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1/2）

（西拉·弗兰奈里日记选）

在山谷里一幢别墅的阳台上，有位年轻女子坐在躺椅上看书。我每天开始写作之前都要用望远镜观察她一段时间。透过这里清澈的空气我仿佛在她那一动不动的身形上看到了阅读这一不可见的运动的各种迹象，如目光的移动与胸膛的起伏，乃至词语在人脑中的运动：行止、奔流、阻滞、间歇，注意力的集中与松弛，思想的前进与回顾。阅读这一运动看来单调，实际上它在不断变化、起伏交错。

有多少年我未进行过不带偏见的阅读了呢？有多少年我未读过别人的著作，未读过与我应写的事物有任何关系的书籍了呢？我转过身看看我的写字台、打字机、打字纸和即将开始写的那一章书。自从我变成一个被迫写作的人以来，阅读的愉快已经与我无缘了。现在我的工作仿佛就是为了描写从望远镜里看到的坐在躺椅上阅读的那位女子的心情，而我自己却被禁止有她那种心情。

每天开始写作之前我都要观察那位女子，我希望我写作时的这一努力将能表达出那位女读者的呼吸和她那极其自然的阅读，表达出词语经过她的注意力的筛选即经过这一短暂的滞留之后被她的思想所吸收，变成她头脑里的映象，变成仅为她自己所有并且不能传达给他人的内心幻象。

有时我异想天开，希望我正在写的话恰好是她正在念的话。这一想法对我具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以致我觉得事实的确如此：我急匆匆写下一句话，然后起身走到窗户旁，拿起望远镜来观察这句话在她身上引起的效应低视察她的目光，她的嘴唇，她吸的香烟，以及她身躯在躺椅上的动作，观察她两条腿是直伸还是交叉跷在一起。

有时我觉得我的写作与她的阅读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论我写什么都是舞文弄墨，与她阅读的东西毫不相干。如果我写的东西像手指在玻璃上划过那样出现在她阅读的那本书页上，那会把她吓得赶快把书本抛得远远的。

有时我又相信，她读的那本书才是我的真正小说，我长期以来希望写却未能写出来的小说。现在那本小说在她那里，我在望远镜里能看见那本书，但看不清上面写些什么。我不可能知道那个“我”写了些什么，只知道我未能写出来也永远写不出那本小说。我坐在写字台边，不管怎么猜想、怎么抄袭她念的那本书，都无济于事，因为，对于那本只有她一个人念、别人都不会念的真正小说来讲，我不管写什么，都将是虚伪的。

假若她像我看她阅读那样，在我写作时她也拿起望远镜冲我这里看，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坐到写字台边，背向着窗户，喏，我觉得背后有束目光正不停地吸吮我写下的句子，并把我的故事引向我所不能控制的方向。我的读者是吸吮我心血的人，他们把目光投射到打字纸上吸吮我写出来的字句。我这个人，当别人看着的时候，不会写作，因此我觉得我写下的东西并非我的东西。我真想离开他们，让他们寄希望于打字机上的打字纸和敲打键盘的我的手指。

假若没有我，我写得多么好啊！如果在白色的打字纸与沸腾的语词和奔放的故事之间没有人来写，没有我这个碍手碍脚的人存在，那该有多么好啊！风格、爱好、哲学思想、主观意愿、文化修养、个人经历、心理因素、才能、写作技巧，等等，所有这些能使作品打上我的烙印的成分，我觉得它们简直是个笼子，限制我任意发挥。假若我只是一只手，一只斩断的手，握着一支笔写作……那么，谁支配着这只手呢？一群读者？时代的精神？集体的无意识？不知道谁在支配这只手。我之所以要取消我，并非要这只手成为某种确定的东西的代言人，只是为了让写作属于应该写出的东西，让叙述成为无人叙述的行为。

也许我用望远镜观察的那位女子知道我要写什么；或者说她不知道我要写什么，因此她才等待着我写出她尚不知道的东西；但是，她确切地知道她在等待，亦即我写的东西应该填补她的这个真空。

有时候我想到小说的素材，觉得我将要写的那本小说的素材好像早已存在！书中的想法是已经想过的，对话是已经说过的，故事已经发生过了，时间、地点都经历过；书只不过是非文字世界在文字中的等价的表现。有时候我又觉得在将要写的书与已经存在的事物之间只可能存在一种互补关系：用文字表达的书与不用文字表达的物质世界互为补充，而书中的情节在写出来之前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此时书还是一块空白，一块需要加以填补的空白。

