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9）（1/2）

四十一

卫生员领着阿巴尔丘克来到卫生所的走廊。这里有一种特别的、和棚屋里不同的坏气味。他们在昏暗中朝前走着，看到堆在一起的许多担架，还有捆成许多捆的旧棉衣，看样子，是等着送去消毒的。

马加尔躺在隔离室里。这是一间木板墙小屋，里面有两张铁床几乎挨在一起。进隔离室的一般都是害了传染病或者快要死的病人。细细的床腿像是铁丝做的，却没有压弯的迹象，从来没有胖子睡这样的床。

“别坐这儿，别坐这儿，右边坐。”

响起一个声音。那声音极其熟悉，阿巴尔丘克一下子觉得似乎没有白发，没有被关押，又是自己终生依靠、终生为之奋斗的一切了。

他打量着马加尔的脸，满怀激动、一字一顿地说：

“你好，你好，你好……”

马加尔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故意很平淡地说：

“坐吧，就坐在我对面的床上。”

他看到阿巴尔丘克打量旁边床铺的目光，又说：

“你不会打扰他的，他已经不怕打扰了。”

阿巴尔丘克俯下身去，为的是看清老同志的脸，接着又回头看了看盖着的死者，问：

“他死了很久了吗？”

“两个多钟头以前死的，卫生员暂时还没有动他，等医生来。这样好些，要不然换一个活的来，咱们说话就不方便了。”

“这话对。”阿巴尔丘克说。他没有问他非常想问的一些问题：怎么样，你是受布勃诺夫 [43] 牵连，还是因为索科尔尼科夫 [44] 案件？判了你几年？你在弗拉基米尔或者苏兹达利的政治犯隔离室呆过吗？主持审讯的是特别机构还是军事委员会？你自己签字了吗？

他回头看了看盖着的尸体，问：

“他是什么人？怎样死的？”

“死于劳改营，是个富农分子。他老是在唤一个娜斯佳的名字，一直想离开这儿上什么地方去……”

阿巴尔丘克在昏暗中渐渐看清了马加尔的脸。他几乎认不出他了，变化太厉害了，竟成了一个垂死的老头子！

他感到自己的后背碰到了死者那弯着的僵硬的胳膊，觉得马加尔在看着自己，心里就想：“恐怕他也在想，‘简直认不出他了。’”

可是马加尔却说：

“先前他一个劲儿嘟哝，好像是‘霍……霍……霉……’，现在我才明白，他这是要喝水。茶杯就在旁边，真应该满足他最后的要求。”

“瞧，死人还是妨碍咱们了。”

“那当然了。”马加尔说。阿巴尔丘克听到了他熟悉的激动的语调，马加尔开始谈严肃的话题时往往是这样。“因为我们谈他，实际上是谈自己。”

“不，不是！”阿巴尔丘克抓住马加尔滚烫的手，紧紧握着，又抱住他的肩膀，不出声地哭起来，哭得浑身打哆嗦，憋得喘不过气来。

“谢谢你，”他含混不清地说，“谢谢你，谢谢，好同志，好朋友。”

他们两个人都哼哧哼哧喘着气，有一阵子没有说话。他们呼出的气汇合到一起，阿巴尔丘克觉得，汇合到一起的不仅是他们呼出的气。

马加尔首先开口说：

“听我说，听我说，朋友，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了。”

“别这样说，你会活下去的！”阿巴尔丘克说。

马加尔在床上坐起来。

“我非常不希望这样说，但是应该说。你也听着，”他对死者说，“这和你，和你的娜斯佳有关系。这是我最后一项革命任务，我一定要完成！阿巴尔丘克同志，你是特殊气质的人。而且我们当年相遇也是在特殊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我们的最好的时候。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们错了。我们的错误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瞧……我们应该请求他原谅。让我抽一支烟。后悔已经晚啦。任何后悔都不能补偿过失。这是我要对你说的。这是第一点。再说第二点。我们不懂得自由。我们压制了自由。马克思也不珍视自由。自由是根本，是目的，是基础的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以上我说了两点，再说第三点。我们在劳改营和原始林里经受苦难，可是我们的信仰比什么都坚强。这不是坚强，是懦弱，是保全自身。在铁丝网外面，要保全自身，就得多变，要不然就要死亡，就要进劳改营。共产党人制造偶像，戴肩章，穿制服，信奉民族主义，压制工人阶级，将来必然还要像黑色百人团 [45] 那样……在这里，在劳改营里，要保全自身，就不能改变：如果不想死的话，在劳改营里几十年都别改变……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别说啦！”阿巴尔丘克叫起来，把握紧的拳头凑到马加尔的面前。“你受不住啦！你垮啦！你说的话全是胡说八道。”

“如果那样，倒是好；但我不是胡说。我是又一次召唤你！就像二十年前那样！如果我们不能作为革命者活下去，那我们就死，像这样活着比什么都不如。”

“够啦，别说了！”

