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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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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一坤说:“你们知道,属于我的那部分收益在没有到手之前就被预支了,再加上这段过程当中的各种费用,实际上我一无所获,还是一个穷光蛋。你所说的一千八百万本利全部是属于别人的,别人的资金怎么用那是别人的事,我没有权力指手划脚。”

“你有影响,有号召力,你能做到。”雷诺说。

“那几个钱对于他们是大数目,而对于那块土地的投资开发却是微不足道的。”宋一坤说,“你们有投资实力,你们已经得到了你们想要的东西,所以你们自己于去,不要把我的朋友们扯进去。”

“没有共同的利益和风险就不会有共同的努力。”雷诺说,“正是因为那些钱对于你的朋友们是个大数目,所以才需要你来对他们负责。没有制约就不会有平衡,就不会有尊重和信任。我们对你的朋友和那些资金不感兴趣,而江州的项目也不足以使我们下决心介人江州,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人,是你。任何业绩都是由人创造的,我们更着眼于第二个、第三个江州工程。我们将会给你提供最好的条件、最大的空间,让你充分施展才干。”

接着,雷诺的秘书通过翻译向宋一坤陈述了罗马方面的意见——

一、“宋一坤方面”的股份解释:包括王海、孙刚、叶红军的资金和宋一坤本人的借贷资金。“罗马方面”的股份解释:包括奥地利一家公司注入“奥地利格拉普尔公司”的资金和另外两家外国公司直接注入江州的两个独立股份的资金。

二、取消设在江州的办事处,继续使用原有的名称,正式注册“江州格拉普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一亿元人民币,宋一坤担任董事长,罗马方面的代表担任总经理及各部fi经理。为了实现宋一坤担任董事长的合理与合法,将在公司股份构成方面做一些技术性处理。

三、在江州的公司里,宋一坤方面的实际股份是25%,不足25%部分的资金必须由王海、孙刚、叶红军三人提供担保,由宋一坤以个人名义向罗马方面借贷,“合法程序”的技术性处理由罗马方面负责。

四、在江州的公司里,宋一坤方面显示在各种注册文件上的股份为40%,既名义股份。罗马方面分别以两个独立的法人,代表两个30%的独立股份,使宋一坤方面在三个股东里处于大股的地位。

五、为了实现宋一坤方面40%的股份,罗马方面指定奥地利一家公司将15%的股份资金注入一坤方面的奥地利格拉普尔公司,形成一个40的独立股加入江州,使宋一坤方面均处于大股地位。只有这样,宋一坤才能应王海、孙刚的聘请,合情、合理、合法地出任董事长。

六、在江州建造“格拉普尔饭店”,所需贷款由罗马方面负责,投资双方各按25%和75%的股份承担相应的债务、利息。

七、从法定的程序和结构上,从资金、人员和文件上,“江州格拉普尔有限公司”完全是由奥地利公司为一方,另两个外国公司各为一方的,由三方面组建的股份公司,与意大利人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是一个原则。

作、宋一坤有可能一直受到警方的监视;此次谈话时间不能太长,不能从时间上留下与意大利人讨论合作的推理依据。所以,此次谈话只决定重要的策略和原则,不讨论细节问题。

“这个计划,不简单哪。”宋一坤暗暗在心里对自己说。意大利人的工作效率之高,对情况的研究之细、制定的计划之刁,不能不让人佩服。这个计划,既让你有利可图,又让你背上沉重的包袱,既尊重你又威慑你。你从这个计划里无处不能感受到对方组织上的成熟、经验上的老道和财力上的强大,也无处不能感受到阴谋和恐怖。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是:意大利人为什么不直接介人?为什么一定要躲在幕后操纵?这就是说,江州格拉普尔公司在为罗马方面创造合法利润的同时,还兼有某种特殊作用,这个作用将服务于他们更大利益的需要。

宋一坤的脑子飞快地运转着,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根据自己的原则和策略迅速做出反应。稍想片刻,他平静地说:

