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1/2）

保　姆

我曾有个德国保姆。她名叫杰特鲁达·尼采。她小巧玲珑，活泼好动，活像只啮齿动物。她戴的眼镜镜片很厚，在不同的时间里反射着从电灯泡到太阳的所有不同光源。波兰语她只知道几个词，主要是用来跟我母亲交谈的，对我，她是怎么想就怎么说，也就是说德语。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她的面孔，她那粗鲁而又不乏温情的动作，她的毛衣的触碰，还有她身上的可可香味。但我不记得她说过的话。当时我尚未掌握任何语言，在语言上我还处于未开化的阶段，我还不需要任何词汇，无论是波兰语还是德语，抑或是其他任何语言的词汇，我都不需要。她有自己的语言，周围所有的人都觉得这语言陌生，甚至怀有敌意（终究是战争结束后刚过二十年）。她用这种语言对我讲话，唱歌，还用它来大声斥责我。她曾把我放进木头小推车里，推着我经过池塘的堤坝去看望她自己唯一长期居住在本地的亲戚卡姆普一家。到了那儿，在他们塞满了小摆设、小玩意儿的房屋里，我们一起参与了没完没了的交谈。我自然是沉默无言。

在他们谈话期间，我坐在铺了床罩的床上，被枕头支撑得稳稳当当的，而杰特鲁达就坐在桌边，跟卡姆普太太一起叮叮当当地碰杯。后来她把我抱在手上，我那时定会映照在她的眼镜玻璃里。但我不记得这件事，因为那时我还意识不到眼前就是我的影子，我还不关心镜片照到的是不是我。

由于杰特鲁达的原因，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懂得德语，希望德语能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上面盖满了我用波兰语进行的所有交谈的灰尘，盖满了我所读过的成堆的书籍，隐藏在我所学过的一切初级读本之下，即使不是掌握整个语言，至少也懂得许多最重要的词汇，足够我能应付一般需要的词汇。我期待着这样的时刻：这种语言能在我身上展现出来，无须借助读本，也无须借助枯燥乏味的课业，蓦地，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地我就能听懂德语，或者甚至还能说德语，虽然还有些困难——因为无论是我的嘴唇还是我的舌头还都不习惯于说外语。我敢肯定，假如有人——例如杰特鲁达，俯身到我的上方，爱抚我，喂我食物，我定能听懂她所说的德国话。假如有人抱着我站立在窗口，向我指着园林，对我提出那些成年人对孩子们提的不聪明的问题：“这是什么？”“谁在那儿走路？”“妈妈在哪里？”我也定能听懂他所说的德语。假如有人亲切地让我用手触摸他面部的独一无二的轮廓，假如这个人成为我入睡以前见到的最后一个形象、醒来后见到的第一个形象，那么这个人所说的德语我肯定也能听懂。

在卡姆普夫妇那里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并且记住了自己。那时我大概有一岁左右，因为我已经会坐了。定是来了一位巡回照相师，就是几年后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给我照相的同一个人。定是他天花乱坠地说得我的保姆开心，因为是她把我脱得一丝不挂，让我坐在一块白色毛皮上，这白色毛皮想必是卡姆普先生匆忙间扔给她的。定是我曾叫喊着表示抗议，因为有人拿了个锅盖给我玩。正当这锅盖触到了我肚子上的皮肤，支架上明亮的灯光和照相机的光圈瞄准了我，所有的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我的身上，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现在我自己的外边，那时我还是个笨拙无能、站立不稳、无所适从的小人儿。用这个镜头的光圈观察我自己，用另一种目光，不完全是我自己的目光，用一种冷漠的、遥远的、无动于衷的目光观察我自己。这种目光今后将会同样冷静地记录下我的手的动作、我的眼睑的颤动、我的房间里的闷热和我的思想——记录下所有的、甚至不成熟、未定型的一切。这种目光、我从我外部观察一切的那个观察点将会越来越经常地出现，最终将开始改变我自己，我将变得缺乏自信，不知我是个什么人，不知我的中心点——其他的一切都围绕它运转的中心点——在哪里？同样的事物在我每次看来都将是另一种样子。首先我将迷失在所有这一切之中。我感到恐怖。我将绝望地寻找稳定。最终我将认识到，稳定诚然存在，但离我十分遥远，而我就像一条溪流，就像新鲁达那条不断改变颜色的小河；而关于我自己，我唯一能说的是，我偶然发现自己是从空间和时间上的一个点流过，我除了是这个点和时间的特性的总和之外，什么也不是。

