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你死我活（1/2）

在施伦斯，哈德莉空等着海明威的来信：纽约一行中，他一次也没有联系过她。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常常远足，或者练习钢琴，却越来越孤独、焦虑。海明威已经离开将近一个月了。 [1]

“罗斯福号”的一行人抵达巴黎后，海明威并不急着和家人团聚。他在巴黎耽搁了一些日子，与多萝西·帕克、罗伯特·本奇利及菲茨杰拉德夫妇一起吃饭喝酒。

迟迟不回家还有另一个原因，海明威和宝琳·菲佛的私情木已成舟，当时她甚至提出要陪他去纽约。他独自启程后，她便在巴黎耐心守候，张开双臂准备迎接他的归来。虽然海明威最后会感到懊悔，但此时他们的私情带给他的是“不可思议、按捺不住的幸福”，这既可怕，又“无法抹杀”。宝琳现在已经拿下了他“一半”。宝琳仍然是哈德莉的朋友，定期往施伦斯寄信给她——这样就能轻易地在海明威一家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海明威后来写到。 [2]

过了几天，海明威强迫自己回到施伦斯。哈德莉在火车站接他，她的脸被冬天的阳光晒成了金黄色，红发闪闪发光。敦实的小邦比站在她身边，一头金发，样子有点儿像日耳曼人。海明威看见他们等在那里，“觉得自己宁可死”也不能背叛他们，但他对自己偷情的事只字不提。 [3] 一旦回到巴黎，海明威就会继续偷偷和宝琳幽会。但这会儿，在陶博旅店，他又回归了日常的家庭生活。不久，约翰·多斯·帕索斯和墨菲夫妇也来了。每个人都打算庆祝一番。海明威能把《太阳照常升起》卖给斯克里布纳，尤其让杰拉德·墨菲惊叹不已。

“给他的报酬确实优厚。”墨菲来施伦斯之前曾在信中对哈德莉说，“我的天啊，这个功利的世界！” [4]

奥地利的时光，就是接连不断的熊熊篝火、轻软的床，还有翻山越岭的滑雪远足。到处都是不要钱的樱桃白兰地。“我们滑雪，每到一个地方，老乡就给我们拿来樱桃酒擦身取暖，”多斯·帕索斯回忆道，“同时我们笑得太厉害，几乎吃不下饭。” [5]

在施伦斯，海明威也会安坐下来修改《太阳照常升起》。他在信中许诺柏金斯，小说能赶在秋季出版。他还有5个章节需要修改，但是柏金斯5月份应该就可以看到书稿了。 [6] 柏金斯回信说，自己已经急不可耐了，并且央求海明威“又是旅游又是斗牛的”，小心别把命搭进去。 [7]

这次海明威用上了打字机，开始重新组织最后几个章节。在这一稿中，潘普洛纳“观光团”终于披上了虚构的外衣，例如特怀斯登夫人全程戴上了“波莱特·阿施利”的面具，帕特·格思里正式成为“迈克·坎贝尔”。

8个月，7本笔记本，数百页纸，海明威终于摆脱了现实的束缚，得以全权决定他笔下人物的行为和命运。他们服从他的笔与想象。卡耶塔诺·奥多涅兹获得了一个高贵的新身份，到了3月，他成了“佩德罗·罗梅罗”，是全书中备受崇拜的人。真实的奥多涅兹沉溺在弗拉明戈舞会、妖艳的女人和西班牙雪莉酒中，而小说中他仪态端庄，周身环绕着高贵精神和传统道德的光辉，这使得波莱特·阿施利夫人对他的勾引更不光彩了。不过，佩德罗·罗梅罗也和他的创造者一样，务实得残酷。罗梅罗说：

“公牛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把这句话翻译给波莱特听。

“那你杀死你的朋友？”她问。

“这是常事，”他用英语说着，笑了，“这样它们就不会杀死我了。” [8]

“佩德罗·罗梅罗”这个名字对斗牛爱好者来说有着特殊的含义。这里，海明威又一次借用了现实中发生的事——这一次是斗牛史上的事。真实的佩德罗·罗梅罗是18世纪西班牙的英雄人物，他曾经出现在戈雅（goya）的画中，受到千万人的喜爱。现代西班牙斗牛艺术（toreo）被认定是他和他的家族开创的。 [9] 他的名字完美地为海明威创造的新角色披上了一层宿命之色，正如把波莱特、杰克等人视为“迷惘一代”的代言人，从而升华了他们。

在施伦斯的修改稿中，杰克和波莱特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第一稿中，刚刚与奥多涅兹分手的杜芙夫人把杰克叫到马德里安慰自己。杰克用了几页的篇幅苦思冥想，思考自己面对的事情是多么不正当，英国贵族普遍的处境又是多么糟糕。辗转反复，很久才释然。在施伦斯的修改稿中，海明威大刀阔斧地删掉了杰克那些不能释怀的苦恼，只留下了克制的一耸肩。杰克收到波莱特的求助电报，回电报说自己已经在路上了。后来，他流露出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样处理就算完事了。事情就是这样，送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出走，又把她介绍给另一个男人，送他俩出走，现在又去把她接回来。还要在电报的落款上写上‘爱你的’。事情就是这样。我进去吃中饭。” [10]

有所改动的还有小说的最后一个场景。波莱特和杰克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驶过马德里的街道，波莱特想象着过去之事的其他可能性。海明威写道：

“哦，杰克，”杜芙说，“我们要是能在一起该多好呀。”

前方一位穿着卡其色制服的骑警……指挥着交通。轿车突然放慢了速度，杜芙身子一倾，和我贴得更近了。

“是啊，”我说，“单想想就真他妈的美啊。” [11]

看来海明威对最后这句话不太满意。现在他自己觉得有了更好的回答：

“是啊，”我说，“就这么想想不也挺美吗？” [12]

这一改动，把一个自暴自弃的陈述句，变成了一个融合了愤世与失落的反问句，为读者留下一缕心酸的感情。

修改工作虽然繁琐、累人，但把整部小说的螺丝、链条都上紧了。每到夜晚，海明威就把新作读给多斯·帕索斯和墨菲夫妇听，正如冬天早些时候他将作品读给宝琳听那样。如果说杰拉德·墨菲对《春潮》反应冷淡，这回他被《太阳照常升起》“炸了出来”。 [13]

海明威喜欢墨菲的赞美，虽然后来他因为自己只顾扬扬自得而自责——他觉得自己应该多反思一下，“如果这些兔崽子都喜欢它，它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他后来写道。 [14] 回想朗读小说的经历，他觉得这是非常不专业的行为，甚至对写作有害。不过在当时，受到鼓励的海明威十分感激，他的朋友们也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但后来他们会为这些赞美付出代价。

“相互道别的时候，我们都亲如兄弟姐妹。”多斯·帕索斯回忆道。在欧洲生活的篇章里，这将是多斯·帕索斯回忆中和海明威、哈德莉度过的“最后一次无忧无虑的好时光”。 [15]

