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1/2）

菜拉

塔里克说他有个室友，室友的表哥曾经因为画火烈鸟而遭到公开的鞭打。他——那个表哥——对它们的爱好好像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画了整整一本写生簿，”塔里克说，“用油彩画了几十只火烈鸟，有的在湖里散步，有的在沼泽地晒太阳。还画了一些在落日下飞翔的。”

“火烈鸟。”莱拉说。她望着靠墙而坐的他，他那条完好的腿屈了起来。当早些时候朝他跑过去之后，现在这种冲动又出现了。此时此刻，她在前门有一种想摸摸他的冲动，她很想双手抱着他的脖子，把头埋在他胸前哭泣，用低沉而含糊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他的名字；但这种念头让她觉得很尴尬。她是否表现得太过急切了，她寻思，太过绝望了？也许是这样吧。但她情难自禁。现在她又想摸摸他了，想再次向自己证明他真的在这里，他不是梦，不是幽灵。

“真的，”他说，“火烈鸟。”

塔利班见到那些画的时候，塔里克说，看到那些鸟裸露的长腿，他们很生气。把那个表哥的双脚绑起来，用鞭子抽得他脚底出血之后，他们向他提供了一个选择：要么把画毁掉，要么把火烈鸟画得雅观一些。所以表哥拿起了画笔，给每一只鸟画上了裤子。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东西：伊斯兰教的火烈鸟。”塔里克说。

说完他们两人哈哈大笑，但是莱拉强行抑制住笑声。她为自己缺了一个门牙的发黄牙齿而感到脸上无光。为自己苍老的面容和肿胀的嘴唇感到羞愧。她希望刚才她有机会洗脸，哪怕梳理一下头发也好。

“但最得意的人是他，那个表哥，”塔里克说，

“他用水彩画上了那些裤子。塔利班一走，他就把它们洗掉了。”他笑了起来——莱拉发现他自己也缺了一颗牙齿——望着自己的双手。“真的。”

他戴着毡帽，穿着登山鞋，黑色的羊毛衫塞进卡其裤的裤腰。他微笑着，慢慢点头。莱拉不记得他从前说话是不是这样的：“真的”这个词，若有所思的表情，手指在膝盖上搭成帐篷，连这点头的方式也是新的。如此成熟的词语，如此成熟的动作，她为什么会觉得吃惊呢？现在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塔里克，他是一个动作迟慢、笑容中带着疲惫的二十五岁的男人了。他很高，留了大胡子，比她梦到的他要瘦一些，但双手看上去很强壮，一双劳动者的手，布满了弯弯曲曲的血管。他的脸依旧瘦削而英俊，但肤色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浅了；他的额头有风吹雨打的痕迹，和脖子一样，都被太阳晒得发黑，这是一个终于结束了劳累的漫长征途的旅人的额头。他的毡帽被推向脑袋后面，她能看出来他已经开始秃顶了。他那双褐色的眼睛比她记忆中的更加阴郁，更加苍白，或者这只是由于受到房间里光线的影响。

莱拉想起了塔里克的母亲，想起了她那从容不迫的举动、机灵的笑容和暗紫色的假发。也想起了他的父亲，想起了他那斜斜的目光和诙谐的个性。刚才在门口，莱拉泪如雨下，声音颤抖着，跟塔里克说起她还以为他和他的父母都已遇难，塔里克当时摇了摇头。所以现在她问他，他们——他的父母——过得怎么样。但塔里克望着地面，稍微有点心烦意乱地说：“过世了。”这时她后悔说了这句话。

“对不起。”

“嗯。是的。我也对不起你。给你。”他从口袋掏出一个小小的纸袋，把它递给莱拉。“阿里安娜送给你的礼物。”里面是一块用塑料带包扎的奶酪。

“阿里安娜。这个名字真好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莱拉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别颤抖，“你的妻子啊？”

“我的山羊。”他带着期待眼神冲她微笑，仿佛在等待她想起什么事情来。

然后莱拉想起来了。那部苏联电影。阿里安娜是船长的女儿，那个和大副谈恋爱的女孩。那一天，她、塔里克和哈西娜看着苏联的吉普和坦克离开喀布尔，那一天，塔里克戴了一顶搞笑的俄呈斯皮帽。

