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游（2/2）

“我不能回家。”安努斯卡突然开口了，垂头看着自己的脚。自己竟然说出这种话，她感到十分惊诧，也只有此刻，她能在惊恐中思忖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那女人含含糊糊地回应了一句什么，等到把嘴里的面包咽下去了，她才问道：

“你有地址吗？”

“有。”安努斯卡一口气背出来，“库兹涅茨克街四十六栋七十八号公寓。”

“那就忘了吧。”那女人不假思索地说道，嘴里又填满了。

沃尔库塔。她是六十年代出生在那儿的，如今看来陈旧的公寓楼那时刚刚兴建起来。她记得那些楼崭新时的样子——清石灰，水泥，用作绝缘材料的石棉，混合而成的气味。光滑的pvc瓷砖预示着美好未来。但在寒冷的气候里，万物都会加速衰败：霜冻瓦解了浑然一体的墙面，减缓了循环无休的电流速度。

她记得冬天那令人目眩的茫茫雪白。流亡中的日光，锐利的边角，犀利的白色。之所以存在那么白的白色，只是为了给黑暗缔造一个框架，而黑暗必然会越来越多。

她的父亲在规模极大的供暖站工作，母亲在食堂里工作，总能带点吃的回家，所以他们家才能勉强吃饱。现在回想起来，安努斯卡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种怪病，深藏在体内，在衣服下面：巨大的悲哀，或是某种比悲哀更辽远的东西，但她找不到确切的字眼去形容。

总高八层的那些公寓楼都长得一模一样，她家住七楼，但随着时间推移，在她长大的过程里，四楼以上的人家都搬空了，搬去了更适合居住的地区，通常是去莫斯科，但也可能是别处，总之，尽其可能，离这儿越远越好。留下的住客就往下搬，尽其可能，越低越好，因为低楼层更暖和，离别人更近，也离大地更近。在极北地带的冬季数月里住在八楼，就好比一颗冻住的水滴悬挂在世界的水泥拱顶下，恰好就在冰冻的地狱的中心点。她最后一次去探望妹妹和母亲时，她们已住到了底楼。她父亲已过世多年。

安努斯卡考上了莫斯科的一所优秀的师范学校，这是很幸运的事；但不幸的是，她没能毕业。要是把大学读完了，她现在就能当老师了，也许就不会遇到现在成为她丈夫的男人了。他们的基因也不会结合在一起，混出那种有毒的组合，让佩迪亚一出世就要忍受不治之症的折磨。

不知有多少次了，安努斯卡试图去交换，不管是上帝、圣母、圣帕拉斯季娃，还是圣像屏上的哪位圣人，甚至和宿命里更渺茫、更贴近的对象。让我和佩迪亚交换吧，我愿意得他的病，我愿意去死，只要让他康复就好。她的祷告不止于己，还会搭上别人的命：不情不愿的丈夫（让他中弹吧），还有婆婆（让她中风吧）。但是，她这样发愿当然从没得到应许。

她买了张票，下楼。那儿还是人群攒动，大家都要从市中心回到自家床上，去睡觉。有些人在车厢里就睡着了。他们满含困意的呼吸给窗玻璃蒙上了水汽；你可以用手指在上面画画，画什么都没关系，反正过一会儿就会消失。安努斯卡坐到了终点站：西南站，她走出车厢，站在月台上，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列车还会调头返回，而且就是这列车。她回到刚才坐过的位置，坐下来，原路返回，再一次坐到终点站，如此来回好几趟后，她又转去了环线。这条线路带她绕圈走，直到快半夜了才像归家般再次抵达基辅站。她坐在月台上，直到一个凶巴巴的女人走过来，呵斥她马上离站，因为地铁要关门了。虽然安努斯卡不想走，但还是出站了——外面霜冻彻骨；一出站，她就发现车站边上有个小酒吧，天花板下面吊着电视机，好几张桌边都坐着不知该去哪里的游客。她点了柠檬红茶，一杯接一杯，然后是罗宋汤，水水的，很难吃，然后，她手撑着头迷瞪了一会儿。她很快乐，因为她的头脑里没有哪怕一个念头，没有一样要关心的，没有一样要期待或渴望的。那是一种美妙的感受。

