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心没肺（1/2）

“即使诸神也无法改变过去。”

——希腊谚语

经历了所有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在清澈的奥巴里哈河赐予了我们快乐的节日后，对一个老早以前的故事作一番回忆，便再合适不过了。它淡淡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为了弄明白和搞清楚我们生活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什么，为什么要追踪我已经讲过和还要讲的，需要花点时间，回忆一下往事。弟弟生命垂危。他受尽了痛苦，开始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和耐力。他打算自杀，准备好了子弹，给枪装上了弹药，只等一个时机。

我们感到不妙，退出了枪里的子弹，把它藏到了顶楼。麻醉剂，只有让病人变得傻傻的昏昏沉沉的麻醉剂能使他稍微摆脱些痛苦。可是在上帝保佑的楚什镇里到哪去找麻醉剂呢？夜里，在狗叫、鼾声的折磨中，他就像在摆脱篱笆的钉子，正在将自己从醉鬼无赖汉和顽皮的年轻人中解脱出来。医疗站的护士小心地拿着注射器悄悄地进了弟弟的屋子。

她喘了口气，大胆地朝我和弟弟笑了笑，打开了装着棉球和注射器的铁盒，让病人脱掉衣服给他打了“一小针”。

护士因为罪过，努力地又笑了一下，祝病人晚安，便消失在黑暗的走道里了。这些篱笆和棚子走道户户相邻，院院相连。随着楚什镇里的狗叫声渐渐远去，听不见了，最终完全安静下来，我们也安下心来，轻松地呼吸着。护士平安回到了镇里的医疗站，它设在三十年代式样的木房子里。

然而这样的光景不长。夏天时，一群流浪汉从海洋上聚集到了楚什，为的是有麻醉剂的注射器和去犯罪。光棍儿、流浪汉，也是惊险故事的主角阿基姆，臂弯上夹着斧子送护士到医院，因为忙碌和弟弟的病，故事差点就和她没有关系了。

时光流逝。“一小针”的作用越来越小，护士的笑也越来越有罪恶感。夜里、坏天气时，她仍旧不顾个人安危按时前来完成已经几乎没有意义的工作。于是我打算去找邻近城市的朋友，他妻子在区卫生科工作，或许能搞到需要的药。

我没有马上走。

当时正是仲夏。在杜金卡就挤满了诺里尔斯克工人的那些白色的内燃机船从楚什疾驰而过。北方的大款们休假去了。

终于有天夜里，一艘船在楚什靠了岸。我找到了当班的驾驶员，他穿着奶油色的漂亮衬衫，戴着制服帽。我向他说了我必须得走，求他随便给个什么位置，“哪怕是在甲板上”。

驾驶员听到说甲板上的位置后，甚至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以前人们的心理——现如今没人坐甲板、木柴、麻袋和四等舱出行，这等舱早就没有了。

我明白自己让原始的本能客套搞砸了一切，便使用了希望渺茫的极端手段，掏出了一张薄薄的、淡褐色的证，它粘在硬皮笔记本下面。

用指甲揭下证件后，字母“苏联作家协会”在它的硬皮上阴暗地闪着光，里面则是湿乎乎的烟草斑迹。当时我真的不吸烟，但是烟草到处可见，嗬，传染啊！驾驶员怀疑地看着这个证，然后更加怀疑地打量着我，说：平生第一次拿着这样的证和见到活着的作家。我由于这番关注开始有些发窘，然后精神了起来。对于我个人写过什么的问题，说了两部最近在西伯利亚出版的书。驾驶员承认说没有读过我的书，也从来没有读过航海的书，但是从收音机里听过一些。这些苦役地的人们亘古以来便充满了警惕性。驾驶员以防万一又问了我，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阿斯塔菲耶夫是否是我的亲属，他在“卡林尼柯夫”号轮船上做机械师。我说，是亲属，他是我叔叔的儿子，绰号“四十”，战争中被杀害了。

又解释说，想给“卡林尼柯夫”号发封电报，可是镇里的电报机坏了，前来修理电报机的修理工们突然间不由自主地都喝多了。

驾驶员陷入了沉思。他在解决某个难题，还得快点解决掉。停泊在青色码头上的轮船已经开始松开缆绳了。

“我们有一个座儿，可是……”

我取消了对他的第一个要求。我完全可以不占座位，在甲板上站一下……

“您把自己看成什么了啊！”驾驶员喘了口气，说：“好吧，那就一个旅客坐双人舱吧。交了钱就走。多舒服，大款！我们给他付差价。您可别说出去啊……”

驾驶员带我到收款窗口，又去叫醒了女售票员。

我警觉地听着下面机器的轰鸣，船长桥楼里传来的认真低沉的各种指令，紧张地盯着使轮船和码头隔得越来越宽的那道缝……

离城市已经不远了的时候我醒了，我得在那里上岸。阳光透过百叶木窗，淡淡地洒下一片斑驳。

舱门边有位健壮却身体苍白的男人，穿着白色的毛织短裤，腰上接头处有点泛黑，在认真地做操。

“早上好！”他背对着我精神十足地高声说道。我没有马上明白他是从门上的镜子里看到的我。

“本想吵一架的，可是……是个不吸烟的旅客，还是个作家……”

