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2）

十六

爷爷知道上校很多事，也不知道上校很多事。

知道上校最多事的必定是父亲，用父亲的话讲：“你爷爷讲的那些都是二手货，是我漏给他的，有些是他瞎说八道的。”

这我有体会，凡是父亲讲的上校事爷爷不一定讲得了，而爷爷讲的那些父亲都能讲，而且讲得更加全面，时间地点都有，听起来更过瘾。有些事爷爷讲到一半，讲不下去，就叫我去问父亲。我问过很多，父亲也对我讲过一些，比如上校养猫的事，上校跟解放军大首长结交的事，都是父亲告诉我的。只是父亲是个闷葫芦，一般不爱主动讲，除非我去问，猫和首长的事都是我问来的。

上校养的第一只猫是国民党一个长官的女人送他的。

这是一九四六年秋季的事，父亲讲，鬼子投降后上校又回部队去当军医——因为他不想杀人，只想救人。当时他所在的陆军医院在东北抚顺铜关镇，一天中午一个少妇在两个勤务兵陪同下，乘一辆美军吉普车来到医院。女人头戴呢绒软帽，披着肉色大斗篷，一派贵妇人的风头，见了上校又是鞠躬又是磕头，感谢他救了自己男人。问她男人是谁，她话说一半，遮遮掩掩，只说是一个长官，不肯指名道姓，不知道是因为官衔太高还是别有隐情。总之，一个无名长官的女人，长官因伤病未愈行动不便，托她来答谢救命之恩，谢恩的礼物盛满一只斗方藤条箱。上校看礼厚得很，不敢收。

上校讲：“这些大概都是鬼子手上缴来的赃物吧。”

女人讲：“都是来路正经的东西，你放心收就是。”

上校讲：“兵荒马乱的我多一只箱子是个累赘。”不要。

女人讲：“这些都是值钱的东西，可以长远留着的。”

上校讲：“这年头命都不值钱更别说东西。”坚决不要。

女人甜嘴一张，巧舌如簧，苦苦相求，搬出长官军令，执意要他收下。上校不犹豫，坚定不收，出绝招，亲自动手，把箱子端上车，逐客。奇怪，车里居然有一只猫，懒洋洋趴在藤箩里，一身绒毛虎斑，圆滚滚，一对铜铃圆眼，亮晶晶，蛮好看。上校看着欢喜，对女人讲：

“若你真要送礼，留下这猫就好。”

女人眉开眼笑，把猫抱到他怀里。

从此，上校的生活里没有少过猫，像领养的是子女。

十七

因为养猫，喜欢猫，上校耽误过不少事，最大一件事是错过投诚良机。

父亲讲，国民党打不过解放军，自北向南一路败退，上校因此走马灯似的，换过多支部队。一九四八年冬天，上校的部队换到江苏镇江，是驻防长江的一支海军部队，基地在金山寺附近，听得见和尚撞的钟声，和尚也听得到部队吹的军号。他白天在医院上班，夜里回公寓住，走路几分钟。一天夜里他刚睡下，被两个黑衣人封住口，绑了，拖上车拉走。下了车又上船，下了船又坐车，折腾一个通宵。车子最后开进大别山区，一个解放军的营地，让他给一位首长做手术。

首长胸部中弹，子弹夹在心肺之间，已经一天一夜，生命垂危。解放军请他给首长做手术，不做，枪在腰眼里抵着。上校知道，不做没活路，做了不成功，也是死路一条——因为他们势必会怀疑他是故意失手，害死首长。所以当时他跟这位首长一样，命悬一线，生死架在手术刀尖上。

运气不错，手术很成功，首长起死还生，他也保住性命，皆大欢喜。解放军把他当贵宾接待，也把他当投诚对象看待，给他讲形势，摆道理，动员他弃暗投明，当解放军。当时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军已准备杀出大别山，打响淮海战役，形势对解放军很有利，他有点想留下来。但想到留下来他养的几只猫要吃苦头，要么饿死，要么沦落街头，他于心不忍，最终还是选择走。

这一走，差点走进鬼门关。

父亲告诉我，上校当兵就被送去江西前线围剿中央红军，当时红军走的是撤退路线，他们负责追赶，追追停停，一直追到福建龙岩。什么是战争？就是活一天算一天，一天等于一生世，得空就要快活，及时行乐，死了不冤。所以战争间隙，别人都去吃喝嫖赌找快活，他不这样，他埋头苦练本领，练枪法，练刺杀，练埋伏。他有自己的看法，做木工手艺就是生意，上战场本领就是性命，练好本领就是保护性命。他想到做到，仗打一路，他练了一路本领，也捡了一路性命。眼看战友死的死，伤的伤，他毫发不损，靠的就是有过硬本领，能打会躲。他枪法准到什么程度？你放飞手上的鸽子，他同时装子弹打，十枪九中。有这身本事战场上早迟要当英雄，部队到龙岩后同红军有一场激战，他一战成名，被评为大英雄，报纸上表扬他，登过照片。

