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博尔赫斯在一起01（1/1）

献给埃克托·比安西奥蒂(1)

无比慷慨的见证者

我跟随着记忆回到六十年前的某个午后，回到我父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我正望着我父亲；我看到煤气灯，甚至能够触碰到那些书架。尽管如今图书馆已不复存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伯顿的《一千零一夜》和普雷斯科特的《秘鲁征服史》所在的位置。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诗艺》

我穿过佛罗里达大街的人群，走进刚修建好的“东边画廊”（galeria del este）商场，再从另一侧走出来，穿过麦伊普大街，来到一幢红色的大理石建筑前。这里是麦伊普大街994号。我按下写着6°b的门铃，穿过凉爽的楼道爬楼梯来到6层。我按下门铃，女管家为我开门。就在她准备邀我进门之际，博尔赫斯从一幕厚重的幔帘后探出身，努力保持着身体的挺拔。他穿着一身系扣灰色西服，里面是白色衬衫，打着一条黄色条纹领带，平整得几乎没有任何褶皱。他向我走过来，略微拖动着双腿。博尔赫斯在年近六旬时就已失明，即使是在这样熟悉的空间里，他也会在移动时迟疑犹豫。他和我打招呼，漫不经心地伸出右手和我握了一下，再无更多客套。他没有太理会我，我便跟着他来到客厅，之后他笔直地坐在长沙发上，脸朝向门。我坐在他右手边的扶手椅上。他问我（他的问题总是充满诗意）：“那么，今晚我们来读吉卜林(2)如何？”

1964年到1968年间，我有幸成为众多为博尔赫斯阅读的人之一。那几年，下午下了课我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名为“皮格马利翁”(3)的英文—德文书店打工。博尔赫斯经常光顾这家书店，这里也成为文学爱好者汇聚的场所。书店的女主人是德国人，名叫莉莉·莱巴赫，为逃离纳粹的恐怖迫害来到这里。她总是会颇为自豪地向书店往来的读者介绍欧美最新出版的作品；而她自己则是文学增刊的狂热读者，不仅喜欢阅读出版社的出版书目，更拥有洞悉顾客阅读喜好的天赋。是她教会我作为书商应该了解自己所出售的书籍；也是她坚持让我阅读刚刚面市的许多新作品。我很容易被她说服。

当时的博尔赫斯是国家图书馆馆长。日落时分，工作结束后，他会在回家的路上到皮格马利翁书店逛一逛。有一天，他在书店里挑选了三四本书，然后问我如果晚上我没有其他安排，是否可以为他读书，因为他的母亲已九十高龄，很容易觉得疲惫，力不从心。博尔赫斯会请任何人为他读书：学生，来采访他的记者或是其他作家。曾有很多人为博尔赫斯朗读，这些人就像包斯威尔(4)一样，记录并见证了博尔赫斯的生活。尽管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却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保存着这位世界上最精准的读者之一的记忆。当时的我只有十六岁，并不知道博尔赫斯其人。我接受了他的邀请，每周会去他的寓所三次，最多四次。他和母亲以及管家范妮一起住在一个狭小的公寓里。

当时的我显然还未意识到这是怎样一种殊荣。我的阿姨非常仰慕博尔赫斯，因此她对我冷静沉着的反应非常恼怒，并且要求我每次去拜访博尔赫斯时都带上日记本做好笔记。但对我而言，那些与博尔赫斯共同度过的午后并无特别（青春时期的我年少轻狂）。那些午后时光构建出的就是书籍的世界，我也时常觉得那就是我生活的世界。更确切地说，和其他人的交谈让我觉得很奇怪或者多少有些无趣，比如和老师讨论化学或是南大西洋的地理环境，和同学聊足球，再或者和亲戚们说我的考试成绩或健康状况，跟邻居们拉家常、议论其他人。然而在我看来，和博尔赫斯的交谈却是非常纯粹的对话：关于书籍以及书籍之间的联系，关于当时我尚未阅读过的作家，我从未有过的想法，或是一直凭着直觉却始终没有理清楚、想明白的问题……在博尔赫斯的口中，所有这些对谈的内容都变得丰富起来，鲜活生动，闪耀着智慧的光辉，展现着它蕴藏的无穷宝藏。我没有做笔记，因为在与博尔赫斯相处的时间里，我吸收了太多内容。

从最初的几次拜访开始，我就觉得博尔赫斯的寓所仿佛存在于时间之外，或者说，存在于博尔赫斯通过文学体验而构建的时间里——这时间涵盖了充满韵律和节奏感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和爱德华时期，囊括了北欧中世纪早期；既有二三十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有博尔赫斯热爱的日内瓦；是德国表现主义的时期，是被唾弃的庇隆时代；是马德里和马略卡岛的夏日，也是他第一次受到美国人民的热情欢迎、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度过的数月美好时光。正是这些经历和体验，构成了博尔赫斯世界里的时间节点、它的历史和它的概貌：一切是过去，“当下”很少出现。博尔赫斯很喜欢旅行，却无法看见游历过的地方（大学和基金会是从六十年代开始才频繁邀请博尔赫斯的），因而对于这个需要感知的世界，他带有一种特别的轻视，唯独阅读的体验除外。撒哈拉的沙或尼罗河的水，冰岛的海岸，抑或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废墟，所有这些给人带来愉悦或惊恐感受的万事万物，只不过证实了《一千零一夜》某一页中描绘的场景，证实了《圣经》中的记述或《尼亚尔传说》(5)中的记载，以及荷马或维吉尔的吟诵。而博尔赫斯则将所有这些“印证”珍藏在自己简陋的寓所中。

在我的记忆里，博尔赫斯的家避风又温暖，充满香气，因为管家范妮总是坚持要把暖气的温度调得很高。她也会在博尔赫斯的手帕上喷洒古龙水，再把它放到他外套胸口的口袋里，让折好的手帕露出一角。寓所很幽暗，可能是为了让失明的博尔赫斯更容易适应，也能营造出一种让人觉得舒服的疏离感。

博尔赫斯的眼疾很特殊，从他三十岁起就不断扩大、加重，一直到五十多岁时彻底失明。从出生那天起，博尔赫斯就知道自己注定会失明，因为他知道自己遗传了祖母和曾外祖父的弱视。他们都是英国人，在离世时也都已失明。这种遗传也来自博尔赫斯的父亲，他几乎是在和博尔赫斯相同年纪时开始失明。但老博尔赫斯在去世的前几年接受了手术，术后便恢复了视力。博尔赫斯经常会谈起自己的失明，大多数时候也都忆及文学：他会隐喻地说这是上帝“绝妙的讽刺”，因为上帝同时赐予了他“书籍和黑夜”；也会以弥尔顿和荷马这两位杰出的盲诗人来追溯历史；或是从迷信的角度说自己是继何塞·马莫尔(6)和保罗·格鲁萨克(7)之后第三任患有失明的图书馆馆长；又或是以科学作比，感叹自己无法在周围浅灰色的雾气中分辨出黑色，但也会因为能感知眼睛唯一可以辨识出的黄色而高兴。那是他钟爱的老虎的黄色，是他偏爱的玫瑰的黄色。博尔赫斯的朋友们知道他喜爱黄色，因此每年他生日时都会为他买上色彩鲜艳的领带；而博尔赫斯则会引用奥斯卡·王尔德的话来表达感受——只有“聋子才能戴像这样的领带”，或是用悲叹的语气感慨失明和老年迟暮是独处的不同方式。失明让他封闭在孤零零的房间中创作着姗姗来迟的作品。他会在脑海中建构要写下的句子，待语言组织好就用口述的方式讲给身边最先遇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