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2/2）

“妈妈，你总是关心别人几岁。人重要的不是年龄，而是经历。有的人活到一百岁也没经历过什么事。”

“我想是的。”我笑了，瞥了一眼窗子。外面下起了蒙蒙细雨。

“我跟她说了你的事，”妮基说。“你的、爸爸的，还有你们是怎么离开日本的。她听了以后印象深刻。她能体会事情是什么样的，知道做起来并不像听起来的那么容易。”

我盯着窗子看了一会儿。然后我很快地说：“我相信你的朋友一定能写出一首好诗。”我从水果篮里拿了一个苹果，妮基看着我拿起小刀来削。

“很多女人，”她说，“被孩子和讨厌的丈夫捆住手脚，过得很不开心。可是她们没有勇气改变一切。就这么过完一生。”

“嗯哼。所以你是说她们应该抛弃孩子，是吗，妮基？”

“你知道我的意思。人浪费生命是悲惨的。”

我没有做声，虽然我女儿停了下来，像是在等着我回答。

“一定很不容易，你做的那些，妈妈。你应该为你所做的感到自豪。”

我继续削苹果。削完后，拿纸巾擦干手指。

“我的朋友们也都这么想，”妮基说。“那些知道你的事的。”

“我真是受宠若惊。谢谢你那些了不起的朋友。”

“我只是说说而已。”

“你已经把意思说得很清楚了。”

也许那天早上我没有必要敷衍她，不过妮基一直觉得应该在这些事情上把我劝开。再者，其实她并不知道我们在长崎的最后那段日子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可能是通过她父亲告诉她的事构建了一些图画。这样的图画不可避免是不准确的。事实上，虽然我的丈夫写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日本的文章，但是他从不曾理解我们的文化，更不理解二郎这样的人。我并非在深情地怀念二郎，可是他绝不是我丈夫想的那种呆呆笨笨的人。二郎努力为家庭尽到他的本分，他也希望我尽到我的本分；在他自己看来，他是个称职的丈夫。而确实，在他当女儿父亲的那七年，他是个好父亲。不管在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如何说服自己，我从不假装景子不会想念他。

不过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愿再去想它们。我离开日本的动机是正当的，而且我知道我时刻把景子的利益放在心上。再想这些也没什么用了。

我正在修剪窗台上的盆栽，弄着弄着，突然发觉妮基很安静。我转过头去看她，她站在壁炉前，视线越过我，看着外面的园子。我回头看窗外，顺着她的视线看她在看什么；虽然玻璃上有雾，但仍然可以看清楚花园。妮基好像是在看着篱笆附近，那里风和雨打进来，打乱了支撑幼小的西红柿的藤。

“我想那些西红柿今年是不行了，”我说。“我都没怎么去管它们。”

我仍旧看着那些藤，突然听见抽屉被打开的声音。我再次转过头去，妮基正在翻抽屉。早饭后，她决定把她爸爸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统统读一遍，一早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翻找家里的抽屉和书架上。

我继续整理我的盆栽；盆栽有不少，杂乱地堆满窗台。身后，我能听见妮基翻抽屉的声音。突然她又没有声响了。我转过头去时，她的视线再次越过我，看着外面的园子。

“我要去喂金鱼，”她说。

“金鱼？”

妮基没有回答就走了出去，一会儿我看见她大步走过草坪。我擦掉玻璃上的一块雾，看着她。妮基走到花园的尽头，走到假山中的鱼池。她把饲料倒进鱼池，在那里站了几秒钟，盯着鱼池。我可以看见她的侧影；她很瘦，虽然穿着时髦衣服，却明显还是有些孩子气。我看着风吹乱她的头发，心想她怎么不穿外衣就出去了。

往回走时，她在西红柿边上停下。尽管雨点不小，她还是站在那里观察了它们一会儿。接着她走近几步，开始小心翼翼地把藤弄直起来。她扶起几根完全倒下去的藤，然后蹲了下来，膝盖几乎碰到了湿漉漉的草地，把我放在地上、用来赶走偷吃的鸟儿的网弄正。

“谢谢你，妮基，”她进屋时我对她说。“你太有心了。”

她嘟囔了一声，在长靠背椅上坐下。我注意到她变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今年真的没怎么去管那些西红柿，”我又说道。“不过我想也没什么关系。现在那么多的西红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去年，我把大部分都给了莫里森夫妇。”

“哦天啊，”妮基说，“莫里森夫妇。亲爱的莫里森老两口怎么样了？”

“妮基，莫里森夫妇都是很好的人。我想不通你干吗要这么瞧不起他们。以前你和卡西还是最好的朋友。”

“哦没错，卡西。她最近怎么样了？还住在家里吧，我想？”

“啊，是的。她现在在银行上班。”

“很像她。”

“在我看来，她这个年纪做这个再适合不过了。还有，玛里琳结婚了，你知道吗？”

“哦是吗？她嫁给谁了？”

