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1/2）

正如方子云所料，这回他出大名了。

正如侦查员所料，受害的农民出大乱子了。

而方子云在经历了三查五审终于获准离开安河市时，却又节外生枝，跑到安河电视台软磨硬泡，非要复制一套报道云阳公司骗局的录像资料。这个举动当然引起了专案组的关注，要求方子云做出解释。

方子云说：“我的名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频频出现在各类报刊上，对这种丑闻性的出名我无话可说，自己无能嘛。这个教训或许一生都会影响我，而教训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我几乎收集了《安河日报》全部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更希望保存一份录像资料。这些资料对我来说，无论从文学创作还是将来写个人回忆录，都有重要保存价值。”

方子云并不在意专案组会怎么想，苦苦在电视台恳求了两天，直到复制了录像资料。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方子云回到玉南。想当初，他是和刘东阳一起坐着卡车开赴安河的，车上装满了设备、原料、样品。而今回到玉南的时候，一切都没有了，空空的提箱里只有十几张报纸和一盘录像带，这就是他的全部收获。

回到玉南，他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活费的来源。幸而，报社的几位同事和当地的一些诗友来看他，这个给一百，那个留五十，缓解了燃眉之急。接着，方子云委托朋友将宋一坤那台价值一万多元的音响以八千元的低价卖掉了，买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余下的钱足够他生活一段。

从此，他闭门不出，整天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这时候，他已不再属于某个角色，而完全回归了他自己。现在，他可以从容地在脑子里沉淀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冷静地反思自己，去提炼一种原本就属于他而又被他一直忽略的东西，现在他开始意识到了这种东西的可贵，那是一个生命的支点，是最本质，最原始的东西。

窗外的世界已经是万物复苏的初春时节，而他的心态却是暮色残秋。

有关云阳公司骗局的报道，除了报道事件本身的情况之外，对于骗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受害农民当中引起的恶性连锁反应，也进行了追踪报道。其中有三个案情较为典型。

一、邻省交界山区一所民办小学的校长因集资的六万元被骗，无法向学生及学生家长交待，半夜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上吊自杀了，而这位校长原本是想用挣来的两万元钱改善教学条件的。电视画面从校长的工作笔记移向尸体，移向小树上的那个绳套，画面上的师生、家长们欲哭无泪，欲诉无声。

二、某村一位农民四处借了十二万元，被骗之后因无力还债整天躲在外面不敢回家，债主们一怒之下将这个农民六岁的儿子绑架了，当意识到绑架是犯法的时候，为掩盖罪行和报复，竟残忍地将小男孩掐死，埋掉。公安机关接到孩子失踪的报案后，只用四天就破获了此案，三名杀人犯落网。电视画面里无论是负债人的家属还是债权人的家属，除了痛哭还是痛哭。

三、一位县城的青年借了五万元债款，讨债者纠集多人去青年家中抢家俱抵债，双方发生殴斗，大打出手，借债人头部被铁器连击数下，当场血流如注昏迷过去，经抢救无效死在县医院里，凶手及参与殴斗的人均被拘审。电视画面里，青年的家中被砸得一塌糊涂，遍地都是碎片杂物和血迹，女主人和孩子悲痛欲绝，场面惨不忍睹。

在报道结束时，一位女记者沉痛而悲愤地对电视观众说：

“云阳公司诈骗案之后果是严重的，受害者全部都是并不富裕或者十分贫困的农民，这些迫切渴望富起来的农民大多文化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这就引发了一种恶性的连锁反应。受骗的农民总共有八十三人，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惨剧是否还会发生，我们呼吁云阳公司骗案的所有受害者要保持冷静，切实加强法律意识让悲剧不再发生。”

这些资料，方子云看了一遍又一遍，每次观看都全神贯注，每次都有更强烈、更沉重的感受。他守着电视机，就像守着自己的工作，那情形不由地使人联想起电影《德黑兰43年》的镜头，那位守了半辈子放映机的杀手，那位白发暮年的老人。

方子云不愿照镜子，他害怕看到自己这张脸，却又不得不久久凝视这张脸，每次凝视这张脸的时候，他都在心里极度鄙夷地说：“你撒谎了，你撒谎了。”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浸于思考，过去思考是为了做诗，现在思考是为了做人。他要思考的问题太多了，道德、良心。生命、罪恶、痛苦、死亡……

