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4）（2/2）
“还有格列科夫。”他提醒说。
“哎呀，不。”她说。
他吻起她的脖子，并且解开她军装上的扣子，拿嘴去吻她那瘦削的锁骨，却不敢吻她的胸脯。她抚摩着他那硬扎扎的、没有洗过的头发，就好像他是一个小孩子，她已经知道，这一切现在是不可避免的了，这都是应该有的事了。
他看了看发光的表盘。
“明天谁带你们去进攻？”她问道。“是格列科夫吗？”
“你问这干什么？我们自己去，用不着谁带我们。”
他又把她抱住，忽然他的手指头发凉，由于下了决心，情绪激动，胸中也发起凉来。她半躺在军大衣上，似乎连气也不喘了。他一会儿碰着她那粗糙的、好像蒙着灰土似的军服和裙子，一会儿碰着她那扎手的充革布高筒靴。他的手感觉到她的身体的温暖。她想坐起来，但是他吻起她来。忽然一阵亮光闪起，刹那间照亮了落在砖堆上的卡佳的军帽，照亮了她的脸，在这几秒钟里，他觉得她的脸和往常大不一样。可是马上又黑了下来，而且不知为什么特别黑……
“卡佳！”
“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你为什么不看我？”
“别这样，别这样，冷静点儿！”
她又想起他和她母亲，想着她应该更喜欢谁。
“原谅我。”她说。
他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就说：
“你别怕，我一辈子不变心，只要能活下去的话。”
“我这是想起了妈妈。”
“可是我的妈妈死了。我现在才明白，她是因为我爸才被流放的。”
他们互相拥抱着，在军大衣上睡着了。楼长走到他们跟前，看了看他们的睡态：迫击炮手谢廖沙的头枕在报话员姑娘的肩上，他的一只手搂着她的腰，他好像怕把她丢了。格列科夫觉得他们两个都死了，因为他们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那样安静。
黎明时候，里亚霍夫朝地下室的隔间里瞅了瞅，喊道：
“喂，沙波什尼科夫，喂，文格罗娃，楼长叫你们，要快点儿，麻利点儿！”
在朦胧而寒冷的晨曦中的格列科夫的脸是阴沉的、严峻的。他的一个宽大的肩膀靠在墙上，蓬乱的头发耷拉在窄窄的前额上。
他们站在他面前，倒换着两只脚，没有觉察到他们是手挽手站着。
格列科夫动了动他那扁平的狮鼻的大鼻孔，说：
“是这样，沙波什尼科夫，你马上到团部去，我派你去。”
谢廖沙感觉到姑娘的手指在抖动，就把她的手指头攥住，于是她也感觉到他的手指在抖动。他吸了一口气，感到舌头和上腭发干发燥。
多云的天空和大地一片寂静。盖着军大衣胡乱躺在地上的人似乎都没有睡，都在等待着，连气也不喘。
周围的一切都很好，都很可亲，谢廖沙心想：“要把他从天堂赶出去，要像拆散农奴一样把我们拆散了。”他怀着祈求和仇恨的心情望着格列科夫。
格列科夫眯起眼睛，凝视着姑娘的脸，谢廖沙觉得他的目光很讨厌、很无情、很放肆。
“好吧，就这样，”格列科夫说，“报话员同志跟你一块儿去，没有报话机，她在这儿无事可干，你把她送回团部去。”他笑了笑。“以后你们上哪儿，到时候你们自己知道。这是调派信，我把你们两个人写在一起了，我不喜欢写字。明白吗？”
谢廖沙忽然看到，一双透着亲切、精明然而又忧伤的眼睛正望着他，这样的眼睛他还从来不曾见过。
十 九
步兵团政委皮沃瓦罗夫没有到过“6—1”楼房。和楼房的无线电联系中断了，不知是报话机坏了，还是上级的严厉训斥让楼房里的头头儿格列科夫大尉厌烦了。
有一段时间，可以通过一名党员迫击炮手得到有关被围大楼里的情况的报告。他报告说，楼长作风散漫，对士兵们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不过，格列科夫同敌人作战是很勇敢的，这一点汇报人也不否认。