3月底，海明威回到巴黎，还给柏金斯带去了好消息。“《太阳照常升起》我已经修改完成了”，他在4月1日的信中说。接着他倾诉，这次修改困难重重；但是整体来看，花了不长时间就把一篇一挥而就赶工出来的草稿变成了精雕细琢的杰作。成稿目前已经被送去打字员那里做专业录入，总共近9万词——比《战争与和平》还差得远，但在任何人眼中也是不容轻视的篇幅。成稿几周内就能送到柏金斯手上。 [16]

海明威也认真考虑了文前的献词，然后暂时写定了这些：

这本有教益的逸闻集

送给我的儿子

约翰·哈德莉·尼卡诺尔 [17]

虽然编辑还没有见到稿子，但海明威觉得是时候考虑一下宣传推广小说的事了。他给足了柏金斯自己的照片，斯克里布纳的宣传团队一定用得着它们，他还添上了一张邦比的照片——说不定媒体会对他的家庭生活感兴趣。

一周后，他寄给了柏金斯一份名单，里面是一些大名鼎鼎的评论家和作家，他认为《春潮》有了试读本以后应该给他们各寄一本，信中甚至附上了他们的住址和签约出版社。名单中的人包括巴黎“这伙人”和阿尔冈琴圆桌会中的大人物，有的还是海明威刚刚在纽约结交的。 [18]

这段时间，他也在和一位叫柯蒂斯·布朗的代理人商谈，打算把作品卖到英国和欧洲大陆。他也已经和英国的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商谈妥当，由它们出版《在我们的时代》。 [19] （“我没把乔纳森·凯普当作英国最好的出版社，但是他们也不坏。”海明威在给柏金斯的信中说。 [20] ）凯普也有《春潮》和《太阳照常升起》的优先出版权。 [21]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这次海明威没有把出版《春潮》算作获得《太阳照常升起》出版权利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凯普本来就不打算要《春潮》。和利夫莱特、斯克里布纳如出一辙，所有出版社想要的都是长篇小说。

与此同时，柏金斯迫切地希望看到《太阳照常升起》。他匆匆忙忙地把《春潮》送入印刷厂，安排它在5月底出版；现在，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接下来的长篇小说上。海明威完成修改稿仅仅两周后，柏金斯就通知他的这位新作者，斯克里布纳的同事已经为书设计出了封面，尽管他们还没有读过。推广人员已经整装待发，5月1日就可以拿到假书 [22] 。

“事实上，除了里面的文字，这本书很快就能做成，”柏金斯说，“内文我等得望眼欲穿。” [23]

4月底，等待终于有了结果。海明威在信中预告，“太阳照升（这头你戳了一下就决定买下的猪）”已经在运送途中了。 [24] 焦急等待回音的同时，海明威愁眉苦脸地给菲茨杰拉德写了一封信，说自己“低落得要死”，他的情绪从此只会更坏。 [25] 在另一封给菲茨杰拉德的信里，他坦言自己又感到了孤独，还把署名写成了“欧内斯特· 狗屎” [26] 。

《太阳照常升起》稿件的越洋之旅没出岔子，它安全抵达了柏金斯的办公桌。柏金斯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它。确实，这本书和曾经的《人间天堂》一样，注定要在出版社里掀起一番波澜。小说毫无遮拦地使用着那个四个字母的单词 [27] ，人物没有节制地饮酒，还有对性事很开放，但情感麻木的女主人公。《太阳照常升起》是一场道德风暴，全然是对斯克里布纳更保守编辑的价值观的正面冲击。

回到家，柏金斯把他的担忧讲给了妻子露易丝·桑德斯（louise saunders），她也是一位作家和诗人。虽然桑德斯后来对海明威好感尽失，但是此时她支持了这部饱含争议的长篇处女作。

“麦克斯，你要站出来维护它，而且要保卫它的完整性，不要把脏话删掉。”露易丝对他说。 [28]

这让柏金斯陷入了非常苦恼的境地。“他总是坚定地维护着作者书写自己本色的权利，但他也是个实际的人，”柏金斯的外孙女珍妮·菲利普斯说，“这本书在当时太让人震愕、不安了。” [29]

实际上，柏金斯也认为《太阳照常升起》“几乎不可能出版” [30] ，他在那年春天写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中吐露了这一想法。但无论如何，他准备立项。当斯克里布纳的编辑们开会讨论这本书时，柏金斯走进会议室，带着保卫该书的决心：它不是下流小说，而是不容轻视的文学作品。

“这就是一本粗俗的书，”老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宣布，“书里有那四个字母的词。一家面向绅士读者的出版社，永远不该印有那个词的书。”

柏金斯先让了一步。

“好吧，海明威愿意删去一些这样的词。”他想冒险一搏。（蒙在鼓里的海明威肯定不会愿意删改，但眼下更重要的是让出版社为这本书开绿灯。）

“哪样的词？还有哪些？”斯克里布纳追问。

这样的词柏金斯没法大声说出口，他赶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回来的时候拿了一张纸，上面潦草地列出了一些词，把它递给斯克里布纳。斯克里布纳厉声一笑，答道：“麦克斯，如果海明威知道你不敢在我面前说出这些词，他会和你绝交的！” [31]

斯克里布纳起了兴趣，但是并没有被说服。柏金斯又试了另一种方法。他提醒同事们，出版社的声誉需要持续革新：虽然菲茨杰拉德和拉德纳的作品出现在了他们的出版书目里，但是年轻的作家依然认为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极端保守” [32] ，如果拒绝了海明威的书，这一恶名就板上钉钉了。

这一论点曾说服出版社出版了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但是轮到《太阳照常升起》时，斯克里布纳就是不愿让步。讨论走到了死路上，柏金斯后来说，当时那种气氛，“人间困苦大抵如此” [33] 。于是，资深编辑约翰·霍尔·惠洛克被叫来表达自己对此事的意见。

等待同事开口时，柏金斯一定如坐针毡。在柏金斯看来，惠洛克是某种隐士一样的人物，住在“他那远离尘嚣的阳台上”。他虽然很年轻，但是对“文学的现代性”基本漠不关心。

惠洛克走进会议室，给出了自己的裁定。

“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他认为这本书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应该出版。”柏金斯后来告诉小斯克里布纳。 [34]

终于，历尽千辛万苦，这本书终于通过了裁定，但是反对者们并没有打消深深的不安。流言先是在社内兴起，后来又传遍了文学圈，说老cs本来是反对出版这本书的，而柏金斯以辞职相胁。 [35]

一旦《太阳照常升起》正式加入了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出版日程，整家公司就准备像曾经支持菲茨杰拉德那样助力海明威。当然，《太阳照常升起》能够出版，首先是柏金斯的功劳，但是如今出版这本书成了整个出版社的一场集体赌博。老cs往往被视为拒斥变革的独裁者，但是他也开始看到（透过柏金斯的眼睛）现代思维在某些领域确实占了上风。老一辈编辑对《太阳照常升起》的厌恶也有所缓和，甚至开始把出版它视作另一次实验。

