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预审（1/2）
一、佩尔霍金交上官运
我们现在回过来头再说彼得·伊里奇·佩尔霍金。他拼命敲打女商人莫罗佐娃家紧闭的大门，当然，最后还是敲开了。费妮娅在两小时以前受到了严重的惊吓，由于忐忑不安和“放心不下”，还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上床睡觉，现在一听到如此疯狂的敲门声，又吓得几乎歇斯底里发作：她还以为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又来敲门了（虽然她亲眼目睹他已离开了），因为除了他，谁也不会如此“鲁莽地”敲门。她急急忙忙跑去找看门人，看门人已经醒了，他听到有人敲门而正要去开门；她求他不要放人进来。但看门人盘问过敲门人之后，明白了对方是谁，知道他有急事要找费妮娅，最后终于决定给他开门。彼得·伊里奇来到上文提到过的那个厨房，见到了费妮娅，而她因为有“疑虑”就请求彼得·伊里奇同意让看门人也一起进来。彼得·伊里奇开始详细盘问她，一下子就接触到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奔出去找格鲁申卡的时候，顺手从铜研钵里拿走了一个铜杵，但回来时铜杵已经不见了，两只手上沾满了血，“鲜血还在流淌，血就从手上一滴滴往下掉，一滴滴往下掉哪！”费妮娅大声说。显然，她在自己混乱的想象中制造了如此可怕的情景。不过那双沾满鲜血的手，彼得·伊里奇倒是亲眼见过，虽然鲜血并没有从手上淌下来，而且他自己还帮他擦洗干净。但问题不在于手上的鲜血是否很快就干了，而在于德米特里拿着小铜杵究竟到哪儿去了，是否一定是去找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了，而且有何依据可以作出如此肯定的结论。彼得·伊里奇牢牢抓住了这一点。虽然最终也没有打听到任何确切的情况，但终究还是形成了类似这样的看法：除了到父亲家里，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不可能跑到别处去，因此，那边肯定会出问题。“他回来后，”费妮娅紧张地说，“我向他坦白了一切，然后我开始详细问他：‘亲爱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您的两只手上为什么都是血？’”他似乎这样回答她说，这是人的血，他刚才杀了人。“他就这样承认了，全向我承认了，并马上表示后悔，可是他突然像发了疯似的奔了出去。我坐定后就想：他现在像疯子似的跑到哪儿去呢？我想，他是要到莫克罗耶去杀我的小姐。我赶忙奔出去打算求他别杀害小姐，我跑到他住的地方，刚到普洛特尼科夫家的铺子那儿我看见他已经快要出发了，他手上的血迹也没有了。”（这一点费妮娅看见并记住了。）费妮娅的老奶奶也一口咬定孙女说的全是实话。彼得·伊里奇还问了些其他情况，接着就离开了，他的心情比他进来的时候更加焦虑不安。
看来，最简便可行的办法是他直接到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家里去了解是否出了事，如果出了事，那么究竟是什么，只有在确信无疑之后，彼得·伊里奇才会按既定的计划去找警察局局长。但天是那么黑，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家的大门又是那样坚实，还要重新敲门，而他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又不太熟悉——如果他敲门以后，人家给他开了门，却突然发现那里平安无事，那么好嘲弄人的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明天就会当做笑料到全城各处去讲，说一个不相识的官员佩尔霍金深更半夜闯到他那里打听他是不是被人谋杀了。那就太丢人了！彼得·伊里奇在世上唯一感到可怕的便是丢脸。然而使他着了魔的感觉居然如此强烈，他恶狠狠地跺了跺脚，把自己臭骂一通以后，马上又踏上了一条新的路线，但已经不是去找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而是到霍赫拉科娃太太家里去了。他想，如果她能回答以下一个问题：刚才某时某刻她是否给过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三千卢布，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他便立刻去找警察局长，也不必到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家里去了。如果情况相反，他便把一切搁到明天再说，先回家去。当然不难想象，一个年轻人决定在深更半夜，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登门拜访一位他素不相识的上流社会太太，可能还要把她从床上叫起来，向她提出一个在那种情况下显得十分离奇的问题，这也许要比去找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更有可能使自己丢脸。但有时候，特别是在类似目前的场合下。那些非常精明冷静的人也往往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何况彼得·伊里奇在那时候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冷静的人了！他后来一辈子都记得，一种无法摆脱的不安心情逐步控制了他，最后在他身上达到了使他痛苦、甚至违背意志的地步。自然，他一路上还是为去拜访这位太太而痛骂自己，但“我要一不做，二不休！”这句话他咬着牙说了十遍，结果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计划——干到底了。
当他进入霍赫拉科娃太太家时，刚好十一点整。很快就放他进入院子，但管院子的人不能确切地回答他的问题：太太是已经睡了，或是还没有上床。他只是说按理这时候应该睡了。“您到那边楼上找人去通报一下，要是她愿意接待您，那么会接待的；要是不愿意，就不会接待了。”彼得·伊里奇上了楼，这里的事就比较难办了。仆人不想通报，最后叫了一个女仆出来。彼得·伊里奇彬彬有礼地，但也是非常坚决地要她向太太通报，说本地一位官员佩尔霍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求见，如果事情不是那样重要，那么他也不会来打扰了——“你就用这几句话向她通报。”他请求女仆说。女仆走了，他就在前室等候。霍赫拉科娃太太本人虽然还没有睡，但已经进了卧室。自从刚才米佳拜访以来她一直心神不宁，她已经预感到今晚她必然会出现偏头痛，就像以往碰到类似情况一样。她听完女仆的通报感到十分惊讶，但还是生气地吩咐不见客，虽然一个不相识的“本地官员”这种时候突然来访特别引起了她一个女人常有的好奇心。但这次彼得·伊里奇却固执得像一头骡子：他听到拒不见客的回话之后，特别坚决地要求再次通报并用“他的原话”转达，他“有十分重要的事求见，如果现在不接待他，今后夫人可能会遗恨终身”，“我当时正像从山崖上掉下来那样不可阻挡了。”后来他自己都这样说。女仆惊讶地打量了他一番，便再次去通报。霍赫拉科娃太太感到震惊，她考虑了一下，详细询问了他的外表，知道这是一个“穿着十分得体、彬彬有礼的年轻人”。我们现在顺便提一下，彼得·伊里奇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年轻人，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霍赫拉科娃太太决定出来会客。她已经穿上了家常的睡袍和便鞋，但在肩上还是披了一块黑色的披肩。“官员”被请进了刚才接待过米佳的那个客厅。女主人出来见客时露出一种深深怀疑的神色，也不请客人坐下，直接就问：
“有何贵干？”
“我冒昧打扰您，太太，是为了我们两人都认识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的事情，”佩尔霍金开始说道，可是一提到这个名字，女主人的脸上突然露出了非常气愤的表情。她差点没尖声大叫起来，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
“我为这个可怕的人所遭的罪还不够吗，还不够吗？”她发疯似的叫嚷。“您，先生，怎么敢在这样的时候上门打扰一位您并不相识的太太，跟她讲一个刚才还在这里，就在这间客厅里，不过三个小时以前，跑来要杀害我的人。他跺着脚走了出去，从来还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离开上等人家的。请注意，先生，我会去告您的，我决不会原谅您，请马上离开这里……我是一个母亲，我现在就……我……我……”
“杀人！他也曾企图杀害您吗？”
“难道他已经杀了什么人吗？”霍赫拉科娃太太连忙问道。
“请您听我说，太太，只要半分钟就够了，我用两句话就能向您说明一切。”佩尔霍金回答得很干脆。“今天下午五点，卡拉马佐夫先生像朋友那样向我借了十个卢布，我可以肯定，他当时没有钱，可是今天九点他来见我的时候，手里竟然拿着一沓面额为一百卢布的钞票，大约有两千或者甚至有三千卢布。他的两只手上和脸上满是血迹，他本人似乎处于疯狂状态。我问他：你从哪儿搞来这么多的钱？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他是临走前向您借的，是您提供了一笔三千卢布的借款，好像是为了去找金矿……”
霍赫拉科娃太太的脸上突然露出了异乎寻常的痛苦不安的表情。
“天哪！他这是把自己的老爷子杀死了！”她大叫起来，两手举起轻轻一拍。“我没有给他什么钱，什么钱也没有给！啊，您快去，快去吧！……不用多说了！快去救老人，快去看他的父亲，快去吧！”
“请问太太，您真的没有借给他钱吗？您清清楚楚记得没有借钱给他吗？”
“我没有借，没有借！我回绝了他，因为他不明事理。他大发雷霆，跺着脚走了出去。他向我扑过来，我躲开了……我还要告诉您，因为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对您隐瞒了，他甚至还向我吐唾沫，您能想象得到吗？不过我们干吗站着？哎呀，坐下吧……对不起，我……要不您最好还是走吧，走吧，您应该去拯救不幸的老人，帮他逃脱可怕的死神！”
“如果他已经把他杀死了呢？”
“哎呀，我的天哪！是啊！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您看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这时她让彼得·伊里奇坐下来，自己也坐在他对面。彼得·伊里奇简要地，但相当明确地对她讲了事情的始末，至少讲了他今天亲眼目睹的情景，也讲了他刚才去找过费妮娅并通报了有关那把小铜杵的消息。所有这些细节使这位情绪激动的太太大为震惊，不时大声叫喊，还用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您想想，这一切我都预感到了！我有这样的天赋：凡是我预想的一切，最后总会发生的。我有多少次、多少次见到这个可怕的人，心里一直在想：这个人总有一天会把我杀死的。现在这件事果然发生了……我是说，如果他现在杀害的不是我，而是自己的父亲，那么，大概只是因为这里有上帝的一只有形的手指在保护着我，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他也不好意思杀害我，因为我在这里，就在这个地方，亲手把一个从大殉难者瓦尔瓦拉干尸上取下来的圣像挂到他脖子上……在那一刻我距离死神是多么近呀，因为我一直走到他跟前，紧挨着他，他还伸长了脖子让我挂呢！您知道吗，彼得·伊里奇（对不起，您似乎说过您叫彼得·伊里奇）……您知道吗，我不相信奇迹，但这个圣像以及我现在所遇到的这个明显的奇迹——这使我震惊，因此我现在又开始什么都信了。您听说过有关佐西马长老的事吗？……不过，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您瞧，他居然脖子上挂着圣像还向我吐唾沫……当然只是吐唾沫，而没有加害于我，然后……然后就上那儿去了！可我们上哪儿去呢，我们现在该上哪儿去呢，您有什么打算？”
