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教堂（1/2）

“那不是教堂——那是两间连栋屋拼在一起。”

阿克灵顿布莱克本路的以琳五旬节教会，是我十六年间生活的中心。那里没有靠背长椅，没有祭坛，没有中殿和高坛，没有彩绘玻璃，没有蜡烛，没有风琴。

那里有折叠木椅、又长又低的讲坛——更像个舞台，而非传统的带支柱的箱形讲坛——一台酒吧钢琴和一个地坑。

洗礼仪式时会往坑里倒满水。如同耶稣在约旦河为信徒施洗，我们也将信徒全身浸没在深深的温水池里，水必须在仪式前一天慢慢加热。

受洗者会拿到一个用来装假牙和眼镜的小盒子。原本只是用来装眼镜的，直到那次斯莫利太太在水中开口赞美主时，上排牙齿掉了出来。牧师不会游泳，只好由一位教友潜入水里，把假牙捞上来——我们一齐唱《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以示鼓励，不过他们觉得掉一副假牙是意外，要是掉两副看起来就像是粗心大意了。于是，洗礼时要摘下假牙——如果你有假牙的话，而实则大部分人都有。

他们激烈地辩论过土葬和火葬时要不要摘下假牙。

和多数福音派组织一样，以琳教会相信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肉身复活——温特森太太不信，但她保持沉默。问题是，如果牙齿拔掉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流行这么做——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牙齿会长回来吗？如果长回来，假牙会不会碍事？如果长不回来，是不是就得没有牙齿度过永生？

有人说这不要紧，因为死后的灵魂生活没有人需要吃东西；也有人说这很要紧，因为我们想要在耶稣面前是最好的样子……

辩论持续着……

温特森太太不希望自己的肉身复活，因为她从来都没有爱过它，从来都没有在哪一天的哪一分钟爱过它。尽管相信末世，她却觉得肉身复活不科学。问起她这件事时，她对我说，她看过记录广岛与长崎的百代新闻片 [1] ，她了解罗伯特·奥本海默和曼哈顿计划 [2] 。她经历过战争。她哥哥曾是一名空军，而我爸爸曾加入过陆军——这是他们的人生，而非历史。她说原子弹出现后，你无法再相信质量，一切只与能量有关。“现世只是质量。我们走的时候，就成为能量，如此而已。”

多年来我对此思索良多。她理解这极其复杂又绝对简单的事。对她而言，在《启示录》里，都会过去的“世界上的事”，以及“好像书卷被卷起来的天地”，都证明了从质量到能量的无可避免之进程。她舅舅——她亲爱的母亲所挚爱的兄弟——是一名科学家。她是个聪慧的女人，在疯狂的神学与残酷的政治之间，在她浮夸的抑郁和她对书本、知识、生活的拒绝之间，她观看了原子弹爆炸，意识到世界真正的本质是能量而非质量。

但她未曾理解，她活着的时候，能量也可以是她自身真正的本质。她无须受困于质量。

受洗者身裹白布，或羞怯，或大方，牧师问他们这个简单的问题：“你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吗？”

回答是：“我接受。”此时受洗者蹚进水中，由两名壮汉架着身子两侧，将全身浸入水池——旧生命结束，出水进入新生。浑身湿透地站起来后，他们取回假牙和眼镜，被人领进厨房擦干身体。

洗礼很受欢迎，仪式之后总有一席提供百果土豆馅饼的晚餐。

以琳教会不为婴儿施洗。洗礼只为成年人或接近成年的人而举行——我是十三岁。只有在一个人将生命交托给耶稣并理解其深意的情况下，他才能在以琳教会受洗。基督训谕他的信徒必须出生两次：自然的出生与属灵之出生，这与异教及部落的宗教入会仪式并无二致。在机遇和环境所赋予的生命与人为选择的生命之间，必须行一种过渡礼，一种有意为之的仪式。