“请原谅我。我懂。我像一个老妓女，为失去的贞节痛哭。不过我要告诉你：记住吧！好朋友，请原谅我……”

“原谅？你我真应该像这个死人一样，早几个钟头死去，活不到这次见面……”阿巴尔丘克已经站在门口，又说：“我还要上你这儿来……我要给你修复头脑，现在我要做你的老师了。”

第二天早晨，卫生员特留菲列夫在劳改营的大院子里碰到阿巴尔丘克。特留菲列夫用爬犁拉着一桶牛奶，牛奶桶用绳子捆在上面。奇怪的是，在这北极圈里，他的脸上竟出了汗。

“你的朋友不能喝牛奶了，”他说，“昨天夜里他上吊了。”

报告消息叫人吃一惊，是挺快活的事，所以这位卫生员带着友好而得意的神气望着阿巴尔丘克。

“有遗书吗？”阿巴尔丘克问，并且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觉得，马加尔一定会有遗书的，说昨天的事，是他一时心血来潮。

“干吗要写遗书？不论写什么，都要落到侦缉人员手里。”

这一夜，是阿巴尔丘克一生中最难熬的一夜。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咬紧牙齿，睁大了眼睛，望着墙上捻死臭虫留下的一个个黑点。

他想起他不准姓他的姓的儿子，呼唤起儿子：

“现在我就剩下你了，只有你是我的希望。瞧，我的朋友和老师马加尔想杀死我的理智、我的志向，结果他自杀了。托里亚呀，托里亚，我在人世上就只有你一个了。你能看到我吗，能听到我的话吗？将来你能不能知道，你的父亲在这天夜里没有屈从，没有动摇？”

周围的人都在睡觉，睡得很熟，声音很大、很不好听，空气很重浊、很窒闷，有的打鼾，有的嘟哝，有的在梦里叫，有的咬牙，有的拉长声音呻吟和呼喊。

阿巴尔丘克忽然在铺上欠起身来，他觉得好像旁边有个阴影闪了一下。

四十二

一九四二年夏末，克莱斯特 [46] 的高加索集团军群占领了迈科普附近苏联最早开发的一个油田。德国军队进入挪威的北角和希腊的克里特、芬兰北部和拉芒什海峡 [47] 沿岸。热带作战的大元帅艾尔文·隆美尔驻扎在离亚历山大八十公里的地方。在厄尔布鲁士山 [48] 顶上，山地军竖起了带有纳粹党徽的旗帜。曼施坦因得到命令，要把巨炮和新式火箭炮推向布尔什维克的堡垒列宁格勒。本来持观望态度的墨索里尼已经在制订进攻开罗的计划，练习骑坐阿拉伯马。寒带作战的季特尔驻扎在任何一个欧洲侵略者都没有到过的北纬地带。巴黎、维也纳、布拉格、布鲁塞尔都成了德国的省城。

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党最残酷计划的时刻来到了，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消灭人，消灭人的生命和自由。法西斯党的头目们四处散布谎言，说是斗争的紧张迫使他们不能不如此残酷。事实正好相反，危险会使他们清醒。如果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他们就会有所收敛。

等到法西斯完全相信已经取得最后胜利的那一天，全世界就会倒在血泊里。如果世界上不再有反法西斯的武装，刽子手们也不会就此收手的。因为法西斯的主要敌人就是人。

一九四二年秋天，帝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法律。特别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军事胜利到达顶峰之时，居住在欧洲的犹太人被取消法律保护权，由秘密警察管制。

法西斯党的领导和希特勒本人决意完全消灭犹太民族。

四十三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有时想想过去的事：苏黎世大学五年的生活，巴黎和意大利的夏季旅游，音乐学院的音乐会，中亚山区的考察，从事了三十二年的医务工作，她喜欢的菜肴，跟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朋友们（有艰难的日子，也有愉快的日子），习惯了的电话铃声，习惯了的话语，打纸牌，留在她莫斯科住处的东西。

她也常常想起在斯大林格勒的那几个月，想起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叶尼娅、谢廖沙、薇拉、玛露霞。越是和她亲近的人，如今离她越远。

有一天快到黄昏时候，军用货车停在离基辅不远的一个枢纽站的备用线上，她在锁上的车厢里捉自己领口上的虱子，旁边有两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很流利地小声说着犹太话。这时候她特别清楚地意识到她，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少校军医，面临的真实处境。

这些人的主要变化，是对自己的特殊气质和个性的感觉减弱了，对命运的感觉增强了。

“我，我，我究竟是什么人？实实在在是什么人？”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想道。“是那个小小的、流鼻涕的、又怕爸爸又怕奶奶的小姑娘，还是那个发胖、脾气暴躁、戴领章的军医，还是这样一个长虱子的脏老婆子？”

幸福的希望没有了，但是出现了许许多多想法：把虱子消灭……凑到门缝儿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解解小便……洗洗脚，哪怕洗一只脚……还有，浑身都想喝水。

刚把她推进车厢里，她觉得昏暗的车厢里漆黑一团，她朝四下里看了看，听见低低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