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错误的审判（1/2）
一、致命的一天
就在我上文所描述的那些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十点，我们的区法院开庭审理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案子。
我要预先说明，而且我要坚持说明：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传达法庭上所发生的一切，不仅无法传达得十分完整，而且无法传达得有条有理。我总感到，如果一切都记下来并加以必要的说明，那就需要写整整一本书，甚至是一大部书。因此请大家别埋怨我只介绍使我个人感到震惊和我特别牢记的内容。我可能主次不分，甚至完全忽略最明显、最必要的特点……不过我看最好还是不要道歉吧。我将尽力而为，读者自己也会明白，我只能尽我所能去做。
首先，在我们进入法庭大厅之前，我要提一下这一天使我特别惊讶的那些事情。其实，感到惊讶的不仅我一个人，正像后来发现的那样，而是所有的人都很惊讶。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关注这案子的人实在太多了，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等候开庭，社会上有许多议论、假设、感叹和猜测，而且已经持续了两个月了。大家都知道这案子在整个俄国闹得沸沸扬扬，但毕竟没有想到这案子会在我们这里，甚至在全国各地，对所有的人都产生了像那天法庭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震撼。这一天到我们这儿来的客人不仅来自本省省城，而且来自俄国的其他城市，甚至来自莫斯科和彼得堡。来的人中间有律师，甚至有几位名人，也有一些贵妇人。旁听证全部发完。法官席后面甚至划出了一块特殊的地方专门安排特别有名望的男宾，那里一长溜椅子上坐着各种重要人物，这种情形在我们这里从前是不允许的。妇女特别多，有我们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我看至少占旁听人数的一半。单单来自各地的律师就很多，简直不知道把他们安排在什么地方，因为所有的旁听证早就发完，被大家软磨硬泡统统要走了。我亲眼看到在大厅尽头的审判台后面，匆忙地用一道特别的栅栏临时围了一块地方，把来自四面八方的律师都放了进去，而他们还认为能够站在那里已经非常幸运，因为要腾出地方，事先把所有椅子都从栅栏里搬走了，于是聚在里面的那一大堆人紧紧地挤成一团，摩肩接踵地一直站在那里听完“案件”的审理。有些太太，特别是外地来的，刻意打扮一番之后，出现在大厅的厢座里，但大多数太太都顾不上穿着打扮。她们的脸上流露出一种神经质的、贪婪的、差不多是病态的好奇。必须指出，聚集在大厅里的各界人士中间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根据多方面的观察，几乎所有的妇女，至少是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站在米佳一边，认为对他应判无罪。也许，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把他想象成一个善于征服女性心灵的人。她们知道，将有两个争风吃醋的女人出场。其中之一便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她特别引起大家的兴趣；关于她的稀奇古怪的传闻特别多，说她对米佳特别痴情，尽管他成了一名罪犯，却不改初衷，流传着种种奇谈怪论。特别提到她的傲慢（她几乎从未拜访我们城里的任何人），她的种种“贵族关系”。据说她打算请求政府准许陪伴犯人一起流放，并在矿井下面和他结婚。她们也怀着同样激动的心情期待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情敌——格鲁申卡在法庭上出现。她们怀着折磨人的好奇心期待着两个情敌在法庭上见面——一个是傲慢的贵族小姐，一个是“轻佻放荡的女人”；不过我们的太太们对格鲁申卡的了解比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要多些。我们的太太们过去也曾见过这个坑害了“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和他不幸儿子的女人”，她们几乎人人都感到奇怪，父子俩怎么会对这样一个“极平常的、毫无姿色的俄罗斯市井女人”入迷到如此程度。总之，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我确切知道，在我们城里为了米佳曾发生了几起严重的家庭龃龉。许多太太与自己的丈夫激烈争吵，因为双方对这一可怕的案件意见不一。经过争吵以后，这些太太的丈夫们进入法庭大厅时不但对被告没有好感，甚至十分恨他。总之可以肯定地说，与太太们相反，男士们在情绪上是与被告对立的。可以看到一张张严厉、阴沉的脸，有些人的脸色简直是恶狠狠的，而且这是大多数。米佳在我们城里逗留期间确实得罪过其中的许多人。当然有些旁听者的心情几乎是愉快的，对米佳的命运根本不关心，但对将要审理的案子本身却并非毫不在意；大家都关心它的结果，大部分男士迫切希望惩处犯人，大概只有律师除外，因为他们所重视的不是案情的道德因素，而仅仅是所谓现代法学精神。著名的费丘科维奇的光临使大家激动不已。他的才能闻名遐迩，他到外省为那些轰动一时的刑事案件出庭辩护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经过他辩护的这类案件总是闻名全俄，而且经久不忘。关于我们检察官和首席法官也流传着几个笑话，据说我们的检察官非常害怕碰上费丘科维奇，他们俩早在彼得堡开始干这个行当时便是宿敌。我们这位十分自负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从彼得堡时起一直认为自己受了委屈，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识，现在卡拉马佐夫家族的案件使他精神振奋，指望通过这一案件使自己暗淡的生涯重放异彩，但他唯一担心的是费丘科维奇。至于害怕费丘科维奇的说法其实不完全正确。我们的检察官并非是那种在危险面前灰心丧气的人，正相反，危险越大他的自尊心越强烈。总而言之，应该指出，我们的检察官过于急躁和病态地敏感。他往往全身心地投入某个案子，审理案子尤其认真，好像他的前程和家业全都取决于他的最后裁决似的。法学界对他的态度不免加以嘲笑，因为我们的检察官正是靠这种品质获得了某种知名度，虽然远非闻名全国，但与他在我们法院中所处的微不足道的地位相比，可以说他的名声已经相当大了。人们特别嘲笑他对心理分析的偏爱。依我看，大家都错了：我们的检察官，作为一个人和一种性格，我觉得他要比许多人想象的严肃得多。但这个过分敏感的人从自己的法律工作开始之初就未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以后一辈子也改不了。
至于我们的首席法官，那只能说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仁慈的、务实的、具有现代思想的人。他相当爱虚荣，但对自己的前程并不太关心。他生活的主要目的是成为进步人士。他有种种关系，也有财产。对卡拉马佐夫家这个案子，正如后来知道的那样，他的态度相当激烈，但仅仅是从一般意义上而言。他感兴趣的只是这个案子为什么出现，属于哪一类，为什么把它看成是我们社会基础的产物，是俄罗斯气质的特征等。他对案子涉及的个人性格，它的悲剧，对于被告以及有关人员的个性，他的态度相当冷漠并很不现实，不过话说回来，也许应该这样。
早在法官们出现之前，大厅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的法院大厅是全城最好的，宽敞、高大、音响效果很好。法官席设在略微高出地面的平台上，它的右侧安放了一张桌子和两排供陪审员坐的扶手椅。左侧是被告席和辩护律师的席位。在大厅中央，靠近法官席的地方有一张放“物证”的桌子。桌子上放着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沾满血迹的白色丝睡衣；一把不祥的、被认为是凶器的铜杵；米佳那件袖子上沾有血污的衬衫；他那件因为当时把血淋淋的手帕塞进口袋、如今背面口袋处带有血斑的常礼服；那块原来沾满鲜血，如今已经发黄了的手帕；那把米佳在佩尔霍金家里装上子弹准备自杀、后来在莫克罗耶被特里丰·鲍里瑟奇悄悄拿走的手枪；那只原来装了三千卢布准备给格鲁申卡的、题了词的信封，一条原来扎在信封上的粉红色绸带；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我无法一一记住。稍远一些，在大厅深处便是旁听席，但在柱形栏杆前面还放了几把扶手椅，供已经作过证词，但尚需留在大厅里的证人用。十点整，由首席法官、一位法官和一位荣誉民事法官组成的审判人员入席。不用说，检察官也马上出来了。首席法官是个粗壮结实的人，偏矮的中等身材，一副似患有痔疮的灰黄色的面孔，五十岁左右，一头修剪得短短的均已经花白的黑发，挂着一条红绶带，但我记不得戴的是什么勋章了。我觉得，也不仅是我，大家都觉得，检察官似乎非常苍白，脸色几乎发青，不知为什么似乎一夜之间突然消瘦了，因为我在前天看到他时气色还很正常。