第一趟车还是空荡荡的。再往后的每一站，上车的人就越来越多，终于挤到前心贴后背，安努斯卡好像夹在巨人的背脊之间，都快被挤扁了。她够不到拉环，所以只能靠在陌生人的身体上。然后，人突然变少了，到了下一站，车厢里几乎都空了，只剩下两三个乘客。现在，安努斯卡知道了：有些人到了终点站也不会下车。她独自一人下车，转乘别的线路。但她会透过窗户看别人，看他们在各自的车厢的尽头找定座位，把他们的塑料袋或背包——通常都很旧，麻布的——放在脚边。他们要么半闭眼睛，打起瞌睡；要么摊开某些食物的包装纸，一遍又一遍、口齿含糊地向别人道歉，然后谨慎地咀嚼起来。

她换乘是因为她怕被人发现，或是抓住她的胳膊、摇晃她，或是把她铐在什么地方——那将是最糟糕的事。有时候，她会走到月台的另一边，有时候，她走到别的月台；她靠电梯、地道到处漫游，但从不看路标指示，彻底地自由游走。比方说，她去清塘站，坐索科利尼基线，换乘卡卢加-里加站，坐到梅德维德科沃站，再回到城市的另一边。她会在厕所里停一下，察看自己的外表，确保自己看起来一切正常，倒不是因为她觉得有必要（真的不需要），而是为了避免被人发现——因为衣冠不整而被那些守卫电扶梯、坐在玻璃岗亭里的地狱犬揪出来。她怀疑，他们练成了睁眼睡觉的本领。她在小超市买了些卫生巾，几块肥皂，最便宜的牙膏和牙刷。她会在环线上睡一下午。到了晚上，她走台阶出站，那就可能迎面撞上那个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但是，她并不在那里。天很冷，甚至比前一天还冷，所以，又可以回到地下的安努斯卡长舒一口气。

第二天，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回来了，身子在冻僵的腿脚上来回摇摆，依旧骂骂咧咧地喊叫着，听来就像胡言乱语。安努斯卡站在她的视野所及之处，在走道的另一边，但那女人显然没有看到她，沉浸于自己的凄诉悲叹。等到最后，安努斯卡抓住人流中一瞬而过的空隙，径直走到她面前。

“走吧，我给你买面包。”

那女人不喊了，陡然中断了催眠般的咒骂，两只皮手套互相搓了搓，像露天市集里被冻得彻骨寒心的女售货员那样狠狠跺了跺脚。她们一起走去小店。安努斯卡真的很高兴见到她。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那女人正忙着吃面包，只是耸了耸肩。但过了一会儿，嘴里还是塞得满登登的，她回答了：

“嘉丽娜。”

“我叫安努斯卡。”

交谈到此结束。当寒气逼得她逃回车站时，安努斯卡又问了一个问题：

“嘉丽娜，你在哪里睡觉？”

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对她说，地铁关门时回小店碰头。

整个晚上，安努斯卡都在同一条线路上坐着，面无表情地审视着自己倒映在窗玻璃上的脸孔，背景是地下车道黑漆漆的墙壁。她已经认得两个人了，至少两个。她不敢去跟他们讲话。现在，她和其中一人已共同坐了几站路——那是个高瘦的男人，不算老，甚至还算年轻人，但很难说。他的脸被一把稀疏的浅色胡髯遮住了大半，胡须垂及前胸。他戴了一顶工人们戴的平顶布帽，平凡无奇，都磨旧了；他穿了件灰外套，口袋里鼓鼓囊囊的，还背了只褪色的背包；往下是一双系带高筒靴，紧紧裹住棕色长裤的裤腿，手工编织长袜的边缘从鞋筒里钻了出来。他好像对任何事都不上心，只是沉浸在自己的遐思中。跳上月台时，他显得很有活力，让人觉得他正要去一个遥远、但确凿的目的地。安努斯卡在月台上也看到过他两次，一次，他在一列似乎在当晚歇工、根本没有别的乘客的车厢里睡着了，还有一次他也在瞌睡，额头靠在窗玻璃上，呼气聚成一小团雾气，蒙住了他的半张脸。

