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1/2）

七八

现在是北京时间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深夜九点，西班牙马德里时间下午三时。我有两个时间。我必须有两个时间，因为我被切成两半：一半在马德里，一半在中国。我已经六十二岁，在中国是退休的年纪，但我忙得很，现在。崛起的中国给了我创业的机会，我四十九岁开第一家公司，如今有三家，上百号员工，一堆事，几乎每个月要回国一两次，因为时差原因，经常白天黑夜连轴干。开始我担心身子会累垮，但十几年下来我身体越来越好，甚至称得上强壮。都说人是血肉之躯，在健康面前没有谁是铜墙铁壁，可我仿佛是个金刚之身，经常累得站着就睡着了，而疾病从没有在我身上醒过，十几年伤风感冒都没来招呼过我。我觉得自己有两个心脏，像我经常搭乘的民航客机，有两部引擎。

报纸上说，民航飞机是最安全的，因为所有核心机部都有双份，有预备。当然遇到恐怖分子预备再多也没用，只有预备死。恐怖分子是当今人类的肿瘤——这也是报纸上说的。我每天看报，回国看《参考消息》，在国外看西班牙《国家报》和中文版《侨新报》《欧洲时报》，四张报纸一年四季陪着我，影子一样，奖牌一样——我曾对妻子说过，它们是我年轻时与孤独交战的战利品。现在我不孤独，公司家庭，妻子儿孙，七姑八姨，员工老乡，都要我的时间，我忙得没时间孤独，孤独像风化的干尸，我不认识了，想不起了，唯一留下这战利品：看报纸，伤疤一样，褪不掉。托祖国的福，我生意越做越大了，去年我还去人民大会堂开过侨胞联谊会，中央四台报道过，我妻子在家里看见，激动地抱着孙子哭起来，把小家伙吓坏了。

做人如做梦，倒退几十年，我拿两个脑袋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父亲是怕爷爷作的孽把我作死——不死也活不好，才铤而走险，送我一条逃生之路。尽管这条路寒风凛冽，但事实证明，父亲的选择是明智的，那个乡村已经容不下我们，与其留下来受罚不如逃走。我逃了，其实大哥和二哥也逃了，方式不同而已。

我逃出来后第一站落脚在巴塞罗那，是西班牙海边的一个城市，很大很美，像中国的上海。城市有多大多美，我就有多小多丑，小得连名字都没有，大白天不敢上街，听到警笛就发抖。偷渡客都这样，像阴沟里的老鼠，只能苟且活着，能找到一条阴沟卖命就是最好的活路。我有幸在一家老一代华人开的鞋厂找到活路，一天上两个班，只做一道工，给皮鞋钉绳扣。一年学徒期不算，整整五年，经我手的皮鞋少说数以万计，可我没见过一分钱。我的钱都让龙头收走了。现在叫蛇头，那时叫龙头，龙头老大，本事很大的意思，带我们漂洋过海闯天下的。但不可能免费，要收钱，收的钱叫出头费。多年后，父亲告诉我，他当初给接手的人付过出头费的，是一只金手镯，从上校屋里拿的，算偷吧。可龙头说，交手的人一个屁都没给他，只给他我一条命。就是说东西没到他手，我只有用工钱抵。手镯去了哪里？不知道，过去那么多年，当初接手的人作了古，说不清楚。

这是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回国，二十二年前的事，也不必要去说了。

报纸上说，人要学会放下，放下是一种饶人的善良，也是饶过自己的智慧。我这一生许多事都放下了，但有些事又怎么放得下？我在鞋厂给皮鞋钉了六年扣子，深知一个道理，扣子不是鞋带，可以脱下，扣子钉上去后就跟鞋子长在一起，脱不下的，脱下皮子就坏了。有些事长进血肉里，只有死才能放下。一九九一年，我还没做生意，挣钱难，为了攒足一张机票钱，我得熬五六年时间，像养大一个孩子一样难。我说过，那时回国是伤筋动骨，但只要伤得起，不是粉身碎骨，我是不会放弃的。我已经等了二十二年，每天我用回忆抵抗漫无边际的思念，用当牛作马的辛劳编织回来的梦。