我看我总是围绕这个想法在兜圈子：不用文字表达的物质世界与我要写的书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因此写作像沉重的负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把眼睛移近望远镜，并对准那个女读者。在她的眼睛与书本之间有只白蝴蝶在飞翔。不管她念的是什么书，现在这只蝴蝶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不用文字表达的客观世界现在充分体现在这只蝴蝶身上，而我的书应像这只蝴蝶一样，具体、集中而轻盈地反映物质世界。＿

望着这位坐在躺椅上的女子，我觉得我应该进行“写实”，不是。说写她，而是写她的读书活动，即不论我写什么，我都应想到那是她阅读的东西＿

现在我看见那只蝴蝶落在她书上，我要考虑到那只蝴蝶来写实，比如描写一桩骇人听闻的罪行，把它写得与这只轻盈的蝴蝶有些相似。

我也可以想着某个惨无人道的罪恶场面来对这只蝴蝶进行描写，把蝴蝶写成某种可怕的东西。

故事大纲。

两位作家居住在同一山谷的两面山坡上，他们的别墅遥遥相望，他们之间也相互观察。一位习惯上午写作，一位习惯下午写作。每天上午与下午，不写作的那位作家便把望远镜对准写作的那位作家。

他们之中一位作家多产，另一位作家则陷入苦闷。苦闷的作家观察多产的作家，见他写了一页又一页，他的手稿变成厚厚的一沓。“他的书很快写完了，一定是本畅销小说。”苦闷的作家不无忌妒地气愤地想道。虽然他认为这多产的作家不过是个心灵手巧的匠人，善于迎合读者的爱好写些系列小说，但他掩饰不了他对这位善于系统表现自己的作家怀有强烈的羡慕心情。啊，何止是羡慕，还有赞赏，真心实意的赞赏，因为这位尽力写作的作家在与读者的交流中，不仅克服了自己性格中的内向性，而且把读者期望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慷慨地给了读者。苦闷的作家要做到多产的作家这样，谁知要付出多大代价啊。他希望把这位多产的作家作为自己的楷模，现在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变成与这位多产作家一样的人。

多产的作家观察苦闷的作家，见他坐在写字台前啃手指，挠头皮，撕稿纸，一会起来去厨房里烧咖啡、沏茶或菊花晶，一会又拿起莎尔德林[1]的诗集来看（很清楚，莎尔德林与他要写的小说毫无关系）。他把已经写完的一页誊清，然后又一行行地杠掉。他先打电话给洗染店（事先已约定，他那条蓝裤子星期四以后才能洗好），然后又做了些现在无用、将来也许有用的笔记，再去查百科全书中的塔斯马尼亚[2]词条（很清楚，在他写下的那几页笔记中并未提到塔斯马尼亚），最后撕毁了两负笔记，并放听一张拉威尔[3]的乐曲。这位多产的作家从来不喜欢那位苦闷作家的作品，读他的作品时仿佛眼看就要抓住关键的东西了却老是抓不住那关键的东西，让人老是放不下心。但是，现在望着他写作，觉得这个人正在与某种说不清的东西斗争，说不清是一团乱麻还是一条不知去向的道路。有时他觉得这个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因此对他赞赏不已。啊，何止赞赏，还有忌妒，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创作与这个苦闷作家的追求相比，简直太渺小、太浮浅了。

在谷底的一幢别墅阳台上，一位年轻的女子边晒太阳边看书。那两位作家都用望远镜观察她。“她多么专心看书，仿佛连呼吸都忘记了，”苦闷的作家心里想道，“她翻页时的动作多么投入啊！她念的书一定像多产作家写的那种小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多产的作家则在心里想道：“她多么专心读书，几乎完全沉浸在深思之中，仿佛发现了什么神奇的真理！她念的书一定像苦闷作家写的。那种小说，充满深奥的含义！”；

苦闷作家的最大愿望是，希望他的作品能像这位女读者阅读。的那本书一样受到读者欢迎，于是他开始以他想像的多产作家的，写作方式着手写一本小说；而多产作家的最大愿望是，希望他的作品能像这位年轻女子阅读的那本书一样受到读者的青睐，于是他开始以他想像的苦闷作家的写作方式着手写一本小说。