从这里得到的唯一教益是，从不同观察点看到的世界是各种不同的世界。因此，我能从不同的观察点看到多少种世界，我就能生活在多少种世界里。

刀具匠们的赞美诗

遍及大地的是徒劳无益

不妊的子宫受到祝福

被奉为圣洁的是所有的不育

神圣的颓丧渴望的是死亡

奇妙的是冬天颗粒无收

坚果无果肉的空外壳

烧焦的木柴仍旧保持着木头的形状

撒落到石头上的种子

用钝了的刀子

干涸的溪流

嗜食其他动物后代的野兽

靠其他的鸟蛋养活的猛禽

和平总是肇始于战争

饥饿往往是过饱的开头

神圣的老年，死亡的黎明

从肉体上攫取的时光

突然的死亡，意外的死亡

死亡——像草丛中踩出的小道

劳而无动

推而不动

拼而无变

行而不达

言而无声

寻　宝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德国人住过的房子越来越乐于将里面蕴藏的东西交给新的波兰主人，其中有：大大小小的锅，盘子，带把的大杯子，被褥甚至衣服，有些还是十分讲究的、几乎是簇新的服装。有时他们找到一些简单的木头玩具，立刻就交给了自己的孩子——在经历了长年的战乱之后，这是真正的财宝。地下室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玻璃罐，装有果酱、水果蔬菜泥、苹果酒，或是汁液稠浓得有如墨水、稍不小心就会染红手指的蜜饯浆果，用醋腌渍的黄色甜瓜块——他们不喜欢这种醋渍瓜的味道，还有加了英国香草药的醋渍蘑菇。老博博尔越来越阴郁了，他在地下室找到了一具崭新的、刚完工的棺木。

德国人在餐具柜里留下了调味品，盐罐，瓶底剩余的食油，盛有荞面糁、糖和粮食做的代用咖啡的粗瓷容器，他们把窗帘留在了窗户上，将熨斗留在了厨房炉灶的铁板上，图画留在了墙壁上。抽屉里弃置着旧账单、租赁合同、买卖契约、洗礼时拍摄的照片和信件。在某些房间里留有书籍，但它们已经失去了说服人的本能——它们周围的世界已改成使用另一种语言。

房子的顶楼上立着各式的婴儿车，躺着成堆的发黄的旧报纸和装有点缀圣诞树用的五颜六色的玻璃球的破裂的小提箱。在厨房里、卧室里始终保留着外人陌生的气味。从衣柜和五斗橱内衣抽屉里散发出的气味尤其强烈。妇女们畏畏缩缩地打开它们，从里面一件接着一件地拿出一些衣服，同时惊诧地看到，每件都是外国货，都是式样滑稽可笑、稀奇古怪的。终于她们壮起了胆子，试穿那些连衣裙和西服上衣。她们常常甚至连缝制这些衣服的料子的名称都不知道。她们穿着这些外国衣服站立在镜子跟前，本能地把手插进了衣服的口袋里，意外地摸到了揉皱了的小手帕、包糖果的包装纸、已经废除了的硬币。妇女们往往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她们能发现任何人都没注意到的小杂物间、疏忽了的抽屉、用迷彩伪装起来的装过皮鞋的盒子——从中有时会突然撒落出儿童的乳牙或剪下的一缕缕头发。后来她们用手指抚摸盘子上的花纹图案，对它们独特的天蓝色的对称美啧啧称奇。她们既不知挂在墙上的带小曲柄的设备有何用途，也不知餐具柜里小小的搪瓷抽屉上书写的文字是何意义。

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那就是某个人在整理地下室或翻耕菜园的时候，会发现某种特别的东西。可能是一只盛满了瓷器的木箱，或是一玻璃罐的硬币，或是用漆布包裹的成套的泛银光的刀叉餐具。消息不胫而走，转瞬间就传遍了整个村庄，甚至整个地区。不久之后，每个人都浮想联翩，期盼自己也能找到德国人留下的财宝。这股寻宝热具有梦幻的性质，仿佛是在搜索某种有朝一日还有可能再度蓬勃生长、并再次抢走他们拥有的一切、重新把他们驱赶得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的危险的外国植物的根苗似的。

一些人出乎意料地福星高照，礼品不期而至，虽然并非纯粹出自偶然。不妨相信他们所讲的故事，说是某一天他们在房子附近挖掘的时候，冷不防他们的铁锹尖猛然当啷一声碰到一个金属箱子。但也可以是拿起铁锹和鹤嘴锄走进旷野，在大树下边，在孤独的圣坛附近挖掘，或在建筑物的废墟里搬开石头寻找，或是深入古井探寻。

