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寒风，不顾眩晕（1/2）

清晨五点街道上已响起了军用运输车的轰隆声；食品店前妇女们手持灯笼排起了长队；临时委员会内各个派别的宣传队连夜在沿街的墙壁上刷写了标语口号，墨迹未干。

乐队队员们收起乐器走出地下室来，感到外面的空气分外新鲜。“新时代的堤坦尼亚”1夜总会的顾客们，不论是偶尔上这里来的还是经常上这里来的，都跟在乐队队员后面，形成一个统一的集体，仿佛大家都不愿破坏夜间在那个地下室内达成的协议。男人们竖起大衣领，行动显得僵直，仿佛是从四千多年前的墓穴里发掘出来的木乃伊，一接触空气就会顷刻化为灰烬；妇女们则仿佛受到冷空气的激励，一个个哼着小调，敞着大衣，露出胸怀，在泥泞与积水的街道上跳跃着择路而行，宛如在练习某种舞步。妇女们的行动好像是对男人们醉态的控诉，仿佛她们希望这渐渐衰歇的欢快之中再爆发出新的欢乐。他们这支队伍好像都希望这欢乐的节日尚未结束，希望走到某个地点乐队队员们也许会停止前进，在大街上打开乐器盒拿出萨克斯管与低音号来演奏。

走到莱文森银行大楼（现在莱文森银行已由人民警卫队的巡逻队警戒着，他们手持上好刺刀的步枪，头戴附有标记的帽子）对面时，这帮夜游神仿佛听到一声命令似的悄悄散开，相互也不告别就各行其路。留下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我和瓦列里安诺一边一个搀着伊琳娜。我总是站在伊琳娜的右边，这样就不碍着我腰带上别着的盒子枪皮套；瓦列里安诺在重工业委员会工作，穿便衣，如果带手枪的话（我想他也带着枪），一定是那种小手枪，可以放在衣兜里。伊琳娜现在沉默不语，似乎有些忧郁，我们呢，心里则有些害怕（我是说我害怕，而且我相信瓦列里安诺与我的心情一样，虽然我们在她的魔力支配下并没有谈及此事），因为我们觉得她现在完全控制住我们了。虽然我们做过一些荒唐透顶的事情，但那些事情与她头脑里无休止的幻想相比，与她对肉欲的追求相比，与她的狂热与残酷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现实情况是我们都很年轻，面对现在经历的事件我们太年轻了。我是说我们两个男人，因为伊琳娜这种女人已经过早成熟了。虽然她在我们三人中间年纪最轻，但她的意愿支配着我们的行动。

伊琳娜低声吹起口哨，满脸堆着微笑，仿佛她已预先尝到了某个新主意的甜头。她的口哨声越吹越响，听得出是当时流行的一首滑稽可笑的进行曲；我们提心吊胆的，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跟着她吹起口哨来，并身不由己地踩着乐曲的节奏齐步行进，。心里都有种既是牺牲品又是胜利者的模糊感觉。

我们来到圣阿波罗尼教堂前面。这个教堂现已改为霍乱病医院，外面停放着许多灵枢等候灵车运往墓地。灵枢周围用石灰画上圈圈，不让人接近。有个年迈的妇女在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祈祷，我们踏着进行曲的节拍前进，差一点踩着她了。她举起又瘦又黄像个毛栗子似的拳头指向我们，另一只手扶在地上，大声嚷道：“你们这些可恶的先生！”不，她这么嚷道：“可恶！先生们！”仿佛这是两句诅咒的话，一句比一句更加凶狠，称呼我们先生等于视我们加倍可恶。还说了句本地方言，意思是“婊子养的”；还有什么“不得好……”这时她发现我穿着军服，话没说完便把头低下去了。