安努斯卡记住的另一个人是个老男人。他走路很困难，要用藤编手杖，甚或是木杖——实木做成的厚重木棍，带弯曲的手柄。他走进车厢时，必须用另一只手撑住车门，通常都有人会帮他一把。他一进车厢，就会有人让座，哪怕是不情愿的，但乘客们通常都会起身。他看起来像个乞丐。安努斯卡真的想过要跟踪他，就像之前她跟着层层披挂的女人跑。但她充其量只能和他在同一节车厢里共乘几站路，在他面前站半小时左右，因此，她已非常熟稔他的五官特征，他的穿着打扮。她还不够勇敢，反正，没胆量开口跟他讲话。老男人总是垂着脑袋，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后来，下班回家的一股人潮把她冲到别处去了。她任凭那股充斥了各种气味、各种肢体接触的热腾腾的人流将自己带走。只有在被裹挟着走过十字转门后，她才能彻底摆脱那股人流，好像她是个异物，被地下世界吐出去了。现在，她不得不再买一张票回到站内，她也知道，这样下去，钱很快就会花光。

为什么她会记住这两个人？我猜想，那是因为他们始终不变，他们行动的方式似乎与众不同，更缓慢些。别的人都像急流劲涌的河，从这儿流到那儿，掀起浪花，转出漩涡，但都形态各异，飞逝而过，那条河流会把他们全部遗忘。然而，那两个人是逆流而行，所以在人群中才显得那样突出。河流的规则为什么无法束缚他们呢？我想，吸引安努斯卡的正是这个问题。

地铁站关门后，她在站前出口等待那个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等到快放弃了，那女人才终于现身。她的眼睛也被布蒙上了，在层层叠叠的衣服中，她的身形俨如一只桶。她叫安努斯卡跟着她，安努斯卡就跟着。她累极了，坦白说，完全没有一丝气力，巴不得就地而坐，随便坐在哪儿都行。她们走过盖在挖开的大坑上的木板桥，走过贴满海报的锡管围栏，然后走进一条地下甬道。她们在狭窄的走廊里走了一会儿，里面倒是很暖和，挺舒服的。那女人指了指地板，示意安努斯卡可以睡在那块地方，安努斯卡就和衣躺下，一躺下就睡着了。如同她长久以来所盼望的，她睡得很沉，脑海空空，没有一个念想；闭着眼睛时，唯有刚才走在逼仄走廊里的画面再现了一下。

黑漆漆的房间，里面有一扇通向另一个房间的门敞开着，那个房间是明亮的。这儿有一张桌子，人们围坐在桌边，都把双手摊放在桌面上，都坐得很挺直。他们就那样坐着，在万籁俱寂中凝视对方，谁也不动。她敢发誓，那个戴工人帽的男人也在其中。

安努斯卡睡得很安稳。没有什么事情吵醒她，没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没有床板的吱嘎声，没有电视机的声音。她睡得像块岩石，抵住了顽固的海浪不停的冲击；她睡得像棵倒下的树，已被苔藓和漫生的蘑菇覆盖。就在醒来前的片刻，她还做了个有趣的梦——梦见一只印着小象和小猫的图案、色彩鲜艳的化妆包，她用两只手翻来覆去地把玩；接着，她突然放开手，但小包没有掉落，竟然悬空在她的双手之间，安努斯卡还发现，自己不用碰它就能翻转它。她可以用意念移动它。这真是太让人喜悦的大发现，她已经很久很久没体验过这样的快乐了，事实上，从童年时代起就不曾有过。于是，她醒来时心情很好，也看清楚了：这儿根本不是她昨天以为的那种废弃的工人宿舍，只是个普普通通的锅炉房。所以，这儿才这么暖和。她睡在平铺在堆煤边的一方纸板箱上。还有一张报纸，上面搁了一小段很不新鲜的面包，配了足量的红辣椒和猪油。她猜想是嘉丽娜给她留的，但她暂时不想碰吃的，她要先去没有门、恶心人的厕所里轻松一下，再想办法把手洗干净。

啊，这感觉多好啊——好得不可思议——跻身人群，慢慢暖和起来。大衣和毛皮释放出各家各户的气息——油腻，清洁剂，香水。安努斯卡穿过转门后就放任自己随波而行，一天中的第一波人潮。这次上的是加里宁-太阳线的列车。她站在月台上，感受到地下的空气是那样温暖。车门刚打开，安努斯卡就被挤进了车厢，挤在人与人之间，因而无须去拉扶手。列车转弯时，她就顺势倾斜，像小草在众多小草中摇曳，像刀刃在谷穗中摆动。到了下一站，还有人上车，哪怕实在是挤不进了。安努斯卡微微闭起眼睛，觉得自己的双手好像被抓牢了，好像四面八方都有人极尽爱意地拥抱自己，用亲切的手爱抚般的摇晃自己。然后，突然之间，他们到了某一站，很多人都下车了，余下的人只能重新靠自己的腿脚站立。