有意识地选择生命与生活方式，而不只是因应自然和机遇的偶然性将生命视作自然赋予动物的礼物，有心理上的益处。“第二次出生”通过唤起自省与意义，从而保护了灵魂。

我知道，这整个过程很容易变为另一种机械式的学习，其中根本没有选择，无论多么愚笨的回答都胜过诚实的质疑。不过它的动因仍是好的。我见过很多工人阶级的男女——包括我自己——加入教会后过着可能比原来更为深刻更具见地的生活。这些人没接受过良好教育，研读圣经促使他们动脑。他们下班后碰头，做嘈杂的讨论。归属于某样宏大、重要事物的感觉带来团结与意义。

对一个人而言，没有意义的一生，也毫无动物自然的尊严；我们不能只是吃、睡、狩猎和繁殖，我们是追求意义的生物。西方世界摒弃了宗教，但没有消除我们的宗教冲动；我们似乎需要某种更崇高的目标、某种生活的目的——仅仅有钱有闲和社会进步是不够的。

我们应该要找到新的探寻意义的方式——如何找到仍不清楚。

然而对于阿克灵顿以琳五旬节教会的成员们来说，生命充满神迹、预兆、奇迹和实际的目标。

该团体便是如此于一九一五年在爱尔兰莫纳亨创立，不过创始者乔治·杰弗里斯是威尔士人。“以琳”这个名字出自《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七节。摩西和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跋涉，众人痛苦而疲惫，寻求神的预兆，就在这时，“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

要是哪只母鸡不生蛋，为它祷告，鸡蛋必定随之而来。我们的复活节仪式总要为母鸡祈福，很多人都养鸡；我们家的鸡养在菜地里，大多数人家的养在后院。若有狐狸来访，很快会被传成一则撒旦变着法子顺手牵羊的寓言。不愿意下蛋的鸡无论你怎么为它祷告，它就像是离弃耶稣的人，傲慢而无果。

如果你把洗好的衣服挂出去，却下起雨来——找三两信徒祈祷吹来合意干燥的风。由于没人有电话，我们常互相串门子找人帮忙。温特森太太不这么做——她独自祷告，祷告时站着，比起双膝跪地的罪人，她更像《旧约》中的先知。

苦难是她的铠甲。渐渐地，那成了她的皮肤。于是她无法脱下。她没有止痛药，在痛苦中死去。

至于其他人，至于我，确知神在近处，就使不确定有了意义。我们没有银行存款，没有电话，没有汽车，没有室内厕所，多半没有地毯，没有工作保障，没有什么钱。教会是互帮互助与提供理想可能性的所在。包括我在内，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感到受困或无望。就算我们只有一双鞋，领薪日前的周四晚上没东西吃，又有什么关系？“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3] ……”

好建议——如果神的国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不囿于日常现实和数字的地方，如果那是你真心热爱的地方……

在一个变得工具主义与功利主义的世界里，神的国这种象征——它是一种象征而非一个地方——代表了爱对权势的傲慢和财富的虚妄发起的挑战。

礼拜一晚上——姊妹会

礼拜二晚上——读经

礼拜三晚上——祈祷会

礼拜四晚上——兄弟会/“百得 [4] ”之夜

礼拜五晚上——青年团契

礼拜六晚上——培灵会（外出）

礼拜日——全天

兄弟们的“百得”之夜是很务实的聚会，他们修整教堂或去某位弟兄家里帮忙。周六晚上的培灵会是每周真正的重点，因为它通常意味着前往另一个教会，夏天的话，意味着帐篷布道会。

教会有一顶大帐篷，每年夏天我们都随“荣光布道团”东奔西跑。在阿克灵顿高架桥下的空地上所搭的荣光布道团帐篷里，我的父母重塑了他们的婚姻。

我母亲热爱荣光布道团。我认为对于她本该相信的东西，一多半她都不信，她还自己生造出好些神学观念。但我觉得，她和爸爸在帐篷布道会皈依主的那一晚，使她没有拎起小皮箱离家出走，一去不返。

