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5）（1/2）

二十一

“那好吧，咱们两个人坐一会儿，”克雷莫夫说，“研究一下情况。”

“干吗要两个人坐坐，”格列科夫说，“我们这儿打仗都是大家一块儿，研究情况也是大家在一块儿。”

克雷莫夫很喜欢格列科夫的粗鲁，但同时又很生气。他很想对格列科夫说说在乌克兰被围困的事，说说自己在战前的情形，使格列科夫不把他看成官僚。但是他觉得，说这类的事，就表示自己软弱。他到这座楼里来是表现自己的力量的，不是表现软弱。他本来就不是政治部门的官僚，他是作战政委。

他在心里说：“没什么，政委又不丢脸。”

在一片寂静中，大家在砖堆上坐下来或半躺下来。

格列科夫说：“今天德国佬不会再来了。”他向克雷莫夫建议说：“政委同志，咱们来吃点儿东西吧。”

克雷莫夫和格列科夫一起在休息的人们当中蹲下来。

“我看着你们大家，”克雷莫夫说，“脑子里有一个想法老是转悠着：俄罗斯人总能打败普鲁士人。”

有一个不高的、懒洋洋的声音应声说：“是嘛！”

在这一声“是嘛”中，流露出很明显的对这种陈词滥调的勉强附和与嘲笑的意味，所以大家一齐轻轻笑了起来。他们比那个第一次说出“俄罗斯人总能打败普鲁士人”的人更了解，俄罗斯人消耗着多大的力量，而他们本身就是这种力量的直接代表。而且他们也知道和明白，普鲁士人打到伏尔加河边，打到斯大林格勒，完全不是因为俄罗斯人总能打败他们。

这时候克雷莫夫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他一向不喜欢政治工作人员颂扬俄罗斯古代将领，他的革命的心灵十分厌恶《红星报》社论中摘引德拉戈米罗夫 [6] 的话，他认为没有必要以苏沃洛夫 [7] 、库图佐夫 [8] 和博赫丹·赫梅利尼茨基 [9] 的名义设立勋章。革命就是革命，革命的队伍只需要一面旗帜，那就是红旗。可是为什么偏偏就在今天，在他重新呼吸到往日列宁主义的革命空气的时候，却出现了这种感触和想法？

一名士兵用嘲笑的、懒洋洋的语气说的那一声“是嘛”刺得他很疼。

“同志们，怎样打仗，用不着教导你们，”克雷莫夫说，“在这方面，你们可以教导任何人。可是，前总指挥部为什么认为有必要派我上你们这儿来呢？或者说，我上你们这儿来干什么呢？”

“是来喝菜汤，为了喝菜汤吧？”有一个人很亲热地小声推测说。

但是听众迎接这小声推测的笑声就不小了。克雷莫夫看了看格列科夫。

格列科夫和大家一起在笑。

“同志们！”克雷莫夫说。他气得两边腮都红了。“同志们，严肃点儿，我是党派到你们这儿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儿？是偶然出现的情绪，还是造反？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有本事、有经验，不愿听政委的？也许，听众的开心没有任何反叛的意味，只是因为感觉到真正的平等，这种感觉在斯大林格勒是很强烈的。

可是为什么以前克雷莫夫很赞赏的这种真正平等的感觉现在却引起他的气愤，他要把它压下去，打下去呢？

克雷莫夫在这里同这些人的关系不融洽，不是因为他们受压抑、张皇失措、胆怯。这儿的人感觉自己是强者，是有信心的，难道他们这种强者的感觉影响他们和政委克雷莫夫的关系，引起他和他们之间的疏远和仇视？

烙饼子的那个老头子说：

“我早就想问问党里的人。政委同志，听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都各取所需，那么，如果每个人都按照需要，一天喝到晚，可怎么办呀？”

克雷莫夫朝老头子转过脸去，看到他脸上一副真正担心的神气。可是格列科夫在笑，他的眼睛也在笑，大大的鼻孔笑得更大了。头上缠着血糊糊的肮脏绷带的一名工兵问道：

“政委同志，集体农庄怎么办？战后最好把集体农庄取消。”

“这个报告题目倒是不坏。”格列科夫说。

“我到你们这里不是来作报告的，”克雷莫夫说，“我是作战政委，我到这里来，为的是消灭你们的严重的游击习气。”