首席法官首先问法警：陪审员都到齐了吗？……不过我看不能再这样继续讲下去了，因为有许多东西我没有听清楚，有些东西没有详细注意，有些东西又忘了，而最主要的是因为，就像我在前面讲过的那样，如果把所有的讲话和发生的事情全部记下来，那我确实既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篇幅。我只知道，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双方对陪审员资格提出异议的不太多。那十二名陪审员的情况我还记得：四名是我们本地的官员，两名是商人，六名是本城的农民和小市民。我记得早在开庭以前，我们上流社会的有些人，特别是太太们，颇为惊讶地问道：“这些微妙、复杂、涉及心灵世界的案子怎么可以交给几个官员，甚至农民去作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呢？这些官员，尤其是这几个庄稼汉能懂得什么呢？”确实，这四个进入陪审团的官员职位低微，而且都已白发苍苍，只有一个稍稍年轻些，他们在社会上默默无闻，靠着菲薄的薪俸勉强度日，他们的妻子年老色衰，多半上不了场面，还有一大堆说不定是光着脚的子女，公务之余常常用打牌来消磨时光，自然从来也没有读过一本书。两名商人样子体面，但都出奇地寡言少语和呆板；其中一个剃光了胡子，穿着德国式的衣服；另一个留着灰白胡子，在脖子上挂着红绶带，上面别着一枚勋章。至于那几个庄稼汉和小市民，那就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们城里的那些小市民几乎与农民一模一样，他们甚至还种地呢。其中两个也穿着德国式的服装，因此看上去比其他四个更肮脏、更丑陋。人们确实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拿我自己来说吧，刚对他们打量一下，马上也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些人怎么能理解案情呢？”然而他们板着脸，表情严肃，给人一种异常严峻乃至威武的印象。
首席法官终于宣布开始审理退职九等文官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被杀案，我记不得他当时的原话了。法警奉命带上被告，于是米佳走了进来。大厅里一下子安静下来，连苍蝇飞过的声音都能听到。我不知道别人怎样想，米佳的模样给我的印象却非常不好。主要原因是他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那件崭新的常礼服刚赶制好。我后来了解到，这是他特意为这一天向原来在莫斯科还保留着他尺寸的裁缝定做的。他手上戴着一副崭新的细软羊皮黑手套，身上穿着时髦的衬衫。他迈着大步走进来，眼睛一眨不眨地正视着前方，毫无惧色地坐到自己的被告席上。这时，辩护律师，大名鼎鼎的费丘科维奇也进来了，大厅里随之响起了一阵似乎是压抑着的嘈杂声。他身材瘦长，两条腿又细又长，苍白纤细的手指也特别长，脸上胡须刮得精光，头发很短，梳理得十分朴素，两片薄薄的嘴唇不时撇上一撇，也不知是微笑还是嘲弄。他看起来有四十岁左右，要不是他的那双眼睛，他的脸还算得上是端正的，可惜他两只眼睛本来就不大，也缺乏表情，又靠得特别近，中间只隔着隆起在鹰勾鼻上的那根细小的鼻梁骨。总之，这张脸分明呈现出鸟儿般的轮廓，不免使人惊讶。他身穿燕尾服，系着白领结。我记得首席法官开始审问时向米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问他的姓名、身份等。米佳回答的口气很生硬，声音大得出人意外，首席法官的脑袋不禁哆嗦一下，大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接着宣读了被传来参加法庭调查的人员名单，即证人和专家的名单。名单很长，四位证人未能到庭：米乌索夫现在正在巴黎，但他在预审时就提供了证词；霍赫拉科娃太太和地主马克西莫夫因病缺席；斯梅尔佳科夫突然自杀身亡，警察局已经出具证明。有关斯梅尔佳科夫猝死的消息在大厅里引起了一阵强烈的骚动和窃窃私语。当然，许多旁听者还根本不知道他已突然自杀身亡。但特别令人吃惊的是米佳突然的出格举动：刚宣布关于斯梅尔佳科夫的消息，他突然从自己座位上向整个大厅大声吼道：“恶狗有恶狗的报应！”
我记得，辩护律师冲到他跟前，而首席法官则威胁说要对他采取严厉措施，如果再有这类出格举动的话。他不时地点头，但似乎毫无悔改之意，多次压低嗓门对辩护律师说：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刚才是脱口而出的！我再也不说啦！”
当然，这个小小的插曲在陪审员和旁听者的心目中造成了对他极为不利的印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性格，自己暴露了自己。就在这种印象之下，书记官宣读了起诉书。
起诉书相当简短扼要，但很有说服力。其中仅仅列举了几条主要理由，说明为什么要对某人起诉，为什么要将他提交法庭审判等。但这文件却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书记宣读的时候声音洪亮，吐字清楚。这个悲剧似乎从头至尾重新展现在大家面前，处于那不祥的、无情的光照之下，显得那么集中，那么触目惊心。我记得，一读完起诉书，首席法官威严地大声问米佳：
“被告，您承认自己有罪吗？”
米佳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承认自己在酗酒和放荡方面是有罪的，”他又用一种出人意外的、几乎是发疯似的语气高喊道，“在游手好闲和惹是生非方面是有罪的。正当我决心永远成为一个诚实的人的时候，却遭到了命运的打击！但对于老人的死，对于既是我仇人又是我父亲的死，我是无罪的！对于他的钱被抢劫这件事，不，不，我是无罪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罪：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卑鄙小人，但不是贼！”
他大声说完以后便坐了下来，显然浑身在颤抖。首席法官又对米佳作了简短的训诫，要求他针对问题回答，不要横生枝节和发疯似的叫嚷。然后他下令进行法庭调查。所有证人被领进来宣誓。这时候我才一下子见到了他们所有的人。不过，被告的两位弟弟被准许无需宣誓便可出庭作证。经过神甫和首席法官一番训诫以后，证人被领走了，尽可能让他们分散坐开。然后开始单独地传讯他们。
二、危险的证人
我不知道首席法官是否将检察官的证人和辩护律师的证人分成了小组并规定了传讯他们的程序。这一切大概都有安排。我只知道首先传讯的是检察官的证人。我要重申，我并不打算逐一描述审讯过程。何况我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多余的，因为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辩论时的发言中，提供和听取证词的整个过程和全部含义似乎都归结为一点并且作了鲜明而突出的说明，而这两篇精彩的发言，至少有个别段落，我作了完整的记录，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向读者转述。此外我还要向诸位转述审讯中一段非同寻常，完全意想不到的插曲，它突然发生在法庭辩论之前，并且对严峻的、生死攸关的审理结果无疑产生了影响。我只想指出：从审讯一开始，这件“案子”所具有的某种异乎寻常的特点鲜明地表现出来并为大家所觉察到了，那就是：与辩护方面所拥有的手段相比，起诉方面异常强大。当各种事实在这座森严的法庭上开始集中归纳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鲜血淋淋的全部罪行开始揭露出来的时候，大家一下子明白了这一点。也许从一开始大家就明白了，这完全是一件无需争议的案子，这里面没有任何疑问，实际上任何辩论都无必要，即使要辩论，那也无非是过过场罢了，犯人确实有罪，肯定有罪，绝对有罪。我甚至以为，即使太太们无一例外地迫切希望证明那个有趣的被告无罪，但她们却又深信他确实有罪。不仅如此，我还觉得，如果他的罪行不能得到证实，她们可能会失望，因为如果证明了犯人无罪，那结局便不会有这样的轰动效应了。至于他将被证明无罪，那么说来也怪，所有的太太直到最后一分钟几乎还都深信不疑：“他有罪，但是出于人道精神，按照现在流行的新思想、新感情，会证明他无罪”等等。就为了这一点她们才迫不及待地聚集到这儿。男人们更感兴趣的是检察官和大名鼎鼎的费丘科维奇之间的斗争。大家惊讶地问自己：即使像费丘科维奇那样有才华的人，对这件毫无希望的案子，对一个空蛋壳能有什么作为呢？因此他们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的每一步骤。但费丘科维奇直到最后，直到演说之前，在大家的心目中还是个谜。有经验的人预感到他有自己一套办法，他已经有了某种设想，他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但究竟是什么目标，简直无法猜透。但是他的信心和自信十分明显。此外，大家立即欣喜地发现，他来到我们这儿的时间非常短暂，也许总共不过两三天，却已经惊人地熟悉了案情，连“它的微妙之处都作了研究”。后来大家津津有味地谈起他怎样及时地使检察官方面的所有证人“上钩”，尽量迷惑他们，更重要的是给他们的道德名誉抹黑，从而自然而然地使他们的证词变得不可信。