信。”

“啊,就凭您‘我相信’这句话,我就非常爱您。您可真是一点儿,一点儿也不说谎。也许您以为我说这些是故意想刺激您吗?”

“不,我并不这样认为……也许您确实也有点这种需要。”

“有点儿。在您面前我从不说谎。”她说,眼睛里闪出一丝火花。

最使阿廖沙吃惊的是她那种严肃的态度:现在她的脸上丝毫没有嘲弄和玩笑的影子,虽然以前她最“严肃的”时候也总会带点快活和玩笑的神情。

“有时候人们喜欢犯罪。”阿廖沙沉思着说。

“对,对啊!您说出了我的想法,是喜欢,大家都喜欢,而且永远喜欢,而不是‘有时候’。您知道,不知在什么时候大家好像商量好了要撒谎,从此以后大家都在撒谎。大家口头上都说憎恨坏事,但内心却全都喜欢干坏事。”

“您还在看坏书吗?”

“还在看。妈妈也在看,还把书藏到枕头底下,我就偷来看。”

“您这样作践自己不感到惭愧吗?”

“我宁愿毁掉自己。这里有一个男孩子,他躺在铁轨之间,火车在他上面开过。真是幸运儿!您听我说,您哥哥因为杀死了父亲要判罪了,可大家都感到很高兴,因为他杀死了父亲。”

“他杀死了父亲,大家却高兴?”

“高兴,大家都高兴!大家嘴上都说这件事太可怕了,但心里却非常高兴。我就第一个感到高兴。”

“您对大家的评价有一定道理。”阿廖沙轻轻地说。

“哎哟,您居然有这种想法!”丽莎高兴得尖声大叫,“您还算是个修士呢!说来您也不会相信,我是多么尊重您,阿廖沙,因为您从来不说谎。啊,我要跟您讲一讲我做了一个多么可笑的梦:我有时梦见许多鬼,好像是在夜里,我拿着蜡烛待在自己房间里,突然发现到处都是鬼,墙角里,桌子底下都是鬼,它们把门也打开了,门外也有一大群鬼,它们想进来抓我。眼看着它们已经走到我身边,已经动手抓了。我突然画起十字来,它们都退了下去,害怕了,但不肯离开,站在门口,站在角落里,等待着。这时候我真想破口大骂上帝,后来我真的开始骂上帝了,它们突然又蜂拥着向我扑来,它们高兴得手舞足蹈,眼看着又要抓住我了,我突然又画了个十字,它们又退了下去。好玩极了,乐得我气都喘不上来。”

“我也常做这样的梦。”阿廖沙突然说。

“是真的吗?”丽莎惊讶地大声叫道,“您听我说,阿廖沙,别取笑,这非常重要:难道两个不同的人会做相同的梦吗?”

“也许可能。”

“阿廖沙,我对您说,这非常重要,”丽莎惊讶万分地继续说道,“重要的不是梦本身,而是您能做我一样的梦。您从来也不对我说谎,现在您也别说谎:这是真的吗?您不是在取笑我吧?”

“是真的。”

丽莎不知为什么非常惊异,竟沉默了半分钟。

“阿廖沙,您要常来,要经常来看我。”她突然用一种哀求的语气说。

“我永远,一辈子都会来看您的。”阿廖沙坚定地回答。

“我只对您一个人说,”丽莎又开始说道,“我只对我自己说,还对您说,在这世界上我只对您一个人说。我对您说比对自己说更乐意。我在您面前一点儿也不感到害臊。阿廖沙,为什么我在您面前完全不害臊,一点儿也不害臊呢?阿廖沙,听说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时候把人家的孩子偷来杀掉,真有这样的事吗?”

“我不知道。”

“我有一本书,里面讲到某地审判一件案子,说有个犹太人先把一个四岁男孩的两只手上的手指都砍掉,然后把他钉在墙上,用钉子钉住,再十字撑开,后来他在法庭上说那男孩过了四小时很快就死了。多么快啊!还说那小男孩在呻吟,不停地呻吟,而他却站在那儿欣赏。这很好!”

“很好?”

“很好。我有时想,这是我自己把孩子活活钉死的。他悬挂在那儿不停地呻吟着,而我坐在他面前吃菠萝蜜饯。我很爱吃菠萝蜜饯。您喜欢吗?”

阿廖沙默默地看着她。她那苍白泛黄的脸突然变了样,眼睛闪闪发亮。

“您知道,我读了这个犹太人的故事以后,一整夜都哭得浑身哆嗦。我想象着那个小孩怎样哭喊和呻吟(四岁的男孩已经懂事了),可是吃菠萝蜜饯这个想法我怎么也摆脱不掉。早晨我给一个人写了封信,要他一定要到我这儿来。他来了,我忽然对他讲了小男孩和菠萝蜜饯的事,我全都讲了,全都说了,我还说‘这很好’。他突然笑着说,这确实很好,然后就站起来走了。总共坐了五分钟。他看不起我,是吗?您说,您说,阿廖沙,他是不是看不起我?”她在卧榻上挺直了身子,目光炯炯。

“请告诉我,”阿廖沙激动地说,“是您自己叫他来的,叫这个人来的吗?”

“是我自己。”

“您给他写了一封信?”

“写了。”

“就是问这件事,问这个孩子的事吗?”

“不,根本没有谈这件事,根本没有。但他一进来,我马上就问了这件事。他回答以后就笑了起来,然后站起来就离开了。”

“这个人对您的态度很诚实。”阿廖沙轻轻说。

“他是看不起我吗?是取笑我吗?”

“不,因为他自己说不定也相信菠萝蜜饯呢。他现在也病得很重,丽莎。”

“是的,他相信的。”丽莎的眼睛闪闪发光。

“他并没有看不起什么人,”阿廖沙继续说道,“他只是不相信任何人。既然他不相信,当然也就看不起别人了。”

“这么说来也包括我?包括我在内?”

“也包括您。”

“这很好。”丽莎似乎咬着牙说,“当他笑着走出去后,我就感到被人看不起是件好事。小男孩被砍掉手指也是好事,被人看不起也是好事……”

她对阿廖沙似乎有些恼恨,激动地笑了起来。

“您知道吗,阿廖沙,您知道吗,我想……阿廖沙,救救我!”她突然从卧榻上跳起来,向他跑过去,两只手紧紧抱住了他。“您救救我。”她几乎呻吟着说,“难道我会把对您说过的话跟世界上随便哪一个人说吗?我跟您说的是实话,实话,实话!我要自杀,因为我讨厌一切。我不想活了,我讨厌一切!我讨厌一切,我讨厌一切!阿廖沙,为什么您一点儿、一点儿也不爱我啦!”说到最后她几乎发疯了。

“不,我爱您!”阿廖沙热烈地回答。

“您会疼我吗?会哭吗?”

“会的。”

“不是因为我不愿意做您的妻子才哭,而是单纯地哭我,不为别的什么哭吗?”

“是的。”

“谢谢!我只需要您的眼泪。至于其他人,让他们尽管惩罚我,用脚践踏我,让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例外。因为我什么人都不爱。您听见没有,任何人都不爱!相反,我恨他们!去吧,阿廖沙,您该到哥哥那儿去了!”她突然从他怀里挣脱出来。

“怎么能让您这样留下来呢?”阿廖沙近乎恐惧地说。

“到您哥哥那儿去吧!监狱快要关门了,去吧!这是您的帽子!请您替我吻吻米佳,去吧,去吧!”