“那您就来消灭消灭吧，”格列科夫说，“可是，谁又来消灭德国佬呢？”

“会有人的，不用您操心。我不是为喝汤来的，不像你们说的那样，我是来让你们尝尝布尔什维克的饭的。”

“好吧，您就来消灭消灭，”格列科夫说，“来让我们尝尝吧。”

克雷莫夫一面笑着，同时又很严肃地说：

“如有必要，格列科夫，我们连您一起吃下去。”

这会儿克雷莫夫镇定了，有信心了。原来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怎样办最正确，这会儿主意拿定了。应该解除格列科夫的指挥职务。

克雷莫夫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出格列科夫的敌对思想和异己思想，发生在被困楼房里的英雄事迹既不能减弱，更不能消除这种思想。他知道，他能制服格列科夫。

等到天完全黑下来，克雷莫夫走到楼长跟前，说：

“格列科夫，咱们来认真地、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您想要什么？”

格列科夫很快地、从下面朝上（他坐着，克雷莫夫站着）看了看他，快活地说：

“我想要自由，我就是为自由作战。”

“我们都要自由。”

“算了吧，”格列科夫把手一甩，“你们要自由干什么？你们只要能打败德国佬就行了。”

“格列科夫同志，不要开玩笑，”克雷莫夫说，“有的战士说出不正确的政治主张，您为什么不制止呢？嗯？您有威信，您可以制止，不次于任何一个政委。可是我有一种印象，大家一面说怪话，一面看着您，似乎在等待您的赞许。那个说到集体农庄的战士就是这样。您为什么要支持他呢？我干脆了当地告诉您：咱们一起来把这种情形整顿整顿吧。如果您不愿意，我也干脆地告诉您：我不会开玩笑的。”

“说说集体农庄，这有什么？实际上，没人喜欢集体农庄吧，这一点您也不是不知道。”

“您怎么，格列科夫，想改变历史的进程吗？”

“您想把一切拉回老的轨道上去吗？”

“‘一切’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切。全面的强制劳动。”

他用懒懒的口吻说着，毫不客气，一面冷笑着。他忽然欠起身来，说：

“政委同志，算啦。我什么也没有想。我是随便说说，逗逗您。我是和您一样的苏联人。不相信我，我可要生气啦。”

“那咱们别开玩笑，格列科夫，咱们来认真谈谈，如何克服这种不好的、不是苏联人应有的游击情绪。这是您滋生出来的，您帮助我把它消灭吧。您还要光荣地进行战斗呀。”

“我很想睡觉。您也该休息了。您会看到，天一亮就睡不成了。”

“好吧，格列科夫，那就明天谈吧。我反正又不想离开你们这儿，我哪儿也不去。”

格列科夫大笑起来：

“看样子，咱们能谈得好。”

“情况很清楚了，”克雷莫夫想道，“我不能用顺势疗法。我要用手术刀。政治上的驼背靠劝说是不能抻直的。”

格列科夫忽然说：

“您的眼睛很深沉。您很苦恼。”

克雷莫夫因为感到意外，把两手一摊，什么也没有说。可是格列科夫好像听到了对方承认他的话，就又说：

“您要知道，我也有苦恼。不过这算不了什么，是个人的事。这种事儿在报告里也是不值得写的。”

夜里，在睡着了的时候，克雷莫夫被一颗流弹打伤了头部。子弹打掉一块头皮，在颅骨上划了一下。伤势不重，但是头晕得厉害，克雷莫夫站不住了。老是想呕吐。

格列科夫吩咐准备担架，就在黎明前的寂静时刻，把受伤的克雷莫夫送出了被围困的楼房。克雷莫夫躺在担架上，头又发晕又嗡嗡作响，鬓角咚咚地响，一阵阵地刺痛。

格列科夫把担架送到地道口。

“政委同志，您真不走运。”他说。

克雷莫夫脑子里忽然出现了一种猜想：“是不是格列科夫夜里朝他开的枪？”

快到黄昏时候，克雷莫夫开始呕吐，头疼加剧了。

他在师部卫生营里躺了两天，然后被转送到左岸，住进集团军野战医院。

二十二

团政委皮沃瓦罗夫来到卫生营狭小的地下室里，看到情况很不好—伤员们都横七竖八地躺着。他在卫生营里没有见到克雷莫夫，昨天夜里把他送到左岸去了。

“他怎么一去就受伤了呢？”皮沃瓦罗夫想道。“也许是他不走运，也许是他走运。”