“我们所谓的江州工程,就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可能升值的潜在的黄金地段。现在目的达到了,标志着决策阶段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运作程序问题了,我既不会盖房子也不懂酒店经营,那是专家和管理人员的事。我感谢你们赏我一口饭吃,可我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咽下去。”

雷诺明白宋一坤的意思,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才去真正研究法律,一种是制定法律的人,一种是利用法律的人,两者的动机虽然不同,但关注的焦点却相同,即法律的盲点。法律是判定社会行为成立与否的最高准则,而我们都是守法公民,所以法律保护我们。这方面,你是专家。”

“咱们实话实说,有话都倒出来。”宋一坤说,“我不否认你们的慷慨,但我在我的小圈子里有一种指手划脚的满足感,我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赖,我们把这个叫做尊严或者价值。如果我为了得到你们的那些好处而成为一个受人摆布的傀儡,我宁肯现在就让一颗子弹射中我,没有这点掉脑袋的精神我也不会出来捞世界了。”

“请说下去。”雷诺道。

宋一坤说:“中国有特殊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又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没有比这个时间更能有利可图了。如果我们是朋友,信任必须是第一位的。我不是受雇去给别人看地摊,给我椅子坐,我就必须拿到椅子上的权力。我只对上级负责,对股东们的资本负责,任何一种公司下属人员对我的干涉都将被视为对我的不信任,我将为此作出反应。”

“我从罗马带来一句中国的古话,叫做‘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当然,如果朋友背叛了我们,即使是守法的人也可能做出冲动的事情。”雷诺很有分寸地表明了态度,接着说:

“江州工程,我们将派最好的专家和最有经验的管理人员,他们的工作会使你非常满意。你现在的麻烦不少,也比较疲劳,应该休息。我们的人会在维也纳与王海、孙刚接触,为你出任董事长铺平道路。你到了江州不必工作,除了场面上的应酬之外,要尽快把护照办下来,我们负责奥地利的签证。你在维也纳会有体面的办公室和住宅。基础打好了,空间开阔了,等云阳公司事件的冲击波过去之后,你会有所作为的。”

“我有责任指出,你们的计划里存在一个错误。”宋一坤说,“叶红军这个人不可用,他连我都可以背叛,还有什么不能背叛呢?让这个人进入集团,将会后患无穷,必须将他清除出去,敬而远之。”

“请原谅,我无权对原计划做任何修改。”雷诺恳切地说,“但我可以转达你的意见,这需变一点时间,相信你的意见会得到重视。”

“谁留下这个人,谁就要对将来的后果负责,”宋一坤说,“另外,叶红军必须要为他的背叛行为支付相应的代价。根据协定他将得到三百万元的报酬,我决定退回他的五十万元本金之后,只付给他一百万元。即使这样,我也对得起他了。请你们向他转达我的决定,有问题让他来找我。”

“如果由夏小姐转达不方便,我可以派人通知他。”雷诺说,“你还有什么要求?”

“有。”宋一坤说,“我需要一支笔和一张纸。”

秘书递上纸笔。宋一坤提笔写下——

杨小宁。男,三十二岁,住巴黎十二区达拉克拉街门5号。

这个人活着影响了找的心情,我需要他死。签名:宋一坤。日期:一九九四年四月九日。

宋一坤将字条递给翻译,翻译又念给雷诺听。之后,宋一坤说:“这个地址是我从夏英杰的记事本得到的,她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无论成立与否,同样不能让夏英杰知道,这对我很重要。”

雷诺点点头,问:“为什么要杀这个人?”

宋一坤答道:“第一,夏英杰恨他,因为他害得她的朋友在曼彻斯特跳楼自杀了。第二,要让人遵守纪律,就应该首先让人了解这个集团纪律的严肃性。第三,这个杀人指令将证明我犯下谋杀罪,证据由你们保存,如果我以前的罪行还不足以掉脑袋的话,那么加上这些就足够了。我认为,这是我向你们表示诚意的最好方式。”

“这种事是要花钱的。”雷诺说。

“问题是,这个人分文不值。”宋一坤说,“我不会为这个人付一分钱,因为一分钱也是标价。”