彼得·伊里奇站起来说，他现在直接去找警察局长，向他报告一切，至于该怎么办，局长会安排的。
“哎哟，他是个好人，一个大好人，我认识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当然应该去找他。您真机灵，彼得·伊里奇，您想得多么周全；您知道，换了我是绝对想不出来的！”
“我跟警察局长本来就很熟悉。”彼得·伊里奇说，还一直站着，显然想尽快摆脱这位急性子的太太，她无论如何也不给他机会告辞和离开。
“您听我说，听我说，”她嘟嘟囔囔说着，“您一定要来告诉我，您在那边看到了什么，打听到了什么……还发现了什么……怎样处理他，判他流放到什么地方。请告诉我，俄国废除死刑了吗？您无论如何要来，哪怕是在半夜三点钟，哪怕是四点钟，甚至是四点半……如果我不起来，您就吩咐叫醒我，推醒我……啊，天哪，我也根本睡不着。听我说，我自己和您一起去好不好？”
“不必了，要是您现在亲笔写上两三行字以防万一，说明您没有借钱给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那倒可能不是多余的……有备无患……”
“我一定写！”霍赫拉科娃太太高兴地扑向自己的书桌。“听我说，您使我感到惊讶，您在处理这类事务方面的机智和干练简直使我万分惊愕……您在本地供职吗？听到您在本地供职我是多么高兴啊……”
她一面说着，一面匆匆忙忙在半张信笺上写了如下数行大字：
我一生中从未向不幸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因为他终究是不幸的）提供过今天这笔三千卢布的借款，而且从未、从未提供过其他款项。对此我以我们世上的一切圣物起誓。
霍赫拉科娃
“这张便条您拿去吧！”她向彼得·伊里奇迅速转过身子。“去吧，去救人吧，从您这方面来说，这是伟大的功勋。”
接着她对他画了三次十字。她跑出来一直送他到前厅。
“我是多么感谢您！您简直不会相信，我现在是多么感谢您，因为您跑来找的首先是我。以前咱们怎么没有见过面呢？如果以后还能在舍间接待您，我将感到非常荣幸。听到您在本地供职我是多么愉快……而且您又是这样认真，这样机灵……不过他们应该器重您，他们终究会了解您的。要是我能为您效劳，那么请您相信……啊，我热爱青年！我爱上了青年。青年——这是当今我们受苦受难的俄罗斯的基石，是她的全部希望……啊，去吧，去吧！”
但是彼得·伊里奇已经跑了出去，不然她也不会很快就放他走的。不过霍赫拉科娃太太还是给他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甚至稍稍缓解了他因为卷入这一极不愉快的事件而引起的忧虑。人所共知，人的趣味往往是多种多样的。“她还一点也不老，”他愉快地想，“相反，我简直会把她当做她的女儿。”
至于说到霍赫拉科娃太太本人，那么她简直被这个年轻人迷住了。“这样一个现代青年是多么干练、多么一丝不苟，而且还有这样的风度和外表。眼下大家都说现在的年轻人什么也不会干，这倒是给他们的一个反证”等等。因此这个“可怕的事件”简直被她抛到了九霄云外，直到她躺下睡觉时才突然重新想起自己曾“离死神是那样的近”，于是她感叹说：“哎哟，这真可怕，可怕！”但她马上就睡着了，进入了香甜的梦乡。其实，假如我刚才描写的年轻官员和一位还根本不算老的寡妇的奇遇后来没有成为这位认真而又一丝不苟的年轻人一生功名的基础的话，我本来无需在这些无关紧要的细微末节上多费笔墨。在我们的小城里，直到如今人们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还不胜惊讶，而我们结束有关卡拉马佐夫兄弟漫长的故事的时候，也许还要专门对此作一个交代。
二、报警
我们的警察局长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马卡罗夫，改任七品文官的退伍中校，是一个鳏夫和好人。他来到我们这里不过三年，但已经赢得了普遍的好感，主要原因是他“善于团结人”。他家里宾客不断，好像缺少了他们，他自己就活不下去似的。每天总有人在他家里吃饭，哪怕只有两个，或者一个客人，不然便不会摆开桌子用餐。他常常假借各种名目，有时甚至是以出人意外的名目宴请宾客。菜肴虽然并不精致，却很丰盛，大烤饼做得非常可口，酒的品位不太高，但以量取胜。进门的屋里放着一张台球桌，陈设相当体面，墙上甚至挂着配有黑色镜框的英国赛马的图画，大家知道，这是单身汉台球房中必不可少的装饰品。每天晚上都要玩牌，哪怕只有一桌。我们城里最上等的人物经常带着妻子、女儿一起聚在这里跳舞。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虽然丧偶，但还是过着家庭生活，因为他身边有一个早已守寡的女儿，并有两个外孙女。两个姑娘已经成年，完成了学业，外貌也不难看，生性活泼，虽然大家都知道她们不会有什么陪嫁，但姑娘们还是把我们上流社会的青年吸引到外公家里来了。在事务方面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不太精明，但在恪尽职守方面却不比别的许多人差。如果说白了，那么他是一个文化修养相当差的人，甚至对自己职权范围的理解也是不明确的，有些随心所欲。他对目前政府所进行的一些改革不能说只是一知半解，但他的理解总是错误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明显的错误，倒不是因为他特别无能，而是由于他生性疏懒，总是没有时间去深入研究。“先生们，我更适宜当军人，缺乏文职人员的修养。”——这是他的自我评价。甚至关于农奴制改革的细则，他似乎还没有一个完整而确切的概念，可以说，他只是年复一年地在实际生活中不自觉地积累知识，逐步加深理解，再说他本人还是个地主呢！彼得·伊里奇断定，他一定会在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家里碰到一些客人，只是不清楚能见到的是谁。这时候恰好是检察官和县医生瓦尔温斯基在局长那儿打牌。瓦尔温斯基是一个年轻人，刚从彼得堡来到我们县里任职，是彼得堡医学院的高材生。检察官（其实是副检察官，但在我们这里大家都称他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在我们这里是个非常特别的人，岁数不大，不过三十五岁，但会染上痨病的征兆却十分明显，还娶了一个肥胖敦实和不能生育的太太；他很自负，容易生气，虽然很有头脑，心地也善良。看来，他性格的缺点全在于他对自己的估计稍稍超越了他实际具有的优点所能达到的程度。这就是经常使他心态失衡的原因。再加上他还奢望在最好、最完美的水平上施展一番，例如他的心理分析，对人的心灵的独到见解，分析罪犯及其罪行的特殊才能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自己在职务上多少受了点委屈，没有得到重用，并且一直坚信，上司没能赏识他这个人才，有人在跟他作对。遇到情绪不好的时候他甚至威胁说要去当刑事律师。卡拉马佐夫家突发的弑父案件似乎使他精神振奋：“这样的案子可能会轰动整个俄罗斯。”这本是后话，不过我现在却提前说了。
在隔壁房间里，和小姐们坐在一起的还有我们年轻的法庭侦查员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涅柳多夫。他从彼得堡来到我们城里才两个月。后来我们这里都纷纷议论这件事并且感到十分惊奇：所有这些人仿佛故意在“案发”的当晚聚集在执法机关长官的家里，但实际上事情却十分简单，而且也是极其自然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的夫人牙痛了两天，他需要找个地方躲避她的呻吟；医生除了打牌其实晚上已经不可能到别的地方了。而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甚至在三天前就已经打算好在那天晚上装作偶然闯到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家里，诡秘地使他的大外孙女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大吃一惊，因为他知道她的秘密，知道今天是她的生日，而她却故意向大家隐瞒了自己的生日，目的是可以不请全城的人来跳舞。到时候他会讲许多笑话，对她年龄作出种种暗示，好像她害怕别人知道她的年龄，现在他掌握了她的秘密，他将在明天向大家公开这个秘密，如此等等。这个可爱的年轻人在这方面很会捉弄人，我们这里的太太给了他一个“淘气鬼”的外号，他似乎也十分满意。其实，他出身于名门望族，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美好的感情，虽然他爱寻欢作乐，却十分天真，而且总是彬彬有礼。从外表看他身材矮小，体质孱弱。在纤细苍白的手指上总是戴着几枚闪闪发亮的特别粗大的戒指。当他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他就变得异常庄重，几乎把自己的职责视为神圣。他在审讯老百姓中的杀人犯或其他坏人时特别善于提出一些难题，如果说这些难题没有使他们产生敬畏，那至少引起了他们某些惊讶。
彼得·伊里奇一进入警察局长的宅第，真是惊讶得目瞪口呆了：他突然看到大家好像全都知道了。确实，大家已经停止了玩牌，正站在那儿议论纷纷，甚至连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也离开了小姐们跑了过来，而且摆出一副急于行动的战斗架势。彼得·伊里奇遇到的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老头确实已于今晚在自己家里被杀了，被害后还遭到了抢劫。这件事刚才才知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被打倒在围墙旁边的格里戈里的妻子，她在自己的床上睡得很熟，本来完全可能一觉睡到天亮，可是她突然醒过来了。原因是听到躺在隔壁房间里昏迷不醒的斯梅尔佳科夫羊痫风发作后在那里发出可怕的号叫，以前斯梅尔佳科夫一发羊痫风就会这样号叫，这种叫声始终使她十分害怕，她一听见就非常难受。她无论如何也受不了这种号叫。她睡眼惺忪地一骨碌下了床，迷迷糊糊冲向了斯梅尔佳科夫的小屋。但那里是一片漆黑，只听得病人在大口喘气和浑身打战。这时候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自己也大声叫了起来，刚打算喊丈夫，但突然想起她起来的时候好像格里戈里不在床上。她跑到床边，重新把床摸了一遍，床果然是空的。这么说来他出去了。但会上哪儿去呢？她跑到台阶上，从台阶上小心翼翼地叫他。当然没有听到回答，但在万籁俱寂的黑夜中，她听到了似乎来自花园深处的呻吟声。她用心谛听；呻吟一再重复出现，显然是从花园里传出来的。“天哪，就像当时的丽萨维塔·斯梅尔佳科娃一样！”在她乱哄哄的头脑中闪现出这个念头。她畏畏葸葸走下台阶，看清了通向花园的小门开着。“对了，我老伴，一定在那里。”