她几乎强行把阿廖沙推出门外。阿廖沙苦恼而困惑不解地望着她,突然他感到她往他右手里塞了一封信,那信折得又小又紧,还封了口。他一眼就看清了收信人姓名: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他迅速地看了看丽莎。她的脸色变得近乎严厉了。

“请您转交给他!一定要转交!”她发狂似的命令道,浑身在颤抖。“今天就交给他,马上给他,不然我就服毒自杀!我就是为这件事才叫您来的!”

她迅速关上门,只听得门闩哐啷一声。阿廖沙把信塞进口袋里,径直向楼梯走去,并没有去见霍赫拉科娃太太,甚至把她给忘记了。阿廖沙刚离开,丽莎马上拔开门闩,把门开了一道小小的缝,把一只手指塞进门缝,然后关上门,拼命夹住那手指。大约十秒钟后,她才抽回手,悄悄地慢慢走回自己的轮椅跟前,挺直身体坐了下来,仔细看着发黑的小手指以及指甲里面挤出来的血。她的嘴唇在颤抖,她很快地小声自言自语说:

“我卑鄙,卑鄙,卑鄙,卑鄙!”

四、颂歌和秘密

阿廖沙拉响监狱门铃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十一月份的白天怎会长呢)。天都黑了。但阿廖沙知道,他们会畅通无阻地放他进去看米佳的。这种情况无论在我们城里或别的地方到处都是一样的。预审结束以后,亲属和其他一些人要探望米佳起初自然要办理种种必要的手续,可是到了后来,不是说这类手续放松了,但至少对于某些来探望米佳的人来说似乎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某些例外。有时候甚至可以到指定的房间里与囚犯单独见面。不过这样的人并不多:只有格鲁申卡、阿廖沙和拉基京三个人。警察局长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本人对格鲁申卡就非常照顾。老头儿心里一直记着在莫克罗耶对她的严厉呵斥。后来他弄清了全部真相,于是便改变了对她的看法。事情也很奇怪:虽然他坚信米佳犯了罪,但自米佳入狱以来他对他的态度似乎越来越温和了:“也许他是个心肠不坏的人,但是因为酗酒和胡闹,他像瑞典人那样彻底完蛋了!”他原先的那种恐惧被怜悯所代替。至于阿廖沙,警察局长非常喜欢他,而且早就与他相识,而近来常去探望犯人的拉基京,按他的说法,则是“局长小姐”的知心朋友。他每天都在她们家里厮混。典狱长忠于职守,却是个和善的老人,他曾在典狱长家里授过课。阿廖沙更是典狱长的老朋友,关系非同一般,典狱长喜欢与他海阔天空地谈些“深奥的哲理”。对于伊凡·费奥多罗维奇这样的人,典狱长不仅尊重他,甚至有点怕他,当然主要是害怕他的观点,虽然他自己是一个大哲学家,当然是“无师自通”的哲学家。但是他对阿廖沙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好感。最近一年来老头儿恰好在钻研《福音外传》,还不时把自己的心得告诉这位忘年交。以前他甚至还到修道院找他,跟他和司祭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总之,如果阿廖沙去监狱晚了,只要他找一下典狱长,问题便立刻解决。何况监狱里上上下下的人对阿廖沙都已习惯了。至于看守,只要上级准许,自然也不会从中作梗。每当米佳听到传唤的时候,他就走出牢房,下楼来到指定会见的地方。阿廖沙走进房间时,恰好碰见拉基京,他正要离开米佳。他们俩说话声音很响。米佳一边送他,一边哈哈大笑,而拉基京则好像在嘟囔什么。拉基京一直不愿意见到阿廖沙,最近更加不想跟他见面,几乎不和他说话,甚至打招呼也显得很勉强。现在一看到阿廖沙进来,紧紧皱起了眉头,眼睛看着一旁,装作专心致志地扣那件又大又厚的皮领大衣的纽扣。接着又立即装作要寻找自己的那把雨伞。

“可别忘了自己的东西。”他无话找话地说。

“别人的东西你也别忘记啊!”米佳打趣说,紧接着又为自己这句俏皮话哈哈大笑起来。拉基京一听马上就发火了。

“这句话跟你们卡拉马佐夫家那些农奴主的崽子说吧,别对我拉基京说!”他突然大声喊道,气得浑身发抖。

“你怎么啦?我是开个玩笑!”米佳叫了起来,“呸,真见鬼!您瞧,他们全是这样,”他对阿廖沙说,朝迅速离开的拉基京摆了摆脑袋,“刚才坐在这儿还嘻嘻哈哈挺快活,可一下子又发起脾气来了。他甚至没有和你点头打招呼,你们怎么啦,吵翻了吗?你怎么这样晚才来?今天整整一个上午我都在等你,渴望见到你。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补回来的。”

“他怎么老上你这儿来?你和他成了朋友,是吗?”阿廖沙问,也朝拉基京走出去的门口摆了摆脑袋。

“和米哈伊尔成了朋友?不,没有的事。他算什么,是头蠢猪!他以为我……是个坏蛋。他们连开玩笑也不懂,他们的主要问题就在这里。他们决不会懂得玩笑。他们的心灵干巴巴的,又肤浅又枯燥,好比我刚才走进监狱时看到的墙壁一样。但他是个聪明人,聪明。唉,阿列克谢,我的脑袋算是完了。”

他坐到长凳上,让阿廖沙坐在他身边。

“是的,明天开庭。怎么样,难道你完全不抱希望了吗,哥哥?”阿廖沙怯生生地说。

“你说什么?”米佳似乎茫然地看了他一眼。“噢,你说的是开庭!真见鬼!直到今天我和你尽在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尽在谈这次开庭,可是最要紧的事却没有跟你谈过。是的,明天要开庭了。不过我说我的脑袋完了不是指开庭。脑袋倒是没有完蛋,可是脑袋里的东西全完了。你干吗脸上带着批评的神色看着我?”

“你指的是什么,米佳?”

“思想,思想,就是指这个!伦理学是什么?”

“伦理学?”阿廖沙惊讶地反问道。

“是的,是一门科学吗?”

“是的,有这样一门科学……不过……我得承认,找无法向你说清楚那是什么样的一门科学。”

“拉基京知道。他知道得很多,真他妈的见鬼!他不会去做教士的。他打算去彼得堡。他说,他要去写评论,不过要搞高尚的评论。他也许能做出点有益的事,给自己安排一个好的前程。嘿,他们是些猎取名利的好手!让伦理学见鬼去吧!我可完了,阿廖沙,我完了,我的好人!我爱你胜过所有的人。我一直为你牵肠挂肚的,就是这么回事。卡尔·贝尔纳是谁?”

“卡尔·贝尔纳?”阿廖沙又惊讶了。

“不,不是卡尔,等等,我说错了,是克洛特·贝尔纳。他是什么人?化学家吗?”

“大概是个学者,”阿廖沙回答,“不过,我得跟你说实话,关于他的情况我也说不出多少。只听说他是学者,至于是什么学者我就不清楚了。”

“那就让他见鬼去吧,我也说不清楚。”米佳骂开了,“很可能是个混蛋,他们都是混蛋。拉基京能爬上去的。拉基京无孔不入,也是个贝尔纳。嘿,这些贝尔纳!现在这种人多得很!”

