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ny Boy（1/2）

韶华：

我必须趁着我的视线还没有完全模糊以前，将这封信赶完。我的时间十分紧迫，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将我一生最后这段故事原原本本讲给你听。在我离开以前，我要让你了解我此刻的心境。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在为我担心，我不能这样走了，还让你白白牵挂。医生说：病毒已经侵入我的眼球，随时随地，眼前一黑，这个世界便会离我而去。我得赶快，赶快将一些话记下来，告诉你。

一切都得从去年秋天讲起，那是个深秋的十一月，天气早已转寒，走在曼哈顿的街上，冷风阵阵迎面劈来。那天我从圣汶生（stvcent）医院出来，乘上地铁回家，在五十七街下车，拐了一个弯，不由自主地又转进中央公园去了。公园里一切照常，有人穿了运动衣在跑步，有人遛狗，还有一群拉丁裔的青少年在草地上练习棒球，他们西班牙语的呼喊声此起彼落呼应着。傍晚五、六点钟，夕阳依旧从树枝的间隙斜照下来，斑斑点点洒在满地焦枯的落叶上——这些都应该是极眼熟的景象，可是我却感到好像蓦然闯进了一片陌生地带，周遭一切都变得不太真实起来，就连公园对面第五大道上那些巍峨大厦，在淡薄的余晖中，竟如海市蜃楼，看起来，好似一排恍惚的幻影。我感觉得到，我那个熟悉的世界正在急速的分崩离析中。

我在公园鸟巢池塘边的一张靠椅上坐了下来，脑袋里一片空白，神经完全麻痹，暂时间，惊慌、恐惧通通冻结。那一刻，我反而感到一种定案后的松弛，该来的终于来了。在医院里，那位犹太老医生把验血报告搁在我面前，郑重地告诉我说：结果是阳性反应，我染上了hiv，然后开始絮絮地解释病情，给我开了一大堆药物，临别时加了几句安慰鼓励的话。检验结果，其实早该料到。这两个月来，每天的低温热度，止不住的咳嗽，还有常常夜里的盗汗，我心里已经明白：大限将到。下意识里，可能我还期望着这一天的匆匆来临，提早结束我这荒芜而又颠倒的一生。

三年前我不辞而别遽然离开台北，我想你应该早已释怀。我一直有一个假设，我所有的荒谬你终能谅解。我是在仓皇中逃离那个城市的，我们校长网开一面，他要我自动辞职，悄悄离去。大概他并不愿事情传开，影响校誉吧。恐怕他也难以面对学生，向他们解释，一向被他经常称赞的模范老师，竟会触犯学校第一禁条，做出如此悖德的丑行来。

这几年，我在纽约一直埋名隐姓，没有跟任何旧人有过联系。连你，韶华，我竟也没有寄过片言只字。我必须斩断过去，在泯灭掉记忆的真空中，才能苟活下去。幸亏纽约是如此庞大而又冷漠无情，藏身在曼哈顿汹涌的人潮中，销声匿迹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在这里，我浮沉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白天，我在一家大学的图书馆里工作，在地下室的书库中，终日跟那些散发着霉气的旧书籍为伍。可是到了晚间，回到六十九街的公寓阁楼里，我便急不待等地穿上夜行衣，投身到曼哈顿那些棋盘似的大街小巷，跟随着那些成群的夜猎者，一条街、一条街追逐下去，我们在格林威治村捉迷藏似的追来追去，追到深夜，追到凌晨——

直到天亮前后，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终于迈向我们的最后的归宿中央公园里去。于是我们一个个像夜猫一般，蹑手蹑脚，就沿着这鸟巢池塘边这条小径，越过两座山坡，潜入公园中央那一顷又深又黑的原始森林中，在根根巨木的缝隙间，早已掩藏着一具具人体，都在静静地伺候着。在黑暗中，那些夜行人的眼睛，像野兽的瞳孔，在炯炯地闪烁着充满了欲念的荧光。是煎熬难耐的肉体饥饿以及那漫漫长夜里炙得人发疼发狂的寂寞，将我们从各处驱赶到这个文明大都会中心这片数百英亩广漠的蛮荒地带，在暗夜保护下的丛林中，大家佝偻在一起，互相取暖，趁着曙光未明，完成我们集体噬人的仪式。

韶华，在纽约，我在往下直线坠落，就如同卷进了大海的漩涡，身不由己地淹没下去。八五年我来到这个大城，那场可怖的瘟疫已经在我们圈子里像缕缕黑烟般四处蔓延散开，就如同科幻电影里来去无踪的庞然怪物，无论在黑夜里的街上，在人挤人的酒吧里，在肉身碰撞的土耳其浴室中，还是在公园丛林的幽深处，我都可以敏锐地感觉到它那吼吼的存在。我们大家惊惶地挤成一团，几乎宿命式地在等着它扑过来将我们一一吞没。那场瘟疫把纽约变成了死亡之都，而我们却像中了蛊的群族，在集体参与这场死亡的游戏。

