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8）（2/2）
“对不起，巴尔哈多夫先生，我打搅您了。”阿巴尔丘克说。
他非常怕巴尔哈多夫，但有时候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
在换班时间，满身黑炭粉的涅乌莫里莫夫来到仓库里。
“竞赛怎么样？”阿巴尔丘克问道。“大家都参加了吗？”
“竞赛是展开啦。打仗需要煤炭嘛，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把标语贴到了文教处：突击劳动，支援祖国。”
阿巴尔丘克叹了一口气，说：
“你要知道，应该写一部描述劳改营里的烦恼的著作。有时烦恼使人感到沉重，有时烦恼来势凶猛，有时烦恼使人气闷，叫人喘不上气来。可是还有一种烦恼很特别，既不沉重，也不凶猛，也不使人气闷，而是撕心裂腑，就像深水怪物要把海洋搅翻。”
涅乌莫里莫夫苦笑了一下，不过他露出来的不是雪亮的白牙，他的牙齿已经坏了，和煤炭一样颜色了。
巴尔哈多夫走到他们跟前。阿巴尔丘克回头看了看，说：
“你老是这样悄没声地走路，冷不丁来到我跟前，我都哆嗦起来啦。”
巴尔哈多夫是个不爱笑的人，带着很操心的神气说：
“我要上粮食仓库去一下，你没意见吧？”
他走后，阿巴尔丘克对自己的朋友说：
“夜里我想起前妻生的儿子。他大概已经上前方去了。”
他凑到涅乌莫里莫夫耳朵跟前，说：
“我希望我的儿子成为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我在想，我会见到他的，我要对他说：记住，你爸爸的遭遇是很偶然的，算不了什么，党的事业是神圣的事业！是合乎时代最高要求的！”
“他姓你的姓吗？”
“不，”阿巴尔丘克回答说，“我原来认为，他可能会长成―个市侩。”
昨天傍晚和夜里，他想过柳德米拉，很希望见到她。他翻阅残破的莫斯科的报纸，说不定能看到“中尉托里亚·阿巴尔丘克”呢，那样他就会清楚，儿子想姓他的姓了。
他生平第一次希望有人怜惜他。他想象着，他怎样走到儿子跟前，激动得连气都喘不上来，拿手指着自己的喉咙，表示说不出话来。托里亚会把他抱住，他会把头放到儿子胸前，哭起来，毫不难为情，尽情地哭，哭。他们会站上很久，儿子比他高一个头……
儿子一直想着父亲。他找到父亲的同志们，向他们打听当年父亲参加革命斗争的情形。托里亚会说：“爸爸，爸爸，你的头发完全白啦，你的脖子多么细，皱纹好多啊……你一直斗争了这么多年，你进行的是伟大而孤单的斗争呀。”
在审讯的时候，给他吃了三天咸菜，却不给他水喝。还要打他。
他明白，主要的不是要他招供破坏行为和间谍行为，也不是要他诬陷别人。关键是要他怀疑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正确性。在审讯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像落到了匪徒手里，只要能见到审讯科长，这些审讯他的匪徒就会被抓起来。
但是，过了一些时间，他看出来，问题不仅仅在于几个暴徒。
他了解了羁押犯人的军用列车和轮船统舱，各有各的规矩。他看到过，一些刑事犯不仅输掉别人的东西，而且输掉别人的性命。他见过下流无耻，见过卑鄙的出卖。他见过刑事犯的野蛮行为，那是疯狂的、血腥的、极其残酷的。他见过得势的正统派与不得势的正统派之间可怕的派系斗争。