他至少有三个没想到：没想到事情闹得这样大，后果这样严重；没想到自己的狼性这么微弱，不堪一击；没想到失去心理平衡会这么痛苦，这么让人无法承受，这么渴望寻求解脱。

宋一坤的那句话又一次在他耳边想起：“子云这个人哪，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

现在，他不再是贫困潦倒的诗人，价值几十万元的专利还在他手里，不久他将得到五十万元的资金，当然，是以合法的名义被清洗过的。如果他愿意，不久的将来他就能步入百万富翁的行列，出入上流社会，过上等人的生活。

然而，他失去了什么呢？天理、良心。尽管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策划和运作，但他觉得自己更卑鄙、更虚伪，他是被朋友装进保险柜里，以受害者的身份去拿那些沾满血腥和罪恶的钞票，真所谓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他觉得自己的人格还不如一个赤裸裸的妓女。

今后还要发生什么事呢？仍然是绝望、自杀、逼债、殴斗，不知还有多少家庭要蒙受不幸，只要不把钱追回来，悲剧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每一幕悲剧都是一笔无法偿还的天理良心债。

他知道，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去写诗了，一个连自己都鄙视自己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写诗呢？不能让人格的肮脏污了诗的圣洁。

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想到了“坦然”这两个字，第一次感到了“坦然”的存在和珍贵。对于这两个字，他有着比任何人都刻骨铭心的理解——

人的自私和贪婪往往使人原谅自己的不规范行为，所以就增加了坦然的容量，它通常包容许多缺点错误而仍然能够保持平衡，于是，人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

人固然有狼性的一面，但狼性的挥发一旦超越坦然所能包容的极限，人便失去了心安理得的心理平衡，生命自身对坦然的需求就会压倒一切物质财富所带来的快感，活着本身便不再具有生命意义。

坦然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财富，只有失去它的人才能刻骨铭心地理解它的价值。而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或自杀，或一生的阴暗、惶恐。

作为人，你可以不必高尚，因为高尚毕竞是社会道德的要求。但你不能没有坦然，因为坦然是你生命自身的需要。所以，即使你的高智商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你的行为也要为坦然留点余地，因为下一个对手就是你自己，你人性需要的本能。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生存，或死亡。生存意味着忍受，死亡意味着解脱，他必须在这两者之中作出抉择。

经过几天冷静、痛苦的思考，他决定了，并且为自己的选择规定了三个原则：

一、不可以出卖朋友，没有人对不起你。

二、为受害者作一次有益的努力。

三、策划周密、合理，不能相信自己真的自由了，身后肯定还有警方的眼睛在移动。

他明白，自己不具备宋一坤那样的城府与谋略，所以他策划自己行动的时候格外谨慎，对每个细节都反复推理、论证，直到确认安全了为止。当他把整个计划构思完整之后，他开始行动。

这天晚上，他来到夏英杰的家，夏英杰的父母和哥嫂刚吃过晚饭，正在客厅里看电视，对于他的来访都感到有些意外。一家人对他很热情，这个让座，那个倒茶。

云阳公司事件早已是满城风雨，无人不知，所以也不用回避什么。方子云就他们关心的问题简要介绍了一下事件经过，一家人你一言我一语也安慰了他一番。

夏英杰的哥哥关切地问：“以后有什么打算？实在不行，还回报社工作吧。”

“我天生不是经商的材料，死心了。”方子云说，“工作的事不着急，我还有时间考虑。我想好了，我还是得在文学方面谋发展，写诗没人看，我可以写点别的，说不定也能像阿杰那样一鸣惊人呢。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事，想和阿杰联系一下，借点她的光。”

夏英杰的哥哥说：“你的事，阿杰肯定帮忙。”

提到夏英杰，夏母有些伤感，摇摇头说：“这丫头一走就是一年多，也不说回家看看，就连出国这么大的事也不和家里商量一下，小时候真没看出来她有这么大的主意。还有那个姓宋的，到现在我们还没见过他什么模样，他也不结婚，阿杰连个名份都没有，他把阿杰一个人放到国外自己却留在国内，到底是女婿呢还是别的什么人？”

夏父问道：“方编辑，你和宋一坤是老同学、老朋友，你说说，宋一坤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宋一坤嘛，”方子云斟酌着词汇说，“他是那种看上去非常平淡，与普通人又有一定距离的人，知识面广，头脑冷静，从不盲目去做一件事。据我所知，宋一坤是被阿杰胁迫到海南的，她很机智地利用了宋一坤的责任感，这说明，阿杰也不是个简单的人，所以她的事业发展这么快。有一点你们可以放心，宋一坤绝对会对阿杰负责，我了解他。”

