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一个家庭的历史（1/2）

一、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

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我县地主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他父亲十三年前就死了，死得很惨，也很蹊跷，当时闹得满城风雨（直到如今我们县里还经常提到他）。这件事我在适当时候会告诉大家的。现在我要说的是，这位“地主”（我们县里的人这样称呼他，尽管他几乎一辈子都没在自己的田庄里住过）是个脾气古怪，但在生活中又可以经常遇到的那种人，他不仅心地卑劣、行为放荡，同时又是头脑糊涂的典型。不过好像也只有这种头脑糊涂的人，在经营自己的财产方面倒是十分高明的。就拿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来说吧，开始的时候他几乎一无所有，仅仅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主，到处混饭吃，千方百计地充当食客，可是到临死的时候已经积攒了一笔高达十万卢布的巨款。尽管如此，他一辈子都是我们县里最糊涂最蛮横的人之一。我要再说一遍：他并不愚蠢，那些蛮不讲理的人大多数相当聪明、相当狡猾——他只是糊涂罢了，而且又是特别的、带有民族特色的糊涂。

他结过两次婚，有三个儿子，长子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是第一个妻子生的，其余两个，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和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是第二个妻子生的。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第一个妻子出身于名门贵族，是我县地主米乌索夫的女儿。至于这样一位年轻漂亮、聪明活泼并且又有嫁资的姑娘怎么会嫁给这个被大家叫做“窝囊废”的男人，我不想详细解释。这种事情在我们现在这一代人中间并不罕见，而且从前也曾经有过。我就认识一位姑娘，她属于过去的“浪漫”一代。她跟一位先生莫名其妙地恋爱了几年之后，照理可以太太平平结婚的，可是结果她自己想象出了许许多多无法克服的障碍，最后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从悬崖般陡峭的河岸上跳进冰凉湍急的河里自杀了。她的死完全应该归结于她的古怪脾气，完全是为了模仿莎士比亚的奥菲莉亚。假如那个她早就看中并且十分喜爱的悬崖并非风景如画，假如那是一段缺乏诗意的平坦的河岸，那么她也许根本不会自杀。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而且应该看到，在我们俄国的生活中，在最近的两代人中间，这种事情或者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米乌索娃的行为显然属于这一类，无疑是受了外界风气的影响，也是流行思想刺激的结果。也许她想显示女子的独立性，反对社会环境，向宗族和家庭的专制抗争，而乘虚而入的幻想又使她相信，哪怕是在一瞬间相信，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虽然是名食客，但他却是那个日趋进步的过渡时期最勇敢、最喜爱调侃嘲笑的人，其实他只是个凶恶的小丑而已，别无所长。更耸人听闻的是这件事最终以私奔而告终，这又使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感到非常得意。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对于这样的艳福即使从他的社会地位来说当时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他迫切希望自己有一个锦绣前程，为此可以不择任何手段。攀上这样一门好亲并且得到一份丰厚的嫁妆，确实是一种极大的诱惑。至于双方的爱情，那么无论从新娘还是从他这一方面来看，根本不存在，尽管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颇有几分姿色。可以说，这件事也许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一生中唯一的特殊情况，因为他一辈子都沉湎于女色。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向他招招手，他就可以立即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然而唯独这个女人在性欲方面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