“我应该这么想……我们试试往前走，看看会发生什么，”他们中的一位在出版社相关辩论的内部备忘录中写道，“犯一个错误也不至于致命。” [36]

这本书出版后的几年中，它有时难免会受到一些惊恐读者的批评，这也印证了老编辑们的担心。柏金斯亲自回复了其中一封愤怒的读者来信。这时的柏金斯已经有机会打磨他的想法，清楚表达他和斯克里布纳最初决定出版《太阳照常升起》的原因了。不是每部作品都必须反映出版者的口味，他指出。

不仅如此，“（出版人）有一种职业责任”，柏金斯写道，“迫使他推出在文学世界的评判体系中价值不凡的作品，以及针砭时弊、批判当下文明的作品”。 [37]

换句话说，出版者有责任推进艺术的事业，而《太阳照常升起》正代表着艺术的新疆界。

5月中旬之前，海明威没有收到柏金斯的任何消息，在焦虑中煎熬。他也在准备着保卫《春潮》，这本书过几天就会在书店里陈列出来了。5月18日，柏金斯终于给这位新作者回信了，但并没有告诉他社里围绕他的小说争斗了一场。

“我觉得《太阳照常升起》是一出最精彩的戏，”柏金斯为海明威感到高兴，“谁也拿不出一本比它更有生机的书了。”读者感觉身临其境，尤其是在博古特的田园风光里。书里的幽默与讽刺，尤其是杰克和比尔·戈顿口中的妙语，真是绝了。这是一件动人心魄的艺术品，融入了“丰富多样的经历与情感，以最娴熟的技巧把它们编织在一起，其精妙的手段被出色地隐藏起来，浑然一体。” [38]

他建议接下来要开始编辑。虽然柏金斯在这第一封信中把话说得很委婉，不过还是讲明了一件敏感的事：书稿暗箭中伤了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一位合作伙伴——这已经成了海明威的习惯。这次，中箭的是亨利·詹姆斯。书稿中，比尔·戈顿暗示，詹姆斯和杰克一样，在一场意外中失去了性能力。不过詹姆斯的不幸是一辆自行车造成的——戈顿开玩笑说也可能是辆三轮车——而并没有在战争中光荣负伤。柏金斯要求必须删掉这段内容。

“你得明白，我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我们是他的出版商。”他在给海明威的信中说。即使詹姆斯已经去世了10年，柏金斯仍然认为这样中伤他是不允许的：“他还在世的时候，这种话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付印，哪怕只是为了不吃官司；想想看，在他去世后印出这些话就可能更恶劣了。” [39] 除了这些事，是时候全速推进，把手稿编订成书了。

不过，他们首先必须克服《春潮》出版之后的“减速期”。5月28日，这本书以下面这个名字推出：

春潮

一部浪漫小说，纪念一个伟大民族的逝去

出版社似乎没有特别花费精力去宣传这本书。之前海明威对贺拉斯·利夫莱特预测，这本书至少会卖出20000册，这纯属虚张声势，对此斯克里布纳妥当地首印了1250本。这本书的出版流程非常轻率，以至它甚至没有被加入出版社的春季书目，广告宣传也十分有限。 [40]

不过出版社把这本书当成了引出《太阳照常升起》的一个契机，也准备为海明威的出场搭起舞台。用柏金斯的话说，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正在积极地把他树立为“现代写作”的新领袖。在春季书目的补充材料中，出版社宣传“海明威反抗柔和、暧昧的思维与表达，而今日美国的一些小说家正在走向这样的极端”，他的文字“直截了当”、“无所畏惧”，会使读者“如落入冷水一般精神一震”。《春潮》将让我们一瞥“这位作家的超凡天分，而这种天分将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充分展现。《太阳照常升起》，秋季即将问世”。 [41]

实际上，《春潮》并没有怎么展示海明威的革命性写作，因为它是在模仿安德森的笔法，没什么值得称道之处。出版社稍后发出的广告也秉持着上面的宣传思路，盛赞海明威的才华、前途和年轻。

事与愿违，书评人即使乐意费心去谈论这本书，多数也没有上这些广告的当。至少有一位评论者表示，他就是不理解《春潮》用意何在：海明威《在我们的时代》中那种紧凑、直白的文风，怎么摇身一变成了这种东西？ [42] 另一位评论者——《纽约世界》的哈里·汉森（harry hansen）——觉得海明威写作讽刺作品的尝试不值一提。

“戏仿是诸神赋予的礼物，”汉森写道，“拥有这种天赋的人很少，海明威不幸没有得到诸神的祝福。”

汉森还把这本书视作对安德森的公然背叛：“海明威出版《在我们的时代》时，是舍伍德·安德森在奔走吆喝，把这位新人迎入美国作家的伟大行列……现在海明威就这样报答他。” [43]

不过，就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关心的事情来看，正面的消息也是有的：海明威对安德森明目张胆的攻击成了流言蜚语中的热议话题——这让海明威也连带着成了风云人物。《堪萨斯城星报》（kansas city star ）刊登了战争时期海明威一些精彩但并不完全属实的背景往事，说这本“胆大妄为的小书”的作者，曾经“志愿加入意大利军队，光荣负伤”。 [44]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书评人评论道：“海明威先生的名字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他（可能）比他的文字更有名。” [45] 等到《太阳照常升起》出版时，这些议论都很好地提升了海明威的公共知名度。

海明威的一些熟人被《春潮》震惊了，它蓦然揭露，海明威是可能公开背叛朋友的。即使是巴黎“这伙人”的外圈成员也为之愕然。海明威是承蒙特别关照才得以进入核心文学圈的绝少数，现在他却反咬了自己人。在多摩咖啡馆的露天茶座里背后说朋友或导师的坏话，如果偶尔为之，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找到美国的一家主流出版社、一家如饥似渴地想把事情搞大推上头条的出版公司，再背后捅刀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这本书尤其触怒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大概在1925年之前，海明威和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络，但是后来他渐渐开始反感她——海明威作为一位风格上独具创意的作家、一位公众人物，他的发迹之路和谁有关，他就会和谁起摩擦。她决然拒绝评论《在我们的时代》，这已经令海明威愤愤不平。（她显然盼着他在第一部长篇小说上出丑，他对庞德说，她不想冒险在公众面前和他走得太近。）还有，海明威认为她“懒惰得出奇”，而且她总是在扮演“左岸创作群老祖母”的角色，已令他看得不耐烦了。 [46] 据传海明威后来说，巴黎的旅居作家们，包括他自己，原本都没想找一个“妈咪”带领他们走向文学上未经探索的土地。 [47] 海明威称，斯泰因太过看重自己，乃至她根本不是因为《春潮》攻击了安德森而生气；她的怒火实际上源自海明威“攻击了一个她手下的人” [48] 。《春潮》事件预示着一场师徒之间的公开决裂即将上演。

当然，没有人比舍伍德·安德森本人更震惊、更心寒了。《春潮》出版的一周前，海明威寄给柏金斯一封密信，嘱咐他给安德森寄书时连带这封信一起寄去。柏金斯虽然惊讶，但同意了。“我好奇他（在信里）说了什么？”柏金斯向菲茨杰拉德写道 [49] ，不过还是尽职地把信寄走了。