不过大家认为，他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卖弄，可以说是为了显示律师的才华，表明他丝毫也没有忽略律师惯用的手法，因为大家确信，他通过“抹黑”的办法不可能得到什么重大的、实质性的好处，其实他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但他还储备某种思想，拥有某种暂时深藏不露的辩护武器，只要时机一到，他就会马上亮出来。尽管如此，由于他意识到自己有力量，所以暂时始终好像是在表演和嬉闹。例如，在审问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时，辩护律师利用提问的机会穷追不舍，紧紧抓住他不放，他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贴身的仆人，曾提供了“通向花园的门是开着的”这个有分量的证词。需要指出的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出庭作证的时候，面对法庭的威严气势和众多的听众，他丝毫没有惊慌，神态相当平静，甚至显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他提供证词的时候充满了自信，就好像正跟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私下交谈，无非态度稍为恭敬一些而已。要打乱他的方寸是不可能的。开始时检察官对卡拉马佐夫家的详细情况向他盘问了很久。一幅家庭生活的图画非常鲜明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大家听到并看到，证人忠厚老实，没有任何偏见。尽管他对已故的主人非常尊敬，但他还是声称，譬如说，主人对待米佳的态度有失公允，“没有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要是没有我，这小孩早被虱子咬死了，”他在讲述米佳童年时补充说，“当父亲的在处理孩子母亲遗留的田产方面也不该欺侮孩子。”检察官问他有什么根据可以证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在账目上使儿子吃了亏，使大家奇怪的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丝毫提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材料，但仍然坚持说老子与儿子的账算得“不对”，他确实“应该再付给儿子几千卢布”。我要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是否真的克扣了米佳的应得财产，检察官后来念念不忘地向所有能作证的证人全都提过，连阿廖沙和伊凡也未能例外，但证人中谁也提不出确凿的证据；大家都证实有这样的事实，但谁也无法提供哪怕是一点点确凿的证据。格里戈里详细描述了吃午饭时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闯进来狠狠揍了父亲并威胁说还要回来杀死他的这个场面之后，在场的人都产生了极坏的印象，更何况老仆人讲得很平静，没有添油加醋，用的是自己特有的语言，结果却显得非常有说服力。至于米佳凌辱他，打他耳光，把他打倒在地，他说他并不生气，早已原谅他了。对于死去的斯梅尔佳科夫，他一边画着十字，一边说他是个能干的小伙子，但是有些傻里傻气，被病折磨得好苦，最糟的是他不信上帝，那都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和他的大儿子教的。对于斯梅尔佳科夫的诚实，他几乎是热情地作了肯定并立即讲了一件事：有一次，斯梅尔佳科夫捡到了老爷丢失的钱，他没有藏起来，立即交给了老爷，老爷为此“赏了他一个金币”，从此以后老爷什么事都相信他了。老仆人固执地坚持说通向花园的门是开着的。他们盘问他的事情特别多，我无法全部记住。最后终于轮到辩护律师提问了，他首先问信封的事——就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好像”为了“给某个女人”三千卢布的那只信封。“您作为多年来一直服侍老爷的仆人是否亲眼见过这只信封？”格里戈里回答说，他没有见过，而且“一直到现在大家开始谈论之前”，他根本没有听到谁说起过这笔钱。关于信封这个问题，费丘科维奇问了凡是可以作证的所有证人，其穷追不舍的精神就像检察官盘问田产分割的事一模一样，而且从所有的人那儿只听到一种回答——谁都没有见过那只信封，虽然许多人都听说过。大家从一开始就发现了辩护律师对这一问题穷追不舍的态度。
“如果您允许的话，现在我能否向您提一个问题。”费丘科维奇出人意外地突然问道，“预审中表明，那天晚上，在临睡之前，您用来擦拭您疼痛的腰部、指望用来治好病的那种镇痛剂，或者说那种药酒是用什么做的？”
格里戈里莫名其妙地看了看发问者，沉默片刻后喃喃地说道：
“放了洋苏叶。”
“只有洋苏叶吗？您记不记得还有其他东西吗？”
“还放了车前草。”
“也许还有辣椒吧？”费丘科维奇好奇地问。
“辣椒也放了。”
“还放了其他东西。全浸泡在酒里吗？”
“泡在酒精里。”
大厅里传出一种轻微的笑声。
“您瞧，甚至用了酒精。您擦了背部，您太太念了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的虔诚的祷词。大概瓶子里剩下的部分都喝掉了吧，是这样吗？”
“我喝掉了。”
“您喝了很多吧？大概多少？有一酒杯吧？”
“大概有一茶杯。”
“甚至有一茶杯。也许有一杯半吗？”
格里戈里不作声了。他似乎有点明白了。
“一杯半的纯酒精——那可真不赖，您以为怎样？不用说通向花园的门，就是‘天堂的门敞开着’也可以看见了？”
格里戈里还是不吭声。大厅里又传出一阵轻轻的笑声。首席法官挪动了一下身子。
“您是否确切知道，”费丘科维奇步步紧逼，“你看到通向花园的门是开着的那一刻，您是不是睡着了呢？”
“我站在那儿。”
“这还不能证明您没有睡着（大厅里又是一阵轻笑声）。那时如果有人问您，譬如说现在我们这儿是公元什么年份，您能回答吗？”
“这我可不知道。”
“现在我们这儿是公元什么年份，耶稣降生后的第几年，您不知道吗？”
格里戈里带着迷惑不解的表情站在那儿，两只眼睛呆呆地盯着自己的折磨者。说来也很奇怪，他居然真的不知道现在是公元几年。
“您或许还知道您手上有几个手指吧？”
“我是奴才，”格里戈里突然响亮而清楚地说，“要是长官想取笑我，我也只好忍受。”
费丘科维奇听了不由得愣了一下，这时首席法官也作了干预，训诫式地提醒辩护律师，应该提出更为恰当的问题。费丘科维奇听完以后，不失庄重地鞠了一个躬，声明他的提问已经结束。当然，旁听的人和陪审员心中不免留下一丝怀疑，怀疑一个处于某种治疗状态中甚至能够看到“天堂的门”，而且连今年是耶稣降生以后多少年都不知道的人所提供的证词是否可信。因此，辩护律师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格里戈里离开之前还出现了一个插曲。首席法官问被告：他对提供的证词有什么话要说？
“除了门以外，他讲的全是实话。”米佳大声地说道，“他替我捉过虱子，我感谢他，他原谅了我殴打他的事，我感谢他；老人一生老老实实，对我父亲忠心耿耿，抵得上七百条哈巴狗。”
“被告，说话用词要有分寸。”首席法官严肃地说。
“我不是哈巴狗。”格里戈里嘟囔着说。
“那么我是哈巴狗，我是！”米佳大声说，“要是你听了感到委屈，那么就由我自己来承担，并请求他原凉：我是禽兽，以前对他太残忍了！我对伊索也太残忍了。”
“哪一个伊索？”首席法官又厉声问道。
“就是对彼埃罗……我父亲，对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
首席法官一再庄重而严厉地告诫米佳说话要谨慎些。
“您这是自己在损害您在法官心目中的形象。”
在向证人拉基京发问时，辩护律师提出的问题同样非常巧妙。我要指出，拉基京是最重要的一个证人，检察官无疑是重视他的。原来他什么都知道，知道的事情特别多。他到所有人的家里都去过，什么都看到，跟所有的人都谈过话，对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身世和卡拉马佐夫一家人了解得一清二楚。其实，关于装有三千卢布的那只信封的事他也只是听米佳本人说起过。然而他都详细地描述了米佳在京都酒店里所干的那些好事和有损他声誉的言谈举止，也讲述了绰号叫“树皮擦子”的斯涅吉廖夫上尉的故事。至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在田产分割上是否算计米佳这个特殊的问题，连拉基京本人都说不出什么来，只能用轻蔑的口气泛泛而论，搪塞过去。他说：“在乱七八糟的、都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一回事的卡拉马佐夫性格中间，谁能搞清楚他们谁对谁错，谁欠谁呢？”他把眼前正在审理的这件罪行的全部悲剧说成是根深蒂固的农奴制的流俗和由于缺乏相应制度而陷于无序状态的俄罗斯的产物。总之，让他发表了一些意见。这次诉讼使拉基京先生初露头角并受到人们的注意。检察官知道这位证人正在给杂志写一篇关于这个犯罪案件的文章，后来他在自己的演说（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引用了该文的一些观点，这就是说他已经读过这篇文章了。证人所描绘的那幅阴暗而不祥的图画为“公诉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总之，拉基京的陈述以其独立不羁的思想和非凡高尚的气势折服了听众。就在他谈到农奴制和苦于混乱的俄罗斯的时候，甚至突然响起了两三起掌声。但拉基京到底还是一个年轻人，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马上被辩护律师巧妙地利用了。他在回答有关格鲁申卡的某些问题时，由于正陶醉在自己无疑已经意识到的成功以及勃发的崇高激情之中，居然用带点轻蔑的口吻说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是“商人萨姆索诺夫豢养的情妇”。他事后甘愿付出昂贵的代价来赎回这句话，因为费丘科维奇马上利用这话话抓住了他。这是因为拉基京完全没有料到辩护律师会在短时间内对案情了解得一清二楚，连那些隐私他都知道。