“你怎么啦?”阿廖沙固执地问。

“他想写一篇关于我和我的案子的文章,企图以此在报界露一手。他来看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自己这样说了。他想使文章具有某种倾向性,说什么‘他不能不杀人,他是受了环境的毒害’,以及诸如此类,他这样跟我解释。他说要带点社会主义色彩。真是见他妈的鬼!带色彩就带色彩,我才不管呢。他不喜欢伊凡弟弟,恨他,他也不喜欢你。我也不撵他,因为他是个聪明人。不过他太狂妄了。我刚才还对他说过:‘卡拉马佐夫家的人不是混蛋,而是哲学家,因为真正的俄国人都是哲学家,你虽然上过大学,但不是哲学家,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听了只是恶狠狠地笑。我又对他说:关于思想是不必争论的,这句俏皮话精彩吗?至少我也会引经据典的勾当。”米佳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怎么就完了呢?就是你刚才说的?”阿廖沙打断他。

“为什么完了?哼!其实……如果从总体上来说——我可怜上帝,就是这个原因!”

“怎么可怜上帝?”

“您想想:在神经里面,在脑袋里,就是说在大脑里有这样一些神经(真是见它们的鬼!)……这些神经都有尾巴,小小的尾巴,只要那些小尾巴一哆嗦……也就是说,只要我用眼睛去看什么东西,你瞧,就像这样,那些小尾巴便颤动起来……它们一颤动,便出现一个形象,不是马上出现,而要等一会儿,一秒钟过后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不,不是什么情况——去它的情况吧,而是一个形象,也就是一个物体或事件,还有其他的鬼名堂——所以我才能够观察,然后能够思考……因为有这些小尾巴,完全不是因为我有灵魂,灵魂里有形象和模型,那全是胡说。弟弟,是米哈伊尔昨天才告诉我的,我简直就像是被火烫了一下。这门科学真太妙了,阿廖沙!一种新人将会出现,这我明白……但我还是可怜上帝!”

“那也很好吗。”阿廖沙说。

“指可怜上帝吗?是化学,老弟,是化学!没办法,教士大人,请您靠边站,化学来了!拉基京不爱上帝,他一点不爱!这是他们最大的弱点!但他们隐瞒,他们撒谎,装模作样。‘怎么,你想在批评栏目中宣传这种思想吗?’我问他。‘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他笑着说。我问:‘那么这样一来,人怎么办?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来世的生活,人会怎么样呢?难道说现在一切都是允许的,一切都是可以做了吗?’‘你还不知道吗?’他说着又笑了。他说:‘聪明人什么都可以干,聪明人会猎取种种好处,可是你呢,杀了人就完蛋了,只能烂在牢房里!’这话是他对我说的。真是头蠢猪!要是在以前,我早就把这种家伙赶走了。可现在我却听他说。他讲的许多话也有道理。他写的文章也很有见地。大约在一星期以前他给我读一篇文章,我特意从那里抄了三行,你等等,就在这里。”

米佳急急忙忙从背心的口袋里抽出一张纸,念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把自己的人格,与自己所处的现实分开。’你明白不明白?”

“不,我不明白。”阿廖沙说。

他好奇地一面仔细观察米佳一面听他说。

“我也不明白。晦涩,含糊不清,但很有见地。他说,‘现在大家都这样写,因为周围的环境是这样’……他们害怕环境。他还写诗,这个混蛋,赞美霍赫拉科娃的大腿,哈、哈、哈!”

“我听说了。”阿廖沙说。

“听说了?听过那首诗吗?”

“没有。”

“我这里有,我来读给你听。你还不知道,我没有对你说过,这件事说来话长。这个骗子!三个星期前他想惹我生气,他说:‘瞧你,为了三千卢布像傻瓜那样倒了大霉,我可要捞它个十五万,娶个寡妇,在彼得堡买一幢石头房子。’他还告诉我,他向霍赫拉科娃献殷勤,那女人年轻的时候就不那么聪明,而到了四十岁就完全没有头脑了。他说:‘而且太多愁善感,我就利用这一点来征服她。我娶了她,以后就把她带到彼得堡去,然后办一份报纸。’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上流出肮脏而贪婪的口水,这口水不是为霍赫拉科娃流的,而是为了那十五万卢布。他这些话我相信,我相信。他总来看我,天天来;他说,她快要上钩了。他高兴得忘乎所以。但忽然他被人家撵了出来:彼得·伊里奇·佩尔霍金占了上风,那家伙真行!真该好好吻吻这个蠢婆娘,因为她把他赶走了!当时他来看我,顺口编了这首歪诗。他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玷污自己的手,写诗勾引女人,就是说,为了做一件有益的事,我拿了这个蠢婆娘的钱就可以为民众造福。’他们能为任何下流行为找到崇高的辩解!他说:‘我写的诗终究比你的普希金好,因为在这首打油诗中我还融进了公民的悲哀。’他说普希金的那些话我还明白。就算他真的是个有才华的人,可是只会去描写女人的大腿!他还为那首打油诗感到自豪呢!他们的自尊心特别重,这样的自尊心!‘愿我心上人的病腿早日痊愈’——这是他想出来的标题——真是个机灵鬼!

“玉腿变了样,

“稍稍起肿胀!

“医生来治疗,

“药物不见效!

“玉腿非我好,

“普希金写得妙。

“我愁无头脑,

“理想不知晓。

“伊人刚解意,

“病腿来干扰,

“但愿快痊愈,

“头脑早开窍。

“他是猪,真正的猪,但这个混蛋编得还挺巧妙!而且真的把‘公民思想’硬塞了进去。他被撵出来后可真气坏了!简直恨得咬牙切齿!”

“他已经报过仇了。”阿廖沙说,“他写了一篇有关霍赫拉科娃的报道。”

阿廖沙匆匆给他讲了《传闻》报上的报道。

“这是他干的,肯定是他干的!”米佳皱着眉作了肯定,“这是他!这些报道……我也知道……他写了多少下流的东西,例如,关于格鲁莎的事情!……对另一个,对卡佳也是……哼!”

他心事重重地在房间里走了一圈。

“哥哥,我不能久留,”阿廖沙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说,“明天对你来说是个可怕的、重大的日子:上帝的裁判就要降临到你身上……可是我非常奇怪,你都还在踱步,不谈正事,天知道你在讲些什么……”

“不,你不必惊讶。”米佳激烈地打断他,“难道要我再谈那条臭不可闻的狗吗,是不是?谈杀人凶手?关于这个问题我和你谈得够多的了。我再也不想谈这条臭狗,斯梅尔佳夏娅的儿子!上帝会处死他的,你等着瞧吧,别说了!”