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跟他私奔之后马上就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她对自己的丈夫只有轻蔑，并无其他感情。所以，这件婚姻的恶果马上暴露出来了，尽管她家里不久就默认了这件事，并且给了私奔的女儿一笔嫁资，但是夫妇之间的生活变得一团糟，开始没完没了的争吵。据说年轻的妻子在钱这方面显得很大度很高尚，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无法比拟的。现在才知道，她当时刚得到二万五千卢布现款，立即被他全部偷走了，因此这笔数以万计的钱款对她来说从此石沉大海，无影无踪了。她的嫁妆还包括乡下的一座庄园和城里一幢相当不错的房子，他一直都在处心积虑地想通过某种合法的手续把这两处财产转到自己名下，他每时每刻都厚着脸皮跟妻子硬磨软泡，苦苦哀求，以期引起妻子对他的蔑视和讨厌，最后惹得她心烦意乱，只要能摆脱他的纠缠，就同意答应他的要求。他这一手本来肯定能得逞的，但幸亏这时候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娘家出来干涉了，才使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有所收敛。大家都知道他们夫妇俩经常打架，据说动手的不是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而是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这个脾气暴躁泼辣、身强力壮、皮肤黝黑的女人。最后，她终于抛弃了这个家，离开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跟一个穷困潦倒的神学校教师私奔了，留给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一个三岁的儿子米佳。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马上把一大群姘妇领到家里，毫无节制地酗酒作乐，抽空还跑遍全省各处，向碰到的每个人哭哭啼啼地诉苦，把抛弃他的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数落一番，同时还详详细细告诉大家那些做丈夫的羞于启齿的床笫琐事。这主要是因为在众人面前扮演受气丈夫的可笑角色并且大肆渲染自己所受屈辱的各种细节，似乎使他感到愉快甚至引以为荣。那些喜欢嘲弄的人对他说：“您真行啊，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尽管您很伤心，可您升了官发了财，所以您很得意。”许多人甚至补充说，他乐意充当一名面目焕然一新的小丑角色，为了使人们笑得更加痛快，还故意装出对自己可笑的处境满不在乎的样子。不过谁知道呢，也许这是他真情的流露。后来他终于发现了那私奔女人的踪迹。那个不幸的女人跟随自己的神学校教师辗转来到了彼得堡，并在那儿肆无忌惮地投身于最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了。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立即忙碌起来，准备到彼得堡去。至于为什么要去，那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当然，他本来要立即动身的，可是作出这样的决定之后他马上觉得为了壮胆在出发前特别需要纵酒豪饮一番。就在这个时候，他妻子的娘家得到了她在彼得堡去世的消息。她好像是在一个阁楼里突然死去的，有人说她死于伤寒，也有人说她死于饥饿。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得悉妻子去世的消息时正喝醉了酒，据说他跑到街上，高兴得举起双臂大声喊道：“这下可好了！”也有人说他像孩子似的号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简直看着他都觉得可怜，尽管大家都讨厌他。很可能两种说法都有根据，也就是说，他既为自己得到了解脱而高兴，又为使他获得自由的女人而痛哭，两者兼而有之。多数情况下，所有的人，甚至坏蛋，也要比我们一般想象的更加天真幼稚，更加质朴善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