夏母点点头：“这样就好。”

方子云问：“阿杰最近有电话来吗？”

“没有。”夏母说，“春节来过一次电话，以后就没来过。没什么大事，我不让她打电话，国际长途的收费这么高，打一次电话一个月的工资没了，打不起。”

方子云说：“我今天来是想抄一下阿杰的电话号码，有点写作方面的事想请她帮忙。”夏母立刻说：“那就在这儿打吧。很方便。我刚才的话你别介意，我是说没事不要在电话里闲聊，有事当然得打。真的，我不是客套，我现在就去给你拨通，你自己来讲。”

夏母起身要去拨电话。看得出，她很为刚才那句话后悔，因为这个巧合太不是时候了，她确实没有怠慢方子云的意思。

其实方子云根本没有往心里去，他了解夏英杰一家。他笑着阻止了夏母，说：“看您说到哪儿去了，我能不了解您吗？我不是现在打电话，有些思路我还没考虑成熟，您只要把电话号码给我就行了，什么时候打电话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呢。”

方子云再三解释后，拿上号码离开夏家。

晚上入睡之前，方子云将自己在夏英杰家中的言行回忆了一遍，没有发现错误。他又将明天打电话的内容温习了一遍，确保经得起窃听、调查。

第二天，他去电信大楼给夏英杰打国际长途，一拨就通了，接电话的正是夏英杰。

方子云报上自己的名字后，笑着说：“没想到是我吧？”

夏英杰确实没想到，她非常高兴：“是方大人，听到你的声音大意外了，你怎么样？我知道你没有重要事情是不会在国际长途扔电话费的，快说吧。”

“还是老同事体谅穷秀才。”方子云说，“我现在还是老样子，混日子呗。我想了解一下你在写作方面的情况，看能不能借点你的名气，沾点你的光。”

“对你方大人我只有道命的份儿。”夏英杰简练地说，“我正在写的这个长篇计划五月份完稿，然后打算写一本纪实小说。但是现在定不下来，那位台湾老华侨一直不肯接受采访，素材整不出来。”

方子云说：“我手里有些材料，有没有写作价值得你看了以后再定。我有些个人发展的想法，在电话里说不清，也说不起。我打算把材料给你寄过去，把我的意向详细写在信里，你看过之后我们再联系。”

“不用邮寄。”夏英杰说，“我的朋友江薇有事回国，我托她给家里捎了点东西，给你捎了两瓶好酒和几本海外出版的诗集，另外叶大哥也给你带了点东西。江薇已经到北京了，估计这两天要去王南，到时候你把材料和信交给她就行了，比邮寄还方便。”

“那太好了。”方子云道，“又省了一笔邮费。”

“顺便也托你办件事。”夏英杰说，“我想最好能通过录像亲眼看到家人，亲眼看着他们对我说话。你在电视台熟人多，麻烦你找人给录一下。谁让你自己送上门呢？正好抓个官差。”

放下电话，方子云心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天意，这肯定是天意。

罗马有人来，将意味着信息传递的时间短，夏英杰将提前接触到那些材料并且作出反应。那些受害的农民以及他们的亲人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痛苦，不可预料的悲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现在不要说争取几天的时间了，就是争取一分钟也是可贵的。

方子云相信夏英杰的智商足以破译他的密码，并期待她作出符合她品行和胆识的反应。他知道，现在能够左右宋一坤的人，只有夏英杰了。

与夏英杰通过电话之后，方子云马上去找电视台的朋友，着手录像工作。他并不遮掩，就是要做得明明白白，他给别人的印象是：脸上有笑容了，正在摆脱失败给他带来的尴尬与苦恼。

就在这一天，有两个外地诗人专程来玉南看望方子云，一位来自北京，一位来自上海，两个人是事先约定好的，在江州会合结伴而来。方子云十分感动，热情接待了他们。晚上，他们三人举怀豪饮，彻夜长谈，真有点古代侠客的味道。

第二天，方子云通过私人关系搞了一辆吉普车，约两位远道而来的诗友去野外打猎，同时到油区转一转，让他们见识一下钻井与采油的景观。

吉普车停在楼下，方子云在客厅里擦枪，司机和两位诗人做其他准备工作。这支小口径步枪一直托别人保管，很长时间没擦了，方子云擦得非常仔细，这是他的心爱之物。

其实，即便没有朋友来访，即便不去野外打猎，方子云也是要擦枪的。

就在他们准备动身的时候，忽然有人敲门。方子云急忙把枪藏起来，示意司机开门。门开后，司机见是一位衣着素雅、气质高贵的女士，右手提着一只皮箱，左手持一张写着地址的字条。

