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夜海航行（1/2）

我小时候，小得能躲在桌子底下、爬进抽屉里的时候，曾爬进一个抽屉，把抽屉当船，地毯当海。

我发现了我的瓶中信。我发现一张出生证明。证明上有我生身父母的姓名。

我从未将此事告诉任何人。

我从未希望寻找生身父母——一对父母已令我感觉不幸，若有两对便是自毁。我对家庭生活一窍不通。我完全不知道可以喜欢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父母可以爱你爱到让你做自己。

我是个孤僻的人。自我创造。我不相信生物学和传记。我相信我自己。父母？为什么要有父母？除了伤害你。

而我三十岁那年，写了《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的电视剧本，我将主人公取名为杰丝。她在书中叫珍妮特，但电视太直白了，即使是在归类于文学的那本小说中，是用本名同时 保证其中的暧昧与趣味性，就已经够难了。再走向电视剧的话，我想我将看到自己永远被绑在一个“真实”的故事里。

结果这事还是发生了……不过我尽力了。

因此我当时必须选个名字，我选了小时候发现的那张出生证明上的名字。我母亲的名字似乎是杰西卡，于是我把人物取名杰丝 [1] 。

《橘子》包揽各大奖项——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皇家电视协会奖，我在戛纳荣获一项剧本奖，还有诸多外国奖项——它是一九九〇年的热点话题，因为它的内容，也因为我们处理内容的方式。它是同性恋文化的里程碑，我希望它也是一座文化里程碑。我认为它是。在二〇〇八年一项英国广播公司史上最佳剧集的民意调查中，《橘子》位列第八。

我料想这所有骚动，包括且尤其是小报上的消息（如我们所知，体面、正派已告终结），会让我母亲杰丝听闻该剧，并有所推断。

并没有。

闪前到二〇〇七年，我没有为寻找我的过去做任何事。这不是“我的过去”，对吧？我已经写字将它覆盖。我在它上面记录。我将它重新粉刷。生命是层次，是液体，不稳固，很零碎。我从未写出一个有开头、中间与结尾的常规故事，因为这令我感觉不真实。这就是我为何以及如何像现在这样写作。这不是某种方法，这就是我。

我当时在写一本小说，名为“石神”。背景设在未来，不过第二部分背景是过去。小说想象我们千变万化的世界被一个先进却具破坏性的文明发现，他们的星球濒临毁灭。一支任务小队被派遣飞往蓝色行星。队伍没有返回。

我写每一本书时，都有一个句子在我脑中浮现，像一片沙洲浮出水平线。它们有如我们住在沃特街二百号时墙上写的那些字句；劝诫，格言，作为回忆与警示的闪烁的灯塔信号。

《激情》：“我在给你讲故事。相信我。”

《写在身体上》：“为什么要用失去衡量爱？”

《苹果笔记本》：“为了避免被发现，我一直在奔跑。为了能让自己发现事物，我一直在奔跑。”

《重量》：“自由的人从来不想要逃走。”

《石神》：“每件事物永远印刻着它从前的样貌。”

在前一本小说《守望灯塔》中，我探讨了化石记录的想法。如今我又有了那种感觉——感觉有些什么被书写覆盖了，是的，却依然清晰。颜色与形态在紫外线照射下显现。机器中的幽灵 [2] 闯入新的记录。

“印刻”是什么？

我当时正艰难度日。我与导演德博拉·沃纳六年的感情磕磕绊绊，双方都不快乐。

我试着写作。那本书推动着我。创作是一台测谎仪。我想对自己说谎——如果谎言是慰藉与掩饰。

二〇〇七年春天，我父亲的第二任妻子莉莲意外故世。她比我父亲小十岁，充满活力和欢乐。一场失败的髋关节置换手术导致她足部坏疽，足部坏疽继而导致不能行走，不能行走又导致糖尿病，糖尿病最终导致住院三天。三周后，她躺在棺材里离开了医院。