“请问，”当轮到辩护律师提问时，他面带非常客气，甚至是恭敬的微笑说，“您就是拉基京先生吧，您写过一本由教区当局出版的小册子，书名叫《已故长老佐西马的修隐生活》，里面充满了深刻的宗教思想，书里还有献给主教的美好而虔诚的题词，我不久前曾愉快地拜读过了。”
“我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后来他们却发表了。”拉基京嘟囔说，似乎由于某种原因突然心虚了，甚至感到羞愧。
“啊，这太妙了！像您这样的思想家，甚至可以应该广泛地关注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由于主教的庇护，您那本很有教益的小册子广为流传并产生了相应的效应……不过我现在主要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刚才说您和斯韦特洛娃女士相当熟悉，是这样吗？”（按：格鲁申卡的姓原来是“斯韦特洛娃”。我仅仅是在开庭审理的这一天才初次知道。）
“我不能对我所认识的人全都负责……我是一个青年人……而且谁能为他所遇到的每个人负责呢……”拉基京的脸刷地涨得通红。
“我理解，我太理解了！”费丘科维奇大声说道，好像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赶紧道歉似的。“您和其他任何人一样，乐于结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性，而这位女性也乐于接待本城的优秀青年，不过……我只想了解一个情况：据我们所知，大约在两个月前斯韦特洛娃非常希望与卡拉马佐夫的小儿子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认识，如果您让他就穿着那套修士服去见她，只要您把他带去，她答应给您二十五个卢布。众所周知，这件事恰好就在构成本案的那件惨祸发生的那天晚上。您把阿列克谢·卡拉马佐夫带到斯韦特洛娃女士家里，我想问您的就是当时您有没有收到斯韦特洛娃女士奖赏的二十五个卢布？”
“那是开玩笑……我看不出为什么这件事会使您感兴趣。我收下这钱只是为了开个玩笑……准备以后归还……”
“所以您收下了。但您至今都没有归还，或者已经归还了？”
“这太无聊了……”拉基京嘟囔着说，“我不能回答这类问题……我当然会归还的。”
首席法官开始干预了，但辩护律师宣布，他对拉基京先生的提问已经结束。拉基京先生离开证人席时形象已经不那么好了。他那番高尚的发言留给人们的印象已经被破坏了。费丘科维奇目送他下去，似乎指着他向听众说：“瞧，你们的原告有多高尚！”我记得，这时候米佳也免不了要闹些名堂：他被拉基京议论格鲁申卡的口气所激怒，从自己的座位上突然大叫：“贝尔纳！”首席法官向拉基京提完了全部问题，接着问被告：他有没有想要说明的地方，米佳便响亮地喊道：
“他向我这个被告还借过钱呢！他是个可耻的贝尔纳和争名逐利的家伙，不信上帝，欺骗主教！”
米佳自然因为说话粗鲁而再一次受到告诫，但拉基京先生却彻底完了。斯涅吉廖夫上尉的作证也不顺利，但完全是另有原因。他出庭时褴褛不堪，穿着肮脏的衣服和靴子。尽管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并事先作了“专门检查”，但还是突然发现他完全喝醉了。关于米佳侮辱他的问题，他突然拒绝回答。
“上帝保佑他。伊柳沙不让说。将来上帝会给我补偿的。”
“谁不许您说？您指的是谁？”
“伊柳沙奇卡，我的儿子。‘爸爸，爸爸，他是怎样侮辱你的啊！’这是他在一块大石头旁说的。现在他快要死了……”
上尉突然号啕大哭，扑过去跪在首席法官脚下。在听众的哄笑声中，很快把他带走了。检察官预先指望的那种印象根本就没有产生。
辩护律师继续运用各种手段。他对案情了解得那么深入细致，使大家越来越感到惊讶。举例说，特里丰·鲍里瑟奇的证词本来可以产生相当强烈的印象，对米佳极为不利。他几乎扳着手指算出，米佳在惨祸发生前一个月第一次到莫克罗耶期间花费不可能少于三千卢布，或者说“差不了多少，单是花在茨冈女人身上的钱就不知有多少！他赏给我们那些长满虱子的乡巴佬的钱不是什么在街上随手扔给每人半个卢布，而至少每人要送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再少是不会给的。直接从他那儿偷走的钱不知有多少！人家偷了，哪里还会留下什么把柄。再说他自己就随随便便胡乱扔钱，哪里还会抓小偷呢！而我们那些乡下人全是强盗，全都不讲良心。而姑娘们，我们乡下的那些姑娘又得到了多少钱！我们那儿的人从此都发了大财，确实是这样，而以前都是穷光蛋。”总之，每一笔花费他都记起来了，并且作了精确的计算。因此，所谓只花掉一千五百卢布，而其余的钱藏在香囊里的说法越发显得不可思议了。“我亲眼看见，看见他手里拿着三千卢布就像拿着一个戈比一样，是我亲眼目睹的，难道我们都不识数了吗？”特里丰·鲍里瑟奇大声说道，想尽量讨好“长官”。当轮到辩护律师提问的时候，他几乎没有打算反驳证词，却突然谈起了一件事：米佳被捕前一个月，在他第一次纵酒狂饮的时候，马车夫季莫费和农民阿基姆在莫克罗耶客栈前室的地上捡到过米佳喝醉后掉下来的一百卢布，他们将这笔钱交给了特里丰·鲍里瑟奇，他为此给了每人一个卢布。“那么您当时是否将这一百卢布还给了卡拉马佐夫先生呢？”特里丰·鲍里瑟奇无论怎样支吾其词，但在盘问了农民之后他只好承认曾捡到一百卢布，但他说当时就原封不动地全部还给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老老实实地交到他手里，不过他自己当时完全醉了，未必能想起来”。但毕竟因为他在传讯农民作证之前曾经否认过捡到一百卢布，那么他说已经把那笔钱还给了醉醺醺的米佳的证词自然非常值得怀疑。这样一来，由检察官提供的一个最危险的证人在退庭时受到了怀疑，他的名誉遭到很大的损害。两个波兰人也发生了相同的情况：他们出庭时态度傲慢，神情泰然。他们大声地作证说，首先，他们俩都是“为沙皇陛下”效劳，而“米佳先生”却要用三千卢布收买他们，而且他们亲眼看见他手上有一大笔钱。穆夏洛维奇说话时夹杂了许多波兰话，他看到这样反而在首席法官和检察官的眼里抬高了自己的身份，因此更加来劲了，最后完全用波兰语说话了。但费丘科维奇还是张开了自己的网抓住了他们：再次被传讯的特里丰·鲍里瑟奇无论怎样躲躲闪闪，到头来也只好承认他的一副纸牌被佛鲁勃莱夫斯基偷换了，而穆夏洛维奇在坐庄时做了手脚。卡尔加诺夫在作证时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两个波兰人甚至是在听众的哄笑声中带着羞辱离开的。
随后所有最危险的证人几乎都碰到了同样的情况。费丘科维奇居然有本领使他们每个人在道德上露出了破绽，最后让他们灰溜溜地离开。一些好事之徒和法学专家只是在那里一味地欣赏，却总不明白这一切究竟能起什么重大的决定作用，我要再次说一遍，因为大家都感到指控是无法反驳的，而且越来越变得具有说服力和悲剧性了。但大家从那位“伟大的魔术师”的自信心中发现，他非常镇静，因此大家都在期待着：“这样的人”决不会无缘无故地离开彼得堡到这儿来，这样的人决不会无功而返。
三、医学鉴定和一磅胡桃
医学鉴定对被告也没有帮上多大的忙。正如后来证实的那样，费丘科维奇本人似乎对它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之所以要进行医学鉴定，主要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坚持，她特地从莫斯科请来了一位名医。辩护方面当然也不会因为医学鉴定而有什么损失，搞得好的话也可能有好处。不过由于医生们产生了某些分歧，其结果多少有点滑稽。出场的几位专家是：从京城请来的著名医生，本城的医生赫尔岑斯图勃，以及年轻的医生瓦尔温斯基。后面两位也属于检察官传讯的一般证人。首先以专家身份被传讯的是赫尔岑斯图勃。这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头发雪白，已经谢顶，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在我们城里大家都很重视他，尊敬他。他是一位尽心尽职的医生，一个好人和虔诚的教徒，属于赫恩胡特派或“摩拉维亚兄弟会”——我也不太清楚。他在我们城里已经住了很久，平时举止特别庄重。他心地善良，富有爱心，免费为穷人和农民治病，亲自到他们简陋的小屋去，留下钱让他们买药，但他的脾气固执得像一头骡子。如果他有了什么想法，要他改变是不可能的。顺便提一下，城里的人几乎都知道，这位外地的名医到我们这里总共呆了短短的两三天，却对赫尔岑斯图勃的才能已经说了一些非常难听的话。