“我不记得她丈夫是做什么的了。我见过他一次。他看来很讨人喜欢。”

“我猜他是个教区牧师之类的。”

“好了，妮基，我真是想不通你为什么非得用这种语气。莫里森夫妇一直对我们很好。”

妮基不耐烦地叹了口气，说：“他们做事的方式就是让我讨厌。比如说他们教育孩子的方式。”

“可是你好几年没见到莫里森夫妇了。”

“我以前认识卡西时已经见得够多的了。他们那种人真是无药可救。我想我应该替卡西难过。”

“你就因为卡西没有像你一样到伦敦去住而责怪她？我得说，妮基，这可不像你和你的朋友们所标榜的宽容大度。”

“哦，没关系。反正你也不明白我在讲什么。”她瞥了我一眼，然后又叹了一口气。“没关系，”她看着另一边，又说了一次。

我又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最后，我转回窗台，继续摆弄我的盆栽，没有说话。

“你知道，妮基，”几分钟后我说道，“我很高兴你有处得来的好朋友。毕竟，现在你要过自己的生活。这是自然的。”

我的女儿没有做声。我看了她一眼，她正在看从抽屉里找到的一份报纸。

“我很想见见你的朋友，”我说。“随时欢迎你带他们到这里来。”

妮基轻轻地甩了一下头，不让头发遮住视线，继续看报纸，脸上露出专注的神情。

我重新回到盆栽上，因为这些信号我再明白不过了。每当我打探她在伦敦的生活，妮基就摆出一副微妙的、但是相当斩钉截铁的态度；她用这种方式告诉我，我不应该再问下去，不然会后悔。结果，我对她目前生活的认识大部分都是靠猜想。可是，在她的信里——妮基总是记得写信——她提到了一些在谈话中不可能涉及的东西。比如说，我就是从信里知道她的男朋友叫大卫，在伦敦的一所大学里学政治。可是在谈话中，要是我问到他好吗，我知道那道障碍马上就会严严实实地落下。

如此强烈地保护自己的隐私让我想起了她的姐姐。因为事实上，我的两个女儿有很多共同点，比我丈夫承认的要多得多。在他看来，她们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他形成这么一种看法，认为景子天生就是一个难相处的人，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其实，虽然他从未直说出来，但是他会暗示说景子从她爸爸那里继承了这种性格。我没有反驳，因为这是最简单的解释：怪二郎，不怪我们。当然了，我丈夫并不知道小时候的景子是什么样的；他要是知道的话，就会发现这两个女孩在小时候有多像。都是火爆脾气，都有很强的占有欲；生气的话，不会像其他孩子那样很快忘记他们的怒火，而是会闷闷不乐一整天。可是，一个长成了快乐、自信的年轻姑娘——我对妮基的未来充满信心——另一个越来越不快乐，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并不像我丈夫那样，觉得可以把原因简单地归咎于天性或二郎。可是，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再想也没什么用了。

“对了，妈妈，”妮基说。“今天早上是你吧？”

“今天早上？”

“早上我听见一些动静。很早的时候，大概四点吧。”

“很抱歉吵到你了。对，是我。”我笑了起来。“怎么了，你以为还会是谁呢？”我还在笑，一时停不下来。妮基瞪着我，报纸还摊在她面前。“哦，对不起我把你吵醒了，妮基，”我终于止住了笑，说道。

“没关系，反正我已经醒了。这几天我好像都睡不好。”

“换了房间也睡不好？你可能得去看医生。”

“我可能会去。”妮基说道，又继续看报纸。

我放下一直拿着的大剪刀，转向她。“你知道，很奇怪。今天早上我又做了那个梦。”

“什么梦？”

“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个，不过我想那时你没有在听。我又梦见了那个小女孩。”

“哪个小女孩？”

“那天我们在村里喝咖啡时看见的，在荡秋千的那个。”

妮基耸了耸肩。“哦，那个，”她没有抬头，说。

“其实，根本不是那个小女孩。今天早上我意识到这一点。看似是她，但其实不是。”

妮基又一次抬起头来看着我，然后说：“我想你是指她。景子。”

“景子？”我微微地笑了。“多奇怪的想法。为什么是景子呢？不，跟景子没有关系。”

妮基还是不确定地看着我。

“只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小女孩，”我说。“很久以前。”

“哪个小女孩？”

“你不认识。我很久以前认识的。”

妮基又耸了耸肩。“我甚至压根就无法入睡。我想昨天晚上我只睡了大概四个小时。”

“太让人担心了，妮基。特别是在你这种年纪。你可能得去看医生。你随时可以去找弗格森医生。”

妮基又做了个不耐烦的动作，继续看她爸爸登在报纸上的文章。我看了她一会儿。

“其实，今天早上我还意识到别的事情，”我说。“关于那个梦的。”

我女儿似乎没有在听。

“你瞧，”我说，“那个小女孩根本不是在秋千上。一开始好像是秋千。但其实她不是在秋千上。”

妮基嘟囔了句什么，继续看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