“好吧。”雷诺亲自收起字条说,“这个要求我一并转达,然后通过合适的方式给你答复。”

“那么,我们就算达成一致了。”宋一坤说,“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应该回去了。”

“还有最后一件事。”雷诺说,“这件事非常简单,但必须由你去做。我们不愿等你出任董事长之后再通知你,那样不礼貌。”

“请讲。”宋一坤说。

雷诺说:“江州格拉普尔饭店的建筑工程、装修工程,按惯例要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但是我们需要指定的两家公司得到这些工程。你到江州出任董事长以后,负责公开、公正地让这两家公司中标,不能留下任何人为的痕迹。”

宋一坤脑子里立刻闪过两个字:洗钱。

宋一坤说:“请放心,我对这件事负责。”

“很好。”雷诺说,“我们的会谈非常圆满。”

宋一坤要告辞了。秘书和翻译各提了一只大旅行箱准备送客人,雷诺取出一张由叶红军亲笔写的物品清单交给宋一坤,握手告别时说:“我注意到,你没有问我们是什么人,有什么背景。我欣赏你的沉默。”

宋一坤说:“从理论上讲,大家都在明处。”

会面就这样结束了,没有喝一口水,抽一支烟,甚至连礼节性的问好都没有。然而,就是这样的会面却决定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

碾子庄位于三河县南部,虽然庄内已看不到早年的那些茅草房,但青砖灰瓦的四合院依旧保持了乡村文化的特有韵味。方子云的家坐落在村东头,门前那条名叫“小青河”的河水从容、恬静地流着,春天的嫩绿色映在河面上,使河水显得格外清丽。

这里就是方子云出生的地方。也许正是这块清丽的水土赋予了方子云灵气和性格。

方子云的父母都是厚道耿实的庄稼人,有三儿一女四个孩子,方子云排行老大,另两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一个在县城,一个在天津,眼下只有一个尚未出嫁的小女儿在家里守着他们。

宋一坤和夏英杰是上午十点到达碾子庄的,宋一坤见方家院子里摆了一张方桌,上面放着茶水、香烟,桌旁坐着方老伯和两个城里人装束的青年。显然,这里已经有了客人。

方老伯以前见过宋一坤,有印象,马上站起来上前迎客。

在宋一坤的印象里,方老伯是位饱经风霜却身板硬朗的老人,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脸上带着慈祥、朴实的微笑。今日一见方老伯简直是判若两人,他的眉毛、胡须和头发全白了,面容清瘦,脚步迟缓,一副大病不愈的模样。失去儿子的悲痛给老人带来的打击可想而知,老人干枯的眼睛里已经找不到一点水份了,只有哀伤。

宋一坤的心骤然揪了一下,心情更加沉重了,愧疚、同情、惋惜,什么滋味都有,他像罪人一样看着老人,甚至不知道应该对老人说些什么。

“你是……宋一坤吧?”方老伯有些迟疑地问。

“是我。”宋一坤上前扶住老人,又介绍道,“这是夏英杰,和子云是同事,都在报社工作。”

“哦,”方老伯连连点头说,“听说过,我去油田的时候听说过。”

宋一坤问:“方大娘呢?”

“让老二接到县城去住了。”方老伯说,“你大娘身体不好,家里没敢让她去油田,怕她受不住,可她还是大病了一场。这儿天家里不断有人来,都是子云的朋友,也有报社的记者。我怕她再受刺激,让老二把她接走了。”

宋一坤问:“您还记得叶红军吧?那个北京人。”

“记得,记得。”方老伯答道。

宋一坤说:“叶红军有事不能来,托我给您带了点东西,请您原谅,有机会他一定亲自来看您。”

听到“宋一坤”和“夏英杰”两个名宇,桌旁的两位青年显得非常感兴趣,也站起来上前招呼。经过介绍,这两位都是北京诗人,一位笔名叫“古峰”,一位笔名叫“河川”。其中古峰还在玉南油田见到过江薇,并且一起去黄河滩打猎。