他精神十足地说着这些话，一边做着运动，丝毫也不气喘。看，又开始身体前倾，把微翘的臀部甩给了我，甜腻的毛料短裤紧紧地绷着他的“阳物”。我不知道为什么忍无可忍地想照着做体操人的“屁股”踹一脚。

舱主仔细地洗漱了好长时间，又用更长的时间擦干玫红色的毛巾，在镜子前照来照去，自我欣赏，活动自己的肌肉，一边用手掰开嘴，好像觉得牙有什么毛病或者是已经习惯了作怪相。他从桌子下掏出瓶白兰地，一个大酒杯，像只鹅蛋，向里面倒入了琥珀色的液体，然后捧起一杯，喝了几小口，漫不经心地将几瓣橘色的橙子扔进了嘴里。

我看着，感到奇怪。这个人可真的是在哪有了文化，我们呢，也是些一副土头土脸混进知识分子行列的人，这样合适吗？应该文明地大吃大喝，否则就太荒唐了！我们不会打造雅致，不会纵酒作乐中无拘无束的随意。人们那特有的精致的教养，甚至就像对过度生活和安康的厌倦。

我的好友们每逢首都的喜庆日都会聚拢在饭店的单间。抽着烟，嚷嚷着，用唯一的茶缸子轮流喝酒，有人机灵地从卫生间拿来涮杯盆。人们麻木地大口喝着昂贵的白兰地，狼吞虎咽地吃着橙子，有时洗都不洗，没有时间，因为得大声地嚷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嚷嚷它对祖国文学总的危害影响，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因此，不会有人发觉也不会有人记得喝了多少，夜里是向谁花了多少钱买的，是就着什么水果喝的。

早晨，胆大的机灵鬼会去讨好女服务员，把十卢布的纸币塞给她，因为弄脏了房间，砸碎了最后一个酒杯，后背撞掉了墙上的挂画。

舱主不慌不忙地开始穿衣。新袜子、新衬衫、新的灰色毛料裤，上面带着白得像肠虫的吊带。穿上这些，就是啪的吐一口痰嘛，可是他拖拉着，享受了半个小时。用鞋刷刷完鞋，纯褐色甚至于淡红色的鞋，他刮去鬓角稀疏的汗毛，拍打了下肉色秃顶上的细毛。我懂了，这才是他今天生活中担心的主要事情。

他一边做着这些，一边呷着白兰地，还不住地絮叨着，随口说出了在和五金部旅行团“出国航行”，以及局里的四个战友正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着他呢。当提到了在“灯光”（小型的“叶尼塞河灯光”饭店）的相遇后，他已经过些天就去巴黎了。“巴黎的美女啊，哎哎哎！”

“没去过巴黎吗？可……惜啊！不想来口白兰地吗？……”

“我喝家酿酒。”

“您咋这么凶啊？懂了，不走运；懂了，太累了。您真的是作家吗？对不起，外表看起来……”

“您知道，我遇到的所有的作家啊，他们全都不太像的……”

“哈，哈，哈，哈！我看重机智！……”

“哪有什么机智可言？”

这个男青年，他很敏感，善于避开预感到的不妙。他换了一种推心置腹的亲近语调，说：

“读过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第一圈》吗？”

“没有，没读过。”

“您说什么啊？！”他不相信地说。“您是行得通的啊。”

“不，行不通。”

“当真，哼……”

“钻被窝里偷偷地读，和老婆咬耳朵批评当局，在兜里攥拳，我觉得对于自己这个退伍军人和俄罗斯作家来说是种侮辱。因此，我不用什么‘当真，哼……’，甚至不听夜台（收音机）。”

“也没有用啊！瞧着吧，但愿有个新样儿啊！如此看来，人家说文学落后了也不是白说了……”

“落后于生活？”

“就算是吧！”

“生活的秘诀就在这里，小伙子，它，就像是霍乱，起初是落在后面的，但肯定会赶超上去的…………”

“巴黎人”厌烦了，我转身张望着窗外。整个冬天，我们带来着新的生命，“巴黎人”悄悄地偷走妻子的两三份计件工资，把钱存入储蓄所。他在留言里奉承上级，赖掉了给瘦弱的北方弱视男孩的极地补助，那个孩子因此没有了自己的脂肪和维生素。色鬼冬天时一粒粒地啄食，好打造自己“奢侈的生活”。

于是就打造好了！一把糖块不经意撒满了桌子，小橙子星星般地裂开着，“花早已干枯，失掉了芳香”[1]，他闲躺着，抠抠这儿挖挖那儿的镀金小玩意儿闪着光芒，瓶子口用痛苦的塞子塞住了，以防酒香外泄。

酒杯没有立起，侧倒着。酒杯里的白兰地像生鸡蛋一样，不能舔着喝，不能大口地喝，只能吸吮。我真想呕吐，这个苏维埃的小老爷大概还好，习惯了。嗬，我们国家的成就多么的大啊！嗬，我们升到了多么高的才智巅峰啊！

