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ny Boy（2/2）
丹尼的房间在三楼，面向街道，他一个人躺在靠窗的一张床上，他看见我走进去微笑道：“我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吴先生。”他的声音非常微弱，大概等我等得有点不安起来。丹尼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还要幼稚，他的头发剃短了，病得一脸青白，蜷缩在被单下面，像个病童。“我要喝水。”丹尼吃力地说道。我去盛了一杯自来水，将他从床上扶起，他接过杯子，咕嘟咕嘟把一杯水一口气喝尽，大概他躺在床上已经干渴了许久。“丹尼，你需要洗个澡。”我对他说。“我像只臭鼬，是吗，吴先生？”丹尼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身上透着阵阵触鼻的秽臭，白色睡袍上渗着黄一块黑一块的排泄物。我到浴室里，把浴缸放上了热水，然后过去把丹尼扶下床，我让他将一只手臂勾着我的脖子，两人互相扶持着，踉踉跄跄，蹭入了浴室。我替他脱去脏睡袍，双手托住他的腋下，帮助他慢慢滑进浴缸。丹尼全身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两胁上的肋骨根根突起，好像一层青白的皮肉松松地挂在一袭骨架上似的。他的背睡出了几块褥疮，已有了裂口，我用海绵轻轻替他洗擦，他也痛得喔唷乱叫，好像一只受了伤的呜咽小犬。折腾了半天，我才替丹尼将身体洗干净，两人扶持着，又踉跄走回房中。
受训期间，修女玫瑰玛丽教授我们如何替病人系扎尿兜，她说末期病患大小便失禁都需要这个宝贝，她那一双胖嘟嘟的手十分灵巧，两下就把一只尿兜绑扎得服服帖帖。我去向黑人护士要了一只尿兜替丹尼系上，他穿上白泡泡的尿兜仰卧在床上，一双细长的腿子撑在外面，显得有点滑稽而又无助，我禁不住笑道：“ danny boy ，你看起来像个大婴儿。”丹尼看看自己，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洗过澡后，青白的脸上，泛起了一丝血色，他那双淡金色的眉毛下面，深深嵌着一双绿玻璃似的眼睛，削挺的鼻子鼻尖翘翘的，嘴唇薄薄，病前那应该是一张稚气未脱的清俊面庞，可是他的眼膛子却病得乌黑，好像两团瘀青，被什么重器撞伤了似的。丹尼的口腔长了鹅口疮，只能喝流汁，我喂了他一罐有樱桃味的营养液，最后替他重新接上静脉注射的管子，他需要整夜打点滴注射抗生素，遏止肺炎复发。医生说丹尼的t细胞只剩下十几个，免疫能力已经十分脆弱。“你明天还会来吧，吴先生？”丹尼看我要离开，有点慌张起来。“我明天一早就来。”我说，我替他将被单拉好。
傍晚外面开始飘雪了，走到圣马可广场上，雪花迎面飞来，我一连打了几个寒噤。每天到了这个时候，我的体温便开始升高，我感到我的双颊在灼灼发烧。可是韶华，我要告诉你，那一刻，我内心却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激动，那是我到纽约三年来，头一次产生的心理感应。在纽约三年，我那颗心一直是枯死的，我患了严重的官能失调症，有时四肢突然如同受到急冻，麻木坏死，变得冷热不分，手指被烫起泡竟也没有感觉。可是那一刻，当我把丹尼从浴缸里抱起来，扶着他那羸瘦的身子，一步一步，挣扎回转房间时，我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奇异的感动，我感到我失去的那些孩子好像一下子又都回来了，回来而且得了绝症垂垂待毙，在等着我的慰抚和救援。我替丹尼接上点滴管子时，我看到他两只臂弯上由于静脉注射过于密集，针孔扎得像蜂窝一般，乌青两块。望着床上那个一身千疮百孔的孩子，我的痛惜之情竟不能自已。那晚独行在圣马可广场的风雪中，我感到我那早已烧成灰烬的残余生命，竟又开始闪闪冒出火苗来。