二、打发长子

这种人怎样当父亲和教育者，当然可想而知。在他这种父亲身上，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把自己跟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生的孩子彻底抛弃了，倒不是因为恨孩子或者因为夫妻反目感到委屈，而仅仅是因为他把孩子忘得干干净净的缘故。当他哭哭啼啼到处诉苦因而惹得众人讨厌，而他又把自己的家变成一座淫窟的时候，他家的义仆格里戈里担当起了抚养这个三岁男孩的责任。要不是当初他关心，那么也许没有人会替孩子换一件衬衫。况且孩子母亲方面的亲戚一开始似乎就把他给忘了。他的外祖父，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父亲米乌索夫先生已经去世，他的遗孀，米佳的外祖母已经移居莫斯科并且得了重病，他们的几个女儿也陆续出嫁，因此几乎整整一年米佳只能待在仆人格里戈里家里，住在仆人住的小木屋里。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这位好爸爸想起了自己的孩子（事实上他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存在），那么他还会重新把他送回小木屋的，因为孩子肯定会妨碍他淫荡的生活。后来发生了新的情况，就是已故的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的堂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从巴黎回来了。此人后来在国外一连住了好多年，可是当初还很年轻，在米乌索夫家族中显得与众不同，非常开明，颇有京城气派和外国风度，是个一辈子崇尚欧洲文明的西欧派，晚年又成了四五十年代的自由派。在他一生的经历中，他跟那个时代国内外的许多最具自由思想的人物有过广泛的联系。跟蒲鲁东和巴枯宁有过直接交往，在他的漂泊生涯快结束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回忆和讲述1848年巴黎2月革命三天里的情形，还暗示说他几乎亲身参加了巷战。这是他青年时代最愉快的回忆之一。他拥有独立的财产，照以前的算法，大约相当于一千个农奴。他那富饶的领地就位于我们这座小城的郊外，跟我们名闻遐迩的修道院的土地毗连。早在年轻时，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刚得到这份财产时就为能在河里捕鱼或在树林里砍伐的权利而跟修道院打起没完没了的官司。这场官司的是非曲直我不清楚，但他甚至认为跟这些“教权主义者”打官司是一种公民的义务和文明人的职责。他可能还记得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以前曾经关注过她，因此听说了她的所有情况并得知还留下一个米佳之后，他义愤填膺，仅管对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充满蔑视，但还是插手干预了这件事。这时候他才第一次同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见面。他直截了当地向他宣布自己很想担当起抚养孩子的责任。后来他经常对别人说，他提到米佳的时候，对方一度装作一点也不明白是指哪一个孩子，甚至显得很惊讶，他家里居然还有个年幼的孩子。即使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话有点夸张，但毕竟道出了某些实情。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一辈子都喜欢装腔作势，他会无缘无故地在您面前扮演某种料想不到的角色，虽然有时候完全没有这种必要，甚至对他自己不利。譬如这一次就是如此。不过，这种特征是许多人，甚至是相当聪明的人所固有的，更不用说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了。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热心地着手办这件事，甚至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一起被指定为孩子的监护人，因为孩子的母亲死后毕竟还留下了一份小小的财产，一幢房子和一处地产。米佳也真的住到了这位堂舅舅那儿，可这位堂舅没有成家，他本人刚处理完田产的事务并得到收益的保障后又立即匆匆赶往巴黎，准备在那儿长期居留，于是把这孩子委托给了自己的堂婶，一位莫斯科的太太。结果他在巴黎住得习惯了，尤其是那场令他大为震惊并且终身难忘的二月革命来临的时候，他早把孩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接着，莫斯科那位太太死了，于是米佳又住到她的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家里。后来他似乎又第四次改换过门庭。这些事现在我不打算详谈。因为有关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这位头生子的情况将要详细叙述，现在只谈些有关他的最必不可少的情况，否则我这部小说就无法开头。

第一，在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三个儿子中唯独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从小就相信自己还多少拥有一点财产，成年后就可以独立自主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在混乱中度过的：中学没读完就进了一所军事学校，接着又突然到高加索担任军职，深得上司器重，因参与决斗而被降职，后来又重新得到赏识，他成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糟蹋了不少钱财。直到成年之后他才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那里得到一些钱，在此之前他到处借钱，债台高筑。他第一次跟自己的父亲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相识和见面是在成年之后，那次他是特意到我们这儿来跟父亲清算自己的财产的。大概当初父亲就没有博得他的好感，他在父亲家里呆的时间不长，从父亲那儿得到了一笔不大的钱款并且就今后田产收益跟他商定了一个办法以后就匆匆忙忙离开了。至于这些田产有多少收益，本身价值多少，那一次他始终无法从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口中得到确切的回答（这是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一开始就指出（这一点也得记住），米佳对于自己的财产抱着夸大的不正确的想法。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对这次见面十分满意，因为他另有打算。他断定这年轻人性格轻浮，脾气暴躁，欲望强烈，缺乏耐心，热衷于吃喝玩乐，只要抓到点什么，就立刻会平静下来，当然，平静的时间不长。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马上开始利用这一点，即给他一些小恩小惠，不时寄点钱去敷衍他。最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四年后米佳终于失去了耐心，再次来到我们这座小城，准备跟父亲彻底清算财产，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甚至都难以结算了，他从父亲那儿取走了相等于自己全部财产价值的钱财，甚至还欠着他。根据他某年某月自愿具结的某项契约，他已完全失去了进一步提出任何要求的权利。年轻人感到十分惊讶，怀疑自己上当受骗了，气得几乎失去理智。正是这个情况导致了一场悲剧，而描述这场悲剧便成了我这第一部序幕性小说的内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成了这部小说的框架。但在着手叙述这件事情之前，还需要谈谈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另外两个儿子，即米佳的两个弟弟，并且说明他们的来历。

