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多萝西·帕克的威士忌（1/2）

等待着海明威穿越大西洋的冰海，麦克斯韦·柏金斯心中一定十分忐忑不安。他并非担心海明威的脾气——往后的很多年，柏金斯将会表现出与善变作者相处的出色能力——而是担心自己为了把这样一位现代作者纳入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社，会引发多少内部争斗。

“这是所有出版社中最文雅、最中规中矩的一家，从维多利亚时代营业至今。”如作家马尔科姆·库利所说：“不适合一个年轻女孩阅读的内容，不会在斯克里布纳出版的书里出现。” [1]

这一评价或许夸张，但并非无稽之谈。早期的斯克里布纳出版的是宗教书籍：《新教徒和他们的教义》就是1846年由斯克里布纳印出来的第一本书，紧接着出版的书目中也是一些时兴的讲道者 [2] 作品。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的继承者们逐渐进入虚构写作的领域，拢络了一些声名显赫的作家。伊迪丝·沃顿1899年在该社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说《高尚的嗜好》（the greater clation ），此后一直是斯克里布纳的明星作者。她的加入表明斯克里布纳虽然有清教的根源，编辑们还是会偶尔打破一下社会的常规伦理——毕竟沃顿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写的是社会丑闻、通奸和毒品滥用。

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即使沃顿也褪去了现代的色彩。用旅居作家凯·博伊尔的话说，战后的一代人认为沃顿和她那些同辈已经变得“沉闷”而“衰竭”。 [3] 沃顿为出版社拍的照片——盛装打扮，仿佛准备参加舞会，满身珠玉，用一条维多利亚式的头巾利落地挽起头发——就透露了你需要知道的一切。“过去那个世纪最受尊敬的作家，也很难逃脱这样的命运。”博伊尔说。沃顿进了过时者的名单。对于博伊尔和她那些年轻的作家同仁来说，詹姆斯·乔伊斯是入时，而亨利·詹姆斯是过时。艾米莉·迪金森（eily dickn）已成为过去时，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 carlos willias）是现在时。时运变迁就是如此迅速。

20世纪20年代的10年为麦克斯韦·埃瓦茨·柏金斯和他比较有前瞻性的同事带来了很大挑战。这就像走钢丝一样，既要让传统读者满意——沃顿的书每年仍能卖出成千上万本——同时也要引入新一代的作者，而这些人大部分会公开挞伐有维多利亚味道的作品。

乍看上去，麦克斯·柏金斯不像一个可以革新一家出版社的人，更不像一个为主流读者带来现代文学新时代的人。

“麦克斯是一个混合体，他极其文雅，有着女性的敏感、岩石的顽固、清教徒的严格，是清教徒和骑士的混合。”柏金斯在斯克里布纳的前同事约翰·霍尔·惠洛克回忆说。 [4]

正如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社本身，柏金斯的家世背景非同一般，他出身于新英格兰的高门大户，其家族一度占据了《美国名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araphy ）中的14页，学术界、政界要人辈出。柏金斯1884年生于纽约，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校时参加过非常精英化的社团。他的一大特点是说话时似乎达不到应有的力度——他只用半边嘴说话，如今他还有至少一位后裔继承了这种面部抽搐的特征。

即使家世显赫，有光鲜的履历，早年的柏金斯仍然做好了迎接人生中所有可能性的准备，对一切怀有广泛的兴趣。在哈佛完成学业后，他成为《纽约时报》的见习记者。他刊载于报纸的报道，透出一股对莽撞、冒险精神的偏爱。在一篇报道中，他跟随一位赛车手打破纪录。一时间车里冒出的烟和火，成了柏金斯文章中的重头戏。在另一篇报道里，他自愿体验新新监狱 [5] 的电椅。若说海明威的记者履历为他的小说提供了素材和风格方向，那么柏金斯做过的报道则让其懂得了普通人的情感：象牙塔里的人和大街上的人，他们喜欢的都是什么。即使柏金斯不用亲自去冒险玩命，他也钟爱零距离的观察。对超凡乃至离奇的技艺，他总会不假思索地予以报道。

最终，柏金斯觉得自己应该活得正常点儿，他的未婚妻也这么认为。刚刚加入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时，他担任营销经理——这一经历将和他在《时报》的冒险经历一样意义非凡。如果说报道工作教会了他如何辨别好故事，那么营销上的悟性则让他可以辨别那些能够热卖的故事。他不仅拥有“绝佳的（编辑）直觉，就像音乐家的耳朵一样灵敏，他还有经商的性格”，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三世说。 [6] 柏金斯默默无闻了将近10年，但接下来的一件事将表明，他是一位带来变革的使者。