这一段我讲得很详细，因为它是（不立即是，以后才是）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的预兆，同时也因为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形象，应该贯穿这本小说的始末。这些形象包括军用运输车穿过这座城市（虽然军用运输车这个词唤起的表象有点笼统，但是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切性并不是坏事，因为那个时代的特点就是不确切性），包括在街道两旁大楼间挂着的一条条横幅（这些横幅号召人们购买国家发行的公债），也包括工人的游行队伍。各种工人游行的队伍经过不同的路线，因为它们是由相互对立的工会中央组织的，有的主张坚决把考德雷尔军需品工厂的罢工运动进行到底，有的主张停止罢工支持人民武装抗击反革命军队对城市的包围。这些路线交错，却为我们划出一块地盘，让我、瓦列里安诺与伊琳娜在那里上演我们的故事：发生、起步、发展、趋向与意图。

我认识伊琳娜那天，战线已经收缩到距东城门不足十二公里的地方了。由不满十八岁的青年与预备役中的中老年人组成的城市民兵，正在宰牛场（这个名称听起来就不吉利，但尚不知道对谁不利）低矮的建筑物附近设置防线，这时一群乌合之众蜂拥而至，穿过铁桥向城内逃来。有头上顶着鹅篮子的妇女，有赶着唧哇乱叫东奔西窜的猪群的小青年（农民们为逃避夫役与掠夺，把他们的子女与牲畜也带出来，让他们听天由命），有骑马或步行的逃兵与落伍的散兵，有领着一大帮背着大包小包的使女的贵妇人，还有担着担架的民夫、刚刚出院的病员、游乡串户的商贩、政府官员、修道士、吉卜赛游民和身穿旅游服装的原军官女儿学校的学员们。他们一起拥进铁桥两边的栏杆之间，仿佛被一阵撕毁地图、冲破国界与战线的阴冷的狂风裹带着猛扑过来。这些日子里这种人很多，都希望逃到城内来寻找庇护所。他们之中有人害怕暴乱与抢掠，有人担心会遇上复辟势力的武装，有人为了得到临时委员会的脆弱而合法的保护，有人则为了浑水摸鱼进行违法活动（有违反旧法律的，也有违反新法律的）。现在人人都感到自已的生存受到威胁，再用不着什么团结，重要的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开拓一条生路。虽然在遇到障碍时他们也会有某种协作或一致行动，但那并不需要讲许多话就能心照不宣。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年轻人在混乱之中才能认识自己的力量并为此感到高兴，但事实是这样的：那天早晨我夹杂在拥上铁桥的人群之中，感到既轻松又愉快，好长时间以来我都未像那天那样感到自己与他人、与我自己、与整个世界如此和谐一致了（我可不愿犯用词不当的错误，也许我最好还是说：我觉得我与他人的、我自己的乃至整个世界的混乱和谐一致）。我已经到达桥头，这里有一段台阶通向岸边；人流减慢了速度，拥挤着、向后面抗着，以免压倒在以更慢的速度下台阶的人身上；那些锯掉腿的人先拄着这根拐杖再换到那根拐杖；马匹被抓着嚼子横牵着，以免铁掌在铁台阶上打滑；带边斗的摩托车需要倾斜着把边斗抬起来（人们免不了抨击这些被迫下来推车的人说，他们最好去走供机动车行驶的大桥，但是，那需要多走一英里多路）。这时我发现我身边有位妇女也在沿台阶往下边走。

她的大衣下摆与袖口处有一条毛皮镶边，圆顶帽子上插了朵玫瑰花并挂着一块面纱。总之，我很快发现，她不仅年轻、诱人，而且穿着入时。正当我从侧面观察她时，只见她突然睁大眼睛，那只戴着手套的手捂住嘴惊恐地大叫一声，向后倒下。如果不是我动作迅速，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她一定会跌倒在地，被这股洪水猛兽般的人流踩成肉泥。

“您不舒服？”我问她。“那您就靠着我点、没有关系的。”

她的腿僵直了，一步也走不了。

“深渊，深渊，桥下边，”她说着，“救命哪，我头晕—…·’”

