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 （4）（1/2）

这时，两位十分优雅的顾客出现在门口。他们身穿礼服，戴着白色的领带，外面套着大衣，我从他们轻微的口音中感到，这是两个俄国人。他们在商量是否要进来。看来他们是第一次来这儿，想必是有人把地点告诉了他们，他们仿佛在欲望、诱惑和极其害怕之间犹豫不决。两人中的一个，是个漂亮的年轻人，他每隔两分钟就带着一种一半是询问一半是说服的微笑对另一位重复道：“怎么！总之，咱们不在乎？”但是，他徒劳地想以此来说出这样的意思：总之，咱们对后果不在乎。可能他对此并非这样不在乎，因为在这句话之后没有任何进门的动作，而只是对另一位再看一眼，接着是同样的微笑和同样的总之，咱们不在乎。这个总之，咱们不在乎，是一种美妙的言语一千例中的一例，这种言语和我们平常说的言语不大相同，在这种言语中，激动使我们想说的意思发生偏差，并在原来的位置上充分展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句子，这个句子是从一个短语丛生的陌生的湖里冒出来的，这些短语同思想毫无关系，并因此而揭示思想。我记得有一次，阿尔贝蒂娜和我没有听到弗朗索瓦丝进来，她进来时，我的女友正好一丝不挂地和我抱在一起，阿尔贝蒂娜想告诉我，就不由自主地说：“瞧，漂亮的弗朗索瓦丝来了。”弗朗索瓦丝的眼睛已经看不大清楚，当时也只是在离我们相当远的地方穿过房间，本来可能什么也不会发现。但是，“漂亮的弗朗索瓦丝”这样反常的话，阿尔贝蒂娜以前从未说过，这话本身就表明了它们的根源；她感到这话是因激动而偶然捡来的，不需要看任何东西就明白了一切，于是用她的方言低声说道“poutana”1这个词走了出去。另一次，是在很久之后，那时布洛克已经成为一家之主，把一个女儿嫁给一个天主教徒，有一位不大礼貌的先生对她说，他好象听别人说过她是犹太人的女儿，并问她姓什么。这位少妇在娘家是布洛克小姐，就回答说姓“bloch”，但按照德语的发音说出来，犹如盖尔芒特公爵那样（不是把ch这个音发成c或k，而是把它发成德语的ch）——

1即puta（婊子）。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旅馆的情景（两个俄国人已决定进入旅馆：“总之，咱们不在乎”）。老板还没有来，絮比安已经进来抱怨说他们讲得太响，说邻居们会埋怨的。但是，当他看到我时，就惊讶地停住了。“你们全给我滚到楼梯平台上去。”当他们都已站起来时，我对他说：“最简单的办法是让这些年轻人留在这儿，我和您一起出去一会儿。”他跟我走了出来，神色十分尴尬。我对他解释我为什么会来。人们可以听到有一些顾客在问老板，是否能给他们介绍一个跟班、一个侍童、一个黑人司机。所有的职员都会使这些老疯子发生兴趣，在部队里则是各个兵种，以及各国的盟友。有些人特别需要加拿大人，也许是不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微弱的口音的诱惑，不知道这是古老的法国口音还是英国口音。苏格兰人大受欢迎，是由于他们穿着衬裙，是因为对湖泊的某些幻想往往同这种欲望结合在一起。由于任何怪癖都因环境不同而具有一些特点，甚至会变本加厉，所以一个老人的好奇心如果都已得到满足，他就会再三询问，是否能给他介绍一个残废者。人们听到楼梯上有缓慢的脚步声，絮比安生性不能守口如瓶，忍不住对我说是男爵下楼来了，并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见到我，但是如果我愿意到与那些年轻人所在的前厅邻接的房间里去，他就去打开气窗。这个办法是他想出来的，可以使男爵看到和听到别人，却不会被别人发现。他对我说，他将让我来监视男爵。“只是您别动。”他把我推到黑暗的房间里之后就走了。另外，他也没有别的房间可以给我，虽说在打仗，他的旅馆还是全部客满。我刚离开的那个房间被古弗瓦西埃子爵租去了，子爵可以离开某某红十字会两天，就到巴黎来休息一个小时，然后回古弗瓦西埃城堡去见子爵夫人，并对她说，他没能乘上准点的火车。他没有料到德-夏吕斯先生会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德-夏吕斯先生也没有料到这点，因为男爵从未在絮比安的旅馆里遇到过这位堂弟，絮比安也不了解子爵精心隐瞒的个性。

确实，男爵很快就走了进来，由于鞭伤走起路来相当困难，不过他对自己被打伤想必习已为常。虽说他的欢乐已经结束，他进来也只是为了把他欠莫理斯的钱付清，他还是用温柔和好奇的目光环顾所有这些聚集在一起的年轻人，并十分希望能有向每个人问好的乐趣，这种问好是精神恋爱式的，但带有爱情的延伸。他在这群差点儿使他惊慌失措的男宠面前表现出一种活泼的轻浮，从所有这种轻浮之中，我再次在他身上看到上半身和脑袋的那种晃动，看到他初次进入拉斯普利埃时曾使我感到惊讶的高雅目光，这种高雅是我不认识的某个祖母遗传下来的，在日常生活中，它被脸上更为阳刚的表情所掩盖，但在某些情况下，当他一心想取悦于一个低级的阶层时，摆出贵妇人派头的欲望会使它以卖弄风情的方式在脸上充分展现。

絮比安早已把他们介绍给和蔼可亲的男爵，并对他发誓，说他们都是贝尔维尔的“杈杆儿”。为了一个金路易可以给自己的亲姐妹拉生意。另外，絮比安既在说谎又没有说谎。这些人比他对男爵说的更好，更富有同情心，他们并不是一群野蛮人。但是，那些认为他们野蛮的人，在对他们说话时还是怀有十分的善意，仿佛这些可怕的人也应该具有同样的善意。性虐待狂者不管怎样认为自己是和杀人凶手在一起，他那性虐待狂的纯洁灵魂还是并未因此而改变，他对这些人的谎话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完全不是杀人凶手，但希望能轻而易举地赚到一个五法郎的银币，他们的父亲、母亲或姐妹会死而复生，又会重新死去，因为他们想尽量取悦于顾客，所以在同顾客进行谈话时自相矛盾。顾客十分幼稚，就感到目瞪口呆，因为他认为小白脸犯有许多凶杀案，而且对此十分得意，他对小白脸有这种武断的看法，就会对谈话中发现的矛盾和谎言感到惊愕。