爸爸和莉莲都在阿克灵顿一家看护中心休养，那是由一位名叫内丝塔的很棒的女士经营的。她曾是一艘游轮上的喜剧演员——而经营一家看护中心是需要幽默感的。她最后放弃以说笑话为生，接手了家族的看护中心事业。她同我聊了一些事，决意一有空房就要我爸住进去。礼拜日会让他上教堂，周中也会带他出去走走，还会有很多人探望他。我每月一次来回三百五十英里去看他。

我开车北上阿克灵顿，清理他的小平房，和常人一样心事重重地忙着整理一切——烦冗的死亡文件。

所有照片无疑消失了，被讨厌的亚历克舅舅（带杜宾狗那个）拿走，不知何用。屋里没有真正来自旧日的东西，不过有一个上锁的箱子。

宝物？我一直相信真的有宝藏这回事……

我走到车子边，取来一把螺丝刀和一把榔头，把螺丝刀锤进挂锁锁口。锁弹开了。

令我惊恐的是，箱子里装满了皇家阿尔伯特瓷器，包括一个三层的蛋糕架。爸爸为什么把剩余的“皇家阿尔伯特”藏进一个约翰·西尔弗 [3] 的海盗箱？

另一些陶器将童年的滋味带回我口中。温特森太太的“村舍”盘子，手绘金边，中间画着一座遗世独立的林间小屋……（和我现在住的地方有几分相似）。

箱子里有爸爸战时的奖章、温太太的一些字条和书信、一些令人难过的私人物件，还有和我有关的一些可怕的东西，我给扔了，有几张她每周的购物清单和预算。而最令人难过的，是她写给爸爸的信，颤颤巍巍的工整字迹，一步步地告诉他在她过世后要做些什么——葬礼保单……养老金文件……房契。

可怜的爸爸——他预料到自己会比两任妻子更长寿吗？和温特森太太不同，莉莲没有留下任何指示——但这一次没关系，因为这一次我能够出面。

我端起皇家阿尔伯特三文鱼浅盘。底下是一个小盒子。盒子里还藏着一个盒子……没上锁……几件首饰、几个信封、几张折叠整齐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一九六〇年的法院命令。那是我的正式领养文件。第二份是类似车检表的某种婴儿体检表：我没有心智缺陷。我健康良好，可以领养。我曾被母乳喂养……

我曾有个名字——被粗暴地划掉了。文件顶部也被扯破，这样我就看不到医生或机构名称，底部的姓名也被撕去了。

我看了看法院命令。上面也有名字——我曾经的名字——划掉了。

打字机和泛黄的纸。如此古老。那些东西看起来像是百年以前的。我也是一百年前的。时间是一道鸿沟。

天黑了。我身穿大衣坐在空荡荡的房间地板上。我觉得熟悉的陈设被搬空了。我打开一扇门，屋里是我辨认不出的陈设。终究是有一段过去的，无论我写了多少字来覆盖。

就像那一张张纸上的名字——被覆盖的名字——我的过去在那里，在这里，也在此刻。那道鸿沟渐渐将我包围。我感觉被困住了。

我不知道这件事为何重要。为何感觉这么糟。他们为何从不告诉我，也不给我看？他们为何不愿意？婴儿就是婴儿。这个婴儿重新开始。没有历史，没有血缘。

这时有一串句子在我脑中回放——我自己书中的句子——“我不断地写，迟早有一天她会读到的。”“寻找你，寻找我，我想我穷尽一生在寻找我们两人……” [4]

我写过爱的叙事与失去的叙事——渴望与归属的故事。如今看来一切明朗——温特森式的对爱、失去与渴望的着迷。是我的母亲。是我的母亲。是我的母亲。

而母亲是我们最初的爱恋。她的手臂。她的眼睛。她的乳房。她的身体。

假使我们后来恨她，我们将那愤怒带入与其他爱人的关系。假使我们失去了她，要去哪里重新找到她？

我往往着迷于研读文本，并将它们植入我的写作。圣杯传说便是——匆匆一瞥，世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永远消失了，而后的追寻是为了再次找到它。