一切都是为了回来！

像一个人不能把自己拎起来一样，我放不下回来的念想。一定意义上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回来。

谢天谢地，我总算等到了这一天：用二十二年等的一天！记得那天从售票台接过机票的一刻起，我的心就开始怦怦跳，像接到手的是一张生死命状，激动，紧张，害怕，兴奋，太多的情绪，太乱的心思，一路上我都天昏地黑的。等踏进家门，我一下咚地跪在地上，像这套纸票（我订的是中转往返票，便宜）有千斤重量，我负重竭尽全力挺一路，到家再也挺不住，累垮了。现在想起这些，我依然感到膝盖发胀，眼前浮现出妻子用手轻轻抹去我脸上泪水的情景，仿佛发生在昨天。

人活一世，总要经历很多事，有些事情像空气，随风飘散，不留痕迹；有些事情像水印子，留得了一时留不久；而有些事情则像木刻，刻上去了，消不失的。我觉得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像烙铁烙穿肉、伤到筋的疤，不但消不失，还会在阴雨天隐隐疼。

七九

哪里埋着你亲人的尸骨，哪里就是你的故乡。一九九一年，我行囊空空、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乡时，后山的老虎背上已多出三座我亲人的坟墓：一座是爷爷，一座是母亲，一座是我二哥——如果嫂子也算亲人，就有四座，是我未曾谋过面的二嫂。我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春日（这是航线淡季）的下午小心翼翼地走进睽违二十二年的老宅时，父亲正落寞地坐在我和爷爷曾经睡觉的东厢房门前的躺椅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屋檐水滴答在天井里结满污垢的青石板上。他把我当作走错门的人，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抽烟，问我：

“你找谁？”

我叫一声爹，报出自己小名。他像只有二十二个小时没有看到我，没有些许激动——也许是怕激动，也许是要给我腾出时间，认识一下这不堪的老屋，目光自下而上、自外向里无精打采地睃视着，好像在告诉这些老墙、老门、老楼板：有故人回来了。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发霉酸腐的浊气，门楣上、楼板下、屋檐下、角落里，挂满蒙尘的蜘蛛网；几张条凳、竹椅横七竖八地散乱在前堂；堂前正壁贴着我熟悉的毛主席像，已经脱落一只角；阁几上灰扑扑的，像父亲抽了几年的烟灰都撒在上面，并被摊匀。屋里唯一干净的是那张我从前做作业的八仙桌，即使在昏暗的光线下依然泛出丝丝红光。

我以为父亲痴呆了，数着他脸上一条条狂野、黝黑的皱纹。父亲瘦成了一把骨头，手背的青筋有他指头间夹的纸烟一样粗。足足过了一分钟，我再次叫他一声爹，报明身份。他丢掉烟头，看着烟火在雨丝里慢慢熄灭，终于开口：

“你爷爷死了。”

这我早就猜到，从几方面都猜得到。爷爷是那么要面子的人，当初一个鸡奸犯的假传闻都差点把他送进鬼门，何况后来全村人包括父亲集体公然向他发难谴责，他哪受得了？报纸上说，智者可以从过去摸到未来的痕迹。我不是智者，也从爷爷犯的错误中听到了他死亡的脚步声：一步之遥，触手可及。此外，我出去后每年都给家里写一封信，从没有收到一封回信。头些年我还苦等回信，后来根本不等了，写信只是告诉他们我还活着。家里只有爷爷能写信，他要活着一定会给我回信，哪怕明知第二天要死，也会给我写好回信。后来父亲告诉我，在我走后没几天，还没等到上校的申明告示，爷爷已经把命交给他的裤带，在猪圈里上吊了。上校的申明起的作用，也许只是没人去刨他坟墓。老保长一再公开扬言，爷爷没资格葬在村里任何一寸土里，他应该碎尸万段，喂豺狼吃。何况，爷爷要在世，已是年近百岁的老寿星，一个背负骂名、胆战心惊的人无论如何是享不到这福寿的。

过一会儿，父亲又说：

“你妈也死了。”