所有的人似乎都认识他，只见德-夏吕斯先生在每个人的面前都停留很长时间，并用他认为是他们的语言来和他们说话，这既出于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极不自然的爱情，也出于一种参与荒淫无耻生活的性虐待狂的乐趣。“你真叫人恶心，我在奥林匹亚音乐厅前面看到你同两个男人约会，是为了挣钱。你就这么来骗我。”听到这句话的人算是运气，因为他来不及声明他决不会接受一个女人的钱，这样倒会减弱德-夏吕斯先生的兴奋，只见他把自己的异议留在句子的末尾，并且说：“哦！不，我没有骗您。”这句话使德-夏吕斯先生产生一种强烈的乐趣；但由于同他的意愿相反，那种智慧，当然是他的那种，是通过他所喜欢的小伙子产生的，所以他就朝絮比安转过身来：“他真好，对我说了这话。他说得真好！这简直就象真的。总之，他既然让我相信了这点，是真是假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两只小眼睛多漂亮！喂，小伙子，为了这个我要好好地亲你两个嘴。你在战壕里将会想到我的。那里不太苦吧？”——“啊！怎么不苦！有几天，当一颗手榴弹扔到你身边时……”这个青年接着就开始模仿手榴弹的爆炸声，飞机的声音等等。“但是，还得和其他人一样的干，您可以确信无疑，咱们一定打到底。”——“打到底！要是能知道打到怎样的底就好喽！”男爵忧郁地说，因为他是“悲观主义者”——“您没有看到萨拉-贝尔纳1在报上说过这话：“法国，一定会打到底。法国人，宁愿打到最后一个人。”——“我毫不怀疑法国人会英勇地打到最后一个人，”德-夏吕斯先生说，仿佛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虽说他本人不想做任何事，但希望以此来纠正他在忘乎所以时给人留下的和平主义者的印象。“我对此并不怀疑，但我在想，萨拉-贝尔纳夫人在何种程度上有权代表法国讲话……但是，我感到，我不认识这位可爱的，这位美妙的青年，”他在发现另一个青年时补充道。他不认识这个青年，或者说他从未见过这个青年。他对青年行了礼，犹如他在凡尔赛时对一位亲王行礼那样，并乘机多得到一个不花钱的乐趣——就象在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在布瓦西埃那儿或古阿施那儿2刚订完货，帐台上的一位太太给我一粒糖，我就拿了，糖是在一只玻璃瓶里拿出来的，那些太太就端坐在几只玻璃瓶之间——，他握住这个可爱的青年的手，并且久久地握着，用普鲁士的方式握着，两眼微笑地注视着青年，时间长得毫无止境，就象以前的摄影师在光线暗淡时让你摆姿势的时间一样长：“先生，我很高兴，我非常高兴认识您。”“他头发漂亮，”他转向絮比安时说。然后，他走到莫理斯跟前，以便把五十法郎交给他，但是首先搂住莫理斯的腰：“你从未对我说过，你用刀子捅过贝尔维尔的一个女门房。”说着，德-夏吕斯先生激动得喘起气来，并把自己的脸贴近莫理斯的脸。“哦！男爵先生，”由于别人忘了同他打招呼，小白脸就说，“您会相信这样的事吗？”也许这件事确实不是真的，也许事情倒是真的，但做这件事的人觉得事情干得可恶，必须加以否认：“我会去伤害同我一样的人？去伤害一个德国佬，那是可以的，因为在打仗，但伤害一个妇女，而且是老年妇女！”这种道德标准式的声明给男爵的印象，犹如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一般，只见男爵冷冷地离开了莫理斯，但还是把钱交给了他，不过脸上显出扫兴的神色，仿佛是被人诈骗后不愿惹事就付了钱，但心里很不痛快。男爵的坏印象还因受惠者向他表示感谢的方式而增加，因为此人说：“我将把这钱寄给我年老的父母，还要给我兄弟留一点，他在前线。”这些动人的感情使德-夏吕斯先生失望的程度，几乎同表达这种感情的话使他不快的程度相差无几，这些话略带传统的农民意识。絮比安有时告诉他们，要显得更为反常。于是，有个人带着承认干过某件坏事的神态，大胆地说：“喂，男爵，您是不会相信我的，我小的时候，曾在锁孔里看我的父母拥抱接吻。这样不好，是吗？您好象认为这是骗人，不，我可以向您起誓，我对您说的是真话。”对于这种假装反常的努力，德-夏吕斯先生既感到失望又感到恼火，因为这种反常的结果只是揭示出如此的愚蠢和无知。即使是最为果敢的小偷和杀人犯，他也不会感到满意，因为他们不会谈自己的罪行。另外，在性虐待狂者——不管他如何善良，不管他如何之好——身上，都有一种对恶的渴望，这种渴望是那些为了其他目的而作恶的人无法满足的——

1萨拉-贝尔纳（1844-1923），法国女演员，因主演伏尔泰的《扎伊尔》、拉辛的《淮德拉》和雨果的《爱尔那尼》而名声大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虽已截去右下肢，仍赴前线慰问士兵。