三、第二次结婚以及第二个妻子生的两个孩子

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把四岁的米佳从身边打发走之后又马上第二次结婚了。这第二次婚姻持续了大约八年时间。他娶的第二位妻子索菲亚·伊凡诺芙娜也非常年轻，那是他与犹太人合伙到外省承包某项小工程时认识的。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虽然醉心于吃喝玩乐，放浪形骸，可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投资生财，而且始终把事情办得十分顺利，尽管几乎每一次的手法都有点卑鄙。索菲亚·伊凡诺芙娜是位孤女，从小失去父母，她父亲是个性格忧郁的教堂执事，但是她却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中长大成人。收养她的恩人是沃罗霍夫将军的遗孀，这位年迈的很有名望的将军夫人经常折磨她。详细情况我不得而知，只是听说这位向来温柔善良、逆来顺受的养女曾在储藏室的钉子上系了根绳子打算上吊自尽，结果被人救了下来，可见她是多么难以忍受将军夫人的古怪脾气和没完没了的指责。其实那老妇人并不凶恶，只是因为养尊处优而蛮横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前去求婚，人家一听他的来历就把他赶走了。于是又像第一次婚姻一样，他提议姑娘跟他私奔。倘若她能及时了解他的底细，那她也许无论如何不会跟他私奔的。可事情发生在另外一个省份，此外像她这样一个宁愿自杀也不肯留在养母家里的十六岁女孩又懂得些什么呢？这苦命的姑娘逃出了狼穴，却又落入了虎口。这一次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分文没有到手，因为将军夫人盛怒之下什么也没给，不仅如此，还把他们俩诅咒了一番。不过他本来也没有指望能捞到什么，令他垂涎三尺的是这位少女的非凡美貌，更重要的，她那天真无邪的模样使他这个至今只知道追逐粗俗女性的好色之徒惊叹不已。“那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当时像剃刀那样在我心上划了一刀。”后来他常常这样恬不知耻地笑着说。不过对于一个淫棍来说，这也只是情欲冲动而已。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没有捞到任何实惠，对待妻子的态度变得肆无忌惮了。借口她有愧于他，似乎是他从“吊绳上”把她救下来的，此外，还利用她那少有的温顺和逆来顺受的性格，他连夫妇间应有的最起码的体面也不顾了。一些坏女人聚集到他家里，当着他妻子的面纵酒作乐，胡作非为。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格里戈里这个阴沉、愚蠢、顽固、喜欢唠叨的义仆，他跟原来的太太阿杰莱达·伊凡诺芙娜是死对头，这一次却站在新太太一边，处处保护她，为了她甚至用一种对仆人来说几乎不允许的方式跟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吵架。有一次他硬是把前来纵酒作乐、为非作歹的荡妇们统统赶走了。这个从小就被吓得战战兢兢的不幸的少妇后来得了一种神经性妇女病，这种病在乡下女人身上经常可以见到，患者通常叫做疯癫女人。得了这种病，往往会歇斯底里发作，甚至昏厥过去。不过她还是为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生了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伊凡是在结婚当年生的，第二个儿子阿列克谢是三年以后生的，她死的时候阿列克谢才三岁多，虽然说来奇怪，可我知道他后来一辈子都记得母亲，当然恍如梦中一般。母亲一死，两个孩子的遭遇就跟他们的哥哥米佳一模一样：他们完全被父亲彻底遗忘了。弟兄俩都落到格里戈里手里，也都住进了他的小木屋。那位年迈而蛮横的将军夫人，他们母亲的恩人和养母，就是在小木屋里找到了他们。她当时还健在，整整八年来她始终无法忘记她受到的屈辱。有关她的“索菲亚”的情况，八年来她随时都掌握着最精确的情报。听说索菲亚生了重病，过着非人的生活，有两三次她对自己的那些食客大声说：“她这是活该，她忘恩负义，上帝才这样惩罚她。”