后来他所在的国民党部队起义加入解放军，有人算计他，把这本老账翻出来，告他手上沾满红军血债。解放军做事严肃认真，不冤枉好人，也不放过坏人。经查证，罪名确凿，便把他关进牢房，要审判他。好在接管这支部队的解放军首长正好是他救过命的那位首长，不费周折，把他保下来，派他去前线戴罪立功。这是运气，否则笃定坐牢，枪毙都可能。

我把上校这些故事讲给爷爷听，爷爷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唉着声、叹着气讲：“都是女人惹的祸，都是女人惹的祸。”接着摆正头，定住神，声音变得坚决，一口咬定：“他这辈子全是女人害的。”

我觉得也是，他当太监是女人害的，去上海当特务是女人安排的，害他做了日本佬的俘虏，后来当解放军俘虏也是女人害的——要不是那女人送他猫，他早当了解放军，哪会惹出后边那些事，被人告，差点送死。我真是为他可惜，为几只猫放弃了正经当解放军的大好机会。

爷爷讲：“你看，他现在还养猫，不吸教训，不回头。他这人就这样，骨头太硬，心气太傲，仗着聪明能干，由着性子活，对老天爷也不肯低头。这样不好的，人啊，心头一定要有个怕，有个躲。世间很大，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不能太任着性子，该低头时要低头，该认错时要认错。”

十八

爷爷在厢房前跟我讲大道理，母亲和大姐在灶屋里包粽子，两只老母鸡闻到了糯米经山泉水浸泡后散发出的清香，在堂前踟蹰、张望，伺机捡到便宜。我有三兄弟，一个姐姐，姐姐最大，已出嫁，逢年过节才回来；大哥大我七岁，已是正劳力，每天和父亲一起出工，参加生产队劳动，种田，锄地，洒农药，修水库，上山斫柴，下河摸鱼，样样能干；二哥比我大五岁，在镇上学漆匠，平日不在家，农忙时节才回来帮工，抢收抢种，就是大家叫的“双抢”。

这是一九六七年端午节前的一天，是我十四周岁的生日——我们这边讲虚岁，虚岁是十五岁啦。十年前，每到这一天，母亲一边包着粽子一边总会对我们讲：“就是今天，我一下生下两个大肉粽子。”有时会加一句：“要真是两个大肉粽子就好了。”好像我们还不如两个肉粽子。

我是双胞胎，还龙凤胎呢，可惜小妹五岁那年得怪病死了。从此母亲不再讲那话，讲了伤心。养到五岁不容易的，记忆和感情很浓了。本来我和二哥中间还有个二姐，出生当日就死了。这个就没感情，母亲似乎忘了她，难得提起，提了也不动感情，不像只小我半个钟头的小妹，经常提起，提起就伤心。正因为这缘故吧——在我一前一后夭折了两个孩子——家里人尤其是爷爷对我格外肉疼，怕我被两个女小鬼缠走。爷爷规定，家里再穷端午节一定要包粽子，买黄酒，烧香拜祖，做祭祀，为的是叫两个小女鬼吃饱，安耽，别来缠我。我认为这是迷信，我才不怕她们呢。死人有什么好怕的，活人才可怕，像父亲和上校，还有个别老师和同学——特别是小瞎子！是我暗暗怕的。

过完端午节第二天，村里出现怪事，有四户人家的孩子一齐失踪了！他们是凤凰杨花外村领来的儿子“野路子”、石匠家老三“肉钳子”，还有小瞎子和我小姑的大儿子，就是我表哥。他们似乎合谋好，一起偷走家里几块钱和一些干粮，不知去向，像飞出巢的小鸟。几家人四方找寻，没着落，急得要死。晚上小姑来我家哭，非要父亲去帮她找。那天爷爷不在家，在三姑家。爷爷儿子少，只有我父亲一个，女儿倒多，有四个，除开小姑其他三个都嫁到外村，每个月爷爷总要挑一家去走走，待几天。这几天父亲就不顾忌，经常带上校来我家，当时他就在我家。

上校向我小姑问明情况，点旺一根烟，吸一口，不急不慢地劝小姑：“不用找，会回来的。”再吸一口烟，单独对父亲讲：“我倒担心他们回来，回来大家就没好日子过了。”讲得大家糊里糊涂。

父亲问：“这同我们有什么关系？”

他笑道：“没你事，是我的事。”

父亲讲：“你就直讲，他们去哪里了。”

他偏偏不直讲，继续打着哑谜，“要刮大风了，要落暴雨了，有人要吃苦头了。”像算命先生的那一套，绕着弯，打着转，带机关，话里有话。他讲得越是起劲，我们却听得越发糊涂。