他激动地走到阿廖沙跟前,突然吻了吻他。他的双目闪闪发亮。

“拉基京就无法理解,”他开始说,似乎处于非常兴奋的状态,“可是你,你都会明白的。因此我才渴望见到你。你要知道,我早就想在这间四壁剥落的牢房里把我的想法向你和盘托出,但最主要的一句话我一直没有说:因为好像时候还没有到。现在我终于等到了这最后的时刻,可以把心里话统统告诉你。弟弟,最近两个月来我感觉到在自己身上产生了一个新人,一个新人在我身上复活了!他在我身上本来就存在,但如果没有这次晴天霹雳,他永远也不会出现。太可怕了!至于我要在矿井里用镐子挖二十年的矿,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我根本不用怕,我现在害怕的倒是另一件事:这个复活了的人千万别离开我!即使在那里,在地下的矿井里,在自己身边,在同样的苦役犯和杀人凶手身上,也可以找到一颗人的心,并和它亲密无间,因为那里也可以生活,可以爱,可以感受痛苦!可以使囚徒身上那颗枯萎的心再生和复活,可以成年累月照顾他,最终摆脱罪恶的深渊走向光明,培育出高尚的心灵,慈悲的胸怀,使天使再生,让英雄复活!这样的人很多,成百上千,我们大家都对他们有罪!为什么我在那样的时刻会梦见了‘娃娃’呢?‘为什么娃娃那么可怜?’这是那时刻向我发出的预言!我要为‘娃娃’而去受苦。因为大家对所有人都有罪。对所有的‘娃娃’都有罪,因为有小的孩子,也有大的孩子。大家都是‘娃娃’。我为大家去受苦,因为总要有一个人为大家去受苦。我没有杀死父亲,但我应该去。我认罪!这个道理我是在这里,在四壁剥落的牢房里悟出来的……这样的人很多,成千上万,他们都在地下,手里拿着铁镐。是的,我们会戴上镣铐,我们将失去自由,但那时我们将通过巨大的痛苦重新复活,获得欢乐,没有欢乐人是没法活的,上帝也不可能存在,因为上帝赋予欢乐,这是他的特权,伟大的特权……上帝啊,就让人在祈祷中升华吧!如果没有上帝,将来我在地下怎么活呢?拉基京在胡说八道:如果把上帝从地上赶走,我们就在地下迎接他!犯人离开了上帝是无法生存的,甚至比自由的人更不可能生存!到那时候我们这些地下的人将从地球的深处给拥有欢乐的上帝唱悲壮的颂歌!上帝和他的欢乐万岁!我爱他!”

米佳发完这番古怪的宏论后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他脸色苍白,嘴唇颤抖,泪水从眼眶里滚了出来。

“不,生命是无所不在的,就是在地下也有生命!”他又开始说,“说来你也许不会相信,阿廖沙,现在我是多么想活下去,就在这四壁剥落的牢房里,对于生存和意识我心中产生了多么强烈的渴望!拉基京是理解不了的,他一心想着要造一幢房子,招徕房客。但是我一直在等你来。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即使有无穷无尽的痛苦,我也不怕了,以前怕,现在不怕了。你要知道,审讯时也许我不愿意回答问题……看来,我身上有足够的力量,我可以战胜一切,战胜一切痛苦,以便时时刻刻都能对自己说:我存在!在万千痛苦中我存在,在精神上痛苦得我浑身抽搐,但我存在!我坐在柱塔里苦修,但我存在,我能看到太阳,即使看不到太阳,那我也知道它是存在的。而知道太阳是存在的,这已经是全部生命了。阿廖沙,你是我的天使,各种各样的哲学使我苦恼不堪,让它们都见鬼去吧!伊凡弟弟……”

“伊凡哥哥怎样?”阿廖沙打断他说,但米佳没有听见。

“你瞧,我原来根本没有这些怀疑,但它们潜伏在我心里。也许正因为这些潜在的思想在作祟,所以我才酗酒,斗殴,发狂。斗殴是为了缓解这些思想,为了平息和抑止它们。伊凡弟弟不是拉基京,他对思想秘而不宣。伊凡弟弟是斯芬克斯,他沉默,一直沉默不语。而上帝的问题却使我痛苦不堪。只有这个问题使我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如果上帝不存在,那怎么办?拉基京说——这是人类凭空臆造出来的一个观念——如果他的话是对的,那又怎么办?如果上帝真的不存在,那么人便成了世界的主宰、宇宙的主宰。真是太妙了!但是如果没有上帝,人怎能行善呢?这才是问题!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那时候叫人去爱谁?叫他去感谢谁,向谁唱颂歌呢?拉基京听了直笑。拉基京说,没有上帝也可以爱人类。只有黄口小儿才会这样说,但我却无法理解。拉基京活得很轻松。他今天对我说:‘你最好关心怎样扩大人的公民权,或者不让牛肉涨价;这样就比用各种各样的哲学去爱人类更加直接简便。’我回敬他说:‘如果没有上帝,而你手里有牛肉的话,你自己就会提高它的价格,用一个戈比赚回一个卢布。’他生气了。什么是美德?你告诉我,阿廖沙。我有我的美德,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美德,就是说,美德是相对的东西。是不是?是不是相对的?这个问题很促狭!如果我说这个问题使我两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要笑话我。我现在感到奇怪的是人们活着而一点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完全在空忙!伊凡心里没有上帝。他有思想。我这样的水平理解不了。但他不说。我想他是共济会会员。我问过他,但他不说。我想在他的泉眼里喝一点水——可他滴水不漏。只有一次他说了一句话。”

“说了什么?”阿廖沙急忙问。

“我对他说:如果是这样,那一切都可以做吗?他皱起眉说:‘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我们的爸爸,是头猪,但他的想法是对的。’他就是这样信口胡说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已经比拉基京更彻底了。”

“是的。”阿廖沙痛苦地承认,“他什么时候到你这儿来的?”

“这以后再说,现在谈别的。到目前为止关于伊凡的情况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告诉过你。我要等到最后再说。等我的案子结束并宣布判决之后我再告诉你一些情况,把一切都告诉你。这里有一件可怕的事……在这件事情上你将是我的裁判官。现在先不谈这件事吧,你什么也别说。你刚才说起明天的事,出庭的事情,你信不信,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和那个律师谈过吗?”

“律师有什么屁用?我对他都说了。他是个圆滑的家伙,京油子贝尔纳!他一点儿也不相信我。他坚信是我杀的,你想想。我看得清清楚楚。我问他:‘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还来为我辩护呢?’我才瞧不起他们呢!还请来了医生,想证明我是疯子。我决不允许!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想彻底尽到‘自己的责任’。真是费了很大的劲!”米佳苦笑了一下。“她是只猫!心肠可狠了!她也知道我当时在莫克罗耶说过她是个‘性情暴躁’的女人!这句话也传到了她耳朵里。是的,证词越来越多,就像海滩上的沙子!格里戈里死不改口。格里戈里是个老实人,但是个傻瓜。许多人所以老实就因为是傻瓜。这是拉基京的想法。格里戈里成了我的对头。有的人做你的对头要比做朋友更好。我这是指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我害怕,啊,我害怕她在法庭上会讲出她借了四千五百卢布以后跪下来向我磕头的事。她会彻底还清欠债,最后一文钱都交出来。我不需要她的牺牲!他们在法庭上会羞辱我的!我一定要经受住!你到她那儿去一次,阿廖沙,请她在法庭上别提这件事。不行吗?真见鬼,反正也无所谓,我会经受得住的!也不用可怜她。是她自己愿意。我这个贼是自作自受。阿列克谢,我也有话要说的,”他又苦笑了一下。“只是……只是格鲁莎,格鲁莎,天哪!现在她为什么要甘愿忍受这样的痛苦!”他突然含着眼泪大声喊道,“格鲁莎使我痛苦万分,一想到她我就痛苦万分,痛苦极了!她刚才在我这儿……”

“她对我说了,你今天使她非常伤心。”

“我知道。我的脾气真糟糕!我吃醋了!送她走的时候我就后悔了,吻了她。但我没有请求原谅。”