安德森认为海明威这封信是“最自大的，可能也是史上最具屈尊俯就之态的” [50] 。海明威告知安德森，《暗笑》显示他已走上了“下坡路”，因而海明威在道义上有责任拯救他：“像你这样能写出伟大作品的人，却写了在我看来……腐坏的东西，我应该警醒你。”

海明威觉得自己有资格这么做，因为他是一位“同道的匠人”。他知道这本书可能伤害安德森的感情，但这无关个人恩怨。毕竟，谁会被一部小小的讽刺之作伤害？海明威接着转移话题，琐碎地聊起了巴黎的天气，并且向安德森的妻子送上了最友好的问候。 [51]

安德森读了书。他的结论是，《春潮》是一次失败的幽默尝试。若是由更有天赋的讽刺作家，例如马克斯·比尔博姆（ax beerboh）来写，并且把篇幅缩到12页左右，这本书可能会成功。不过海明威的信对他的伤害比那本讽刺之作更深。

“信里有种自视甚高的作态，”安德森后来回忆说，“就好像是一篇我坟墓之前的葬礼演说。它是如此口无遮拦、自命不凡，俨然以恩公的姿势对人讲话，在一种令人厌恶的意味上还挺好笑的。” [52]

他给海明威回了信，想小心翼翼地修复他俩之间一触即溃的关系。

“你……对我说话的语气就好像师父在教导徒弟，”他写道，“别这样，老弟。我也有我的几招，我也曾是一个中量级的胜者。你是不是忘记这些了？”

安德森预计《春潮》伤害的只会是海明威自己，而不是他。不过这种强装出来的自信，恰恰透露了安德森真正的心痛与震惊。

“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并不是（这样的），”他写道，“一定是巴黎——文学界的生活（改变了你）。” [53]

《春潮》的出版结束了两人的友谊。几个月后，安德森到访巴黎时曾和海明威短暂地见过面。据安德森回忆，巴黎的最后一天，他正待在自己的旅馆房间里，听见有人敲了一下门。打开门，走廊里赫然站着海明威。

“喝一杯吗？”海明威说。

两个人来到街对面的一家小酒吧，各要了一杯啤酒。海明威举起他的杯子。

“嗯，我们就这样见面了。”

“见面了。”安德森回答。

然后海明威喝干了啤酒，大步离开了。“他这是证明给自己看，自己打完拳之后也是能够向对手鞠一躬的。”安德森是这么想的。 [54]

有关这次重逢，海明威给柏金斯描绘了一幅更温馨的画面。“我们一起度过了两个愉快的下午，”海明威写道，“他并没有因为《春潮》感到难受，我们相处愉快。” [55]

实际上安德森因为《春潮》感到难受，并且多年无法释怀。他和格特鲁德·斯泰因将大谈特谈这位恩将仇报的门徒。

“海明威是我们两个造就的。”斯泰因后来回忆说。他俩都“对这个（我们）思想的造物有一点儿引以为傲，又有一点儿引以为耻”。他们认定海明威就是一个懦夫、一个装模作样的骗子；他们不接受海明威极具男性气概的形象。

“怎样一本书才展现了真正的海明威呢？”斯泰因写道，“我俩一致认为，不是他写的那些小说，而应该是他的忏悔录。” [56]

最后，斯泰因和安德森也不认为海明威真正明白他们在文体风格上的创新之处。他努力让自己显得现代，但在斯泰因看来，他“有博物馆的味道”。

十多年之后，海明威的背叛仍然压在安德森心头。1937年，安德森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说到海米 [57] ，他总有需要打消的欲望。”这是因为海明威“心里无法容忍其他人也是艺术家”，也因为他总想主宰整个领域。 [58] 但是安德森依然尊敬海明威的笔上功夫。读了海明威在一本叫“一刻”（the arter ）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后，安德森向斯泰因表达了自己的赞赏之情。“那是一篇漂亮的故事，”他兴致勃勃地说，“好笔法。”

“老天爷啊，”他说，“这个人还真会写。” [59]

那年4月，海明威一家人从施伦斯回到巴黎，哈德莉又收到了邀请：宝琳和从美国归来的弗吉尼亚·菲佛邀她一起去游览卢瓦尔河谷（loire valley）的酿酒区。这是一趟成员仅限女士的旅行，她们打算经停凡尔赛和查特斯，那里最好的旅馆有可口的餐食和舒适的住宿环境。哈德莉要是能放下家庭责任，休个假，不是很好吗？宝琳甚至提出要为整趟旅程买单。

哈德莉考虑着，一次不以晒太阳和滑雪为主题的旅行挺不错的，于是她接受了菲佛姐妹的邀约。

她很快就后悔做出了这个决定。三个人坐进弗吉尼亚的汽车后，一路上宝琳都摆着一副臭脸。只要哈德莉问个问题，或者发句感叹，宝琳就会不怀好意地顶一句回去。哈德莉尽力避免与宝琳发生直接的冲突，但宝琳的怒气根源何在，她必定也明白了一些。一天晚上，她找到弗吉尼亚，还是一如既往地温和。

“你有没有感觉，宝琳和欧内斯特两个人有点儿太要好了？”她问。“嗯，我觉得他们挺喜欢对方的。”弗吉尼亚回答。 [60] 她的语气已经告诉了哈德莉想要知道的一切。小群体中的气氛更阴沉了。回程的一路上只有紧绷的沉寂。哈德莉怀疑，菲佛姐妹计划这场旅行，就是为了破除有关宝琳和海明威的流言蜚语。有人猜测，宝琳对哈德莉的敌意源于宝琳已经意外怀孕一事（拜哈德莉的丈夫所赐），需要马上去打胎。 [61] 不过这种说法的证据并不充足。不管有什么隐情，“挺喜欢对方的”这一说法让哈德莉不能继续“毫不知情” [62] 地缄默下去了。无论之前她是不是真的意识到了海明威的外遇，这次在宝琳和弗吉尼亚逼迫下，哈德莉必须直面现实了。

“你有两种生活的方式，或者是把另一边脸也给人打，或者是把敌人完全摧毁。” [63] 海明威的儿子帕特里克的这句话，暗示哈德莉属于前一种人，而宝琳属于后一种。长痛不如短痛，海明威可能很快就要在两个女人中做出选择，而宝琳显然觉得自己处在优势地位。

回巴黎后，哈德莉和海明威摊了牌。海明威勃然大怒。是，他承认自己出轨了，但他接着掉转矛头，咬定哈德莉才是给他们的婚姻带来无法修补的裂痕的人，因为她挑明了这件事。如果她不把事情拿到台面上来，一切都会安然度过——至少在哈德莉的理解中，这就是海明威的立场。 [64] 我们不清楚他的意思是这段私情会自然而然地结束，还是他会继续幸福快乐地享受着妻子和情人共同的关爱。哈德莉在哭，海明威愤然冲出了家门。

