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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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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洗澡有统一时间,一个月一次,一般是星期六晚上,大家都会去。那天,我从澡堂出来,正好碰到内科主任,是安徽铜陵人,四十多岁,也是朝鲜回来的,和我很熟识。他也是刚洗完澡,我们便一起回宿舍,一路上聊天,聊到一件事,一下把我刚精心养好的伤口又揭开。他隐隐讳讳地向我透露,他听到一个风声,说我老头子在外面讲,我把身子给了他,可他怀疑我也给过别人,所以跟我绝了交。

且不说这风声有多大,但真是假不了的,因为这是天知地知他知我知的事,现在至少有第三个人知。谁说出去的?我怎么可能说?我没说,那么只能是他。

我当时什么感觉?五雷轰顶。

我说过,我不是个大小姐,我是个逼急了敢杀人的人,那个想强奸我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队长就是例子,现在他在我心目中可恶的程度一点也不小于那个该死的队长。如果当时他在单位,我一定会找上门去把他的脑袋也砸烂,砸死也说不准。可他远在南京,回来还可能当副院长,领导我。我想不通,一个人怎么会无耻到这个地步?他逼我走上了绝路,我连夜给军政治部写信,告他强奸我。他不仁我不义,我要他死得难堪!这是我那天夜里咬了一千遍的话,牙齿都咬碎了。

政治部保卫处迅速派人到我们单位来调查,同时把他从南京紧急召回来配合调查。他当然不承认,但有什么用,我白纸黑字写着,时间地点次数,写得清清楚楚,于情于理,哪怕逻辑分析,真理都在我手上。从逻辑上说,他为我去向单位要第二份证明,分明也成为他要了我身子又想抛弃我、安抚我的一个把柄,否则干吗是他去代我要?退一步说,即使没这个把柄他也没逃路,这种事只要有人告,一告一个准,诬告你也得认,逃不掉的,你能找谁来证明你的清白?

他是英模,组织上开始是想保他的,因为从事情经过分析,当时我们是在谈恋爱。这也是事实,我也承认。于是组织上征求我意见,如果他愿意娶我,我是不是可以不告他,化干戈为玉帛。我嘴上说不可以,心里其实是做好准备的,只要他来向我认个错,答应娶我,我会接受的。但他不愿意,组织上怎么开导都不接受,死活不愿意。那谁救得了他?结果就那样,被开除军籍,遣返老家,过去的一切荣誉、身份、地位一夜间都归了零。

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我也没好下场,首先是脸破了,其次是心碎了。第二年,我要求转业,单位一百个同意,巴不得我走。一个破相的人待在那里大家都不舒服,走对我本人和单位都是好事,两全其美的事,谁反对?都催我走呢。我想没有人会祝我一路走好的,因为我没干好事。有人会同情我吗?我想不会有,包括我自己,有时也懊悔把他毁成那样。但我不是神,我是人,我就那水平,人的水平,所以更多时候我并不懊悔。我认了,是把刀子也得吞下去,没有选择。人就是这待遇,熬着活,你看我和老头子,现在活成这样还不是熬着在活?

九二

可能是疲倦,可能是急于想看到自己称心的结局,她省去了自己中间大段的经历。我是后来陆续了解到的,她转业后被安置在上海长宁区人民医院,以为到一个新单位,大家不会知道她的过去,她可以素面朝天,活个清净。没想到,很快,不过小半年,她过去的尾巴就拖在新单位的旮旯犄角。她不知道原因,只知道结果,新单位的人对她不光彩的过去很感兴趣,众人拾柴,添油加醋,以讹传讹,她成了一个有生活作风问题的狐狸精、害人精,然后每次运动都拿她开刀,为民除害。她是第一批右派分子,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被下放到崇明岛劳改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一九五九年三月受到优待,回原单位(长宁区医院)做勤杂工,负责整栋门诊楼的厕所清扫工作,同时兼任每次政治运动的批斗对象,时常上台挨斗,挂牌游街;一九六四年十月医院有一批药品失窃,她被人栽赃,开除公职,押去位于皖南的上海白茅岭监狱服刑四年。

“总之,后来我去安徽坐了四年牢,至于为什么坐牢就不说了,说了你的年纪和经历也理解不了,跟一出戏一样的荒诞。”她直接把话插到白茅岭监狱,直奔上校而来,“我这个牢其实坐得划算,正好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浪头,要不我一定会像老头子一样吃尽红卫兵的苦头,至少免不了挂一堆牌子上街游斗,也可能被挂一双破鞋,也可能被剃阴阳头,也可能被泼粪。坐牢让我躲过一劫,大概是冥冥中老头子在招呼我吧,要我去为他赎罪,去理料服侍他完全瘫痪的生活。”

“你信吗?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没有风飘不到的角落。”她端着一双青黑的眼圈——像长期戴眼镜留下的阴影——问我。不等我回答,她又替我回答:“反正我是信的,否则很难理解当初我在无锡军营里的风怎么会吹到上海,后来你老家的风又怎么会吹到这个村庄里。总之是吹来了,并且吹到我耳朵里,说得有名有姓,有经过,有结果,有人甚至连他肚皮上的字都一个不落地告诉了我。”

说到这里,她又低眉轻声地问我:“你知道他肚皮上的字吗?”看我摇头——我选择了摇头——她露出惊异的目光,“怪了,你们傍晚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他都没给你看?”