桥下面并没有什么可以引起她头晕，但是她确实被吓呆了。

“别往下边看，扶着我的胳膊；跟着大伙往前走，我们已经到桥头了。”我对她说道，希望这些话能使她镇定下来。

“我觉得大家没有踩着台阶，脚步迈向空中，掉进深渊，大伙都掉进深渊……”她摇摇晃晃地说道。

我透过桥头台阶的缝隙望见河里的流水，水面上漂浮的冰块宛若天空中的白云。我也觉得一阵眼花，好像也感觉到了她那种感觉：悬空，一直悬在空中；下坠，不停地下坠；漩涡，一个漩涡套一个漩涡。我用手臂搂着她的肩膀，尽力抵御着后面咒骂我们下得太慢的人群。“喂，让开点！上一边搂着去，不害臊！”要想躲开这势不可当的人群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加长我们的步伐，把脚伸向空中，腾空而起……喏，我也觉得悬在空中了……

也许这篇故事才是架在空中的桥梁。故事在展开过程中不断描写各种各样的消息、感觉和心绪，为各种事件（众人的也好、个人的也好）制造一种背景并在这个背景上开拓出一条人生道路，尽管还有许多历史情况与地理情况尚未交待清楚。我在这座空中桥梁上拥挤前进，不愿意往下看；而女主人公呢，只要我不把她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拖下铁桥，让她的脚站在滨江路的路面上，她则老是被人群挤得悬于空中。

她终于镇定下来了，昂着头骄傲地望着前方，并迈着迅速的步伐坚定地向前走，走向磨坊街；我吃力地跟在她后面。

这篇故事也应该尽力跟上我们，应该想方设法逐句记录下我们关于深渊的对话。铁桥虽然走完了，但这篇故事架在空中的桥梁并未走完，因为故事中的每个词语都建立在空洞之上。

“您好了吗？”我问她。

“没什么。我常常头晕，每次都是意想不到地发作，有时没有什么危险也发作……高呀，矮呀，没有什么关系……夜晚我望着星空，想到星星离我们多么遥远时……或者白天……比如我仰面躺在这里时，我都会感到头晕……”她用手指了指空中飞驰而过的乌云。她讲头晕就像讲述吸引着她的某种诱惑似的。

她一句感激我的话也没说，我感到有点失望。我说：“这个地方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不适合躺着观察天空。请您相信我的话，我懂得这种事。”

我们谈话，一人说完另一位尚未开口时，这中间存在一段间歇，如同这座铁桥两级台阶之间存在空隙一样。

“您懂得如何观察天空？您怎么懂得？是天文学家？”

“不，我从事的是另一种观察。”我指了指我的军装领口上佩戴的炮兵领章。“打炮的时候观察炮弹飞行。”

她把目光从我的领章上移到肩上，可是我没佩戴肩章，然后又移向缝在我袖口上的不太明显的袖章上。“中尉，您是从前线下来的？”

“我叫阿列克斯·晋诺贝尔，”我自我介绍说，“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被称为中尉。我们团里已经取消了军衔，不过现在的命令老是变来变去的。现在我是个袖口上带两条杠的军人，只能这么讲。”

“我叫伊琳娜·皮佩林，革命前也叫伊琳娜·皮佩林，将来叫什么不知道。我是搞印花布图案设计的，现在布匹短缺，只好在空气中搞设计。”

“革命以来，有些人变得认不出来了，有些人则和原来一样。这说明他们早已做好准备迎接新时代了，对吗？”

她不置可否。

我又补充说道：“其他人则顽固不化，拒绝改变自己。您属于哪种人？”

“我……请您先告诉我，您变了多少？”

“不多。我觉得我保存了过去的某些荣誉感，比如搀扶即将跌倒的妇女呀，尽管现在没人会说声谢谢。”

“我们大家，女人也好，男人也好，都有生病的时候，不能说，中尉，我将来就没有机会报答您刚才的行动。”她的声音有些严厉，几乎有点生气。

我们的对话到此可以结束了，它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使读者暂时忘掉了城市的悲惨景象。现在军用运输车开过来了，穿过广场，穿过这篇书页，把我与伊琳娜隔开了，或者说在商店门前排队的妇女，在大街上游行的工人队伍，把我们隔开了。伊琳娜走远了，她那顶插着玫瑰花的圆帽尚在头戴灰帽子、钢盔或头巾的人流中飘荡；我目送着她，但她并不回头望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