我一共只照顾了丹尼两个星期，一直到十二月十四日他逝去的那晚。那些天我简直奋不顾身，到了狂热的地步。那是我一生最紧张最劳累的日子，可是也是我一生中最充实的十四天。
丹尼夜间盗汗，第二天早上，我去看他，他整个身子水汪汪地躺在浸得湿透湿透的床单上，他的睡袍紧贴在身上，已经冰凉。当天晚上我便决定搬进“香提之家”的收容所去，可以二十四小时看护他。收容所的男护士非常欢迎我住进去，他们可以有一个全天候的帮手，那个黑人护士给了我一条毛毯，他说我可以睡在地毯上。韶华，我真正尝到做特别护士的滋味了。我记得你曾告诉我，你第一次当特别护士，一个星期下来便瘦掉了两公斤。每天晚上我起身两三次，替丹尼换衣服、擦干身子，他到了夜里全身便不停地冒虚汗，我在床单上铺了一条厚厚的大毛巾，卧在上面可以吸汗，这样，丹尼可以安稳睡去片刻。我躺在丹尼床边的地毯上，守着他，直到天明。有时半夜醒来，看见丹尼静静地躺着，我禁不住会爬起来，弯身去听听他的呼吸，我一直有一种恐惧，在我睡梦中，那个孩子的呼吸突然停止。我明知那个脆弱的生命像风里残烛，随时可能熄灭，然而我却珍惜我与我的 danny boy 共处的每一时刻。
在我悉心调理下，丹尼的病情稳定了几天，人也没有那样虚弱。有一天，他的精神比较好，我替他换上干净睡袍，扶他起床坐到靠窗的沙发靠椅上，然后用一条毛毯把他团团裹起来。纽约的风雪停了，窗外阳光耀眼地灿烂，街上那些大树的枝丫上都结了一层冰，一排排冰柱下垂着。丹尼大概很久没有注意外面了，看到窗外树上的冰柱给太阳照得闪闪发光，显得很兴奋的样子。“吴先生，”他对我说道，“圣诞节快到了吧？”“还有十七天。”我算了一下。“两个星期前我打电话给我父母，我说我想回家过圣诞，他们吓坏了，马上寄了两百块钱来，”丹尼笑道，“他们坚决不让我回家，怕我把aids传染给我弟弟妹妹。”
丹尼的家在新泽西的纽沃城，他父亲是一个搬运工人，祖上是从爱尔兰来的，一家虔信天主教，丹尼在家中是老大，下面有五个弟弟妹妹，家里很穷，父亲又严厉，母亲常年卧病，他十六岁便逃到曼哈顿来自己讨生活了。他说他什么零工都打过，在“小意大利”城送了很久的比萨饼。去年医生诊断他得了aids的时候，他打电话给他母亲，他母亲在电话里哭了起来，叫他赶快到教堂去祈祷，向上帝忏悔。丹尼说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天主教徒，到了纽约来，一次教堂也没有上过，不过他说等他身体好一些，他会到路口那家“忧愁圣母”天主堂去望弥撒。“我希望上帝会原谅我。”丹尼很认真地说道。“我干过很多蠢事。”他摇着头有点自责。他刚到纽约来不久便坐进了监牢，他替一个毒贩子运送两包海洛因，当场被警察逮住。在牢里他被强奸轮暴，“一次有五、六人，”他说，“白人、黑人、拉丁族都有，还有一个印第安人呢！”丹尼向我做了一个鬼脸，医生判断可能他在监牢里已经染上了病。沉默片刻，丹尼平静地说道：“医生说我活不长了，不晓得还过不过得了这个圣诞。”我捧了一杯牛奶去喂他，“圣诞节我去买‘蛋酒’回来，我们一起喝。”我说。
第十天早上，丹尼突然叫头痛，痛得双手抱住脑袋满床滚。修女玫瑰玛丽曾经告诫过我们，病人到了最后阶段，病毒可能侵入脑神经细胞，会产生剧烈疼痛。我赶紧去把黑人护士叫来，替丹尼注射了大量的吗啡麻醉剂，不一会他的神志却开始混淆不清了，有时候他瞪着一双空洞失神的眼睛望着我，好像完全不认识似的，有时他却像小儿一般嘤嘤地抽泣，我坐在他身边，轻轻拍着他的背，一直到他昏睡过去。到了最后两天，丹尼完全昏迷不醒，虽然他戴上了氧气罩，呼吸还是十分困难，呼吸一下，整个胸部奋而挺起，然后才吃力地吐出一口气来，双手却不停地乱抓。到了十四号那天晚上，丹尼的气息愈来愈微弱，有两次他好像已完全停止呼吸，可是隔一阵，又开始急喘起来，喉咙里不停地发着嘀嘀的声音，好像最后一口气，一直断不了，挣扎得万分辛苦。我在他的床沿坐了下来，将他轻轻扶起，让他的身子倚靠在我的怀里，然后才替他将氧气罩慢慢卸下。丹尼一下子便平静下来，头垂下，枕在我的胸上，身子渐渐转凉。我的 danny boy 终于在我怀里，咽下了他最后的一口气。