快到终点站时，车上几乎没人了，她看到了一张报纸。她先用疑虑的眼神瞪着它——也许，她已经忘了怎样读书认字？——后来才拾起它，紧张地浏览起来。她看到一篇有关模特死于厌食症的文章，政府已在考虑禁止过瘦的女模特走t台。她还看到恐怖分子的事情——幸好，及时阻止了又一场祸端。在一间公寓里发现了黄色炸药和雷管。她看到了迷途的鲸群搁浅，全都死在了沙滩上。看到了警方追查出了互联网上的恋童癖组织。看到了天气预报，后面几天会越来越冷。看到了：移动性已成现实。

这份报纸好像有点不对劲儿，肯定有所篡改——肯定有假。她看到的每一句话都让人无法忍耐，让人感到受伤。安努斯卡的眼里噙满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大颗的泪珠啪塔啪塔落在那些新闻上。就像《圣经》中那些几乎无人注意的页面，劣质的报纸纸张立刻吸干了泪水。

列车行驶到地面路段时，安努斯卡会把头倚靠在玻璃窗上往外看。看这个城市的每一种色彩，从污脏的白色到黑色。由矩形和不规则的形状、正方形和直角组成。她用目光追随高压电线和电缆绵延，继而望向楼群的屋顶，数一数天线的数量。再闭上眼睛。等她再次睁眼时，世界已从一处跳转到了另一处。正是黄昏时分，再一次，重访同一个地点，她看到了低沉的太阳穿过白晃晃的云间，红晕照亮了公寓楼，但只是那么一瞬，几秒而已，也只能照亮楼顶，最高的楼层，俨如巨大的火炬被点燃了。

之后，她坐在月台上的长椅里，背后的墙上高挂着大幅广告。她把剩下的一点早餐吃光了。去洗手间洗漱一番后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下班高峰快开始了。早上坐这条线过来的人们要反向而归了。停在她面前的这列车灯光明亮，几乎是空的。整个车厢里只有一个人——戴工人帽的那个男人。他像绷紧的琴弦般站得笔直。列车启动时，惯性让他摇摆了一下；列车开走了，被地下的黑洞吞了进去。

“我买面包给你吃。”安努斯卡对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说道，女人一时间不再晃动身体，好像她必须静止下来才能听懂一句话。只过了一秒钟，她就转身走向卖三明治的小店。

她们靠在小店后墙上，那个女人低头弯腰、在身前画了十几次十字后才开始吃。

安努斯卡问起她前天晚上默默坐在锅炉房里的那些人，她再次停顿全身的动作，只不过，这次嘴巴里还有一口面包。她断断续续说了些什么，譬如，“怎么会？”还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大小姐，你他妈的离我远点。”

她走了。安努斯卡去坐地铁，一直坐到凌晨一点，地铁关门前，地狱犬们把所有人都赶了出去，她想去那个暖和的锅炉房，但在印象中的地点转了好几圈仍找不到入口。于是，她走回地铁站，把剩下的分分角角都掏出来，买了小塑料杯装的罗宋汤，续了几杯热茶，手肘支在三合板桌面上撑着头，就这样英勇地熬了通宵。