虽然这位莫斯科医生每次出诊收费至少要二十五个卢布，但我们城里有些人还是对他的到来感到高兴，不惜重金，纷纷去请他治疗。在他没有来之前，这些病人自然都是由赫尔岑斯图勃治疗的，而现在这位名医却到处尖锐批评他的治疗方法，到后来他一进病人家就干脆问：“您这病原来是谁给看的，是赫尔岑斯图勃吗？哼，简直瞎胡闹！”这些话自然传到了赫尔岑斯图勃的耳朵里。现在这三位医生一一出庭作证。赫尔岑斯图勃医生直截了当地声称：“被告智力失常是显而易见的。”他提出的种种理由我在这里就省略了，最后他又补充说，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不仅可以从被告以前的行为中看出来，更主要的是现在，甚至目前都可以看出来。法庭请他说明现在，此时此刻这种失常现象表现在什么地方的时候，这位老医生天真而直率地指出，被告一进入大厅，“就有一种不合时宜的、非常特别和古怪的表情，他像一个军人那样迈着大步，两只眼睛直视前方，其实他本来应该看左面，那边旁听席上坐着不少太太，他是女性的热烈爱好者，照理应该非常关心现在太太们对他会有什么看法”，老人以自己独特的语言结束了发言。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那就是他常说俄语，而且很喜欢说，但不知为什么他说的每句话都带有德国腔，而且他从来也不感到有什么不好意思，因为他一辈子都有个毛病，便是他自以为俄语说得最标准，“甚至比俄国人还好”，他还非常喜欢引用俄国谚语，每次都要人相信，俄国谚语是世界上最精彩、最富于表现力的谚语。我还要指出，他在谈话时，也许是因为思想不集中，常常会忘记最普通的词，这些词他掌握得很熟练，但不知为什么突然在他脑子里卡住了出不来。不过即使他讲德语，往往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时候他总是在自己面前不停地挥手，好像在寻找并要抓住那个丢失了的词语，在他没有找到丢失的词语以前，谁也无法迫使他把已经开始的谈话继续下去。他刚才所说的被告进入大厅后照理应该把目光投向太太们的一番话在听众中引起一阵轻轻的嬉笑声。我们这里的太太们非常喜爱这位老人，她们知道他一辈子都没结婚，是个虔诚和纯洁的人，在他眼里女人都是些高尚的理想人物。因此他这番出人意外的话使大家都感到非常奇怪。
莫斯科来的那位医生在出庭作证时断然声称被告的头脑不正常，“甚至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他巧妙地大谈特谈“感情倒错”和“躁狂”并得出结论说，根据收集到的全部证据，被告还在被捕前几天无疑已经处于感情倒错的病态之中，尽管他犯了罪，甚至意识到在犯罪，但几乎是身不由己的，他完全没有能力克服当时控制着他的病态的精神冲动。除了感情倒错之外，医生还发现了躁狂症状，据他说这预示着将来会直接导致完全的精神错乱。（注意：我现在用自己的话加以转述，而当时医生是用科学的专门术语解释的。）“他的全部行为违背了常理和逻辑，”他继续说，“且不说我没有看到的那些事情，也就是作案过程以及这件惨祸的来龙去脉，可是就在前天和我谈话时，他的目光也莫名其妙的呆滞。不该笑的时候他会突然笑起来，经常无缘无故地发火，说一些奇怪的话：什么‘贝尔纳’啦，‘伦理学’啦，还说些不该说的话。不过医生认为最能说明这种躁狂症状的是：一提到他认为自己受了蒙骗的那三千卢布时，被告就怒不可遏，可是在谈到或想到其他的种种挫折或自己所受的委屈时却又相当平静。此外，还有证据表明，只要一涉及三千卢布，他完全像过去一样会暴跳如雷，可是证人们又说他没有私心，也不那么贪婪。至于说到我那位学识渊博的同行的意见，”莫斯科的医生在结束发言时讥讽地补充说，“他认为被告出庭时目光应该看着那些太太而不该直视前方，那我只想指出，类似结论不仅显得滑稽可笑，而且也是根本错误的。虽然我也完全同意被告进入决定他命运的大厅时不应该直视前方，这确实可以看作是他此刻精神不正常的征兆，但同时我却要肯定地说，他不该去看左边的那些太太，相反，他应该向右看，应该用目光去寻找辩护律师，因为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律师的帮助上，他的全部命运取决于律师的辩护。”医生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得非常果断和坚决。但最后出庭作证的瓦尔温斯基医生所得出的出人意料的结论却使两位学识渊博的专家的分歧显得特别滑稽可笑。在他看来，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被告的精神状态完全正常，虽然在被捕前他确实应该处在一种神经质和过度兴奋的状态，但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有多种非常明显的原因：譬如妒忌，愤怒，不断酗酒等。但这种神经质的状态不包括前面所说的那种特殊的“感情倒错”的成分。至于说到被告进入大厅时该向左看还是向右看，“依鄙人之见”，被告进入大厅时，正应该直视前方，就像他实际上做的那样，因为他对面坐着首席法官和法官，他的全部命运取决于他们，“因此，他直勾勾地看着前面，恰恰足以证明这时候他的脑子完全正常”。年轻的医生带着几分激烈的情绪结束了自称为“鄙见”的证词。
“太棒了！医生！”米佳从自己座位上叫了起来。“正是这样！”
米佳的插话自然被法庭制止了，但年轻医生的意见无论对法官还是听众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正如后来表明的那样，大家都同意他的见解。不过，赫尔岑斯图勃后来以证人身份作证时，却完全出乎意外地突然提供了对米佳有利的证词。作为本城的老居民，他很久前就认识卡拉马佐夫一家，在提供了几项对“公诉”很有意义的证词后，突然似乎想起了什么，补充说道：
“不过这位可怜的青年人本来可以得到比现在要好得多的命运，因为无论在童年时代还是以后，他的心地一向非常善良，因为我知道这一点。但俄罗斯谚语说：‘如果一个人有头脑，那很好，如果再有一个聪明人来做客，那就更好，因为那时就有两个头脑，而不是一个……’”
“一人聪明好，两个聪明更加妙。”首席法官不耐烦地提示他，他早知道老人有个习惯——说话慢慢吞吞，拖腔拉调，一点不在乎人家对他的印象，也不在乎人家等得多么着急，相反他很看重那种生硬、平淡无奇，而又洋洋自得的德国式的俏皮话。这小老头可是非常喜欢说俏皮话的。
“啊，是的，我也是这么说的，”他固执地接过话，“一人聪明好，两人聪明好上加好。但另一个聪明人没有去找他，他却把自己的聪明放走了……这话是怎么说的，他将它放到哪儿去了？那个词儿——他把自己的聪明放走了，可是放到哪儿去的那个词我忘记了，”说着他用手在自己的眼前比划了一下，“噢，对了，是什帕齐连。”
“游荡？”
“对，对，游荡，我也是这么说的。他的聪明溜出去游荡了，跑到了遥远的地方，连自己也迷路了。不过话得说回来，他是个高尚而很重感情的青年，啊，我还记得他很小的时候被丢在他父亲后院里的那模样，光着脚在地上乱跑，小裤子只吊在一个扣子上……”
这个正直的小老头的口气里突然可以听出一种多愁善感、诚挚感人的声调。费丘科维奇猛地哆嗦了一下，似乎有了某种预感，赶紧集中思想听他讲下去了。
“啊，是的，我自己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我嘛，唉，对了，那时候我才四十五岁，我刚到这里。当时我觉得这孩子挺可怜，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给他买一磅……是啊，一磅什么呢？我忘了那东西叫什么了……一磅孩子们非常喜欢吃的那种东西，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医生又用手比划着，“是那种长在树上，采下来送给大家的……”
“是苹果吗？”
“哦，不——不——是的！论磅，论磅秤的，苹果是按十个计算的，不论磅，不，数量很多，个儿很小，放进嘴里，咔啦一响……”
“是胡桃吗？”
“对了，就是胡桃，我说的也就是胡桃，”他心安理得地肯定说，仿佛刚才根本不在搜索枯肠要找出这个词，“我给他送去一磅胡桃，因为从来也没有人给这孩子送过一磅胡桃，我举起了一只手指对他说：‘孩子，圣父。’他笑了起来，跟着我说：‘圣父——圣子。’接着他又笑了，含糊不清地说：‘圣子——圣灵。’最后他又笑了，尽量学着说‘圣灵’。后来我就离开了。第三天我经过那里，他大声叫住我：‘叔叔，圣父，圣子。’只是忘记了圣灵这个词儿，不过我提醒了他，我又非常可怜起他来了。可是他被带走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一转眼过了二十三年，一天早晨我坐在诊疗室里，我已经是个白头老翁了，突然走进来一个容光焕发的青年人，我怎么也认不出他来，但他举起一只手指，笑着说：‘圣父，圣子和圣灵！我刚到这里，就来感谢您送了我一磅胡桃：因为当时从来没有人给我买过一磅胡桃，只有您给我买了一磅胡桃。’这时候我想起了我幸福的青年时代和那个光着脚在院子里乱跑的可怜的小男孩，我的心被感动了，我说：‘你是一个知恩图报的青年人，因为你一辈子都还记得我在你童年时期给你的一磅胡桃。’我拥抱了他并为他祝福。我哭了。他笑了，后来也哭了起来……因为俄罗斯人在该哭的时候常常会笑。但他是哭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可是现在，唉！……”
“现在我也在哭，德国人，现在我也在哭，你这个好人啊！”米佳突然从自己座位上大声喊道。
