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为谁写作？（2/2）

“我想说的是，你就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演奏便好。至于世间要求什么，那种事情不必考虑。按你喜欢的方式演奏，让世间理解你做的事情就行，哪怕花上十五年、二十年。”

当然，并非只要自己享受了，就能成为杰出的艺术作品。不用多说，其中需要严苛的自我相对化。身为一个职业人士，也应该有最低限度的支持者。然而只要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这些，“享受过程”和“心安理得”或许就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准绳。须知做着不开心的事活在世上，人生未免太不快活了，您说是不是？心情愉悦有何不好——莫非又要回到这个出发点吗？

尽管如此，如果有人正色问我：“你写小说时脑袋里当真只想着自己吗？”那么连我也会回答：“不，当然没那种事儿。”前面说过，我是一名职业作家，要始终把读者放在心中从事写作。忘记读者的存在——就算心里想忘记——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恰当的做法。

然而虽说将读者放在心中，也不会像企业开发商品时那样，去做市场调查、进行消费阶层分析、设定具体的目标顾客等等。我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归根结底还是“空想的人物”。那个人既没有年龄，也没有职业和性别。当然他在实际生活中可能拥有这一切，但这些都是可以替换的东西。总之，我是说这类东西并不是重要因素。重要的是我与那个人彼此密切相连，这个事实必须是不可替换的。是在哪里如何相连的，我不知其详。不过我有一种感觉，在遥远的底部、黑暗的去处，我的根与那个人的根紧紧连在一起。那地方太深太黑，无法随意前往打探情势，但通过故事这个体系，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联结，有一种养分正在彼此间流动的真实感。

不过，我和那个人即便在后街小巷擦肩而过，在电车上比邻而坐，在超市收银台边前后排队，也（几乎）不会察觉到彼此的根紧紧相连。我们互不相识，仅仅是偶然相遇，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各奔东西，从此只怕再也无缘重逢。然而实际上，我们在地下穿透了日常生活这坚硬的表层，“小说式地”密切相连。我们在内心深处拥有共通的故事。我设想的大致就是这样的读者。我希望能让这样的读者尽情享受阅读、有所感悟，而日日写着小说。

与之相比，身边那些现实人物却相当棘手。每次我写新书，总是既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哪怕没有明确说出意见和感想，可这种事儿只要看看他们的脸色就知道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偏好。任凭我如何奋斗，就像瑞奇·森唱的那样，也“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开心”。看到身边人的这种个别反应，对写作者来说也是相当折磨神经的。这种时候，我就简单地亮出底牌：“果然只能自己享受，是吧？”我根据不同情况，适当地区别运用这两种姿态。这是我在多年的作家生涯中学到的招数，或者说生存的智慧。

最让我开心的事情，就是不同年代的人似乎都在阅读我的小说。“我们一家三代都读村上先生您的书”，我时常收到这样的来信。奶奶在读（她说不定就是我从前的“年轻读者”），妈妈在读，儿子在读，他妹妹也在读……类似的情形好像处处可见。听到这样的话，我自然心情舒畅。一本书在同一个屋檐下被好几个人轮流阅读，说明那本书在焕发着生命力。当然，五个人各买一本的话，更有助于销量的增长，出版社也许会感激不尽，但是对作者而言，一本书被五个人视若珍宝地传阅，老实说更让人高兴。

不仅如此，还有从前的同班同学打电话来，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念高中的儿子把你那些书统统都看过啦。我常跟儿子一起谈论你的书呢。平时父子之间几乎没话可说，可一谈起你的书来，两个人倒谈得挺热闹。”也有过这样的事情。听他的语气，似乎有些欣慰。是吗？我的书也对世间起着点小小的作用嘛，我暗想。至少有助于父子间的交流，这难道不是不容小觑的功绩吗？尽管我没有孩子，但如果别人家的孩子兴高采烈地读我的书，并生出共鸣来，那么虽然微不足道，我也算是为下一代留下一点东西了。

只是谈到现实，却不妨说我和各位读者几乎没有直接联系。我基本不在公共场合亮相，也很少在媒体上露面。主动上电视和广播的情况一次也没有（非我本意，被人家自作主张地播出来，这样的情况倒有几次），也基本不举办签名会。常常有人问为什么，那是因为我说到底是一个职业作家，最擅长的是写小说，想尽可能地把力气都倾注在这件事上。人生苦短，手头拥有的时间也好精力也罢，都极为有限，我不愿被本职以外的事情占去太多时间。只不过一年大概有那么一次，在外国进行一场演讲、做一次朗读或者开场签名会。因为我觉得身为日本作家，这是一项职责，在某种程度上非做不可。关于这些，我想以后有机会再细谈。