“我得把它系在插进地面的木桩上，”塔里克说，“还修了一道篱笆。因为有狼。我住在一个山脚的地方，附近有一片树林，估计有四分之一平方英里吧，主要是松树，也有一些冷杉和雪杉。那些狼主要生活在树林里，但一只喜欢到处乱晃的咩咩叫的山羊会把它们引出来。所以我修了篱笆，打了木桩。”

莱拉问他住在那座山的脚下。

“皮尔潘甲山。在巴基斯坦，”他说，“我住的那个地方叫穆里；那儿是个避暑胜地，距离伊斯兰堡一个小时的车程。那儿有很多山和植物，有很多树，海拔很高。所以夏天很凉快。是一个旅游胜地。“早在维多利亚时期，他说，因为那儿临近英国军队在拉瓦尔品第的司令部，英国人就把它建成避暑用的山区营地。人们还能看到一些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残迹，塔里克说，茶馆啦，铁皮屋顶的平房啦，那些所谓别墅啦，诸如此类的东西。城市本身很小，但是很宜人。主干道叫做摩尔街，街上有一个邮局，一个市场，几家餐厅，还有一些靠出售绘了图案的玻璃和手工编织的地毯来敲诈游客的商店。还有一点很奇怪，摩尔街是单行道，一个星期车朝这个方向开，一个星期车朝另外一个方向开。

“当地人说爱尔兰有很多地方的交通也是这样的，”塔里克说，“我不知道。不管怎么说，它是个好地方。生活很平淡，但我喜欢它。我喜欢在秀眺生活。”

“和你的山羊。和阿里安娜。”

莱拉说出这句话，本意倒不是为了开玩笑，而是暗暗希望他会把话头接下去，说说还有什么人和他一起担心山羊会被狼群吃掉。但塔里克只是点点头。

“我也为你的父母觉得难过。”他说。

“你听说了。”

“我刚才跟几个邻居交谈过。”他说。他停顿了一会，莱拉心想还有哪个邻居会告诉他这些。“我一个人都没认出来。原来那些熟人，我是说。”

“他们全都走了。你认识的人没有一个留下来的。”

“我认不出喀布尔。”“我也认不出，”莱拉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

“妈妈交了一个新朋友。”察尔迈伊在那天晚上说。塔里克已经离开，他们刚吃过晚饭。“一个男人。”

拉希德抬起头。“真的吗？”

塔里克问他能否吸烟。

他们在临近白沙瓦的纳西尔·巴格赫难民营住了一阵，塔里克一边说，一边把烟灰敲进碟子。他和他的父母到达时，已经有六万名阿富汗人生活在那儿。

“和其他一些难民营比起来，比如说连真主都唾弃的扎洛扎伊难民营，它不算太糟糕，”他说，“我猜它曾经是某种模范难民营，早在冷战年代就建起来的，这是一个西方国家可以指着向全世界证明他们向阿富汗输送的不仅仅是武器的地方。”

但那是苏联战争时期的光景，塔里克说，当时圣战组织抗击苏联，全世界对此都很关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来访也带来了大量的捐助。

“后来的情况你都知道的，莱拉。战争结束之后，苏联四分五裂，西方继续发展。阿富汗再也不值得他们下血本了，钱很快用完。现在纳西尔-巴格赫难民营到处是帐篷、灰尘和敞开的下水道。我们到那边之后，他们交给我们一根木棍和一张帆布，要我们自己搭帐篷。”

塔里克说他们在纳西尔·巴格赫待了一年，印象最深的是那儿的颜色：褐色。“褐色的帐篷。褐色的人。褐色的狗。褐色的粥。”

他每天爬上一棵没有叶子的树，坐在树枝上，看着那些难民躺在阳光之下，伤口和残肢一目了然。他望着一些瘦小的男孩用汽油罐输送清水，收集狗屎用于生火，用钝刀雕刻木头的玩具冲锋枪，搬运一袋袋面粉，那些面粉已经结成硬块，谁都无法用它来做面包。风一吹过，整个难民营的所有帐篷就会噼啪作响。风儿还吹弯了随处可见的丛生杂草，吹起了在各处泥屋屋顶之上飘扬的风筝。

“很多孩子死掉了。痢疾，肺结核，饥饿——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多数死于该死的痢疾。真主在上，莱拉，我真的看到很多小孩被埋葬。一个人不可能看到比这个更糟糕的景象。”

他双腿架在一起。他们两人沉默了好一会。

“我父亲没有熬过第一个冬天，”他说，“他在睡觉的时候去世了。我想他走得很安详。”