“为什么你不请求原谅?”阿廖沙叫了起来。

米佳忽然几乎是快活地大笑起来。

“上帝保佑你,可爱的小家伙,什么时候你为了自己的过失去向心爱的女人请求宽恕吧!无论你在心爱的女人面前有什么错,向心爱的女人请求宽恕是不行的!因为女人,老弟,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对她们我至少还是了解的!要是你试图在她面前承认错误,‘我错了,请原谅,对不起’,那么责备的话就会倾盆大雨般地向你袭来!她无论如何也不会直截了当和干干脆脆地原谅你,而要把你贬得像块抹布,连没有的事也要强加到你头上,什么事都要提起,什么也不会忘记,还要添油加醋,到了最后才会原谅你。这还是她们中间最好,最好的呢!她会把陈谷子烂芝麻都挖出来统统撒到你的头上——我对你说,她们恨不得扒掉你一层皮,所有的女人,所有的安琪儿都是如此,无一例外,而离开了这些安琪儿我们却无法生活!你瞧,亲爱的,我坦率而干脆地告诉你:任何一个正派的男人都应该怕一个女人。这是我的信念;唉,不是信念,而是感觉。男人应该豁达大度,这不会丢男人的脸。甚至不会丢一个英雄的脸,不会丢恺撒的脸!尽管如此,你还是不要请求原谅,永远不要求饶,不要求饶。你要记住这条规则:这是毁在女人手里的米佳哥哥教你的。不,我最好还是不去求饶,而是用其他方式来报答格鲁莎。我敬仰她,阿廖沙,我崇拜她!但她却看不到这一点,她总嫌我爱得不够。因此她折磨我,用爱情来折磨我。过去有什么可说的呢!过去折磨我的只是那些性感十足的曲线,而现在我把她的整个心灵都融合在自己的心灵里,并且通过她才变成了人!他们会让我们结婚吗?不然我会伤心死的。现在每天总是做这类的梦……关于我,她对你说了些什么?”

阿廖沙把格鲁申卡刚才讲的话复述了一遍。米佳听得很仔细,许多地方还反复问了,最后他感到满意。

“她没有因为我吃醋而生气。”他感叹地说,“她是个真正的女人!‘我这个人的心是残酷的’。嘿,我就喜欢这样残酷的女人,虽然我不能容忍吃我的醋,不能容忍!我们会打架的。但仍然爱她——我将无限地爱她。他们会让我们结婚吗?难道他们会让犯人结婚?这是一个问题。可是没有她我是无法活下去的……”

米佳神色阴郁地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房间里几乎都快黑了。他突然变得焦躁不安。

“她说其中有秘密,是吗?我们三个人联合起来反对她,‘卡佳’也参加了,是吗?不,格鲁申卡老弟,不是这么回事。你这是搞错了,犯了一个女人犯的愚蠢的错误!阿廖沙,亲爱的,唉,管它呢!我把我们的秘密告诉你吧!”

他朝四周张望了一下,迅速走到站在他面前的阿廖沙身边,带着神秘的表情悄悄地对他说了起来,虽然实际上谁也听不见他们的谈话:一个老年看守在角落里的长凳上打瞌睡,站岗的哨兵是连一句话也听不到的。

“我把我们的全部秘密都告诉你。”米佳赶紧悄悄地说,“我原想以后再说,因为离开了你难道我能作出什么决定吗?你是我的一切。我虽然说伊凡的水平比我们高,但你是我的天使。只有你的决定才算数。也许,你才是最高明的人,而不是伊凡。你瞧,这件事涉及到良心,最高的良心——这个秘密事关重大,我一个人是应付不了的,因而一直拖着,等你来解决。但是现在决定还为时过早,因为要等判决。等判决下来了,你再来决定我的命运吧。现在你别决定;我现在告诉你,你听着,但别作决定,你站着别吭声。我向你透露的不是全部情况。我只告诉你总的思想,不谈细节,而你别作声。既不要提问题,也不要动,同意吗?不过,天哪,我怎么能躲过你的眼睛呢?我就怕你的眼睛会说出你的决定的,尽管你一声不吭。嘿,我真怕!阿廖沙,你听着,伊凡弟弟建议我逃跑。细节我不说了:一切都估计到了,一切都能事先安排好的。你别说,别作决定。和格鲁莎一起到美国去。我离开了格鲁莎就没法活!如果不准她到我那儿去又怎么办呢?难道犯人可以结婚吗?伊凡弟弟说是不可以的。如果没有格鲁莎我在地下拿着镐子又有什么意思呢?我只能用镐子砸碎自己的脑袋!从另一方面说,良心又会怎样?我不是逃避了受苦吗!原来接受了上帝的旨意——我又否定了它,原来摆着一条净化自己的道路——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伊凡说,如果‘有良好的意向,在美国可以比在地下做更多有益的事’。可是我们地下的颂歌到哪儿去唱呢?美国算什么,美国无非又是无谓的瞎忙!我想,在美国也有许多坑蒙拐骗的事情。我逃避了上十字架!因此我对你说这件事情,阿列克谢,因为只有你一个人能理解,别人无法理解。我对你讲的关于颂歌的事情对别人来说都是蠢话、梦呓。人家会说,他不是疯了,就是傻瓜。我没有疯,也不傻。伊凡也能理解关于颂歌的想法。唉,他明白,只是他不作回答,保持沉默。他不相信颂歌。你别说,别说:我已经看到你的目光,你已经作出了决定!你现在先别作决定,可怜可怜我吧,我离开了格鲁莎是不能活的。等到宣判以后你再说吧!”

米佳发狂似的说完这些话。他双手抓住阿廖沙的肩膀,用如饥似渴的狂热的目光一个劲地盯着阿廖沙的眼睛。

“难道犯人可以结婚吗?”他用祈求的口吻第三次问道。

阿廖沙异常愕然地听着,他大为震惊。

“我只问一句话,”他说,“伊凡是不是非这样做不可?谁首先想出来的?”

“是他,是他想出来,他坚持要这样做!他一直没有来看我,一星期以前突然来了,一开头就谈这件事。他非常固执。他不是请求我,而是对我下命令。他毫不怀疑我会听他的,虽然我对他像对你一样把心都掏出来了,也谈到了颂歌。他告诉了我如何安排,所有信息都收集了,但这些以后再说。他迫不及待地想干。主要问题是钱:他说,一万卢布给你作逃跑用,二万卢布作去美国的路费,他说,我们用一万卢布可以安排一次万无一失的越狱逃跑。”

“他绝对不许转告我吗?”阿廖沙又重新问了一遍。

“绝对不许,对谁都别说,主要是不能对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对你说。他大概是担心你会像良心一样出现在我面前。你不要对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了。喂,你可不能说呀!”

“你说得对,”阿廖沙断定说,“在法庭判决以前是不可能作出决定的。判决以后你自己会作出决定;那时你会在自己身上发现一个新人,他会作出决定的。”

“一个新人,或者是贝尔纳,他就会用贝尔纳的方式作出决定。因为看来我自己就是卑鄙的贝尔纳!”米佳咧开嘴苦笑着。

“哥哥,难道你就一点儿也不指望能证明自己无罪吗?”

米佳痉挛似的耸了耸肩,摇了摇头。

“阿廖沙,亲爱的,你该走了!”米佳突然着急起来,“典狱长在外面叫了,马上就会到这里来的。太晚了,我们违反了规定。你赶快拥抱我,吻我,祝福我,亲爱的,为明天的十字架而祝福我……”

他们俩拥抱在一起,互相吻了一下。

“可是伊凡提出要逃跑,而自己却相信是我杀了人!”米佳忽然说。

他的嘴角上勉强露出伤心的苦笑。

“你问过他了?他信还是不信?”阿廖沙问。

“没有,我没有问过,我曾经想问他,但我没问,缺乏勇气。不过问不问也无所谓了,根据眼神我也能看出来。好,再见吧!”