2布瓦西埃和古阿施是两家糖果店，前者位于嘉布遣会修女大街，后者位于马德莱娜大街。

这个青年明白自己的错误为时已晚，他说自己不喜欢警察，甚至斗胆对男爵说：“你给我约个地方”，但都无济于事，因为魅力已经消失。人们感到他装腔作势，就象那些竭力想说切口的作者所写的书那样。青年徒劳地列举他和老婆干的所有“肮脏事”，德-夏吕斯先生只是感到惊讶，这些肮脏事怎么如此之少。另外，这不光是不真诚的问题。任何事都不象肉体的快感和性欲倒错那样有局限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改变话的含义，人们确实可以说，人们总是在进行性欲倒错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人们以为德-夏吕斯先生是亲王，那末与此相反，旅馆里的人们都对有个顾客去世感到惋惜，这个顾客的小白脸们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好象是个男爵”，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富瓦亲王（圣卢的男友的父亲）。他在妻子那儿说，他的许多时间是在俱乐部里度过的，但实际上，他好几个小时都在絮比安那儿闲谈，在一些二流子面前讲述社交界的故事。他是个高大的美男子，就象他儿子一样。奇怪的是德-夏吕斯先生不知道他和自己有相同的嗜好，这也许是因为男爵都是在社交界看到他的。人们甚至说，他把那些小白脸捧得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高，他儿子当时还是初中生（圣卢的男友），不过这可能不是事实。恰恰相反，由于他十分了解许多人一无所知的习俗，所以他对儿子来往的朋友非常注意。有一天，一个出身低下的男于跟随小富瓦亲王一直走到他父亲的府邸，小亲王在府邸里把一封情书从窗口扔了出去，被他父亲捡到了。但是，跟随其后的男人，虽说不是和大富瓦亲王一样属于贵族阶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象是贵族的一员。他毫不费力地在一些双方共同的同谋中找到一个调解人，调解人把德-富瓦先生说得哑口无言，因为此人向亲王证明，怂恿一个年龄大的男子作出这种大胆举动的正是小亲王本人。这是可能的。因为富瓦亲王要使儿子不交上坏朋友，可以通过自己的外力，但不能通过遗传的内因。另外，小富瓦亲王同父亲一样，他那个圈子里的人对这方面的事一无所知，虽说他同另一个圈子的人们所干的事，比任何人都要厉害。

“他多么平易近人！任何时候都看不出他是男爵，”几个常客在夏吕斯男爵出去后说。絮比安一直把男爵送到下面，男爵则不断对絮比安抱怨这个青年的道德。絮比安想必事先对这个青年进行过训练，从他不满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将把这个假杀人犯狠狠地训一顿。“这跟你对我说的完全相反，”男爵补充道，以便使絮比安能在下次吸取教训。“他象是生性善良，对自己的家庭表达了敬意。”——“但是，他和父亲的关系并不好，”絮比安反驳道，“他们住在一起，却不在同一个酒吧间喝酒。”这同凶杀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罪孽，不过絮比安确实是措手不及。男爵再也没说什么，因为他虽说想要别人为他的欢娱作好准备，却又要使自己产生一种幻觉，仿佛他的欢娱并没有准备好。“他真是个强盗，他对您说这些话是要骗您，您也太幼稚了，”絮比安补充道，以便替自己辩护，但他的话只能刺伤德-夏吕斯先生的自尊心。

“看来他每天要花掉一百万，”二十二岁的青年说，但他的这种说法连自己也感到无法相信。不久人们听做汽车行驶的声音，汽车是来接德-夏吕斯先生的。这时，我看到有个人走了进来，那人步履缓慢，身边有个军人，那军人显然是和此人一起从隔壁房间里出来的，我感到那人是一位年纪相当大的夫人，穿着黑色的裙子。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看错了，那人是个神甫。神甫品行不端，是罕见的事，在法国更是绝无仅有。显然，军人正在嘲笑自己的同伴，说他的行为很不符合他的服装，因为神甫正神态严肃地把神学博士的手指举向丑陋的面孔，并用说教的口吻说道：“您要我怎么样呢？我又不是（我以为他会说‘圣徒’）女天使。”另外，他需要的只是离开这儿，就同絮比安告辞，絮比安送走男爵后刚从楼上下来，但品行不端的神甫由于健忘而忘了付自己的房钱。絮比安的头脑从不糊涂，他平时把每个顾客的捐助放在一只箱子里，这时就摇动箱子，把箱子摇得直响，并说：“礼拜的捐款，神甫先生！”这个淫乱的人连忙表示道歉，付了钱就走了。

絮比安到这个漆黑的地方来找我，而我在里面一动也不敢动。“请到我那些年轻人坐着的前厅去坐一会儿，我上去把房间的门关好，您是顾客，这样十分自然。”老板在那儿，我就把钱付给了他。这时，一个身穿无尾常礼服的青年走进门来，并威风凛凛地向老板问道：“我明天中午在城里吃饭，明天上午我要莱翁的时间不是原定的十一点，而是改在十一点差一刻，行吗？”——“这要看，”老板回答说，“神甫留他多少时间。”这个回答看来并末使身穿无尾常礼服的青年感到满意，他好象已经准备对神甫破口大骂，但当他看到我后，他的怒气就改变了方向，直接出到老板身上：“他是谁？这是什么意思！”他低声说道，声音虽低，却怒气冲冲。老板心里十分烦恼，但还是作了解释，说我在场没有关系，说我是一个顾客。身穿无尾常礼服的青年看来丝毫没有因这一解释而平息下来。他不断重复道：“这叫人极不愉快，这种事是不该发生的，您知道我非常讨厌这点，您这样干我就再也不踏进这儿的门。”但是，这一威胁看来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因为他走的时候虽然怒气冲冲，但还是要求莱翁尽量在十一点缺一刻时腾出身来，如有可能则在十点半。絮比安下楼来找我，同我一起走到街上。

