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走出国门，新的疆域（2/2）

言归正传。

由大型出版社克诺夫推出单行本，再由其子公司vta发售平装书，随着耗时费心地排兵布阵，我的作品在美国国内销量稳步上升。一有新作问世，就能稳稳地挤进波士顿和旧金山城市报纸的畅销书排行榜前几位。就是说，与日本的情况大抵相同，我的书一出版就买来看的读者阶层也在美国形成了。

于是二○○○年之后，用作品来说就是从《海边的卡夫卡》（在美国于二○○五年出版）开始，我的新作在《纽约时报》全美畅销书单上崭露头角（虽然是从最末席起步），这意味着不仅仅在东海岸和西海岸那些自由倾向强烈的大都市，包括内陆区域，我的小说风格在全美范围内逐渐被大家接受。《1q84》（二○一一年）位列畅销书排行榜（虚构类·精装书）第二名，《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二○一四年）位列第一。不过走到这一步，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岁月。并非一击必杀、华丽夺标，我感觉还是靠一部部作品稳步积累，最后终于巩固了地盘。与之相伴，平装版的旧作也开始活跃起来。一个理想的走势业已形成。

不过在最初阶段，相比美国国内的动向，我的作品在欧洲市场上发行量的增长更为醒目。将纽约置于海外出版的中枢，好像与欧洲销量的上升大有关系。这是我未曾预料到的发展。老实说，我没想到纽约这个中枢的意义竟如此之大。对我来说，只是因为“英语还能读通”这个理由，以及碰巧住在美国，姑且将美国设定为主场而已。

对亚洲以外的国家，我有这样的印象：首先星火燎原的是俄罗斯和东欧，然后徐徐西进，移至西欧。那是九十年代后半期的事。委实令我惊讶的是，我听说俄罗斯的畅销书排行榜前十位，曾有大约一半被我的书占据。

这说到底不过是个人的印象，如果要我拿出确凿的根据和例证来，那就让人为难了，不过查对历史年表回顾一番，我感觉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看到一种倾向，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基盘发生巨大动摇（或变革）之后，我的书就会在那里被广泛地阅读。我的书在俄罗斯和东欧地区开始热销，是在共产主义体制发生崩溃这一巨大的地盘变化之后。此前看似牢不可破的执政体制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希望与不安杂糅交织的“柔软的混沌”一步步逼上前来。或许是在这种价值观转换的状态下，我提供的故事急速地带上了一种崭新而自然的现实感。

另外，阻断东西柏林的柏林墙戏剧性地倒塌，德意志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后不久，我的小说在德国好像慢慢开始被人们阅读了。当然，这或许是偶然的巧合。然而我想，社会基盘和结构的巨变会对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感产生强烈影响，人们追求改变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自然现象。现实社会的现实感与故事世界的现实感，在人们的灵魂之中（或者无意识之中）难免一脉相通。不管身处怎样的时代，当发生重大事件、社会现实出现巨大变化时，它就会像寻求佐证一般，要求故事的现实感发生变换。

故事原本就是作为现实的隐喻而存在的东西，人们为了追上周围不断变动的现实体系，或者说为了不被从中甩落下来，就需要把新的故事，即新的隐喻体系安置进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需要将这两个体系（现实体系和隐喻体系）巧妙地连接起来，换言之，就是让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互沟通、相互调整，才能勉强接受不确定的现实，保持头脑清醒。我小说中故事世界的现实感，可能碰巧作为这种调节的齿轮，发挥了全球性的功能——我不无这样的感觉。好像又在重复前言，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感受，然而倒未必荒诞不经。

这么考虑的话，我甚至觉得与欧美社会相比，日本只怕在更早的阶段，就把这种总体性的滑坡当作不言自明的现象自然而然地察知了。因为我的小说比欧美更早，在日本得到了（至少是普通读者的）积极接受。在中国、韩国及台湾地区或许也是这样。除了日本以外，中国、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读者们很早就开始（从我在美国和欧洲获得认可之前）积极地接受和阅读我的作品了。