就在皮沃瓦罗夫准备进入“6—1”楼房的这天夜里，团长别廖兹金害起重病。他躺在掩蔽所里，脸烧得通红，睁着失神的、透明的、茫然的眼睛。
医生看了看别廖兹金，慌了。他治惯了打断的胳膊腿和打裂的头盖骨，现在却是一个人本身害起病来。医生说：
“要拔火罐，可是上哪儿去弄罐子呀？”
皮沃瓦罗夫决定向上级报吿团长的病情，可是师政委打电话给皮沃瓦罗夫，要他立刻到师部去。
当皮沃瓦罗夫喘着粗气（他遇到炮弹爆炸，曾经两次卧倒）走进师政委的掩蔽所时，师政委正在和从左岸来的一位营政委说话。皮沃瓦罗夫听说这个人常常给驻扎在各个工厂里的部队作报告。
皮沃瓦罗夫大声报告说：“奉命来到。”并且马上就报告了别廖兹金的病情。
“啊……伤脑筋，”师政委说，“皮沃瓦罗夫同志，您得担当起团的指挥任务了。”
“被围困的楼房怎么办？”
“您不用管了，”师政委说，“这座被围的楼房惹出大麻烦。这事儿弄到方面军司令部去了。”
他把一张密码电报对着皮沃瓦罗夫晃了晃。
“我就是为这事叫您来的。这不是，克雷莫夫同志接到方面军政治部的命令，要他进入被困的楼房，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秩序，在那里做作战政委，如有必要，就解除那个格列科夫的职务，自己担任指挥……因为这是在你们团的地段上，所以你们要给予一切必要的供应，要负责帮助进入被困楼房，负责今后的联系。明白吗？”
“明白了，”皮沃瓦罗夫说，“一定做到。”
说过这话以后，他改变了谈公事的腔调，用平时谈家常的语气问道：
“营政委同志，跟这样一些小伙子打交道，是您的专长吗？”
“正是我的专长，”从左岸来的政委笑着说，“一九四一年夏天我带领二百人突围，在乌克兰到处转，那时候见惯了游击习气。”
师政委说：“好吧，克雷莫夫同志，那您就去干吧。多跟我联系。国中有国是很不好的。”
“是啊，那里面的人还和报话员姑娘有一些不干不净，”皮沃瓦罗夫说，“我们的别廖兹金一直在担心。他们的报话机又叫不通。那里面的小伙子又是那种样子，他们什么事儿都会干出来。”
“好啦，到里面您就清楚了，要好好地整一整，祝您成功。”师政委说。
二 十
格列科夫送走谢廖沙和卡佳之后，过了一天，克雷莫夫便在一名士兵护送下，前往被德军围困的著名大楼。
他是在明亮而寒冷的黄昏时候从步兵团团部出发的。克雷莫夫一进入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铺了沥青的院子，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更强烈地感觉到死亡的危险。
同时，他的振奋和喜悦依然没有消失。突然收到的方面军司令部的密码电报向他证实了，在斯大林格勒这地方，一切都不一样，这里是另外一种关系，另外一种评价标准，对人有另外一种要求。克雷莫夫又是克雷莫夫了，不是残废队的残废人，而是布尔什维克的作战政委了。危险而困难的任务并没有使他感到害怕。在师政委和皮沃瓦罗夫的眼里他又看到了过去党内同志常常对他流露的那种神情，感到何等愉快，何等甜蜜。
在被炸得坑坑洼洼的沥青地上，炸坏的迫击炮旁边，躺着一名被打死的红军战士。
现在，就在克雷莫夫心里充满了希望，兴高采烈的时候，这具尸体的样子，不知为什么令他大吃一惊。他见过许多死人，对死人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可是现在他哆嗦起来—已经僵了的尸体像鸟儿一样软弱无力地躺着，蜷着两条腿，好像怕冷。
一个身穿歪歪扭扭的灰斗篷的政治指导员提着鼓鼓的图囊从旁边跑过，几名红军士兵用帆布裹着防坦克地雷和大面包，拖着往前走。
死人不需要面包和武器，也不希望收到忠诚的妻子的来信。他并没有因为死就强大起来，他是最弱小的，像一只死麻雀，连小蚊子、小虫儿都不怕他。