“我不希望您对我有不好的看法，”他对我说，“这幢房子给我赚到的钱，并不象您认为的那样多，我尽量接待正派的顾客，当然喽，要是只接待这种顾客，就会亏本。这里同加尔默罗会1完全相反，美德是依靠恶习而生存的。不，我买下这幢房子，或者确切地说，是您刚才看到的代理人买下这幢房子，唯一的目的是替男爵效劳。让他愉快地度过晚年。絮比安不想把谈话局限在我所看到的那种性虐待狂的场景和男爵的恶习付诸实施的场景。即使是为了谈话，为了和他作陪，为了打扑克，男爵也只喜欢和搜刮他的平民在一起。也许下等人的故作风雅也和上等人的故作风雅一样会被人理解。再说这些人互相轮换，已长期聚集在男爵周围，而德-夏吕斯先生则找不到一个相当优雅的男子来进行社交界的交往，也找不到一个流氓气十足的人来进行其他方面的交往。“我厌恶中间的类型，”他说，“资产阶级的喜剧显得浮夸，我需要的要么是古典悲剧中的公主，要么是粗俗的闹剧。不要中间道路，要么是《淮德拉》要么是《街头卖艺人》2。但到最后，这两种故作风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也许是因为老人的厌倦，也许是因为肉欲扩展到最为平庸的交往，男爵就只同“下级”生活在一起，并不由自主地成了他某个老祖宗的接班人。拉罗什富科公爵、阿古尔亲王和贝里公爵，在圣西门的笔下是同自己的仆人们一起生活的，而仆人们则从他们身上刮到一大笔钱，他们同仆人们一起打牌，那些大贵族去拜访他们时，看到他们同仆人们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打牌或喝酒，感到十分尴尬。絮比安补充道：“这主要是为了使他避免麻烦，因为正如您看到的那样，男爵是个大孩子。现在他在这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即使这样，他有时还要淘气。象他这样慷慨，在现在这时候往往会出事。有一天，男爵答应把许多钱送给一个旅馆服务员，不过要他到男爵家里去，不就把他吓得要死？（到男爵家里，多不谨慎！）这小伙子喜欢的只是女人，当他了解要他干的事时，才放下心来。他听到答应给他这么多钱，还以为男爵是间谍。但当他知道要他出卖的不是自己的祖国，而是自己的肉体时，他才感到松了口气，这件事也许不大道德，但风险却比较小，而且干起来更加容易。”我听着絮比安的话，心里在想：“德-夏吕斯先生不是小说家或诗人，多可惜呀！不是为了描写他将会看到的事，而是一个夏吕斯对性欲的态度，会使他周围的人议论纷纷，迫使他严肃地对待生活，并把感情置于快感之中，使他不会停止、固定在一种对事物讽刺和外在的看法之中，并在他身上不断接通痛苦的电流。当他作出爱情的表示时，即使没有进监狱的危险，也几乎每次都要受到当众侮辱。”打耳光不光是教育孩子的方法，而且是教育诗人的方法。絮比安为男爵安排的这幢房子，大大减少了风险，至少是（因为总得担心警察的搜查）对于某个个人所冒的风险，而要是在街上，男爵对这个个人的情绪就会心中无数。如果德-夏吕斯先生是小说家，这幢房子对他来说将会是一种不幸。但是，德-夏吕斯先生在艺术上只是个业余爱好者，并没有想到要进行写作，也不具备写作的才能——

1加尔默罗会是中世纪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该会靠募款为生，戒律严格，鼓励圣母崇拜。

2《街头卖艺人》是（1831）法国作家泰奥菲尔-迪梅桑（1780——1849）的三幕喜剧。

“另外，我是否要向您承认，”絮比安接着说，“我对于得到这类收入并没有很大的顾忌？人们在这儿干的事，我不能再对您隐瞒我是喜欢的，是我生活中的爱好。然而，干人们并不认为有罪的事而得到收入，难道是要禁止的？您读的书比我多，您也许会对我说，苏格拉底认为不能用教书来赚钱。但是，在我们的时代，哲学教师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的，那些医生、画家、剧作家和剧院经理也不是这样认为的。您别以为干这行接触的只是些流氓。当然，这种机构的经理就象只大母鸡那样，只接待男人，但接待的是各种各样杰出的男人，在社会地位相同的情况下，这些人一般属于他们这行中最敏锐、最富有同情心、最和蔼可亲的男人。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这幢房子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思想事务所和一个新闻社。”但是，我亲眼看到的德-夏吕斯先生挨打的情景，仍然萦回在我的印象之中。

老实说，如果真正了解德-夏吕斯先生，了解他的自豪，他对社交界乐趣的厌烦，他那种十分容易变成对最下等、最坏的男人的恣意纵情的任性，人们就会十分清楚地知道，一个暴发户得到一大笔财产感到心花怒放，是因为有可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位公爵，并邀请几位殿下同自己一起打猎，而德-夏吕斯先生拥有这么多财产感到心满意足，则是因为他可以控制一个乃至好几个机构，其中经常有一些他喜欢厮混的男青年。为此他也许并不需要有恶习。他是这么多大贵族的继承人，他们是王族成员或公爵，圣西门告诉我们，他们不同任何“有称号的”人交往，而是把时间花在和仆人们打扑克上，并且把大笔大笔的钱送给仆人！

“在目前，”我对絮比安说，“这幢房子并非如此，它比疯人院还要疯，因为关在疯人院里的疯子发疯就象演戏那样，是真实的再现，是显而易见的事，而它简直是个魔窟。我过去象《一千零一夜》里的哈里发那样，认为可以及时赶到去救一个挨打的人，而我现在亲眼看到的，却是另一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变为现实，在这个故事里，一个女人变成了一条母狗，就自愿叫别人打她，以便恢复原形。”絮比安听了我的话，显得非常局促不安，因为他知道我看到了男爵挨打的情景。他一时间默不作声，而我叫住了一辆路过的出租马车；然后，他突然灵机一动，他在恢复本相时所具有的这种机灵，常常使我感到惊讶，这时他就象在我们那幢房子的院子里碰到弗朗索瓦丝或我时那样，说出一番极为美妙的话来：“您谈到《一千零一夜》中的许多故事，”他对我说，“但是，我知道其中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同一本书的书名并非没有关系，那本书我好象是在男爵那儿看到的（他指的是拉斯金的《芝麻与百合》的一个译本，译本是我寄给德-夏吕斯先生的）。如果您什么时候有兴趣，譬如在某一天晚上，想要看的话，我不说有四十个，但有十来个小偷，您只要来这儿就行了；要想知道我是否在这儿，您只要看一下上面的窗子，我把自己的那窗小窗开着，里面点着灯，就说明我已经回来，可以进来了，这就是我的芝麻。我说的只是芝麻。因为关于百合，如果您想要的是百合，那就到别处去找。”他象海盗那样指挥着贵族顾客和一帮青年，所以有点不拘礼节，这时他相当放肆地对我行了礼，准备同我告别，只听到一声巨响，但炸弹爆炸前并没有发过警报，于是他建议我暂时和他留在一起。不久就开始了拦阻射击，射击是如此猛烈，使人感到德国飞机就在旁边，就在我们的头顶上。