皮沃瓦罗夫同时很想做个决定，该不该把生病的团长送进卫生营。他好不容易回到团部掩蔽所（他在路上差一点被德军的迫击炮打死），对士兵格鲁什科夫说，卫生营里没有任何条件为病人治病。到处是成堆的血糊糊的纱布、绷带、棉花，走到跟前都害怕。格鲁什科夫听到政委这样说，就说：

“当然嘛，政委同志，在自己的掩蔽所里总要好些。”

“是啊，”政委点头说，“在那儿简直就分不清，谁是团长，谁是士兵，大家都躺在地上。”

于是，按军衔应该躺在地上的格鲁什科夫说：“是啊，这怎么像话呀。”

“团长说什么了吗？”皮沃瓦罗夫问。

“没有，”格鲁什科夫摇了摇手，“政委同志，他哪儿还能说什么，给他送去妻子的来信，信还放在那儿，他连看也没看。”

“你说什么？”皮沃瓦罗夫说。“他病成这样啦！连信也不看，这事儿真可怕。”

他把信拿起来，在手里掂量掂量，把信拿到别廖兹金面前，一本正经地用提醒的口吻说：

“别廖兹金同志，您的夫人来的信。”

等了一会儿，又换了另外一种口气说：

“老兄，这是你妻子的信呀，你难道不明白吗，嗯？”

但是别廖兹金没有明白。

他的脸通红通红的，玻璃球似的眼睛亮晶晶地、茫然地望着皮沃瓦罗夫。

这一天，战争带着一股顽强的劲头撞击着生病的团长的掩蔽所。从夜里起，几乎所有的电话联系都中断了，偏偏别廖兹金掩蔽所里的电话一直很正常，各处都通过这条线打来电话：接通师部，接通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和古尔耶夫师的一位团长通话，还有别廖兹金手下的营长鲍丘法罗夫和德尔金。掩蔽所里一直有人来来往往，门不停地吱扭着，格鲁什科夫挂在门口的帆布不停地呼呼啦响。从清早起，人们就惶惶不安，等待着。这一天与往常不同，大炮懒洋洋地发射着，飞机稀稀拉拉、漫无目的地胡乱扔着炸弹，正因为这样，很多人产生了极其苦恼的认识，认定德国人要发动突击了。这一苦恼的认识同样折磨着崔可夫和团政委皮沃瓦罗夫，同样折磨着“6—1”楼房里的人，折磨着一大早就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烟囱旁边喝酒为自己过生日的一名步兵排排长。

每次在别廖兹金的掩蔽所里谈起有趣的事或者特别可笑的事的时候，大家都要回头看看团长：难道他连这都听不见吗？

连长赫连诺夫因为夜里伤了风，用沙哑的嗓子对皮沃瓦罗夫说，黎明前他从他的地下指挥所里走出来，蹲在石头上，听听德国佬有没有什么动静。忽然空中响起又生气又发狠的声音：

“唉，赫连 [10] ，怎么连灯也不点？”

赫连诺夫愣了一会儿：这是谁在天上唤他呀？他害怕了。后来才弄清楚，这是小飞机飞行员关了马达，在头顶上滑翔，看样子是想给“6—1”楼房空投食品，看到没亮出标志就生气了。

在掩蔽所里的人都回头看了看别廖兹金，看他是不是笑了。但是只有格鲁什科夫觉得，在病人那像玻璃球一样发亮的眼睛里似乎出现了一点生气。吃午饭的时间到了，掩蔽所里空了。别廖兹金静静地躺着，格鲁什科夫在叹气：别廖兹金躺在那里，旁边就是盼了很久的信。皮沃瓦罗夫和接替已牺牲的科申科夫的新的少校参谋长去吃饭了，喝美味的甜菜汤和好酒。

炊事员已经请格鲁什科夫喝过这种很好喝的甜菜汤了。可是当家的团长却什么也不吃，只是用茶缸喂他几口水……

格鲁什科夫打开信，径直走到床边，清清楚楚地、慢慢地低声念道：

“你好，我的亲爱的万尼亚，你好，我的心肝儿，你好，我心爱的。”