斯克里布纳的编辑团队每月开一次例会，会上每位编辑要展示一本他想出版的书。得到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最后拍板的当然是老查尔斯·斯克里布纳（charles scribner sr，即“老cs”）和儿子小查尔斯·斯克里布纳（charles scribner jr） [7] 。1919年9月的一个下午，柏金斯带来了一本他希望出版的书。公司已经否决了他两次，但是他和该书作者密切合作，不懈修改，现在手稿又准备好接受审议了。柏金斯认为，这是一部非常新颖的作品。书名是“人间天堂”，作者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编辑们立刻分裂成了几派。

“如今看来，《人间天堂》似乎纯真无邪，但在当时，它是新时代令人胆战的声音。”作家马尔科姆·库利回忆说。 [8] 斯克里布纳的一位编辑看过之前版本的手稿，“完全无法忍受它” [9] 。但是另一位社员觉得它虽然有“严重的缺陷”，但“确实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属于一个新的时代”。 [10]

老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属于不信服《人间天堂》的那一派。

“这是一本轻浮的书，”会议中他表示，“我不会让一本轻佻的书出现在我的出版书目里。”

柏金斯一直站在他身后，后者仰起头看他：“你觉得它怎么样？”

柏金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他特有的沉静语气说：“我觉得，斯克里布纳先生，如果我们错过一本这样的书，我们就应该散伙关门，退出出版业。”

这话令斯克里布纳很不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柏金斯回答，公司的业务不能简单依赖“传统卫道士作者”来维持，只出版西奥多·罗斯福 [11] 、理查德·哈丁·戴维斯 [12] 、亨利·凡·戴克 [13] 的作品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需要与时代共进。” [14]

据说这一逻辑触动了斯克里布纳，他对柏金斯说，他需要再考虑一下。最终，他批准了柏金斯出版这本书，但是手稿中的一些内容必须修改。于是，柏金斯把现代文坛的第一位“文学坏小子放入了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出版堡垒”中。 [15] 很快，他又放下吊桥迎来了另一位“坏小子”，作家林·拉德纳，后者是菲茨杰拉德早年在长岛的朋友兼邻居。社里就拉德纳1924年的作品《怎样写短篇小说》（horite short stories ）产生了争执 [16] ，然后又针对是否接受《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烽烟再起——这本书里面有“狗娘养的”一类难听的脏话，以及其他引发争议的内容。两次争论柏金斯都占了上风。

但如今，第三位“坏小子”来了，这一位明目张胆地宣扬现代情怀。先前，菲茨杰拉德笔下的虚构世界可能烦扰到了社里一些比较古板的编辑，但他的文笔至少还带着那种令人安心的浪漫主义风格；而拉德纳是一位明白易读的幽默作家，是读者心目中早已久违的喜剧人物。

但海明威是一个来自陌生土地的陌生人，想把一个震撼人心的现代世界蓦然摆在大众面前，不加任何抚慰人心的风格修饰。用野蛮、褪尽了浮华的文体，写出赤裸、血腥的内容。他的文字中没有荫凉，没有一个形容词能为读者遮挡炽烈的太阳。而且和波莱特·阿施利夫人相比，菲茨杰拉德笔下的黛西·布坎南和乔丹·贝克简直纯洁得如同圣女。

如果柏金斯能成功地从贺拉斯·利夫莱特那里挖走海明威，并击败其他竞争对手，他还得面对自己出版社内部的质疑。如果他真能出版这部长篇小说，就可能会把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推到一片严酷、陌生的20世纪疆域，那里还不曾有其他的美国出版社冒险涉足。

1926年2月9日，海明威乘坐“毛里塔尼亚号”（the auretania ）抵达纽约。整座城市覆盖在将近一英尺厚的白雪之下，但什么也挡不住他去践行使命。

来到曼哈顿，海明威就踏进了菲茨杰拉德的领地。虽然菲茨杰拉德已经离开这里一年了，但是他的痕迹在这座城市中依然随处可见。一出改编自《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戏剧刚刚在百老汇上演，派拉蒙公司（paraount）也有一部改编自这部小说的电影即将上映。柏金斯观看了戏剧的一场预演，回去报告菲茨杰拉德，观众们将这出戏称为“奇迹”和“天才作品”。 [17]

和巴黎一样，纽约的社交界也由一些互不重叠的圈子组成。富裕的曼哈顿上城区就如同繁华的巴黎右岸，富豪大酒店（regal pza hotel）像丽兹酒店般守护着这片富人区。格林威治村则好比巴黎的左岸，洋溢着相似的不拘常规的灵感、魅力和腐坏。