那天离开公园，我没有立刻回家，我转到七十二街上的 ee’s 是中城最负盛名的gay bar，每晚十点钟后都挤满了人，可是后来人愈来愈稀少，老板法兰克说，那些常客有一半都被这场瘟疫卷走了，法兰克自己的年轻爱人 ee’s 的酒保保罗上个星期才辗转病死。那是个星期五的晚上，可是酒吧里疏疏落落只坐满一半，低低的人语，好像整间酒吧也被一种无形的恐惧镇压住了似的。那晚在 ee’s 驻唱的歌手美丽安倚在钢琴边演唱着一些老流行歌曲。据说美丽安年轻时曾经有过一番事业，后来沦落到一些小酒吧走唱献艺。她有副沙哑低沉的嗓子，很随意地便吟唱出一些人世的沧桑。那晚她穿了一袭紧身的黑缎子长裙，襟上别了一枚纪念aids的红丝带，一头淡淡的金发挽了一个松拢的发髻，她脸上细致的皱纹透着萧飒的迟暮。唱到半夜，美丽安宣布，她要唱一首 danny boy 收场，她说这首爱尔兰的古老民谣是一位父亲为他早丧的爱子所写的一阕挽歌，她要把这首歌献给保罗，以及许多那些再也不能来听她唱歌的人儿们。那晚美丽安唱得特别动情：

but when ye e and all the flow’rs are dyg,

if i a dead,as dead i well ay be,

you’ll e and fd the pce where i a,

and kneel and say an“ave”there for

韶华，那首古老的爱尔兰民谣我曾听过多次，但那晚美丽安那微带颤抖的凄婉歌声，却深深触动了我自己的哀思，我哀挽我心中那些一去不返的孩子，他们带走了我的青春、我的生命。

韶华，你曾极力称赞我每年当选为“模范教师”，并且引以为傲。的确，我在c中那十几年，我把全部的心血都献给了那间驰名全国的高中。在校长、同事的眼里，我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好老师。我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注在学生身上，教导他们，照顾他们。在那些十七八岁大孩子的心目中，我是他们最受敬爱的“吴老师”。可是韶华，连你在内，都被我隐瞒过去了，我如此孜孜不倦努力为人师表事实上是在极力掩盖我多年来内心一项最隐秘的痼疾：我对那些大孩子的迷恋。那是一种把人煎熬得骨枯髓尽的执迷，那种只能紧紧按捺在心底的隐情一天天在腐蚀着我的心脏。

我教了十二年的高三英文，每年在班上我总会寻找得到一双悒郁的眼睛、一绺斜覆在额上的丰软的黑发、一片落寞孤单的侧影——总有那样一个落单孩子，背着书包，踏着自己的影子踽踽行过，于是那个孤独寂寞、敏感内向的少年就成为了我整年痛楚的根源。那又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执迷啊！每天我都在等待那个时辰，有时是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有时是下午三点到四点，那是我教授高三英文的时节。就在那短短的五十分钟内，我始得与我心中的孩子共处一室，度过刹那即逝的一段光阴。然而那又是多么重要的五十分钟！因为我的心上人就在眼前，有时窗外的阳光落罩在他的身上，我看得到的只是一团淡金光晕中一个青春的剪影，那却是一个咫尺天涯遥不可及的幻象。有时我领着全班朗读课文，众声中我只听得到他一个人年轻的声音对我的回应，那就是我跟他最亲近的接触，也就是我唯一获得的片刻慰藉，直到下课铃响，把我从暂短的沉溺中惊醒。于是日复一日，这种锥心刺骨的渴望与绝望互相轮回下去。直到学期末了，骊歌奏起，在我心中生根已久了的那个少年影像，骤然拔除，那一阵剧痛就好像胸口上的一块皮肉被利器猛地揭起，而我心中那个孩子，从此便从我生命中消逝无踪。他永远不会知道，有一个人的心曾经为他滴血。当然，这个隐秘我全力掩护，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察觉半点我内心的翻搅掀腾。一年又一年过去，我也渐渐逼近四十的中年，然而肉身的衰颓并未能熄止我心中那股熊熊的火焰。每天我还得经历炼狱中邪火的焚烧，只有那五十分钟内，我才获得暂时的消歇。那五十分钟跟我心上孩子的共处，就是我一天生存的意义。