片刻之间，街道变得一片漆黑。只是在有时，一架飞得相当低的敌机照亮了它想扔炸弹的那个点。我无法再找到自己的路。我想起了那一天，就是我去拉斯普利埃的时候，我碰上了一架飞机，如同遇到了一位使我的马匹直立起来的天神。我心里在想，要显现在碰上的话就会不一样，恶的天神就会把我杀死。我加快步伐，以便避开它，犹如被怒潮追逐的旅客，我在那些漆黑的广场中兜圈子，再也无法从里面走出来。最后，一片火光照亮了我的路，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路，然而炮声仍在不断地劈啪作响。但是，我的思想已经转向另一个物体。我在想絮比安的房子，它现在也许已化为灰烬，因为当我刚走出那幢房子时，一颗炸弹落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对于那幢房子，德-夏吕斯先生原可以预卜先知地写出《索多玛》，就象以同样的预卜先知，或者在火山爆发、已经酿成灾害的初期，庞培城那个不知名的居民所写的那样。但是，对于前来寻欢作乐的人们来说，警报和哥达式轰炸机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爱情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我们几乎不去想它。海上惊涛骇浪，船只在前后左右颠簸，被风刮得弯弯曲曲的水流从天上直泻而来，但我们最多对这一望无际的环境赋予片刻的注意，以便避开风浪给我们带来的不便，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和我们试图接近的肉体都显得微不足道。预告轰炸的警报声并没有使絮比安的那些常客感到不安，就象一座冰山的存在不会使他们感到不安一样。更有甚者，威胁肉体的危险反而使他们解除了长期来象疾病那样纠缠着他们的担心。然而，认为担心的大小同他们感到的危险的大小相符是错误的。人们可能会担心睡不着觉，但决不会担心一场认真的决斗、一只老鼠，也不会担心一头狮子。在几个小时之中，那些警察只会去关心居民生活这样的小事，所以没有使他们败坏名声的危险。好多人不仅恢复了放荡不羁的本性，而且受到街上突然出现的黑暗的诱惑。天火已经朝庞培城居民的身上纷纷落下，他们之中有几个钻到了象地下墓穴一样暗的地铁走廊里。他们确实知道里面还有别人。然而，作为一种新的环境而笼罩任何事物的黑暗，会产生一种对某些人来说无法抗拒的诱惑，其结果是取消了快感的第一阶段，使我们直接进入抚摸的领域，而在平时，人们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进入这一领域。如果觊觎的对象确实是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即使必要的前提是容易接近，又无须象在沙龙里那样进行没完没了的调情（至少在白天），在晚上（甚至是在一条灯光昏暗的街上）至少也有一个前奏，这时只有一双眼睛在寅吃卯粮，而被追求者对过路人的担心，使追求者只能用眼睛看用嘴巴说，而不能做其他事情。在黑暗中，这老一套的把戏全都可以废除，手、嘴唇和身体可以首先进入角色。如果对方不接受，就可以推托是黑暗的关系，以及因黑暗而引起的错误。如果对方接受，身体就会立即作出回答，不是往后退缩，而是向前靠拢，这就使我们对自己在沉默中进行交际的女人（或男人）产生一种看法，觉得她毫无偏见、充满恶习，不由使幸福锦上添花，因为能吃到果子，又不需先用眼睛觊觎，也不需征得对方的同意，已经是一种幸福。但是，黑暗仍在持续；沉浸在这新的环境之中，絮比安的常客们感到自己经过了旅行，来观察一种自然现象，例如潮汐或是日食，他们来享受的不是准备就绪、固定不变的乐趣，而是在未知的事物中萍水相逢的乐趣，他们在火山爆发般的炸弹轰鸣声中，在庞培城般藏垢纳污场所的旁边，在地下墓穴的黑暗之中来举行秘密的仪式。

在同一个大厅里，许多不愿躲避的男子聚集在一起。他们互不相识，但可以看出，他们几乎全都属于有钱阶层和贵族阶层。每个人的外貌中都有某种令人厌恶的东西，想必是对有损名誉的欢乐采取的不抵抗主义。有一位身体庞大，脸上全是红斑，象个酒鬼。我得知他起初并不是酒鬼，只是叫一些青年来喝酒取乐。但是，他一想到自己会被应征入伍就感到害怕（虽说他看来已年过半百），由于他十分肥胖，他就开始不断地喝酒，竭力使自己的体重超过一百公斤，因为体重超过一百公斤者即可退役。现在，这种心计已变成嗜好，不管人们在哪里同他分手，不管人们如何对他进行监视，人们总可以在一个酒店里再次见到他。但是，他一开始讲话，我就看出，他虽然智力平平，却具有很多知识，受过很多教育，是个很有教养的人。这时又进来一个人，此人是社交界人士，十分年轻，外表极为高雅。说实在，在他的外表上还没有留下恶习的任何痕迹，但令人不安的是他的内心有恶习的痕迹。他身材十分高大，面孔讨人喜欢，他说话时显露的智慧，同他旁边的酒鬼完全不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智慧确实出色。但是，他每说一句话，都要显出一种表情，不过这种表情应该和一句与此不同的话对应。他虽然掌握人类脸部表情的全部宝库，却仿佛曾在另一个世界中生活，他用不该采用的次序来排列这些表情，他露出的微笑和目光仿佛是偶然采摘而来，和他听到的话毫无关系。我对他的看法是，如果他还活着，这当然是确定无疑的，他过去所受的折磨并不是长期的疾病，而是短期的吸毒。如果向所有这些人索取名片，人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全都属于上流社会。但是，某种恶习，而且是最大的恶习，即缺乏意志，使他们无法抗拒任何恶习，就聚集在这儿，当然是在单独的房间里，有人对我说是在每天晚上，这样一来，虽然他们的名字为社交界女士们熟悉，这些女士却渐渐看不到他们的面孔，并且再也没有机会接待他们的来访。他们仍然接受邀请，但习惯使他们回到鱼龙混杂、藏垢纳污的场所。另外，他们并不隐瞒此事，相反，隐瞒此事的却是供他们寻欢作乐的小服务员、工人等等。除了人们能猜到的许多原因之外，这可以用下列原因来解释：对于工厂的雇员和仆人来说，到那儿去象被人认为是正派的女人到妓院里去一样；某些承认去过那儿的人，则否认自己后来又去过那里；絮比安本人也不说实话，以便保护他们的名誉，或者避免竞争，只见他肯定地说：“哦！不，他不来我这儿，他不想来这儿。”对于社交界的先生来说，问题没有这么严重，更何况不去那儿的社交界青年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所以不去关心我们的生活。而在一个航空公司里，如果某些装配工去过那儿，他们的同事就监视他们的行动，并且无论如何也不愿去那儿，原因是害怕被人发现。