这个失去自我、缺乏我们文明造就的人，曾是或者还是个可爱的人，曾几何时行进在少先队员的行列中，齐声高唱：“我们是少年先锋队员，全都是工农的孩子！……”然后吃着土豆，吃着胡萝卜，得到了技术学院的奖学金。他疲惫的、不言不语的母亲或者带着孩子、被男人抛弃的姊妹则在某个科斯特罗马或者阿尔汉格尔斯克破败的乡村，不然就是在叫做扎托诺耶工人新村边上度日或者过上一辈子。她们活着就是为了连最小的孩子也要成才，使他“成人”。

这些人已经不去送葬，无论步行还是开车。知识分子会在“圣母”圣像前燃起永恒的蜡烛，它们是从故乡带来的。他会在妻子同意下喝醉，会听录制的教堂音乐，轻易不往衬衫上落泪。躺下入睡时，忧郁地呜咽：“唉，唉，唉，生活，狗日的诺里尔斯克冒烟的烟囱……妈妈乞求安魂祈祷，可是哪有教堂呢？在这永远死去的冻土上吗？……”

“或者不管是谁落后于谁，那也总有得可追。这样，社会才不会衰败。您也听说了吧：兔子没人追的话，会死绝的。”舱主继续了充满理性的谈话，他兀自做了些准备，进行了某种自我治疗。

“令人震惊的发现。或许不是最好的，但整个理性时代最狡猾的文学因为简单的原因什么都不想赶超，就怕露出原形。”

“您是辩证法学家吗？”

“别提那个啦！我的辩证法真的不是黑格尔式的，我是通过亲爱的父亲和导师的讲话领悟了辩证法的。瞧，在这儿，”我用脚后跟踏了下船舱地板，说，“小伙子，在家乡河岸和实践中，实现了他的召唤：‘干部决定一切！’小伙子，您看看，不是人民，不是个人，而是干……部！总是哪里哪里的，可这个辩证法就是在你们的太阳城得到了最灿烂的实现……”

男青年面色黯淡起来，脸上的红晕一下子褪掉了。他烦躁起来，手插进衣兜里拍打起自己，又瞪大了眼睛好像要找什么东西。这个人真能堵我们还没堵完的碉堡口！这个人真能捍卫朋友，捍卫邻居！这个人真能改变世界啊！

我的邻居又出现了，充满了活力、友善，就像被叶尼塞河风剥掉了层皮。他从枕头下面掏出了一个小的电影摄影机，有个机枪似的小孔，朝着开着的窗户嗡嗡了一阵。因为没有人说话便窘迫地提议到饭厅去：“那有饭菜，确实……”我回答说没有去饭厅的钱，我会挺到目的地码头的，那里我朋友有自家菜园，有不花钱的土豆。

“好吧，这点钱都没有。真是的，听说肖洛霍夫有几百万啊！”

“小伙子，您的消息不准啊！有几百万，这是那些侦探小说家啊，譬如，瓦西里·阿尔达马特斯基。”

“阿尔达马特斯基？阿尔达马特斯基？他写了什么？”

“《阿巴依之路》。”

“啊，啊！是呀，是翻译的小说。按说我是喜欢外国文学的，比如，法国的。没事玩玩文字。kecь-kecю,cьe?[2]”他露出了刷得干干净净的牙齿，说道。

“就像布杰尔维里先生唱的是咱家乡的《松明》[3]歌，彼季帕[4]去指挥的就是特列帕克曲[5]！……”

“这是沃兹涅辛斯基写的吗？”

“您是怎么猜出来的？”

“强烈的节奏。还有激情！激情！”

“是啊，他在咱们国家当真论得上有节奏。叶夫图申科也是节奏行家嘛！总是撕扯开胸前的衬衫！衬衫可是别人的啊，真的，是个壮小伙子。”

“你们认识？”

“上帝不给机会啊。”

尽管做体操可还是胖乎乎的小伙子向甲板蹿去，他腿快地带着一群女孩和弄得嗡嗡响的电影摄影机跑过了窗口，边跑边把手伸进窗户抓了瓶酒和两个橙子。甲板上传来了喊叫声、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甚至鼓掌声。

我的邻居被白兰地和玩乐弄累了后回到了船舱，躺在枕头上半眯起眼睛。我的床铺已经收拾好了，女服务员这会儿却好长时间找不到我根本没用过的毛巾。卷成一卷的床单搭在沙发背上。女服务员一边忙着，找着毛巾，一边不时地充满了怀疑地看看我。我想起认识的一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作家从四层跌到楼梯平台上，屁股撞碎了木条凳。他自己甚至都没有划痕，侧面口袋里的一瓶白兰地也完好无损。他的第一个念头非常接地气，令人吃惊的简单：“真是的，还得赔偿凳子……”

我的思绪也是在围着毛巾打转，甚至想要赔上多四倍的钱，好不让好心肠的驾驶员挨训：“瞧，你弄了个什么家伙到舱里啊！”那个到巴黎-阿达马诺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下面的一个码头，旁边是少先队夏令营里的诺里尔斯克的孩子们，他们受到了某种核污染，娇生惯养，北方的那些“巴黎人”在养足精神，积蓄着力量）前都是我的邻居，我的到达阿达马诺夫前的“巴黎人”会问：“黑利[6]，厄普代克[7]会偷毛巾吗？”