索菲亚·伊凡诺芙娜死后刚过了整整三个月，将军夫人就突然亲自来到我们城里，直奔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住处。她在城里总共才呆了将近半个小时，可做的事情却不少。当时已是傍晚时分，八年来她没见过面的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喝得醉醺醺地出来迎接她。据说，她见了他也不作任何解释，上去就狠狠给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接着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往下按了三次，然后又一声不响地直接到小木屋去找两个小外孙。她第一眼就发现他们满面污垢，衣衫褴褛，便马上扇了格里戈里一个耳光并向他宣布，她要把两个孩子带回自己家里，然后搀着他们走出小木屋，将他们裹进一条方格毛毯，抱上马车，带回自己家里。格里戈里作为一名忠实的奴仆挨了这记耳光，没说一句粗鲁的话，还送老夫人到马车跟前，向她深深鞠了个躬，大声说：“这样照顾孤儿，上帝一定会报答的。”“你是个混蛋！”将军夫人临走前冲着他吼道。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仔细盘算了一下，认为这是件好事，因此后来在具结两个孩子由将军夫人抚养的正式文件时他没有拒绝过任何一项条款。至于那两记耳光，他自己还在全城到处宣扬呢。

此后不久，将军夫人就死了。但她在遗嘱里指定给孩子们每人一千卢布“作为教育费用，这笔钱必须全部花在他们身上，直到他们成年为止，因为这笔款项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已经绰绰有余，假如有人愿意慷慨解囊，那就请便”。我自己没有见过这份遗嘱，但听说确实有这类奇怪的内容，其表述的方式颇为独特。老太太的主要继承者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波列诺夫倒是个老实人，担任那个省的贵族长。他跟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通了一次信之后一下子就猜到，要他掏钱抚养自己的亲生儿子是不可能的事（尽管他从来不会直截了当地一口拒绝，碰到这种情况他就采取拖延的办法，有时候甚至说得娓娓动听），于是波列诺夫亲自照顾两个孩子，尤其喜欢小的那个阿列克谢。阿列克谢有很长时间甚至就是在他家里长大的。我请读者从一开始就注意这一点。如果说这两位年轻人之所以能够受到教育和培养而应该一辈子感谢什么人的话，那就是叶菲姆·彼得罗维奇这个极其高尚、极其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人，像这样的人如今很少见了。他分文未动将军夫人留给每个孩子的一千卢布，到他们成年时加上利息，竟达到了两千卢布。他是用自己的钱供养他们的，花费在他们身上的数目当然远远超过每人一千卢布。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暂时我也不打算详谈，我只提一下几个最重要的情况。关于哥哥伊凡，我只想告诉大家，他从小就是个忧郁、内向的孩子，虽然远非胆小怕事，但似乎从十岁起就懂得他们毕竟寄人篱下，靠了别人的恩惠才得以成长，而他们的父亲又是那种说出来都嫌丢人的人，等等。这孩子很早，几乎从婴儿时代起（至少传说是这样的）就开始显露出非凡的研究学问的才能。确切的情形不太清楚，但他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的家，进了莫斯科一所中学，寄住在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少年时代的朋友，一位很有经验、当时很有名望的教育家家里。后来伊凡自己说这都是由于叶菲姆·彼得罗维奇“急公好义”，因为他有一个想法，就是天才的孩子应该跟天才的教育家学习。不过，当这位年轻人中学毕业进大学的时候，无论叶菲姆·彼得罗维奇还是那位天才的教育家，都已经去世。因为叶菲姆·彼得罗维奇生前没有交代清楚，他理应得到的那笔由专横的将军夫人留下的款项，虽然加上利息已达两千之巨，但由于我们这儿种种不可避免的手续和拖拉而迟迟无法得到，所以这位年轻人在大学的头两年既要养活自己又要学习，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应该指出的是，他当初就根本不想跟父亲通信，也许由于高傲，由于瞧不起他，也许经过冷静理智的思考后明白了从父亲那儿决不会得到任何接济。不管处境多么艰难，年轻人丝毫没有惊慌失措、迷失方向，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先是授课，继而又用“目击者”的笔名写些街头新闻之类的小文章分头送到各家报社发表。据说这些十来行字的小文章构思巧妙，趣味盎然，以致很快就风行起来，仅此一端就足以说明这位青年人在实际能力以及智力方面远远超过我们这里为数众多、永远贫困和不幸的那部分男女青年学生。那些学生踏破了京城各家报社和杂志社的门槛，一天到晚苦苦哀求给他们翻译法文作品或者抄写之类的工作，除此以外他们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结识了好几家报社的编辑之后，始终没有中断过跟他们的联系。到了大学最后几年，开始发表涉及各种专题的颇有才气的书评，甚至在文学圈内也小有名气了。不过，直到最近他才偶然在更为广泛的读者圈子里突然引起了特别的注意，许多人因此而一下子发现并记住了他。这是个相当有趣的现象。正当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大学毕业，打算动用自己的两千卢布到国外游历的时候，他在一家大报上刊登了一篇奇特的文章，即使不是专家也注意到了这篇奇文。更主要的是，论述的对象对他来说显然是完全陌生的，因为他学的专业是自然科学，这篇文章却是针对当时到处都在议论的宗教法庭问题而写的。他分析了对这个问题现有的种种观点，同时也阐述了自己个人的见解。关键是他文章的语气以及精彩而出奇的结论。许多宗教界人士完全把他看作了自己人，而那些非宗教界人士，甚至连无神论者也从自己的角度大加赞赏，拍手称快。最后，有些机灵的人终于悟出了这整篇文章只是一种嘲弄、一出大胆的闹剧而已。我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这个事件，是因为这篇文章及时地传到了位于我们城市郊外的一家很有名气的修道院。那里对于沸沸扬扬的宗教法庭问题是十分注意的——文章传进了修道院并且使大家感到困惑不解。大家知道了作者姓名之后，又打听到他是我们城里的人，“就是那个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的儿子”。正巧在这时候作者本人又突然出现在我们城里。