格鲁什科夫皱起眉头，继续念信上的话。

他为昏迷中的团长念妻子的信。已经由军事检查机关检查人员看过的这封信充满柔情蜜意，充满惆怅之情。这信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资格看，那就是别廖兹金。

当别廖兹金转过头来并且说“给我”，又伸过手来的时候，格鲁什科夫并没有觉得十分惊讶。

信上一行行的字在哆嗦着的粗大的手指头中间哆嗦着：

“……万尼亚，这里很美，万尼亚，太想念你了。柳芭老是问，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住在湖边，房子里很暖和，房东有奶牛，有奶喝。我们有你寄来的钱。我早晨出门去，寒冷的水里漂着黄的、红的枫叶，周围已经到处是雪了，显得水特别蓝，天也特别蓝，树叶黄的格外黄，红的格外红。柳芭还问：你为什么哭？万尼亚，万尼亚，我的亲爱的，谢谢你，因为你的一切，谢谢你，因为你的一切，一切，因为你的善良。我为什么哭，怎么解释呢？我哭，因为我活着。我哭，因为斯拉瓦不在了，我却活着，很难受。我哭，因为你活着，我很幸福。我哭，因为我想起妈妈和姐妹们。我哭，因为我看到了早晨的阳光，因为周围这样美，而我和所有的人都这样痛苦。万尼亚，万尼亚，我的亲爱的，我心爱的……”

头脑一个劲儿在打转，周围一切都在打转，手指在哆嗦，信和灼热的空气一起在哆嗦。

“格鲁什科夫，”别廖兹金说，“今天一定要给我治好（塔玛拉可不希望他生病）。怎么样，开水炉子没有打坏吧？”

“开水炉子好好儿的。一天怎么能给您治好呀？您发烧有四十度，一下子怎么能好起来？”

几名士兵轰隆轰隆地把一个空汽油桶滚进了掩蔽所里。往桶里倒了半桶热腾腾的浑浊的河水。水是用锅子和帆布桶往里倒的。格鲁什科夫帮别廖兹金脱光衣服，把他扶到桶边。

“中校同志，太烫啦，”格鲁什科夫摸了摸桶外面，马上把手抽回来，说，“会把您烫坏的。我叫过政委同志，他在师长那儿开会呢，咱们最好等政委同志来。”

“等他干什么？”

“如果您出什么事儿，我就自杀。我也许自个儿下不了手，那就请政委皮沃瓦罗夫同志向我开枪。”

“来，帮我下去。”

“请原谅，至少我要把参谋长叫来。”

“嗯。”别廖兹金说。虽然这一声又短又沙哑的“嗯”出自一个脱得光光的、勉强站得住的人之口，但是格鲁什科夫不再犟了。别廖兹金爬进水里之后，哼哼起来，又哎哟又乱动，格鲁什科夫看着他，也哼哼起来，围着桶转起圈子。

“就像在产科医院里啦。”不知为什么他这样想道。

别廖兹金昏迷了一会儿，军事上的担心和生病的发烧在迷糊状态中搅在了一起。忽然心不动了，不乱跳了，滚烫的水也不那样烫得难受。后来他清醒过来，对格鲁什科夫说：

“要把地上的水扫一扫。”

但是格鲁什科夫没有看到桶里的水漫出来。团长通红的脸开始变白了，嘴半张开，剃得光光的头上冒出老大的汗珠子，格鲁什科夫觉得汗珠子好像是蓝色的。别廖兹金又开始昏迷，但是等格鲁什科夫试图把他拖出来时，他清清楚楚地说：

“还不到时候。”

他咳嗽起来。等到一阵咳嗽过去，别廖兹金不等喘过气来就说：

“再加一些开水。”

他终于从水里爬了出来。格鲁什科夫看着他，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他帮别廖兹金擦干身子，躺到床上，盖上被子和军大衣，然后又把掩蔽所里所有的一切破旧的东西，如雨衣、棉袄、棉裤，全都盖上去。

等到皮沃瓦罗夫回来，掩蔽所里已经收拾好了。只是空气中还有湿乎乎的像澡堂里的气味。别廖兹金静静地躺着，睡着了。皮沃瓦罗夫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

“他的脸色很好，”皮沃瓦罗夫想道，“他倒是没写过揭发材料。”

