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2/2）

卡拉马佐夫家的小儿子阿廖沙是作家构思中的最主要的主人公。作者根据圣徒传的模式来描绘他的经历。他的基本特点是信仰上帝、纯洁、谦恭、羞怯。对个人利益持淡漠态度。由于一般人对他不理解，他常被人家当做一个“怪人”。他仰慕长老佐西马，为了摆脱“世俗仇恨”和追求爱的理想进修道院当了见习修士，但他的思想尚未定型，他的血管里流的毕竟是卡拉马佐夫家族的血。他要侍奉上帝还必须经受一系列的考验。当佐西马长老逝世后没有出现“奇迹”，尸体反而腐烂发臭时，阿廖沙的信仰发生了危机，虽然他没有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但他抱怨上帝不公正，让长老的遗体发臭，损害了长老的形象，以致长老受到比他低下得多的人的指责；他听了伊凡的谈话后，“某种模糊、痛苦而邪恶的印象在他心底蠕动”。他怀着模糊不清的意图到了格鲁申卡家里……但作家很快使阿廖沙恢复了内心的平静。格鲁申卡的坦诚与善良使他深受感动，驱散了他内心的怀疑；他在跪拜长老灵柩后走到院子里，扑倒在地，拥抱大地，突然有了领悟。“他倒地时是软弱的少年，站起来时却成了终生威武不屈的战士。”似乎阿廖沙这个人物的发展已经完成。这样的变化实在过于迅速，也违背了作家自己的塑造人物的原则——“确认主人公的独立性，内在的自由，未完成性和未论定性。”

在小说中阿廖沙并不处于矛盾中心，甚至可以说游离于基本情节之外，但条条线索都汇总到他这里，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向他吐露真情，把他当做检验自己立场的一种尺度，他没有积极的行动，似乎只是事件的旁观者，并不左右事态的发展，但他被大家信任和喜爱，对伊凡也有很大吸引力。他曾向阿廖沙表白要用他来“治疗自己”。但有信仰的阿廖沙却提不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伊凡对上帝和世界的看法，根本不可能治愈伊凡的“病症”。

阿廖沙在小说中唯一的行动是与孩子们交朋友，和他们一起帮助伊柳沙一家。伊柳沙一家的苦难自然说明社会的不合理，但作者还有另一层寓意。作家力图通过对伊柳沙和他一家的苦难，以及阿廖沙和孩子们对他们真挚的同情和帮助表明：人间苦难并非如伊凡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荒谬，毫无意义。人在苦难中将更为深刻地认清善与恶，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苦难负有责任，从而激发起伟大的感情——同情和爱，只有这样的感情才能把人们联系起来。阿廖沙和十二个孩子便由这种感情联结在一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阿廖沙和孩子们（包括伊柳沙在内）的关系是建立人类未来幸福大厦的基石。这样，作家便陷入了矛盾的怪圈：一方面要消除人间苦难，另一方面又肯定所谓苦难的积极意义。

在这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写了阿廖沙“青春时代的一刹那”。在第二部中将描写他离开修道院以后的生活经历，经过种种磨难后获得坚定信仰的全过程。因此他虽然是善的象征，但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还是一个“捉摸不透，并不明确的活动家”。

斯梅尔佳科夫是疯女丽萨维塔被老卡拉马佐夫奸污后生的孩子，由卡拉马佐夫家的仆人格里戈里·库图佐夫抚养长大，后来成为卡拉马佐夫家的厨子。这是一个肮脏卑鄙的灵魂，恶的象征。他亵渎圣物，仇恨一切俄国的东西，公然声称为了个人利益可以背叛自己的信仰。他不仅怯懦，而且狠毒、贪婪；无论从社会地位或心理素质来看，他都是一个奴才。在小说的形象体系中他与阿廖沙相对立，却是伊凡的“同貌人”。他实践了“为所欲为”的原则——为了取得钱财，杀害了老卡拉马佐夫并嫁祸于德米特里，在审理这一案子的前夜他向伊凡讲述了他谋杀的经过以后就自杀了。