一个小姑娘像只白胸脯的小燕子一样有一两次跑过窗前，头发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她晃动着扬起的头，欢快地哈哈笑着。每次她闪过窗前时，我邻居的眼皮都会抖动，苍白虚弱的鼻翼也像野兽似的向里翕动着。

是……呀，我强烈地破坏了诺里尔斯克知识分子们文明的休假，强烈地！

“听着，小伙子！这个岬角后是个岛，后面还有一个岛，然后在河岔子拐弯，我和您就会在那告别，请原谅带给您的不便。但作为您问了我那么多问题的交换，我想问您个问题。您总是和我讲诺里尔斯克的奢侈生活，讲玫瑰园、游泳池、薪水、水运和空运的水果，甚至法国的卫生纸，上面还有色情画，可是没有一句话讲到这座城市，就是它的历史……”

男青年眼都没睁，仍然躺在那喘着气，耸了耸肩膀，说：“它难道有历史吗？”

说完了！再没别的话了。有个结过婚的城市诺里尔斯克，也就是加拿大的特鲁多[8]总理在市民政局登记结了婚，应该由着他的性子。应该向特鲁多乞讨小面包，就用黄金换吧。这可不是苏联农庄庄员给您的，可以什么都向农庄庄员，却什么都不用给他们。特鲁多看到了有许多喷泉、宫殿和纪念碑的城市，艰难却有着高薪生活的城市，现代交通工具抛弃了数以百计的村庄和叶尼塞河流域破败的老旧小城，载着至极的美味和时尚向其飞驰。但是也有他不想说也不愿想的城市，那里信息爆炸，先进社会的现代建设者看不起文学，因为它“满后于生活”。这种生活里的人们才真的是空谈、做决定、鼓掌、跳舞、喝酒和歌唱大大地多于写作。

就是，就是的。但是这个现代生活和光辉未来的创造者“读完了”中小学，在技术学院里也“考试通过了”我们过去的辉煌的文学。对于舒适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他都读完了，得到了。

他城市的历史让他感到难堪，没法忍受。可能会头痛城市的历史，你会因此开始沉思。可是这个色鬼并不想沉思什么。为什么呢？他在等待美女小燕子飞进船舱，我却在纠结“历史”。

啊，纠结于哪门子的历史呀！

我们弟兄三人、爸爸和姓维索京的流刑移民在叶尼塞河上捕过鱼，旁边是杰米扬诺夫-克柳齐镇，它在伊加尔卡市上游五十俄里。仲夏过后，我们很快就被偷了。在泰加，三十年代初在扎波利亚里耶架设线路的邮电通信人员建成的小木舍，甚至都没有上锁的门栓，因为没有歹徒，可是却被偷了。

从偷走的都是食物、带子弹的枪和衣物来看，很容易明白，是诺里尔斯克人偷的。当时把“诺里尔斯克人”叫做冻原[9]来的逃犯，他们在那儿建了座陌生的很少有人知道名字的城市“诺里尔斯克”。建设者铺设了最北的铁路——从杜金卡到未来的城市。这条路立刻就出现在了所有的地图上。各所中小学的老师和学生都高兴地用手指戳着它，激动地谈论着它，就好像是他们自己建设了它。不知道也不再想知道更多的了。

从春天到深秋川流不息的驳船队向北方运载着各种设备、机器、伙食和生鲜商品。“囚犯”一词是后来才有的，当时委婉地把他们叫做特殊移民、特种兵、被招募的、被押送的人，以及一些花哨的、神秘的称呼。囚犯散关在轮船和驳船的底舱里。北方的叶尼塞河，风暴强猛，巨浪滔天，但是有押解员。胆小鬼和下流鬼不敢打开船舱，卸船上岸后轻松高兴得就像到了天堂，到了享福的新大陆。

北方流传着一个比一个可怕的传言，但是那会儿的时代真的是像说的那样：“不要相信您的眼睛，要相信我们的良心”，人们怀着孩童般的信任听着它们。

但是没有无火的烟，也没有无烟的火！跟着诺里尔斯克人的传说，慢慢地就出现了诺里尔斯克人。他们起初只是在叶尼塞河畔公开现身，衣衫褴褛、胡子拉碴的，被蚊子叮咬，满身疮痂，感冒咳嗽着，饿得两眼塌陷。

他们顽强地、坚忍不拔地沿着河畔向上游走啊，走啊，在泰加弄到什么就吃什么，也靠渔民、猎人和路人的施舍充饥。他们绕过了一座座城市和一个个大乡镇，躲开了强盗、偷窃和抢劫。古人还守着条没写下来的西伯利亚规矩：“不问逃犯和流浪汉的来头，只给饭吃。”