《冬天的故事》，我最爱的莎士比亚戏剧：讲一个弃婴的故事。“倘失者不能重得”，一个扭曲的世界就不能得到矫正。

读一读这句话。不是“曾失者”或“已失者”。而是“失者”。语法告诉我们，这失去何等严重。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没错——但并非过去。这是旧时的现在，旧时的失去，每天依然疼痛。

此后不久，我开始发疯。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形容。

德博拉离开了我。我们最后一次大吵，由我的不安全感和德博拉的冷漠引发，第二天我们结束了。结局。

德博拉走掉是对的。寄予厚望的起始早已变作缓慢的折磨。我什么都不怪她。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多是美满的。可是像我之后发觉的那样，关于家、组建家庭、与另一个人组建家庭，我有很大的问题。德博拉爱离家，且乐此不疲。她是一只漂泊不定的杜鹃。

我爱回家——我对快乐的概念是回家，回到我爱的人身边。我们无法化解这种差异，我不明白的是，像差异这样简明的东西怎会通向如决裂这般复杂的终点。这突然而意外的离弃，聚积于家的概念与家的不可能性中，点燃一条导火索，毕剥作响，一路烧进我内心深处围墙的缺口。在那个围墙缺口里面，如一位隐士般掩盖在时间中的，是我的母亲。

德博拉无意触发这“逝去的失落”，我甚至不知道它存在——没有任何实际的认知方式——虽然我的行为模式是线索。

我打电话给德博拉，她一通也不回，由此而来的痛苦，我的迷惘与愤怒，这些情绪状态将我引向我从不想走近的那扇密闭之门。

这使之听来像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心灵比意识之所能聪明得多。我们将事情深深埋藏，深到不再记得有事被埋藏。我们的身体记得。我们的神经状态记得。但我们不记得。

我开始在夜里醒来，发现自己匍匐着大喊“妈妈，妈妈”，大汗淋漓。

火车到站。车门打开。我无法上车。我感到羞耻，取消了活动、约会，怎么也说不出原因。有时我接连几天不出门，衣服也不穿好，有时我穿着睡衣在大花园里游荡，有时我吃点东西，有时无心茶饭，还有时会在草地上，手拿一罐冷掉的烘豆。熟悉的悲惨景象。

假如我是住在伦敦或别的大城市，我会因疏忽交通状况，车祸而死——我在自己的车里，或者在别人的车外。我考虑着自杀，因为这一定得是选择之一。我一定要能够考虑自杀，好的日子里也这么做，因为这还给我一种掌控感——我将最后一次掌控。

不好的日子里，我只是抓牢那根越来越细的绳子。

那根绳子就是诗。当我必须将藏书保存于心时所记住的所有诗歌，现在抛给我一根救生绳。

我的住所门前有一块高地，以一道干砌石墙围起，在此可以展望一片连绵的山景。我无力应对的时候，会走进那块空地，倚墙而坐，凝望那片景色。

乡村、自然世界、我的猫以及英国文学a至z，是我能够依靠与紧握的。

我的朋友们从不辜负我，我能讲话的时候，就找他们讲话。

但我时常无法讲话。语言离我而去。我身处那个在我获得任何语言之前的所处之地。遗弃之地。

你在哪里？

然而真正属于你的东西绝不会离你而去。我未能找到文字来直接描述自己的状态，但我时而能够写作，并且是以一种引爆的势头在写，这会暂时让我知道依然有一个世界存在——固有的，灿烂的。我可以做自己照明的光芒。然后光亮再度熄灭。