不管怎么说，这件可笑的小事给听众留下了某种良好的印象。但对米佳最有利的要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提供的证词了，现在我马上就来谈她的证词。一般说来，在被告方面的证人，即被辩护律师召来的证人出场时，命运之神似乎突然真的向米佳微笑了——而最有意思的是——连辩护律师都感到非常意外。不过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之前，法庭先传讯了阿廖沙。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似乎是否定公诉方面一个主要论点的有力证据。
四、幸福向米佳微笑
这件事即使对阿廖沙来说也纯属意外。他被传唤，免于宣誓。我记得，从询问一开始各方面对待他都十分客气和充满好感。显然在这之前他有好名声在外。阿廖沙作证时的态度谦虚而谨慎，但他的证词中明显地流露出对自己不幸的哥哥的热烈同情。他在回答一个个问题时，勾画出了哥哥的个性：他也许既是一个暴躁而迷恋情欲的人，同时又是个高尚、骄傲、慷慨、豁达的人，必要的话，甚至可以牺牲自己。不过他承认，他的哥哥近来因为迷上了格鲁申卡，因为跟父亲争风吃醋，所以处于一种万分难受的境地。但是他断然否定了对哥哥杀人越货的指控，虽然他承认这三千卢布几乎成了米佳的一块心病，米佳认为这笔钱是父亲用欺骗的手段少付给他的遗产，虽然他并不贪婪，但是一谈到这三千卢布就暴跳如雷。对于检察官所说的两位“女人”，即格鲁申卡和卡佳争风吃醋的事，他有些闪烁其词，对其中一两个问题甚至完全不予回答。
“您的哥哥至少是否对您讲过他打算杀死自己的父亲？”检察官问，“如果您认为必要的话。您可以不回答。”他补充说。
“他没有直接说过。”
“怎么？间接说过？”
“有一次他对我说过他恨父亲并且担心……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在极端厌恶的时候……也许会杀死他。”
“您听了以后相信他了吗？”
“我不敢说是相信了。但我一直坚信，某种崇高的感情在紧急关头会拯救他，事实上已经拯救了他，因为杀死我父亲的不是他。”阿廖沙用全大厅都能听到的洪亮的声音坚定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检察官哆嗦了一下，像一匹战马听到了号角声。
“请您相信，我完全相信您的想法是非常真诚的，我丝毫也没有把您的这种想法看成为由于您爱您不幸的哥哥而引起的，也没有把它们混为一谈。您对您家里发生的悲惨事件的独特看法，在预审过程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不瞒您说，您的看法非常独特，并且跟检察机关获得的所有其他证词相矛盾。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再一次问您：究竟是哪些事实支配了您的思想并使您坚决认为您哥哥是无辜的，有罪的是另一个人？您在预审中已经直接把这另一个人指出来了。”
“在预审中我只是回答了几个问题，”阿廖沙小声而又平静地说，“我自己并没有指控斯梅尔佳科夫。”
“您总还是指出来了吧？”
“我是根据德米特里的话才那样说的。还在审讯以前我就听说了他被捕的情形，他当时就指出凶手是斯梅尔佳科夫。我完全相信哥哥是无罪的。如果杀人的不是他，那么……”
“是斯梅尔佳科夫？为什么恰好是斯梅尔佳科夫呢？为什么您坚信您哥哥是无罪的呢？”
“我不能不相信哥哥。我知道他决不会对我说谎。我根据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他没有对我说谎。”
“只是根据他脸上的表情吗？这是您的全部证据吗？”
“我没有更多的证据了。”
“除了您哥哥的话和他脸上的表情，您再也没有任何一点细小的证据来证明斯梅尔佳科夫有罪吗？”
“是的，没有别的证据。”
检察官的提问到此为止。阿廖沙的回答使听众大失所望。还在开庭以前我们这儿已经对斯梅尔佳科夫议论纷纷了，有人听到了什么消息，有人指出了什么事实，还说阿廖沙收集了许多有利于哥哥、说明仆人有罪的过硬证据，可是到头来却什么也没有，除了一些道德观念，什么证据都没有，而那些观念对于被告的亲兄弟来说是十分自然的。
接着费丘科维奇开始提问。他问阿廖沙：被告在什么时候对他说他恨父亲，有可能会杀死他；在惨祸发生前最后一次见面时是否听到他讲过这些话。阿廖沙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似乎突然哆嗦了一下，似乎直到此刻才想起并明白了什么事情。
“我现在回忆起了一个情况，我自己都差不多完全忘记了，不过那时候我很不理解，而现在……”
阿廖沙显然直到现在才恍然大悟，他兴奋地回忆起他和米佳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那天傍晚，在回修道院的路上，在一棵树下，米佳捶打着自己的胸膛，“胸膛的上部”，再三对他说，他有恢复自己名誉的办法，办法就在这里，就是这儿，在胸脯上……“我当时以为他捶打胸膛就是指自己的内心，”阿廖沙继续说，“是说他在内心可以找到一种能使他摆脱眼前面临的，甚至不敢向我吐露的奇耻大辱的方法。我得承认，我当时以为他说的是父亲，他一想到要去找父亲并对他施加暴力便羞愧得浑身发抖，其实他所指的好像就是胸前的什么东西，因此我还记得当时我脑子中曾经闪过一个念头，就是心脏根本不在那个部位，而在下面，而他捶打的那个地方在心脏上面，是在这儿，离脖子很近，他一直指着这个位置。当时我觉得我的想法很愚蠢，可是他当时指的也许就是那个里面缝了一千五百卢布的香囊！……”
“正是这样！”米佳突然从被告席上大声喊道，“正是这样，阿廖沙，是的，我当时用拳头捶打的就是香囊！”
费丘科维奇赶紧跑到他跟前，请他安静下来，随后又立刻紧紧盯住阿廖沙不放。阿廖沙为自己的回忆所陶醉，热烈地讲出了自己的假设，他认为哥哥所说的耻辱很可能就是指他身上带的那一千五百卢布，这笔钱本来可以抵作欠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一半债务，但是他没有给她，最后还是决定作了别的用途，就是作为带走格鲁申卡的费用，如果她同意的话……
“是这样，肯定是这样，”阿廖沙突然兴奋地大声说道，“当时哥哥对我说的就是一半，一半的耻辱（一半这个字！他说了几遍）他本来可以立即洗刷自己的耻辱，但不幸的是他性格太软弱，他无法做到这一点……他预先知道他不可能这样做，也没有力量能这样做！”
“您确切而清楚地记得，他捶打的正是胸部的那个部位吗？”费丘科维奇急切地追问。
“我记得很清楚、很确切，因为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为什么他要捶打上面那个部位，心脏的位置在下面，我当时觉得我的想法是愚蠢的……我脑子里曾经闪过这个想法。所以我现在一下子想起来了。我怎么一直把它给忘记了呢！他指的就是那个香囊，他说他有办法，但他不愿交出这一千五百卢布！在莫克罗耶逮捕他的时候，他曾经大喊大叫——这我知道，是人家转告我的，他认为一生中最可耻的一件事就是他本来可以归还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一半的债务（正好是一半！）不是以贼的身份站在她面前，但他最终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归还，宁肯被她当做一个贼，而不愿放弃这笔钱！他被那笔债务折磨得非常痛苦，非常痛苦！”阿廖沙感叹万分地结束道。
不用说，检察官也很感兴趣。他请求阿廖沙把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再叙述一遍，再三问阿廖沙：被告在捶打自己胸膛时是否真的确有所指？也许他不过是一般地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部。
“不是用拳头！”阿廖沙大声说，“他是用手指指的，指着这儿，很高的部位……我怎么一直都把它忘记得干干净净呢！”
首席法官问米佳，对这个证词他有什么话说。米佳肯定地说，事情就是这样，他指的就是他放在胸前、就在脖子底下的一千五百卢布，当然，这是耻辱。“是我无法否认的耻辱，是我一生中最最可耻的行为！”米佳大声喊道，“我能还而没有还。宁愿被她看成一名贼，却坚持不还，而最可耻的是我事先知道我是不肯归还的！阿廖沙说得对！谢谢你，阿廖沙！”
对阿廖沙的传讯就这样结束了。重要而又值得注意的是：总算发现了一个事实，尽管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证据，仅仅是类似证据的一点迹象，但它毕竟多少能证实这只缝有一千五百卢布的香囊是确实存在的，而被告在莫克罗耶预审时声称这一千五百卢布是“我的”这些话也不是扯谎。阿廖沙很高兴，他满脸通红地走到给他指定的座位上，他不断地在心里重复说：“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记了！我怎么会把这件事忘记了！怎么到现在才突然想起来！”