司机问：“小姐，你找谁？”

“请问，方子云是在这儿住吗？”

“对。你是谁？”

“我叫江薇，从北京来，有人托我给他捎点东西。他在家吗？”

“在家，在家。”方子云听到江薇来了，急忙跑过去接待，热情地说，“快请进，快请进。”

江薇放下箱子问：“看样子你们正准备出去？”

“不忙。”方子云请客人坐下，问，“什么时候到玉南的？安排住处了吗？有没有要我帮忙的事？”

“昨天下午到的，住阿杰家里。”江薇说，“我这次来主要是策划阿杰的小说出版的事，带了两份稿子，一是请书商和编辑审稿，二是想请专家写个序。顺便还要处理一些零散的稿件，都是足球和华侨文学方面的。以阿杰的书为主，这次准备同时推出三本书。”

“没去看看一坤吗？”方子云问。

“怎么敢呢？”江薇笑着说，“我先去看的坤哥，然后才开始办事。坤哥一门心思做学问，精神挺好的，他向你问好，还让我给你捎来两千元钱。”

方子云见其他人被冷落了，便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司机，我的朋友。这位是诗友，和你一样从北京来的。这位是上海的诗人。怎么介绍你呢？”

江薇拿出名片。方子云细看：意大利罗马欧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薇。

“不得了。”方子云将名片递给诗友。“你们看清楚了，这可是一位重要人物，有江小姐帮忙，你们的名字可以响到海外去，得趁这个机会拉关系。”

江蔽打开皮箱，边往外拿东西边解释道：“这个信封，是坤哥给你的两千元。这个高级照像机是叶大哥送给你搞摄影用的。这两瓶酒、两条烟和这几本海外作者的诗集，都是阿杰给你的。那种烟酒是意大利i7流社会的侈奢品，阿杰让我特意说明一下，不要当成‘二锅头’送人了。”

方子云很高兴：“看，我的面子不小嘛。”

江薇说：“昨天我给阿杰打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到油田了，她说方先生有东西要让我捎回去。”

“早就准备好了，打了一个纸包。”方子云说。

江薇说：“那我现在就带走吧，看样子你们是打算出去的，我就不打扰了。”

“那怎么行？怎么也得一起吃顿饭再走。”方子云诚恳地说，“我这两位朋友也是远道而来，我打算带他们去黄河滩打猎，车都联系好了，就在楼下停着。我看大家一起去吧，你也正好放松一下，凭我和一坤的关系，这点面子你得给吧？再说大家都是文化人，可以促进交流。”

江薇说：“中午阿杰一家人还等我吃饭呢。”

“没关系，这个由我去说，我给他们打个电话。”方子云自信地说。

江薇只能服从了，说：“我长这么大还真没打过枪呢，也没见过黄河滩。但我还是担心阿杰父母不高兴。”

“有我，你放心。”方子云说，“我那点事想必你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心情一直不好，也确实需要到野外散散心。”

“我能理解。”江薇点点头。

于是，江蔽便跟着方子云他们乘车打猎去了。路上，方子云在公用电话处通知了夏英杰的母亲，并且再三解释，求得老人的谅解。

吉普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黄河滩。

江薇极目望去，广阔的黄河滩遍地都是野草，根连着根，叶盘着叶，远处有一丛一丛的柳林，一根根柳条似乎是直接从地里伸出来的，细细的枝条随风摆动，看似柔弱，却另有一种坚韧的美和高贵的韵致。

这里根本没有路，只有一些人和车走过的印子。江薇生长在大都内，看惯了高楼林立的繁华景象，乍一到这广阔的黄河滩上，顿时觉得心胸宽广，天地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全都没有了距离。她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天苍苍，野茫茫”的诗句。

女士优先，她端起步枪朝着远方紧张而兴奋地放了一枪，真痛快。

大都会饭店地理位置极佳，有花园和停车场，饭店装潢之豪华，不仅在罗马，在整个意大利的中餐馆里也是第一流的。

《沉默的人》摄制组根据剧情需要，部分演职员来罗马拍戏，大都会饭店的老板以店主和侨领的双重身份宴请远道而来的同胞。夏英杰作为原著的作者，被特别邀请出席宴会。经过春节期间的各种联谊活动，夏英杰与侨领们不再陌生了。而能在远离祖国的罗马与拍摄自己作品的演职员见面，更有一种亲切感。