所以每年当温特森太太见到野外的帐篷，听到小风琴演奏《与主同行》时，她便常常抓起我的手说：“我能闻到耶稣的气息。”

帆布的气味（北部夏季多雨）、为会后聚餐准备的汤的气味以及印有颂歌的潮湿纸张的气味——这就是耶稣闻起来的气息。

如果想要拯救灵魂——谁不想呢——那么帐篷似乎是最佳的临时建筑。它暗喻着我们这无常的人生：了无根基，轻易消逝。它是风雨中的浪漫故事。风吹过时，帐篷鼓胀着飘动，这里有谁感到迷失与孤独？答案是——我们所有人。小风琴奏起《耶稣恩友歌》。

在帐篷里，你会感受到与他人的共鸣，即使你并不认识他们。在帐篷里共处就是一种纽带，你看到微笑的脸庞，闻到煮汤时的香气，身旁的人询问你的名字，接着你很有可能想要得到拯救。耶稣的气息是美好的。

对我的父母辈而言，帐篷就像战争对人的意义。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可以摆脱日常规则的一段时间。你们可以忘记账单与烦恼。你们有共同的目标。

他们的样子历历在目：爸爸身穿针织开衫、佩戴针织领带，站在门帘边和走进帐篷的人握手；母亲则在帐篷走道中央，引来人入座。

还有我，分发颂歌歌词或带领合唱——福音派教会会唱很多合唱曲——简短轻快的词搭配激励人心的曲，易于记忆。像是《要喜乐，上帝的圣徒》。

除非亲身经历，不然很难理解这其中的种种矛盾。同志的情谊、单纯的快乐、仁慈、分享，在一个无所事事的小镇上每晚有事可做的乐趣；与之相对的是残忍的教条和令人痛苦的苛禁：禁酒，禁烟，禁止性行为（如果已婚，婚后性行为要尽可能地少），禁看电影（但查尔顿·赫斯顿饰演摩西的《十诫》是特例），禁读灵修文学以外的读物，禁着华服（并不是说我们买得起），禁止跳舞（除非是在教会跳一种表达神圣狂喜的爱尔兰吉格舞），禁听流行音乐，禁止打牌，禁止去酒吧——去喝橙汁也不行。电视可以看，但禁止在礼拜日看。礼拜日要用布把电视机罩起来。

可我喜欢荣光布道团在学校放假时活动，这样我就可以蹬上脚踏车，骑三十或四十英里前往帐篷安置的地方，领一根香肠或一个馅饼，接着是聚会时间，几小时后，外地赶来的人躺进睡袋，就地休息。我们再骑车回家。

温特森太太独自坐长途汽车过来，这样她便可以抽烟。

有一天她带奈丽阿姨一起来。她们都抽烟，但两人约定不告诉别人。奈丽阿姨原本是卫理公会教徒，但她改变了心意。大家都管她叫奈丽阿姨，虽然她并没有组建自己的家庭。我以为安替·奈丽 [5] 是她的名字。

她住在贫民区一栋石砌的工厂公寓的套间里，上下各一间屋子。室外厕所和另两栋房子的住户共用。厕所很干净——室外厕所应该很干净——里头有一张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年轻时身穿军装的照片。有人在墙上涂鸦“上帝保佑她”。

奈丽阿姨与他人共用厕所，不过她有自己的室外水龙头，屋内有烧煤的铁灶，灶上摆着一只硕大的锡壶，她还有一个沉甸甸的大熨斗。我们猜她仍在用这个熨斗烫衣服，到了晚上则把它放在床上暖床。

她未婚，罗圈腿，卷发，瘦得像从来没吃饱过，从没见她脱下过那件大衣。

那些女人来为她入殓时，得剪开她的大衣扣子才能将衣服脱下，她们说，与其说那是件花呢大衣，还不如说是片波纹铁皮。

我们这才发现她穿着羊毛内衣，包括紧身背心、羊毛长袜和一条用零碎布料拼接而成的衬裙——我想多年来她一直在又缝又拆吧。她的脖子上系着一条厚厚的男士丝巾，之前被大衣盖住了，而那条围巾价值不菲，引人猜疑——她有情人吗？