在车间的一个墙豁口里，炮兵们正在安置团里的一门炮，并且和一挺重机枪的机枪手争吵。从争吵者的手势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们吵的是什么。
“你要知道，我们的机枪在这儿待了多久啦？你们还在河那边逛荡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儿打起来了！”
“真不要脸，你们算什么人！”
空中一声尖啸，一颗炮弹在车间角落里爆炸了。炮弹片打在墙上。走在克雷莫夫前面的士兵回头看了看，看看政委是不是被炸死了。等到克雷莫夫走到跟前，他说：
“政委同志，您别怕，我们认为，这儿是第二梯队，是大后方。”
过了不长时间，克雷莫夫就明白了，车间墙外的院子确实算是很平安的地方。
他们又跑，又卧倒，把脸埋在地里，然后又跑，又卧倒。他们有两次跳进步兵所在的战壕里，他们在烧毁的房屋中间跑，这一带已经没有人了，只有钢铁的呼啸与尖叫声……那名士兵为了安慰克雷莫夫，又说：
“这不算什么，顶要紧的是飞机没有轰炸。”但接着又提议说：“来，政委同志，咱们下到这个弹坑里避避。”
克雷莫夫溜进弹坑里，朝上面看了看：蓝天还在头顶上，头也没有掉下来，依然长在肩膀上。只有死神在前后左右，在头顶上啸叫和狞笑的时候，才感觉到人的存在是很奇怪的。
在死神挖出的坑里有一种安全感，也是很奇怪的。那士兵不等他喘息过来，就说：“跟我进去！”他爬进了坑底一个黑咕隆咚的通道口。克雷莫夫跟着他钻进去，低矮的通道口变宽了，顶也变高了，他们进了地道。
在地下可以听到地上大战的隆隆声，穹顶在颤动，隆隆声在地道里滚动着。在铁管特别密集、手臂粗的黑电缆交叉的地方，墙上用红颜料写着“马霍夫是头驴”。那士兵用电筒照了照，说：
“咱们头顶上就是德国佬了。”
一会儿他们拐进一条窄窄的通道，朝着一个隐约可见的灰色光点走去。通道深处的光点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亮，传来的爆炸声和机枪射击声也越来越激烈。
有一小会儿，克雷莫夫觉得他这是朝死刑台走去。但是等他们来到地面上，克雷莫夫看到的首先是一张张人的脸；他觉得这一张张脸像圣像一样安详。
克雷莫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和轻松。他甚至感到，这疯狂的战争不像是生与死的可怕关头，而是年轻、强壮、充满生命力的行路人头顶上的雷雨。
他清楚地感觉到一种坚定的自信，相信他现在时来运转了。他好像在这一天的光明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志向和布尔什维克的抱负了。
跟这种年轻的豪情壮志交织在一起，他又想起了离他而去的妻子。他觉得她是无比可爱的。
现在他觉得并没有永远失去她。她会跟着他的力量，跟着以前的生活一起回到他这里的。他离不开她。
有个老兵把军帽扣在额头上，站在一堆火旁边，用刺刀翻着在洋铁瓦上烙的土豆饼；土豆饼烙好了，他就放到钢盔里。他一看到这个联络员，很快地问道：“谢廖沙在哪儿？”
联络员一本正经地说：“首长来啦！”
“老爹，多大岁数了？”克雷莫夫问。
“六十了。”老头子回答说，又解释说：“我是从工人民兵里来的。”
他又侧眼看了看联络员。
“谢廖沙在哪儿？”
“他不在团里，看样子，他到友邻部队去了。”
“唉，”老头子懊丧地说，“他要完啦。”
克雷莫夫向大家问好，向周围看了看，又去看了地下室里板壁只剩一半的隔间。有一处安放着团里的一门炮，炮口从墙上打的一个窟窿伸出去。
“就像在战列舰上。”克雷莫夫说。
“是的，不过水太少啦。”那个士兵说。
再往前，在石头坑里和夹缝里安放着迫击炮。在地上放着一些带尾巴的地雷。再过去一点儿，防雨布上放着一架手风琴。