一听到栅栏门开启时的刺耳声响，她就冲到站门口的售票机上买好票，往下走。她在车窗玻璃上看到自己的头发已很油腻，完全看不出本来的发型了，现在，别的乘客好像不太想坐在她身边了。时不时冒出来的念头会让她惊慌：会不会遇到熟人？不过，她认识的人都不搭这条线；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她还是躲去了靠墙的角落。安努斯卡开始思忖：所谓熟识的人，到底是谁呢？女邮递员，公寓楼下小店里的女人，住在对门的女人，可她连她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她很想把自己的脸遮起来，就像那个女人一样，裹得层层叠叠；如此说来，那可真是个好主意——把自己的眼睛蒙住，尽可能地不去看外人，也能尽可能地不被人看到。她会撞到别人，但那只会带来乐趣，带来他人的触碰。坐在她身边的老太太从塑料袋里拿出一只苹果，微笑着递给她。在文化公园站，她站在卖皮罗什基小馅饼的摊子前时，有个剃了板寸头的年轻人专门给她买了一份。这些小事足以让她得出结论：自己的仪容外表肯定不在最佳状态。她会道谢，不会拒绝，哪怕身上还有几枚硬币。她目睹了好多事件：有个警察逮住穿皮夹克的男人；一对夫妻越吵越凶，都喝醉了，嗓门高到声嘶力竭；有个十几岁的女孩在切尔基佐沃站上车后，一边低泣一边不断念叨着，妈妈，妈妈。但谁都不敢去做什么，想帮也太晚了，她在共青团站就下车了。她还见过深肤色的矮个子男人一路狂奔，在行人间横冲直撞，但最终被困在拥挤的扶梯上，被另外两个男人抓住、撬开他紧握的手心。就在那个瞬间，有个女人哀叹自己被偷走了一切，什么都没了，但她的声音是从更远处传来的，渐渐低落，最终消弭。每天都有两次，她会在灯光雪亮的车厢里看到一个眼神空洞、瘦巴巴的老男人从自己眼前掠过。她甚至不知道外面早就天黑了，路灯街灯都亮了，把黄色的灯光投入稠密而冰凉的半空；今天，安努斯卡完全没见到阳光。她在基辅站出站，回到地面，沿着在建的大楼走入临时通道，盼着能看到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

她在，就在平素待的地点，做着平素做的动作——小范围的摇摆晃动，往复走出类似8字形的痕迹，喊出她一成不变的咒骂，看似一堆潮乎乎的破衣烂衫。安努斯卡在她面前站了很久，那女人才注意到她，停下所有的动作。接着——虽然没有提前安排——她俩不约而同地快步走起来，连一个字、一句话都没有说，好像她们不赶紧的话，此刻奔向的目标就将永远消失。走到桥上时，寒风如女拳击手般连连出击，击中她，也击中了她。

在阿尔巴特区的小店里，她们买了美味的薄饼，不贵，浇的腌猪肉和酸奶油都很足量。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在玻璃碟里放了几枚硬币，店主就帮她们加热了食物。她们找了个靠墙的好地方，享用了这顿美食。安努斯卡像被催眠了似的，痴迷地望着长椅周围的一群年轻人，虽然天很冷，他们却喝着啤酒，弹着吉他。与其说他们在玩音乐，还不如说是在瞎闹腾。冲着彼此大喊大叫，逛来晃去。还有两个女孩骑在马背上，这景象可不常见，两匹马都很高大，显然刚在马厩里经过了精心的打理；如同亚马逊女战士般的女孩之一向玩吉他的孩子们打了招呼，姿态优雅地下马，聊天，同时紧紧地抓住缰绳。另一个女孩和落单的游客攀谈起来，想说服他们给点钱，好给马买吃的——反正，她是这样对他们说的——但游客们认定，她们只会用钱去买啤酒。那匹马看起来并不缺营养。

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用胳膊肘撞她，说：“快吃。”

可是，安努斯卡无法将眼光从街头即景中挪开；她近乎贪婪地望着年轻人，薄饼还在手里。在他们身上，她看到的是她的佩迪亚；他和他们的年纪差不多。佩迪亚回到了她的体内，好像她从没把他诞生到这个世界上。他就在那儿，蜷缩在她凸起的肚子里，像块石头般沉重，痛苦地生长着——她必然要再次生下他，这一次，是从她的每个毛孔里，让他在汗水中出世。此刻，他已胀升到她的嗓子眼，挺入她的肺腑，因而只能在呜咽中现身，再也没有别的途径。不行，她吃不下薄饼——她的身体已经饱足。明明可以坐在那边、拿起一罐啤酒给马背上的女孩、自己也倚靠在马身上、爆发出朗声大笑的时候，佩迪亚却卡在她的喉咙里。他本可以自如地活动，本可以弯腰系好靴子、高举双臂，再用一只脚套入马镫，再甩开另一条腿骑上马。挺直地坐在马背上，策马穿行在街道上，并且微笑着，刚长出来的稀疏胡子掩住上唇。他本可以跑下楼，像股旋风般冲向他们；毕竟，他和这些男孩年纪相当，而她，他的母亲，本该为他逃化学课、不能考上大学、结果落得他父亲般的下场而忧虑，为他不能顺利找到工作而担心，又生怕自己不会喜欢他挑的媳妇，再为他们太早生孩子而操心。