夫妇俩决定不分开。不过，很明显海明威没想让宝琳离开自己的生活。这次争吵后不久，宝琳通过海明威转交给哈德莉一封信，要求和她来一场女人之间的交谈，哈德莉拒绝了。宝琳·菲佛的邀请，她已经受够了。 [65]

摊牌之后没多久，海明威搭上了开往马德里的火车。他和哈德莉计划再来一场“西班牙之夏”，但是邦比突然咳嗽不止，哈德莉就留在了巴黎照顾孩子。海明威一个人踏上了旅程。到马德里后，他便一如既往地住进了阿圭勒膳食公寓。海明威元气满满，投入写作，找回了去年夏天那种超人的写作速度。仅仅一天，他就写出了三篇短篇小说。 [66]

“我积攒了太多的能量，我以为自己总有一天会疯掉。”他回忆说。

旅馆的服务员受到海明威写作狂热的感召，把食物和葡萄酒送到他的房间，帮他振奋精神。海明威告诉服务员他累坏了，服务员就用责备的目光看着他。

“就因为三篇磨人的小故事，看把你累的。”服务员喃喃地说。 [67]

还有一件事可能也让他精神疲惫：宝琳大概和海明威在同一时间离开了巴黎，名义上是去意大利走亲访友，但是有人猜测，她实际上可能去了马德里，找海明威做流产手术。 [68] 不管这一猜测是否属实，这年夏天海明威的私生活正处于剧变之中，同时他焦心地等待着柏金斯对于《太阳照常升起》的意见。

海明威出发去马德里后，哈德莉带上邦比南下前往里维埃拉——莎拉·墨菲和杰拉德·墨菲提议把邦比送到他们位于昂蒂布的庄园 [69] 中照顾，这样哈德莉就可以去西班牙和海明威团聚了。司各特和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已经在庄园附近度暑假了。

墨菲夫妇的美利坚庄园（vil arica）共有14个房间，坐落于一片7英亩 [70] 的园子里，俯瞰着地中海——杰拉德·墨菲说它犹如一块“打磨光亮的蓝钢” [71] 。花园是在小山坡上开辟出来的露台花园，缓缓地向下延伸到海里，园中长满了含羞草。阳光晒暖的空气中，弥漫着向日葵、桉树和番茄的味道。棕榈、柠檬树和阿拉伯白枫在海风的吹拂下沙沙作响。 [72]

乍看起来，美利坚庄园的生活衣食无忧，总是高朋满座。莎拉常常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去海滩，人们去看歌剧时才会戴那么长的珍珠项链。 [73] 鲁道夫·瓦伦蒂诺 [74] 、科尔·波特、巴勃罗·毕加索都是墨菲家的常客。墨菲家100英尺长的双桅帆船“天气鸟号”（the weatherbird）在不远处的海面上漂着，漂亮极了。

不过，奠定墨菲夫妇形象的，还是他们的简单、率真。他们没有半点儿捞金者和暴发户的炫耀之风。在崇拜者们看来，他们高人一等，有非凡的涵养。如果说菲茨杰拉德夫妇在奢靡中日益堕落，墨菲夫妇的生活则在考究中尽显荣华。莎拉的午餐会诠释了什么是精益求精的漫不经心：今天她准备的也许是黄油搭配炖得刚刚好的土豆、密斯卡岱白葡萄酒、面包；明天的菜单上则是白煮蛋、自种的玉米和番茄，餐桌摆在室外一棵沙沙作响的椴树的树荫下。夫妇俩有时也会做些出人预料的事，尤其是杰拉德，他喜欢准备点儿精致的法式小点心，先盛一些在意大利瓷盘里喂他们家的狗，然后再拿一些给客人吃。 [75]

“盛年不重来，他们就是要享受好的生活，”墨菲夫妇的朋友，诗人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回忆说，“但他们也知道怎样避免胡乱撒钱。” [76] 即使是哈德莉，即使她不喜欢在旅行时和邦比分开，也可以毫无顾虑地把小儿子寄养在美利坚庄园一夏天——那里就是小孩子的天堂。整个美利坚庄园的人常常围着墨菲家的三个小孩儿转，莎拉和杰拉德打定主意要给他们最别致、最异想天开的童年。孩子们整个夏天几乎都是在庄园的私人海滩上度过的，在里维埃拉的艳阳下一丝不挂地疯跑。陪他们玩的有巴黎最显赫的艺术家。有一次，墨菲家的孩子们办了一场艺术展，评委是毕加索；还有一次，菲茨杰拉德夫妇为他们设计了一场别出心裁的藏宝游戏，菲茨杰拉德的女儿斯科蒂（sttie）也参加了。

邦比跟着哈德莉到达美利坚庄园时，咳嗽得更厉害了。墨菲夫妇看到他和自家的孩子在海滩上玩耍，不安地叫来了医生。诊断的结果很糟糕，邦比得的是百日咳 [77] 。

邦比和哈德莉立刻被从“伊甸园”里赶了出来。幸运的是，他们可以搬去若安乐潘 [78] 的一栋小别墅里居住。它本是菲茨杰拉德夫妇租住的，后来夫妇俩放弃了那里，选了另一处更豪华、有私人海滩的庄园。杰拉德写信给身在马德里的海明威——赶走了海明威的妻儿，杰拉德要给自己打圆场。他声称这样一来哈德莉就听不到那么多孩子的尖叫声了，她大概会因此更开心呢；而且有一位最好的英国医生照看邦比，庄园每天都会给他们送去新鲜蔬菜。海明威大可放心，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邦比的保姆也从巴黎赶到了里维埃拉，她、哈德莉和邦比就在这栋小别墅里开始了隔离病房般的日常生活。墨菲和菲茨杰拉德“远远躲开我们这些有毒的人”，哈德莉告诉海明威，虽然菲茨杰拉德一家一直在给他们送来生活必需品，比如鸡肉、鸡蛋，还有花；墨菲家也派厨师送来了食品。 [79] 孤独和不确定折磨着哈德莉，有时她去镇上转转，喝杯威士忌，压抑和不快就会减轻一点儿。 [80]

不过不久之后，陪伴她的人来了，哈德莉又想念孤独了。

“星期三菲佛要来看一看。”哈德莉在一封信中告诉海明威。

哈德莉后来指出，她并不知道宝琳为什么会突然来到里维埃拉，她甚至向一位传记作者断言，可能是海明威央求宝琳的，让后者去若安乐潘帮助这个小家庭排遣孤独 [81] ，而宝琳幼时得过百日咳，有免疫力。但事实上5月21日哈德莉曾写信告诉丈夫，她希望宝琳“如果愿意的话顺路来坐坐” [82] ，还提到“如果你、菲佛和我一起在里维埃拉过一夏，就跟全世界开了一个大玩笑” [83] 。她似乎在努力淡化这桩难解的三角恋情。不过也有可能，哈德莉只是害怕宝琳会趁自己不在西班牙时去找海明威，于是才邀宝琳过来。无论如何，宝琳来到里维埃拉，住进了小别墅。名义上她是来安慰哈德莉的，把后者从服侍病人的工作中稍稍解放出来。