开始传讯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她刚一进来，大厅里迅速出现了某种非同寻常的气氛。太太们迅速拿起了带柄眼镜和望远镜，男士们纷纷交头接耳，也有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想看得清楚些。后来大家都证实说，她刚走进来，米佳的脸突然变得“像纸一般白”。她穿着一身玄色衣服，矜持地、几乎是怯生生地走到给她指定的座位上。从她脸上很难看出有什么慌张的样子，但她那阴郁的目光却显露出果断的神色。应该指出，后来有相当多的人都证实，她当时的容貌特别美丽。她说话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整个大厅都听得见。她的语气特别平静，至少尽量显得平静。首席法官开始向她提问时十分谨慎，特别客气，似乎生怕触动“某根心弦”，十分体谅她的巨大不幸。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本人在回答向她提出的一个问题时坚决声明她是被告正式订过婚的未婚妻，“直到他自己抛弃她为止……”她轻轻地补充说道。当问到她委托米佳到邮局给她亲戚汇三千卢布时，她毫不含糊地说：“我给他钱并不是要他马上汇出去；我当时预感到他正非常需要钱……在那个时候……我给他这三千卢布时讲好他在一个月之内寄出就可以了。他根本犯不着后来为这笔债苦苦折磨自己……”
我不想转述所有的问题和她的详细回答，我只是转达她证词的主要意思。
“我坚信，他只要收到父亲的钱，总会汇出这三千卢布的，”她在回答问题时说，“我始终相信他的诚实……高度的诚实……在钱财方面他坚信可以从父亲那儿得到三千卢布，这件事他跟我讲过好多次。我知道他和父亲有纠纷，我一直相信，而且至今还相信他受了父亲的欺负。我不记得他对父亲说过什么威胁的话。至少他在我面前没有说过任何威胁的话。假如他当时来找我，我一定会马上劝慰他，让他不再为欠我的那倒霉的三千卢布而忧虑不安，可是他后来一次也没有来找我……而我……又是那样一种处境……不便叫他来见我……而且我也没有任何权利为了这笔债务而对他提出什么要求，”她突然补充说，她的口气中流露出一种坚定的决心，“我自己有一次向他借的钱远远超过三千卢布，我拿了这笔钱，虽然当时我无法预料什么时候才能归还这笔债……”
在她语气中似乎可以感到一种挑战的意味。就在这时候轮到费丘科维奇提问了。
“这件事不是在这里，而是在你们刚认识的时候发生的吗？”费丘科维奇马上接过话头，小心翼翼地探问，他一下子预感到出现了某种有利的情况。我附带说明一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由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亲自从彼得堡请来的，但他根本不知道米佳曾在另一座城市借给她四千五百卢布和她曾向他“磕头跪拜”。这件事她瞒着他，没有对他说过！这是很奇怪的。完全可以有把握地猜想：她自己直到最后一刻还不知道她在法庭上是否要把这件事说出来，到时候只能由灵感来决定。
不，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时刻。她开始详细讲这件事，把一切都讲出来了，把米佳对阿廖沙说过的这件事全都讲出来了，包括她向他“磕头跪拜”，事情的起因，她父亲的处境，她到米佳那儿去的情形，但是一句话也没有提到甚至没有暗示过那是米佳通过她姐姐亲自提出“让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到他那儿取钱”的。她宽容大度地隐瞒了这个情节，不惜当众承认是她一时心血来潮主动跑到一位青年军官那儿，抱有某种希望……去向他借钱。这太令人惊讶了。我听了直冒冷汗，浑身打战，整个大厅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仔细聆听每一句话。她说的这件事是没有先例的，即使像她那样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的姑娘也很难提供这样坦率的证词，把一切揽在自己身上，作出这种牺牲和糟蹋自己。为了什么？为了谁？为了拯救一个背叛并侮辱了她的人，为了拯救他而出点力，使他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一个良好印象！确实，一个青年军官拿出了他一生中仅有的五千卢布，向一位纯洁的姑娘恭恭敬敬鞠了一个躬，这形象相当可爱和迷人，但是……我的心却好像狠狠地被揪了一把！我感到以后会出现种种流言蜚语（后来果然谣诼蜂起）！后来全城的人会带着恶毒的嘲笑说她的叙述并不完全确切，就是说军官不能仅仅“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以后就放走了那姑娘。人们暗示说，这里有“遗漏”。“即使没有遗漏，即使全是事实，”连我们的最受尊敬的太太都这样说，“那么一个姑娘家为了救自己的父亲而做出这种事情很难说是一种高尚行为。”难道像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这样聪明，这样富有洞察力的小姐竟然不能预料到人们会这样议论吗？她肯定是预料到的，可是她还是下决心全都讲了出来。自然，所有这些对其叙述是否真实的卑鄙怀疑是到后来才产生的，而在最初的一刹那大家都被深深地感动了。至于那几位法官，更是带着一种虔诚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有几分惭愧的心情静静地听完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证词。检察官没有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提问。费丘科维奇向她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啊，他几乎得意洋洋了！他很有收获：一个人出于崇高的激情把自己最后的五千卢布给了别人，后来，还是这个人，却在深夜为了三千卢布杀死父亲——这很难自圆其说。现在费丘科维奇至少可以排除抢劫的动机。“案情”突然有了新的转机。出现了有利于米佳的某种气氛。可他自己呢……后来大家都说，他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作证时一再想从座位上跳起来，但又马上颓然倒在长椅上，用两只手掌捂住了脸。但当她结束了自己证词后，他又突然向她伸出双手，用号哭般的声音喊道：
“卡佳，你干吗要毁掉我！”
说着他真的号啕大哭起来，哭声响彻整个大厅。不过他马上又控制住了自己，再次大声喊道：
“现在我的罪名已经定了！”
接着，他像木头似的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咬紧牙关，两手交叉着放在胸前。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留在大厅里，坐到了给她指定的椅子上。她脸色苍白，低垂着头坐在那儿。据那些坐在她旁边的人说，她像发热病似的哆嗦了很久。这时候，格鲁申卡出庭接受传讯。
现在我快要讲到那件突然发生的、也许真的毁了米佳的灾难了。因为我相信，而且大家也都这样深信不疑，连所有的律师后来也这么说，假如不出现这个情节，罪犯至少可以得到宽大处理。但这件事我等一会儿再说。现在简单地说一下格鲁申卡的表现。
她出现的时候也是一身玄色打扮，肩上披着漂亮的玄色长围巾。她步履轻柔，像一些丰满的女人那样微微摇晃着身子，无声无息地走到栅栏前面，她的目光紧紧盯着首席法官，一次也没有左顾右盼。据我看，此刻她显得很美丽，根本不像后来太太们所说的那样苍白。她们还说她的脸上露出一种专注而凶狠的神色。我只是认为她很生气，不堪忍受那些喜欢看热闹的听众投向她的轻蔑而又好奇的目光。她生性高傲，不能容忍别人对她的轻蔑，只要怀疑有谁瞧不起她，马上就会怒火中烧，渴望报复。与此同时，她当然不免胆小，因为胆小而内心感到羞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说话有些喜怒无常——她一会儿愤怒，一会儿轻蔑而特别粗鲁，一会儿又突然流露出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自我谴责和自我控诉的调子。有时候她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正在坠入万丈深渊：“一切都无所谓，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还是要说……”关于跟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来往的事情，她生气地说：“都不值一提，他来纠缠我，难道这是我的错吗？”而一分钟后她又补充说：“全是我的错，我取笑了他们父子俩——既取笑了老头儿，又取笑了这一位，把他们俩弄到这种地步。这一切全是因为我才发生的。”不知为什么还提到了萨姆索诺夫。“管什么闲事，”她马上以一种放肆的挑衅口吻反驳说，“他是我的恩人，当我被赶出家门的时候，他收留了我这个光着脚的苦命人。”不过首席法官相当客气地提醒她，要针对问题回答，不要扯到无关的细节上去。格鲁申卡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两只眼睛闪闪发光。
装钱的那只信封她没有见过，只是听“那个坏蛋”说过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有一只装着三千卢布的信封。“不过那是蠢话，我一笑了之，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去……”
“您刚才提到的‘坏蛋’是指谁？”检察官探问道。
“就是那个仆人，斯梅尔佳科夫，他杀死了自己的主人，昨天又上吊自杀了。”
当然，法官马上又问她：她有什么根据作出这样肯定的指控，但是她也提不出任何证据。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亲口对我这样说的，你们应该相信他的话！那个与他分手的女人毁了他，就是这么回事，她是祸根，就是这么回事。”格鲁申卡说，似乎恨得浑身发抖，她的话里开始露出凶狠的调子。