他说：“抓人是不会冤枉的。”他认为，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人，包括他在内，是抓错了的，其余的都是罪有应得，是正义的利剑惩罚革命的敌人。
他见过阿谀奉承、背信弃义、唯唯诺诺、残酷无情……他把这些东西叫做资本主义遗毒，他认为这些东西只有那些遗老遗少、白军军官、富农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身上才有。
他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他对党是无限忠诚的。
涅乌莫里莫夫就要离开仓库的时候，忽然说：
“哦，我忘啦，刚才有一个人问你来着。”
“哪儿来的人？”
“昨天军车上下来的。正在分配他们工作。有一个人问起你。我说：‘凑巧我知道，我跟他铺挨铺已经睡了有三年多。’他对我说了他的姓名，可是我一下子就忘啦。”
“他是什么样子？”阿巴尔丘克问。
“噢，模样儿够寒碜的，鬓角上还有一道伤疤。”
“啊哈！”阿巴尔丘克叫起来。“莫不是马加尔呀？”
“就是，就是。”
“这是我的老同志，我的老师，是他发展我入党的。他问什么来着？他说了一些什么？”
“问的是一般的话，问你判了几年。我说：报了五年，批下来是十年。现在咳嗽起来，有可能提前获释。”
阿巴尔丘克没有听涅乌莫里莫夫说话，而是一遍又一遍地叫着老同志的名字：
“马加尔，马加尔……他有一段时期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真的，很特别。他对同志什么都舍得，冬天可以脱下自己的大衣，可以把最后一块面包送给同志。又聪明，又有学问。是地道的无产阶级出身，是刻赤 [41] 渔民的儿子。”
他回头看了看，俯身对涅乌莫里莫夫说：
“你记得，咱们说过，劳改营里的共产党员应该建立起组织，帮助党。阿布拉姆·鲁宾曾经问：‘让谁当书记呢？’现在有了，就是他。”
“可我还是推选你，”涅乌莫里莫夫说，“我不了解他。你要是想找他，刚才有十辆汽车装着人到各分部去了，大概他也去了。”
“没什么，能找到他的，啊，马加尔，马加尔。就是说，他问我了吗？”
涅乌莫里莫夫说：
“我差点儿忘了我是来干什么的。给我一张白纸。瞧我的记性真差。”
“要写信吗？”
“不是，要向谢苗·布琼尼写申请书，要求上前线去。”
“不会让你去的。”
“布琼尼还记得我呢。”
“不会让政治犯上军队里去。咱们的煤矿可以多出一些煤炭，战士们也会因此感谢咱们，也可以说尽到自己的力量啦。”
“我还是希望上军队里去。”
“这种事儿布琼尼也没办法。我还给斯大林写过信呢。”
“布琼尼也没办法？你真是开玩笑！还是你舍不得一张纸？我的限额用纸已经用完了，文教处又不给我。要不然我不会向你要。”
“好吧，我给你一张。”阿巴尔丘克说。
他还有几张纸，是未经批准存下的。文教处发纸是有数的，而且以后还必须说明纸是怎么用了的。晚上，棚屋里的情形一如往常。原近卫重骑兵团军官东古索夫老头子眨巴着眼睛，没完没了地说着传奇故事。犯人们仔细听着，搔着痒痒，带着赞赏的神气晃着脑袋。
东古索夫随心所欲地编造着荒诞离奇的故事，把一些熟悉的女舞蹈家、阿拉伯的劳伦斯，把三个火枪手和凡尔纳“鹦鹉螺”号潜艇的事都编了进去。
“等一等，等一等，”有一个听众说，“她究竟怎样跨过波斯国境的？你昨天说，她被奸细毒死啦。”
东古索夫停了一会儿，和善地看了看挑毛病的人，就又很起劲地说起来：
“娜金其实并没有死。一位西藏医生往她那半张开的嘴里滴了几滴高山仙草熬出来的药水，又把她救活了。到第二天早晨她就能起来，不用别人搀扶，可以在屋里走动了。她的体力渐渐恢复了。”