方老伯安排出租车司机在东厢房休息,让女儿准备午饭,自己陪客人说话。他向宋一坤介绍了去五南油田处理方子云后事的情况,怎样接到了电报,怎样受到了报社的接待和公安局的询问,怎样带回儿子的骨灰撒在小青河里。

老人哽咽地讲着,而宋一坤似乎什么也没听进去,只有一段话刻在了他的脑海里,他的意识里一遍又一遍不停地重复着老人的这段话——

“警察让我看了录像,太惨啦,脸上、身上。地上全是血呀,法医说他是坐在椅子上朝脑门开了一枪,人倒了,椅子也倒了……”

宋一坤仿佛看到了那惨烈的一幕。

这时,夏英杰问了一句:“那后来呢?那个骗子抓到了没有?”

方老伯摆摆手说:“人没抓住,可是钱退出来了,六百万哪。照这么一算,他自己还赔进去了两百万,这叫什么事儿哟。开始我也不信,后来我那丫头给我念了报纸我才信。”

“那报纸还在吗?”夏英杰问。

“在这儿。”方老伯起身说,“我去给你拿。”

报纸的第三版刊登了这条消息,夏英杰看过之后把报纸递给宋一坤。

文章的醒目标题是——《警方攻势强大,案犯秘密退赃》。文章写道:云阳公司案件的案犯在警方强大攻势的威慑下惊慌失措,以秘密方式主动退还了全部六百万元的赃款。案犯打电话给安河晚报社,告之赃款存放于北京市某家银行,报明了户头、密码和钥匙的寄存处。经有关部门查证确属事实,不久这笔赃款将全部退还给受害人。据查,秘密电话是从巴拿马国打出的,声音及通话方式均经过技术处理,由此推断,云阳公司案件可能有国外黑社会背景……

诗人古峰见宋一坤看完了报纸,便指了指桌上的报纸搭话道:“这真是一场让人不可思议的闹剧,赔进去两百万还不得安宁,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真是看不透。”

方老伯看着宋一坤说:“子云留下一份遗书,上面只写了三句话。第一句是:对不起父母亲人了。第二句是:还不起钱,用专利抵账了。第三句是:文稿交给夏英杰处理了。”

宋一坤说:“老伯,子云不欠我的钱了,相反,专利增值的部分还要归还给您,那是子云的钱,但是卖出专利需要一个过程。子云生前委托夏英杰为他出版四本诗集,并且为他写一部人物传记,那是子云对夏英杰的信任,那么出书的费用就由夏英杰负担。当然,如果他的诗集有盈利,我们会如数给您的。”

夏英杰说:“另外,出书的事还要征求子云一些朋友的意见,照顾到他们的感情。”

古峰说:“我们那些朋友商量过由大家出钱为子云出版诗集,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大家寄托感情的一种方式。我们一直想与夏小姐联系上,今天能在这里见面直接商量这件事,那是再好不过了。”

夏英杰说:“经费的问题不谈了,如果你们能提供一些联络地址,接受采访,帮助我把子云的传记写好,那我就非常感激了。”

古峰立刻取出自己的名片交给夏英杰。河川也递上名片说:

“只要是子云的事,帮什么忙都可以。你们打电话也行,来人也行,都是子云的朋友嘛。”

方老伯感激地说:“你们都是好人哪,子云能有你们这样的朋友,也算没白活一回。”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大家围着桌子吃了一顿家常饭。饭后,宋一坤将一个装有两千美元的信封和叶红军的两箱物品交给方老伯,经过再三解释,老人接受了。下午两点,宋一坤他们告别方老伯返回北京,同车的还有两位诗人。

返回的路上一直不顺利,经常堵车,就这样停停走走,进入北京市区时天已经黑了。宋一坤让出租车依次将两位诗人送回家,最后在天安门广场停下,夏英杰付清了车费。

宋一坤看着驶去的出租车心里想:如果自己确实被警方监视了,这个司机很快就会被人找去谈话,接着就是那两位诗人。

夏英杰问:“为什么在这儿下车?”她的意思是,已经黑了,应该先订旅馆,然后订机票。

宋一坤说:“我在想,你该回家去看看。火车站随时都能买到高价票,如果你今晚上车,明天就到玉南了。你这次回来总是个机会。”