她想了想，便走到花园小门口，突然清清楚楚听见格里戈里在叫她，唤她：“玛尔法，玛尔法！”他的声音是微弱、可怕而痛苦的。“上帝啊，保佑我们免遭祸灾吧。”玛尔法喃喃地说，立刻应声找去，这样才找到了格里戈里。但不是在围墙旁边，不是在他被击倒的地方找到他的，而是在离围墙有二十步远的地方。后来才搞清楚，他醒过来后爬了一段路，大概他爬了很久，一再失去知觉，陷入昏迷状态。她马上发现他躺在血泊之中，便立刻拼命大叫起来。而格里戈里则轻轻地、断断续续地喃喃说：“他杀了人……杀死了父亲……叫喊什么呀，傻瓜，快去叫人……”可是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却控制不住自己，一直在大声叫喊，突然，她看到主人房间的窗户开着，窗里有灯光，便跑近窗户，开始叫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不过她朝窗里一望，便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场面：主人仰面朝天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浅色的睡袍和洁白的衬衫的前襟上沾满了鲜血。桌子上的蜡烛把鲜血和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僵死的脸映得非常清楚。魂飞魄散的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马上离开了窗户，奔出花园，打开了大门的门闩，急急忙忙向邻居玛丽娅·康德拉季耶芙娜家的后门跑去。邻居家只有母女俩，当时都已经睡了，但被玛尔法发狂似的猛烈敲打护窗板的声音和她的大声叫喊惊醒了，她们一下子奔到窗口。玛尔法·伊格纳季耶芙娜语无伦次地大叫大嚷，不过总算说清楚了主要的事情，并且请求她们帮忙。恰好那天晚上流浪汉福马在她们家里宿夜。因此立刻把他叫了起来，于是三人一起奔向作案的现场。一路上玛丽娅·康德拉季耶芙娜想起刚才大约在八点多钟曾经听到从她家花园里面传出一阵响彻四周的尖厉可怕的号叫——这当然就是格里戈里的喊声，当时他双手正死死抓住已经骑在围墙上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的一只脚不放，喊着“弑父凶手”。“刚才有一个人在那儿号叫，后来突然又没有声音了。”玛丽娅·康德拉季耶芙娜一边跑，一边证明说。跑到格里戈里躺着的地方之后，两个女人在福马的协助下把他抬进了厢房。他们点上了灯，看到斯梅尔佳科夫在自己的小屋里还没有平静下来，浑身在抽搐，眼睛翻白，唇边流着白沫。他们用水掺了醋洗格里戈里的头，洗过以后他完全恢复了知觉，并立即问道：“老爷死了没有？”两个女人和福马这时候才向主人的屋子跑去。走进花园，他们看到不仅那扇窗户开着，就连从房子通往花园的门也敞开着，整整一星期以来，这道门从傍晚起每天都是由主人亲自关得紧紧的，而且连格里戈里也不允许用任何理由去敲他的门。见到敞开的房门，两个女人和福马都不敢进主人的房间了：“免得今后找来什么麻烦。”他们回来以后，格里戈里吩咐他们马上去见警察局长。这样玛丽娅·康德拉季耶芙娜才跑来，惊动了警察局长家里的所有人。她比彼得·伊里奇只早到了五分钟，因此他带来的已经不再是一些猜测和推论，他已经成了一位目击的证人，他用自己更加详细的叙述进一步肯定了大家对于凶手的猜测（不过，在这之前的最后一分钟他内心深处还是不相信他是凶手）。
大家决定采取有力的行动。马上委派了本城副警察所长挑选四名证人，按照全部合法手续（这里我就不细说了）到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家里进行现场勘查。县医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又是初来乍到，硬是要随警察局长、检察官和侦查员一起前去。我想简单地提一下：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确实被打死了，脑袋也砸开了，不过是用什么砸的呢？最有可能的就是后来用以击倒格里戈里的那件凶器。他们听完了格里戈里有关他被击倒的叙述之后，恰好也找到了凶器。当时格里戈里已经得到了尽可能的治疗，虽然声音微弱，说话也断断续续，但他讲得相当有条理。大家提着灯到围墙旁边寻找，结果发现一个铜杵扔在花园小径最显眼的地方。在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躺着的房间里没有发现特别凌乱的迹象，但在屏风后面，在他的床旁边的地板上，捡到一只用厚纸做的公函大小的信封，上面写着：“如愿光临，即以三千卢布聊做薄礼献给我的天使格鲁申卡”，下面又加了几个字，大概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后来亲自添上的：“给可爱的小鸡”。在信封上有三个大的火漆印，但信封已经撕开，里面是空的：钱已经被拿走了。在地板上还找到了一根扎信封的粉红色细缎带。彼得·伊里奇在证词中谈到的一个情况给检察官和侦查员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估计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一定会在黎明前自杀，那是他自己决定的，是他本人亲口告诉彼得·伊里奇的，还当着他的面将子弹装进了手枪，写下了字条，放在口袋里，等等，等等。据说，当时彼得·伊里奇无论怎样都不愿相信，并且威吓说他要跑去告诉别人，以便制止他自杀，米佳听了便咧开嘴笑着回答他：“你来不及了。”因此，必须及时赶到现场，到莫克罗耶去，以便在罪犯真想自杀之前把他捉拿归案。“这是明摆着的，这是明摆着的！”检察官异常兴奋地反复说。“这些亡命之徒确确实实总是这样：决定明天自杀，而在临死前还要花天酒地一番。”至于他在小铺子里购买了酒和食品的情况简直是火上加油，使检察官更为兴奋。“先生们，还记得那个杀死商人奥尔苏菲耶夫的小伙子吗，他抢了一千五百卢布便立刻去烫了鬈发，后来连钱都没装好，也是差不多攥在手里，就去找姑娘了。”但是侦查、到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家里搜查以及各种手续等等耽误了大家。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因此派遣了昨天早晨进城来领薪水的区警察所长马弗里基·马弗里基耶维奇·施麦尔卓夫早两个小时先去莫克罗耶并给了他指令：到了莫克罗耶以后，不能打草惊蛇，在主管当局到达之前要对“罪犯”进行严密监视，同时准备好证人和乡村警察等等。马弗里基一一照办，严守秘密，只有对特里丰·鲍里瑟奇一个人，自己的老朋友透露了部分秘密，那时候米佳恰好站在回廊上，他在回廊的暗处碰上了正在找他的老板，而且已经觉察到特里丰·鲍里瑟奇的脸色和话语突然起了变化。所以，无论是米佳或是别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已经被监视了；他那放着手枪的匣子也早已被特里丰·鲍里瑟奇偷偷拿走，藏到了隐蔽的地方。直到早上四点钟以后，天快要亮的时候，警察局长、检察官和侦查员等才分乘两辆三驾马车到达。县医生留在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家里，因为打算第二天就要解剖被害人的尸体，但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仆人斯梅尔佳科夫的病情：“在两昼夜间不断反复发作，如此剧烈、如此长久的癫痫症状实为少见，这有待于科学进一步研究。”他兴奋地对即将离开的同事们说，而他们则笑着祝贺他有了新的发现。同时检察官和侦查员记得十分清楚，医生用非常坚决的语气补充说，斯梅尔佳科夫活不到早晨了。
现在，经过冗长的，但看来是必不可少的说明以后，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故事在前一卷里打住的地方。
三、灵魂磨难的历程 第一次磨难”>
上卷讲到，米佳坐在那儿用奇怪的目光扫视在场的人，他不明白他们在对他说什么。突然他站了起来，双手高高扬起，大声喊道：“我没有罪！对这次流血事件我没有罪！我对我父亲的血没有罪……我曾经想杀他，但我没有罪！不是我干的！”
他刚喊出这几句话，格鲁申卡就从帘子后面冲了出来，一下子跪倒在警察局长面前。
“这是我，是我，我该死，我有罪！”她用撕心裂肺的声音喊叫着，泪流满面，两只手伸向大家，“他这是因为我才杀了人！……这是我在折磨他，才弄出事来的！我也折磨了那个已经死去的可怜的老人，因为我恨，才弄出事来了！我是有罪的人，我是第一个罪人，是主要的罪人，我是有罪的！”
“不错，你是有罪的！你是主犯！你是个泼妇，你是个放荡的女人，你是主要的罪人。”警察局长咆哮如雷，举手威吓她，但这时候大家迅速而又坚决地把他制止了。检察官甚至双手抱住了他。
“这样就全乱套了，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他大声说，“您确实妨碍了侦查……把事情搞糟了……”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采取措施，采取措施，快采取措施！”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也异常激动，“不然简直无法进行下去！……”
“一块儿审判我们俩吧！”格鲁申卡继续疯狂地大叫，一直跪在那里。“把我们俩一块儿绞死吧，现在就是判他死刑我也要跟他一起去死！”
“格鲁莎，我的生命，我的血，我的宝贝！”米佳也扑到她的身旁跪下，紧紧把她抱在怀里。“你们别信她。”他大声喊道，“她什么罪也没有，她与流血无关，与任何事都没有关系！”
他后来记得，几个人把他从她身旁强行拖开，她也立刻被带走了。当他清醒过来时已经坐在桌子旁边了。他左右两侧和身后都站着佩戴警牌的人。隔着桌子面对他坐在沙发上的是法庭侦查员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他一直在劝米佳喝点桌上的茶水：“这会使您头脑清醒，使您平静下来，您别怕，别慌张。”他非常客气地补充说。米佳记得，他突然对他手上两只粗大的戒指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一只是紫晶石的，另一只呈鹅黄色，晶莹剔透。后来过了好久他想起这件事还不胜惊讶，即使在可怕的审讯过程中两只戒指居然还牢牢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始终无法移开自己的视线，而忘记那些跟他的处境完全不相称的东西。米佳的左侧，晚会开始时马克西莫夫坐着的地方，现在坐着检察官，米佳的右首，原来格鲁申卡坐过的那个位置上，现在坐着一个面色红润的年轻人，他穿一件相当陈旧的类似猎装的上衣，在他面前放着墨水瓶和纸张。原来这是侦查员带来的书记员。警察局长站在房间另一端的窗口旁边，紧挨着卡尔加诺夫。卡尔加诺夫就坐在那扇窗旁边的椅子上。
“喝口水吧！”侦查员已经是第十次这样温和地劝他。
“我喝过了，诸位，喝过了……但是……来吧，先生们，掐死我吧，绞死我吧，决定我的命运吧！”米佳大声喊着，可怕地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瞅着侦查员。
“这么说来您绝对肯定您对令尊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死是无辜的？”侦查员温和而又坚定地问。