这一整天他惴惴不安，因为他想起他在五年前揭发过和他一起上过两年大学的同学什梅廖夫。今天，出现了这种不祥的、使人苦恼难受的寂静状态的时候，什么样乱七八糟的事都浮现在头脑里，什梅廖夫也浮现在头脑里，他仿佛看到：什梅廖夫脸上带着又可怜又痛苦的表情，侧眼望着，听着大会上宣读他的好朋友皮沃瓦罗夫写的揭发材料。

夜里十二点左右，崔可夫打来电话，没有通过师长，而是直接打到驻守在拖拉机厂的团里，因为他很为这个团担心：侦察队多次报告，说德军的坦克和步兵一个劲儿往这一地区集中。

“喂，你们那里怎么样？”他很焦急地说。“你们团究竟是谁在指挥？巴秋克告诉我，说团长害了什么肺炎，要把他送到左岸去。”

一个沙哑的声音回答说：

“这个团是我在指挥，我是别廖兹金中校。是有一点儿伤风，不过现在好了。”

“我听到啦，”崔可夫好像有些幸灾乐祸地说，“你沙哑得厉害呢，德国佬就要给你喝点儿热牛奶啦，已经准备好了，你要注意，他们就要给你来一下子啦。”

“懂了，一号同志。”别廖兹金说。

“啊，懂啦，”崔可夫带着吓唬口吻说，“那你就注意，如果想后退，那我就给你糖拌生蛋黄，不比德国佬的牛奶差！”

二十三

波里亚科夫和克里莫夫约好夜里要去一趟团部，老头子想打听一下谢廖沙的下落。波里亚科夫把自己的想法对格列科夫说了说，格列科夫很高兴。

“快去吧，快去吧，老爹，你到后方可以多少休息一下，还可以对我们说说他们在那儿怎么样。”

“是说卡佳怎么样吧？”波里亚科夫猜到格列科夫为什么赞成他的想法，就问道。

“他们已经不在团里了，”克里莫夫说，“我听说，团长派他们上伏尔加河那边去了。他们大概已经在阿赫图巴户口登记处登记了。”

波里亚科夫是一个不肯饶人的老头子，他就问格列科夫：

“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让我们去啦，或者您写信去？”

格列科夫很快地看了他一眼，但是很平静地说：

“好啦，去吧。已经说过了嘛。”

“当然啦。”波里亚科夫在心里说。

早晨四点多钟，他们顺着地道爬去。波里亚科夫的头时不时碰到支架上，不时地骂谢廖沙两句，他又生气又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竟想念起这个小伙子。

地道宽一些了，他们坐下来多少休息一下。克里莫夫笑着说：

“你怎么不带点儿礼物呀？”

“去他的吧，乳臭未干的孩子，”波里亚科夫说，“要带就带一块砖头，敲他几下子。”

“当然啦，”克里莫夫说，“你就是为这去的嘛，还准备过河到那边去呢。也许，老人家，你是想看看卡佳吧。吃醋了吧？”

“走吧。”波里亚科夫说。

不多一会儿，他们就来到地面上，走在没有人的地段，四周静悄悄的。

“是不是仗打完啦？”波里亚科夫想道。他马上清清楚楚地想象自家的屋：桌上摆了一碟子热汤，老伴儿在刮他钓来的鱼。他都觉得身上发热了。

就是这天夜里，保卢斯将军发出向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地区进攻的命令。

两个步兵师要进入空袭、炮轰和坦克冲击过的大门。从半夜起，香烟卷的红色火光就在士兵们无所事事的手里晃动着了。

在黎明前一个半小时，“容克”轰炸机的马达声在工厂各车间的上空响了起来。轰炸开始之后，就没有停顿和休歇了。如果在这连成一片的轰隆声中还有短暂的间隙的话，那这间隙里也充满了炸弹的呼啸声，一颗颗炸弹正拼足了自己沉重的钢铁力量朝地上冲。这连成一片的轰隆声似乎能和钢铁一样，敲碎人的头颅，打断人的脊梁骨。