“不,”夏英杰摇摇头说,“现在没有那种气氛。”

“我也这么考虑。”宋一坤说,“其实,我们现在谁都不便走动,所以什么都不要做。如果你不去玉南,我的意思是你直接回罗马,不必陪我回海口。”

夏英杰说:“这不合情理,容易使人产生问号。”

宋一坤说:“你和江该都出来了,罗马的公司没人怎么行?这就是原因。意大利人是以旅游名义来的,总得花点时间摆摆样子,充其量在电话里用暗语报告谈判结果,决不会谈细节。我需要你赶在意大利人之前见到叶红军,为下一步叶红军顺理成章地来海口见我打基础。这一点很重要,忽视不得。”

夏英杰下意识地四周看了看,夜色中的天安门广场在点点灯火的辉映下显得更美丽、更壮观了,人们悠闲地漫步、观赏,他们两人站在人群中一点也不显眼,非常自然。

她问:“我对叶红军说什么?”

宋一坤说:“我委托意大利人向叶红军转达我的决定,我决定从承诺给叶红军的三百万酬金中扣除一百五十万,以此做为他对背叛所支付的代价。”

夏英杰说:“叶红军既然做了,就根本不指望再得到报酬,他听到这个消息不会有任何反应。”

“问题就在这儿,”宋一坤说,“你告诉他,他的反应要激烈、要气愤,要迫不及待地来海口找我理论。”

“你真那样做吗?”夏英杰问。

“这对他的前途有好处,总得先保脑袋。”宋一坤的语气不容质疑,而后淡淡地说,“如果不出所料,将来的场面应该是他的,咱们也不必在一时一地为他论长短。”

夏英杰会意,点点头。

宋一坤说:“如果叶红军得到意大利人的转告之后反应平淡,见到你以后再来海口,那就完全变味了,而意大利人的嗅觉非常灵敏。”

“我明白。”夏英杰说。

“就目前而言,整个局面就得劳你从罗马发号施令了。”宋一坤歉疚地说。接着,他向夏英杰布置了回到罗马后必须做的事情——

一、从现在起,叶红军不再介人江州工程,立即转入自身的、纯粹的商业活动。

二、通知叶红军,让他稳住“执行人”的情绪,重申我方的承诺,我们将在近期认为安全的时候付款,避免节外生枝。

三、通知孙刚,一旦维也纳的某家公司与他谈判资金及条件,要全部接受并执行。

四、产权交割后,立即请专家将皮革厂内除主办公楼之外的全部建筑炸平,清理干净。对收留下来的原皮革厂职工暂不做工作安排,继续培训。

五、在股份公司董事会名单没有确定之前,王海和孙刚不得以任何借口来海口。在股份公司正式注册之前,王海和孙刚一同来海口。

六、江薇下一步重点办好四件事。一是采访方子云的诗友,搜集材料。二是调动社会关系,策划、出版、宣传方子云的诗集。三是以罗马文化公司的名义向马坊村捐款五十万元人民币,修建小学。四是代表宋一坤去上海见赵洪,还清三十万元的借款和利息,取回借据。同时去看望刘金龙,给他留下五千元钱。

“至于你自己,”宋一坤看着她的脸说,“你得平下心,静下气,把《遥远的救世主》写完,然后休息一段时间,准备写方子云。写方子云可得要点功夫,多一寸就曝光了,少一寸就没意义了,这事非你莫属。”

“听得出,你现在就开始划句号了。”夏英杰笑着说。但她笑得太假了,太失真了,她想装出一种淡然的豪气,却更使人感到辛酸、惨然。她生硬地笑着,而满眶的泪水早已将她的内心一展无遗。

宋一坤极认真地望了望满天的星斗,笑着神往地说:“不知道我能不能化成蝴蝶儿,像梁山伯那样。”