因此头一年在皮耶特诺没有一个男人到自己的田地里播种——所有的人都寻宝去了。只有妇女在菜园子里为种大白菜和小红萝卜而劳心费神。

于是，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男人们便出门探宝。看起来，他们就像是去田间劳动，因为他们都带着铁锹、鹤嘴锄、肩膀上斜挂着一卷绳子。有时他们结成对子，或者组成一个小组下到井里。那儿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中有人在井壁上找到了金属箱子，内装上百把刀子，尽管都是刀身，因为木头刀柄已经腐朽，化成灰色的尘土了。他们开始探查地里所有可能找到的孔洞。此后，那些最为深谋远虑的人便已教会自己的儿子们寻宝，因为这是个不错的、甚至是最好的职业。

多年后他们的孙子仍然在寻宝。他们在市场上从乌克兰人手里买到了金属探测器，从齐腰高的青草地里艰难地走过，仿佛是在用巨大的放大镜探查这片土地。他们为消磨午后的时间，常常蹲在商店的前面，手里端着一瓶温热的啤酒，议论着，说的是又有一辆德国旅游汽车停在路边，有些德国人在教堂后边的灌木丛中游荡。有人还看到了他们夜里拿手电筒照亮，用神秘又兴奋的窃窃低语，悄悄地相互召唤。清晨在这个地方就留下了一个刚刚挖掘出来的大洞。

老波普沃赫是最大的寻宝者。他寻找财宝就像别人寻找蘑菇，而做这两件事都需要有个灵敏的鼻子。

波普沃赫家里所有像样的物品都是来自寻宝——一些黄铜锅、壶、盘子、瓷器，其中包括一套小巧玲珑的瓷杯，它们的工艺是如此精细，以致无人知道可用它们来喝什么。所有坚实的东西全都来自寻宝；只有那些容易腐烂、损坏的东西仍然需要添购。

波普沃赫似乎习惯于漫不经心地在田野和幼树林中闲逛，看起来似乎是在仰望天空，嗅嗅空气的湿度，探究明日的天气情况。但他会冷不防走到一块躺在田埂上的石头跟前，围绕它走一圈，触摸它，就像抚摸怀孕的绵羊，接着便匆匆跑回家去拿来鹤嘴锄和铁锹，然后就在这样的石头下面找到一只装有刀叉餐具的小提箱或是一个装满希特勒军队徽章的罐子。波普沃赫在自己的一生中还曾有两三次找到了武器。他把武器拿回家，擦拭干净，吩咐妻子和女儿要严守秘密，要给嘴巴上道锁，把武器藏到了顶楼上。他感到头顶上方存放着武器会更安全一些。他也曾找到一只装满集邮簿的手提箱，有时他去瓦乌布日赫出售一点德国邮票。他常去一家古董店出售一些看似无用的旧物——例如一副金属丝镶边的眼镜。

然而当波普沃赫找到真正的财宝的时候，他却浑然不知那是什么东西。因为谁能想到一只裹了金属包头的大木箱里装的竟是一整套轻金属餐具？其中绝大部分盖上了一层铜绿，或者变得灰暗无光。所有的餐具都是二十四件，包括：各式各样的盘子、有柄的大杯子、餐叉、餐刀、汤匙和小得可怜的茶匙，此外还有长柄有盖的深平底锅以及带木把手的锅。波普沃赫太太用这些锅煮牛奶——它们确实很不错，从来不会把牛奶烧糊。他们把所有这些餐具整齐地摆放在房间的餐具柜里，它们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默默度过了漫长的年代，直到军事管制时期，来了一位过路的旧家具商人，碰巧注意到那只煮牛奶的深平底锅。他在锅底寻找某种标识，但他们不知他是否找到了想找的东西。当波普沃赫将装满其余餐具的餐具柜指给他看的时候，商人沉默了片刻，然后自己主动开出庞大数额的价钱，于是他们也免去了讨价还价的麻烦就出了手，只是他们的女儿舍不得跟那些银光璀璨的器皿分手——它们每天晚间就像电视机发出的荧光一样光辉闪烁，充满了整个房间。但最终她还是用这笔钱在新鲁达为自己购买了一套单人住房，剩下的钱还足够去罗马做一次为期三天的业务旅游，因为克雷霞·波普沃赫的平生夙愿就是见到教宗，幻想能在死之前见他一面。只是她没有说，是在谁死之前——是她还是教宗。

假如人的眼里有x光射线，能像x光射线透射人体那样透视大地，那么，人又能在那里看到什么呢？岩石的骨骼，土地内部器官的黏土梗节，花岗岩的肝脏，砂岩的心脏，地下河的肠子。埋藏在土地里的财宝，便像是外来的异物，诸如是移植物或是炮弹的碎块。