不过迄今为止，倒是在互联网上开设过几次主页。每次都是限定时间运营数周，却收到许多电子邮件。我原则上是所有的邮件都要过目。内容太长的话，就只得一目十行匆匆读完，但总之发来的邮件无一遗漏，全都看过。

还给大约十分之一的来信写了回信。或回答提问，或帮人出出主意，或针对留言写一点感想……从轻松的短评到相对正式的长篇回复，邮件来来往往，内容各式各样。在此期间（有时长达数月）几乎不插入别的工作，拼命地写回信，可是接到回信的人好像多数都不相信是我本人写的，还以为是别人代写。演艺界人士在回复粉丝来信时，似乎有很多代笔的先例，他们大概以为我也是这样。尽管我在主页上已经表明“回信的确全部是我自己写的”，好像也很难让他们照单全信。

尤其是年轻女孩子，正欢天喜地地说：“村上先生给我回信啦。”男朋友便兜头一盆冷水泼上来：“你这个傻瓜。这玩意儿怎么可能是他一份份亲手写的？村上他忙得很呢。一定是别人代写的，只是对外宣称是他自己写的罢了。”这种情况好像有不少。我虽然不了解，但世上疑心重的人还真多呢——难道当真有很多骗子？不过，我真的自己动手拼命写回信来着。我自以为回复邮件的速度很快，但毕竟数量太多，仍旧是一件吃力的苦差事。然而做起来很有趣，还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于是，通过与现实中的读者交换信息，我领会到一件事：“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正确地理解了我的作品。”具体去看一位位读者，会发现他们时而也有误解或过虑之处，也有“这岂不是解读错误”的地方（对不起啦）。就算自称是我的“狂热读者”的人们，如果单拿一部部作品来说，则既会有赞赏也会有批判，既会有共鸣也会有排斥。单独阅读寄来的一条条意见，会觉得它们似乎乱七八糟、毫无关联，然而退后几步，在稍稍离开一些的地方纵览整体，便有种真实感：“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非常准确而深刻地理解了我，或者说我写的小说。”虽然个别有细微的出入，但如果将这些全部扣除、平均一下，最终会准确无误地在该稳定下来的地方稳定下来。

“嗯，原来如此，是这么回事啊。”我当时想，仿佛山尖上笼罩的云雾倏然散尽一般。能获得这样的认识，对我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应该称之为网络体验吗？但由于实在是繁重的劳动，同样的事我大概无力再做一次了。

我前面说过是把“空想的读者”放在心中从事写作的，我想它与“读者整体”差不多是同义。整体这个意象过于庞大，无法完全收纳到大脑内，因而暂且将它凝缩进“空想的读者”这个单一个体之中。

走进日本的书店，常常发现男作家和女作家被分成不同的专柜。而在国外的书店里，似乎很少见到这样的区别。可能也有，但至少目前没看到过。于是，我反复琢磨：为什么要按照男女区分呢？也许是因为女读者大多读女作家写的书，而男读者大多读男作家写的书，就变成了这样的情形：“索性图个方便，从一开始就把柜台分开得啦。”仔细一想，我自己也是，比起女作家的书来，男作家的书似乎读得稍微要多那么一点。但那并非“因为是男作家的书才读”，只是纯属巧合，女作家中当然也有很多我喜欢的人。比如说外国作家里，简·奥斯汀啦，卡森·麦卡勒斯啦，我都非常喜欢，她们的作品统统读过。也很喜欢艾丽丝·门罗，还翻译过好几本格蕾丝·佩雷的作品。因此觉得简单粗暴地把男作家和女作家的书架分开有点叫人困惑——这么一来，只会愈发加深被阅读的书籍的性别分离程度。不过就算我提了意见，社会上也不会洗耳恭听吧。

刚才我也提到过一句，就个人而言，我的小说读者男女比例似乎大体相同。虽然并未经过正式调查、做过数据统计，可迄今为止多次与真实的读者见面交谈，加上刚才也说过，还曾有邮件往来，所以有种真实的感受：“嗯，大概是男女参半吧。”在日本如此，在外国好像也是如此，恰好保持平衡。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单纯地觉得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世界上的人口大致男女参半，而书的读者也是男女各占一半，应该是既自然又健全的吧。

和年轻的女读者交谈时，她们偶尔会问我：“村上先生，您（明明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怎么那么了解年轻女性的内心呢？”（当然，大概也有很多人不这么看，我姑且把它作为一则读者意见公之于众，对不起。）说真心话，我从不认为自己懂得年轻女性的内心，听人这么一说，可吓了一跳。这种时候，我总是回答：“大概是我在写故事的时候，一门心思想变成那个出场人物，所以自然慢慢理解了那个人在感受和思考些什么，又是如何感受和思考的。这当然是指小说式的。”

