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就是这条路（1/2）

我决定申请去牛津大学读英文系，因为这是我最不可能做到的事。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上过大学，虽然大家会鼓励聪慧的女孩读师范学院或者考会计考试，但读牛津和剑桥并不在死前必做之事的愿望清单上。

《同工同酬法案》一九七〇年在英国立法实施，但我认识的女性没有人得到同工同酬的待遇——也没人认为理应如此。

在工业化的英格兰北部，大多数是传统蓝领职业类型——工厂作业、制造业及矿业，男性掌控着经济权力。

女性凝聚起家庭与社区，但女性无形的贡献得不到衡量与酬劳，也没有社会回报，这意味着我的世界充满了强大又能干的女性，她们是“家庭主妇”，必须顺从她们的男人。我的母亲正是如此待我父亲。她看不起他（这并不公平），却称他为一家之主（这并非事实）。这种婚姻、家庭模式触目皆是。

我认识的女性没有几个从事专业或管理工作，而那些担任此类工作的都未婚。学校的女性教师多数未婚。拉特洛太太丧偶，她是英文系主任，也仍旧要为两个儿子煮饭洗衣，而且她从不休假，因为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当一个单身女人不再能引起异性的任何兴趣，她只有在发挥作用的地方才能被人看见。”

这真是金玉良言，本应令她成为女性主义者，但她没时间投入女性主义运动。她爱慕男性，虽然因为身边没有男人已使得她在自己眼中都隐形了——在那些看不见的小镇角落里，一个女人所能占据的最悲哀的地方，便是自己眼中。杰梅茵·格里尔 [1] 在一九七〇年出版了《女太监》，我们无人读过。

我们并不深刻世故。我们是北部人。我们并非生活在曼彻斯特那样的大城市，女性主义似乎尚未影响到我们。

“战斧”一直被用来形容强大的北部工人阶级女性，可褒可贬。这种大刀阔斧的意象也劈裂了我们的身份认同。北部女性是强悍的，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流行喜剧作品中都如此认定——所有海滨景点的漫画明信片上全都是瘦弱的男人和强势的女人——在醉酒的工人俱乐部里，莱斯·道森之类的短剧演员穿戴起头巾和围裙，戏仿也颂扬那令人敬畏的女性形象，男人们又爱又怕又依赖着她们。然而那些所谓站在门口等着用擀面杖揍男人的女性却并未执掌经济权杖。纵使她们掌权，也会加以隐藏。

我认识自己做小生意的女人，比如我打工的市场摊位的摊主和供给我许多餐食的炸鱼薯条店的老板，她们都假装那是丈夫的商号，自己只是在那里工作。

我们在学校上过的唯一一堂性教育课根本无关乎性，而是关于性别经济。我们买东西应当自个儿掏钱，因为这是现代的做法，但要事先把钱交给男生，这样别人才能看见是他付的钱。我们谈的只是车票和电影票，不过以后，在管理家庭预算时，我们也应当确保他了解家中一切都是他的。“男性尊严”，我记得那位老师是这么说的。我认为这是我听过的最愚蠢的事，可以称其为社会关系地平说。

照自己希望的方式惬意而活，不曾在社交中伪装的女性，只有开糖果店那一对，但是她们必须在性取向方面伪装，不能公开同性恋身份。大家嘲笑她们，她们其中一人还得头罩巴拉克拉法帽。

我是个女人。我是个工人阶级的女人。我是个希望能毫无愧疚、不被取笑地去爱同性的女人。正是这三件事构成了我政治观念的基础，而不是工会或左派男性所理解的阶级斗争。

左派人士花了很长时间才将女性完全纳入独立平等的范畴，且不再将女人的性欲归为对男性欲望的反应。我所认知的左翼政治立场令我感到不适和被边缘化。我并非期待改善我的生活条件。我想要彻头彻尾地改变我的生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讨论一种风险与报酬的新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你可以成功，可以成就任何想做的事，只要你足够努力，并愿意抛弃传统的安全网。