法官问她究竟指谁。
“指一位小姐，就是这个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那时她叫我上她家去，请我吃巧克力，想讨好我。她是个不知羞耻的人，就是这么回事……”
这时首席法官严厉地制止了她，请她用词要注意些。但这个女人的妒忌心已经如火如荼，她甚至不惜破釜沉舟了……
“在莫克罗耶村逮捕他时，”检察官想起了当时的情形便问，“大家都看到并听到你从另一个房间里冲出来大声叫喊：‘全是我的错，让我跟他一起去服苦役！’这么说来，那时您已经确信他是杀父凶手了吗？”
“我已记不清我当时的心情了，”格鲁申卡回答，“当时大家都说他杀死了父亲，于是我感到这是我的错，他是为了我才杀人的。可是他说他没有罪，我也就立刻相信了他，我现在还相信，而且将永远相信：他不是那种说谎的人。”
轮到费丘科维奇提问了。我记得，他顺便问到了拉基京和“因为他把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带到您这儿来”而赏给他二十五卢布的事。
“他拿我的钱，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格鲁申卡带着轻蔑而气恼的口气冷笑说，“他经常到我这儿来要钱，每次三十卢布左右，通常是一个月一次，多半花在玩乐上：吃喝的钱他是够的，用不着我帮助。”
“您为什么对拉基京先生如此慷慨呢？”费丘科维奇接着问，虽然首席法官已经显得很不耐烦了。
“他是我的表兄弟啊。我母亲和他的母亲是亲姊妹。不过他一直求我在这里不要对任何人说，怕我给他丢脸。”
这个新的事实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十分意外，城里，甚至修道院里至今都没有人知道他有这种关系，连米佳也不知道。据说，拉基京当时坐在椅子上羞得满脸通红。格鲁申卡出庭之前就已经知道，他提供了不利于米佳的供词，因而她非常生气。拉基京先前的发言，连同他的义愤，他对农奴制和俄国混乱局面的抨击——所有这一切现在在公众的印象中被一笔勾销了。费丘科维奇很是得意：这又是上帝的意外恩赐。总的说来，讯问格鲁申卡的时间不太长，再说她当然也无法提供什么特别新的内容。她给听众留下的印象相当不好。当她作证完毕，在大厅里离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很远的地方坐下来以后，几百双充满鄙夷的眼睛盯住了她。在讯问她的时候，米佳一直一声不吭，好像呆住了似的，眼睛望着地下。
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了。
五、突如其来的灾难
我要说明一下，其实在阿廖沙之前就要传讯他了。但法警当时向首席法官报告说，证人由于突然身体不适或者说突然犯病，现在不能出庭，但只要身体稍有好转，他准备随时出庭作证。不过这些话不知怎么的当时谁也没有听到，都是在后来才知道的。他的出现一开始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主要的证人，特别是两位情敌，都已传讯过了，人们的好奇心暂时得到了满足。听众都显得有些倦怠了。接下去还要听取几位证人的陈述，鉴于大部分情况已经讲过，估计他们也谈不出什么特别的内容。时间已经不早了，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出庭时似乎走得特别慢，对谁也不看一眼，甚至低着头，好像正在皱着眉头思考什么问题。他的穿着无可挑剔，但他的脸色，至少我觉得有一种病态：这张脸上似乎涂上了一层土色，有点儿像是即将断气的人的脸。他的目光是浑浊的；他抬起眼，慢慢地扫视了一下大厅。阿廖沙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随即发出一声呻吟：唉！我记得这个情景。但很少有人注意到。
首席法官说，证人免予宣誓，他可以提供证词也可以沉默，但是提供的证词应该是诚实的，如此等等。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听着，浑浊的目光看着他。突然他的脸慢慢地舒展开来，露出了笑容，惊讶地看着他的首席法官的话音刚落，他突然出声笑了起来。
“还有什么吗？”他大声问。
大厅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好像预感到会出什么事似的。首席法官惶惶不安了。
“您……也许还不太舒服吧？”说着他用目光寻找法警。
“别担心，阁下，我相当健康并能告诉您一些有趣的东西。”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突然非常平静而恭敬地回答说。
“您有什么特别的情况要说吗？”首席法官还是不放心地说。
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低下了头，迟疑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来，似乎结结巴巴地回答说：
“不，我没有……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说。”
开始向他提出问题。他好像不太乐意回答，话特别简短，甚至带着一种厌烦的情绪，而且这种情绪越来越强烈，尽管如此，他回答得还是有条有理。许多事情他都说不知道。至于父亲和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之间账务上的纠纷他一无所知。“我也没有关心这类事，”他说。关于威胁说要杀死父亲的话，他曾听被告说过，关于信封里的钱他是听斯梅尔佳科夫说的……
“都是老一套，”他突然带着疲乏的神色中止了回答，“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向法庭报告。”
“我看您身体不舒服，我也理解您的感情……”首席法官开始说。
他向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双方说，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请他们提出问题，这时候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突然用疲惫不堪的声音请求道：
“请放我走吧，阁下，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
说着他也不等到获准，突然转身向大厅外走去。但走了三四步又停了下来，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轻轻地冷笑了一下，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阁下，我就像那个乡下姑娘……你知道她是怎么说的吗？‘我愿意——我就站起来，我不愿意——我就不站起来。’她后面跟着几个捧着无袖长袍或者丝绸裙子的人，他们让她站起来，准备给她打扮好了送到教堂去举行婚礼，而她说：‘我愿意——我就站起来，我不愿意——我就不站起来’……这是我们民间的风俗……”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首席法官厉声问道。
“是这么回事，”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突然掏出一叠钞票，“这是钱，就是放在那只信封里的，”他朝着放物证的桌子扬了扬脑袋，“父亲就是为了这些钱被杀死的。把它们放在哪儿？法警先生，请您转交上去。”
法警接过这叠钞票就交给了首席法官。
“这些钱怎么会到您手里的……如果这就是那笔钱？”首席法官惊讶地说。
“我是昨天从杀人凶手斯梅尔佳科夫那里拿到的。在他上吊自杀以前，我到他那儿去过。杀害父亲的是他，而不是哥哥。是他杀死的，而我是教唆犯……谁不希望父亲死呢？……”
“您头脑是否清醒？”首席法官不禁脱口而出。
“问题就在于头脑是清醒的……而且是卑鄙的头脑，完全和您、和你们这些……家伙一模一样！”他突然转身对听众说，“父亲被杀了，可是大家都装出一副十分惊恐的样子，”他愤恨而轻蔑几乎咬牙切齿地说，“大家相互装腔作势。全是骗子！大家都盼望着我父亲死。一条毒蛇咬死另一条毒蛇……假如没有这桩弑父案件，大家会非常恼火，愤愤地走散的……简直是一出戏！‘要面包，要看戏！’不过我也可以让你们乐一乐！你们有水没有，请让我喝个够，看在上帝份上！”——他突然捧住了自己的头。
法警马上走到他跟前。阿廖沙突然跃身而起，大声叫喊：“他有病，别相信他！他得了震颤性谵妄症！”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吓得一动也不动，愣愣地看着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米佳站了起来，脸上挂着一丝古怪的笑容，目不转睛地看着弟弟，听他说话。
“请放心吧，我不是疯子，我只是杀人凶手！”伊凡又开始说，“总不至于要求杀人凶手说得娓娓动听吧……”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补充了一句，不自然地笑了起来。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