夏英杰怎么也没想到,从宋一坤嘴里居然会说出如此诗情画意的语言,而且有如此的想像力。她无法自禁地“哈哈”笑出声来,这次是真的笑了。

不知是宋一坤的洒脱感染了她,还是她从笑声中突然领悟了什么,她的神情渐渐变得严峻起来,她用衣袖抹了一把眼泪,完全忘了这个动作是否有失她一贯的仪态和风度,她压抑着欲喊欲叫的声调低沉地说:“他妈的,我这是怎么了?悲悲戚戚的。我得振作起来,得像个宋一坤的婆娘。”

在宋一坤的记忆里,这是他从夏英杰口中听到的第一句粗话。

宋一坤又回到了海口,又回到了那间寂静的、只有六十平方米的天地,每天依旧是读书、看电视、下棋,枯燥而有规律。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时事动态,研究政治、经济、文化。从时间上看,他估计叶红军该来了。他很珍惜这个朋友,并对叶红军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这天中午,宋一坤照例去楼下不远的一家小饭馆里吃午饭,他要了一碗四川风味的麻辣面条,坐在门口简易棚下的小板凳上,正低着头吃得津津有味,忽然感觉肩上被人拍了一下。他本能地一怔,停住了挑面条的动作,随即笑了,头也不抬地说:

“假洋鬼子来了?”

来者果然是叶红军,西装革履,提一只精致的黑色皮箱,他将箱子放到地上,顺手拉过一只板凳在宋一坤对面坐下,笑着说:“敢不来吗?”

“刚下飞机?”宋一坤问。

叶红军点点头,然后朝饭馆里喊道:“老板,下一碗面条,要大碗的。”

宋一坤赶紧加上一句:“记我账上,我请客。”

两个人的服装,两个人的语言,特别是宋一坤极认真的一嗓子,在旁边的人看来的确是有点滑稽,坐在旁边的客人们都忍不住偷偷地笑。

对于叶红军而言,他毕竟背叛了宋一坤,心理上总会有些障碍。然而见面之后的几句话里,他的那点顾虑顷刻间烟消云散了,他感到过去的事情非但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情,反而使友情更深、更纯了。

吃过饭,两人不紧不慢地走在路上。叶红军笑着问道:“你猜,刚才那些人笑话我们什么?”

“老土。”宋一坤回答,又说,“你该事先来个电话。”

“那样不符合你的设计。”叶红军说,“你去机场接我,大知道后面有没有眼睛盯着你?还是谨慎一点好。你克扣了我的粮饷,我来向你讨还公道,你我是对立关系。”

宋一坤自嘲地笑了笑,长叹一声说:“现在的日子,难啦。如果我就此罢手,损失太大了,王海和孙刚放不过我。如果稍不留神被警方捉住尾巴,政府放不过我。如果我得罪了意大利人,罗马方面也不会放过我。眼下真的是四面楚歌了。”

“你认为值得吗?”叶红军问。

“值得,当然值得。”宋一坤回答,又问,“意大利人是怎么跟你谈的?”

叶红军说:“谈话是在晚上,地点是一家酒吧里。我一听到你要扣我一半酬金,眼睛都瞪直了,气急败坏地说,我找他姓来的。我认为表演得还可以,另外还打碎了酒吧一只杯子,赔了一点钱。”

回到家里,宋一坤去厨房烧开水准备沏茶,叶红军找了双拖鞋换上,舒服地坐在客厅的方桌旁。桌上放着几本政治经济学一类的书和一些稿纸,钢笔压在稿纸上面,摘纸上写了几段文字。

叶红军拿起稿纸看了起来,写的大概是随笔之类的内容——

中央又讲政治了,不是说过去不讲,而是现在这个问题更突出了,关系到政权了。中央讲政治,阿杰也得讲政治,不讲不行,不讲就没出路,因为她的读者在中国,生存基础在中国。讲政治,就得讲人生观,讲道德规范和人生价值,讲精神境界。政治,阿杰是讲不好的,因为她不在那个权力阶层,领略不到那个阶层的利益和感受,但是她可以讲人生观,讲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讲邪不压正的精神境界。所以这也是讲政治。

