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言（1/2）

一九八四年春，我开始写一部小说，最初并不叫《使女的故事》。我先是用手写，绝大多数时候写在黄色的标准拍纸簿上，然后把我几乎难以辨识的潦草手稿在一台租来的德国键盘手动打字机上敲出来。

键盘产自德国，是因为我当时身居西柏林，那时它还被柏林墙包围：苏维埃帝国仍然强大且地位稳固，要再等上五年才崩塌离析。每个周日，东德空军都要制造音爆，提醒我们，他们近在咫尺。我造访过几个铁幕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经历了那种小心防范、被人监视的感觉；或突然间沉默不语、转换话题；人们用各种暧昧方式传递信息，言辞闪烁。所有这些都对我当时的写作产生了影响。那些被另做他用的大楼也一样。“这座楼本来属于……但后来他们不见了。”类似的故事我听了许多回。

我出生于一九三九年，二战时开始记事，我知道既有秩序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变化可以迅疾如闪电。“这种事不可能在这里发生”的断言并不可靠：只要有相应的环境和土壤，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到了一九八四年，我那会儿刻意回避这部小说已经有一两年了。它在我看来无异于一个冒险之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中学以来，我一直广泛涉猎科幻小说、悬测小说、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小说，但从未自己动手写过这样一本书。我能写得了吗？这种形式遍布陷阱，其中包括说教的倾向，变成寓言的危险，还有就是可信度问题。即便我要创造一个虚构的花园，我希望里面的蟾蜍是真实鲜活的。我的一个原则是，不会在书中放入任何詹姆斯·乔伊斯称之为历史的“噩梦”中不曾发生过的事件，或者任何不存在的科技。没有想象的小发明，没有想象的法律，没有想象的暴行。都说上帝在于细节。魔鬼也是。

回到一九八四年，书中主要的前提假设可谓大胆出格——即使在我本人看来也是如此。我能说服读者，美国发生了一场政变，从前的自由民主政权变成了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神权独裁统治吗？在书中，宪法和国会不复存在：基列共和国建立在十七世纪清教徒信仰的根基之上，它也是我们自以为了解的当代美国的根基。

这本书的具体背景地点是马萨诸塞州的东部城市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之地。这所当今著名的人文高等教育机构过去曾是清教徒神学院。基列国的特工机构位于怀德纳图书馆，我曾多少个小时徜徉在书架间，查找我的新英格兰祖先的文献资料，还有关于萨勒姆女巫审判的文字记载。把哈佛大学的围墙用来悬挂示众受刑者的尸体会不会让有的人感到冒犯？（的确有过。）

在小说中，人口由于有毒的环境不断减少，生育健康婴儿的能力变得弥足珍贵。在极权制度之下——或者在任何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里——统治阶级独占宝贵资源，所以该政权的精英阶层将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分配给自己，作为使女。对此，《圣经》中有先例可循，即雅各和他的两名妻子拉结和利亚，还有她们的两个使女。一个男人，四个女人，十二个儿子——但是使女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他们分别属于两名妻子。

于是故事就此展开。

我刚开始写《使女的故事》时，书名叫《奥芙弗雷德》（offred），即主人公的名字。这个名字来自一个男性之名，“弗雷德”（fred），加上前缀“奥芙”（of）表示“从属”，就好像法语里的“德”（de），或者德语里的“冯”（von），或者英语姓氏如“威廉姆森”（willian）中的后缀“森”（n）一样。这个名字里还隐藏着另一种可能：“献祭的”（offered），意味着一种宗教的献祭，一个作为祭品供奉的受害者。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始终都不知道主人公的真实姓名？我回答，这是因为在历史上许多人都已改名换姓，或者干脆销声匿迹。有人推断奥芙弗雷德的真实姓名是“琼”（june），因为使女们在由原先的学校体育馆改造而来的寝室里念叨的所有名字中，只有“琼”这个名字没再出现过。这并非我的本意，但它说得通，因此读者们尽可以采纳。

在写作的过程中，小说名改成了《使女的故事》，其中部分原因是为了向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致敬，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借鉴了童话和民间故事的特点：这个故事由主人公讲述给后来或遥远的聆听者，它具备那种不可置信的奇幻色彩，和那些经历过惊天动地大事件的人们讲的故事有共通之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使女的故事》有了许多种形式。它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并在一九八九年拍成了电影（一九九零年初上映）。它还被改编成了戏剧，被编成了芭蕾舞。目前，它正被改写成绘本。二零一七年四月，它将作为电视系列剧在米高梅电视频道（）和美国视频网站葫芦网（hu）播出。

在这部电视剧中我会客串一个配角。在那幕场景中，新征募的使女将会在一个名为“红色感化中心”的机构里被教化洗脑。她们必须学会摈弃之前的身份，明白自己的地位和义务，了解她们不再拥有真实的权利。但只要顺从，就能得到保护，她们还将学会轻视自己，以便接受既定的命运，不会反叛或逃跑。

使女们围坐一圈，佩带着电击棒的嬷嬷们逼迫她们参加一种如今被称为（在一九八四年还未得名）“羞辱荡妇”的活动，辱骂她们中一个名叫珍妮的成员。她被迫讲述自己青少年时期被轮奸的经历。其他使女则齐声念诵着“是她的错，是她勾引了那些男人”，对其加以愤怒声讨。

尽管这“只是一部电视剧”，女演员们在休息时间里会咯咯轻笑，而我自己也“只是在装装样子”，我仍然觉得这种场景可怕得令人不安。它与历史何其相像，太像太像了。是的，女人们会联合起来欺压其他女人。是的，她们会指责他人，为了保护自己：这在社交媒体时代公然发生在我们眼前，社交媒体本身也让这种组群现象成为可能。是的，她们会欣然攫取权利凌驾于他人之上，甚至——或许尤其是——在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制度下：所有的权力都是相对的。在艰难时期里，拥有任何一丁点权力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一些掌权的嬷嬷们的确发自内心地相信她们是在帮助使女们：至少她们没有被送去清扫有毒的核废料，至少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她们不会被强暴，不会被那样强暴，不会被陌生人强暴。有的嬷嬷是施虐狂。有的是投机主义者。她们都长于利用一九八四年女性主义运动的宗旨——比如反色情宣传以及预防性侵活动——来达成她们的目的。正如我所说的：现实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