这位年轻女子先后遇见这两位作家。他们都对她说，希望她能读读他们刚刚完成的小说。

年轻女子收到两份手稿。几天之后她出人意料地邀请两位作家同来做客。“你们在开什么玩笑？”她说，“你们送给我的是同一本小说的两份抄件！”

或者：

年轻女子将两份手稿弄混了，把苦闷作家按照多产作家的方式写成的小说退还给了多产作家，把多产作家按照苦闷作家的方式写成的小说退还给了苦闷作家。他们看到别人模仿他们的作品，双双感到极大气愤，于是重新按照自己的写作方式创作。

或者：

一阵风吹乱了两份手稿。女读者把它们收拢并混在一起，变成一部完美无缺的小说，变成多产作家与苦闷作家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小说。评论家们简直不知道应把这本小说归于谁的名下。

或者：

年轻女子一直是多产作家的热心读者，厌恶苦闷作家。她读字多产作家的新作后，认为这是一篇毫无价值的作品，因此得出结论说，多产作家以前写的东西都没有价值。与此相反，现在她回想起苦闷作家以前的作品，认为那些作品写得都很好，急不可待地要看他的新作。但是当她看到他的新作并非像她期待的那样时，便把他也抛到一边去了。

或者：

同上。把“多产作家”换成“苦闷作家”，把“苦闷作家”换成“多产作家”。

或者：

年轻女子是多产作家的热心……厌恶苦闷作家。当她读完多产作家的新作后，未发现有何变化；她喜欢这本书，但并不特别为之倾倒。至于苦闷作家的手稿，她认为这本小说与该作家以往的小说一样，平淡无味。她以通常的客套话回复了两位作者。他们都认为这位女读者并不十分细心，便不再注意她了。

或者：

同上。把……换成……

我曾在一本书里读过，要表示思想的客观性时，可以使用“思考”这个动词的无人称形式，例如，不说“我思考”、“你思考”，只说“思考”，就像大家说“下雨”而不提谁下雨那样。宇宙也是有思想的，这种观点是我们看问题的依据。

我能否像说“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那样，说“今天写作”呢？只有等我习惯使用“写作”的无人称形式时，我才敢相信我能够克服自己身上的局限性。

那么动词“阅读”呢？能否像说“今天下雨”那样说“今天阅读”呢？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阅读比起写作来更应该是个别进行的活动。假若写作能够超越作者个人的局限性，那么写作的意义仍旧在于它的作品要经过读者个人的思维回路得到阅读。只有作品得到某个读者的阅读，才能证明该作品具备了作者赋予它的功能。因此作品的功能超越了个人的范围。宇宙什么时候才能表现自己呢？只有当人们可以这样说的时候它才能表现自己：“我阅读，因此宇宙在写作。”

我看见这位女读者脸上显露出的正是阅读的这种特殊的幸福感，而我自己则不能享受这种幸福。

我写字台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别人送我的招贴画，画着斯努皮狗[4]蹲在打字机旁，上面还写有一句话：“一个黑暗与动荡的夜晚……”每当我坐到写字桌前看到这句话时，它那无人称语气仿佛打开了从一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的通道，从此时此地的时间与空间走向作品的时间与空间的通道。我感到兴奋，感到这是一个开端，接踵而来的是许许多多数不胜数的事件。我相信，不管有用无用，最好还是共同约定一个通道、一个开端。我知道，说谎成癖的斯努皮只会说那么几句话，绝不会说别的话。轻而易举地进入另一个世界，那只是幻想。我在这种梦幻般的幸福感支配下立即动手写作，但我面前的白纸上展现出的却是一片空白。

自从我面前挂上这幅招贴画，我再也无法写作了。必须尽快从墙上把这个可恶的斯努皮狗像摘下来，可我又老是下不了决心，因为这个少儿时代的玩偶已经成了我目前状态的象征，它时时提醒我、告诫我。

很多小说第一章开头的魁力在以后的叙述中很快消失了，因为开端只不过是一种许诺，对后面的故事及其可能的种种展开方式的一种许诺。我真想写一本小说，它只是一个开头，或者说，它在故事展开的全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开头时的那种扭力，维持住该者尚无具体内容的期望。这样一本小说在结构上有什么特点呢；写完第一段后就中止吗？把开场白无休止地拉长吗？或者像个千零一夜》那样，把一篇故事的开头插到另一篇中去呢？