小说情节的主线是弑父、错判和查明真正的凶手。从侦查和刑事方面来说，这类情节与侦探、惊险小说的情节相似，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情节与它们又有本质的差别，它的发展不是以查出凶手为最终目标，而是找出凶杀的真正动因，结果情节的深入发展与一系列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哲学等问题联系了起来，深化了情节的思想内涵。

小说情节发展迅速。叙述人描述了悲剧发生前三天和后三天里的事情，包括尾声中的一天，前前后后总共不过一周，时间的跨度也不大，从八月底到十一月（包括悲剧发生后有一大段的间歇）。在情节的时空处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本原则是将众多的事件或各条线索集中在同一时间内，在同一层面上平行展开，使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情势下用不同的声音唱着同一种调子，形成多声部或复调。在小说中，卡拉马佐夫一家在修道院聚会之后，情节的几条主要线索同时平行展开，有些事件在时间上是重叠的，（如斯梅尔佳科夫杀害老卡拉马佐夫的时候，德米特里正去找费妮娅打听格鲁申卡的下落，然后再到佩尔霍金那儿赎回手枪，准备去莫克罗耶见到格鲁申卡之后自杀；伊凡在去莫斯科的路上；阿廖沙从格鲁申卡家里回到修道院，解决了自己的信仰危机。）在内容上互相呼应，即通常所说的“对立”（如德米特里的“热心的忏悔”，伊凡的“叛逆”“宗教大法官”，阿廖沙编写的长老传略和他的谈话）。在情节展开的过程中，主要人物直接或间接地环绕有无上帝和灵魂永生的问题进行对话。这些对话是哲理性的，似乎游离于情节之外，实际上却决定着人物的行动，特别是说明发生凶杀的思想动因。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要人物，无论是伊凡，或是德米特里，都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他们反对对他们“背后议论”，作出确定的评语，同时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从内部改变，而且只要还活着，他们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发展，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最终见解。他们不是作者的传声筒，在对话中可以直抒己见，将自己的思想发挥到极致。如伊凡在“叛逆”和“宗教大法官”这两章中，他的声音似乎压倒了作者的声音，甚至连保守的自由主义批评家戈洛温也指出：“……‘宗教大法官’这一神话使读者困惑不解，作者到底认为谁更正确——是代表尘世利益、不信仰宗教的人，还是创立了宗教的基督呢？……无论救世主的形象引发的爱是如何温暖，读者总是摆脱不了这样的想法：施舍非尘世仁爱的救世主终究是不对的，因此赎罪的事业失败了。只要叙述在继续，两只秤盘处于绝对平衡状态，您将不会获得基督的仁爱完全胜利的宽慰印象。”这是因为作家对主人公采取了一种全新的立场，让他们具有充分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与他们平等地对话。当然，主人公的声音强化到与作家的声音相当，具有同等价值，也只能在相对的意义上接受。事实上，主人公的“独立性”始终受到作者的制约，正如巴赫金所说：“我们确认主人公的自由，是艺术构思范围内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自由如同客体性的主人公的不自由一样，也是被创造出来的。但是创造并不意味杜撰。”显然，主人公的独立性以及他声音的独立价值都是相对的，无非是强调在艺术构思范围内作家必须根据人物本身的逻辑发展进行创造，而不是杜撰，而作家作为创作主体，不管在小说中以何种形式出现，总是通过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声音，起着制约作用，就以“叛逆”和“宗教大法官”两章为例，作家也是通过种种艺术手段竭力否定伊凡的说法，或暗示他的叙述是魔鬼的诱惑。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要人物都具有两重性。作家总是将对立的两极集于人物一身，使之互相映衬，在复杂、微妙的境遇中，在紧张的对话中发生碰撞、显露，出现交替和更新。不仅伊凡，德米特里、女主人公卡捷琳娜、格鲁申卡也都是这样。卡捷琳娜大胆果敢，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为了挽救父亲的声誉，她不惜冒险去见德米特里。她对德米特里的“帮助”既感激，又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侮辱和伤害。因此她甘愿做他的未婚妻，用加倍的补偿，在精神上进行报复。对所爱的人伊凡百般折磨（也是自我折磨），强迫自己扮演一个忠实的未婚妻的角色。她对德米特里和伊凡的爱与恨是混合在一起的。在法庭上以及审判以后明显地表现出她对德米特里和伊凡在感情上的变化和爱与恨的交替。格鲁申卡原来是个善良、热情的少女，被一名波兰军官欺骗和遗弃，后又为家庭所不容，几乎流落街头，最后被富商萨姆索诺夫收留，成了他的情妇。不幸的遭遇和难以弥合的创伤在她心底滋生了一种要向社会报复的情绪，因此她那善良的本性又渗透着仇恨的心理，这种矛盾的性格常常左右着她的言行——她时而羞怯、温顺、善良，时而大胆、凶狠、恶毒。她出于报复心理，挑逗、耍弄卡拉马佐夫父子，但当悲剧发生后，她立刻承认自己是祸根，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而真诚地忏悔，德米特里真诚的爱终于使她发生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她的内心矛盾趋于平复，她的善良本性得到了充分的显露。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复杂的两重性格都有与其相对应的“同貌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便有几个“同貌人”。他们是拉基京、斯梅尔佳科夫、魔鬼，甚至老卡拉马佐夫；这些同貌人是伊凡思想可能发展的几个阶段，但作家不是把它们放在时间的流程中，而是放在横向的平面上加以描绘。使伊凡和他的“同貌人”互相映衬，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伊凡的两重性格。