我写过两本童书：图画书《卡普里国王》和给大孩子读的小说《时钟之屋》。《时钟之屋》想象了一个时间像石油、水及其他商品一样消耗殆尽的世界。

我为教子们写了这两本书，孩子和书给予我简单的喜悦。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我从荷兰回来，尽我所能举办了一场重要的公开讲座，设法表现正常。我再次满身大汗，走进房间的时候，连火都生不起来。于是我裹着外套坐着，双手捧一罐烘豆，两只猫趴在我的膝盖上。

我想到一个故事——一个圣诞故事，从一头驴子的视角讲述，名为“狮子、独角兽与我”。驴子抬头嘶叫时鼻子变成了金色，因为天使在马厩虫蛀的屋椽摇晃着脚，刚好扫过它的鼻子。

我就是那只驴子。我需要金色的鼻子。

当晚我写下故事，大概写到清晨五点，然后陷入昏睡，睡了将近二十四个小时。

这个故事发表在《泰晤士报》。圣诞夜，有位很热心的女士寄给我电子邮件，说这个故事令她流泪，还令她年幼的女儿又哭又笑，能否让她的出版社配上插图出版？

这就是事情始末。

而书对我的拯救并未就此结束。如果诗是一根绳子，那么书就是一条条救生筏。在我最不稳定的时期，我在书中获得平衡，书载着我穿越那将我浸透、将我粉碎的情感浪潮。

感受。我不想去感受。

那段时间我得到的最佳缓解，就是去巴黎，躲进莎士比亚书店。

我与店主西尔维亚·惠特曼已是朋友，这位年轻女士的巨大能量和热情使她渡过许多难关。她的父亲乔治一九五一年在巴黎圣母院旁的现址开了这家书店，他仍住在楼上，像只老鹰般栖息。

西尔维亚安排我住进书店隔壁未安装现代化设施的老式旅馆：埃斯梅拉达酒店。我住在顶层，没有电话，没有电视，只有一张床和一张书桌，以及窗外教堂的风景，我发现自己能入睡，甚至能工作了。

我能在书店古籍区坐上一整天和大半个晚上，西尔维亚的狗在一边陪我看书，我需要走动时，那只名叫“科莱特”的狗也会跟来。这是一种单纯又安全的逃离。

我在店里不负担任何职责，还受到照顾。有一次我胸腔感染来到店里，西尔维亚不让我回家，而是为我熬汤、改机票、买睡衣，留我静卧休养。

那里有一种往日在阿克灵顿公共图书馆时的感觉。我很安全。我被书籍环绕。我的呼吸变得更深更稳，我不再焦虑痛苦。那些时光虽然短暂，却很珍贵。

我没有好转。我在恶化。

我没去看医生，因为我不想吃药。如果这样会要了我的命，那就让我丧命吧。如果我的余生会如此下去，我也没法再活了。

我清楚地知道，我无法以任何方式重建或复原生活。我全然不知所在之地的另一边会有什么。我只知道以前的世界永远地消失了。

我感觉到自己像一座鬼屋。我从不知道那隐形之物何时侵袭——就像是对着胸部或腹部的一记猛击，令我呼吸困难。有这种感觉时，我会在它的力量之下放声呼喊。

有时候我会蜷卧在地板上。有时候我跪地紧抓着一件家具。

这是一个时刻……需知还有别的时刻……

坚持，坚持，坚持下去。

我爱自然世界，永不停歇地欣赏它。美丽的树木田野、山川河流、色彩演变、忙碌而专注的小小生物。我长时间地散步，或在空地背靠石墙，坐看云卷云舒，这给我片刻安稳。我知道当我不在了，这一切也还会存在，因此我想我可以离去。世界很美。我是其中一粒微尘。

我散步的小径上躺着一只死掉的狐狸。它强壮的红色身体上没有一丝伤痕。我把它搬进树丛里。对我而言，这样处理也足够了。

我觉得自己做过些有益之事。我没有浪费生命。我可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