“我是无辜的！我对另一个人的血是有罪的，对另一个老人的血，而不是我父亲的血。现在我为他痛哭！我杀死了老人，我杀死了他，把他摔倒在地……可是如果因为我杀了人，所以也要对另外一件与我毫无关系的杀人案负责，那是非常痛苦的……这罪名太可怕了，先生们，简直是当头一棒！但到底是谁杀死了父亲？到底谁杀的呢？如果不是我，谁又能去杀他？真是怪事，不可思议，绝不可能的事！……”
“是啊，是谁去杀的呢……”侦查员刚要开始说，但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他是副检察官，但我们为了方便起见称他检察官）与侦查员交换了一下眼色，对米佳说：
“您不必为那老仆人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担心。告诉您吧，他还活着，已经醒过来了，虽然根据他的证词和您的口供他遭到了您的毒打，但看来他活下来是不成问题的，至少医生是这样诊断的。”
“他还活着？那么他还活着！”米佳突然大声叫喊，惊讶得双手一拍。他满脸喜悦。“上帝啊，感谢你听了我的祈祷，为我这个罪人和坏蛋显现了伟大的奇迹！……是的，是的，是听到了我的祈祷，我祈祷了整整一夜！……”他连着画了三次十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我们就是从格里戈里本人那里得到了有关您的十分重要的证词……”检察官刚要继续说下去，米佳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一分钟，先生们，看在上帝份上只要等一分钟，我去找她一下……”
“对不起！现在绝对不行！”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差点没尖声大叫起来，他从椅子上跃身起立，米佳被几个胸前挂着小铜牌的人抱住了，不过米佳自己也已经坐到了椅子上……
“诸位，太遗憾了！我想到她那儿只呆一会儿……我要告诉她，整夜使我痛心的血洗干净了，不留痕迹，我已经不是杀人凶手了！先生们，她真的是我的未婚妻！”他突然以兴奋而敬慕的口吻说，一面环视着所有的人。“啊，我感谢你们，先生们！啊，你们使我获得新生，一下子使我复活了！……这位老人，先生们，当我三岁遭到遗弃的时候，是他疼我，照顾我，在水盆里给我洗澡，他是我的亲生父亲啊！……”
“这么说来，您……”侦查员开始说。
“等一等，诸位，请再等一分钟，”米佳打断说，他把两肘支在桌上，用手掌捂住了脸，“让我稍稍考虑一下，让我喘一口气，先生们。这一切太使人震惊了，简直可怕，人可不是鼓皮啊，诸位！”
“您还是再喝口水吧……”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轻轻地说。
米佳把两只手从自己的脸上移开，接着便哈哈大笑。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他似乎一下子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口气也完全变了：现在他坐在这里，跟在场的所有人，跟他原来的这些朋友又是平等的了，就像往日没出任何事情之前相聚在某个社交场合一样。不过我们要顺便说一下，米佳刚到我们城里的时候，在警察局长家曾经受到热诚款待，但后来，特别是最后的一个月，米佳几乎不去拜访他了，而警察局长有时在街上碰到他也总是皱起眉头，只是出于礼貌，才行礼致意，这种情况米佳显然是觉察到了。他与检察官的关系更加疏远些，但有时候却怀着最大的敬意前去拜访他的夫人，一位神经质而富于幻想的太太，甚至他自己也不完全明白为什么要去拜访她，而她则总是亲切地接待他，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最近还关心他。他与侦查员还不熟悉，但也见过面，甚至还与他说过一两次话，谈的都是女人。
“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我看您是一位高明的侦查员，”米佳突然开心地大笑起来，“不过我现在亲自来帮助您。啊，先生们，我复活了……请不要因为我这样随便、这样直率地与你们讲话而责备我。再说我有点儿醉了，这一点我要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好像有幸……有幸见过您，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是在我的亲戚米乌索夫家里……先生们，先生们，我并不要求平等，我非常清楚，我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坐在你们面前。你们对我……如果格里戈里只是提供了关于我的证词……那么你们对我……啊，你们肯定对我有了——很大的怀疑！真可怕！真可怕——我心里非常明白！不过我还是准备谈一谈这件事，先生们，我们现在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件事说清楚，你们听着，你们听着，先生们。既然我知道自己是无罪的，当然一下子就可以了结这件事。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米佳讲得又急又快，滔滔不绝，毫无保留，似乎真的把这几位听众当成了自己的密友了。
“好吧，我们暂时就这样记录：您坚决否认对您的指控。”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煞有介事地说，然后转身对书记员悄声说明该记录哪些内容。
“记录？您想把这些话记录下来？好吧，记就记吧，我同意，我完全同意，诸位……不过嘛……请停一下，停一下，你们这样写吧：‘他对目无法纪的行为负有罪责，对毒打可怜的老人负有罪责。’另外，对我自己来说，在我心里，在内心深处我感到自己是有罪的——不过这些都不用记，”他突然转身对书记说，“这已经是我的私生活，先生们，这与你们已经毫无关系，这是心灵深处的东西……但对我老父亲的死——我是没有罪的！这是毫无道理的想法！这完全是毫无道理的想法！……我可以向你们证明，你们马上也会相信的。你们自己会感到好笑的，先生们，你们会对你们的怀疑哈哈大笑！……”
“您别着急，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侦查员提醒说，显然想以自己的冷静来制服这个狂人。“在继续审讯之前，如果您愿意回答，那我希望听到您能确认以下事实，那就是您似乎不喜欢已故的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与他经常发生争执……至少在这里，就在一刻钟之前，您似乎说过，您甚至想杀死他：您曾经大声说过：‘我没有杀死他，但是想要杀死他的！’”
“我这样说过吗？哎哟，这是可能的，先生们！是的，不幸的是我曾想杀死他，好几次都想过要杀死他……真是不幸，真是不幸啊！”
“您想过。您能不能解释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您对令尊这样仇恨呢？”
“有什么可解释的呢，先生们！”米佳愁眉苦脸地耸了耸肩，低下了头。“我可没有隐瞒自己的感情，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小酒店里的人也都知道。不久前在修道院佐西马长老的斋房里我还公开讲过——就在那天晚上我还打了父亲，差一点没把他打死，我还发誓说，我下次来就打死他，是当着众人的面说的——啊，可以找到上千个证人！我嚷嚷了一个月，谁都可以作证！……事实是明摆着的，事实本身可以说明，事实本身完全可以说明问题，但是感情，先生们，感情是另一码事了。先生们，”米佳皱起了眉头说，“我觉得，你们没有权利过问我的感情。你们虽然是执行公务，这我完全理解，但这是我的事，我的隐私，尽管……由于我以前也没有掩饰我的感情……譬如说，在小酒店里我对大家、对每个人都曾说过，那么……那么我现在也不再把它当做什么秘密。先生们，你们要知道我自己也明白这种情况构成了我的重大罪证：我以前对大家说过我要杀死他，现在他突然被杀害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不是我干的呢？哈，哈！我谅解你们，先生们，完全谅解。我连自己都惊讶之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我杀的，那么究竟是谁杀的呢？是不是？如果不是我，那么是谁，究竟是谁呢？先生们，”他突然叫了起来，“我想知道，先生们：我甚至要求你们告诉我，他是在什么地方被杀害的？他是怎样被杀害的？用的什么凶器？请你们告诉我。”他急促地问，用目光打量着检察官和侦查员。
“我们发现他仰面躺在自己书房的地板上，头被打碎了。”检察官回答说。
“这真可怕，先生们！”米佳突然哆嗦一下，把臂肘支在桌子上，用右手捂住了脸。
“我们继续谈吧。”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打断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您这样恨他呢？您好像公开声称是因为妒忌？”
“是的，是妒忌，不过也不仅仅是妒忌。”
“为了钱财而争吵？”
“是的，是为了钱。”
“好像有争议的是一笔三千卢布遗产，听说他没有付清。”
“岂止三千！多得多，多得多，”米佳气势汹汹地说，“超过六千，也许一万以上。我对大家都这样讲过，对大家嚷嚷过！但我决定只要三千就算了结，决不反悔。我急需这三千卢布……我知道他枕头底下的信封里藏有三千卢布，是准备给格鲁申卡的，我认为这笔钱简直是从我这儿偷去的，是的，先生们，我认为这是我的钱，等于是我的财产……”
检察官意味深长地与侦查员交换了眼色，还悄悄地向他眨了眨眼。
“这个问题我们回头再谈，”侦查员马上说道，“现在请允许我们指明并记下这一点，即您认为装在那只信封里的钱简直就等于是您自己的财产。”
“写下来吧，先生们，我也明白这又是我的一个罪证，但我不怕罪证，因此我自己揭露自己。你们听清楚了，是我自己！请注意，先生们，你们似乎把我当做了与我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合的另一个人。”他突然忧郁地说，“现在和你们谈话的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非常高尚的人，主要的是——请你们不要忽视这一点——他做过许许多多卑鄙下流的事情，但无论以前还是现在始终是一个高尚的人，在内心、在心灵深处是个非常高尚的人，总之，我不会表达这个意思……我一辈子都感到痛苦的就是因为一方面我渴望高尚，可以说为高尚而受苦受难，在打着灯笼，打着第欧根尼的灯笼寻找高尚，另一方面却一辈子都在干着下流的勾当，就像我们大家一样，先生们……啊，不对，只是我一个人，先生们，不是大家，只是我，我说错了，我一个人，一个人！……先生们，我现在有点头疼，”他痛苦地皱起了眉头，“你们要知道，先生们，我不喜欢他的外貌，恬不知耻，自吹自擂，亵渎神明，嘲弄挖苦，没有信仰。真可恶，可恶极了！不过现在他已经死了，我对他的看法也变了。”
“怎么变了呢？”
“不是变了，而是我感到遗憾，我以前居然这样仇恨他。”
“您感到后悔吗？”
“不，不能说是后悔，这一点请不要记下来。我自己也并不好看，是的，我自己也不很漂亮，因此我没有权利认为他讨厌，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一点请记下来好了。”