我一面走近自己的住所，一面心里在想，意识停止和我们的习惯进行合作是如此之迅速，它让我们的习惯自由和发展，但不再去关心它们，从此之后我们会感到多么惊讶，如果我们只是从外部看到男人们的行动，并设想个人已全部投入到这些行动中去，这些人在道德上和智力上的才能可以不受约束地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这当然是教育上的一种缺陷，或者说是缺乏任何教育，再加上他们惯常的赚钱方式即使不算最为轻松（因为许多工作更加舒服，但是譬如说病人，虽然他认为正在和他斗争的疾病往往只是微恙，但由于怪癖、忌口和服药，不正在为自己创造一种比疾病难受得多的生活？）至少是尽量少花力气，这种方式使这些“年轻人”为了微薄的收入，可以说是无知地在干一些不给他们带来任何乐趣的事情，这种事在开始时甚至使他们感到十分厌恶。1根据这点，人们原可以认为他们非常坏，但是他们不仅在战争中曾是出色的士兵、无与伦比的“勇士”，而且在平民生活中往往心地善良，即使不能说完全正派。他们对自己所过的生活道德还是不道德，早已失去了概念，因为他们周围的人过的就是这种生活。这样，当我们研究过去历史的某些阶段时，我们惊奇地发现一些个性善良的人肆无忌惮地参加大屠杀和献祭活人，对他们来说这也许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两千年后阅读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人，也许将会感到某些温柔和纯洁的心灵同样沉浸在一种生死攸关的环境之中，而这些心灵感到习以为常的环境，将会显得象魔鬼一样有害。另一方面，在我认识的人中，很少有人，我甚至可以说没有人，在智慧或敏感方面具有絮比安这样的天赋；因为构成他谈话的精神脉络的这种美妙“知识”，并非来自任何中学的教育，也不是来自任何大学的教育，他要是受到这些教育，就可以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而社交界的许多青年却没有从这些教育中得到任何好处。这只是他天生的感觉、自然的见解，他不过是在空闲的时间里，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偶然阅读少量书籍，却能说出如此正确的话来，他的话显示了语言的全部对称，展现了它们的美。然而，他干的职业虽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最有利可图的行当之一，但也是最为低劣的行当。至于德-夏吕斯先生，他那贵族的自豪本应使他对“别人的闲话”有某种蔑视，某种自爱感和自尊感怎么不能迫使他的淫荡放弃某些看来只有完全痴呆才能得到原谅的满足呢？但在他身上，就象在絮比安身上那样，把道德和各种行为分开的习惯（另外，这也应该存在在许多职务之中，有时在法官的职务中，有时在政治家的职务中，以及其他许多职务之中）应该早就养成，因此习惯（从不向道德感征求意见）越来越加深，直至这个表示赞同普罗米修斯让人用力量钉在纯物质的岩石上之日为止——

1絮比安的房子被描写成庞培城，使人回想起法国大革命的末期，所以这种描写非常符合同督政府时期十分相似的时期，这一时期即将开始。新的舞会已在到处组织，而且是通宵达旦地跳舞，仿佛和平已提前实现，但这些舞会仍在暗中进行，以便不过于公开地违反警察局的规定。除此之外，某些艺术观点的反德倾向没有战争初期那样强烈，这些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使被窒息的思想喘过气来，但是，必须具备公民爱国证书，才有胆量介绍这些观点。一位教授写了本关于席勒的出色论著，报上对此作了报道。但是，在谈论该书作者之前，先写他参加过马恩河战役、凡尔登战役，曾两次受到嘉奖，两个儿子又阵亡，仿佛是为了取得出版许可证。然后才赞扬他关于席勒的著作清晰、深邃，并说这本书可以被称为伟大的著作，只要在书中不说“这个伟大的德国人”，而说“这个伟大的德国佬”。这是文章的口令，于是就立即放行——作者注。

当然，我清楚地感到，这是德-夏吕斯先生疾病的一个新阶段，自从我发现他患病之后，根据我亲眼看到的各个阶段来看，他的病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继续发展。现在，可怜的男爵离结局和死亡已不是十分遥远，即使并非象维尔迪兰夫人预言和希望的那样在死亡前受到监禁，在他这样的年龄，监禁也只会加速死亡。不过，也许我说得不对：纯物质的岩石。在这个纯物质中，可能还会浮现出一点精神。不管怎样，这个疯子清楚地知道，他是一种疯狂的猎物，他在这样的时刻仍在玩耍，因为他十分清楚，打他的人并不比在打仗的游戏中抽签抽到当“普鲁士人”的小男孩更加凶恶，在这种游戏中，大伙儿都带着真正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假装的愤怒之情朝小男孩冲去。一种疯狂的猎物，这种疯狂还是带有德-夏吕斯先生的一点个性。即使在这些反常的行为中，人性（正如它在我们的爱情和我们的旅行中所做的那样）仍用真实的要求来表露信仰的需要。我曾对弗朗索瓦丝谈到米兰——这座城市她也许永远不会去——的一所教堂或兰斯大教堂——即使是谈到阿拉斯1大教堂！——，这些教堂她不会看到，因为它们已在不同程度上被摧毁。当我谈起这些教堂时，弗朗索瓦丝就羡慕有钱人能看到这样的珍宝，并带着一种思乡的忧愁说道：“啊！这该有多美！”她住在巴黎这么多年，却从未有兴趣去看看巴黎圣母院。这是因为巴黎圣母院正是巴黎的组成部分，是弗朗索瓦丝的日常生活进行的城市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个城市里，我们的老女仆很难——如果对建筑的研究没有在某些方面纠正我身上的贡布雷本能的话，我也很难——确定她梦想的客体。在我们喜爱的人们身上，存在着他们固有的某种梦想，这种梦想我们不能始终看出，却在继续追求。我相信贝戈特和斯万，就爱上了希尔贝特，我相信坏家伙希尔贝，就爱上了德-盖尔芒特夫人。而在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最痛苦、最嫉妒、看来是最具个性的爱情中，又蕴藏着多么广阔的海洋！另外，正是由于人们所热衷的这种个性，对这些人的爱情已经有点反常的味道（肉体的疾病，至少是那些与神经系统关系较密切的疾病，难道不就是我们的器官和我们的关节染上的一些特殊爱好或特殊恐惧？它们对某些气候产生一种无法解释和难以改变的恐惧，就象某些男人对戴单片眼镜的女人或对精通马术的女人的偏爱一样无法解释和难以改变。这种欲望，在每次看到一个精通马术的女人时都会被唤起，谁又能说它同哪一种持久的、无意识的梦想联系在一起？这种欲望是无意识的，又是神秘的，就象某一个城市对一个终生患哮喘病的人一样神秘，这个城市在外表上同其他城市相似，却能使他第一次自由地呼吸——