宴会气氛十分热烈，大家欢声笑语，畅所欲言。导演简要介绍了一些要在罗马拍摄的剧情，几位侨领向客人介绍了罗马的风土人情和华侨在罗马的生活情况。导演和演员还就剧情与剧中人物征求了夏英杰的意见。

夏英杰来到罗马虽然还不到三个月，但由于国内的背景以及春节以来她所参与的重要侨务活动，使她在罗马的华人社会里已经成为知名人士了。

席间，一位服务小姐走到夏英杰身旁，彬彬有礼地说：“夏小姐，有您的电话。”

夏英杰站起来，跟随服务小姐来到电话间。电话间是一间布置得很雅致的小厅，有沙发供客人坐，她从茶几上拿起电话问：

“我是夏英杰，请问您是哪位？”

“是我，叶红军。”

夏英杰说：“据我所知你接到请柬了，为什么没来呢？”

“你把我估计过高了。”叶红军说，“那种规格的宴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出席的。邀请你是东道主和客人的双重需要。邀请我是礼节性的，纯粹是出于照顾你的面子，我要当真去了那就成笑话了。”

夏英杰说：“叶大哥，你太精明了。”

“我要精明，就不是这个地位了。”叶红军在电话里笑了笑，问：“我想知道宴会结束后你还有什么安排？”

夏英杰看了看手表，十二点五十分了，于是说：“宴会很快就结束，三小时后我去机场接江薇，在这之前我还得回去再写一点。”

叶红军说：“如果没有其他活动，请你回家时路过我公司一下，我有些东西要交给你，有关林萍的消息。”

“太好了，我一会儿就过去。”夏英杰说。

接到这个电话后，夏英杰再也没心思在饭店呆下去了。几个月来，她一直为林萍的下落担心，因为她始终无法驱散心中那团不祥的阴云。宴会结束后，夏英杰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然后驾车离去。

华商信息咨询公司地处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公司的门口停着几辆轿车，不时有客人出入。公司的旁边是一家花店，五彩缤纷，花香四溢。

夏英杰每次来这里都能感到一种现代化的办公气息，这里除了电脑、电话、传真机之外，占地最多的就是保险柜和资料柜，再有就是货架上摆着许多产品的样品。这里的工作人员每人一台电脑，都在埋头工作，信息是这里的命脉。夏英杰径直走进套间叶红军的办公室。

“请坐。”叶红军说，“有关林萍的资料是邮寄来的，我刚收到，如果不是你顺路的话我就给你送去了。”

夏英杰接过沉甸甸的邮包看了一眼说：“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看来挺复杂的。”

“不要拿出来。”叶红军制止了夏英杰伸手取东西的动作，说，“邮包里有两本录像带和一本杂志，其余就是文字资料，你一个人看去。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林萍在曼彻斯特做妓女。”

“不会吧。”夏英杰虚弱而苍白地否定道。而在她心里，却已经接受这个结论了。

“我也希望不会，所以让你鉴定。”叶红军说，“这份材料真实、详细，并且包括了其他你感兴趣的问题。”

夏英杰说：“我在玉南工作时与林萍住一间宿舍，我能认出来。”

叶红军说：“对不起，我给你报了一个坏消息，让你不高兴了。如果你需要我做什么就随时打电话。”

“好吧。”夏英杰怀着沉重的心情拿上邮包出去了。

她坐进车里，手刚摸住车钥匙，叶红军从办公室里追出来，说：“你刚学会开车，一个人去机场我不放心。四点钟你在家等着，我开车送你去机场。”“不用。”夏英杰说，“我开慢点就行了。”

回到住所之后，夏英杰立即打开邮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本黄色画报的封面。一位迷人的东方女郎做着一个极性感、极下流的动作。这张漂亮的面孔夏英杰太熟悉了，但她仍然不愿相信，将画报推到一边，取一本录像带放进机子里，打开电视。这本带子的中文译名是《床上的东方少女》。