大丽花——天竺牡丹

玛尔塔坐在大丽花——天竺牡丹中间。我看到了她的脑袋。我朝她招了招手，但她没有注意到我。她的手在花的叶子中间拨弄，可能是在把花叶扎起来，或是在弹掉叶子上的蜗牛。她春天栽种大丽花的根茎，关照它们几乎就像在关照她的大黄一样。八月天竺牡丹开花。我真想去数一数它们均匀的花瓣。它们怎么会有如此的对称性和完美的条理性？玛尔塔说，大丽花受到孩子们喜爱总是远远超过成年人。这是为什么？谁也不知道。“成年人更喜欢玫瑰，”玛尔塔说，“因为玫瑰开出什么样的花朵总是不可预见的。”

我真希望自己已经像玛尔塔那样老。老年人看来到处都相像，构成老年人生活内容的无非是漫长的清晨，伴随着一动不动地悬在屋顶上方的黏糊糊的太阳艰难度过的懒洋洋的午后，拖拖拉拉的电视连续剧，被拉上了的窗帘。上街购物，依旧是午餐时桌旁谈论的大事。步入老境意味着盘子洗得特别仔细，而餐桌上的面包屑要收集到塑料袋里，为的是一周两次到公园去给脚旁的鸽子喂食。巴豆在夜里掉了一片叶子，老年人就会去检查它主茎上的伤口。老年人会去抖擞掉木槿那天鹅绒般的叶子上的蚜虫，会去整理餐巾，会去赞叹小菜园里的甜菜在菜畦的尽头竟长得如此之大，会袖着手听广播，而把筛分纽扣的计划推迟到明天，会为昨天送来的用电账单烦恼，目光会注视着邮差从一家走到另一家的弯弯曲曲的路线。老年人会站立在厨房窗口仰望天空，感受太阳漫游的每一个步子；为了使自己确信冰箱里不是空的，会漫不经心地打开冰箱；会小心翼翼地从年历上撕下一页页纸片，并将它们整齐地放进抽屉里。老年人常常会尽心地收藏各种门类的报纸，会往那些由于年代久远而变成了褐色、穿起来或者太窄或者太大的衣服中间放置樟脑球。

后来我想，问题或许并不在于我希望老，不在于追求年龄，而在于追求一种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可能只发生在老年。这是一种无为的状态，也就是说不采取行动去争取什么，而如果已经开始干了，那就慢慢干，仿佛关心的不是活动的结果，而是活动本身，是活动的节奏和旋律。一边缓慢进行，一边观察这个时代潮起潮落，再也不会冒险去赶潮流，也不会冒险去反潮流。这意味着忽视了时间，仿佛时间只是别的某种东西，某种真正想望的东西的幼稚广告。什么也不做，只是数房间里闹钟的敲击声，数鸽子的翅膀拍打窗台的响动和自己心脏跳动的次数，并且转眼就把这一切全忘于脑后。没有思念，没有追求。至多只是期盼节日的来临——归根结底正是由于期盼才有节日。咽下唾液，并且感觉那涎液如何顺着食道流到了某个“深部”。用手指尖触摸手心的皮肤，感觉它如何变得像冰河一样的光滑。用舌头剔下牙缝里的沙拉碎块，恍如又吃了一顿午餐那样再咀嚼它一次。耷拉、蜷伏在自己的膝盖上，从头至尾学究式地追忆某些事件的细节，直到头脑由于无聊而打起了瞌睡。

玛尔塔头上灰白色的短发在花朵中间闪着银光。根根竖立的短发纹丝不动。或许玛尔塔以为保持静止状态能战胜近日的炎热天气，或许她正在数花瓣的数目，或许花的美艳使她惊得喘不过气来。蓦地，在短暂的瞬间我知道了她想的是什么。这种思想也曾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在我自己的思想中间扩展着，终于爆炸了，消失了。我大感意外，呆若木鸡，举到了眼睛上的手也一动不动了。

玛尔塔想的是：“最美的是那些给蜗牛咬出了缺口的花瓣。最美的是那些不太完美的东西。”

重复，发现

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青草的主茎突然变得锋利，垛里的干草变得粗糙，玫瑰和树莓的刺将阵风扯成薄薄的细长条。田埂上红色的石头的边缘变尖，而在池塘上方的匕首般的芦苇打起了呼哨。世界变得漆黑一片，所有的亮光都匆忙退缩，然后突然尽最后的力量聚为闪电，来了个中心开花猛击着黑暗。那时耙的尖齿变成了凶恶、可怕的东西，挂在木板上的草叉子的尖锥刺破了空气。餐刀从桌子上掉落了下来。