他们又匆匆忙忙吻了一下,阿廖沙刚要走出去,突然米佳又叫住了他:

“你站在我面前,就这样。”

他又用双手紧紧抓住阿廖沙的肩膀。他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因此在黑暗中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嘴唇扭歪了,眼光死死盯着阿廖沙。

“阿廖沙,你就像在上帝面前那样对我说句老实话:你相信我杀了人,还是不相信?你,是说你自己,信还是不信?说老实话,别扯谎!”他发狂似的对他吼道。

阿廖沙似乎打了一个踉跄,但他感到,他的心好像给一把尖刀扎了一下。

“别问了,你何必……”他不知所措地嗫嚅说。“讲真话,别扯谎!”米佳重复说。

“我一分钟也没有相信过你是杀人凶手。”阿廖沙突然用颤抖的声音迸出了这句发自肺腑的话,他举起右手,似乎要召唤上帝来为他的话作证。米佳的脸上顿时洋溢出幸福的神采。

“谢谢你!”他拉长声调说,好像苏醒以后发出的一声长叹息。“现在你使我获得了新生……你相信吗,至今为止我很怕问你,因为问的是你啊,是你啊!好,走吧,走吧!你使我对明天充满了信心,愿上帝赐福予你!好,去吧。你要爱伊凡!”米佳突然又迸出了最后这句话。

阿廖沙走出来时泪流满面。米佳居然这样多疑,甚至对他,对阿廖沙也这样不信任——这一切突然使阿廖沙看到了他不幸的哥哥心灵深处无法摆脱的巨大痛苦和绝望,这是他过去从未想到的。一种深深的同情顿时控制了他,使他感到非常痛苦。他那颗被刺伤的心疼痛难耐。“要爱伊凡!”——他突然想起了米佳刚才讲的话。现在他就是要到伊凡那儿去。早晨要去见伊凡的时候他感到可怕,伊凡给他的折磨不比米佳少,而现在,在与米佳会面之后,这种折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厉害了。

五、不是你,不是你

在去伊凡那儿的路上他经过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住的那幢房子。窗户里还亮着灯光。他忽然停了下来,决定进去看看。他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见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了。但他现在不禁想起,伊凡可能在她那里,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日子的前夜。他拉响了门铃,登上了由一盏昏暗的中国灯笼照明的楼梯,看到从楼上走下来一个人,走近以后才认出是哥哥。他显然是刚从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儿出来。

“哎哟,原来是你。”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冷淡地说。“好,再见。你找她吗?”

“是的。”

“我劝你别去。她现在心里乱着呢,你会使她情绪更坏。”

“不,不!”从楼上骤然打开的房门里突然传来了叫喊声,“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您是从他那儿来吗?”

“是的,我刚去看过他。”

“他要你带什么话吗?请进来,阿廖沙,还有您,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一定要回来,一定要回来!听——见——了——吗!”

卡佳的话有一种命令的口吻,伊凡·费奥多罗维奇迟疑片刻之后,还是决定和阿廖沙一起再上楼去。

“她在偷听!”他恼怒地自言自语说,但阿廖沙还是听到了。

“请允许我不脱大衣吧。”伊凡进入客厅后说,“我不坐了,我最多呆一分钟。”

“请坐,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说,自己却仍然站在那儿。在这段时间内她变化不大,但她那乌黑的眼睛闪烁着不祥的火花。阿廖沙后来记得,她在那一刻显得特别美丽。

“他有什么话要你转达?”

“只有一件事,”阿廖沙直率地看着她说,“请您怜惜自己,在法庭上一点儿也不要提……”他有点儿迟疑不决地说,“在那个城市里……你们初次相识的时候……在你们之间发生的事情……”

“噢,这是指为了他那笔钱我向他磕头的事吧!”她说着伤心地大笑。“怎么,他是替自己还是替我担心,啊?他要我怜惜——怜惜谁呢?怜惜他,还是我?您说呀,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

阿廖沙全神贯注地看着她,力图理解她的意思。

“既怜惜您自己,也怜惜他。”他轻轻地说。

“原——来——是——这——样。”不知为什么她恶狠狠地一字一顿说,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您还不了解我,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她厉声说,“而且我对自己也还不了解。也许在明天的审讯之后您要用脚把我踩死。”

“您要如实地作证,”阿廖沙说,“这就够了。”

“女人常常是不诚实的。”她咬牙切齿说,“一小时以前我还觉得跟这个恶棍……跟这个像毒蛇一样的坏蛋……接触是件可怕的事……可现在却不同,他对我来说终究还是一个人!他究竟有没有杀人?是他杀的吗?”她突然迅速转向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歇斯底里大叫起来。阿廖沙一下子明白了,这个问题她已经向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提出过了,也许就在他来之前的一分钟,而且不是第一次,而是上百次了,最后他们两人还吵了一通。

“我找过斯梅尔佳科夫……这是你,是你使我相信他是弑父凶手。我只相信你一个人!”她一直对着伊凡·费奥多罗维奇说。而他似乎勉强地苦笑了一下。阿廖沙听到她用“你”称呼,浑身哆嗦了一下。他没有想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这样亲密了。

“好了,够了,”伊凡断然说,“我走了,明天再来。”他马上转身走出房间,径直向楼梯走去。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突然以一种命令的姿势抓住了阿廖沙的两只手。

“您快跟着他!追上他!一分钟也不能让他单独行动,”她急促地轻声说,“他疯了。您不知他疯了吗?他有热病,神经性的热病!是医生告诉我的。您快走,快跟随着他跑……”

阿廖沙跃身而起,冲出去追赶伊凡。他还没有走出五十步。

“你要干什么?”伊凡看到阿廖沙在追他,突然转身问他,“她吩咐你跟着我,因为我疯了。这些话我都能背出来了。”他怒气冲冲补充了一句。

“她当然是搞错了,但她说你有病是对的。”阿廖沙说,“我刚才在她家里观察了你的脸:你的脸色很不好,非常不好,伊凡!”

伊凡径自走着,没有停下脚步。阿廖沙跟在他的后面。

“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你知道人是怎样发疯的吗?”伊凡问他的口气一下子变得平静了,已经完全没有恼怒,好像纯粹是出于一种最天真的好奇。

“不,我不知道,我想发疯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一个人能自己觉察自己要发疯吗?”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觉察的。”阿廖沙诧异地回答。伊凡沉默了半分钟。

“如果你想和我谈话,那么就请你换个话题。”他突然说。

“这封信先给你,免得忘了。”阿廖沙有点畏怯地说,从口袋里掏出丽莎的信递给他,这时候他们恰好走到了路灯下。伊凡立刻认出了笔迹。

“啊,这是那个小鬼写的!”他恶狠狠大笑起来,连信封也不拆开就突然把信撕成碎片,迎风撒去。纸片飞散开来。

“好像还不到十六岁,就已经主动送上来了!”他轻蔑地说,又继续往前走。

“怎么主动送上来了?”阿廖沙惊讶地说。

“很清楚,就像荡妇那样主动送上门来。”

“你这是什么话,伊凡,你这是什么话?”阿廖沙伤心而又激烈地为她辩护起来,“她还是个孩子,你这是在侮辱一个孩子!她有病,她本身病得很重,也许她疯了……我不能不把她的信转交给你……我甚至还想向你打听……怎样救她……”

“你从我这儿什么也打听不到的。既然她是孩子,那我不是她的保姆。你别说了,阿列克谢。别再谈了。我甚至都不愿想这件事。”

他们又沉默了约摸一分钟。

“她今天整夜都会向圣母祈祷,求圣母指点她明天在法庭上应该怎么办。”他又突然生硬而恼怒地说。

“你……你是指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吗?”

“是的。不知道她是米佳的救星还是克星。她祈祷上帝给她启示。您瞧,她自己也还不知道呢,还来不及作好准备。她也把我当做保姆,希望我像哄孩子一样去哄她!”