“她对我抱有歉意。”哈德莉向海明威写道，但又补了一句风凉话：其实宝琳“真正抱歉的是把海明威先生一个人留在了马德里。我敢肯定，她一定会让马德里成为一个快活的地方，令它不再是你独处时那一连串无聊的街道”。 [84]

宝琳没有去马德里，倒是海明威不久之后来到了若安乐潘。这就凑成了文学史上一幕最诡异、最憋闷的家庭场景。一栋两间卧室的小别墅，一个情人，一个愤怒的妻子，一个生病的幼童，还有一个不知所措的保姆，任何一个男人都宁死也不会住进去吧？但是海明威后来说，那个环境“特别适合写作” [85] 。

他们的计划是在里维埃拉待三周左右，等邦比病好了，就开始原计划的西班牙之旅，其中也包括了参加潘普洛纳奔牛节。墨菲和菲茨杰拉德两家人在附近的小赌场里办了一场小型香槟酒会，欢迎海明威来到里维埃拉。之后，海明威一家就一直待在别墅里隔离，但昂蒂布的一行人决意要让海明威家感受到他们日日笙歌的氛围。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把聚会开到海明威家门口，但也差不多了：一般是傍晚时分，两对夫妇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在海明威家门前院子的篱笆周围晃悠。每次游玩结束时，他们就把空酒瓶头朝下立在篱笆桩上。等到海明威一家和宝琳几周后离开时，所有的篱笆桩上都竖着他们留下的酒瓶，就好像一圈五彩的玻璃花环，在昂蒂布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86] 在这里，菲茨杰拉德和墨菲两家可以直接围观海明威家不寻常的状况，或者用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的话说，他们的“困难家事” [87] 。

在表面的同志友谊之下，厌恶也在悄悄孵化。这让人想起一年前的夏天，潘普洛纳“观光团”中的紧张关系。海明威喜欢莎拉，但是和杰拉德相处得并不融洽。“（我父亲）不太能像阿奇 [88] ·迈克利什和约翰·多斯·帕索斯那样，和（海明威那种）‘硬汉’式的语言相处融洽。”墨菲的女儿霍诺丽亚（honoria）回忆说。她描述那种硬汉话语“包含简短有力的句子和单音节词汇”。 [89] 杰拉德是个爱打扮的富家子弟，而且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都怀疑他掩饰着自己的一种（用墨菲的朋友加尔文·汤姆金斯的话说）“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菲茨杰拉德常常旁敲侧击地试探他，问他一些“为什么你这么迷恋腰带扣呢？”之类的问题。 [90] 这种尴尬疏远了几个男人的关系，但是杰拉德支持海明威的才华，始终没有动摇过。

那年夏天，墨菲一家对菲茨杰拉德夫妇的耐心也在消磨。随着交往的深入，墨菲一家发现，他们无意间又摊上了两个更加费事的“小孩儿”。夏天司各特的所作所为把他们的友谊逼到了翻脸边缘。几个月前，菲茨杰拉德还向海明威盛赞里维埃拉，说那是个平静、使人恢复元气的地方，许诺自己会度过一个轻松愉快、有益身心的假期，有愉快的日常活动：写作、游泳、晒日光浴，并且一天只喝两杯开胃酒。

海明威到达的时候，发现事实根本不是这样，菲茨杰拉德一天到晚都喝得烂醉。菲茨杰拉德的一个朋友觉得，他“正在安稳地实施慢性自杀的计划” [91] 。泽尔达事后描述道，“那一夏，带有一种狂欢节，或者末日将至纵情享乐的色彩” [92] ，泽尔达自己也喝了不少。夫妇俩酒后的出格举动，搅得整个里维埃拉鸡飞狗跳。有一回，他俩绑架了一个酒吧招待，菲茨杰拉德威胁要剖开这位人质的肚子，看看里面有什么，泽尔达说会有一些铅笔头和碎碟子，还有一些没什么意思的东西。另一次，他们吃完晚饭开车回家时，把车开上了火车铁轨，然后醉得睡过去了。一个路过的农夫救了他们。若没有被及时叫醒，再晚一会儿火车就会把他们压扁。菲茨杰拉德在海明威的欢迎会上也闯了祸，他喜欢向别的餐馆顾客扔烟灰缸，莎拉因此暂时禁止他进入墨菲家的大门。这是个严厉的惩罚，因为司各特特别崇拜莎拉。 [93]

“我们，杰拉德和我，都到了这个年纪，生命都到这个阶段了，不能再像昨晚那样，为孩子气的事情烦心了。”莎拉在信中如此斥责菲茨杰拉德。 [94]

万般恳求之下，菲茨杰拉德终于回到了“伊甸园”。但是他又开始明目张胆地研究墨菲夫妇，为他的新小说做准备。于是事态又恶化了。菲茨杰拉德想写一篇比《了不起的盖茨比》更轰动的小说，巩固他作为重要文学新声的地位；他决定将莎拉和杰拉德当作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项工作和写出一本轰动的处女作一样重要——也是海明威迟早必然需要面对的压力。在1934年出版的《夜色温柔》中，菲茨杰拉德最终把墨菲夫妇塑造成了迪克·戴弗和妮可·戴弗——一对富有但是结局不幸的夫妇。他在现实生活中对夫妇俩的探究持续了好几年，厚着脸皮询问他们的财政状况、性生活和家庭背景。莎拉和杰拉德被他的聚光灯照得汗毛倒竖，但又无法下定决心把他永远赶走。

杰拉德曾说，“司各特让我们喜爱之处，是他心中涌出才华的那块地方”，而且无论任何事情都不会完全埋没它。 [95]

与此同时，海明威和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始终在勾心斗角。泽尔达如今倒打一耙，指责海明威鼓励菲茨杰拉德喝酒，妨碍了他的写作。不过在菲茨杰拉德眼中，海明威不会做错事，泽尔达的仇恨也没有改变他的看法。他们共同的朋友开始觉得海明威的才华超越了菲茨杰拉德，但后者对海明威的信任毫不动摇。墨菲夫妇认为“司各特是一位成功的商业作家”，加尔文·汤姆金斯说，“他们盛赞《了不起的盖茨比》，但是（他的作品）并没有像海明威的那样敲准了时代的音符。海明威作品的诞生，就像时代精神的一次爆发”。 [96]

并非只有墨菲夫妇如此认为。“人们观察着海明威，观察着海明威所做的事，深感关切——我就是这样——但是他们对菲茨杰拉德就不是那么专注”，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回忆，那年夏天他也在里维埃拉。“当谈话到了毕加索和斯特拉文斯基的那个高度时，就没有了司各特的地位。” [97] 但海明威即将达到那个高度，他的同伴们已经预见到了。