海明威来到位于第五大道南端的布雷武特旅馆（hotel brevoort），它地处格林威治村的心脏地带，旅馆的露天茶座就好比多摩咖啡馆在蒙帕纳斯文学圈内分演的角色。和多摩一样，布雷武特旅馆常常沦为文人们装腔作势、卖弄品位的第一现场，不过它仍然备受纽约文坛高层和来访的国际名人青睐。如果运气好，顾客可以看到《名利场》杂志的创办者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在餐厅吃饭，不远处的一桌坐着时尚编辑卡梅尔·斯诺（carl snow）。光顾这里的还有支持女性解放的红发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cent ene o&039;neill），以及形形色色的欧洲王室成员和政客。这里确实应该是有志青年小说家初次登上社会舞台的地方。

海明威要办的第一件事，是和博尼-利夫莱特一刀两断。他不顾积雪，从布雷武特旅馆出发，穿越了40个街区，径直赶往利夫莱特办公的那座褐色砂石楼。海明威对《春潮》的处境感觉不妙，因此，人们都觉得他和贺拉斯·利夫莱特会来一场血腥的拳击，用决斗的方式解决问题——或者至少是一次激烈的对峙。但是他们最终的会面却格外文明。几位出版社的编辑——可能正是那些贬低过《春潮》的人——友善地迎接了海明威。 [18]

贺拉斯·利夫莱特本人坚定而友善地重申了他拒绝《春潮》的理由。他告诉海明威，等《太阳照常升起》写成，他仍然希望该书能由他来出版。

这显然是想多了。海明威也坚定地回答，利夫莱特对于自己的其他作品没有合法索求的权利。在利夫莱特那些促成此次会面的信件中，他的语气就好像要真刀真枪留住海明威似的；但是一旦他真的和海明威面对面坐下，声势似乎就退去了。利夫莱特退让了，海明威正式获得了自由，分开之前两个人甚至还喝了两杯酒。

“现在我们互称彼此为‘贺拉斯’和‘欧内斯特’了。（我）对他说我是如何遗憾，云云。”事后海明威在给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的信中写道，并没有丝毫遗憾之情。 [19]

不过，贺拉斯·利夫莱特很快就会感到非常非常后悔。在1926年那寒冷的一天中为了舍伍德·安德森而放弃海明威，这对出版社来说确实是看似安全的选择，甚至是明智的选择。这一步错棋的严重后果，在10年之后才显现了出来。到20世纪30年代初，海明威成了一个文学偶像人物，而安德森的星光已经近乎隐匿于无形。

利夫莱特自己的星光注定沦落得更深。到了1930年，积年的无序管理和失败投资之后，他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出版社（虽然出版社保留了他的名字）。之后，他退化成了一个破落的名人。

“最后他成了一个装模作样的人，你能在阿尔冈琴会找到他，看他坐在桌前掸烟嘴，先前信心满满的利夫莱特，只剩下一个淡影。”同为出版商的贝内特·瑟夫 [20] 回忆说。

三年后，利夫莱特死于肺炎和过度饮酒的并发症，享年46岁。只有几位他从前的作者参加了葬礼。海明威没有去。

“这是一个传奇生涯最凄凉的落幕。”瑟夫说。 [21]

见过利夫莱特的第二天，海明威又一次踏雪去了上城区，这次是去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的办公室，位于纽约第五大道和48街的交叉口。这家出版社正如整个纽约一样，被所有关于菲茨杰拉德的东西占据了，后者的第三本短篇小说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all the sad young n ）马上就要出版了。海明威走进大楼和柏金斯见面，经过的一楼商店里陈列的都是菲茨杰拉德的书，橱窗上贴满了百老汇戏剧《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剧照。 [22]

海明威本打算挑起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和哈考特之间的竞逐，但在他离开柏金斯的办公室时，已经放弃了这一想法。柏金斯读了《春潮》，谈话中，他给《春潮》和《太阳照常升起》各开出了1500美元的预付金，并给出了百分之十五的版税率。

“他写了一份非常漂亮的合同，他这个人真是太他妈的好了。”海明威在给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的信中说。 [23]

海明威不仅当场接受了报价，甚至还提出柏金斯可以买断他未来的作品，不过柏金斯推辞了。 [24] 这两个男人的会面大概并没有以几杯小酒结束，不像海明威和利夫莱特的商谈；海明威可能摆出了自己最文雅的举止——柏金斯家族的新英格兰式仪态一贯使得作家们以礼相待。