我生活在我对其已略有所知的世界上。日复一日我能识别越来越多的画面、手势、动作的含意和后果，以及空气的颜色和气味。所有这一切我已知晓，我仿佛已永远失去了认识新鲜事物的才能，我仿佛已无须再学习。这种感觉显然在不断增强，起初只是些一闪即逝的预感，啊，不错，一会儿预感到会发生这件事，一会儿又预感到会发生那件事。我知道这一点，虽说我并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世界因此而拉近了，就像贴到了我的皮肤上；我仿佛觉得，世界能感觉到我体内血液的脉动，并以较为细小的树枝在风中的摇曳来模仿这种脉动。世界就是我的皮肤，而我却在竭尽所能地为忘却这一点而努力。

我们坐在阳台上，沐浴着最后和煦的阳光，不知是谁的一只手触到了桃子上，突然间一股浪潮涌过了阳台——在短暂的一瞬间，却又是在各个不同的时刻，所有的手就都出现在水果上，那只是在一刹那间的事，几乎觉察不出来。然后又出现了这个镜头的后续部分——一片什么叶子飘落到青草地上的一枚没有成熟的李子上，但只是抚摩了它一下，又继续飘走了。在懒洋洋、无意识地进行的谈话里，几次出现了“抚摩”这个词，但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谁也没有听见，谁也不明白。

那时我就想，我这是在接近某一个极点了。时钟已敲过了十二点，开始了一天的夜间部分。我想我已经开始死亡，而在此事发生之前，我将以同样令人震惊的方式看到一切，也就是从下方，从事件的几何学方面看，那时在深奥莫测的对称性中可看到世界的开头。然而就连这种知识对于我也将没有任何意义，面对这种知识我将变得手足无措，不能以任何方式对它加以利用。我唯一能做的事只是惊诧，迄今我竟然没有看到如此显而易见的排列、秩序，而且这种安排并非——如我所认为的那样——蕴藏在思维、理想、数学公式、概率运算之中，而是蕴藏在事件本身。世界的轴心是无数的瞬间、动作、手势的重复排列，一再地重复出现。并没有任何新鲜的事物产生。

毒蝇菌蛋糕

三个大的新鲜毒蝇菌菌盖

五百克干的毒蝇菌

两个小圆面包

一玻璃杯的牛奶

一小把葡萄干

一个洋葱

香菜叶

一个鸡蛋

一个鸡蛋黄

捣碎的面包干

用于调味的盐和胡椒

将面包浸在牛奶里，将洋葱放在奶油里略炒一下，加入切碎并泡湿的干蘑菇，打碎蛋黄，加入切碎的香菜叶，给馅加好调味品。把滚上鸡蛋和捣碎的面包干的新鲜毒蝇菌菌盖煎成金黄色。在一层煎好的新鲜毒蝇菌菌盖上放一层馅，再放进小烤箱里烤熟。

他和她

战争结束后，他们便作为从东部地区迁徙的人员很快来到了这里。他们彼此相爱了——空荡荡的房子、空荡荡的街道以及空荡荡的心灵，不管对于什么样的爱情都是很有帮助的。严格地说，当时尚不存在任何一样东西，每样事物都刚刚开始进入正常的存在状态。火车没有固定的时刻表，想来便来，时而还有人在夜里开枪，很难弄明白破碎的商店橱窗上方的德文招牌的意思是什么。

她那双小巧修长、精心保养、就连战争也未能毁掉它们的手，在一家用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之蛇装饰起来的药房里找到了工作，侍弄一些小药瓶。头几个月里她的工作是盖住德文的标签，写上波兰文的名称。人们称她为“硕士小姐”。在此期间，他穿着闪闪发光的长筒军官皮靴，忙于恢复矿山的生活。他们相识两个月后结为伉俪，并且分配到一幢房子，又从市场旁边的一些弃置的公寓住家里搬运家具——一个装饰着小角塔的红木餐具柜、几幅装在沉重的画框里的巨幅静物画、一张塞满了纸张和照片的书桌——她用这些纸和照片点着了炉火——还搬来了几张带有因用旧而磨光了扶手的皮椅。他们为拥有这幢房子而自得，夫妻俩梦寐以求的就是这样的房子。它那狭窄的楼梯间靠正门上方镶嵌的多色彩绘玻璃照亮，带扶手的结实的楼梯，前厅装满了镜子，这些镜子由于过于巨大而未遭受洗劫，起居室带有阳台和推拉门，一间有冷藏设施的宽大的厨房，墙上贴了瓷砖。瓷砖展示了农村风光——一架风车兀立在用细线条画成的钴蓝色风景画里，散落在池塘上方的村庄、布满了交错的羊肠小道的山脉。同样的题材每隔几块瓷砖便重复一次，给空间以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每样东西都必须有自己的专门位置，就连形态如蝎子的大理石镇纸也是放在它该放的地方。否则人们就会觉得别扭，或许就会对其不屑一顾。在这里人们不习惯以另一种方式生活。