我说:“他想给我看,但我没看。”

她说:“这就对了。曾经他把那地方当罪恶和耻辱,宁愿杀人放火也不要人看到,要瞒住,现在他把它当宝贝,见到陌生人就要给人看,现宝一样的,我想拦都拦不住,拦他就要哭,你说这人已经变成什么样了。”

停下来,看看我,略微提起了声气,说:“他变成了自己想要的人。”

说着,她慢腾腾站起来,又缓缓弯下腰,从做案台用的门板下拉出一只破纸箱,一边翻着一边说,“这些是他最得意的大作,他都收好的。作为一个孩子,他是很懂事的,很知道爱惜东西。”作品看上去有不少,她找到一张,抽出来,递给我,“你看吧,画得跟他身上几乎一样,大小比例都差不多,除了字。”

我起身接住,像纸上画着我的羞辱,有点不敢看。

这纸是我最熟悉不过的土纸,半米见方,蜡黄色,纸面粗糙。我们村庄有不少人在用老古作坊生产这种纸,全国卖。我们叫它冥纸,主要用来给阴曹化缘,做佛包,去坟前烧给死人,求活人平安。作为七八岁的孩子,画确实画得不错,两条简洁流畅的线条,一下把人的小腹和腿弯勾勒出来,上面一点黑是肚脐眼,下面一团黑是阴毛,位置适中,比例匀称——看得出,这是反复练习后的成果。引人瞩目的是,肚脐眼下方有一行向下弧形的八个墨绿大字:命使我乃鬼殺奸除,字形端正厚实,排列均匀。在“乃鬼”两字的间距下方,直直地伸出一支渐放的红箭头,直指阴毛,箭头钝重厚实。箭头线两边又有字,竖排,各两个,右边是“军令”,左边是“如山”,字体狂狷邪魅,色彩纯蓝,大小比上面的字要小一号。

阿姨没有回头,却像看见了我的震惊,淡淡地说:“别奇怪,这就是他想要的,他照自己的意愿改了这些字,黑白调了个头。”一边继续翻着——有一会儿,我注意到有一团黑从眼前倏忽而过,我想那应该是一只黑猫,那只白猫也许也在那幅画上,时间太短,我没注意到而已。

阿姨又翻出一张,递给我。画还是老样子,一模一样,不一样的只有字:“除奸杀鬼乃我使命”和“军令如山”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中国必胜”取代,一样的字数,一样是繁体字,一样是从右到左、一横两竖的排列。接着又翻出一张,画仍是老样子,但看不见一个字,每个字都被涂成黑方块。

阿姨说:“应该还有两张。”却停止寻找,回头来轻轻抚摸那些字,一个个地抚摸,一边自言自语道:“有时我觉得他现在这样子蛮好的,可以忘掉那些脏东西,可以照自己的意愿改掉这些字。他这辈子如果只有一个愿望,我想一定是这个,把那些脏东西抹掉,改成现在这样。这个愿望死都离不开他,但也是死都实现不了的,只有现在这样子,失忆了,才能实现。”

我说:“他能记得这些话,说明他对过去还有记忆。”

阿姨说:“很少,偶尔有一点也不是固定的,不知怎么来了,又不知怎么走了,所以才会这样,一会儿是这句一会儿是那句的,确定不下来。”阿姨告诉我,他的记忆已被大火烧得只剩下灰烬,这些话就是残留的灰烬,它们一定曾经被他反复用过、想过,渗到骨缝里了,烧不掉的,烧掉了还会留下渣子,散落四处,时不时被他撞见。

说到这里,阿姨又回头去纸箱里翻,很快找出一张画,是一幅素描,画的是一个年轻的志愿军女战士,穿着臃肿的大棉袄,席地坐在一只炮弹箱前,嘴里咬着一杆钢笔,一脸沉思也是忧郁的神情。

我想这应该就是阿姨,问她:“阿姨,这是你吧?”

她点头,然后捧起画,茫然地看着,过好久,才幽幽地说:“他已经不会撒谎了,他心底一定深深刻着我。”

我说:“是的,他一定很爱你。”

她说:“我更相信是恨。”右手食指轻轻落在笔梢上,像要把它拔出来,一边苦笑道:“这支笔给他写过求爱信,但也把他害了。”

我安慰她:“他会理解你的,是他没有向你说明情况。”

她说:“他理解不了,永远。”

我说:“但我相信如果不是鬼子给他留的那些脏东西,他一定会娶你。”

她说:“世上没有如果,只有后果。”沉默一会儿,突然问我:“你知道那些脏东西吗?”

我如实说:“听说过一些。”

她又问我:“听说了什么?”