三七年时，英明的惩戒营领导实施了条措施：逮住和交出诺里尔斯克逃犯，奖赏一百卢布奖金或者赏金，它们因此被隐晦地称为犹大的银币。

特殊移民、本地矿工，最主要的是那些老古董都没有被腐臭的鱼饵“钩住”，他们在泰加的林中隘谷、在流放地和监狱里领悟了一条条的规矩，它们严酷、很少被捍卫却是命定的地球规矩。可是那些招募来的家伙、贪财鬼，已经接受各种贿赂的腐化分子，还有纯朴的北方各个民族——多尔甘人、恩加纳桑人、谢尔库普人、凯特人和埃文基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便开始抓捕“人民的敌人”，把他们送到军队的各个哨位，它们都设在水很深的河口。

押解员和巡警因为烦闷、虱子和住在狼窝一样的地下土窑里，变得像野兽一样。他们凶狠地毒打抓住的人，将他们送回各个“工程段”，那里的快速法庭会因为逃跑一次加刑五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位英雄则和异族野人酒鬼靠着飞来之财，直喝到流出绿色的鼻涕——廉价的酒，热情高涨、麻木的时代。

仲夏时节，沿着寂静的叶尼塞河驶来一只木筏，上面立着个十字架，像钉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样，一个瘦弱、赤裸着身子的男子被用生锈的钉子钉在架上。他的胸前挂着一块小木板，板上用彩色铅笔写着：“寄生虫为了一百卢布献身，谁还想多要？”

这是个挑战。战斗开始了。从一个镇子到另一个镇子，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到处都是传言：“塔利尼奇诺内岛上的多尔甘人一家被杀光了。”“女孩被强暴，乳房被割。”“浮标看守人和妻子在房舍里被烧死。他进行了回击。”“诺里尔斯克的一群渔业工带着步枪甚至还有机枪去了伊加尔卡，包围了城市，眼看就要有事了。”

村村镇镇、渔业大队都武装起来，上好门锁，不让孩子们单独进林子，妇女们结伴去割草和采集野果。

传言，都是传言！我们的地球是在它上面，可是现在还不能太信它。

这就是我们在杰米扬诺夫-克柳齐镇的小木舍和收到的东西。里面发生的事在当地算是骇人听闻了。在波洛伊村的铁匠铺锻制了挂锁的门鼻子和闩门的门环，从店里买了把挂锁。于是泰加林区的小木舍已经不是简单的泰加式的了，它成了能藏人的密室。不过那把锁防备的不是林里的流窜犯，却是自己人……

夏末时像通常一样睡不好觉，我们有四个早晨都没精打采地起来下网捕鱼。大家冻得缩成一团地从小木舍里一个接一个地探身出来。天已经亮了，八月里稍纵即逝的黑夜才刚刚开始。初霜降临了，周围静止了一样。小木舍白色的台阶上落满了黄色的树叶，像一枚枚刷洗过的五戈比的硬币。松鸡在小木舍后的松林里欢快响亮地鸣叫着寻找雌鸡。最后一些受了冻的雪松果敲打着树干掉了下来，四周响起飞龙鸟忧虑的叫声，湖上传来潜水鸟群飞走的忧伤的呜咽声。

漫长秋日的第一道熹微，第一口冷气触碰了泰加，浸入到它的深处，我们的捕鱼活很快就结束了。

传来一声短促的吆喝，我想是爸爸在叫我了，便赶紧沿着小路下坡向河边走去，迎面看见了维索京和爸爸。看到他们时不知为啥并没有马上感到有什么不妙，刚刚睡醒还对他没什么感觉，也不害怕。爸爸和维索京应该在小船上，收拾船桨、钓竿、修补渔网的针、备用锚箱和所有要用的东西工具。显然是有人路过要来我们这儿，他们就回来了。维索京的圆脸不知为啥惊惶失措的。爸爸穿着雨衣，下摆扫到长满苔藓和青草的浅滩地上，留下了一条霜印。他忙乱的脚步缓慢地交替着，好像他没有动步，只是雨衣一翘一翘、冻僵了似的向前闪动。

爸爸盯着空地，一眼不眨地走了过去，一句话也没和我说。喝醉后，我父亲常常就是这样生气，不睬人。我甚至从小路上向后退了一下，让他过去。维索京和父亲身后跟着两个人。年轻的那个男人，麻脸上有好多抓伤，两眼明亮，挂着泪痕，一撮眉毛由于出血干成了硬块。他整个外表都破衣烂衫、脏兮兮的，抓伤的麻脸上明显地长满了小痘痘，让他一副凶残的样子。可是他长长的脖子，像孩童一样的无助，春草色的眼睛，滑稽的眉毛，结着乌黑疮痂的嘴唇上的飞沫——这一切都说明着他的随和，或许，甚至是这个人温柔的个性。

但就是这个人向前斜提着把单筒猎枪，扳动着扳机。他后面的男人，胡子乱蓬蓬的，脏得要死，像是澡堂擦澡的树皮擦子，早该扔了。他脚上包裹着破渔网烂布，啪嗒啪嗒地快步走着。眼睛眨闪了下，灰色的头发，凌乱不堪，受过枪击，蚊虫叮咬，沾着剩饭，多半是松子壳。他步履沉重，前倾着身快步上坡，可是快不起来，他已经疲惫不堪了。