不过，对此没有人比菲茨杰拉德的感受更为真切，而他依然引导着他的朋友度过事业起飞期的每个阶段，即使酗酒渐渐抽走了司各特宝贵的活力，他也不改对海明威的支持。那年夏天，虽然里维埃拉艳阳高照，但是他的皮肤渐渐染上了淡淡的青色，眼睛周围留下了黑圈，手指染上了尼古丁的焦黄色，长出了啤酒肚，身上的几处地方患上了神经性痉挛，而且陷入了灵感枯竭的泥潭。 [98] 海明威的创作受到逆境困扰，而菲茨杰拉德则不可救药地停了下来。

“司各特正在写一本惊天动地的小说，但是写得太慢，应该在《大英百科全书》上连载 [99] 。”泽尔达向一个朋友抱怨道。 [100]

当海明威到达昂蒂布时，菲茨杰拉德为了关照他放下了自己的写作。虽然海明威并没有回馈早期帮助他之人的名声，但他后来常常心怀感激地回忆起此时的菲茨杰拉德，“他对我的前途真心比对他自己的还专注” [101] 。

到了6月初，海明威自豪地告知柏金斯，菲茨杰拉德已经读了《太阳照常升起》，并且表达了赞赏。不过菲茨杰拉德私下写信给柏金斯，说他对这本书的赞赏“是有所保留的”。他不喜欢波莱特·阿施利这个人物，但这可能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个人物的原型”，也就是现实中的杜芙·特怀斯登。他觉得杰克的性能力缺陷这一设置“有点儿不够耐人寻味”，这个主题被写得“有些不合情理”。但是司各特希望柏金斯留些情面给海明威。

“务必只让他做最少的、最必要的改动，麦克斯，”他写道，“之前为了说动出版社和杂志编辑接受自己的作品，他已经十分厌烦了。” [102]

可是菲茨杰拉德也向海明威提出了自己对《太阳照常升起》的批判意见，这些意见绝对是不留情面的。如果海明威曾经斥责舍伍德·安德森“走了下坡路”，现在海明威也要体验一番被人教训的滋味了。菲茨杰拉德读了稿子以后，给海明威写了一封信，鼓励他多练习写一些常见的华丽词句，把自己再提高一个层次。菲茨杰拉德感到小说的一些段落“漫不经心”、“可有可无”；他说他读到大概30页的时候才勉强能接受它。 [103]

“欧内斯特，小说的开篇真是个天大的玩笑，我都不愿提及它让我有多失望。”他写道。

菲茨杰拉德严厉地指出，整个开篇，像导览手册一样逐个介绍着巴黎文学圈的人物，这不是文学。堆积在一起的是难以卒读的嘈杂。一部开篇就这样拖沓的小说，读者很难保持足够的好奇，一直专注地读下去。海明威需要打磨情节，让作品更吸引人才行。《太阳照常升起》目前的样子只是业余水准，它谜一般地“冷嘲热讽、自命不凡，也不知道在鄙夷什么”。就像是潮流作家迈克尔·阿伦写的东西一样。这一批评足以刺激海明威大刀阔斧地删减开篇。

“看到人们不全力以赴地做事，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菲茨杰拉德略带歉意地补充说。

这和海明威给安德森的建议一样是在“把关质量”，但是本质上仁慈得多。菲茨杰拉德的批判没有恶意，不像《春潮》是事后才公开指责的马后炮。这是出于友善的严厉——在所有编辑和作家曾经寄给海明威的信中，也许只此一封。海明威能够一举成为一位重要作家，这封信功不可没。菲茨杰拉德列出了详尽的修订建议。这样的指导有种备战体育赛事的感觉，仿佛菲茨杰拉德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球员的教练，在帮他备战首场比赛。菲茨杰拉德提醒海明威，参与赛事的选手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写得好的人太多了，竞争又如此激烈，你怎么能把前20页写得如此草率？”他说。

从现实中照搬过来的有关波莱特夫人的冗长背景介绍也要删减，菲茨杰拉德认为，海明威已经在后文中给出了读者想知道的一切。海明威对战后英格兰贵族的议论是老生常谈，同样得删。菲茨杰拉德注意到，有几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仍然顶着真名出现在小说里。这是记“贱招”，他告诫海明威，尤其是有的人物其实还是名人。任何让人感觉“这是个真实故事”的元素，都应该立即消失。为了避免这些修改意见羞辱或者激怒海明威，整封信里菲茨杰拉德不停说着鼓励的话。他建议，上面所说的都要删去，这样才能把小说内在的光辉显露出来。

“要记住，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并且我认为你写得好极了，”他还说，“这本小说太他妈的精彩了。”

这是一封高尚的信，显露出菲茨杰拉德期盼海明威成功的迫切心情。它也揭示了菲茨杰拉德对写作技艺的精深钻研，他希望海明威用勇敢的新方式发扬这一技艺。他内心的想法是，他和海明威绝对不能像迈克尔·阿伦那样，通过装扮成文学的商业糟粕来抵达自己想要的位置。成功必须来自创新和对技艺的精研。看着海明威出版一本有缺陷的处女作，等到事后再说风凉话，这不是菲茨杰拉德的心意。他希望看到海明威一飞冲天。

对于菲茨杰拉德的忠告，海明威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如何，他在行动上立刻接受了建议。忍受凯蒂·坎奈尔的反馈是一回事，而接纳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建议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后者提出的删减意见刚好吻合海明威自己的“冰山理论”。他立即告知柏金斯，他要砍掉小说的前两章（虽然他暗示这一改动是出于自己的本意）。

“我觉得，那样我能开始得更快一些，”他写道，“司各特同意我的想法。” [104]

他解释说，菲茨杰拉德建议把一些元素从那两章里剔除，但是他觉得最好直接砍掉那两章。他说自己本来就不喜欢那一部分。现在，这本书会从介绍罗伯特·科恩（勒布对应的人物）和他的背景开始，然后直接讲述巴黎的那一部分故事。海明威说，菲茨杰拉德可能会另给柏金斯写信，表达他对“这本书总体上”的兴奋之情。

菲茨杰拉德从未在公众面前承认过自己那个夏天在昂蒂布对《太阳照常升起》做出的贡献。10年之后回首往事，他淡化了自己的角色，说他和海明威常常互相提出很多意见，有些能说到点子上，有的则不。

“我对海明威的唯一影响，是令他进入了闻过则喜的状态，然后对他说 ‘我们把这之前的都删掉吧’，”菲茨杰拉德对作家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说，“于是出版时就没有了之前那一段，后来我们一致觉得这是非常明智的删减。”

生性爱拐弯抹角的菲茨杰拉德又说：“事实其实不是那样，不要把它当作海明威神话的一部分公之于世。” [105]

虽然这么说，海明威私下里确实感激菲茨杰拉德的帮助，也如实对他说过。同年秋天，小说出版后，海明威写信告诉菲茨杰拉德，说他想出来了一个表达谢意的合适方式。他开玩笑说，他已经通知了斯克里布纳的编辑，给书加一两个副标题，可以反映出菲茨杰拉德在小说锤炼成型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以，当时这本已经加印了七次的书，此后的封面上应该这么写：

太阳照常升起（若你体会得到的话，一如你的晨勃）

一个更了不起的盖茨比

（受助于我的朋友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爵士时代的先知） [106]