柏金斯很享受这次会面。他的新作者令他很高兴。“一个有趣极了的伙计，又是斗牛啦，又是拳击啦。”他向菲茨杰拉德写道。 [25] 而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说，他牵线搭桥的两个人如此投缘，这样的结果很让他激动。“你得到了海明威我很高兴。”菲茨杰拉德回信说。他带给柏金斯的是福是祸，现在仍然难见分晓。

“海明威将决定我的引荐究竟是在帮忙，还是在添乱。”菲茨杰拉德还说。 [26]

和柏金斯谈妥了生意之后，海明威给比尔·史密斯和哈罗德·勒布各寄了一封喜气洋洋的信，大谈他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新合同细节。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具体内容他却还是绝口不提，但谈到自己一定是“疯了”，竟让朋友们读了《春潮》。他还告知勒布，《在我们的时代》反响蛮好，实际上《杜达布》也不错。“齐头并进，”他写道，“我们作家就应该相互扶持。” [27]

海明威也局促地拜访了阿尔弗雷德·哈考特。“我本应该扮演生意人的角色，尽管去打探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针对斯克里布纳的报价会做出什么相应举措，”海明威在给布罗姆菲尔德的信中写道，“（但是）我却直接告诉柏金斯我接受他的报价，然后又去把这件事告诉哈考特先生。” [28]

如果斯克里布纳像利夫莱特那样把海明威拒之门外，哈考特的大门仍会向他敞开。哈考特出版社已经有了一些美国中西部的作家坐镇，比如格连威·威斯考特 [29] ——哈考特本人十分敬仰他——但是再多些人气总是更好。

当哈考特说到威斯考特时，海明威就把自己的礼貌扔出窗外了。海明威在巴黎见过威斯考特，从看见后者的第一眼起就开始讨厌他的一切，尤其是他装出来的英国口音（威斯考特其实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实际上，海明威的厌恶是如此深切，以至于威斯考特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成一个配角——一位让人难以忍受的小说界新秀，名叫罗伯特·普利斯考特（robert prestt）——讽刺的是阿尔弗雷德·哈考特还想买下这部小说。后来在柏金斯的要求下，海明威把这个人物的名字改成了罗伯特·普伦蒂斯（robert prentiss）。海明威对哈考特说，他觉得威斯考特的作品并不好。

“话一出口便后悔了，”海明威后来向布罗姆菲尔德坦白，“但是我明白地知道，他写的是怎样的伪文学。” [30]

就这样，海明威和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短暂的暧昧结束了。

于是，海明威抛弃了一家本身就是现代产物的出版社 [31] ，却选择了一家依靠推行清教伦理发家的老牌出版社，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毕竟最开始海明威那一代人决定去欧洲，部分动力正是躲避消磨人心的美国清教伦理。

无论如何，事情已经决定了。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将由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一家曾出版过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伊迪丝·沃顿和西奥多·罗斯福作品的出版社。

对于一位决绝的、“自我硬化”了的现实主义者来说，这家出版公司的风格可能有点儿太浪漫了。但是海明威终于得到了他一直想要的：一场“大跃进”，一家大出版社，一次向大好前程冲刺的机会。

命运攸关的文学事业如今有了定论，海明威准备搞一场堪比酒神节的庆祝。过去，他对纽约没什么好感，几年前在写给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信中，他提到高楼遮蔽下暗无天日的街道，还有面无表情的市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哪个人笑，”他写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住在那里。” [32] 不过，身为一位有魅力的年轻作家，此时他为最重要的首部长篇小说找到了一家顶级出版社，海明威再看纽约时感觉完全不同了。《太阳照常升起》出版在即，禁酒时代中，这座城市的迷乱成了庆祝活动的完美背景。 [33] 可能纽约的每一个人都在偷偷地饮酒，但那年冬天他们似乎喝得比以往都多，而且突然之间偷卖酒精饮料的地方多了一倍。1920年禁酒令生效时，纽约有15000家地下酒馆；没几年，这个数字就翻了一倍还多。 [34] 甚至有地位的家族都有自己的私酒贩子，据说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家的那位私酒贩子很不错。 [35]