说不定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先于欧美，社会性的滑坡在人们中间就开始具有现实意义了。这并非欧美式的“发生某种事件”般的急剧社会变动，而是费时耗日、相对平缓的滑坡。也就是说，在追求急速增长的亚洲地区，社会性滑坡不是突发事件，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或许是恒久的持续状态。

当然，如此简单地断言大概有点勉强，其中肯定还有种种因素。然而亚洲各国读者对我小说的反应，与欧美各国读者似乎可以看出不少差异，这也是确凿的事实。我想大部分可以归结于对“滑坡”的认识和应对上的差异。再多说一句，在日本与亚洲各国，理应先于后现代主义的“现代主义”，只怕在正确的意义上并不曾存在过。换句话说，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逻辑上大概不如欧美那般泾渭分明。话题扩展到这一步未免太广，还是另找机会再说吧。

此外，能在欧美各国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想与遇到几位优秀的翻译家有莫大的关系。首先在八十年代中期，一位叫阿尔弗雷德·伯恩鲍姆的腼腆的美国青年找到了我，说是很喜欢我的作品，选译了几个短篇，问我可不可以。结果就变成“好呀，拜托啦”。这些译稿越聚越多，虽然费时耗日，但几年后却成了进军《纽约客》的契机。《寻羊冒险记》和《舞！舞！舞！》也是由阿尔弗雷德为讲谈社国际翻译的。阿尔弗雷德是位非常能干、热情洋溢的翻译家，如果不是他来找我、提起这个话题，那时我压根儿就想不到把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因为我觉得自己远远没有达到那个水准。

之后，我受到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前往美国居住，遇到了杰伊·鲁宾。他当时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教授，后来转到哈佛大学任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因翻译夏目漱石的几部作品闻名遐迩。他也对我的作品很感兴趣，对我说：“可能的话想翻译一些，有机会就请招呼一声。”我便说：“先译几篇你喜欢的短篇小说如何？”他选译了几篇作品，译得非常棒。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他和阿尔弗雷德选中的作品完全不同。二者不可思议地毫无冲突。我当时深深感觉到，拥有多位译者原来事关重大嘛。

杰伊·鲁宾作为翻译家是极具实力的，他翻译了我最新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使我在美国的地位变得相当稳固。简单地说，阿尔弗雷德相比之下译得自由奔放，杰伊·鲁宾则译得坚实，各自都有独自的韵味。不过那时候阿尔弗雷德的工作很忙，腾不出手来翻译长篇小说，因此杰伊适时出现，对我来说就像一场及时雨。而且像《奇鸟行状录》那样（与我的初期作品相比）构造相对致密的小说，我觉得还是杰伊这样逐字逐句准确翻译的译者更为合适。还有，让我满意的地方在于他的译文中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幽默感，绝非仅仅是准确又坚实而已。

另外还有菲利普·盖布里埃尔、泰德·戈森。他们两位都是翻译高手，也对我的小说很感兴趣。我和这两位也是从年轻时代就开始交往的老朋友了。他们最初都是说着“我很想翻译你的作品”或者“已经试译了几篇”，主动找上门来。这对我来说犹如天降甘霖。由于遇到他们，建立起私人的关系，我像是获得了来之不易的援军。我自己也是一个翻译者（英译日），所以对翻译者的辛苦与喜悦感同身受，因此尽可能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如果他们有翻译方面的疑问，我总是欣然回复，并留意提供方便条件。

自己动手试试就明白，翻译这东西真是费神又棘手的工作。然而这不应该只是单方面费神的工作，必须有互惠互利的部分。对打算进军国外的作家来说，译者将成为最重要的伙伴。找到与自己气味相投的译者非常重要。哪怕是能力超的译者，如果与文本或作者的性格不合，或是不适应那固有的韵味，也无法产生好结果，只会令彼此的精神负担越积越重。首先，如果没有对文本的热爱，翻译无非是一项烦人的“工作”罢了。