今天我要把一部名著的最初几段抄写一遍，看看在它那开头里蕴藏的力量能否传递到我的手上来。如果我的手真能获得这科力量，它便会自发地接着写下去。

“七月初，一个十分炎热的日子。接近黄昏时，一个年轻人从转租的位于s胡同的小房间里走出来，慢慢地、仿佛是漫不经心地走向k桥。”

我必须把第二段也抄下来，好让这篇故事自然而然地带着我前进：

“他在楼梯上成功地避开了女房东。他的房间在一幢六层楼高的经济公寓最上面，小得像个衣柜，根本不像一间住宅。”我一直抄到：“他欠女房东许多房钱，害怕碰见她。”

抄到这里，下面的话强烈地吸引着我，我不由自主地抄下去：“他并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恰恰相反，一段时间以来他性情暴躁，仿佛患了疑心病。”既然抄到这里了，我就接着把这一段抄下去，不，一直抄它几页，一直抄到主人公来到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面前。‘哦是拉斯柯里尼科夫，大学生，一个月之前搬到您这里来的，——年轻人急忙低声说道并向她鞠了个躬。他提醒自己应该更有礼貌此

我停下笔，以免抄写全本《罪与罚》[5]。这种诱惑已控制着我。我仿佛突然明白了，誊写这个现在已不可思议的职业曾经具有何种意义与吸引力。誊写人员同时生活在两种时空之中，即读与写这两种时空之中，因为他可以抄写而不为自己面前空白的纸张担忧，又可以阅读而不为自己的这一行为可能涉及何种具体对象操心。

有位自称翻译我的作品的人来找我，并告诉我说，我的作品在未经我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广泛翻译出版，这有损我的利益也有损他的利益。他递给我一本书，我翻了一下，没看出有什么问题。那是一本日语书，只有书皮上我的姓名是用拉丁字母书写的。

“我连这是我的哪本小说都看不明白，”我说，并把那本书还给他，“可惜我不懂日语。”

“即使您懂日语，也认不出这是您的哪本书，”来访者说道，“这本书您从来未写过。”

他向我解释说，日本人仿制西方产品的能力已发展到文学方面。大皈有家公司已掌握了西拉·弗兰奈里小说的格式，能够制造出他的第一流新小说并使之充斥世界市场。把它们再翻译成英文（说得确切些，把它们翻译成假冒的英文原著），任何评论家都不能把它们与弗兰奈里的原作区别开来。

这个消息像魔鬼一般把我弄得心神不宁，木仅是因为这在经济上和道义上会给我造成损失，而且因为我对这些伪作，对我自己在另一种文化土壤上发出的新芽，既感到好奇又感到忧虑。我想像着一个身穿和服的日本老翁正在跨越一座拱桥。他就是我的日本形象。他正在构思我的一篇小说，经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过程，达到与我完全相同的结果。因此，大限这家公司仿制的弗兰奈里伪作虽然只是我的作品的低劣的仿造，但它们同时又可能包含着一种典雅而神秘的智慧。后者则是真正的弗兰奈里的作品所不具备的。

当然，在这位陌生人面前我不得不掩饰自己这种双重反应，仅仅表示同意收集各种必要的证据，提起诉讼。

“我要控告伪造者和推销伪作的人！”我故意盯着这个年轻人说道，因为我怀疑他参与了这场肮脏的交易。他说他叫艾尔梅斯·马拉纳，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他的头前后很长，像个飞艇，凸起的前额里仿佛隐藏着许多东西。

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

“暂时住在日本。”他回答我说。

他说，他对有人盗用我的名义感到气愤，并表示准备帮助我终止这场骗局。但是，他又补充说，这也没什么值得气愤的，因为他认为文学的力量在于欺骗，文学中的真实就是欺骗，因此，一篇伪作既然是欺骗之欺骗，那么它就具有次等的真实性。

他继续向我阐述他的理论。根据他那种理论，任何一部小说的作者都是真实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是在虚构之中代替作者的一个替身。他的许多观点我是同意的，但不能让他看出来。他说他对我感兴趣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我是个可以被人模仿的作者；第二，因为我具备成为一个大模仿家的必要条件，能够制造出天衣无缝的伪作来。因此，我能够成为他所谓的理想作家，即完全溶解在严严实实包裹着现实世界的虚构之中的作家。由于他认为技巧就是事物的实质，所以作者只要能够发明一套完善的技巧，便能与一切事物等同起来。