父亲问：“什么风？什么雨？”

这回他总算直讲：“是红暴的风，联总的雨。”

我不知道什么是“红暴”什么叫“联总”，父亲大概是知道的，没有问下去，莫名其妙地骂骂咧咧起来，骂也不知是在骂谁，好似在骂红暴和联总。当时我以为这是两个人，后来才知道，红暴是当权派，穿皮鞋的，联总是造反派，一群赤脚佬。这是当时我们县革命的两大派，起初只是吵，打嘴仗和笔仗，阵地主要在城镇，贴大字报，刷标语，办油印刊物，开大会，搞集会，唇枪舌剑，口诛笔伐。其间红暴占绝对优势，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来联总在支左部队的帮教下组织红卫兵敢死队，在县政府门前打响第一枪，从而拉开武斗序幕，形势迅速出现逆转，大批红暴分子贪生怕死，纷纷流窜乡下，东躲西藏，把当家权力拱手交到联总手上。联总聚集的虽是一群赤脚佬，但年轻有为、有担当、有抱负，他们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他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把红暴分子赶尽杀绝。审时度势，他们及时把战场拓展到农村，吸收大量乡村中学生加入到红卫兵队伍里，进行挨村逐户的拉网式搜查，旨在肃清余毒，斩草除根，根除后患。

十九

我表哥他们就是在这时势下加入联总革命队伍，参加了全县红卫兵武装大串联，去了镇上，去了县城，去了很多村庄，串联一大帮毛头小青年，蝗虫似的，冲来杀去，到哪里都是喊口号，砸东西，贴大字报，抓人游斗，关人审问。到我们村也一样，首先挨家挨户搜查流窜的红暴分子。

天呐！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就在我们校长家猪圈的稻草堆里，他们搜到一个大家伙：县委宣传部教育股股长，曾经是红暴方面最得力的一员干将。开始联总所以落败，此人是罪魁祸首，他的文章像投枪，像匕首，像机关枪，像炸药包，把联总一批带文艺腔的嫩笔头子逼入死胡同，差一点全军覆没。这么个大犯要犯，居然窝藏在我们学校、我们村，于是我们村一下成为联总眼中钉、重灾区。联总一把手胡司令亲自骑脚踏车到我们学校，把犯人和我们校长一起带走，并下达指示：联总要在我们学校设立分部，对我们村进行大清洗、大革命、大教育。

当天下午学校召开大会，宣布停课，同时举行庄严的红卫兵入队仪式，凡出身贫下中农的初三班级的学生都领到一只红卫兵袖章，宣誓效忠联总。共六十七人，由一男一女两个我不认得的城里青年领头，对着一面大红旗高举手，喊口号，下战书，宣读誓言，感觉前方在打仗，他们要上战场去拼死。

前方不在远方，就在村子里，战争不是跟敌人作战，而是斗争四类分子，打砸寺庙和祠堂。村里有一大一小两座寺庙：观德寺和关帝庙，都在后山上。关帝庙蹲在村子入口，老虎尾巴的弯头上，是一座石头屋，小小的，空的，不住人，只有一尊红脸黑髯的关公像，平时少有人去烧香，只有逢年过节才有香火。观德寺大，坐在老虎颈背上，门前拓一块铺满青石板的道地，比篮球场大。道地连着老虎支出的左前脚，直通山下。这也是村里人包括和尚和信徒上下山唯一的路，因为走的人多，路越走越宽，起头一段甚至可以开拖拉机上去。后一段铺着条石板，砌着一共九九八十一级台阶，是寺院历代和尚积的功德，化缘修的。

路都修得这么好，更不要讲寺院，那个气派，超过祠堂：三进院，占地好几亩，像个大宅院。前院供着弥勒佛，中殿供着观音菩萨，后院住着七八个和尚。山上没有稻田，和尚养鸡养鸭，用它们换蔬菜粮食。我见过庙里大多数和尚，但从没见过老和尚，他从不下山，你去庙里也看不到他。听说他每天都在小红屋里练功，功力高到什么地步呢？爷爷总举一个例子，讲当年日本佬打到我们村，把村庄糟蹋够，上山准备再糟蹋观德寺，被老和尚一把笤帚柄救下。原来鬼子小队长是个武士出身，知道老和尚有武功，要同他比武。约定好，只要老和尚赢，鬼子不进庙，否则烧掉庙。那时老和尚当然并不老，眼明手快，力壮如牛，用一把笤帚柄上阵，三下五除二把小鬼子大洋刀夺到自己手上。小队长服输，对他作揖，放过观德寺。

靠着老和尚的威望，寺院名声响，香火旺，一年四季四方八远都有人来烧香敬拜，求子女，求平安，求福寿。上校母亲笃信观音菩萨，平日里像在那儿上班，几乎日日早上都要去供一炷香，一年到头柴米油盐样样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