大家听了他的解释，都很满意。
“明白啦……再说下去吧。”大家说。
在角落里，一些人在哈哈大笑，在听蠢头蠢脑的老工长、德国人加秀琴柯拉长了声音说下流的顺口溜。
有的顺口溜十分好笑，听众一直笑得没了劲儿。有一个害疝气的莫斯科记者和作家，是一个善良、聪明而腼腆的人，正慢慢地嚼着烤干的白面包，这是妻子寄来的，他昨天才收到。看样子，他吃着又香又脆的干面包，想起了过去的日子—他的眼里含着泪水。
涅乌莫里莫夫正在跟一个坦克手争论。坦克手进劳改营，是因为出于卑劣的动机，杀人行凶。他为了给大家解闷，嘲笑骑兵，涅乌莫里莫夫气得脸发了白，大声对他说：
“你可知道，在一九二〇年，我们凭马刀干过一些什么样的事！”
“我知道，你们拿马刀杀过偷来的母鸡。一辆坦克就可以把你们整个骑兵第一集团军打退。你们的国内战争无法跟卫国战争相比。”
年轻的小贼科尔卡·乌加罗夫缠着阿布拉姆·鲁宾，要拿一双脱了掌的破运动鞋换他的皮鞋。
鲁宾觉得要倒霉，神经紧张地打着呵欠，环视着周围的人，寻求支持。
“你这小气鬼，小心点儿，”像一只灵活的黄眼野猫似的科尔卡说，“该死的东西，你小心点儿，别惹我发火。”
后来科尔卡说：
“你为什么不准我病假？”
“你很健康嘛，我不能同意。”
“你同意不同意？”
“科尔卡，我向你保证，我很希望准你请假，但是我不能。”
“你同意不同意？”
“你要知道我的难处。难道你以为，我能批……”
“好啦。算啦。”
“别急，别急嘛，你要了解我的难处。”
“我了解。现在该你了解我了。”
什捷金格是完全俄罗斯化了的瑞典人，大家都说他是真正的间谍。他正在文教处发给他的一块硬纸板上作画，他的眼睛离开画一小会儿，看了看科尔卡，看了看鲁宾，摇了摇头，又转过头去作画。画名叫《原始森林妈妈》。什捷金格不怕刑事犯人，不知道为什么，刑事犯们都不敢碰他。
等科尔卡走开以后，什捷金格对鲁宾说：
“阿布拉姆，你的做法很不聪明。”
白俄罗斯人科纳舍维奇也不怕刑事犯。他在进劳改营之前，在远东做航空技师，在太平洋舰队里获得重量级拳击冠军称号。刑事犯们都很敬重他，但是他从来不曾为受刑事犯欺负的人打抱不平。
阿巴尔丘克慢慢地在两层架铺中间的狭窄通道上走着，又烦恼起来。百米长的棚屋的那一头沉没在马合烟 [42] 的烟气中。每次他都觉得，等走到棚屋的尽头，会看到一点新的东西，可是走到尽头，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还是那装着洗脸木槽的过道，刑事犯在木槽下面洗裹脚布，还是挂在石灰墙上的拖把，还是那油漆木桶，铺上还是露着刨花的褥垫，还是不高不低的嗡嗡说话声，还是一张张枯瘦的、一样颜色的囚犯脸。大多数囚犯坐在铺上等待就寝信号，谈女人，谈菜汤，谈切面包的人弄鬼，谈自己给斯大林的信和给苏联最高检察院的申诉书的遭遇，谈新的采煤和运煤定额，谈今天的寒冷和明天的寒冷。
阿巴尔丘克慢慢走着，听着谈话的片断。他觉得，这种一模一样、没完没了的谈话要在押送站、军车上、劳改营的棚屋里，在成千上万的人中间持续很多年，年轻的都要谈女人，年老的都要谈吃的。等到老头子如饥似渴地谈起女人，年轻小伙子谈起不受限制的好吃的东西，那就特别糟了。
阿巴尔丘克从加秀琴柯坐的铺旁边经过时，加快了脚步。一个老人，他的妻子已经有儿孙们唤“妈妈”、“奶奶”了。他受到这样的待遇，这待遇太可怕了。