我没有如实说:“据说上面有一个女汉奸的名字。”我不想提老保长说的那句脏话,难以启唇,而且从字数上看,老保长说的是七个字,实际是八个,有出入。我觉得这挺好的,别让我知道真相,给我心爱的上校留个秘密。

她说:“是的,有个十恶不赦的女汉奸的名字。”停顿一下,接着说:“我在部队上经常接受政治教育,早就知道这个大汉奸,所以当听到你家乡传来的消息后,我再想起他曾对我说过的那些话,突然明白他当初为什么不肯娶我,宁愿开除军籍也不肯。这情况他怎么娶我?怎么娶?包括后来他为什么要那样害小瞎子,因为这是要他命的东西,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宁可一辈子做光棍,宁可犯罪,宁可死,也要守住这秘密、这耻辱,有人却要当众扒下他裤子,他能不疯吗?他是活活被逼疯的,但首先是被我害的……”

她幽幽地说着,把我的记忆和感伤一一唤醒、点着。往事今情历历在目,如鲠在喉,我受不了,把画放回纸箱,顺势坐回原地,捂住脸哽咽起来。她上前轻抚了一下我头发,慢慢走开去,坐回凳子上,继续木木地说:

“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一句话反复说,似乎是被点穴定格了。在我以为她还要继续反复时,她突然略为提高声音,明显加上情绪,加快语速,利落地说:

“但首先是他害了我,那个王八蛋。”

“谁?”我抬头问,发现她正昂起头,冲着我。

“他,那个向我报信的家伙!”她咬牙切齿地说,“那个在澡堂门前碰到我的主任,内科主任。”说着声音又低下去,仿佛怕隔壁老头子听见似的。她看我一眼,接着说:“其实事发半年后,当时我还在部队,这家伙当上副院长后我就怀疑自己被他当枪使了。医院缺个副院长,他和我老头子都是候选人,他资历比我老头子深,可我老头子是英模,当时又在南京干训班学习,他怕被抢去,便耍了这个阴招。”

我问:“他怎么知道你们的事?”

她说:“这也是那些年我一直在想的。我想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老头子确实在外头说过这事,他性格豪爽又爱喝酒,有时失言也不是不可能;另一个是他看见老头子夜里去找过我。”

我说:“以他能把身上的秘密藏一辈子这点看,酒后失言的可能性不大。”

她说:“是的,可以前我哪知道这些?何况……”说着停下来,摇着头,似乎是不想说了,又似乎为了隆重推出下面的话,“我希望是我老头子酒后失言,这样我心里要好受些。以前我就是老这么自己骗自己,想不到……”

突然刷地挂下两行泪,啜泣说:“我老头子从来没有去找过我。”

我一时没听懂什么意思。

她一把拭掉泪,看我一眼说:“那个人根本不是他,我完全冤枉了他!”

我懂了意思却又觉得不可理喻,怎么可能不是他?即使不是他,他今天这样子又怎么能为自己申辩?记忆背叛了他,他没这能力的。我感觉坐不住,站起来,问她:“你怎么知道不是他?”

沉默好一会儿,她终于开口:“他的身体告诉我的,身体。他脑筋出了问题,但身体还是正常的,当我们在一起后……”她思量着,在找一个合适的说法,“我是女人,我能感觉得出来,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太明显了。”

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她立刻用双手捂住脸,怕羞似的,泣着声,一口气说:“你别问我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个世界坏人太多。”说着埋下头,幽幽地哭起来,声音像一个小姑娘,样子像一个老朽得不堪入目的老太婆,头发像冬天的枯草,脖子里的皱纹犬牙交错,每一寸皮都粘着骨头,只有耳垂处挂着一小垛肉。

整个晚上前面所有时间,她都像一部老掉牙的机器,像枯水期的溪流,声色不变,木然淡然的样子,凉薄的样子,让我想到她心底已被完全掏空,也可以说被彻底填满。哀莫大于心死,心死了天塌下来都不会挪个位。我想她应该早已是这样的人,所以对她最后一刻的动情,我毫无心理准备。她的泣声、泪水,像水点燃了火一样吓人,比枪林弹雨还让我惊慌失措。

我在一片恍惚中看她离我而去,我不记得我们有没有互道晚安——有也是一句空话,这天晚上我怎么可能安宁?我只记得第二天上午,我和他们分手时,阿姨问我的一句话:“你还会来吗?”那时我穷得被这个问题难倒,正在迟疑时,她身边的老头子像我女儿一样摇头晃脑地代我说:

“会的,一定会的。”

声音透出一种孩子的天真烂漫。

我搭上摩托,轰的一声离去,回头看到,两人肩并肩、手牵手站在门前台阶上,阿姨脸上乌云密布,上校脸上阳光灿烂。一路上,阴沉的天空正在酝酿一场大雨,而在我心里,上校灿烂的笑容早已把我折磨得泪如雨下。这是一次痛彻心扉的离别,摩托车的引擎声听上去都像是伤透了心,在声嘶力竭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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