1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省会，最初由高卢-罗马人建立。

然而，反常行为就象爱情一样，其中病态的缺陷已将一切覆盖，已将一切感染。爱情甚至和最疯狂的反常行为也有相同之处。德-夏吕斯先生坚持要别人把他的手脚用牢固可靠的链条捆起来，要求戴上镣铐，据絮比安对我说，男爵还要一些残酷的刑具，这些刑具即使请水手帮忙也极难搞到——因为它们用于酷刑，而酷刑在惩戒最严的船上也已废除——这一切归根结蒂，是德-夏吕斯先生身上有着阳刚的全部梦想，这种梦想在必要时可用粗暴的行为加以证实，他内心还有一种我们看不到的彩色装饰，他用这种方式来发出彩色装饰的某些映象，有正义的十字，有封建的酷刑，都用他那中世纪的想象来加以装饰。每当他来到时，他就带着同样的感情对絮比安说：“今晚至少不会有警报，因为我从这里看到自己被这种天火煅烧，就象索多姆的居民那样。”他装作害怕哥达式轰炸机，并不是因为他对这种飞机有丝毫的害怕，而是为了等警报一响，就能以此为借口冲到地下铁道的防空洞里，希望在里面得到在黑暗中摩肩接踵的某种乐趣，并带有中世纪的地道和pace1的模糊梦想。总之，他被人用链子系住和挨打的欲望，以丑陋的形式表露出一种诗意的梦想，这种梦想同其他人去威尼斯或供养舞蹈女演员的欲望一样富有诗意。德-夏吕斯先生非常希望这种梦想能使自己产生真实的错觉，所以絮比安只得卖掉四十三号房间中的木床，并用一张更适合链条捆绑的铁床来代替——

1拉丁文，意思是：修道院中监禁终身禁锢者的地牢。

当我回到家里时，军号声终于响了。消防队员的声音受到一个男孩的议论。我看到弗朗索瓦丝正和管家一起从地窖里出来。她以为我已经死了。她对我说，圣卢来过，一面表示抱歉，一面想看看他上午来看我时是否把他的十字军功章掉在这儿。因为他刚发现自己的十字军功章丢了，而他第二天上午要回部队，所以想碰碰运气，看看是否在我这儿。他和弗朗索瓦丝到处都找遍了，但什么也没有找到。弗朗索瓦丝认为他可能是在来看我之前丢失的，因为据他说，她感到她可以发誓，她在看到他时他没有戴十字军功章。这点她弄错了。这就是证词和回忆的价值！不过，这并不十分重要。圣卢既受到军官们的器重，又受到士兵们的爱戴，所以这件事很容易得到解决。另外，我见他们谈论他时热情不高，就立即感到，圣卢给弗朗索瓦丝和管家留下的印象不大好。也许是因为管家的儿子和弗朗索瓦丝的侄子作了一切努力，以便远离火线去做没有危险的工作，而圣卢却成功地作出相反的努力，以便去冒生命的危险。但是，弗朗索瓦丝和管家根据自己的判断，却不能相信这点。他们相信的是，有钱人总是躲在安全的地方。另外，即使他们知道罗贝尔英勇的真实情况，也不会受到感动。他没有说“德国佬”，而是对他们赞扬德国人的勇敢，他也没有把我们从第一天起就没能打胜仗的原因归咎于叛国。然而，这正是他们希望听到的话，这正是他们所认为的勇敢的标志。因此，虽然他们在继续寻找十字军功章，我仍感到他们对谈论罗贝尔显得冷淡。我猜到这枚十字军功章遗忘在何处1，就让弗朗索瓦丝和管家去睡觉。但是，自从管家依靠战争而找到一种比驱逐修女和德雷福斯案件更为有效的折磨弗朗索瓦丝的方法以来，他从不急于离开她。那天晚上，以及我在去另一家疗养院以前在巴黎逗留的几天里，每当我来到他们的身旁，我就听到管家对惊恐失色的弗朗索瓦丝说：“当然喽，他们是不会着急的，他们在等待时机成熟，但到那一天，他们将拿下巴黎，而在那一天是不发慈悲的！”——“主啊，圣母玛利亚！”弗朗索瓦丝大声说道，“他们征服了可怜的比利时还不满足。它可受苦了，这个比利时，在入浸2的时候。”——“这个比利时，弗朗索瓦丝，但相比之下，人们在比利时干的事算不了什么！”战争在老百姓谈话这个市场上抛出了大量术语，老百姓只是通过眼睛和阅读报纸来熟悉这些术语，因此不知道它们的发音。只见管家补充道：“我不能理解，世界怎么会这样疯狂……您将会看到这点，弗朗索瓦丝，他们正在准备一个比其他所有的进攻规幕3更大的新的进攻。”我忍不住出来打抱不平，如果说不是因为可怜弗朗索瓦丝和顾及战略常识，至少是为了语法的缘故，我说应该说“规模”，但得到的结果只是在我每次进入厨房时让弗朗索瓦丝把这个可怕的句子再说一遍，因为管家一方面以吓唬自己的同伴为乐趣，另一方面几乎以同样的乐趣向主人表示，他虽说是贡布雷的老园丁和普通的管家，按照圣安德烈教堂的教规却依然是法国良民，他根据人权宣言有权不受任何约束说成“规幕”，也有权在一个不属于他服务范围的问题上不听从别人的指挥，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自从大革命以来，任何人也不能对他说三道四，因为他和我一律平等——