从此以后吸引他们的总是那些赏心悦目的东西：漂亮的住宅、引人注目的最新款式的时装——它们是如此讲究，如此精致，如此优雅，真是与军人的制服、战时的破衣烂衫、斜挂在肩上的粗帆布背包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还有，每到午后他俩常走进花草丛生的园子，挖出那些他们叫不出名字的鲜花。他们将这些鲜花栽种在自己房屋四周，有如环绕着城堡。现在当他们傍晚时分玩惠斯特牌戏的时候，就能闻到馥郁的花香，而后，在重新分发纸牌的中间，他们就会上床，做爱。

他迅速得到晋升，从矿山到城里最大的企业单位——布拉霍贝特纺织厂，她当上了药房经理。他们常去斯维德尼查和弗罗茨瓦夫采购。他们经常出门散步，为的是向城市展示他们自己，也为了城市能向他们展示它本身。

他们穿着颜色鲜艳、款式流行、洁净整齐的服装，在街头悠闲地漫步，这样的行头使他们容光焕发，似乎它给他们的面孔平添了一种天国的异彩，以致瞥见他们的人们都不由自主地要在胸前画个十字，要在人行道上对这样一对夫妇顶礼膜拜。这是一对完美地嵌入一幅照片中的自得其乐的妙人儿，这一幅照片就是——世界。

起初他们都不想要孩子，他们小心翼翼，采取预防措施，甚至感到他们因此而比别的那些夫妇要优越得多，那些夫妇做爱时往往忘乎所以，缺乏必要的控制，很快便落入了困境。他们觉得那些人的生活太平庸了，一结婚就生儿育女，眼看一切都在逐渐发生变化，日常生活转成老套的程式。那些夫妇的厨房里，弥漫着牛奶和尿的气味，盥洗室里晾着尿布，起居室里出现新的永久性的固定设备——烫衣板，连同它那令人难以忍受的难看的金属钩架。那些夫妇不得不去排队买小牛肉，不得不去看医生，为婴儿的乳齿是否已经长齐担心着急。“像我们这样该有多好。”他附着她的耳朵悄声说，而她正偎依在他强壮的胸膛上，他胸口有几处伤痕，她从未问过这些伤痕的来历。她补充说：“我又怎能分割对你的爱呢？”“一旦我们不得不去爱别的什么人，我俩就很难不被拆开；这样的爱难免会夺走我们的时间、注意力和感情。”因此，在他们的床边才胡乱地扔着包装保险套的金属箔，而在盥洗室的小架子上立着冲洗器，这些都是他们控制生育的普通证据。他们因之而拥有充分的自由，成了真正的自由人。他们有自己的小汽车，他们恐怕是全市首先拥有私家小汽车的人之一。他们开着小汽车去克沃兹科，甚至去弗罗茨瓦夫；他们开着小汽车上剧院，在他们需要给自己缝制一套西服或是一套女裙装，抑或是件配有层层重叠有如起了泡沫的长裙的漂亮礼服的时候，他们便开着小汽车找裁缝量身定做。每当另一对痛感自己日益衰老的夫妇向他们问及有关孩子的事，他俩总是异口同声地回答：“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这片仍然还不完全属于我们的国土上，何必要生孩子呢？在战时发生那一切之后，在电影院向我们展示了那些集中营题材的电影之后，为何还要生孩子？”

然而他们的躯体根本就不在乎这类问题，也不在乎战争，不管他们主观意识如何，都会在他们体内不断生产出形成孩子的要素。每个月都会在她的卵巢里生成一些不完全的、不充分的生命；在他的下腹内部产生数百万潜在的生命。有时偶然间这些要素会在她的子宫内结合在一起，但她既不想怀它们，也不想哺育它们，更不想照料它们，于是它们便神秘地枯死，最终血的瀑布便将它们冲刷掉了。由此她更加明确地坚信：世界服从于她的意志，她不想要的东西，就不会出现；而一旦她想要——就会有。