麦克斯韦·柏金斯不太可能会准许这样一个下流的玩笑。毕竟，他的一项工作就是削弱《太阳照常升起》中过于俗艳的描写。小说因为描写不检点的性爱和无节制的饮酒，激起了读者、书商以及全美大量保守人士的反对；不仅如此，因为小说中不时会冒出来某些不合适的字眼，必然会在一些地区遭到禁止。

不过柏金斯没有像菲茨杰拉德那样大幅删改原稿，只是带着调和者的愉悦大略改了改。临近7月底，他给海明威寄去了小说校样。“我几乎只字没动。”他信誓旦旦地说，不过立即关于菲茨杰拉德主张的删减一事讲出了自己的顾虑。柏金斯明白删掉波莱特夫人贵族背景的介绍合乎海明威的“理论”，但是他担心这会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理解负担。

他提醒他的作者：“你的写作风格是前所未有的，有时常常令人费解。”再说，主流的读者还不熟悉海明威的作品，会乐意让那些开篇的章节做个铺垫。手把手教他们适应，才能走入海明威的世界。 [107]

海明威坚持他的立场，他认为删掉这一部分之后会好很多。“毕竟我致力于写一本没有废话的书，我最好还是坚持这个原则。”他回信写道。 [108] 在后来的一封信中，他坦言删掉一些“关于波莱特的好料”确实可惜，但他还是觉得，如果保留这些的话会损害小说的整体艺术效果。 [109]

开篇章节就这样被砍掉了。柏金斯照办了，但还是不能安心。几个月之后，他又回到原地，小心翼翼地提议插入一篇前言或者序幕，恢复关于波莱特夫人的解说，方便读者“最终能够更好地读懂她”。一方面，这个人物必然会引发议论，为《太阳照常升起》吸引有益的公众关注；但另一方面，在道德领域这本书受到的广泛压制（一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遭遇）可能会影响它的销售。 [110] 海明威又一次拒绝了。波莱特的背景信息会渐渐渗入情节中，就好像一个谜语的提示，所以像这样做就可以了。（而关于波莱特的放荡行为遭到的道德非议，海明威后来向庞德指出，至少“所有的性交都不是在舞台上公然发生的，这和莎士比亚的剧作一样”。 [111] ）

在其他问题上柏金斯就更固执了。他坚持认为，《太阳照常升起》处处都可能吃官司。他重提了有关亨利·詹姆斯的情节，海明威必须删掉它。“亨利·詹姆斯……已经死透了。”海明威抗议道，还说詹姆斯没有后代，没人会被这几行短短的对话冒犯到，所以不用顾忌诽谤诉讼那种事。而且，谁都知道詹姆斯遇到过那样一场意外，海明威争论说。 [112] 柏金斯不愿退让。詹姆斯的确已经去世，但是文学界的很多人还鲜活地记得他。“在我这间办公室里就有四位是他生前的朋友——两个是好朋友。” [113] 最终，柏金斯占了上风。海明威提议把这个人物的名字改成“亨利，或者，叫什么来着，随便一个你觉得合适的名字” [114] 。

在最终出版的版本中，比尔·戈顿只说了“亨利”。熟悉亨利·詹姆斯自行车事故传言的读者，才会明白比尔在说什么。

柏金斯还列举了其他出于法律考量的删改建议。在开头部分海明威提到了一则关于法裔英国作家希莱尔·贝洛克（hiire belloc）的逸闻。“一个英格兰人轻轻一激就会去告官”，柏金斯提醒他的作者，说英国人“对个人隐私的在意程度，美国人是感受不到的”。 [115] 话是这么说，但柏金斯从来没提及这本书侵犯了杜芙·特怀斯登夫人的隐私，而她可是个如假包换的英国人。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都特别向柏金斯说明过，波莱特·阿施利夫人是在真实人物的基础上塑造的。秋天的时候，海明威向柏金斯承认，这个人物的生平“不是想象出来的”，他刻画的这个“女孩”，在他看来，“和真实生活中的原型如此相近，使他深感内疚”。 [116] 不过海明威怀疑，杜芙其实从不看书，这样他的歉意就减轻了一点。

柏金斯和海明威也没有讨论哈罗德·勒布和唐纳德·斯图尔特的隐私权——这两个人都和柏金斯一样行走于纽约文学圈中。编辑和作者之间的斤斤计较一直集中在书中无关紧要的人物上，最终，多数人物都被删去或安上了假名。这本书的主要人物形象都公然建立在不难识别的真人原型上，即使柏金斯顾忌过这个，也没有提出来。给他们套上假名，应该就足够在法律上维护出版社了。这就够了。海明威当然觉得他们已经得到了恰当的“保护”，他也是这么对柏金斯说的。 [117]

最后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脏话。柏金斯明白，海明威需要真实、现代感，但是类似“bitch” [118] 、“balls” [119] 之类的词还是一个问题。这里，柏金斯机智地批评起了没见过世面的读者大众。

他辩称：“这样新颖的一部作品，如果被下贱、好色、愚蠢的庸人贬低了价值，那岂不是太可惜了？” [120]

柏金斯还指出，海明威在欧洲住得太久，忘记了美国人是多么容易被这种东西激怒。海明威在回信中摆开架势为“bitch”展开了一场辩护，说服力直逼柏拉图，革新力度堪比乔叟——乔叟做了与他类似的事，让文学界接受了“fart”（放屁）这个词。“我从来没有只为了修饰的需要而使用（‘bitch’）这个词，从来都是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用，”海明威坚称，“我相信它出现的几处都是必要的。”海明威还指出，用词从不应该只是为了语出惊人，那样就会打乱行文的流畅。比如——海明威举了一例——“放屁”这个词用在一段话里常会显得太唐突，“除非整个段落是拉伯雷那种讽刺风格”。即使“fart”其实是一个“非常古典的表示‘放屁’的英文词语”，但作家也不能滥用。海明威答应他会删去没有任何必要的不雅用语，但是“bitch”并不属于这一类。 [121]

不过，有关“balls”的删减还是可以商量的。它涉及的场景包括迈克·坎贝尔朝佩德罗·罗梅罗不断地喊着“公牛都是没种的”（bulls have no balls），这些话从早期手稿开始就一直保留着，被海明威改得更文明了：潘普洛纳的公牛如今重振了雄风，但却“没有尖角”了。这是海明威愿意做出的最大让步。“也许我们应该接受，这本书就是一本不雅的书，我们只能希望接下来的一本不这么粗俗，更神圣一点儿吧。”他对柏金斯说。 [122]

柏金斯接受了海明威的让步，同时也和“bitch”握手言和。毕竟，它在生物学上确实只是一种哺乳动物的名称 [123] ，只不过小说里使用的无疑是它更粗俗的意思。他恭敬地向海明威连连道歉。

“我知道，你用的每一个音节都有恰当的意图。”柏金斯写道。修改文稿的事，他说自己本来就不该提起，为此深感抱歉。他只是刚认识海明威不久，但已经真切感受到了对方的作家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