米佳说完这些话，突然变得非常忧伤。自从开始回答侦查员的提问以来，他的神色逐渐地越来越忧郁了。恰巧这时候忽然又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场面。事情是这样的：虽然格鲁申卡刚才被带走，但离得并不太远，与现在进行审讯的天蓝色房间相距不过一个房间。这是一个只有一扇窗户的小房间，紧挨着夜里跳舞和张筵飨客的大房间。她就坐在小间里，和她在一起的只有马克西莫夫一个人，他吓得要命，怕得要死，紧紧地挨着她，好像要求她保护似的。门口站着一个胸前佩带小铜牌的农民。格鲁申卡一直在哭，突然她克制不住内心的巨大悲痛，一下子跳了起来，双手一拍，高声哭喊着“我命苦啊，我命苦啊！”从房间里冲出来去找他，找她的米佳，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居然谁也来不及拦住她。米佳一听见她的哭叫声，便浑身打战，跃身而起，吼叫着，迎着她飞快冲过去，似乎丧失了理智。虽然他们已经互相可以看见对方，但还是没有能走到一起。他的手被紧紧抓住，他拼命挣扎，使劲挣脱，三四个人好不容易才把他拦住。她也被拦住，他看到她被带走时在哭喊着，向他伸出了双手。这个场面结束后，他又回到桌子旁边原来的地方，面对着侦查员，恢复了常态，并对他们不断叫喊：
“你们要把她怎么样？你们干吗要折磨她？她是无辜的，无辜的！……”
检察官和侦查员一直在劝他。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约摸有十分钟；后来刚才离开了一会儿的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又匆匆忙忙走了进来，他非常激动地对检察官大声说：
“她被带走了，现在在楼下。诸位，能否允许我对这个不幸的人讲一句话？就当着你们的面，先生们，当着你们的面！”
“请便吧，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侦查员回答说，“目前情况下我们不会表示反对。”
“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你听我说，老弟，”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开始对米佳说，他那神情激动的脸上流露出对这个不幸的人几乎慈父般的深切同情，“我亲自把你的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领到楼下去了，并托付给了老板的女儿，现在那个小老头马克西莫夫和她待在一起，一步也不离开她，而且我也把她说服了。你听清楚没有？我说服了她，让她安静下来了，我告诉她你现在需要申辩，她不应干扰，不能引起你的烦恼，不然你会心慌意乱，提供对自己不利的供词，你懂吗？总而言之，我说了一番道理，她也懂了。老弟，她是个聪明人，她心肠好，还想要吻我这老头儿的手，是替你求情呐。她亲自派我来告诉你，要你对她放心，而且，亲爱的，一定要我跑回去对她说，你现在已经平静下来并对她放心了。因此，你别担心，你该理解这一点。我刚才对不住她。她是基督心肠，是的，先生们，这是一颗温柔的心，而且完全是清白的。那么该怎样对她说呢，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你能不能平静下来？”
这位好心人说了许多多余的话，但格鲁申卡的痛苦，人类的痛苦，却渗透进了他善良的心，甚至他的双眼都噙着泪水。米佳跳起身来，向他奔去。
“请原谅，先生们，让我说，啊，让我说！”他大声叫喊。“您有颗天使般的、天使般的心灵，米哈伊尔·马卡罗维奇，我替她感谢您！我一定，一定会平静下来，我会快活的，请您通过您那颗无比善良的心转告她，我现在很快活，非常快活，甚至开始笑了，因为我知道，有像您这样的守护天使和她在一起。我马上了结一切，只要我获得自由，我立刻去见她，她会见到我的，让她等着吧！先生们，”他突然对检察官和侦查员说，“现在我要向你们敞开我的心扉，把心里话都说出来，我们会很快了结这件事，高高兴兴地了结，最后我们真的会笑起来的。我们会笑吗？不过，先生们，这位女士是我心灵的女王！啊，请允许我这样说，这是我的心里话，非说不可……我确实看到，我是和最高尚的人在一起：她是光明，是我的宝贝，要是你们能理解这一点就好了！你们刚才不是都听见了她的话：‘哪怕和你一起去上绞架我也心甘情愿！’而我又给了她什么呢？我是一个穷光蛋，一无所有，她为什么这样爱我？我这个笨拙的、可耻的、丢尽了脸面的坏蛋，值得她这样爱吗？能让她跟我一起去流放吗？她这个骄傲和清白无辜的女人刚才为了我居然跪下来向你们求情！我怎么能不爱她，怎么能不像刚才那样哭喊着扑到她面前呢？啊，先生们，对不起！但现在，现在我放心了！”
说着他倒在椅子上，双手捂住了脸，号啕痛哭起来。但这已经是幸福的泪水了。他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上了年纪的警察局长非常满意，法官也很满意：他们感到审讯马上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米佳目送着警察局长出去以后，真的变得高兴起来了。
“好吧，先生们，现在我听你们的，完全听你们的。而且……要不是刚才纠缠那些琐碎的事情，那么我们一下子就可以达成一致了。我又提这些琐事了。我听从你们的吩咐，先生们，但是说实在的，这需要互相信任——你们信任我，我信任你们——不然我们永远不能了结。我这样说都是为了你们好。谈正事吧，先生们，来谈正事，最主要的是你们别去挖掘我的内心世界，别用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折磨它，请你们问正事和事实，我马上会使你们满意的。让琐碎的小事见鬼去吧！”
米佳这样大声说着。审讯又开始了。
四、第二次磨难
“您不会相信，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您的这一承诺使我们受到多大的鼓舞……”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摘下眼镜，兴高采烈地说。他那双又大又深度近视的浅灰色金鱼眼流露出明显的满意神色。“您刚才指出我们应互相信任是很正确的，在这种重大的事情上，如果怀疑对象愿意、希望而且能够证明自己无罪，那么缺少相互信任往往是无法办到的。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将尽力而为，甚至现在您自己已经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处理这件案子的……您赞成吗，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他突然对检察官说。
“噢，毫无疑问。”检察官表示赞同，虽然与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的热情相比显得有点冷淡。
有个情况我要说清楚：新来我们这里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到我们城里就任之初便对我们的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怀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尊敬，跟他十分投机。唯独他才坚信我们这位“怀才不遇”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具有非凡的心理分析和雄辩的才能，也完全相信他是受了委屈。他早在彼得堡的时候就听到了有关他的传闻。而年纪轻轻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则是我们这位“怀才不遇”的检察官在这世界上唯一的知音。他们俩在来此地的路上对即将审理的案子达成了某些共识和默契，因此现在审问的时候，思维敏捷的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对这位老前辈的只言片语、一个眼神或一个眼色都能心领神会，理解他的任何指示和他脸上的任何表情。
“先生们，请让我自己来说，不要用鸡毛蒜皮的琐事打岔，我一下子就可以向你们全讲出来。”米佳激动地说。
“太好了。谢谢您。但在听取您的陈述之前，请允许我再确认一个对我们来说十分有意思的事实，那就是您在昨天五点钟左右，以您的手枪作为抵押，向您的朋友彼得·伊里奇·佩尔霍金借了十个卢布。”
“抵押了，先生们，押了十个卢布。这又有什么呢？我外出回来到城里就去抵押了，就是这样。”
“您外出了？您到城外去了？”
“去了，先生们，我到城外四十多俄里的地方去了一次，你们不知道吗？”
检察官和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交换了一个眼色。
“总之，您最好能把您昨天从早上开始一整天的活动系统地说一说，行吗？譬如说，请您讲讲：为什么您要离开县城，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实……”
“你们一开始就应该这样问了。”米佳哈哈大笑，“要是你们愿意，那么不是从昨天开始讲起，而是应从前天的清晨开始，只有这样你们才会理解，我上哪儿去了，怎样去的、目的是什么等等。先生们，前天早上我上本地商人萨姆索诺夫家去向他借三千卢布，有最可靠的抵押做担保，我急需这笔钱，先生们，我急需这笔钱。”
“对不起，打断您一下，”检察官客气地打断他说，“为什么您突然急需这笔钱，又恰恰是这样一个数目，即三千卢布？”
“唉，先生们，用不着谈这些小事：怎样，什么时候，为什么，为什么恰好是这个数目，而不是那个数目，以及此类毫无意义的说明……真要是这样的话，三本书也写不完，还要加上一个尾声呢！”
米佳满心好意想道出全部实情，因此用一种十分随便却又不太耐烦的口气讲出了这一番话。
“先生们，”他似乎突然醒悟了，“请你们别怪我固执，我再次请求：请你们再相信一次，我十分尊敬你们并完全理解目前的处境。请别以为我喝醉了。我现在已经清醒了。就是喝醉了也不碍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酒醒后变得聪明了——其实变得愚蠢了。
喝醉后变得愚蠢了——其实变得聪明了。
哈，哈！不过我知道，先生们，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在你们面前说俏皮话是不合适的。请允许我也保持个人的尊严。我明白眼下的差异：我在你们面前终究是一个案犯，因此，你我之间有很大差别，而你们是奉命监督我的：你们决不会因为格里戈里的事而夸奖我，打破了老人的头而不受惩罚是不可能的，为此你们会依法送我进监狱，蹲上一年半载，我不知道你们会怎样判，总不至于剥夺公民权，不会剥夺公民权吧，检察官？你们瞧，先生们，我是明白这种差别的……不过你们也得承认，如果你们问：这一步在哪儿跨出去的？怎样跨法？什么时候跨的？跨到哪儿去？那么这些问题可能会把上帝也弄得稀里糊涂。要是这样，我就会糊涂的，而你们也糊里糊涂地记下来，那会有什么结果呢？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如果我现在开始胡说八道，那么也得让我说完，而你们，先生们，作为有教养和高尚的人，也会原谅我的。现在我提出最后一个请求：请你们别搞这一套官僚形式的审讯吧，就是开始纠缠一些鸡毛蒜皮、微不足道的事情，诸如怎样起床的，吃了什么，怎样吐了一口唾沫等等，‘麻痹案犯的注意力’，出其不意地用一个吓人的问题使他就范：‘你杀了谁，抢了谁？’哈，哈！这就是你们那一套老办法，这是你们的老规矩，就是你们耍的全套鬼把戏！不过你们耍的这种把戏只能麻痹乡巴佬，对我可没有用。我懂得这一套，我自己也当过差，哈，哈，哈！请别生气，先生们，能原谅我的鲁莽吗？”他大声说，用一种几乎是令人惊讶的憨厚表情看着他们。“这是米坚卡·卡拉马佐夫讲的，因而可以原谅，因为对聪明人是不能原谅的，而米坚卡是可以原谅的！哈，哈！”