现在，海明威不仅没有了贺拉斯·利夫莱特的牵制，也没有了对妻儿和情人的挂碍，足足喝了一个星期的庆功酒。后来他对一个朋友说，“每个人都喝成了斗鸡眼，我自己也是” [36] 。到处都是私酒贩子和鸡尾酒、啤酒、香槟，还有多萝西·帕克 [37] 的苏格兰威士忌——最后这样东西最为有力地证明了海明威已径直落入纽约城最腐败的聚会中。正如刚去巴黎的时候，海明威怀揣着城里最迷人文学殿堂的敲门砖，此时他一到纽约就被纳入了这座城市的文学万神殿，即阿尔冈琴圆桌会。这也多亏了海明威和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罗伯特·本奇利之间的友谊。用海明威自己的话说，他见了“鬼知道多少人” [38] ，其中也包括帕克女士。

纽约文学群体的小圈子心态和巴黎的一样盛行。阿尔冈琴圆桌会的成员们——包括批评家亚历山大·伍尔科特（alexander woolltt）、海伍德·布朗（heywood broun），以及剧作家乔治·卡夫曼（e kaufan）——都是凶猛的狼，但离群太久又无法生存。无论是在阿尔冈琴酒馆（他们最喜爱的地下酒馆），还是在画家奈伊莎·迈克梅因（neysa e，圆桌会为数不多的女性成员之一）的画室中，阿尔冈琴圆桌会的成员都在吃喝玩乐，“直到他们累得趴下”，罗伯特·本奇利的儿子纳撒尼尔·本奇利回忆说。 [39]

“（他们）从来不会感觉到孤独或者忧虑，因为大家总是不离左右，时刻准备着继续。只有跟不上的人才会觉得孤独。”纳撒尼尔还说。

这个小团体之所以如此团结，可能是由于缺乏安全感，也可能是不想和低俗的平凡之辈为伍。他们也许只是想在团体的智慧中享受生活，而不愿意把时间花在睡觉、独处或者开低俗的玩笑上。不管他们究竟怀有怎样的心态，这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一群人，外人几乎不可能打入其中。

没错，不可能，除非你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成员们口无遮拦的习气丝毫没让海明威困扰，而且他在造访纽约的两周里，立即吸引了这座蜂巢里的蜂后。多萝西·帕克可能评判过百老汇一半的人——编剧、导演和演员会战战兢兢地等待着她内容丰富又不留情面的剧评——但她一见到海明威就肃然起敬。这完全是难以预料的——说到巴黎左岸知识分子的沙龙和生活方式，帕克和她的同道常常投以白眼，而海明威就是左岸来的大使。

“在所有那些事情中，只有一点值得称道——你知道的，只有那么一点。”帕克后来写道。 [40]

阿尔冈琴人其实就是对斯泰因的团体没有太大兴趣。在前者看来，幽默才是压倒一切的。帕克曾说，要是“格特鲁德·斯泰因……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我们会齐声说，耶！我们迷惘了。” [41]

海明威的第一本美国出版物也没能带给人们什么好印象。用帕克的话讲，《在我们的时代》“在文学圈造成的震动，就好比河畔北路上的两条狗打了一架造成的震动” [42] 。美国的书商、评论家和读者没有心情去关心这样一本书。他们要的是长篇小说。

“他们觉得受骗了。”她解释说，“文学成就，现在看来，是通过唯一一条标准来衡量的。”

不过，新消息传开了：海明威新书有主，还在纽约城最重要的几家出版社之间精明地挑起了争端。他的性格让帕克着迷，那袒露无遗的男性气概，和她的同仁们对比鲜明——比如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就是一个敦实的纨绔子弟，爱系领结，挥舞着长烟嘴，在媒体的照片上总摆出斜倚某物的姿势。帕克翻来覆去地问海明威他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她惊奇地发现，他们两个都觉得自己的写作进程慢得难以忍受。即使海明威拿《太阳照样升起》的写作速度向她吹牛，她仍然觉得他俩有相似的灵魂。 [43] 帕克和阿尔冈琴人可能会取笑巴黎的文学青年，但是他们当中一些人——包括帕克自己——也怀有严肃的文学志向。 [44] 她还没有出版过书，并且与海明威同病相怜，深感出版长篇小说带来的压力。

“写部长篇，写部长篇，写部长篇——他们只会说这个，”后来她向罗伯特·本奇利诉苦，“唉，有时候，我觉得好累好难受。” [45]

海明威到访期间和帕克讲了左岸的事，让她深感着迷。帕克放下怀疑，当即决定去国外看看。 [46]

而海明威似乎并没有从帕克身上得到什么启发，不过1925年他写过一句俏皮话，致敬多萝西·帕克一首如今家喻户晓的小诗。原诗如下：

n seldo ake passes

at girls ear gsses

（女孩要是戴着眼镜

男人才不会来调情 [47] ）

当年海明威回到巴黎以后，仿照帕克写了一首：

sses

better to see to kiss the critics&039; as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