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当时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记得我当时就怀着几分担忧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这次不祥的并且造成了极其严重后果的来访，后来很长时间甚至始终令我捉摸不透。一般说来，像他这样既有学问、看上去又很高傲谨慎的年轻人居然走进一个十分丑恶的家庭，投奔这样的父亲，岂非咄咄怪事？他父亲一辈子都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不了解也不记得他，即使儿子向他要钱，他也决不会给他一个子儿，然而还是一辈子提心吊胆，唯恐两个儿子，伊凡和阿列克谢，有朝一日会突然来向他讨钱。但这位年轻人居然住进了这位父亲家里，而且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彼此相处得再和睦不过了。他们这样和睦相处不仅使我，也使其他许多人感到惊讶。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就是我在上面提到过的费奥多尔·巴夫洛维奇前妻的远亲，当时恰巧也从长期定居的巴黎回到我们这儿，住在城郊他自己的庄园里。我记得，米乌索夫比任何人都感到惊奇。他认识了这位对他也极感兴趣的年轻人，有时不免怀着痛苦的心情与他唇枪舌剑一番。“他非常高傲，”当时他对我们说，“任何时候都能挣到钱，现在他手头的钱就足够去国外。那么他究竟为什么要待在这儿呢？大家都知道他到父亲这儿不是为了钱，因为他父亲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会给他的。他不贪杯也不贪色，然而老人已经离不开他了，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年轻人甚至对老头儿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尽管老头儿非常任性，甚至无理取闹，但有时候似乎还肯听他的话，有时候甚至变得守规矩了……

直到后来才搞清楚，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之所以回来，部分原因是长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请他来帮助处理事情。几乎就在这个时候，在这次回家以后，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才有生第一次认识并且见到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不过为了一件跟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有关的重要事情，他还在离开莫斯科到此地来之前就已经跟他通过信了。至于究竟是怎么回事，读者以后自然会详细知道的。尽管我当时就已经知道了这个特殊的情况，但我还是觉得伊凡·费奥多罗维奇是个神秘莫测的人，他到我们这儿来的意图还是难以解释。

我还要补充一句，就是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当初似乎充当了父亲和长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之间的中间人和调解人角色，因为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当时与父亲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正式提出了诉讼。