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听着也笑了。检察官虽然没有笑，却目不转睛地，警觉地打量着米佳，似乎不愿漏掉他说的每句话、任何一个细小动作，以及脸上任何细小的表情。
“不过我们一开始也没有这样问你呀，”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笑着回答说，“我们没有用这类问题为难您：诸如早上是如何起床的，吃了什么等等，我们从一开始就问您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懂，我早就明白并十分珍惜，但我现在更珍惜你们目前对我的无比好意，这种好意说明你们的心灵是十分高尚的。现在我们三个高尚的人碰到一起来了，那就让我们把一切都建立在由高贵的门第和名誉联结起来的有教养的上流社会人士间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吧。总之，请允许我在我一生中的这个时候，在我的名誉蒙受耻辱的时刻，把你们当做我的最好的朋友！对此你们不会觉得难堪吧，先生们，不会难堪吧？”
“相反，您说得太好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一本正经赞许说。
“至于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先生们，让那些吹毛求疵的琐碎问题统统见鬼去吧。”米佳兴高采烈地大声喊道，“不然的话，鬼知道会闹出什么结果，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完全赞同您的明智的建议，”检察官突然插进来对米佳说，“不过我还是想问您一个问题。这问题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必须了解您需要这笔款子干什么，恰好又是三千卢布？”
“干什么？要干这干那……嗯，要还债呗。”
“还给谁？”
“我坚决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先生们！你们要知道，并非我不能说，或者是不敢说，或者我害怕说，因为这完全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琐事，我不愿说，这里还涉及一个原则：这是我的私生活，而我不允许我的私生活受干预。这就是我的原则。您的问题与案件无关，而与案件无关的一切都是我的私生活！我想还债，我想还清名誉上的债，至于还给谁——我不能说。”
“请允许我们把这些话记下来。”检察官说。
“请吧。就这样写：我不说，坚决不说。先生们，还要写上：我甚至认为讲出来是不名誉的。咳，反正你们有的是时间！”
“尊敬的先生，如果您只是不明白的话，我不能不警告您并再次提醒您，”检察官用一种非常严肃的口吻特别强调说，“您完全有权利不回答现在向您提出的问题，而我们也无权强迫您回答，要是您本人由于某种原因回避回答的话。这属于您个人考虑的范围。不过我们的责任在于：在类似目前的场合下提醒您注意并向您说明由于您拒绝提供证词将给自己造成危害的严重程度。请继续谈吧。”
“先生，我可没有生气呀……我……”米佳嗫嚅着说，他听了这些话显得有点尴尬，“你们知道，先生们，当时我去找的那个萨姆索诺夫……”
我们当然不必把他的叙述再详细重复一遍，因为读者早已知道了。供述人急不可耐地想说清楚，无一遗漏，但又希望尽快结束。但因为要不断地记录他的供词，所以，不得不经常打断他。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对此表示不满，但还是服从了，虽然生气，态度暂时还算温和。虽然有时他会大喊大叫：“先生们，这样搞法使上帝也会火冒三丈。”或者说：“先生们，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样惹我生气又有什么意思呢？”尽管他大声嚷嚷，但还没有改变友好热烈的情绪。因此，他讲述了前天萨姆索诺夫如何“哄骗”了他（现在他已经完全意识到他当时受骗了）。为了搞到车费把表卖了六个卢布的事是侦查员和检察官完全不知道的，这马上引起了他们的特别注意，却使米佳大为不满：他们居然认为需要详细记录这件事，作为一个旁证说明他昨天还几乎身无分文。米佳渐渐地变得闷闷不乐。然后，他描述了去找“猎狗”的那次旅行和在充满煤气的农舍里度过的一个夜晚等等……一直讲到怎样返回县城，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不等人家的特别请求，自己就开始详尽地描述自己为了格鲁申卡而经受的种种因忌妒而产生的痛苦。大家默默地聚精会神地听他讲，特别注意到了米佳早已在玛丽娅·康德拉季耶芙娜家设置了观察点，监视格鲁申卡在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家“后院”的行动，还了解到是斯梅尔佳科夫向他传递消息：这一点他们很重视并记了下来。他讲到自己的忌妒时充满了热烈的感情，讲得也很全面，虽然他因为把自己隐秘的私情公之于众，让“大家耻笑”，心里不免感到羞愧，但为了真实起见，他显然克制了羞愧的感情。侦查员，特别是检察官在他讲述过程中向他投来的那种专注而又冷漠严厉的目光最后终于使他很不高兴：“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这小子，几天前我还和他瞎扯了一通女人，还有这个病恹恹的检察官，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听我谈论这类事——他脑子里闪过这个伤心的念头——真丢人！”“忍耐吧，驯服和沉默吧！”他以这句诗结束了自己的想法，但他又强打起精神，继续讲了下去。他谈到霍赫拉科娃的时候，他甚至又高兴起来了，甚至想讲一则有关这位太太最近的一桩趣闻，因为与案件毫无关系，所以被侦查员制止了，客气地建议他转到“更为实质性的事情上去”。最后，他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失望，以及离开霍赫拉科娃家的时候他甚至想过：“哪怕去杀人，也要搞到三千卢布，”这时又让他停下来，把他曾经“想杀人”这句话记录下来。米佳默默地听任他们记录。后来他讲到他突然发现格鲁申卡骗了他，他把她送到萨姆索诺夫家之后她立刻就离开了，可是她当时却对他说她要在老头子那儿呆到半夜才走。说到这里，他忍不住脱口而出：“先生们，如果我当时没有杀死那个费妮娅，那么只是因为我没有时间。”连这句话也被详细记录下来了。米佳神色忧郁地等了片刻，接着便开始叙述他如何向父亲家的花园奔去，这时候侦查员突然制止他，打开了放在他身旁沙发上的一只大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了一个铜杵。
“您见过这件东西吗？”他给米佳看。
“噢，是的！”他苦笑了一下，“怎么会没有见过呢！给我看一下……唉，真见鬼，不必了！”
“您忘了提它了。”侦查员说。
“啊，见鬼！要是我知道非提不可的话，那我也是决不会瞒你们的，您说呢？只是遗忘了。”
“请详细说说，您是怎样得到这铜杵的。”
“可以，先生们，我来说。”
米佳便讲了他怎样拿走铜杵的情况。
“您拿了这件东西究竟有何目的呢？”
“有何目的？什么目的也没有！抓起它就走了。”
“如果没有目的，那为什么要拿？”
米佳真是恼火极了。他紧盯着“那小子”看了一眼，脸上露出恶狠狠的苦笑。原来他越来越感到羞愧了，因为他现在居然对“这些人”吐露了肺腑之言，讲了自己忌妒的经过。
“铜杵不值一提！”他突然脱口说。
“不尽然吧……”
“那也许是为了防狗。天很黑……总之，以防万一。”
“既然您这样害怕黑夜，那么您以前深夜出门时也带上什么武器吗？”
“唉，真见鬼，呸！先生们，和你们实在无法谈话！”米佳火冒三丈，大声叫了起来，他转过身子，面对书记员，气得满脸通红，以一种丧失理智的口气迅速对他说：
“你马上记下来……马上……‘我带上铜杵是要去杀害我的父亲……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砸他的脑袋！’怎么样，现在你们满意了吧，先生们！心里舒畅了吧？”他说道，挑衅地逼视着侦查员和检察官。
“我们非常理解，您是在对我们生气和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不满的情况下说了现在这样的供词，您以为这些问题都是鸡毛蒜皮，其实却是十分重要的。”检察官冷冷地回答他。
“算了吧，先生们！是的，我拿了铜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手里为什么要拿东西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拿了就跑。就是这么一回事。真丢人，先生们，够了，不然我真的要发誓不再讲下去了！”
他用双肘撑在桌子上，手托着脑袋。他侧身对着他们，眼睛望着墙壁，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恶劣情绪。他真的非常想站起来宣布，他连一句话也不想再说了，“立即被处死也不想说了”。
“你们瞧，先生们，”他突然说道，尽量克制着自己，“你们瞧，我听着你们说话，使我产生了一种幻觉……我睡着的时候往往会做梦，一个相同的梦，这个梦我经常做，不断重复：有人在追我，是一个我非常害怕的人，在黑暗中，在黑夜里追我，寻找我，而我在门背后或橱柜后面找一个地方躲着他，我有失体面地躲着，最主要的是他明明知道我躲在什么地方，但他似乎故意装作不知道我在哪儿，以便折磨我长久些，拿我的恐惧取乐……现在你们也在这样干！一模一样！”
“您常做这种梦？”检察官问。
“是的，经常做这种梦……你们是不是又想记录下来？”米佳撇着嘴苦笑了一下。
“不，不必记录，但您的梦还是挺有意思的。”
“现在可不是做梦！是现实，先生们，是活生生的现实！我是狼，你们是猎手，你们这是在捕狼。”
“您这样比喻毫无意义……”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非常客气地说。
“不是毫无意义，先生们，不是毫无意义！”米佳又激动起来，虽然一阵突发的怒火发泄出来以后，心里感到轻松些，说话的口气也渐渐变得和气了，“你们可以不相信被你们的提问所折磨的犯人或被告，但他确是一个极为高尚的人，内心往往发出极其高尚的激情，先生们（我敢于大声说出这一点）！——是的，这样的人你们不能不相信……你们甚至没有权利不相信……不过……
“沉默吧，心儿，
“忍耐吧，驯服和沉默吧！
“怎么样，继续说下去吗？”米佳闷闷不乐地停住了。
“当然，请说下去。”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回答说。
五、第三次磨难
米佳继续供述的时候虽然神情严肃，但尽量争取不忘记、不遗漏任何一个细节。他讲述了如何越过围墙跳入了父亲的花园，怎样走近窗户以及后来在窗下发生的全部情况。他明白、准确、清清楚楚地叙述了他在花园时无比激动的心情，当时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格鲁申卡是否也在父亲那里？但奇怪的是：无论是检察官，还是侦查员这时候都不露声色地听他说，目光冷淡，提问也少多了。米佳从他们的脸部表情上也捉摸不出什么名堂。“他们发火了，生气了。”他想，“随它去吧！”当他讲到他决定给父亲一个表示格鲁申卡来了的暗号，让他打开窗户的时候，检察官和侦查员根本没有注意“暗号”这个词，好像完全不懂这个词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似的，米佳连这一点也注意到了。最后他讲到他一看见父亲从窗户里向外探出身子，满腔仇恨开始沸腾起来，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铜杵，这时候他又突然故意似的停了下来。他坐在那儿望着墙壁，他知道他们正瞪大了眼睛，紧紧盯着他看。