就是说，在小说这样的设定中操纵角色、让角色动起来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是有所理解的，然而与“了解现实中的年轻女性”还是有所不同。一旦涉及活生生的人，该说十分遗憾吧，我也难以透彻地理解她们。但如果现实中的年轻女性（至少是一部分）能享受我（一个六十多岁的大叔）写的小说，一边与其中出现的人物共鸣一边阅读，对我来说当然是无比高兴的事。说实在的，这样的事能发生，我觉得几乎是奇迹。

当然，这世上可以既有面向男读者的书，也有面向女读者的书。这种东西也是必要的。不过，我写的书如果能不分男女、一视同仁地鼓动读者的心该有多好。倘若恋人、男女体，或者夫妇、亲子之间能围绕我的书热心谈论的话，那真是最令人喜悦的事情。因为我常常在想，小说这东西，故事这东西，能抚慰男女之间、世代之间的对立，以及其他种种陈规旧俗的对立，起到缓和其锋芒的作用。不用说，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功能。我一直在偷偷地祈祷，希望自己写的小说在世界上担当起这种积极正面的角色，哪怕是一丁点儿也好。

用一句话来表达（因为太过直白，说出口来让人害羞），我由衷地感到，自我出道以来，就一贯得天独厚，得到读者的关照。又要旧话重提了：在评论方面，我长年以来被置于十分严苛的境地。就连为我出书的出版社里，比起支持我写的东西的编辑，持批判立场的编辑似乎也更多。又是这样啦，又是那样啦，经常听到严厉的话，受到冷遇。甚至让我有顶着迎面而来的逆风（尽管时强时弱，不同时期各不相同），孤身一人默默工作的感觉。

尽管如此，我还能不气馁不消沉（虽然偶尔有些吃力），大概是因为我的书始终有读者紧紧相随的缘故。而且那还是（自己说出来可能有点那个）品质相当高的读者。比如说不是读完后说一声“啊，太好玩啦”，便随手将书撂到一边了事，而是认真思考“这本书为什么有趣”，以这样的读者居多。其中一部分人（为数绝不算少）还会把同一本书重新再读一遍。有的人甚至在长达几十年间读上一遍又一遍。还有人把书借给气味相投的朋友，相互交流意见和感想，力图用种种方法立体地理解故事，或者确认那共鸣的存在。我从许多读者口中听到过这样的话，每次都不禁生出深深的感谢之情。因为这样的情形对于作者来说，正是理想的读者形式——我自己年轻时就是这样读书的。

而且我颇为自豪的，是这三十五年间每出一本书，读者人数就会稳步增加。当然《挪威的森林》曾经压倒性地畅销一时，但除了这种人数上时有波动的“浮动层”读者，期盼着我的新书面世、一上市便买回去读的“基础层”读者，看来也在不断扎扎实实地累加。从数字上看是这样，从实际感受上也能清晰地发现这一点。这种倾向不单出现在日本，还确凿无疑地扩展到了国外。有趣的是，无论是日本还是海外的读者，现在他们的读法似乎大致是相同的。

换言之，我与读者之间维系着一条粗而直的管道，通过它直接交流信息。也许可以说是我耗费时日，构筑起了这样一个体系。这是一个不（怎么）需要媒体和文艺界这类“中介者”的体系，最需要的是作者与读者之间自然形成的“信赖感”。如果没有让多数读者觉得“村上出的书，不妨买回去看看，总不至于吃亏啰”的信赖关系，就算有多粗的直通管道维系着，这种体系的运转只怕也难以为继。

从前我与作家约翰·欧文私下见面时，他提到与读者的关系，对我说过一段有趣的话：“我说啊，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 hit the a le，尽管这句话不太好听。”所谓hit the a le是美国俚语，意思是往静脉里注射毒品，总之就是让对方上瘾，建立起一种想切割也切割不断的关系，让对方迫不及待地盼望下一次注射。这个比喻非常通俗易懂，然而意象却相当地反社会，因此我使用“直通管道”这个更稳妥的说法，不过嘛，想表达的内容却大体相同。作者与读者之间直接进行私人交易——“大哥，你看怎么样？有好东西哦。”——这种实实在在的亲密感将变成不可或缺的东西。

常常收到来自读者的有趣的信，类似这种内容：“读了村上先生您的新书，感到好失望。非常遗憾，我不太喜欢这本书。不过下一本书我一定会买的。请您加油！”老实说，我很喜欢这样的读者，觉得十分难得。因为这里面毫无疑问有一种“信赖的感觉”。我想，为了这些人，必须扎扎实实地写好下一本书，并发自内心地希望这本书能得到他或她的欢心。只不过“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开心”，所以实际会怎样，连我自己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