我内心震颤了一下，立刻怔住了，心像铅锤一样掉底了：“诺里尔斯克人呀！”

我疑虑地打量着小路上一个接着一个走来的这帮人，走在最后面的米什卡·维索京莫名其妙地带着笑容。好奇怪。我细细地端详后，发现笑容是凝固的，米什卡脸上的一切：嘴唇、双眼、睫毛都僵硬不动。他在不由自主地拖着腿走，拖着自己走，自己却没有感觉，不知道是在走还是在飘。

我立刻感到自己也开始莫名地堆起笑容，可是动弹不了。大胡子走过我的时候，扭头挥了下手，随口喊道：

“喂，喂！小伙子，不要锁门！”他朝佩坚卡喊了起来，佩坚卡正在把锁插到门鼻子上。他怎么都插不进去。佩坚卡离开门，一手拿着锁，一手拿着钥匙，耷拉下脑袋。他好像觉得，假如他来得及锁上房舍，那是谁也钻不进去的。

维索京和父亲已经垂手站在台阶边。麻脸男子显然犯了什么事，不久前他还是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年轻人，因此他那张粗糙得发黑的脸——鼻子、脑门和脸颊上，一点胡子荐也没有，脸刮得一片青白。他起身远远地对着屋门，枪的扳机特别的小，向后拨开着。是把过时的破枪，只要一扳枪机……

我开始害怕起来，吓得后来的事情都记不住也说不出来了。好像把我浸到水底，就地转得头晕目眩。佩坚卡这会儿手里把弄着锁头，喀嚓一声把锁头锁上，再拧动钥匙，把锁头打开。维索京按口令似的老实地站着，特别笨拙。米什卡仍旧满脸微笑，爸爸努力地想记起什么，譬如，喜爱的醉酒名言：“权贵穿皮靴，咱们穿毡鞋。”

大胡子男人一边用裹脚布的乱毛抹去我们的脚印，一边跳上白色的台阶，从佩坚卡手里抢过锁头，扔到了小木舍旁的碎劈柴上，上了冻的草刺把劈柴扎出了好些窟窿。佩坚卡向后打了个趔趄，眼看要从台阶上摔下来，维索京从后面一把托住，扶住了他。木舍的门大敞四开。我好想说：“要冷的呀。”木舍里待着客人。我们站在门边，没精打采地想的还是：“唉，屋里的热气要跑完了，得烧热啊！”我脑里琢磨着。大胡子男人出来站到台阶上，像普加乔夫[10]一样面对众人，他长得也有几分像普加乔夫。

“枪在哪？面包呢？”

“我们被偷了。枪都被扛走了。”爸爸清楚地、一字一顿地答道。

“面包还没来得及回去拿。”维索京接着爸爸的话说道。

“维索京在说什么？在说什么……要是他们爬上顶楼呢？我们的面包在那儿啊！他忘了吗？忘了吗？会被打死啊！”想要纠正长辈的错误，供出顶楼，但是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既然维索京这样说了，那他就是相信我们。

“面包都在桌子上。”维索京补充道。而桌子上只有我们剩下的半块面包，用桦树皮盖着。

大胡子打了个手势让大家跟他进到木舍里。我们进去了。规规矩矩的好像外人一样坐在板床上，上铺是男人们的，我们三个小孩在自己的铺上。木舍里有些暗，米什卡的笑容看不大清，渐渐地变成了抽搐。他的颚骨走形得越来越厉害，男孩的脸抽搐着伸向一边。我们坐着，闲得吧嗒着脚。佩坚卡两手扶着板床，样子像是准备随时跳起，冲出去做点什么。

“我们得捕鱼了。我们是工作的。”父亲不知为什么鼻音很重地开口道。“请说，你们需要什么？”

“太想抽烟了！”麻脸青年出现在门口，把上膛的枪靠在门框上。父亲把烟袋递给了他。

“您怎么？这么待自家的兄弟？……”他怪罪地摇着头。

大胡子已经折断了好几根火柴。

“狼才是兄弟！”他随着吐出的烟圈从胡子里咯出口痰。匆忙间搓卷的纸烟，湿湿的，在他的嘴里散开了，烟丝顺着胡子掉了出来。

跨坐在门槛上的青年也着急地抽着烟，但是他卷的烟太平实太紧。看到他的烟卷根本不能吸了，他便把它给了父亲，自己又卷了一支，然后把烟袋里的所有烟丝都倒进了口袋，不作声地把烟袋还给了父亲，手心里攥了盒火柴。

“还有马合烟吗？”

我们立刻一起抬起了头。大家头上爸爸床铺旁的墙上，用索环挂着一个白色的袋子，扎紧了口，里面就是火柴和马合烟。

“拿下来！”大胡子命令着佩坚卡。小伙子像黑水里浮出的茴鱼一样抓住白色的浮物，从钉子上猛地扯下了钓线绳。

麻脸青年看都不看地将装着烟的布袋扔进了自己的麻布袋里，他的破麻布袋里还有做好的曳索绳。

“脱鞋！”大胡子命令维索京。维索京窘迫地挪动着铺下的两只脚，上面穿着新胶鞋。

“您这是干什么呀，小伙子！我们是渔民呀……让我怎么……”