“往下说，”侦查员说，“您拿出了凶器便……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后来吗？后来我就杀了他……我对准他的脑袋，砸碎了他的天灵盖……照你们看来，就是这样，一定是这样！”突然他双眼闪闪发光。刚刚熄灭了的怒火突然异常迅猛地从他心里蹿了上来。
“在我们看来是这样，”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重复说，“那么在您看来呢？”
米佳低下了头，沉默良久。
“我看，先生们，我看是这样的，”米佳轻声说，“不知是因为谁的眼泪，还是我的母亲祈求过上帝，也可能是光明的天使在那一瞬间吻了我——我不知道，但当时魔鬼是被制服了。我马上离开窗户，向围墙跑去……我父亲吓了一跳，他第一次看清楚是我，便大叫起来，赶紧从窗旁缩了回去——我记得很清楚，我正穿过花园向围墙跑去……就在我已经骑在板墙上的时候，格里戈里追上了我……”
这时他才抬起头望着听他叙述的人。他们完全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他。米佳的心里不由得掀起一阵怒涛。
“先生们，此刻你们是在嘲笑我吧！”他突然停住了。
“为什么您这样想呢？”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说。
“我的话你们一句话也不相信，这就是为什么！我也知道我已讲到了关键的地方：现在老人躺在那里，脑袋砸开了花，而我详细讲了我怎样想杀死他，怎样把铜杵掏了出来，眼看一场悲剧就要发生的时候，我却忽然从窗前跑开了……简直像在编故事！简直像在写诗！哪能相信这样一个胡编乱造的家伙！哈，哈！先生们，你们都是好嘲弄人的啊！”
他整个身体在椅子上转动了一下，连椅子都嘎嘎作响了。
“您有没有注意，”检察官突然问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米佳的激动情绪，“在您离开窗户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厢房另一端通向花园的门是否开着？”
“没有，没有开。”
“没有？”
“相反，是关着的，而且谁会把它打开呢？对了，那扇门，请等一等！”他似乎突然醒悟过来，几乎打了一个冷战。“难道你们发现门是开着的吗？”
“是开着的。”
“如果不是你们打开的话，那么又有谁会去开呢？”米佳突然感到非常惊讶。
“门是敞开的，杀害您父亲的凶手肯定是从这道门进去的，行凶以后，仍然从这道门出来。”检察官似乎要强调每一个词，缓慢而又清晰地说。“这一点我们很清楚。显然，凶杀发生在房间里，而不是隔着窗子杀的，现场的侦查、尸体的位置以及所有情况都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对这个事实不会有任何怀疑。”
米佳大为震惊。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先生们！”他大声叫喊起来，完全慌了神，“我……我没有进去过……我可以肯定而确凿地告诉你们，我在花园里的时候，一直到我离开，这扇门都是关着的。我只是站在窗下，从窗子里看见他，情况就是这样，并无其他情况……直到最后一分钟的情景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即使我不记得，我还是了解情况的，因为这些暗号只有我和斯梅尔佳科夫知道，还有死者也知道，如果不敲暗号，他是决不会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开门的。”
“暗号？这是什么样的暗号？”检察官怀着急切的、近乎神经质的好奇心说，一下子改变了原先那种镇静的态度，小心翼翼探问。他嗅到了他原来不知道的重要事实，因此非常害怕米佳不愿意讲出全部实情。
“啊，你们竟然还不知道！”米佳对他使了个眼色，嘲弄似的恶狠狠冷冷一笑，“要是我不说你们有什么办法呢？还能向谁了解？知道暗号的只有死者、我和斯梅尔佳科夫，没有其他人了，不过老天爷还是知道的，但他决不会告诉你们。可是这个细节挺有意思，鬼知道用它还能搞出什么名堂，哈，哈！放心吧，先生们，我会告诉你们的，你们是瞎担心。你们不知道是在跟谁打交道！跟你们打交道的这个被告自己会供出自己，会提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是的，因为我是捍卫荣誉的骑士，而你们却不是！”
检察官听了这些带刺的话只能忍着，他因为急于了解有关这一新的事实而浑身哆嗦。米佳确切而详尽地对他们讲了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为斯梅尔佳科夫想出来的暗号以及有关的一切，讲了每一种敲窗方法的含义，甚至在桌子上把这些暗号敲给他们听。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问米佳，他敲老人窗户的时候用的是否就是那表示“格鲁申卡来了”的暗号——他确凿无疑地回答说，他敲的正是表示“格鲁申卡来了”的暗号。
“现在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可以用它来造炮塔了！”米佳不说下去了，轻蔑地转过身子重新背对着他们。
“知道这种暗号的只有已经故世的令尊、您和仆人斯梅尔佳科夫吗？再也没有别的人了？”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再一次问道。
“是的，仆人斯梅尔佳科夫和老天爷。把老天爷也写进去吧；这样记录不会是多余的，而且你们自己也需要上帝。”
他们当然要记下来，但正在记录的时候，检察官似乎完全出乎意料地突然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于是说道：
“要是斯梅尔佳科夫也知道这种暗号，而您又坚决否认您与令尊被害有关的任何指控，那么会不会是他敲了约定的暗号以后，诱使令尊开门，然后便……作了案？”
米佳用满含讥讽和异常憎恨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他默默地盯着他看了很久，以致检察官不由得眨起眼睛来了。
“您又逮住了一只狐狸！”米佳终于说道，“夹住了这个鬼东西的尾巴，哈，哈！我把您看透了，检察官！您肯定认为我马上会跳出来，紧紧抓住您对我的暗示，扯直嗓门大叫：‘哎哟，这是斯梅尔佳科夫干的，他是凶手！’您得承认，您就是这样想的，承认吧，不然我不讲下去了。”
但检察官没有承认。他默默地等着。
“您错了，我不会大喊大叫说是斯梅尔佳科夫干的！”米佳说。“您根本没有怀疑他吗？”
“您怀疑他吗？”
“也怀疑过他。”
米佳垂下眼睛望着地板。
“不开玩笑了，”米佳忧郁地说，“您听我说，从一开始，差不多还在我从帘子后面跑出来见你们的时候，我就有过这个想法：‘是斯梅尔佳科夫！’后来我坐在这儿的桌子旁边大喊‘我对这次流血事件是无罪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想：‘是斯梅尔佳科夫干的！’斯梅尔佳科夫始终在我脑子里打转。刚才也这样想过：‘是斯梅尔佳科夫’，但只是一瞬间，不过马上又想：‘不，不是斯梅尔佳科夫！’这与他无关，先生们！”“那么您没有怀疑别的人吗？”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小心地问。
“我不知道是谁，是什么人，是上帝的手还是魔鬼的手干的，但……绝不是斯梅尔佳科夫！”米佳坚决地说。
“不过您为什么如此斩钉截铁地断定不是他干的？”
“根据我的信念。根据我的印象。因为斯梅尔佳科夫是一个卑鄙小人，而且是个胆小鬼。也不仅是胆小鬼，还是将世界上所有的胆怯集于一身的两足动物。他是母鸡生的。他和我谈话的时候，每次都吓得发抖，怕我会杀死他，其实我连手指头也不会动他一下。他向我下跪，痛哭流涕，吻我这双靴子，就是这双靴子，恳求我‘不要吓唬他’。听见没有，‘不要吓唬’他——这算什么话？我甚至还送给他东西。这是一只病态的母鸡，有羊痫风，智力迟钝，连八岁的小孩都能把他打倒。难道他能算得上人吗？不是斯梅尔佳科夫干的，先生们，再说他也不喜欢钱，他从来不肯收我送的东西……而且他干吗去杀害老头儿呢？何况他也许是他的儿子，他的私生子，你们不知道吗？”
“我们听到过这种传闻。但您也是您父亲的儿子，您不也是亲口对大家说过，您想杀死他吗？”
“您这话带刺啊，而且是根卑鄙龌龊的刺！可我不怕！啊，先生们，你们当着我的面说这种话未免太卑鄙了！说你们卑鄙是因为这是我自己告诉你们的。我不仅曾经想过，而且也有可能杀人，还把罪名揽在自己身上，说什么差一点杀了他！但我确实没有杀他，我的守护神拯救了我——而对这一点你们并没有加以考虑……因此说你们太卑鄙、太卑鄙了！因为我没有杀人，没有杀人，没有杀人！您听见了没有，检察官：我没有杀人！”
他差不多要喘不过气来了。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他还从未如此激动过。
“他对你们说了什么，先生们，这个斯梅尔佳科夫？”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道，“我能问你们这个问题吗？”
“您什么都可以问我们，”检察官回答说，表情冷漠而又严厉，“凡是涉及本案事实的一切都可以问，而我们，我重申，有义务答复您的每一个问题。我们发现您说的那个仆人斯梅尔佳科夫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羊痫风发得非常厉害，可能连续发作了十次。随我们一起去的医生甚至诊断说，他可能活不到早上。”
“这样说来父亲是魔鬼杀的喽！”米佳突然脱口而出，似乎他直到此刻为止还一直在问自己：“究竟是不是斯梅尔佳科夫干的？”
“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谈，”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决定说，“现在请您继续提供口供？”
米佳请求休息一下。他们非常客气地同意了他的请求。休息以后，他又继续说下去。但他显然感到很痛苦。他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折磨、屈辱和震动。而检察官现在好像是故意似的，一刻不停地纠缠一些“鸡毛蒜皮之类的细节”去惹他生气。米佳刚说到他骑在板墙上用铜杵砸了抓住他左脚的格里戈里的脑袋，接着又立刻跳下来去看被打倒的那个人，这时候检察官便打断了他的话，请他更为详细地描述一下他坐在板墙上的姿势。米佳感到非常奇怪。
“瞧，就这样坐着，骑在板墙上，一条腿在这边，另一条腿在那边……”
“铜杵呢？”
“铜杵在手里。”
“不在口袋里吗？这一点您都记得这样具体吗？那么，您是使劲挥动手臂的喽？”
“应该说是很用力的，您问这干吗？”
“为了搞清真相，最好您就像当初骑在板墙上那样骑在椅子上，给我们直观地演示一下，您是怎样、向哪儿、往什么方向挥动手臂的？”
“您不是在嘲弄我吧？”米佳问道，傲慢地看了看审问者，而对方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米佳猛然转过身来，骑在椅子上，挥动一下手臂：
“就是这样打的！就是这样杀了人！您还要什么？”