千头万绪在她心里沉重地堆积起来，让她越来越难承受，又刚好看到一个女孩的动作：为了驯服那匹焦躁的马，她拉下套在它头上的缰绳，让它不得不低头，安静下来。那匹马试图转身走开时，那女孩挥起马鞭抽了一下马背，喊了一声：“待在这里，该死的！乖乖地站好！”这时，酸奶油配薄饼从安努斯卡的手里掉到了地上，而她已经冲向和马较劲的女孩，不由分说地出拳揍她。

“别欺负它！”她尖叫着，嗓子眼里的声音绷得紧紧的，“别欺负它了！”

受到惊吓的孩子们隔了一秒钟才反应过来，要推开这个身穿格子外套、突然发起神经的女人，但这时，又有一个女人冲过来帮她了：用破衣烂衫裹着层层叠叠的疯女人；两个女人都想夺走女孩手里的缰绳，想把女孩赶走。那个女孩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双手抱住头顶——她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会遭遇这样凶残的袭击。那匹马又是踢腿，又是嘶叫，终于挣脱了女孩的牵制，在阿尔巴特的马路中央跑起来，受惊了（还好，那时候的大道上几乎没有行人）；得得的马蹄声回响在楼宇的外墙之间，让人想到巷战或群殴；人们打开了窗户往外看。但这时，两名警察出现在街道的尽头，泰然地踱着步，大概正在聊什么电子游戏——反正也没出什么乱子——但他们马上看到了这番骚乱，立刻转入工作状态，抓起各自的警棍，全速跑来。

“摇摇。”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说，“摆摆。”

她们坐在警察局里，等着脸孔涨红、看什么都不顺眼的警察来做口供。

“摇摇。”她在这几个小时一直用狂乱的腔调喃喃自语，显然是被吓到了。肾上腺素摇醒了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的舌头。她对着安努斯卡的耳朵轻声窃语，以防她俩的私聊被别人听到——那个被抢了的男人，两个深色皮肤的年轻妓女，还有用手捂着绷带的头部受伤的男人。与此同时，安努斯卡在哭泣，泪水不间断地滴落脸颊，但很显然，囤积已久的眼泪也将很快流尽。

终于，轮到她们了，红脸警察转身对另一个房间里的某人喊了一声：

“那个离家出走的女人。”

从那个房间立刻传出回复：

“那人你可以放走，但给另一个记扰乱治安罪。”

警察就对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说：

“要是有下次，我们就把你赶出城区一百公里以外，听见没？我们不希望邪教成员在这里出没。”

说话时，他问安努斯卡要走了身份证，好像他不认字似的，又让她重新报上自己的名字，娘家姓名以及地址，他叫她把地址完整地报出来。安努斯卡用指尖摸着桌面，半闭着眼睛，恍如背诗一样，把这些信息讲给他听。她把地址重复了两遍：

“库兹涅茨克街四十六栋七十八号公寓。”

警察先放走了她，隔了一小时再放走她。先走的是裹得层层叠叠的女人，所以，等安努斯卡出来时，早已没了她的踪迹。这倒也没什么奇怪的，天冷得可怕。她在地铁站外漫无目的地游走；腿脚在敦促她，愿意承载她走过这些宽敞的大街，去一个能抵达丘陵起伏的城郊、也就是所有街道源起的地方，经过那里之后，眼前就会铺开焕然一新的远景——尽情吐纳的辽阔平原。但是，安努斯卡的巴士到站了；她奔过去，刚好赶上。人们已经出家门了，虽然太阳还没出来，街道上已随处可见各种晨间活动。安努斯卡在巴士上坐了很久，坐到了城市的边缘，然后，她就站在自家公寓楼的大门口了，抬头望向很高的地方，望着自家窗户。每扇窗都暗着，但等天色亮起来后，她看到自家厨房里有一盏灯被点亮了，于是，她径直走进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