屏幕上出现了两个欧洲男子和一个亚洲女子，做着不堪入目的动作，女子夸张地呻吟、叫喊，脸上呈现出一副如痴如醉。欲死欲活的表情。

夏英杰几乎已经肯定了屏幕上的女子，但眼睛仍然紧盯着裸体女子的左肩部，她终于看到了她最不愿看到的证据——女子左肩后面那颗绿豆大的黑德。是林萍，确定无疑了。她痛苦地低下了头，无力地用遥控器关掉电视，就那样静静地靠在沙发上。她心里难受，脑子里全是宋一坤和叶红军说过的那些话——

“尤其是女人，靠别人那种礼节性的尊重，半文不值，摆出多少潇洒也是花架子。”

“这类傻大姐运气好的不多，似乎她们是生物链的一部分，正好迎合食肉动物的需要。”

夏英杰等心情平静一些了，从邮包里取出一个信封，内装林萍和杨小宁两个人的背景材料，文字是用电脑打印的。有关林萍的记录是：

林萍于一九九三年一月在北京与杨小宁相识，杨小宁以帮助出国和到法国后结婚为诱饵，并用假签证等手段骗取了林萍的信任。

同年六月，林萍携带十万元人民币和大量物品乘飞机抵达昆明，根据杨小宁的要求他们以兄妹相称，因为还有两个少女也将随杨出国。

出国路线并非坐飞机直达法国，而是乘火车开进中缅边境的景洪县，并于当晚通过中缅边境线，经过一夜行驶到达金三角地区一个名叫“色拉”的小村庄，村民都是缅甸土族人，近似原始社会。这个地区驻扎着一个师的武装部队，是大毒枭坤沙的下属，师部就设在色拉。

三名少女发现受骗后为时已晚，被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大房子里，由军人看守。房子里还有十几个人，都是被蛇头骗过钱又卖掉的中国人，男女混居一室，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免遭强暴。军方的规矩是，每人须交纳五万元人民币的赎金方可离开。

杨小宁对三名少女骗完了又卖，将三十六万元人民币兑换成美金，途经曼谷回到巴黎。林萍无钱付赎金，但长得漂亮，被军方以一万美元卖到曼谷的妓院，接了一个多月的客之后，再次被转卖，于九月份被蛇头从曼谷偷渡到莫斯科，最终到英国曼彻斯特，完全被黑社会所控制，以卖淫为生，住维兰特街（译名）十六号。

真是天下奇闻，世上居然真有自己花钱把自己给卖了的荒唐事。夏英杰说不出是气还是恨，心里窝着一股火。她倒了一杯凉水喝下去，拿起另一份背景材料。有关杨小宁的记录是：

杨小宁，三十二岁，出生于香港，十六岁到法国，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华人，均已故。杨小宁一九九二年离婚，其子由前妻带回香港抚养。杨现住巴黎七区，经营一家美容院，交际很广，社会关系复杂。他从一九九0年开始兼做蛇头，参与组织非法偷渡、骗卖少女。他经常活动于中国、香港。缅甸、泰国等地。经他偷渡的有五十多人，被他骗卖的少女有二十多人。

自从法国警方与中国警方联合治黑之后，杨小宁已停止活动。受害者流散各国，尚无人对杨小宁进行报复。

邮寄材料的人显然是按照叶红军预先设定的题目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的，这些题目的设定充分考虑到了夏英杰可能关注的问题，于是就有了证明林萍身份的绝对证据，就有了杨小宁的过去和近况以及具体的住址，甚至连是否有报复的可能性也做了估计。而夏英杰起初并没有要求对杨小宁进行调查，更不会想到要报复什么人。

现在她不能不承认，假如她只看到了林萍的材料，她一定会不由自主地问：杨小宁到底是什么人？他现在躲在什么地方？应该怎样向他讨个说法，讨个公道？

而所有这些，叶红军都估计到了。

叶红军办事的干净利落和周密严谨，他把握事物的尺度和推断别人心理的准确，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与宋一坤相比，他缺少一点大思路、大胆识、缺少一点英雄人物的手笔。夏英杰心想：叶红军天生一副军师的头脑，宋一坤天生一副统帅的气度，如果这两个人绑到一起，一定能干出一番可图可点的大事。

那么，怎样帮助林萍呢？夏英杰为难了。

林萍落到这种地步不是偶然的，除了社会因素之外，她自身应负主要责任。她虚荣、浅薄、高傲，看什么都简单，总有一种盲目的性别优越感，既有惰性又有幻想，以为性感和美丽能征服一切。但她并不是坏女人，并不是自甘堕落，她从不会去伤害别人，也渴望得到别人的重视。确切地说，她只是一个美丽的傻女人。