“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是爱你的,哥哥。”阿廖沙伤感地说。

“可能。但我对她没有兴趣。”

“她很痛苦。为什么你对她说些……有时候说些……使她抱有希望的话呢?”阿廖沙用怯生生的责备口吻继续说,“我可是知道的,是你给了她这样的希望。请原谅我这样说。”他补充了一句。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采取正常的行动,不能断绝关系并直接告诉她!”伊凡气愤地说,“要等到对杀人凶手的判决下来以后才能行动。如果我现在和她断绝关系,她出于对我的报复心理会在明天的法庭上将那个恶棍置于死地,因为她恨他,而且她也知道自己恨他。一切都是虚伪,虚伪加虚伪!而现在,我尚未和她决裂,她总还抱有希望,便不会去加害于那个恶棍,因为她知道,我想把他从灾难中救出来。只是不知道这可恶的判决什么时候才宣布啊!”

“杀人凶手”和“恶棍”这些词语深深刺痛了阿廖沙的心。

“她怎么能危害哥哥呢?”他问道,想努力领会伊凡这些话的含义,“她能提出什么重要的证据使米佳就此完蛋呢?”

“你还不知道。她手上有一份材料,是米佳亲笔写的,可以数学般精确地证明是他杀死了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

“这不可能!”阿廖沙惊呼起来。

“怎么不可能?我亲自读过了。”

“这样的材料不可能有!”阿廖沙激动地重复说,“不可能,因为杀人凶手不是他。不是他杀死了父亲的,不是他!”

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突然站住了。

“依您看,杀人凶手是谁呢?”不知怎的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地问,提问的口气甚至显得有点傲慢。

“你自己知道是谁。”阿廖沙真诚地轻声说道。

“谁?你说是那个神经错乱患癫痫的白痴?是他杀的?是斯梅尔佳科夫?”

阿廖沙突然感到浑身在打战。

“你自己知道是谁。”他无力地迸出这句话。他都喘不过气来了。

“是谁,谁?”伊凡几乎是狂怒地叫了起来。种种镇静沉着的神态顿时消失了。

“我只知道一点,”阿廖沙还是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杀死父亲的不是你。”

“‘不是你’!‘不是你’是什么意思?”伊凡愣住了。

“不是你杀死了父亲,不是你!”阿廖沙坚决地重复说。

沉默持续了约半分钟。

“我自己也知道不是我,你在说梦话吧?”伊凡惨淡一笑。他似乎双眼紧盯住阿廖沙。两人又在一盏路灯下站住了。

“不,伊凡,你有好几次对自己说过你是杀人凶手。”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到莫斯科去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伊凡完全慌了神,嗫嚅着说。

“在这可怕的两个月里,当你一人独处的时候,你对自己说过好多次了。”阿廖沙依然一字一句地轻声说。但他说这些话似乎是身不由己的,似乎是无意的,而是屈从于某种无法抗拒的天意。“你责备自己并且承认杀人凶手就是你。但杀人的不是你,你错了,你不是杀人凶手,你听见我的话了吗,不是你!这是上帝派我来对你说这句话的。”

两人都不说话了。这沉默延续了足足有一分钟。两人站在那儿,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两人脸色煞白。突然伊凡浑身哆嗦起来,紧紧抓住了阿廖沙的肩膀。

“你到我那儿去过!”他用咬牙切齿的耳语说,“夜里他到我那儿去的时候,你也去了……你说实话,你见到他了吗,见到了吗?”

“你说的是谁……是米佳?”阿廖沙困惑不解地问道。

“不是他,让那恶棍见鬼去吧!”伊凡疯狂地大叫,“你莫非知道他常来找我?你是怎样知道的,你说!”

“他是谁?我不知道你讲的是谁。”阿廖沙惊恐地喃喃地说。

“不,你是知道的……要不然你怎么能……你不可能不知道的……”

但突然他似乎镇静下来了。他站在那儿,仿佛在考虑什么问题。奇怪的苦笑扭歪了他的嘴唇。

“哥哥,”阿廖沙又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对你讲这些是因为你会相信我的话,这我知道。我一辈子都可以对你讲这句话:不是你!你听见了吗?一辈子!这是上帝吩咐我一定要对你讲的,哪怕从此以后你永远恨我也不在乎……”

但是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显然已经完全控制住自己了。

“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他面带一丝冷笑说,“我无法容忍先知和癫痫患者,更不用说是上帝的使者,这您太清楚了。从此刻起我和您断绝关系,而且看来将是永远决裂。现在,就在这十字路口,请您离开我。再说您回家也该走这条路。今天您千万别到我那儿去!您听见了没有?”

他转过身子,迈开坚定的步伐,头也不回地径直向前走去。

“哥哥,”阿廖沙朝他身后喊道,“如果你今天有什么情况,你首先应该想到我……”

但伊凡没有回答。阿廖沙站在十字路口的路灯下,直到伊凡完全消失在黑暗中。然后他转过身来,慢慢地沿着一条小胡同回家。他和伊凡两人都单独租房,住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俩谁也不愿意住在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留下的空房子里。阿廖沙在一户小市民家里租了一个备有家具的房间,而伊凡住在离他颇远的地方,在一幢漂亮的住宅里租了一间宽敞舒适的厢房,那幢房子是属于一个不算贫穷的官员的遗孀的。但在整个厢房里服侍他的只有一个年迈耳聋的老太婆,她浑身关节酸痛,晚上六时上床,早上六时起床。在这两个月里,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生活上出奇的随便,非常喜欢一人独处。他甚至亲自收拾自己住的那个房间,而其余的房间则很少进去。他走到大门口,已经抓起了门铃的把手,却突然又停住了。他感到自己浑身还在哆嗦。突然他放开了门铃的把手,啐了一口,回过头来,快步朝着城市的另一端,相反方向的那一头走去。他要去的那地方离他住所约有两俄里,是一间用木头建成的、摇摇欲坠的小房子。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原来的邻居,玛丽娅·康德拉季耶芙娜就住在这里。原先她常到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家的厨房里讨汤吃,当时斯梅尔佳科夫还弹着吉他为她唱歌。她已经把原来的房子卖了,现在和母亲一起住在一间类似农舍的小屋里,而病得气息奄奄的斯梅尔佳科夫自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死后就马上搬到她们那儿去住了。现在,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在一种突如其来的无法抑止的想法驱使下,就是去找他的。