1但是，那天晚上圣卢之所以漫不经心到这种地步，只是因为他在等待，原因是他又渴望再次见到莫雷尔，就使用了他在军队里的一切关系，来打听莫雷尔在哪个部队，以便能去看望，但他至此只收到一些互相矛盾的答复——作者注。

2原文为envahition，是弗朗索瓦丝生造的词，应为envahissent（入侵）。

3原文为enverjure，是管家的发音错误，应为envergure（规模）。

因此，我忧郁地听到他和弗朗索瓦丝谈论一次大“规幕”的战役，他坚持要这样说是为了向我证明，这样发音并非是由于无知，而是出于一种深思熟虑的意愿。他用同样的充满怀疑的“人们”，把政府和各种报纸混为一谈。他说：“人们对我们说德国佬的损失，人们不对我们说我们的损失，看来我们的损失是他们的十倍。人们对我们说，他们已精疲力竭，他们已没有吃的东西，依我看，他们吃的东西是我们的一百倍。总不该来哄骗我们。如果他们没有吃的东西，他们就不会这样打仗，那天我们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给他们杀了十万人。”他就这样不时夸大德国人的胜利，就象他过去夸大激进派的胜利那样；同时，他也叙述他们的残酷，让这些胜利使弗朗索瓦丝感到更加难受，弗朗索瓦丝则不断地说，“啊！天使的圣母！啊！天主之母玛利亚！”有时，为了以另一种方式使她感到难受，他就说：“另外，我们也并不比他们好，我们在希腊干的事并不比他们在比利时干过的事漂亮。您会看到，我们将会让所有的人来反对我们，我们将被迫同所有的国家打仗”，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捷报频传的日子里，他就进行报复，对弗朗索瓦丝肯定地说，战争将要持续三十五年，而在预料可能的和平时则说，和平的时间不会超过几个月，接下来还要打仗，相比之下，现在打的仗如同儿戏一般，而将来的仗打完之后，法国将荡然无存。

看来，协约国的胜利如果不是即将来临，至少是基本肯定，不幸的是必须承认，管家对此感到遗憾。由于他把“世界性”的战争同所有其他事物一样缩小为他同弗朗索瓦丝进行的秘密战争（尽管如此，他喜欢她，就象人们可以喜欢一个人，同时却在玩多米诺骨牌时让这个人输掉，高兴地把这个人弄得每天都勃然大怒），所以在他眼里，胜利的实现就象在第一种谈话时那样，在这种谈话中，他会痛苦地听到弗朗索瓦丝对他说：“总算结束了，他们给我们应该比七○年我们给他们的要多。”另外他也一直认为，“这命中注定的日子是会来到的，因为一种无意识的爱国主义使他相信，就象所有和我患病以来一样成为同一种幻想的牺牲品的法国人那样，胜利——犹如我康复一样——在第二天就会实现。他抢先对弗朗索瓦丝宣布，这个胜利也许会来到，但他的心会因此而流血，因为革命会紧接而来，然后是外国入侵。啊！这场该死的战争，只有德国佬会很快恢复过来，弗朗索瓦丝，他们在战争中已经赚到几千亿法郎。但是，要他们吐给我们一个铜板，简直是开玩笑！这种事也许会登在报上，”他补充这点是出于谨慎，以防万一，“以便安慰老百姓，就象说战争将在第二天结束已说了三年一样。”弗朗索瓦丝过去相信的是那些乐天派而不是管家，她听了这些话感到更加不安，是因为她确实看到，她以为尽管有“入浸可怜的比利时”也会在两星期内结束的战争，却一直持续着，也不能取得进展，这种前线固定的现象，她不大理解其中的含义，再加上她那些不知其数的“教子”中的一个对她说，有人隐瞒了这样的事、那样的事，她在我们家挣到的钱全都给了那个教子。“所有这些都将由工人来承担，”管家总结道。“有人会把您的田拿去，弗朗索瓦丝。”——“啊！老天爷！”但是，他喜欢的不是这些遥远的不幸，而是更为临近的不幸，因此他贪婪地阅读各种报纸，希望能向弗朗索瓦丝宣布一个战败的消息。他等待坏消息就象等待复活节彩蛋一样，希望情况不妙得足以吓唬弗朗索瓦丝，但不足以使他自己确实感到难受。这样，齐柏林飞艇的空袭可以使他看到弗朗索瓦丝躲到地窖里去而欣喜若狂，因为他相信，在象巴黎那样大的城市里，炸弹不会恰巧另外，弗朗索瓦丝开始不时恢复她在贡布雷时的和平主义。她几乎怀疑“德国的残酷”。“战争开始时，人们对我们说，这些德国人是杀人犯、土匪、真正的强盗、德德德国鬼子……”（她说德国鬼子这个词时说了好几个德，是因为她觉得把德国人说成杀人犯还是可以接受的，但说成德国鬼子就骇人听闻，几乎难以置信。只是很难理解，既然这是在战争开始时，弗朗索瓦丝赋予“德国鬼子”这个词以何种神秘可怕的含义，而她说出这个词时又带有怀疑的神色。因为怀疑德国人是罪犯可能确实没有道理，但从逻辑的观点来看，这种怀疑并不包含着矛盾。但是，既然德国鬼子这个词在大众语言中的意思正是德国人，怎么能怀疑他们是德国鬼子呢？也许她只是用间接引语来复述她当时听到的过火的话，这些话特别强调了德国鬼子这个词。）“我相信了所有这些，”她说，“但我刚才在想，我们是不是和他们一样也是坏蛋。”这种亵渎神明的想法是管家阴险地给弗朗索瓦丝培养出来的，但看到自己的女伴对希腊国王康斯坦丁有某种偏爱，就不断对她说，在国王作出让步之前，我们一直不给国王吃东西。因此，国王逊位使弗朗索瓦丝十分激动，她甚至说：“我们并不比他们好。要是我们在德国，我们也会做出同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