另一张纸上是这样写的——

道,规则也,规律也。又有正道,邪道。古人所讲的道,是正人君子之道。现在不同了,社会进人了法制时代,法律范围之内的空间统属于道的行为。

现在来看,此道也非“真道”也。在国家体制转轨时期,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会出现一些盲点,盲点就是空子,就是暴利。如今国有资产的总负债率为67%,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这就是说,国家体制对经济规律的几十年的欠账不是一课就能补齐的,还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利用“盲点”取财本质上是乘人之危,虽然符合法律范畴的道,但充其量也只是智者之道,距君子之道尚差一个境界。

施德于商,真道也。

叶红军心里暗想:宋一坤的性格有着很深的生活背景,他自小失去母爱,父亲是穷死的、累死的,他能上学在那种穷地方应该算个奇迹,他对生命的理解要比一般人更深刻。从他本质上讲,他追求一种境界、一种平淡、一种高洁而有创造性的生活。

然而,他同时也需要生存,需要承担责任,而且他父亲的期望也是他性格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这种多元化的性格注定了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一个没有快乐的人。即使他干成了事情、施展了才华,他也不会有成就感,因为他在利益与人格之间几乎不能找到平衡,历史的经验证明,这种人很少有好下场。

宋一坤烧开了水,提着壶进来沏茶,炫耀地说:“我有必要提醒你,这是三百元一斤的茶叶,我从没喝过这么好的茶叶。如果不是阿杰先斩后奏,我可舍不得买。”

叶红军打开皮箱,拿出一条“万宝路”香烟说:“我敢肯定你从没抽过最正宗的万宝路。这条烟是真正的美国本土生产的,所以我专门给你带来了。”

宋一坤立刻打开,抽出一支烟点上,抽了一口说:“也许是心理作用,感觉就是不一样,有劲。”

叶红军喝了一口茶也连声说:“好茶,真是好茶。”

叶红军已经很久没有享受到这种宽松、淡雅的心境了,他感到格外愉快,指着稿纸说:“阿杰有你在身后点化,肯定前途无量。”又指着另一页稿纸说:“你要立地成佛,意大利人肯定有意见。”

宋一坤说:“这次请你来,事关重大,该决定的事情都得决定下来,以后你我就得敬而远之了。同样针对意大利人,你我的策略不一样。我的策略是:欲离之,必先顺之。你的策略:欲近之,必先远之。最后的局面,还得是你叶红军支撑。”

“他们让你干什么?”叶红军问。

“事情倒是很简单。”宋一坤说,“他们要建一座酒店,土建工程和装修工程的招标工作开始后,他们要求我合理、合法、公开、公正地让两家他们指定的公司中标。”

“哪么,这两家公司一定有背景。”叶红军说,“直接向背景人物行贿触犯刑律,就用这种方式变通,再脏的钱也洗干净了,太高明了。两个这么大的工程仅仅用于行贿,那么他们从背景人物那里又会得到多么大的工程呢?可想而知。那些背景人物的权力之大、地位之高,同样可想而知。”

叶红军只是推断一下,都感到从骨子里渗进一股阴森森的冷气,太可怕,太触目惊心了。

“所以,本公司里没有一滴意大利血统,也没有一文意大利里拉。”宋一坤说,“这也正是我请你来的根本原因。”

“我想,这该是最高机密了。”叶红军说。

“对,最高机密。”宋一坤肯定道。

叶红军说:“这件事并不复杂,也不困难,而且他们一事肯定会给那两家指定公司提供制定标书的材料。既然谁都能做好,为什么一定要你去办?”