与作家的前几部小说相类似，《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心理分析仍然是以刻画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个性在特殊事件或在事件的漩涡中、在与其他思想意识的交往和对话中的种种复杂而又痛苦的内心感受，特别是以两重人格的心理为主。但在表现手段上，在这最后一部小说中作家主要运用人物的对话或场面的描绘来表现人物的心理，而作家的直接叙述或分析，甚至对内心独白的描述都使用得比较少。如因父亲受到凌辱而感到痛苦、不平、愤怒又无法雪恨的伊柳沙的心理是通过他父亲斯涅吉廖夫在与阿廖沙谈话时转述父子俩的对话以及伊柳沙如何抱住他痛哭的场面来表现的；斯涅吉廖夫遭到的深重的伤害，及因自己的贫困而难以维护的自尊心在他将阿廖沙送给他的二百卢布扔在地上，用脚去踩踏并大声叫喊“你们的钱……”的这一场面中获得了极为强烈的反映；德米特里与老卡拉马佐夫和卡捷琳娜的矛盾，由此而引起的他内心的折磨和难以忍受的痛苦，以及他的两种理想的激烈斗争，都是他向阿廖沙袒露心迹时直接叙述出来的；卡捷琳娜对德米特里和伊凡的感情，她过去所受到的精神创伤，对德米特里的长期积怨在法庭上以证词的形式作了尽情的宣泄。在上述的场合作家并没有对人物心理作详细说明，完全是人物通过对话或自己的叙述来展现自己“心灵深处的奥秘”的。小说中对人物下意识的描绘尤为精彩，独具匠心。描绘下意识的心理活动虽然离不开作者的说明，但仍以对话为主，在小说第二部第二卷第六、七章“暂时还不清楚的一章”和“‘跟聪明人谈谈也是有趣的’”中，斯梅尔佳科夫在谈话中已经暗示他将利用老卡拉马佐夫和德米特里的矛盾假象杀害老卡拉马佐夫，劝伊凡早日离开，而伊凡对这种暗示不置可否，只是告诉斯梅尔佳科夫他明天将去莫斯科。这次谈话已经使伊凡感觉到父亲可能被害，但尚未明确意识到或不敢明确。第二天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他心中“突然笼罩上一片阴影，一种有生以来从未感到过的哀伤在心中滋生”。他承认自己是“下贱的人”。当时，伊凡并不完全理解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因为支配着他的是潜伏在下意识中的思想——一切都可以做，弑父也行，只要我不直接卷入。只是在案发以后伊凡回忆和分析当时的情景、通过与斯梅尔佳科夫的三次谈话（见第四部第二卷第六、七、八章）才明确他当时的言行所含有的真实思想，即默许了斯梅尔佳科夫的图谋。这里的对话在揭示伊凡下意识活动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尤为典型的是伊凡的内心矛盾和思想冲突化为了两种声音，以两个人的对话形式表现出来，这便是伊凡和魔鬼的对话（见第四部第二卷第九章）。在对话中魔鬼将伊凡某一方面的思想和感情——用伊凡的话来说，“最卑劣、最愚蠢的一个方面”，即他的无信仰、否定一切、犬儒主义、人就是“人神”、可以为所欲为，以及他的犹豫不决、良心上的磨难，等等表现得淋漓尽致。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60年代初就向往19世纪能出现一部“艺术巨著”，它不仅体现“基督的思想”，即“恢复……堕落的人的本来面目”，“为社会上被侮辱和唾弃的毫无权利的人辩护”，而且“将充分而永久地表达自己时代的追求和特征”。19世纪60年代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发表后，更引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现代史诗性小说的想法。他所理解的现代史诗性小说面向俄国的现在和将来，主人公不是传统的贵族，而是历尽生活磨难，最后获得信仰的现代俄国人。为了实现这一想法他在70年代初构思了《无神论者》、《大罪人传》，但都没有实现。