因此尽管他们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但毕竟还是不断创造了一些无形体的、不充分的、未完成的生命，一些如同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还没植根于土地的生命。而由此可以推及，所有那些不能植根于体内的生命，那些没有任何上帝立足的地方的生命，它们是空虚的。但它们会围绕着它们落脚的地方打转，在神奇花园的空中无所事事地游荡，会透过窗玻璃张望，有可能会随意地躺到玻璃杯里，而当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把玻璃杯举到嘴边，它们便会流进他们体内，在那里顽强地寻找地方，自行播种和生长。它们大量存在，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到处都有它们伴随在一起，如同那颤动的不安定的光环。

在那些日子里，时光有一种像水银一样的活动性，不稳定。每天总有一些陌生人来到这座城市，有人立刻就把他们分派往被弃置的住宅。无人居住的城市无法存在下去。这里有工作等待着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学校需要教师，商店需要售货员，矿山祈盼矿工，市政厅祈盼官员。布拉霍贝特纺织厂也应运而生。这是个大型综合企业，它拥有几个仓库、专用的铁路支线、办公楼、市场两旁的住房、几家生产机器零件的工厂和几家亚麻纺织厂。火车每天吐出大量因长途旅行而疲惫不堪的移民，他们塞满了政府机关的接待室，然后手执文件去找自己的住所，很难判定他们来自何方，尤其是因为他们说的是波兰语的各种方言，或是带着波兹南唱歌似的腔调，或是带着山民的送气音——她觉得这种语调是那么粗俗、土气，有的则带着东部布格河那边轻快有节奏的声调，这种声调总是使他联想起自己的童年。

在开头的时候，有一天，两个妇女被分派到他们的房子里，他愤慨地给政府机关打电话表示不满，那里的人对他说只是“暂时”凑合着住一阵子。两个妇女来自西方，是直接从集中营来的，途中在什么地方跟家人失散了。这对夫妇得知两个妇女在集中营待过，她们回到波兰是为了过正常的生活，于是便请她们吃晚餐，还备有葡萄酒，脸上摆出一副沉重的表情。她穿了一件黑色的连衣裙，竭力避免以任何张扬的方式或色彩过于鲜艳的服饰伤害她们的感情。

但是她们，这一对孪生姐妹，样子看起来是很不错的，只是她们剪得很短的头发，她们消瘦的身躯，还有那满嘴像老年人一样残损不齐的牙齿可能会使人产生一种历尽坎坷的联想。姐妹俩穿的都是由战俘集中营条纹布囚服改成的女裙装，贴身的窄裙子，长度刚过膝盖，与之相配的是件带宽皱褶镶边的女上衣，腰间系根皮带。长筒皮靴擦得明光晶亮，简直可以照见太阳。她们那重新长长的短发涂了发蜡梳成了分头，那模样活像杂技场上穿着针织紧身衣走钢丝的女演员。两个人一模一样。

她们姐妹拎着硬纸板手提箱走进屋子的时候，她居高临下地望着她们，惊叹她们漂亮的风度。她们中的一个名叫莉莉，而另一个的名字与之类似。傍晚时这对夫妇坐着一动不动，心想，他们将不得不听所有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但她们看起来根本就不像受过严重的精神伤害，甚至不曾因受过折磨而垂头丧气。整个晚上她们从未停止过讲笑话，而在她们黝黑的脸上还闪耀着唇膏的红色。她带着厌恶之情认定，两姐妹表现轻佻，仿佛是刚从令人愉快的短途游览归来。她从近处看到，她们在条纹布料子上手工缝出了一些法国式的皱褶，由于她们身体瘦削，这些皱褶竟然显现出某种雅致的效果。

过了一段时间，当她允许姐妹俩使用她的金格牌缝纫机之后，不知是出于感激，还是渴望彼此接近，她们解开了衬衫的扣子，向她呈现她们的皮肤——她们遍体都是伤痕。

“实验，”她们中的一个说，“他们在我们身上做实验。”

“他们认为，我们姐妹会有一个共同的灵魂。”另一个补充说，姐妹二人又全都笑了起来。

她感到窘迫，不知说什么好。

姐妹俩在他们家里住了一个月，人养胖了，几乎可说是容光焕发。她们去政府部门，为自己解决了工作问题。晚上这对夫妇听到姐妹俩交谈的只言片语，就像是孪生姐妹之间常有的那样。她们的谈话语速很快，简洁得像电报的内容。她们中不知是谁常在梦里叫喊，也许是两个人都叫喊，因为姐妹俩的声音很难区分。最后她们俩还是去了华沙，想通过在墙上贴寻人启事或是靠红十字会寻找自己的亲人。