我无法把昨天与那个马拉纳的谈话驱出自己的脑海。我也希望把我自己从作品中抹掉，并为每一本书找到一个新我、新的声音、新的姓名，获得一次新生。但是，我的目的是在小说中捕捉到不能阅读的物质世界，那里既不存在任何中心，也不存在我。

仔细想想，这样一个笼统的作者也许是个很不起眼的人，例如在美国叫做捉刀的人、影子作家等。他们的职业虽不太受人尊敬，他们的作用却是人所共知的。他们是无名的编辑，把别人要讲述但不会写或没时间写出来的东西编辑成书；他们是书写的手，把忙于生存的事物变成文字。也许这才是我的真正使命，可我辜负了这一使命。我本来可以变成许多个“我”，与其他人的“我”连接起来，装扮成许许多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我”。

既然书中的真实只能是个人的真实，我便决定写我自己的真实。写我自己的真实的回忆？不，回忆只有在没有写出来的时候。没有具体形式的时候才是完全真实的。写我自己的真实愿望？不，愿望也只有在不受意识的支配时才是真实的。我惟一能够写的真实就是我现在经历的这一时刻。也许这本日记才是一本真正的书，我在这里尽量真实地记录了我在一天中不同时刻、不同光线下看到的那个坐在躺椅上的女子的形象。

为什么不承认我这种不满情绪是妄自尊大白日做梦呢？一个要消除自己、让位于身外之物的作家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写出一本包罗万象的、表示一切的惟一的书；要么写出所有的书，在每本书里仅反映一个局部，通过局部反映整体。包罗万象的惟一的书，不是别的什么书，而是圣书，是揭示一切的语言文字。但是，我不相信语言文字可以包罗一切，我要写的是语言文字之外的东西，是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写出来的事物。因此我的选择只有一个，即写出所有的书，写出一切可能存在的作者可能写出来的所有的书。

如果我想我只能写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的种种问题便会阻碍我，使我止步不前。如果我想我要写的是整整一个书库，那么我的心情便不会感到压抑，因为我知道不论写本什么样的书，它都将得到补充、反驳、衡量、增补，将被成千上万本我尚需写作的书籍所掩埋。

古兰经是创作条件最清楚的圣书。这本圣书与万物之间至少有两个媒介，即穆罕默德听安拉讲话，再把这些话讲给文书记录下来。有一次——为这位先知作传的人说——穆罕默德在向文书阿布杜拉转述安拉的启示时，讲到一半停住了。阿布杜拉本能地提醒他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先知由于一时疏忽把文书的话当成了真主的启示。这件事使阿布杜拉非常愤慨，随后便离开了先知并放弃了对他的信仰。

文书这样想是不对的，因为组织句子的责任在他，他应该考虑文字上的连贯性，考虑语法和句法，以便容纳在变成语言之前就已十分流畅的思想，接收作为一位先知讲来必然十分流畅的话语。既然安拉要把自己的启示表示成文字，文书的合作便是不可缺少的。穆罕默德明白这点，有意让文书来结束那句话。但是阿布杜拉却未意识到自己的这一权力。他丧失了对安拉的信仰，因为他缺乏对写作的信心，缺乏对他自己这个从事写作的人的信心。

如果允许一个非信徒修改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说，那么我会提出这样一个建议：阿布杜拉在记录时写错了一句话并因此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而穆罕默德虽然发现了这个错误，却决定不去改正它，故意保留这一谬误。即使这样，阿布杜拉也不应感到愤慨，因为先知的冲动与言语只有在写到纸上之后才具备最终形式，在变成文字之前无所谓正确与谬误。无限的非文字世界要变成可被阅读的世界，只能通过我们的手做出有限的写作动作来实现，诸如拼写中犹豫不决、疏忽大意和下意识的颤抖等等。如果否认这些现象，这些身外之物便休想通过口头的或书面的语言来传递信息，而只好通过其他途径来传递信息。

喏，那只白蝴蝶已穿过山谷，从女读者的那本书上飞到我面前的稿纸上来了。

这个山谷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人物：一些图书经纪人等待我的新小说，他们从世界各地出版社已经支取了我这本小说的预酬金；一些广告商希望我笔下的人物穿某些衣服、喝某些果汁；一些编制计算机程序的专家则提出要求，要我同意他们用计算机完成我那些未完成的作品。我尽量少出门，不上村里去；如果要散步，就走小路上山。