就寝号快点儿响起来吧，快点儿躺到铺上，拿棉袄蒙住头，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阿巴尔丘克朝门口看了看—也许马加尔来了呢。阿巴尔丘克要求求大组长，让他们睡在一起，他们每夜都可以长谈，推心置腹地谈，因为他们是两个共产党员，是老师和学生。
棚屋的头面人物，采煤队队长佩列克列斯特、巴尔哈多夫、棚屋大组长萨罗科夫在一个铺上举行小小的宴会。佩列克列斯特的狗腿子、原来管计划的日里亚波夫担任跑堂，将一块手巾铺在凳子上，摆放奶油、鲱鱼、点心—这都是佩列克列斯特队里的人孝敬的贡品。
阿巴尔丘克从头面人物的铺边走过，觉得自己的心紧张得停止了跳动：说不定他们会喊他，叫他吃一点儿呢。他真想吃点儿好吃的呀。巴尔哈多夫真没有良心！他在仓库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阿巴尔丘克也知道他偷钉子，偷了三把锉刀，但是在值班时什么也没说……现在他完全可以招呼一声：“喂，主管，来跟我们坐一会儿吧。”阿巴尔丘克很瞧不起自己，觉得自己不仅想吃，而且还有一种感情在作祟，这是一种很卑微、很下贱的囚犯感情：很想在厉害角色的圈子里坐一会儿，随便跟佩列克列斯特谈一谈，佩列克列斯特可是偌大的劳改营听到名字都发抖的人物。
阿巴尔丘克想起了自己—下贱。马上又想到巴尔哈多夫—下贱。
没人喊他，却喊了涅乌莫里莫夫。于是这位骑兵旅长、获得两颗红旗勋章的英雄龇着褐色的牙齿，笑嘻嘻地朝他们的床铺走去。这个笑嘻嘻地去参加几个贼的宴会的人，二十年前曾经率领几个骑兵团为实现世界共产主义战斗过……
他今天干吗对涅乌莫里莫夫谈起托里亚，谈自己的心事？
不过他也为共产主义战斗过，他也在库兹巴斯工地上，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向斯大林做过汇报。当他低着头，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从蒙了肮脏的绣花手巾的凳子旁边走过时，也曾经希望他们喊他。
阿巴尔丘克走到莫尼泽的床铺边，莫尼泽一面补袜子，一面说：
“今天佩列克列斯特对我说：‘你要小心，我要拿拳头敲你的脑袋，我要汇报你，还算便宜你，你是最坏的叛徒。’”
坐在邻铺上的鲁宾说：
“这还不是最糟的呢。”
“是的，是的，”阿巴尔丘克说，“你看到他们把旅长喊过去，旅长那股高兴劲儿吗？”
“他们没喊你，你不痛快了吧？”鲁宾说。
阿巴尔丘克恼羞成怒，说：
“你看看自己的灵魂吧，别忙着说我。”
鲁宾像鸡那样半闭起眼睛，说：
“我吗？我连不痛快也不敢。我是最低下的一类，没人理睬。我和科尔卡的谈话，你没听见吗？”
“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阿巴尔丘克把手一挥，站了起来，又顺着床铺之间的通道朝那张凳子走去，又听到那没完没了的谈话。
“甜菜猪肉汤天天有，不光是过节。”
“她的乳房才滑溜呢，你恐怕都不信。”
“哥儿们，我不讲究，有羊肉泡饭就行啦，干吗要你们的沙拉凉拌菜……”
阿巴尔丘克又回到莫尼泽的铺前，坐下来，听别人谈话。
鲁宾说：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为什么他说：‘你可以做眼线。’他说的是告密者，比如说，向侦缉人员暗地汇报。”
莫尼泽一面继续补袜子，一面说：
“去他娘的吧，告密—是顶下贱的事。”
“怎么会告密呢？”阿巴尔丘克说。“你是共产党员嘛。”
“他这共产党员跟你一样，”莫尼泽说，“是过去的话了。”
“我不是过去的，”阿巴尔丘克说，“你也不是过去的。”