就在那年冬天，他说，他母亲得了肺炎，差点死掉。难民营有一个由旅行车改装而成的流动诊所，幸好遇上流动诊所中的医生，否则他母亲就死定了。她整晚睡不着，发烧，不停地咳嗽，吐出铁锈色的浓痰。排队看那个医生的人很多，塔里克说。每个排队的人都在不停地发抖、呻吟、咳嗽，有的还大小便失禁，屎尿顺着大腿流下来，其他一些人则因为太累或者太饿而说不出话来。

“但他是个很好的人，那个医生。他给我母亲看病，给她一些药丸，在那个冬天救了她一命。”

也是在那年冬天，塔里克堵住了一个孩子。

“十二岁，也可能十三岁，”他语气平静地说，“我拿一块碎玻璃抵着他的喉咙，抢走了他的毛毯。我拿去给我母亲盖。”

他对自己发誓，塔里克说，等他母亲病好之后，他们将不会在难民营再过一个冬天。他将会工作，存钱，搬到白沙瓦，住进一套有暖气和自来水的公寓。春天来临，他开始找工作。有一辆卡车在每天清晨来到难民营，征集十几、二十个男孩，送他们到田地里搬石头或者到果园里摘苹果，付给他们一点钱，有时候是一条毛毯或者一双鞋。但他们从来不要他，塔里克说。

“只要看到我的腿，一切就没戏了。”

也有别的工作。挖沟渠，盖泥屋，挑水，掏粪坑。但年轻人争着干这些活，塔里克从来没有机会。

然后，在1993年秋天的某天，他遇到了一个开商店的。

“他给我钱，请我带一件皮衣去拉合尔。钱不是特别多，但足够支付一两个月的房租。”

那个店主给了他一张车票，塔里克说，还有一个地址，在拉合尔火车站附近，塔里克得把皮衣送到那儿交给店主的朋友。

“我已经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塔里克说，“他说如果被警察抓住了，我不能把他供出来，他还说我应该记住他知道我母亲住在哪儿。但报酬很优厚，我无法拒绝。而且冬天又快到了。”

“你走了多远？”莱拉问。

“没多远，”他说，语气中透露出一丝歉意和惭愧，“甚至还没坐上汽车。但我开始以为我没事的，你知道吗，我还觉得很安全。当时有个侦查这些事情的人不知道从哪儿冒过来，他的外貌像一个会计，耳朵上夹着一只铅笔。那人低头看了看，然后说：‘嗯，嗯，他可以带上这件东西。我们可以放它走。他已经付出一些代价了，这个人。’”

那个警察用刀割开皮衣，缝在里面的大麻粉溅得满大街都是。

说完这句话，塔里克又笑了，笑得那么软弱无力，笑得那么不确定；莱拉记得在他们小时候，每当他想遮羞或者为他做过的错事辩护时，他就会这样笑起来。

“他是一个瘸子。”察尔迈伊说。

“那么我猜的没错了？”

“他只是来坐坐。”玛丽雅姆说。

“闭嘴，你。”拉希德指着玛丽雅姆怒喝。他转向莱拉。“嗯，你都听到些什么了？赖里和玛姬浓重逢了。就像过去一样。”他的脸色变得冷冰冰。“这么说你让他进来了。进来这里。进来我的房子。他在这里，见到我的儿子。”

“你骗了我。你对我撒谎，”莱拉咬牙切齿地说，“你请那个人坐在我对面？？你知道如果我以为他还活着，我就会离开。”

“难道你就没有对我撒谎？”拉希德咆哮起来，“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生的那个哈拉米？你真把我当白痴啊，你这个婊子？”

塔里克说得越多，莱拉越害怕他会停下来，越害怕随之而来的沉默，那意味着轮到她说话了，轮到她说起这些年来的经历，轮到她亲口说出他肯定已经知道的事情。每当他停顿下来，她总是感到一阵眩晕。她避开他的目光。她低头看着他的双手，看着离别这些年在他的手背上长出来的黑色的粗毛。

关于他坐牢那些年，塔里克没多说，就说他在里面学会了乌尔都语。莱拉问了起来，他不耐烦地摇摇头。在这个姿势中，莱拉看见了生锈的铁栅、肮脏的身体、粗暴的男人、拥挤的监房和长满霉菌的天花板。从他脸上的沧桑，莱拉看得出那是一个卑劣、无耻和绝望的地方。

塔里克说在他被捕之后，他母亲试图联系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