这我从刚才看到的屋子的凄凉景象中猜得到的。母亲要在世，这些灰尘蜘蛛网不可能这么耀武扬威在我面前。母亲是天底下最勤劳的人，屋子在她手里，哪怕是猪圈，地上的垃圾也不会过夜，板壁上、楼板下的灰网不会过月，如今它们成年不败的威风，显然是母亲入土化为尘灰的证据。我问父亲母亲是哪年走的，怎么走的——我希望是自然走的，不是自杀，也不是他害。父亲不理我，继续说：

“你二哥也不在了，比你妈先走。”

二哥是病死的，白血病。这对一个漆匠来说也许是职业病，但父亲不这么认为，理由是镇上漆匠多了去，只他一人得这怪病。我们三兄弟，二哥最像父亲，不爱说话，绰号叫铁疙瘩，心思被铁包着。所以父亲有理由认为，二哥是郁闷死的。父亲说二哥：“他就像被老婆戴了绿帽子，整天愁眉不展，闷声不响。他是被自己憋死的，也是我们逼死的，老辈子作了孽，他是替死鬼。”这是父亲后来说的，那天他像口丧钟似的，只报丧，报了二哥，又报二嫂：

“你二嫂也死了，比你二哥先死。”

二哥的性格不讨人喜，三十岁没女朋友。三十二岁，在父母亲极力张罗下，花钱从贵州买了个媳妇，年纪相差十岁。不知是语言不通的缘故，还是年龄相差大的原因，两人结了婚像结了冤，二哥经常不回家，回家就吵架。他宁愿跟家具、漆桶待在一起也不爱回家，像配给家具似的。据说二嫂到死也没学会我们这边话，因为二哥老不着家，没人跟她说话。因为语言不通，两人吵架经常动手，摔家伙，砸东西。一次，二哥下手重了，一巴掌打掉她一颗门牙，然后摔门走掉。二嫂哭了一夜，凌晨喝下一瓶农药。这是他们婚后第三年，遗下一个儿子，当天晚上我就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十一岁，长得一点不像二哥，在读小学。据说学习成绩很好，门门功课全班第一，这也不像二哥。二哥是反过来，门门功课班上倒数第一，所以早早退学，去学手艺。

父亲说完二嫂的死，我已经被死人包围，心里已胆怯得发抖，不敢去想大哥。看屋里这惨恻的败象，也不像有大哥大嫂鲜活的样子——当然可能根本就没有大嫂这个人。我问大哥是不是也走了，结果父亲说：

“是走了，但人还在。”顿了顿，又说：

“幸亏走，否则也活不成，你也一样。”

我一下泪满眼眶，好像在战场上，全军覆没，终于保下来一个，也终于保住了我千辛万苦回来的价值。父亲这样子，哪是欢迎我回来的样子——对他，我回来的价值是个负数，他巴不得我别回来呢。后来他告诉我，所以这么多年没让人给我回一封信，就是不想让多一个人知道我还活着。他怕死神恶鬼对着地址去寻我，追杀我。他已经认定，这村子是克我们一家的，他怕我回来，沾了晦气，活不成。

八十

大哥是去了秦坞，一个偏僻小山村，做了倒插门女婿。在生死面前他躲过一劫，但在荣辱面前，丢尽了脸面。长兄如父，再穷困潦倒的人家也不会把长子拱手出让，这是一个破掉底线的苟且，形同卖国求荣，卖淫求生。这是生不如死，是跪下来讨饶，趴下来偷生。我忽然明白，即使村里人已原谅我们家，但我们家却无法原谅自己，甘愿认罚赎罪。爷爷寻死是认罚，大哥认辱是认罚，二哥年纪轻轻抱病而死和我奔波在逃命路上，亡命天涯，又何尝不是认罚？

父亲数完家里遭受的罪罚后，再不吱声。他心里有鬼。他怕跟我说的太多，透露出情感，被死神恶鬼识别出我的身份，又对我作恶。他已经被严酷的事实吓怕了，丢了魂，犯了强迫症。阴雨绵绵的天色，黝黑骨瘦的脸色，胆怯压抑的神色，一头稀疏灰白的乱发，一脸麻木不仁的绝望：这一切，都叫我想起那次漫长的海上逃生之旅。那时我天天做着死的打算，夜夜做着死的噩梦，当终于上岸时，年少的我已变得像一个老人一样懂得感天谢地。我和一群九死一生的同伴一起跪在码头上，一下下地磕头，引来一群海鸥好奇。它们从高空俯冲下来，翅膀扑扑响着盘旋在我们头顶，嘎嘎叫，仿佛我们在抢吃它们的盘中餐而破口大骂——我们的样子确实像鸡在啄食。