鲁宾又使他恼了，因为说出了应有的怀疑，应有的怀疑往往比不应有的怀疑更刺激人，更叫人受不了。
“这不是党员不党员的问题。一天喝三次玉米泔水汤，大家都喝够了。我也恨死了这种汤。你这一点我赞成。不赞成的是你夜里和白天两副面孔。我和科尔卡的谈话，你听见了吗？”
“头朝下，腿朝上啦！”莫尼泽说过这话，就笑了起来。可能因为再没什么好笑的了。
“你怎么，以为我只有动物本能啦？”阿巴尔丘克问道。他觉得自己简直憋不住要把鲁宾揍一顿。
他又霍地站起来，在屋里走起来。
当然，他吃够了玉米糊。多少天以来，他都在猜想着十月革命节的伙食：会不会有肉丁炒白菜、通心粉汤、杂烩？
当然，很多事情要取决于侦缉人员。好一点儿的差事，比如管澡堂，切面包，是不容易弄到手的。他可以在实验室工作，穿白大褂子，干自在活儿，跟刑事犯们不发生关系，他也可以在计划处工作，可以领导煤矿……可是鲁宾不对。鲁宾想侮辱他，鲁宾泄他的气，在他身上寻找下意识地悄悄出现的东西。鲁宾就喜欢钻空子。
阿巴尔丘克一辈子痛恨圆滑，痛恨两面派和社会异己分子。
他过去的精神力量、他的信心，在于他能使用法庭的权力。他怀疑妻子，就和她离了婚。他不相信她能够把儿子教育成一个坚定的战士，就不让儿子用他的名字做父称。他常常痛斥摇摆不定的人，瞧不起爱发牢骚的人和意志薄弱、信念不坚定的人。他曾经把库兹巴斯工地上一些想家、不安心的莫斯科工程技术人员交付法庭。他把四十名离开工地跑回农村的工人判了刑。他还和钻营市侩的父亲断绝了关系。
做一个坚定不移的人，是幸福的。每一次把人送交法庭，他都可以证实自己的精神强大，证实自己是典范，证实自己的纯洁。他从中得到乐趣，增强信心。他从不躲避党的动员号召。他自愿不领取党员最高月工资。他天天穿着很平常的制服和靴子去上班，参加人民委员部委员会议，上戏院。有时党派他去休养，他就穿这套服装在雅尔塔的海边散步。他希望一切都像斯大林。
他失去使用法庭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本色。鲁宾感觉到这一点。几乎每天他都要在话里指出他的软弱、他的怯懦，指出悄悄进入劳改犯心中的一些可怜的愿望。
前天他就说：
“巴尔哈多夫拿仓库里的钢材把有的坏家伙喂饱啦，可是我们的大英雄连一声也不哼。就连小鸡也想活呢。”
当阿巴尔丘克准备责备别人的时候，他感到自己也会被责备，就会动摇起来，觉得灰心丧气，便失去自己的本色。
阿巴尔丘克在一个床铺旁边站下来。老公爵多尔戈卢基正在这里和经济学院的年轻教授斯捷潘诺夫说话。斯捷潘诺夫在劳改营里一向表现很高傲，营队领导人走进棚屋巡视，他都不肯站起来，常常公开发表反政府观点。他感到自豪的是，他和许多政治犯不同，他被关押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写了一篇题为《列宁和斯大林的国家》的文章，让学生传阅。不知是读到这篇文章的第三个还是第四个学生把他告发了。
多尔戈卢基是从瑞典回到苏联的。去瑞典之前，他在巴黎住了很久。他想念祖国，就回来了。回国一个星期之后，就被捕了。他在劳改营里常常祷告，结识了一些教徒，并且写一些内容神秘难懂的诗。
这会儿他就在给斯捷潘诺夫念诗。
阿巴尔丘克将肩膀靠在上铺与下铺之间钉的十字形木板上，听他念诗。多尔戈卢基半闭着眼睛在念，干裂的嘴唇哆嗦着。他那不高的声音也哆嗦着，并带有干裂声。
是我自己选定了降生年月、时间、国家、民族和地点，
为的是经受所有的苦难，
经受良心、水和火的洗礼。
我向下落去，掉进了深渊黑洞，