“控股方是中国人,董事长是中国人,清白。”宋一坤答道。

“长见识了。”叶红军说。他想了片刻,劝道,“工程嘛,总得有人干,让谁干都得把楼竖起来,结果都是一样。你不过是在纸上划两个圈而已,就不必太认真了。”

“既然立地成佛,这就是原则问题了。”宋一坤说,“再者,意大利人对我的期望决不仅限于在纸上划圈,现在国有资产季节性贬值,他们是让我在自己的国土上替他们跑马圈地。”叶红军不再劝了,他太了解这位朋友了。他凝视着宋一坤,心头涌过一阵震颤,涌起一种苍凉和悲壮。那种情感不是简单的难过,而是难过之中包含了敬意、惋惜和对一种生命历程的认可。他沉默了许久,低沉地说:“那样的话,你还能走多远呢?这个过程不会很长的,你知道规则。”

“我会给意大利人一个交代的。”宋一坤说着站起身,从书房里拿出几页亲手书写的材料说,“这是我与意大利人在北京谈话的记录,时间、地点、过程、内容都非常详细,这个你要保存好。同时,要保存好整个事件发展过程的全部资料。”

叶红军接过记录看了看,放进皮箱里。

宋一坤说:“你的任务,就是以开展商业活动为掩护,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关系,一旦明确调查对象,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查出既定中标法人的社会背景。我必须拿到这张牌,有了牌才有底气。”

叶红军明白了宋一坤的意图,他的“欲离之,必先顺之”的策略是要引出戏,引出故事,而后利用那些黑幕材料牵制意大利人。这是“两败俱伤”的战术,比的是谁的承受力更强一些。在这一点上,意大利人显然承受力差了许多,以他们的规模、形象、知名度,无论如何也经受不起这种丑闻的重创。于是,双方将形成一种制约的平衡。叶红军说:“你又要讲原则,又要搞一张牌把我们这些人都装进保险柜里,这确实是你的为人。依我看,这个保险柜里不会多你一个宋一坤。”

“那我还是人吗?”宋一坤说,“意大利人并没有对不起我,也没有对不起我们中间的任何人。”

叶红军不语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宋一坤说:“江薇由你指挥,利用她的渠道配合你调查,但要保持她文化公司的独立性,她在开展业务的同时,负责在你我之间联络。”

“没问题。”叶红军说,“在自己本土上搞情报,意大利人槁不过我们。”

“关于经费,”宋一坤说,“让阿杰通知孙刚,拿到贷款后马上给阿杰的公司汇出四十二万美元,然后让阿杰转给你的公司二十五万,其中包括你要支付给‘执行人’的五十万元人民币,合六万美元。余下十九万美元,应该够你折腾了。”

“足够了。”叶红军说。

宋一坤提醒道:“让你的那个‘执行人’拿到钱以后躲起来,一旦意大利人发现了他的行踪,他们为了我的安全也会把这个人除掉。”

叶红军说:“我能活着,肯定是因为你我的交情。”

“不谈这个。”宋一坤摆摆手,问,“方子云生前托你们给专利凋味球找买电或投资商,这事有进展没有?”

叶红军答道:“有人愿意投资,条件是必须与国内的某个企业合资经营,这样风险小一些。”

宋一坤说:“让江薇回国的时候把调味球的全部资料都带回来,让王海的人去找国内的企业联系。”

叶红军点点头说:“我这次回来,除了去三河看看子云的父母之外,其它的事情全听你安排。”

“没什么事了。”宋一坤说,“你回到罗马以后就不要再轻易走动了,走动多了会让意大利人起疑心,该干的事情让下边的干去。另外你经常留意一下华人刊物,看看有没有杨小宁的消息,有了,找机会告诉我。”

叶红军没想到宋一坤对杨小宁这类人也会考虑进去。他怔了一下,敏感地问:“你要求他们关照这个人了?”

宋一坤回答:“既然要统筹解决,当然要包括每一个方面。再者,要人会嘛,多一条杀头的罪权当交会费了。你不给人家辫子抓,谁敢相信你?”

“这样也好。”叶红军说,“这种人,留着干什么?”

宋一坤淡然地一笑说:“现在,我是新娘子,就等江州的花轿来抬了,只是我头上顶着红盖头,意大利人不知道我是丑媳妇。”

叶红军此刻心情既沉重又压抑,根本笑不出来,问:“什么时候去江州?”

“那要看他们准备得怎么样了。”宋一坤说,“好歹是个新媳妇,总得配几件招摇过市的行头。”

叶红军点点头道:“我能想象出那种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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