“脱鞋！”大胡子突然间挥手戳着维索京的胸。佩坚卡突然闪到一边喊叫起来：

“啊呀……呀呀呀！……”

大胡子的戳打好像打破了几分钟前束缚他自己的窘迫，他吹胡子龇牙，骂骂咧咧地在房间里折腾起来：开始乱扔我们的铺盖；钻到床铺下扒出干草碎片屑；扯下挂钩上佩坚卡的棉袄往身上穿，穿不上就揉成一团扔掉了；抓起床头上的裤子、衣服，飞快地穿在身上；站在地上破烂衣服堆里，急不可耐地一个个地挑试着，好让两只脏脚舒服起来，早点穿上温暖、干爽的鞋。

“给！”

维索京朝大胡子脚下扔去一只鞋，然后又扔了另一只。

“噎死你！”他看着维索京，充满着被激起的仇恨，大声地说。爸爸马上试图缓和这一愚蠢，他经受的生活和人的摧残远多于维索京。他温和地嘟哝着什么，开始帮我生炉子，为啥不生火呢，咱的炉子啊？！柴火像火药一样，桦树皮要多少有多少，它们烧得炉子呜呜地响了起来。两个诺里尔斯克人向它靠了过去。

“哼，裹脚布！”

维索京解开裹脚布留在铺上。这会儿，尽管他只是脱掉了鞋子，可是他光着的大脚让他看起来像是脱得精光，没鞋也没穿衣服。他赤着的两只大脚，瘦骨嶙峋的。顺着脚，淡蓝色的青筋斜露在脚面上，看着又凄凉又可怜。大胡子直接坐在木舍的地中间，咔咔地穿上了鞋。他起身试着踩了踩，像小孩子高兴得了新东西一样，跺了下脚，呲牙笑了。于是他的胡子里闪起道白光，他的牙很健康，没有坏牙，就是说在北方时间不长，还没得上坏血病。

“喂，行了吗？完了吧？再没啥拿的了。我们得去捕鱼了。”

“别吵吵，爷们，坐下！”麻脸青年拿起枪放在膝盖上，平静地命令维索京说：“让一个小伙子弄点鱼来，另一个弄点柴火，再一个把炉子烧旺。你自己好好坐着，别搅和事儿！我不是押解员，不会开枪警告的。”

“炉子烧着呢。别互相吓唬了，这里没有逃兵。”维索京吼了起来。

“哼，你个说客！”

“还是个勇士……该送他去诺里尔斯克，送井底去。”

傻瓜佩坚卡拿来了最好的油腻腻的小鲟鱼，它们埋在河岸上的桶里，大胡子却大发雷霆。

“这也叫鱼啊？！谁吃这种脏物！看，全身都是刺啊！”

“你忍忍吧！”他的同伴抬了下手。“爷们，没有狗鱼、鲶鱼吗？”

“这样的东西多得很！”

佩坚卡跑去拿来了腌的咸鲶鱼和尖嘴狗鱼，狗鱼有一块劈柴那么大，开了膛的肚子软塌塌地晃着。

“这才是好吃的烤鱼啊！”诺里尔斯克人满意地搓着手说。“习惯了。鱼有油吗？”

“有油，只有鱼肝油。”

“这更好了。已经开始出现蚊虫造成的失明了。我们落到了这步田地。”

“会有好着落的……”

他们好不容易等到了烤盘里的东西烤好了。吃着半生不熟的鱼，盐也没有都泡掉。他们在那里贪婪地吃着一块块鱼，小伙子把枪放在两膝中间，枪机扳起着。他俯身靠向桌子时，枪口就顶着他的下巴。我啊，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我们大家都等着，害怕突然间射出一枪，打飞小伙子的头和他还没咽下去的鱼。哼，那大胡子也活不成了。维索京一巴掌就能把他扪死。

炉子上的水烧开了。我们辛劳的桶式水壶，熏得黑黑的，水嘴管子欢快地喷着热气。

“来吧，来喝茶吧，事情已经这样了！”维索京说道。他穿上只破鞋，我们平时捕鱼后在屋里直到起风前都穿着它。维索京从钉子上取下茶缸子，在桌旁张罗着，好像没注意到身边的任何人。

“喂，挪一下，亲爱的客人！”

“要有美妙的伏特加配着佳肴多好啊！”吃得困倦无神的大胡子诺里尔斯克人闷声闷气地说。

“还得加上个婆娘呢！”我爸爸对这个可拿手了，他调皮地眯缝着眼睛接茬说道，然后毫不迟疑地倒了满满一茶缸子的茶。

“啊哈……哈哈……”诺里尔斯克人高兴起来，笑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可是粥还在响着吃奶的呼哧声，来的人便开始朝地上擤鼻涕、吐唾沫。

维索京皱起眉头，我们的木舍一向干干净净的。

“在波洛伊村。”爸爸朝窗外点了下头。诺里尔斯克人不解地盯着他。

“在波洛伊村又有婆娘，又有酒，我说如果朝后走，去后面的卡拉西诺，你们也找得到。”