韶华，窗外夕阳西下，已近黄昏，我的视线也渐渐黯淡起来。医生说我的眼球网膜已开始有剥离的现象，随时有失明的危险。上午我起身去上厕所，一下失去平衡，幸亏大伟在旁边扶我一把，没有摔跤。大伟是“香提之家”派来照顾我的义工，他是个六尺开外的德州大汉，剃了一个光头，头上扎着一块印花红布头巾，右耳戴着一只金耳环，像《金银岛》里的海盗。但大伟却有一颗细致温柔的心，是个一流看护。他在“香提之家”当了两年义工，送走了九个病人，其中一个是他相伴多年的爱人。“别担心，”那个德州大汉安慰我，“有我在这儿陪着你呢。”
韶华，我伴着丹尼一起经历过死亡，我已不再惧畏，我不再怕它了。事实上我已准备妥当，等待它随时来临。丹尼病逝后不到一个月，我自己开始发病。虽然此刻我的肉身在受着各种苦刑，有时疼痛起来，冷汗涔涔，需要注射吗啡止痛，但我并不感到慌乱，心灵上反而进入一片前所未有的安宁。在我生命最后的一刻，那曾经一辈子啮噬着我紧紧不放的孤绝感，突然消逝。韶华，我不再感到寂寞，这就是我此刻的心境。记得我们年纪还很小的时候，我十二岁，你大概才八九岁吧，有一天我带你爬到我们新店后山那条溪边去玩耍。那时刚下过暴雨，溪流湍急，我不小心脚下一滑，坠入溪中，让急流冲走一二十丈才被一块大山石挡住。我挣扎上岸，额头撞伤了，血流满面。你跑过来，看到我受伤的狼狈，你一脸惶恐，急得流泪。多少年后，你每次到学校来看我，在你温煦的笑容后面，我总看到你从前那张幼稚脸上惶急的神情。我知道，你从小就一直暗暗替我担心。你接到这封信时，可能我已离开人世，我要让你知道，我走得无憾，你不必为我悲伤。你在医院工作那么久，生死大关，经历已多，相信这次你必然也能坦然相对。你是有宗教信仰的，那么就请你替我祈祷吧。
大伟进来了，他替我买了晚餐来，是街上广东馆子的馄饨面，我就此搁笔了。
云哥
一九八八年四月廿九日
云哥六十九街这间公寓阁楼在五楼，东边窗户对街，我站在窗边望下去，首先入眼的便是人行道上相对两排梨树树顶上涌冒出来一大顷白茫茫的花海，那些密密匝匝的白花开得如此繁盛，一层叠着一层，风一吹，整片花海随着波动起来，落花纷飞，好像漫天撒着白纸屑。我没料到，曼哈顿的春天竟是如此骚动不安。三天前我从台北匆匆赶到纽约，云哥已经走了。“香提之家”的义工大伟告诉我，他是死在自己的公寓里的，这是他最后的愿望。我赶来纽约，原本希望能够看护云哥最后一程。那也是我的一个心愿，我考上护专的时候，就对云哥讲过：“你以后生病，我可以当你的护士了。”那次他滑落到溪水中被石头撞伤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他蹲在地上满脸血污的痛苦模样，一直深深烙在我的心中，云哥是个受过伤的人——那就是我对他无法磨灭的一个印象。
云哥是大伯的遗腹子，大伯母生下云哥后便改嫁到日本去了。云哥过继到我们家里来，其实是件十分勉强的事。父亲倒是个无所谓的人，他日夜忙着在贸易公司上班，根本顾不到家里事。母亲心胸狭窄，总把云哥当做累赘，尤其是小弟福仔出世后，母亲对云哥防得更严了，年夜饭一只鸡，两只鸡腿留给了小弟，我吃鸡胸，云哥只好啃鸡颈子鸡脚。不过云哥很识相，他谨守本分，退隐到家庭一角，默默埋首于他的学业，在学校里，他一直是名列前茅的优秀生。中学时期，云哥原本是个韶秀少年，性格温柔，我跟他从小亲近，母亲偏心，我为他不平，对他总有一份特别的袒护。那个时期，我大概算是他唯一的朋友，我看见他那落单的身影，飘来飘去，像片无处着落的孤云，就不禁为他心折。有时夏夜里满天星斗，我跟云哥坐在新店溪的岸边乘凉，我们谈未来谈理想，我说我要当护士，我看过南丁格尔传，看护病痛，我觉得是一种崇高的职责，而且我喜欢护士头上那顶浆得挺挺的白帽子，戴起护士帽很神气。云哥那时就立志要当中学老师了，他的耐性好，教我作业从不嫌烦，我知道他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好老师。后来云哥果然考上师范大学英文系，如愿以偿。