落到比什么都低的地方，在臭脓、粪堆里，
启示录中的野兽—
我信心不改！
我相信最高权柄的公正，
是它解放了古老的自然力量，
我在烧焦的俄罗斯腹地，我要说：
你这样决断，是对的！
要想变得钻石般坚硬，
必须炼透整个的人生。
如果熔铁炉里的柴炭不够，
上帝呀，请用我的血肉！
他念完之后依然半闭着眼睛坐在那里，嘴唇依然无声地翕动着。
“胡诌，”斯捷潘诺夫说，“颓废派！”
多尔戈卢基用没有血色的苍白的手朝四周指了指。
“你们瞧，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把俄罗斯人引导到哪儿来了。你们可记得，恰达耶夫在第三封哲学通信里写的是什么？”
斯捷潘诺夫用教师教导学生的口吻说：
“您的神秘的愚昧，就跟有些人要建立这种劳改营一样，我都十分讨厌。不论是您，不论是他们，都忘记了俄罗斯还有一条路，一条最自然的道路：民主和自由的道路。”
阿巴尔丘克和斯捷潘诺夫争论过不止一次了，可是现在他不想插嘴，不想把斯捷潘诺夫说成敌人，说成持不同政见者。他走到角落里，有些洗礼派教徒正在这儿祷告，他听了听他们的嘟哝。
这时候响起大组长萨罗科夫的响亮的声音：
“起立！”
大家一齐站起来，上司走进了棚屋。阿巴尔丘克侧眼看着虚弱不堪的多尔戈卢基那苍白的长脸，看着他两手紧贴裤缝站在那里，嘴唇还在嘟哝着，大概还在念他的诗。斯捷潘诺夫坐在旁边。他像往常一样，目无领导，不服从本棚屋明明白白的内部规章。
“搜查啦，搜查啦。”囚犯们小声说。
但是没有搜查。两名头戴红蓝制帽的年轻看押兵从床铺中间走过，一面打量着囚犯们。其中一名士兵走到斯捷潘诺夫跟前，说：
“教授，你坐着呀，你是怕把什么东西冻坏呀。”
斯捷潘诺夫转过他那翘鼻子的宽宽的脸，用鹦鹉似的响亮的声音很不自然地回答说：
“长官先生，请您对我称‘您’，我是政治犯。”
夜里，棚屋里发生了严重事件：鲁宾被杀死了。
凶手趁被害者睡觉的时候，拿一个大钉子插到他的耳朵里，然后用力一砸，把钉子楔进脑子里。有五个人，包括阿巴尔丘克在内，被侦缉人员传去。看样子，侦缉人员感兴趣的是钉子的来历。这种钉子才进库不久，生产部门还不曾领用。
在洗脸的时候，巴尔哈多夫在木槽边和阿巴尔丘克站在一起。巴尔哈多夫朝他转过湿漉漉的脸，一面舔着嘴上往下流的水滴，一面小声说：“该死的东西，你记住，你要是去告发，我一点也没有事儿。可是今天夜里我就收拾你，狠狠收拾你，叫全营都知道厉害。”
他用毛巾把脸擦干以后，拿平静的眼睛看着阿巴尔丘克的眼睛，看到眼睛里的神气正是他希望看到的，便握了握阿巴尔丘克的手。
在食堂里，阿巴尔丘克把自己的一钵子玉米糊送给了涅乌莫里莫夫。涅乌莫里莫夫哆嗦着嘴唇说：
“真是野兽。把我们的阿布拉姆害死啦！多么好的一个人呀！”
他说着，把阿巴尔丘克的玉米糊端到自己面前。
阿巴尔丘克一声不响地站起来，离开饭桌。
在走出食堂的时候，大家纷纷让路，佩列克列斯特往食堂里来了。他在跨门槛的时候，把身子弯了弯，因为劳改营的门都没有他的个头儿高。
“今天是我的生日。来我这儿玩吧。咱们喝两杯。”
多么可怕！有几十个人听到了夜里的凶杀，看见一个人走到鲁宾的床铺边。
如果有人一下子爬起来，把全屋的人喊起来，会怎么样呢？几百个强壮的男子汉团结起来，两分钟就会把凶手制服，会救活一个同伴。但是谁也不抬头，谁也不叫喊。杀一个人，就像杀一头羊一样。大家都躺着，装做睡着了，拿棉袄蒙住头，尽可能不咳嗽，尽可能不去听受害者在昏迷中挣扎。