我已经离家。为了完成学业，我已经在平日晚上和周末工作。我没有安全网。

比起为工党发声的中产阶级男性，以及为“家庭”工资奔走、希望把女性留在家中的工人阶级男性，在我看来，撒切尔给出了更好的回答。

我丝毫不推崇家庭生活。我没有家。我有愤怒与勇气。我聪明。我没有情感羁绊。我不理解性别政治。我是里根－撒切尔革命中的理想原型。

经由拉特洛太太辅导，我参加了牛津大学入学考试，并取得面试资格，买了去牛津的长途车票。

我申请的是圣凯瑟琳学院，因为它给人新鲜现代的感觉，因为它是男女混合的学院，也因为它前身为圣凯瑟琳协会，是牛津原有学院可怜的附属组织，为无力负担学费正常入学的学生而设。

不过现在它已是牛津正规的学院。也许，我可以去那里上学。

我在牛津下车，向人打听到圣凯瑟琳学院的路。我感觉自己像托马斯·哈代小说中的无名的裘德，但我决心不上吊自尽 [2] 。

我不知道竟有一座如此美丽的城市，也不知道有大学学院这样的地方，有四四方方的院子和草坪，洋溢着活力十足的宁静感，那种宁静我至今仍觉得充满魅力。

学院提供我一夜住宿，也在院内供应餐食，但其他考生流露出的那种自信令我却步，我没有进去和他们一起用餐。

面试时，我无法口齿清晰地讲话，因为那是我生平头一次觉得自己外表不对，言谈也不对。其他人看起来都很自在，虽然我确定那也并不是真的。当然，他们衣着更好，口音也不同。我知道我没有应付自如，但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自如。我隐藏起平素的自己，却无别的形象可取而代之。几周后我得到消息，我未被录取。

我很绝望。拉特洛太太说我们必须考虑别的选择；对我而言，没有别的选择。我对选择没兴趣；我只对牛津有兴趣。

于是我想到一个办法。

我当时总算已通过驾驶考试，我卖了那辆不属于我的迷你车，花四十镑买下一辆能合法上路的希尔曼顽童汽车。车门都坏了，但引擎还很好。只要愿意从车子后头的挡风玻璃处蠕动着钻进去，就可以开上很长一段路。

珍妮说她要和我一起去，于是我们带上帐篷出发去牛津，时速五十英里，这是那辆“顽童”的最高车速了，还得频繁停车加汽油、机油、水和刹车油。我们带了两颗鸡蛋，以防散热器漏水。那年头，往散热器里打颗蛋进去就能轻易修好它，正如风扇皮带能用尼龙长袜代替，断掉的离合器拉线可以用两枚螺栓和一个“蒂泽尔”汽水罐代替（在罐子两头钻孔，拉线断开的两边绑上螺栓，把套着螺栓的拉线塞进罐子的小孔——你会听到轻微的哐啷声，这时就能踩离合器踏板了）。

珍妮家有一本营地指南，我们查到牛津市外的一家高尔夫球俱乐部有廉价露营区。

我们花了约九个小时才抵达，但我们吃了培根和豆子，心满意足。

第二天，我约好拜见高级导师和一位英文系讲师——另一位不在学校，值得庆幸。

我还是完全无法发言，只能叽里咕噜地讲话，就像……压力之下我成了比利·巴德 [3] 和《史瑞克》里驴子的混合体。

我绝望地双手一摊，手掌上沾满机油。“顽童”漏油了。

也没别的办法，只能用《史瑞克》驴子的语速解释希尔曼顽童汽车、帐篷、我打工的市场货摊，加上一些天启和温特森太太的事，以及英国文学a至z散文部……

他们的办公桌上展开放着一封拉特洛太太寄来的信。我不知道她写了些什么，但他们提到奥利芬特夫人。

“我想要成为比她更好的作家。”

“这应该不难——不过她倒是写过一个很好的鬼故事，叫——”

“《敞开的门》。我读过。很可怕。”

不知何故，奥利芬特夫人成了我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