还有一点，其实可能用不着我来夸夸其谈，在外国，尤其在欧美，个人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论什么事，随意交托给某人，说上一句“那好，接下来就拜托您啦”，这样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在每个阶段都必须自己担起责任、勇下决断。这么做既耗时费力，还需要某种程度的语言能力。当然，基本事务会有代理帮忙处理，但他们也工作繁忙，老实说对还默默无名、没什么利益可言的作家也不可能照顾周到。所以，自己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还得由自己来照应。我也是，在日本还马马虎虎算得上小有名声，可在外国市场上刚起步时当然是个无名小卒。业内人士和部分读书人另当别论，普通美国人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连音都读不准，管我叫“春上”。不过，这件事反而激发了我的热情，心里念叨：在这个尚未开拓的市场，从一张白纸开始究竟能做出多少事情来呢？反正先全力以赴再说。

刚才也提到过，留在景气沸腾的日本，作为写了《挪威的森林》的畅销书作家（自己来说有点那个），种种约稿接踵而至，要赚个钵满盆满也并非难事。然而我却想摆脱这样的环境，作为一介（几乎是）寂寂无名的作家、一个新人，看一下自己在日本以外的市场究竟能走多远。这对我来说成了个人的命题和目标。事到如今细细想来，将那样的目标当作旗号高高举起，于我而言其实是一件好事。要永远保持挑战新疆域的热情，因为这对从事创作的人至关重要。安居于一个位置、一个场所（比喻意义上的场所），创作激情的新鲜程度就会衰减，终至消失。也许我碰巧是在一个恰如其分的时间，把美好的目标和健全的野心掌握在了手中。

性格使然，我不善于装模作样地抛头露面，不过在国外也多多少少会接受采访，得了什么奖时也会出席颁奖礼，进行致词。朗读会也好，演讲之类也好，某种程度上也会接受。次数虽然不算多（我作为“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作家”好像名声在外，在海外也一样），也是尽了一己之力，尽量拓宽自身的格局，努力转过脸面对外界。虽然并没有多少会话能力，却留心尽量不通过翻译，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意见。不过在日本，除非特别的场合，我一般不这么做，因此时不时会受到责难：“光在国外卖乖讨好！”“双重标准！”

这倒不是辩解：我在海外努力公开露面，是因为有一种自觉，觉得必须时不时地站出来，尽一尽“日本作家的职责”。前面说过，泡沫经济时代我在海外生活，那时屡屡因为日本人“没有脸面”而感到失落、不是滋味。这种经历接二连三反反复复，我自然就会想，无论是为了在海外生活的众多日本人，还是为了自己，都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哪怕一丝一毫也好。我并不是一个特别爱国的人（反倒觉得世界主义的倾向更为强烈），不过一旦长住国外，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个“日本作家”。周围的人会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我，连我也以这样的眼光看待自己，而且不知不觉还会生出“同胞意识”。想想真是不可思议，因为我分明是打算从日本这片土壤、这个僵固的框架中逃脱出来，作为所谓的“自我流放者”来到外国的，结果又不得不回归与原来那片土壤的关系。

如果被误解，可就尴尬了。我的意思并非指回归土壤本身，说到底是指回归与那片土壤的“关系”。其间有巨大的差异。时常看到有些人从国外回到日本后，该说是一种反弹吗，变得莫名地爱国（有时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可我并非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对于自己身为日本作家的意义，以及这个身份的归属，变得更加深入地去思考了。

到目前为止，我的作品被译成了五十多种语言，我自负地以为这是非常大的成就，因为这直截了当地意味着我的作品在各种文化的种种坐标系中得到了肯定。作为作家，我对此感到高兴，也感到自豪，但并不认为“所以我坚持至今的事情就是正确的”，也不打算把这种话说出口来。那归那，这归这。我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作家，还有（几乎是）无限的发展余地，或者说发展的可能。

那么，你认为哪里才有这种余地呢？

我认为这余地就在自己身上。首先，我在日本构筑起了作家的立足点，然后把目光转向海外，扩大了读者层面。今后我大概会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在那里展开更深更远的探索。那里对我来说将成为新的未知的大地，恐怕也将是最后的疆域。

能否顺利地开拓这片疆域？我心里也没底。然而又要重复前言了：能把某个目标当作旗号高高地举起，总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不问年龄几何，不问身处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