多么低三下四，多么驯顺啊！可是他当时也没有睡着，也没有作声，拿棉袄把头蒙住。他很明白，驯顺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驯顺来自经验，来自对劳改营规律的了解。如果大家都起来，把凶手制住，带刀的人还是比不带刀的人厉害。全屋的力量是一时的力量，而刀永远是刀。
阿巴尔丘克想着面临的审讯：侦缉人员一定会要他的口供的，他在棚屋里一夜没有睡，早晨也没有洗脸，准备着挨折腾，他不朝矿井方向去，不去上棚屋的厕所，怕有人突然扑过来拿麻袋蒙住他的头。
是的，不错，夜里他是看见一个人朝鲁宾走去。他听见鲁宾在哼哧，听见鲁宾死前手和脚在床铺上乱扑乱蹬。
侦缉人员米沙宁大尉把阿巴尔丘克叫到办公室里，把门关上，说道：“您坐吧，犯人。”
他先提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政治犯一般都能很快、很准确地回答。
然后他抬起疲惫的眼睛，看着阿巴尔丘克，早就知道这个有经验的囚犯很怕同棚屋的人报复，永远不会说出钉子是怎样落到凶手的手里的，所以对阿巴尔丘克打量了一阵子。
阿巴尔丘克也看着他，打量着大尉那年轻的脸，他的头发和眉毛，鼻子上的雀斑，心想，这位大尉比他的儿子至多大两三岁。
大尉提了一个问题，正是为这个问题把阿巴尔丘克传来的，在这之前已经有三名被审讯者不肯回答这个问题了。
阿巴尔丘克好一阵子没有作声。
“你怎么，聋了吗？”
阿巴尔丘克还是没有作声。
他多么希望这位侦缉人员说：“你听着，阿巴尔丘克同志，你是共产党员。今天你在劳改营里，明天咱们就要在一个组织里共同缴纳党费。你帮帮我的忙吧，同志要帮助同志，党员要帮助党员。”即使这不是真心实意的，只是采取一种例行的侦讯手段。
可是米沙宁大尉却说：
“您睡着了还是怎的？那我马上来把您唤醒。”
但是阿巴尔丘克却不用唤就醒了。
他用嗄哑的声音说：
“钉子是巴尔哈多夫从库里偷出来的。不光是钉子，他还从仓库里偷了三把锉刀。依我看，杀人的是科尔卡·乌加罗夫。我知道，巴尔哈多夫把钉子给了他，他有好几次说要杀死鲁宾。昨天他还说的，因为鲁宾没有准许他请病假。”
然后他接过递给他的一支纸烟，说：
“侦缉员同志，我认为，向您说出这件事，是我这个党员的责任。鲁宾同志是一位老党员。”
米沙宁借火给他把烟点着了，就一声不响地很快地记起来。然后他用温和的口吻说：
“犯人，您要知道，任何关于党员的话您都不应该说。您不能称呼同志。对于您来说，我是首长。”
“对不起，首长。”阿巴尔丘克说。
米沙宁对他说：
“几天之内，我还在进行调查，您不会出什么事。过几天以后再说。可以把您调到别的劳改营里去。”
“不必，首长，我不怕。”阿巴尔丘克说。他朝仓库里走去，知道巴尔哈多夫什么也不会问他。巴尔哈多夫会一个劲儿地盯着他，时刻注意他的动作、眼神、咳嗽，从中弄清情况。
他终于恢复了自己的本色，他十分高兴。
他又能行使法庭的权力了。他一想到鲁宾，就觉得遗憾，昨天他竟没有对他说出自己的不祥的预感。
三天过去，马加尔还是没有来。阿巴尔丘克上矿务局去打听他，阿巴尔丘克熟悉的几个文书在任何一本册子里都找不到马加尔的姓名。
晚上，在阿巴尔丘克知道命运已经把他们分开的时候，满身白雪的卫生员特留菲列夫来到棚屋里，一面捋眉毛上的冰凌，一面对阿巴尔丘克说：
“告诉您，我们卫生所来了一名犯人，他请您上他那里去。”
特留菲列夫又说：
“最好现在我带您去。您向大组长请个假。要不然我们这些犯人可不讲什么情理，马上就会找你的麻烦，等到把你收拾了，你再讲理由就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