六、与斯梅尔佳科夫的第一次会面

伊凡·费奥多罗维奇自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这已经是第三次去找斯梅尔佳科夫谈话了。悲剧发生以后他第一次见到他并和他谈话是在他回来的当天。过了两星期,他又去看了他一次。但在第二次以后他不再去和斯梅尔佳科夫见面,因此他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他,也几乎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直到父亲死后的第五天才从莫斯科赶回来,因此他也没有见到父亲的灵柩:葬礼恰好是在他回来的前一天举行的。伊凡·费奥多罗维奇迟到的原因是阿廖沙不知道他在莫斯科的确切地址,为了发电报给他,就去找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而她也不清楚,便给自己的姐姐和姑妈发了电报,她以为伊凡一到莫斯科便会去找她们的。不料他到莫斯科后直到第四天才去见她们。他一看到电报,自然心急火燎地马上赶回来了。回到我们这里以后,他第一个遇到的是阿廖沙,但与他交谈之后他感到非常惊讶,因为阿廖沙对米佳都不愿有什么怀疑,却直截了当地指出斯梅尔佳科夫是杀人凶手,这与我们城里的众多看法截然相反。后来他又见了警察局长和检察官,了解了起诉和逮捕的种种详细情况,他对阿廖沙更是感到奇怪,认为他的看法仅仅是出于极端强烈的手足之情和他对米佳的同情。伊凡知道阿廖沙非常爱米佳。顺便提一下,我们用两句话来概括伊凡对自己哥哥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感情:他绝对不喜欢他,至多也仅仅有时对他表示一点同情,但即使同情也掺杂着极大的蔑视,甚至近乎憎恶。米佳整个人,甚至连他的外貌都使他非常讨厌。即便卡捷琳娜·伊凡诺荚娜爱米佳这件事,他也感到气愤。不过他回来的当天就和正在受审查的米佳见了面。这次见面不仅没有扭转他认为米佳有罪的看法,反而使他更加确信了。他当时发现米佳焦躁不安,处于一种病态的激动之中。米佳的话很多,但显得心不在焉,东拉西扯。他的话非常尖刻,指控斯梅尔佳科夫是杀人凶手,但又语无伦次。他谈得最多的还是死者从他那儿“偷走”的三千卢布。“钱是我的,是我的钱,”米佳反复说,“即使我偷了,那我也有我的道理。”对于一切不利于他的证据他几乎不加争辩,即使对一些事实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也说得非常混乱和荒谬——总之,他似乎根本不想在伊凡或别人面前为自己辩白,相反,他只是生气,傲慢地蔑视对他的指控,一味光火、谩骂,对于格里戈里所提供的门是开着的证词,只是报以轻蔑的嘲笑,说那门是“鬼打开的”。对这一事实他提不出任何前后一贯的解释。他甚至在第一次与伊凡会面时还侮辱了他,粗暴地对他说,那些主张“一切都可以做”的人根本没有资格怀疑他和盘问他。总之这一次他对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很不友好。这次跟米佳见面之后,伊凡就立刻去找了斯梅尔佳科夫。

还在从莫斯科回来的火车上,他就一直在琢磨斯梅尔佳科夫这个人以及离开前夕和他的最后一次谈话。许多事情使他不安,许多迹象令人生疑。但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在向法院侦查员提供证词的时候,暂时没有提到那次谈话。他要等到与斯梅尔佳科夫见面以后再说。斯梅尔佳科夫当时住在市立医院里。赫尔岑斯图勃医生和在医院里接待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的瓦尔温斯基医生针对他再三的提问断然回答说,斯梅尔佳科夫的癫痫病是确凿无疑的,对他提出的“他会不会在发生惨祸的那天假装发病”这个问题感到奇怪。他们向他解释,这次发病非同寻常,反复多次,持续了好几天,因此病人的生命一度非常危险,只是采取了种种措施以后,现在才可以肯定说病人能够活下来。赫尔岑斯图勃还补充说,他的智力很可能部分地受到了损害,“如果不是一辈子,那也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对于伊凡·费奥多罗维奇那个迫不及待的问题:“这么说来,他现在是疯了?”他们回答说:“还不完全是这样,但已经出现了某些不正常现象。”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决定亲自去看一看他有哪些不正常现象。医院里立刻同意他进去会见。斯梅尔佳科夫住在隔离病房,躺在床上。他旁边还有一张病床,病人是一个气息奄奄的小市民,他生了水肿病,浑身发肿,看来活不过明天或者后天了。他是不会妨碍他们谈话的。斯梅尔佳科夫见到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之后,不信任地咧开嘴笑了笑,在最初的一瞬间好像有点胆怯的样子。至少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有过这样的感觉。但这只不过是在一瞬间,而在其余的时间里,斯梅尔佳科夫反倒十分镇静,这使他感到吃惊。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一看到斯梅尔佳科夫就毫不怀疑地相信他的确病得很重:他很衰弱,说话缓慢,似乎连转动舌头都有困难;他的脸变得很瘦、很黄。在二十来分钟的探望时间内他一直抱怨头痛和四肢酸痛。他那阉人似的干瘦的脸变得好像小了许多,鬓发蓬乱,额头上的鬈发不见了,只剩下细细的一撮头发向上翘着。但是那微微眯缝、似乎有所暗示的左眼还表示他仍然是原先那个斯梅尔佳科夫。“跟聪明人谈谈也是很有趣的”,伊凡·费奥多罗维奇马上想起了这句话。他在他脚旁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斯梅尔佳科夫在床上吃力地挪动了一下身子,但没有先开口说话,沉默着,而且他的目光似乎也没有露出过于好奇的神色。

“可以和我谈谈吗?”伊凡·费奥多罗维奇问,“我不会累着你的。”

“完全可以。”斯梅尔佳科夫用微弱的声音没精打采地说,“您早就回来了吗?”他宽容地补充了一句,似乎在鼓励不好意思的来访者。

“今天刚回来……要应付你们这里的麻烦事。”

斯梅尔佳科夫叹了一口气。

“你有什么好叹气的,你不是都料到了?”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开门见山地说。

斯梅尔佳科夫庄重地沉默了一会儿。

“怎么能不料到呢?事前已很清楚了。只不过谁能想到事情会闹成这样呢?”

“闹成这样?你别装傻了!你不是早就说过你一进地窖,马上就会犯癫痫吗?你说的就是地窖。”

“这件事在审讯时已经供认了吗?”斯梅尔佳科夫镇定地探问道。

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突然发火了。

“没有,我还没有供认,但我一定要供认的。你呀,老弟,许多事情现在该对我说清楚了。你要知道,亲爱的,我可不允许你耍弄我!”

“我干吗要耍弄您呢,我一切都指望您了,就像指望上帝那样!”斯梅尔佳科夫说,还是那样镇静,只是稍稍闭了一会儿眼睛。

“首先,”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开始说,“我知道什么时候犯癫痫是无法预先知道的。我查过了,你别耍花招。哪一天发作,什么时候发作,这都不能预料。怎么你当时对我预先说出了日期和时间,还知道是在地窖里呢?如果你不是故意装作犯癫痫,那你怎么能事先知道犯病后会跌到那个地窖里呢?”

“本来就应该到地窖去的,甚至每天都要去好几次呢。”斯梅尔佳科夫不慌不忙地拉长声调说,“就像一年前我从阁楼上跌下来一样。癫痫发作的日期和时间不能预先知道无疑是对的,但预感总是有的。”

“可是你预先指出了日期和时间!”

“关于我的癫痫病,先生,您最好去问问本地的医生:我这病是真的呢,还是假装的?这个问题我再也没有什么可对您说的了。”

“那么地窖呢?你怎么事先知道是在地窖里呢?”

“您怎么总是不放过这个地窖!当时一爬进地窖,我心里又害怕又怀疑;我最怕的是您一走,这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人来保护我了。我爬进那个地窖的时候心里想:‘现在马上就要犯病了,眼看癫痫就要发作了,我会不会摔下去呢?’刚这么一想,那种无法避免的抽筋就突然发作……我就这样掉了下去。所有这一切以及您离开前的那天傍晚在大门口我跟您的全部谈话,当时我对您说了我的恐惧,还说了那个地窖的想法——所有这一切我都详详细细对医生赫尔岑斯图勃先生和侦查员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说了,他们把这一切都记录在案。而这里的医生瓦尔温斯基先生当着大家的面特别强调说,这是因为有了那种想法才会犯病的,因为老担心‘我会不会跌下去’,这样一想病就发作了。他们就是那样记录的:说这种情况必然是这样的,纯粹是因为我害怕的结果。”

斯梅尔佳科夫说完以后,显得疲惫不堪的样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那么你在证词中把这一切都说了?”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有点着慌了。他本来想用公布他们那次谈话来吓唬他,不料他自己已经全部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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