“那儿还有村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你去吧，毒蛇！”大胡子诺里尔斯克人伸出根手指威胁了下爸爸。

“不在克拉西诺，不在波洛伊，在其他地方反正也会遇上的。”维索京愁眉苦脸地结束了自己的话。他已经平静下来，似乎无意地看了眼窗外。

“啥？”拿着枪的诺里尔斯克人喊了起来。“那里有啥？”

“嗯，啥也没有……”

“哼，狗日的……”两个诺里尔斯克人骂骂咧咧的，急忙出去了。

他们把没吃完的鱼往废铁锅里一扔，还有面包块，问哪里有盐，装满了一袋，然后命令我们两个小时不得走出木舍。“他们的同志们都在灌木丛里呢。”他们急忙上路了……

我们把诺里尔斯克人生满虱子的破烂衣服和鞋套扔进了火炉。烟囱里冒起了黑烟。大圆炉子和炉道冒着一股煤烟味。

佩坚卡在霜冻的草地上找到了锁和钥匙。我们锁好门向小船走去。维索京穿着破旧不堪的鞋，像是从脚上开始毛没拨光的山雀。男人们都不敢正视我们的眼睛，默默地把我们的船推下水。小船又快又轻，船舷和船底上的霜已经化得看不清了。装好桨叶，修整好桨叉。检查完是否东西都带了，夜里，我们都默不作声、互相谁也不看谁、慢慢地驶离岸边，沿河行驶而去。夜晚，充满了和解和某种疏离、冷淡，有着似乎远离水面的白茫茫的陆地。

亮天的时候，我们驶出去了很远。沿着深入到叶尼塞河的佩夏内岬角有两个人影，慢慢地远去。瞧，地平线上冒出了一只快艇或者小轮船，人影一动不动的，可马上就消失在沿岸的河柳里了。

……我们的小木舍门上有了一个打制的强力门钩。

漫长的九月的夜晚，周围一片漆黑，只有炉子不停歇地吭唷着，好像在轻松地爬山，小木舍的门颤动起来，门环里的铁门钩晃动了一下。

男人们的故事五花八门。维索京知道好多传说。刚好在给我们这些小家伙讲到可怕的、骇人听闻的事，我们吓得连核桃都不敢磕了。

大家一下子都朝门盯了过去。门对面是一个夏天烧黑了的铁炉子口，炉口闪着火光。于是不仅是门钩，就连那些黑黑的各种各样的裂缝也都看得很清楚。

门钩又轻轻地颤动起来，在门环里跳了一下，但是仍旧完好地钩在里面，没有从门环里跳出来。

“谁？”男人们小声地问道，一边从床头下操起斧头，小家伙们则抓起刀来。我们已经这样商量好了，如果诺里尔斯克人再闯来，男人们就站在门口两侧，我们蹲在地上，让他们进到黑暗的屋里，不管他们有多少人，都会剁成肉酱！

门后没人回答，也没动静了。

“谁？”维索京更大声地重复道，一边打手势示意我们不要大声地抽鼻子。当然，就是他不示意，我们也屏住了气。我、佩坚卡和米什卡可能因为屏住了胸口的呼吸，忍不住地想要咳嗽。咳嗽已经升到了嗓子眼儿了。

“请放我进去吧，好心肠的人啊！”门后有人轻声地说道，声音里听得出紧张和惊恐，充满了一颗无家可归的心灵永远的苦痛。

“你是谁？”

“我是逃跑的。”

“越来越不轻松了！”

烧焦的木头在炉子里滚动、散落，劈啪作响。木舍里光线昏暗，听得见外面的雨声，窗户上组合玻璃的啪嗒声。

“窗户！在朝我们窗户打枪！”

炉火又旺起来了，漏缝的炉门里开始跳动黄色的火苗，烟囱两侧满是燃烧的草茎。

“应该把炉子浇灭！”米什卡小声地说着，蹑手蹑脚走近茶饮，它放在炉边，散发出略苦的霉味，是典型的茶藨子灌木和金丝桃树根的味。父亲抓住去往炉子的米什卡，把他塞到了自己背后的黑暗处，好像无意地用斧子碰了下落叶松板墙，粗声地，也是恳求地说道：

“走吧！走！……”

“请让我进去吧，好心肠的人。我要死了。”逃犯的话说得一字一句，极其亲切，心平气和。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痛苦，只有真的濒临死亡的人，或者伟大的演员才能领悟这种痛苦。或许逃犯就是个演员？天晓得，听说，在诺里尔斯克什么样的人都有。

“别开门！”三个孩子的嘴都冻木了，一起低声说吧。

可是谁会听孩子们的呢，特别是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

“这儿已经来过外人了，都偷光了，抢走了。没什么好拿的了……”我爸爸出声了。我听出了他声音里的犹豫不决和缺乏自信。

“你们来这的！”维索京接着更不自信地问道。“你们是几个人？”

“一个人，我是一个人！”逃犯的声音听起来在下面某个地方，也没有马上听到。我们猜他从门把手往下出溜到了台阶板上，躺在门下面。“没抢……我不抢劫……我不趁火打劫……”声音中断了一下，“我在被世界和上帝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