这些构思的部分内容分别写入了《群魔》、《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前两部作品基本上还没有突破传统长篇小说的框架，只是在最后一部作品中作家才实现了创作现代史诗性长篇小说的愿望。在这里作家将一个家庭的历史和当代重大的政治、社会、宗教、伦理、哲学问题相结合，将种种难以相容的场面汇合在一起：家庭的争吵，爱情和财产的纠葛，卑劣的情欲和崇高的追求，哲理的对话和神话，教士的生平和说教，心灵的煎熬与忏悔，朱门的狂欢豪饮与穷人的悲惨生活，谋杀与侦破，法庭上的起诉与申辩等等，引入了史诗、悲剧、宗教神秘剧、哲理、惊险小说等因素。因此就小说体裁特点而言，有的评论家称《卡拉马佐夫兄弟》是“综合性的长篇小说”。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充分体现了作家创作的思想、艺术特点。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力图证明，在俄国从农奴制转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传统道德观念已经瓦解，人民遭受着深重的苦难，处于畸形人际关系中的人们难免一个悲剧性的命运。“卡拉马佐夫气质”便是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的产物，在这样的环境下必然会产生否定上帝、否定现存社会制度、要求变革的种种思潮，可是无神论、“社会主义”（实际上作家指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又会带来新的祸害，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解决这一矛盾的答案中又暴露出企图从苦难中求得新生，以宽恕、爱、信仰上帝来建立互相团结、和谐幸福的人间天堂，反对革命暴力的空想。但是作家在小说中提出的人生意义、无神论和社会主义、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社会主义和个性、人性中的善与恶、个人命运和俄国前途等问题以及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却表明了这部作品内容的深度。

《卡拉马佐夫兄弟》在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尤其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影响了许多作家，不难从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与他的渊源关系，如扎米亚京（1884—1937）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1920—1921）中的救世主就会使人想起《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托马斯·曼自己承认，他在创作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1947）的过程中曾一再阅读伊凡·卡拉马佐夫与魔鬼谈话的篇章；像罗曼·罗兰那样的著名作家，谈到俄国文学的影响时会提到《卡拉马佐夫兄弟》。弗洛伊德称：“《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迄今为止最壮丽的长篇小说。小说里关于宗教大法官的描写是世界文学中的高峰之一，其价值之高是难以估量的。”

冯增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