报纸上说，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

父亲甚至不许我住在家里，交给我上校家钥匙，让我去那儿住。我问上校的情况，他依然惜字如金，含糊其辞地说：

“你都会知道的。”

我以为上校在他家里，我可以去找他相问。去了发现，门前屋后，楼里窗外，一派年久空置的乱象败象：菜地里杂草比人高，乱草堆里藏着各种动物的粪便乃至死尸，在雨水浸泡下散发出阵阵恶臭；院子里野草丛生，铺地的青砖受不了柔软的蚯蚓的顽强拼搏和野草来自地下的压力，已经七拱八翘；一种不知名的藤草爬上台阶，正试图向窗户进军；廊台上从前上校经常躺着看报的躺椅，已经完全散架，支离破碎，像被天打雷劈过。钥匙已经失用，锁眼被铁锈堵住，我只能强行入屋。

屋里看上去摆设整齐，但闻起来是一股死亡阴森的气息，灰尘和蛛网统治了一切；我每迈出一步，灰尘就在脚底下兴风作浪群魔乱舞，嘴巴眼睛都可能吃进蛛网；放眼看去，目光所及，都令我胆寒心惊，如受了凌迟似的；挂在门后衣架上的一件白色棉衬衫，也许曾有汗水留下的咸味，已被蛀虫吃得千疮百孔，像是从骷髅身上脱下来的；猫房里，金丝绒的窗帘一角悬着，大半挂落着，即将拖地，像裹着个吊死鬼；两只精致的猫篮，里面盛满一层黑干的老鼠屎，无法想象两只猫曾经娇生惯养的荣耀风光。

我没有上楼。

我害怕上楼。

父亲认为我们家里有鬼，我并没有切实感受，但到这儿我切实受到了鬼的威胁，似乎鬼随时可能从楼上或哪个角落里钻出来，对我伸出血淋淋的长舌头。或者，整栋楼就是一个孤独的野鬼，没有任何人迹和烟尘火气。父亲说我都会知道的，现在我终于明白父亲的意思：上校仍在坐牢，要不已被判死刑。我想，若是坐牢，二十二年都坐不穿的牢底，就是死牢啊，还不如判死刑。我沉浸在对上校的哀伤中，心里涌起一阵阵想哭的冲动。这也是我要离开这屋子的冲动。我像被这里的一切羞辱伤害一样，气愤地掉转头，不想在此多滞留一会儿。

毫无疑问，我不可能来这里住。

毫无疑问，任何人要来住，都得拿出至少几天时间来收拾、清理大量时间残留的大量垃圾废物。说它是废墟也不为过，所有木头都朽烂，所有铁件都锈蚀，砖墙上长满青苔和各种虫卵，屋顶瓦楞间长出小树。这是一个被冷酷的时间无情啄烂的躯体，父亲大概至少几年没来看过它，他保留的也许是十年前的印象。也许，他认为鬼是怕鬼的，我住在鬼屋里可以借鬼杀鬼，保全自己。

我转身往外走，在经过一只边橱时，无意间一只相框撞进我目光里：它斜着、平摊在橱柜向门的一边。柜面上除了厚厚灰尘，别无他物，它孤独的样子，斜置的角度，饱含着等人带走的渴望。相框有一本杂志的大，灰尘已盖住相片。我拭去灰尘，看到一对中年男女的半身像，两人肩并肩对我微笑着，好像是一幅婚照。我没有马上发现，但也很快认出男人是上校，他笑得不自然，拘谨又努力，反而显得有些木讷：这也是我没有马上认出的原因。在我印象中上校的笑容是自由灿烂的，笑声是响亮的，并且一贯如此。他是个开朗爱笑的人，现在似乎腰肚里被旁边的女人抵着枪，是被强迫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