于是他们重新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他们添购了一架旧的德国钢琴，是名牌货，几乎不需要重新调音。只是有一个琴键，一个d音键是无声的，因此每支曲子都难免有点残疾和缺陷，总是在这个空音上破裂，这往往使他有些心烦意乱。而她却依然这么断断续续地弹着，为的是让她那因往药瓶上不断贴标签而弄得疲惫不堪的手指得到些休息。

生活是美好的。只是需要注意，说话不要太大声，不要说得太多；对任何事最好是不要作注解，不要作评价，不要听得太多，也不要看得太认真。要做到这些并不困难，他们彼此已足够对方分心的了，还有这幢房子、这架钢琴和花园里的花。

后来，有这么一天，一切都变得古怪起来。没有一点预警。就在某天早上，一切都变得不真实，变得与现实不一样，变得暗淡了。这种情况总共持续了二十几个小时——一整天和两个浅睡的夜晚。也许是气压降低，也许是太阳黑子爆发，对此只有天文学家和当权的人物知道。

从这个时候开始，夫妇俩经常忘记他们一整天都做了些什么。他们觉得每天的日子跟下一天都彼此相像，宛如一对双胞胎，宛如莉莉和她那一模一样的妹妹。只有从盥洗室里不断增长的脏衣服堆才看得出时间的流逝。工作要求奉献，需要忘记其他所有的一切。现今他必须带代表团去部里，或是去上西里西亚解决某些机器的问题，去解决某些加工无烟煤的工艺，去参加某些没完没了的会议和政治培训班。而她则开始学习药物学，以便最终修正战争搞乱了的药名，懂得赋予每样药品的新的波兰文名称。

而后来在她的卵巢里发现了一个李子大小的疙瘩。他们对她说：“太太您必须做钴照射，日后也许还要做手术。我们暂且走着瞧吧。”带着这个肿块，她感到情况是如此糟糕，如此不健全，使她想到了孩子。使她想到，不管怎么说，自己还是想要个孩子。丈夫要出远门的时候，她给丈夫整理行李，给丈夫烫衬衫，咬着嘴唇忍着内心的痛苦。丈夫却毫无所觉。她独自奔波到弗罗茨瓦夫去做检查，然后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家里永远是那么寒冷，仿佛在那些房间里一直在下雪，虽然大家都在说，斯大林死后出现了解冻。

一天，她坐在敞开的阳台上抽烟，晒太阳。那时她看到这个小伙子沿着街道行走。他的模样看起来仿佛不是来自这个世界——长发披肩，皮外衣几乎长及膝盖，背着军用背包。小伙子定是感觉到她的目光停留在他自己身上，因为他在花园的矮墙边站住了。他们就这样相互对视了片刻，他继续向前走去。她深深地吸了口烟。几分钟后小伙子重又出现在墙边，朝花园的小门走来。

“我可以给太太的园子翻土。”他说。

她忐忑不安地抬起了身子。

“什么？”

“我可以给太太的园子翻土。”他重复了一遍，笑容可掬，看上去活像个姑娘。他大约有十八岁。

她表示同意。指给他铁锹放在什么地方，看着他怎样脱去了外衣，卷起了毛衣的袖子。他井井有条地挖着，翻过了土壤，红色的沃土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她走进厨房，给自己泡了杯茶。在月历上翻过了几页。她走到窗前——小伙子坐在花园的矮墙上，抽着烟。他见到她立在窗口，朝她招了招手。她退到厨房的暗处。

他结束了工作，她请他喝汤。她靠在餐具柜上，望着他怎样喝汤。他的面孔光滑，看来他还不需要修面。

“据说他们可能已开放了去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他说，“我准备去奥地利，然后去罗马。”

她惊诧地眨巴着眼睛。

“你是从哪里来的？”

他粲然一笑，用一根手指推开了盘子。

“我能请求再添一点吗？我从未喝过这么可口的汤。”

她感到自己的脸红了。她给他添了汤，坐到了桌旁。

“你为什么想要离开？”

“战争搞乱了我的个人经历，”他说，“我没有双亲。我从孤儿院逃了出来，想去一个自由的世界。我听说，他们开放了边界。这就是一切。”

“你叫什么名字？”

她注意到，他踌躇了片刻，于是便确信他准会撒谎。

“阿格尼。”

“古怪的名字。”

“我也是个古怪的人。”

“我该付你多少钱？”

“太太能让我在此住宿一夜吗？”

她瞥了一眼自己着色的指甲，同意了。她给他打开了楼下的房间，就是那对孪生姐妹住过一个月的同一间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