云哥上了师大后，很少回家，跟我也疏远了。而我自己当上白衣天使，恋爱结婚，日夜值班，过着幸福美满又忙碌得分秒必争的日子，也就把云哥暂时忽略在一旁。等到我自己安定下来，重新开始去关心他，云哥已在c中教书多年。有时我去他学校的单身宿舍去找他，总发觉他房间墙上又多了一个镜框，是教育部新颁发给他的优良教师奖状，挂满一排。下面一排是他跟学生们一起合照的毕业照，从一九七一年开始，一年复一年排下来，那些学生永远那么年轻，而云哥却已是渐近中年的资深教师了。三年前最后一次我去看云哥，他请我到学校附近的小馆去吃水饺，吃完天色尚早，我们漫步到植物园里，在荷花池边的靠椅上坐了片刻。那是个秋天的傍晚，荷花已经开过，只剩下荷叶一缕残香。云哥跟我谈了一些教书的苦经：学生愈来愈不好教，不肯用功，外务太多，难管理。“老师不好当啊。”云哥摇着头苦笑了一下，便沉默下来。夕阳的晚照落在云哥身上，我突然发觉他的发鬓竟起了斑白，他不过四十，额上眼角都浮起了皱纹，脸上一抹早衰的憔悴，比他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而他眉宇间少年时就带有的一股挥之不去的落寞似乎更加深沉了。我感觉得到云哥的心事很重，他非常地不快乐。没有多久，云哥突然失踪，不告而别。
“香提之家”的义工大伟把云哥这间公寓阁楼收拾得很整齐，一点也看不出大劫过后的凌乱。云哥床上的被单垫褥都收走了，只剩下一架空床。房间浴室已经消过毒，有股强烈的消毒药水气，我将窗户打开，让外面的新鲜空气吹进来，驱走一些药味。在医院里，那些传染病的隔离病房，病人一断气抬走，清洁人员马上进去做清毒措施。前个月有一位aids病人死在我们医院里，那是我们医院头一宗病例，医院如临大敌，去病房消毒的清洁人员戴上面罩穿扎得如同太空人般。大概消毒水用得特别多，一股呛鼻的药水气久久不散，走近那间病房远远便可闻到。
云哥实在高估我了，虽然我在医院工作已有十年，经常出入生死场，然而面临生死大关，我始终未能真正做到坦然以对。开始的时候，我曾在癌症病房服务过，目睹一些末期病人垂死挣扎的极端痛苦，不禁魂动神摇，回到家中，一颗颤慄的心久久未能安伏。常常晚上，我一个人悄悄走到巷口的华山堂去做晚祷，跪在教堂里默默向上帝哭诉人间的悲惨，告解我内心的无助与彷徨。然而职业的要求与时间的研磨却把我训练成一个硬起心肠肩挑病痛的资优护理人员，我终于怅然了悟到，作为白衣天使，对于那些濒临死亡的末期病人，最后的责任，就是护送他们安然踏上那条不归路。“香提之家”的义工大伟告诉我，云哥走得很安详，他的神志一直是清醒的。大伟说云哥是他照顾的病人中，走得最干净的一个。我的确相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云哥不再感到孤独与寂寞。窗外的阳光斜照在云哥的空床上，我在床边跪了下来，倚着床沿开始祈祷，为云哥、为他的 danny boy ，还有那些千千万万被这场瘟疫夺去生命的亡魂念诵一遍“圣母经”。
《中外文学》第三十卷第七期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
注
本文原为梅家玲教授主编《永远的白先勇》邀稿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