我在c中最后的崩溃是这样的。k是我在c中最后一年高三三班的学生，他是个异常特殊的孩子，在班上一向独来独往，从来没见过他跟任何人打过招呼，他的孤独是绝对的。我看着这个忧郁弱质的少年他清瘦的背影在回廊上彳亍而逝，就有一种莫名的怅惘。学期即将结束，这个在我心中占据了整整一年的孩子，又将从此消逝。学期最后的一个星期，k突然缺课，一连几天没去上学。有一晚，大雨滂沱，k一身水淋淋地兀自出现在我的学校宿舍房门口，他来补交英文作文。我在班上有严格规定，作业逾期，一律以零分计算。k夹着英文作文簿，进到我的宿舍房间。在灯光下，我发觉k一脸苍白，他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少年，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这几天他缺课的原因。k的父亲是区公所里的一个基层公务员，上星期突然中风逝世。k是独子，须得在家帮助母亲料理丧事。k知道他的英文成绩平平，如果作文零分，英文一定不及格，会影响到他毕业。“吴老师——”他双手捧起作文簿递给我，眼睛望着我，嗫嚅地向我求情。他湿透了的头发上雨水一条条流到他的面颊。就在那一刻，我将k一把拥入了怀里，紧紧地搂住他那瘦弱的身子，我的脸抵住他濡湿的头发，开始热切地对他倾诉我对他的爱怜、疼惜，一整年来我对他的渴念、向往，不只是一整年，我是在诉说我积压了十几年来绝望的执迷，我怀中搂住的不是k，是那一个个从我心中拔除得无影无踪的孩子们。我愈搂愈紧，似乎害怕我怀抱中的这个孤独孩子也从此消失。k开始惊惶失措，继而恐惧起来，他拼命想挣脱我的搂抱，手肘用力撞击我的肋骨，一阵剧痛，我松开了手，k在大雨中逃离宿舍。他去告了校长，他说“吴老师精神错乱了”。k没有说错，韶华，那一刻，我想我真的疯掉了。

那晚我在 ee’s 一直坐到凌晨四点，酒吧打烊。回到六十九街的公寓阁楼里，我把医生开给我一个月的安眠药全部吞服下去。那晚我喝了七、八杯不掺水的威士忌，但头脑却清醒得可怕，医生告诉我，我免疫系统的t细胞已经降到两百以下，随时有发病的可能。我的楼下住过一个保险推销员，小伙子常常穿了运动短裤到中央公园去练跑步，练得一身肌肉。去年他突然发病，全身长满了紫黑色卡波西氏毒瘤，我在过道上遇见他，远远地便闻到一阵腐肉的恶臭。他在公寓房间里病死三天，才被发现。我们圈子里一直盛传着各种有关这场瘟疫的恐怖故事，据说有人消磨到最后想拔掉氧气管已没有抬手的力气。我不能等到那一天，一个人躺在阁楼里的床上慢慢腐烂，我无法忍受那样孤独的凌迟死刑。我对我那空虚的一生并无所恋，理应提早结束。

可是我仰药自杀并没有成功，给房东送进了医院。然而我怎么也没有料到，当我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只剩下短短一程时，在绝望的深渊中，竟遇见了我曾渴盼一生、我的 danny boy 。

在圣汶生医院里，“香提之家”（shanti hoe）的义工修女护士玫瑰玛丽对我说：“你现在不能走，还有人需要你的照顾。”她的话直像一道圣谕，令我不得不听从。出院后修女玫瑰玛丽把我带进了“香提之家”，接受两星期的训练开始参加义工。不知为什么，韶华，我看到修女玫瑰玛丽穿上白衣天使的制服时，我就想到你，虽然她的身子要比你大上一倍，可是她照顾病人时，一双温柔的眼睛透出来的那种不忍的神情，你也有。我记得那次到医院去探望你，你正在全神贯注替一位垂死的癌症病人按摩她的腹部，替她减轻疼痛。我看见你的眼睛里噙着闪闪的泪光。

“香提之家”是一个aids病患的互助组织，宗旨是由病情轻者看护病情重者，轮到自己病重时，好有人照顾。除了专业的医护人员以外，经常到“香提之家”来上班的义工有三十多人，各行各业都有，厨子、理发师、教授，有位还俗的圣公会神父，他自己也是带原者，他常常替弥留的病人念经。还有几个亚裔义工，一位菲律宾人，他本来就是男护士，另外一位香港人是服装设计师，大家每天到格林威治村边缘的“香提之家”报到后，便各自到医院或是病人家里去服务。“香提之家”本身还有一家收容所，专门收容一些无家可归的末期病人，这所病患的中途之家就在东边第六街上。

第一个分派给我照料的病人便是丹尼，danny o’donnell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他进出圣汶生已有好几次，最后一次是因为急性肺炎，医生说他大概只有几个星期的存活期，所以转进了“香提之家”的收容所。先前看护他的义工自己病倒了，住进医院，临时由我接手。我再也不会忘记，韶华，那是去年十二月的头一天，一个阴寒冰冷的下午，天上云层密布，纽约第一场大雪即将来临。我按着地址摸索到东边第六街，那是个古旧僻静的地段，街头有座小小的“忧愁圣母”天主堂，对街却是一所犹太教堂。收容所在街尾，是一幢三层楼公寓式的老房子，外面砖墙长满了绿茸茸的爬墙虎，把门窗都遮掩住，看起来有点隐蔽。收容所里三层楼一共有十五个安宁病房，只有两个男护士在忙进忙出。其中一个黑人护士看见我来报到松了一口气，说道：“感谢上帝，你终于来了，我们根本没空去照顾楼上的丹尼。”他说收容所里早上才死掉两个病人，他们一直在忙着张罗善后。黑黝黝的一幢楼里，每层楼我都隐隐听得到从那些半掩半开的房间里，传出来病痛的呻吟。楼里的暖气温度调得太高，空气十分闷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