“我感谢您。现在劳驾您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跳下来，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用意？”
“唉，真见鬼……干吗跳下来去看受伤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当时您慌慌张张想逃跑吧？”
“是的，是很慌张，是想逃走。”
“您想帮他一下吗？”
“帮什么……是的，也许想帮助他，我不记得了。”
“您当时糊涂了？也就是说您一度处于某种神志不清的状态？”
“噢，不是这样，神智完全清楚，我都记得。连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跳下来看了看，用手帕擦了他的血。”
“我们看到了您的手帕。您指望救活被您伤害的人吗？”
“我不知道我是否指望过。我无非想弄清楚，他是否还活着。”
“噢，您原来只想证实一下？那么后来呢？”
“我不是医生，无法断定。我离开的时候还以为他死了，而现在他却醒过来了。”
“很好。”检察官结束了对细节的追问，“谢谢您。我也只需要了解这些。请继续说下去吧。”
唉，米佳虽然都记得，却根本没有想到要讲清楚他跳下去是出于怜悯，而且还走到死者身旁，俯身讲了几句表示惋惜的话：“老头儿自己撞上了，活该倒霉，那就躺着吧。”而检察官仅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这个时候和这样激动的情况下”他跳下来只是为了搞清楚，他犯罪的唯一的证人是否活着。到这种时候这个人还这样有魄力，这样果断、镇静、精明，真是不简单等等。检察官很满意：“我用‘琐碎小事’刺激这个病态的人，他果然说漏了嘴。”
米佳痛苦地继续往下说。但马上又被打断了；这一次打断他的是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
“您两手沾满鲜血，事实上脸上也有血迹，怎么还能跑去找费多西娅·玛尔科芙娜呢？”
“我当时根本没有察觉我浑身是血呀！”米佳回答说。
“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常有的。”检察官和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交换了一个眼色。
“真是没有察觉，您说得很对，检察官。”米佳突然表示赞同。但接下去米佳就开始讲他突然决定“让路”并“让幸福的人从自己身边走过去”的过程。这时候他已经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像刚才那样敞开自己的心扉，讲述“自己心灵的女王”了。这些冷漠的、像“臭虫一样死盯着他”的人使他讨厌。因此对他们一再重复的那些问题回答得非常简短而干脆：
“我已决定自杀。继续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这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问题。她原先的那个无可争辩的心上人来了，他虽然使她受了委屈，但五年以后他怀着深情厚谊跑来，以合法的婚姻弥补她受的委屈。于是我明白，我的一切都完了……我身后又背着耻辱，再加上这次流血，格里戈里流的鲜血……何必再活下去？我便去赎回抵押掉的手枪，装上子弹，打算在黎明前把一颗子弹送进自己的脑袋……”
“夜里就畅饮一番？”
“夜里畅饮一番。唉，先生们，快些结束吧。我真的打算自杀，就在这里不太远的地方，在村子后面，而且定在早上五点钟，并在口袋里准备了纸条，在佩尔霍金家里装子弹的时候我便写好了。这张纸条就在这里，你们看吧。我不是为你们写的！”他突然用轻蔑的口吻加上一句。他从背心口袋里取出纸条，往他们桌子上一扔；侦查员好奇地读了一遍，照例把它归入了卷宗。
“您甚至走进佩尔霍金先生家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要洗一下手吗？也许您不怕别人怀疑？”
“什么怀疑？怀疑也罢，不怀疑也罢，全都无所谓，我可以到这里来，在五点钟开枪自杀，你们什么也来不及做的。如果父亲没有出事，你们肯定什么都不了解，也不会到这里来。啊，这是鬼使神差，是魔鬼杀害了父亲，你们是通过魔鬼才如此迅速了解到了情况！你们怎么会如此迅速赶到这里的？真奇怪，简直难以想象！”
“佩尔霍金先生告诉我们，您去见他的时候，手里……沾满鲜血的手里抓着钱……一大笔钱……一大把一百卢布的票子，他那小男仆也见到了！”
“是的，先生们，记得是这样的。”
“现在碰到一个小问题。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非常客气地开始说，“您从哪儿突然搞到这么多的钱，因为根据案情的经过，按时间计算，您并没有回家吧？”
这样直截了当的提问使检察官皱起了眉头，但他没有打断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
“没有，没有回家。”米佳回答说，显得非常镇静，但眼睛却望着地上。
“这样的话，请允许再问一句，”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继续说，似乎慢慢地在接近目标，“您从哪儿能一下子搞到这样一笔款子，何况根据您自己的说法那天五点钟还……”
“因为需要十个卢布而把手枪抵押给了佩尔霍金，后来去找霍赫拉科娃借三千卢布，而她又没有给等等，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套。”米佳猛然打断了他，“是的，你们瞧，先生们，我没有钱，可是忽然有了几千卢布，不是吗？要知道，先生们，现在你们二位在担心：万一他不交代钱的来源怎么办？真是这样，先生们，你们猜到了：我不会说的，你们也不会知道。”米佳突然非常坚决地一字一句说。侦查员沉默了一会儿。
“卡拉马佐夫先生，您应该明白，我们必须知道。”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轻轻地、温和地说。
“我明白，但我无论如何不会说的。”
检察官也插嘴了，他再次提醒说：“受审人可以不回答问题，如果认为这样做对他有利的话，但也要注意，涉嫌对象也可能因为沉默而给自己造成损害，特别是由于这样重要的问题，它……”
“以及诸如此类等等，先生们，诸如此类等等！别说了，我早已听到这类告诫了！”米佳又打断说，“我自己明白问题的重要性，也是最关键的地方，但我还是不会说的。”
“这我们管不了，这不是我们的事，而是您的事，您会给自己找麻烦的。”尼占拉·帕尔费诺维奇生气地说。
“先生们，别开玩笑了。”米佳抬起眼睛严肃地看了他们俩一眼。“我从一开始就预感到，我们在这一点上会顶牛的。但一开始，当我开始提出供词的时候，这一切都在云里雾里，一切都还游移不定，而我甚至幼稚得一开始就建议‘我们之间要相互信任’。现在我们已看到，这种信任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因为到头来我们总会走到这堵该死的墙面前！瞧，我们不就已经撞上了吗！那是不可能的，算了吧！不过我真的不怪你们，你们确实不能听了我的话就信，我完全明白。”
他怏怏不乐地不作声了。
“在丝毫不违背您对关键问题保持沉默的决心的情况下，您能不能同时给我们提供哪怕是一点儿的暗示：现在，您的供述已经到了一个对您来说十分关键的时刻，究竟是什么样的强烈动机使您保持沉默呢？”
米佳神情忧伤，若有所思地苦笑一下。
“我比你们的想象要好得多，先生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为什么，可以向你们提供这种暗示，虽然你们不配得到它。我之所以保持沉默，先生们，因为这对我来说是奇耻大辱。你们问我‘您从哪儿搞到这些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就包含着我的奇耻大辱，甚至连弑父、抢父亲的钱财都无法与之相比，假如我真的杀害并抢了父亲。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说的原因。因为耻辱我不能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先生们，想记录下来？”
“是的，我们要记下来。”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含含糊糊地说。
“这些话，有关‘耻辱’的话你们是不该记的。这是我出于好心才对你们说的，我也可以不对你们说。可以说我给你们送了一份礼物，可是你们却抓住不放。那就写吧，随便你们怎样写都行。”米佳鄙夷地说，“我不怕你们……在你们面前我感到自豪。”
“请问，这种耻辱属于什么性质？”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小声说。
检察官皱紧了眉头。
“不，不，到此为止，别费劲了。而且也不值得玷污自己。就是这样我也已经因为你们玷污了自己。你们不配，无论是你们，还是别人都不配……够了，先生们，我现在不想再说了。”
这番话讲得不留一点余地。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不再坚持，但从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的眼神里一下子看出，他还抱有希望。
“请您至少说明一下：当您拿着钱去见佩尔霍金先生的时候，您手里的这笔款子有多少，就是说有多少卢布？”
“我这也不能说。”
“您好像对佩尔霍金先生讲过是三千卢布，是从霍赫拉科娃太太那里借的？”
“可能我说过。够了，先生们，我不会说出是多少的。”
“那么请您描述一下您是怎样到这里来的，以及您来以后所做的一切。”
“哎哟，关于这一切你们可以问这里所有的人。不过我也可以说一说。”
于是他说了。但我们不再重复他的讲述。他讲得很枯燥，很简单。他根本没有谈他自己爱情方面的高度兴奋的心情。但他讲到了他“由于新的情况”而打消了开枪自杀的念头。他的供述既不说明理由，也不描述细节。而且这一次侦查员也没有过分打扰他，显然，对于他们来说，现在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
“我们对这一切都会核实的。这一切我们回头讯问证人的时候还要谈，当然，讯问将在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结束了审讯，“现在请您把您身上所有的东西全都放到桌子上，最主要的是您把剩下的钱都放到桌子上。”
“钱吗？先生们？可以，我明白需要这样做。我甚至感到惊讶，刚才你们怎么没想到。当然，我不会逃跑的，我就坐在大家面前。好吧，这是我的钱，数一下吧，拿去吧，大概都在这里了。”
他掏空了所有的口袋，连两个二十戈比的零钱也从背心侧袋里挖了出来。他们点了点，总共是八百三十六卢布四十戈比。
“就这些？”侦查员问。
“就这些。”
“您刚才提供证词的时候说，在普洛特尼科夫店里留下了三百卢布，给佩尔霍金十卢布，车夫二十卢布，在这里输掉二百卢布，后来……”
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把全部支出核算了一遍。米佳非常乐意地帮助他核算。每一个戈比的用途都想了出来并列入了总数。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迅速算出了总数。
“连同这八百卢布，您原先总共约有一千五百卢布？”
“大概是这个数。”米佳不客气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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