我再说一遍，这个家庭当初是第一次团聚，有几个人还是生平第一次互相见面，只有小儿子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比两位兄长来得早些，他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将近一年光景。关于这个阿列克谢的情况，在把他推上小说舞台之前，很难在我这个序幕性质的叙述中加以介绍。但我又不能不说几句，至少先要说明一个非常奇特的情况，那就是我只能让读者看到我这位未来主人公在第一幕开始时就是穿着修士的长袍登上小说舞台的。是的，当时他在我们这儿的修道院里已经住了一年左右，而且看样子还打算在里边隐居一辈子。

四、第三个儿子阿廖沙

当时他才二十岁，而他的二哥伊凡已快二十四岁，大哥德米特里已经过了二十七岁。首先我要声明，阿廖沙这个年轻人绝不是宗教狂，至少据我看来，甚至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让我先把自己的全部观点告诉大家：他只是个早熟的博爱者罢了。他之所以遁入空门，那只是因为当初唯有这条路才能打动他，向他提供一种理想的归宿，使他的灵魂摆脱尘世仇恨的黑暗而进入爱的光明。这条道路之所以能打动他，只是因为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据他认为是非同寻常的人物——我们修道院里德高望重的佐西马长老，他那颗如饥似渴的心灵怀着初恋般的炽烈感情迷上了这位长老。不过我并不反对这样一种说法，即当时他就已经是个非常奇特的人，甚至从摇篮时代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了。顺便说一句，我在上文已经提到，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才三岁多一点，可是他却一辈子记住了她，记住了她的面容，她的爱抚，“简直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众所周知，年纪再小的孩子，哪怕是两岁多的幼儿，也能保留这种记忆，只不过在以后的一生中仅仅是作为黑暗中的几个亮点出现的，就好比从一幅巨画中撕下的一角，整幅画已经暗淡无光，甚至消失，唯独这一角依然光彩夺目。他的情况就是这样。他记得在一个寂静的夏日傍晚，夕阳的斜辉照进敞开的窗户（这斜辉他记得特别清晰），房间的一角有尊圣像，圣像前点着圣灯，她母亲跪在圣像前痛哭，歇斯底里似的大喊大叫，双手把他紧紧搂在怀里，勒得他都感到疼了。她双手捧着他，送到圣像前，她替他向圣母祈祷，似乎在祈求圣母庇护……突然，奶妈跑进来，惊恐万分地把他从母亲手里夺走了。真是太奇怪了！阿廖沙在那一瞬间记住了母亲的脸。据他记忆，他说那是一张麻木迟钝却又非常美丽的脸。不过他不太愿意把这回忆告诉别人。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的感情很少外露，甚至不太愿意说话，这倒不是由于不信任别人，也不是由于胆小或者生性孤僻，恰恰相反，完全是由于别的原因，由于某种纯粹个人的内心忧虑，这种忧虑跟别人毫无关系，而对他自己则至关重要，以致似乎忘记了别人。不过他对人们却怀着一颗爱心，似乎他一辈子都绝对信赖别人，而其他人也从来没有把他当做一个头脑简单或者天真幼稚的人，他身上似乎有一种东西在告诉并暗示大家（以后一辈子都是这样）：他不想充当人们的裁判，他不愿意也决不会去谴责别人，他甚至会容忍一切，丝毫没有谴责的意思，尽管内心经常感到悲伤。不仅如此，在这方面他甚至到了任何人都无法使他惊讶和惧怕的地步。这情形在他步入青年时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他二十岁那年去看望父亲，走进那个名副其实的肮脏的淫窟，这位纯洁无邪的青年到了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才默默地离开，然而却没有丝毫轻蔑或责备任何人的神色。他父亲原来是寄人篱下的食客，所以对屈辱特别敏感、特别计较，见了他起初心存疑虑，神色阴郁（说他“嘴上一声不吭，可肚子里鬼点子多着呢”），可是过后不久，不到两个星期，便开始经常拥抱他、亲吻他了，尽管是流着醉醺醺的眼泪，出于酒后的冲动，但显然是真心诚意地、打心眼里爱他了，当然，他这种人还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