天开始放亮了，可是工厂区上空依然黑沉沉的。

似乎大地自动在喷射电光、轰隆声、硝烟和黑色灰尘。

尤为强大的攻击对准了别廖兹金团和“6—1”号楼房。

在整个团的防地上，被震聋了的人们都像发疯似的跳起来，明白了这是德国佬开始了新的、空前强大的杀人勾当。

克里莫夫和老头子遇到了轰炸，便连忙朝无人地段奔去，在九月末重磅炸弹在那儿炸了不少大坑。朝无人地段跑的还有刚刚从轰塌的战壕里跳出来的鲍丘法罗夫营的战士。

德军战壕与苏军战壕之间的距离很近，所以一部分炸弹落到德军前沿阵地上，炸死炸伤德军打头进攻的一个师的部分士兵。

波里亚科夫觉得好像是从下游阿斯特拉罕来的风在波涛汹涌的伏尔加河上呼啸。他有好几次被气浪冲倒，他在倒下的时候，忘记了他是在阳间还是阴间，忘记了他是年老还是年轻，忘记了哪儿是上，哪儿是下。但是克里莫夫一直拉着他走—快点，快点！他们终于倒进一个深坑里，滚到潮漉漉、黏糊糊的坑底。这儿有三重黑暗，就是说，这黑暗是由夜的黑暗、硝烟和尘土的黑暗和深坑的黑暗交织成的。

他们躺在一起，这年老的和年轻的脑子里都留着一线希望的光，活命的祈求。这种微光，这种感人的祈求不仅燃烧在所有人的脑子里和心里，而且也燃烧在鸟兽的最简单的心里。

波里亚科夫小声骂着娘，认为一切灾难全是谢廖沙招来的，嘴里嘟哝着“搞成这样都怪谢廖沙”，可内心里仍然在为他祈祷。

这种连成一片的爆炸不可能持续很久，因为已经是超负荷的了。但是时间分分秒秒过去，强烈的轰隆声依然没有减弱，黑黑的烟幕依然没有放亮，而是越来越浓，天和地更加混沌了。

克里莫夫摸了摸波里亚科夫的粗糙的干活儿的手，握了握，他的手动了动，那是善意的回答，这对于处在未埋土的坟墓里的克里莫夫是一种暂时的安慰。近处的爆炸把土块和碎石甩进坑里来；碎砖块打在老头子的背上。等到一片片的土从坑壁上往下溜，他们就感到恶心起来。坑已经不像坑了，而且再也看不见光了，德国人把一切从天上往下撒，要把周围填平。

克里莫夫平常在侦察的时候，不喜欢有搭档，喜欢快点儿溜进黑暗中去，就像冷静而老练的游泳者喜欢快点儿离开岸边岩石，泅进辽阔的大海黑郁郁的深处。然而在这土坑里，他却很高兴有波里亚科夫躺在一起。

时间不再均匀地前进，而是疯狂起来，像爆炸的气浪一样朝前冲，有时忽然凝冻起来，被卷成了羊角形。

但是终于坑里的人抬起头来，头顶上出现了模模糊糊的亮光，硝烟和灰尘渐渐被风吹散……大地安静下来，连成一片的轰隆声变成零零落落的爆炸声。令人感到苦闷、疲惫，似乎心里的一切生命力都被挤压光了，只剩下愁闷。

克里莫夫欠起身来，在他旁边躺着的竟是一个德国兵，身上盖了一层灰土，从帽子到靴子，浑身都被战争磨破、咬烂了。克里莫夫一向不怕德国人，他一向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有本事神出鬼没地抢在敌人之前一秒钟扣响扳机，扔出手榴弹，用刺刀捅出去或者用枪托子打过去。

可是现在他茫然失措了，他吃惊的是，在听不见也看不见的时候，他感觉到这个德国兵在旁边竟因此得到安慰，他竟把德国兵的手当成波里亚科夫的手。他们互相对望着。他们被同样一种力量控制着，无法摆脱这一力量。这一力量不保护他们中任何一个，而是同样威胁着两个人。

这两个战场上的敌手都没有作声。

他们所具有的准确无误的机械性能—杀人，没有发挥出来。

波里亚科夫坐在稍远些的地方，也在看着满脸胡茬的德国兵。尽管波里亚科夫不喜欢长时间不说话，可是这会儿也没有说话。

活着是可怕的。他们的眼睛深处闪现出一股沮丧的洞察力，仿佛看到：战争过去，那股驱使他们来到这坑里、让他们趴在泥地上的力量，还会在那儿等着他们，不管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

他们就像商量好了一样，从坑里往外爬，尽管自己的脊背和脑壳很容易受到枪击，但是都毫不犹豫地相信自己没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