如果有，那一定发生在战争期间。她的朋友说，战时每个女人都有情人——无论已婚的还是未婚的，那时就是那样。

不管当时或者从前情况如何，如今她戴着丝巾，穿着内衣和大衣，便再没别的了。没有连衣裙，没有半身裙，没有衬衫。

我们猜想是不是她最近病得太厉害，才没法穿戴整齐，虽然她依旧往来于教堂和市场。没有人知道她的年纪。

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人去到她家楼上。

狭窄的房间空空荡荡，一扇很小的窗户钉着报纸保暖。地板上有一条碎布地毯，是自己用碎棉布缝制的毯子，感觉很粗糙，铺在地上犹如一条垂头丧气的狗。

屋里有张铁制床架，放着一条网格状鸭绒被，只填充了一只鸭子的羽毛的那种被子。

有一把椅子，上面放着一顶落满灰尘的帽子。有一只夜里用的便桶。墙上有一张奈丽阿姨年轻时的照片，她身穿黑白波点连衣裙。

有一个衣柜，里头有两套补过的干净内衣和两双厚羊毛长袜。包在牛皮纸里挂起来的，就是那条波点连衣裙。裙子袖根里缝了两块吸汗垫，体香剂出现以前人们常这么做，晚上回家只用把吸汗垫和长袜一起洗掉。

我们看了又看，但没有什么可看了。奈丽阿姨总穿着大衣，因为她没有衣服。

女人们清洗她的身体，为她穿上那条波点连衣裙。她们教我怎么做能让遗体好看些。那不是我见过的第一具遗体——我曾坐在死去的外婆身边吃果酱三明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部，灵柩敞着在家里放了三天，没人会在意。

然而触碰遗体的感觉很奇怪——我仍旧觉得奇怪——遗体的皮肤变化相当快，所有部位都收缩了。但我不愿将所爱之人的身体交给陌生人清洗和穿衣。这是你能够为某个人做的最后一件事，你们能够一起做的最后一件事——两人都身在其中，一如从前。不，这不该由陌生人来做……

奈丽阿姨不可能存下钱来。每周两次，她会把邻里所有的小孩们叫来，把楼下的那间屋子挤得满满当当，她会煮洋葱汤或土豆汤，每个小孩都带着自己的杯子，她从炉灶上舀汤给孩子们。

她教他们唱歌，给他们讲圣经故事，三四十个骨瘦如柴、饥肠辘辘的孩子在屋外排队，有时还带来一些妈妈给的东西——小面包或太妃糖——大家一起分着吃。他们都长虱子。他们都爱她，她也爱他们。她把自己那处阴暗潮湿的、只有一扇窗、墙壁黑乎乎的小屋叫作“阳光角落”。

那是我学到的爱的第一课。

我需要爱的课程。我仍旧需要，因为没有任何事比爱更简单，没有任何事比爱更困难。

无条件的爱是孩子应该期望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虽然很少事如人意。我没有得到那种爱，我是个很紧张、警惕的孩子。我也是个小暴徒，因为没有人能将我打倒或看到我哭泣。我在家无法放松，有他人在场时无法自在地遁入独处的放空世界。因为在厨房游荡的亡灵，乔装成灵体的老鼠，突如其来的阵阵钢琴声，偶尔露面的左轮手枪，山脉一般笼罩不去的母亲，还有可怕的就寝时间——如果爸爸上夜班，她会躺在床上，这代表整夜亮着灯读末世预言——天启本身就在不远处，哎，家真算不上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

大多数孩子小时候过圣诞节，都会为爬下烟囱的圣诞老人留一些礼物。我以前为天启四骑士 [6] 做礼物。

“会是今天晚上吗，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