“咱们‘6—1’号楼撑住了，没有向法西斯屈服，”克雷莫夫大声说，“全世界千千万万人都会为这感到高兴。”
大家都没有说话。波里亚科夫老头子把装满土豆饼的钢盔端到克雷莫夫面前。
“关于波里亚科夫怎样烙饼，不会报导吧？”
“你们光知道笑，”波里亚科夫说，“可是我们的谢廖沙被赶走了。”
这个迫击炮手问道：
“还没有开辟第二战场吗？一点消息也没有吗？”
“还没有。”克雷莫夫回答说。
有一个穿着汗衫、敞着军服上衣的人说：
“有一次伏尔加河那边的重炮朝我们轰，一阵气浪把科洛密采夫打倒，他爬进来就说：‘好啦，同志们，开辟第二战场啦。’”
一个黑头发的小伙子说：
“干吗要瞎说，假如没有重炮的话，咱们在这儿也待不住。德国佬早把咱们吃掉啦。”
“可是，指挥员在哪儿呀？”克雷莫夫问。
“那不是，躺在最前沿上呢。”
这支队伍的指挥官正躺在高高的砖堆上，用望远镜在瞭望。
克雷莫夫唤他一声，他很不情愿地转过脸来，带着警告的神气调皮地把一个指头放到嘴上，又用望远镜了望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的肩膀抖动起来，他笑了。他从上面爬下来，笑着说：
“比下棋还不如呢。”
他打量了一下克雷莫夫军服上的绿杠和政工人员军星，说：“营政委同志，欢迎光临寒舍。”并且自我介绍说：“我是楼长格列科夫。您是从我们的地道里来的吗？”
他的一切—他的目光，他的快动作，他的扁鼻子的大鼻孔—都是很粗野的，本身就是粗野。
“没什么，没什么，我会让你服帖的。”克雷莫夫在心里说。
克雷莫夫开始向他询问情况。格列科夫懒洋洋地、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一面打呵欠，一面四处张望，好像克雷莫夫的问话打扰了他，使他不能回想真正重要的、有意义的事情。
“要是把您撤掉呢？”克雷莫夫问。
“为什么？”格列科夫回答说。“顶好用小教练机送点儿黄烟来，当然，还要迫击炮弹、手榴弹，如果舍得的话，再弄点酒和吃的东西来……”他扳着手指头数算着。
“这么说，您不准备离开了？”克雷莫夫生气又不满地端详着格列科夫很不好看的脸，问道。
他们都不说话了，在这短短的沉默时间里，克雷莫夫战胜了自己要在精神上制服被困大楼里的人的心情。
“您写作战日记吗？”他问道。
“我没有纸，”格列科夫回答说，“没地方写，而且也没有工夫，也没有必要。”
“您是在一七六步兵团团长领导下呀。”克雷莫夫说。
“是，营政委同志。”格列科夫回答说。又用冷笑的口吻说：“在这块地段被截断，我在这座楼房里把人和武器集合起来，打退三十次进攻，烧毁八辆坦克的时候，没有什么人领导我。”
“现有人员的准确数字，您知道吗？检查过吗？”
“我用不着检查，我又不申报队列人员名单，又不到行政管理处和补给站领给养。我们有烂土豆吃，有臭水喝就行了。”
“这楼里有女人吗？”
“政委同志，您好像是在对我进行审问呀？”
“你们的人有被俘的吗？”
“没有，没有人被俘。”
“那么，你们的女报话员哪儿去啦？”
格列科夫咬了咬嘴唇，两道眉毛皱到了一起，他回答说：
“那个姑娘是德国间谍，她发展了我，后来我把她强奸了，后来我又把她枪杀了。”他伸直脖子，问道：“您是要我这样回答吗？”又用冷笑的口吻说：“我看出来，这儿有惩戒营的气味了，是这样吗，首长同志？”
克雷莫夫一声不响地看了他一会儿，说：
“格列科夫呀，格列科夫，您的头发昏啦。我也被围困过，当时也受过询问。”
他看了看格列科夫，慢慢地说：
“我奉上级的指示，必要时解除您的指挥职务，亲自指挥这批人员。干吗您自己要往叉子上闯，非要我走这一步呢？”
格列科夫没有说话，想了想，侧耳听了听，然后说：
“没有声音了。德国佬停止进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