今天我碰见一队小青年。他们身穿童子军服，既兴奋又小心地在草地上把各种色布排成几何图形。

“这是给飞机的信号？”我问道。

“给飞碟的，”他们回答说，“我们要观察尚未认识的物体。这里是个空中通道，近来飞碟经常经过这里。人们认为，因为这里有位作家，外星球上的人想通过他和我们交往。”

“有什么根据呢？”我问。

“根据是，这位作家早已陷入危机，不能写作了。报纸上正在讨论他不能写作的原因。我们估计，可能是别的星球上的居民使他失去了创作能力，因为他们要把他大脑中地球上的概念清洗干净，让他变成一部接收机。”

“为什么非要找他不可呢？”

“外星人不能直接表达各种事物，需要进行间接表达，例如通过可以引起强烈兴奋的故事来转义地进行表达。这位作家好像是位技巧妇熟、思想灵活的作家。”

“你们读过他的小说吗？”

“他以前写的小说都没意思。等他摆脱目前的危机再开始写作，他的新书中就可能包含来自宇宙的信息。”

“宇宙信息是怎么传导给他的呢？”

“通过精神渠道传导给他。他自己不应该有所察觉。他以为在依靠自己的天资写作，而宇宙发来的信息以宇宙波的形式，经过他的脑子渗透到他写下的句子中去。”

“你们能够释译宇宙信息吗？”

他们未予回答。

假如我使这些年轻人对宇宙的期望落空的话，我会感到某种失望。其实我可以在下一部著作中插入某种东西，让他们觉得那是宇宙给予我的启示。可现在我却想不出插进什么东西。等我开始写作时，也许我会产生某种想法。

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写作只是一种虚伪的形式，我写的内容都是外星人口述的，那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我一直等待着来自星际间的启示，我的小说毫无进展。假如过不多久我又开始一页一页地写下去，那就说明银河系在向我发送信息了。

可是，现在我能够写的就是这本日记，即对那个坐在那里阅读的年轻女子的观察。她读的什么书，我不知道。来自星际间的信息是在这本日记里呢，还是在她念的那本书里？

有个姑娘来找我。她正在写一篇有关我的小说的论文，要在大学里一次重要讨论会上宣读。看到我的作品能够完全证实她的观点，这无疑是件好事（不知是对我的小说还是对她的论点来说是好事）。从她那十分详尽的介绍中我得到的印象是，她的文章十分严肃，但是在她眼里我的小说却变得面目皆非了。我不怀疑这个罗塔里娅（她叫这个名字）认真地读过那些小说，但是我想，她读那些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找寻她阅读之前就存在于她脑子里的东西。

我试图向她解释，她却略带气愤地反驳说：“为什么？您要我在您的书中仅仅看到您的观点吗？”

我回答她说：“不是这样。我期望读者能在我的作品中看到我不知道的东西，但是这只能在读者认为他们读的东西是他们木知道的东西时才会发生。”

（幸运的是，我可以通过望远镜观察另一个女子读书，并使自己相信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像这个罗塔里娅。）

“您要求的是被动的、躲避问题的、落后的阅读方法，”罗塔里娅说，“我妹妹就是按您这种方法阅读。恰恰是因为我看到她贪婪地、一本接一本地阅读西拉·弗兰奈里的小说而不提出任何问题，我才产生了把弗兰奈里的小说作为我的论文题目的想法。弗兰奈里先生，我正是抱着这个目的阅读您的作品，而且也是为了，如果您愿意深究的话，向我妹妹柳德米拉证明应该如何阅读一位作家，即便他是西拉·弗兰奈里也不例外。”

“谢谢您对我使用‘即便’一词以示区别。您为什么不同您妹妹一起来呢？”

“柳德米拉认为，最好不要认识作者本人，因为真实的人从来不会与读书时想像的作者形象吻合。”

我真想说，这个柳德米拉可能是我最理想的读者。

昨天晚上，当我走进我的书屋时，看见一个陌生的黑影从窗户里跳了出去。我想跟踪他，却未找到他的踪迹，我常常觉得，尤其在深夜里觉得，有人躲在我这房子周围的灌木丛里。

虽然我尽量少出门，也觉得有人把手伸向我的稿件了。我已不止一次发现我的手稿有短缺现象，几天之后又在原地找到这些缺页。有时它们变得面目全非，仿佛我已记不清我都写了些什么，或者说，仿佛我一夜之间变得自己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