帮助林萍，是必须要花钱的。无论是叶红军启动他的社交网络还是与当地的黑社会交涉，核心还是一个“钱”字。而通过什么方式帮助她？预计达到怎样的结果？运作过程需要花费多少钱？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未知数。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宋一坤和叶红军对林萍这类女人一向没有好感，而他们恰恰是能够帮助林萍的关键人物。动用这种专项资金需要征得宋一坤的同意，在叶红军对林萍深为反感的情况下，也只有宋一坤能够调动他。毕竟，林萍是这个圈子之外的人。

夏英杰想：这件事应该和江薇商量一下，或许能从其他方面找到办法，至少先解决一个钱的问题。

她心清十分沉重，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在玉南油田与林萍相处的那些情景。现在，她一点也没有写作的情绪，平静的心情全被破坏了。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将录像带、画报和两份文字资料收进写字桌的抽屉里，然后坐下来茫然地看着桌上的日历，那一页是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她看了一会儿，不知道想干什么，下意识地拿起笔在日历的留言处写了这样一行字：

今天，真是一个灰暗的日子。

这时她还不知道，如果要形容她今天的心境，用“灰”字，分量是远远不够的。

下午四点，夏英杰开车去机场接江薇。她心事重重，又是刚学会开车，所以一路特别小心。

机场的候机大厅宽敞明亮，一张张皮椅子，一排排大沙发，到处坐满了迎送往来的旅客，各种肤色的人都有。夏英杰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下，等着。

她一向认为自己是头脑清醒、思路清晰的人，但是自从《沉默的人》一书出版，尤其是到了意大利之后，她开始觉得脑力不够用了，许多问题既合乎逻辑又像被蒙上了一层雾，让人摸不着、说不出、看不透。

大厅的广播和电脑显示屏都在播送从北京至罗马班机降落的消息，夏英杰看到了，也听到了，她又坐了几分钟，估计旅客要出海关了，这才到出口。

江薇左手拖着一只带轮子的大皮箱，右手提着一只精美的文件箱，满面春风地走了出来。夏英杰远远地看着她，感到江薇更成熟、更自信了，这或许是因为她的生意开始有起色，或许是因为她进了这个她认为可靠的圈子，更有安全感了。

夏英杰微笑着迎上去，帮江薇拎着一只文件箱，什么也没说便出了大厅，朝停车场走去。

汽车由江薇驾驶，她开动车子后对身边的夏英杰说：“在北京机场出关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海关人员把我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不知道为什么。”

“海关嘛，这种事常有的。”夏英杰没有在意，眼睛望着前方说，“希望你带来的都是好消息，如果有坏消息，那就留着以后再说。”

“怎么，这边出事啦？”江薇敏感地问。

“不是我们。”夏英杰说，“还是先听你谈吧。”

江薇说：“我先去见了坤哥，他比过去瘦了点，精神挺好的，他让你安心写作，多参与华侨社团的活动，广泛接触社会，多收集资料。他说，两地分居是暂时的，但接触一下西方文化是绝对有必要的。”

“还是那一套。”夏英杰对宋一坤很不满意。

江薇接着说：“苏卫国接到三本书的稿子后非常高兴，特别是当真得到了你的书稿。他的意思，以三十万元人民币把你的书稿买断，由他负责运作。另外他有个建议，由欧亚文化公司、万路达文化公司和某个电视剧制作中心三家共同出资，以万路达文化公司为首，将《遥远的救世主》拍成电视连续剧，他对这部可能有争议的作品很有信心。对于你个人，三十万元以外的收人，你从欧亚文化公司的分成中得到。当然，这只是他的设想，最终还要由你来拍板。”

夏英杰说：“公司的事务我不介人，只要一坤不反对，你就放手去干就是了。”

江薇又说：“另一份稿子交给王文奇了，他完全信任你的写作实力，他说，如果作品没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他可以为书稿写一个序，五千字以内的。”

夏英杰问：“我家里好吗？方子云最近怎么样？”

江薇答道：“我在你家住了两夜，都挺好的，录像带上都有，你看过就知道了。方子云遇到了点麻烦，前一段经商被人骗了，满城风雨的，他给你带了一大包东西，全在大箱子里。有一封信在文件箱里，你先看看吧。另外，我在北京去找了马志国，把礼物交给他了，他很高兴。”

夏英杰听到方子云被人骗了，而且满城风雨，便伸手从后座上拿过文件箱，取出一封信。

江薇说：“不是我要告诉你坏消息，是你主动问我的，这可不能怪我。”

信封没有封口，夏英杰抽出信细细地看——

夏英杰女士：

我以这种称谓示意此信的郑重。

信中所托之事均没有与一坤提及，作为一个男人，我不想让人产生这样的误解：方子云是依仗宋一坤的权威迫使夏英杰帮忙。所以直接与你商议。

你是文人，诗的境遇惨到何种程度想必不用我来描绘。至于我在安河市所受到的挫折，你可以通过报纸和录像资料了解事件的全部过程。鉴于我的处境日益艰难而又极力想扬名于世，我想通过我的最后努力加上你所能给我提供的帮助，圆我一个名人梦。

我想请你帮我三个忙。

一、我借一坤的十五万元已无力偿还，同时又认为“方氏调味球”的专利价值不止于十五万元。有关资料完整送上，我是一日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对商人不敢再相信。请你利用在罗马的便利条件，在华侨中间看能否找到开发这个产品的投资商，将专利卖掉，开价最低不能少于十七万元人民币，至少能让我还掉惜款的本息，售价高了更好，为我出版诗集挣出来一笔经费。当然如果实在卖不出去，一坤就认倒霉吧。

二、诗稿全部交给你，因为即使我给一坤，最后实施时还要由你运作，一坤并不具备与出版界合作的关系。假如卖掉专利的收入除还付借款本息后仍有富余，请用这笔钱出版诗集，通过你信任的专业人员策划，保证诗集的精美与高雅。或者，借助你与书商的合作关系和发行渠道，由书商策划，在有可能保本的情况下出版诗集。总之，是想利用你的影响、你的面子、你的关系争取诗集出版。

三、这是最重要的一项。如果你的写作计划允许的话，我想请你写一本关于我的纪实小说，通过我的故事反映出一代诗人的落破与无奈，探索出这个时代的人们所忽略、所缺少的那种质朴而高贵的东西。你可以参考诗稿及给你带去的我的随笔、评论、散文等，从中发现一个诗人的生命历程，感受商品大潮对诗歌的影响。你可以任意引用诗句和文章段落。

当然，我自己也可以写，也可以请别人写。但你是名人，是有力度的作家，如果你来写我，那情形就不一样了，我肯定会借助你的名气，沾你的光，广大读者在关注你的同时，无形中我也跟着出名了。

你看，这个时代的诗人有多么可怜。

也许你认为，我这个人没什么可值得写的。那要看你的感觉了，总之不要因为我是一坤的朋友而迁就你的写作原则，那样就污辱了我。而我，会努力去做一些事情，为你的作品的可读性提供传奇素材。

拜托。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方子云

方子云已经与别人合作生产调味球了，这么重要的情况怎么事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方子云为什么事先不与宋一坤商量一下？

这是夏英杰的第一个反应。

但她马上对这种想法产生了怀疑，以她与方子云共事三年的了解，这封信不像是方子云的口吻，这个人可以“请”人办事，但决不会“求”人办事，而这封信字里行间无不包含着一个“求”宇。同时，这封信的语气又有卖弄老资格之嫌，有点缺乏自知之明的成分。

这不是方子云的性格，不是他这种诗人的性格。只有特别了解他的人才能唤出，这封信隐隐约约有遗书的味道。一定出什么事了，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i？她不知道，但凭直觉她能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除了宋一坤和叶红军，没有人能比她更了解方子云。她为林萍的事而波动的情绪还没有恢复过来，现在又被这封信再次绷紧了神经，心跳骤然加快。

江薇注意到了夏英杰的神情有些异样，关切地问：“怎么，有事吗？”

夏英杰在没有把事情搞清楚之前，不能贸然评论什么，更不能下结论，于是说：“我想，最近我会给你添不少麻烦。今天下午我得到了林萍的消息，还记得这个人吗？她在英国，处境很不好，这事我不能坐视不理，但怎么帮她得和你商量，得有人办这事，得用点钱。接着就是方子云的事，他有四本诗集想出版，得由你出面策划。他有个专利产品项目想找个可靠的投资商，也得由你去联络。方子云的背景不用我说你也明白，我们可得罪不得。”

江薇笑着说：“给方子云帮忙就是拍了坤哥的马屁，这种机会当然得抓住，事半功倍嘛。”

夏英杰即使心事重重也被逗得笑了笑，她望着车窗外面的洋人、洋房、洋车、洋景，问江薇：“你说，我们来到国外干什么呢？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这里图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