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2/2）

“你上哪儿去了？”上校问道。

“转了会儿，”妻子说罢把杯子放回水缸旁边，看也不看丈夫一眼，便走进卧室去，“谁能料到雨来得这么急。”上校没有搭腔。宵禁号一响，他把钟拨到十一点，然后合上小玻璃门，把椅子放回原处。

他看见妻子正在做晚祷。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上校说道。

“什么问题？”

“你上哪儿去了？”

“我在那儿聊了会儿天，”她说，“好久没上街了。”

上校挂好吊床，关上屋门，喷了杀虫剂，然后把灯放在地上，上床睡觉了。

“我了解你，”他难过地说道，“一个人要是不得不说假话，那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妻子长叹一声。

“我上安赫尔神父那儿去了一趟，”她说，“我拿咱们的婚戒作抵押，求他借几个钱。”

“他怎么说？”

“他说拿神圣的信物换钱是罪过。”

妻子在蚊帐里继续说：“这两天我一直盘算着把那架钟卖掉，可谁也不感兴趣，现在外头到处都在卖分期付款的时新夜光钟，黑地里都能看见时间。”上校认识到，四十年来他们共同生活，共同挨饿，共同受苦，可他到底也没能了解透妻子。他感到他们的爱情中也有什么东西衰老了。

“也没人要那张画，”妻子说，“人人都差不多有那么一张，我连土耳其人那儿都去过了。”

上校听了很难过。

“这么说，全镇的人都知道我们快饿死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妻子说，“你们男人根本不知道过日子有多艰难。有好几次我不得不在锅里煮石头，免得左邻右舍都知道我们揭不开锅了。”

上校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这事儿真丢人！”

妻子索性钻出蚊帐，走到吊床跟前。“我再也不能这样装模作样地过日子了，”她说，气得声音都嘶哑了，“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日子我受够了！”

上校躺着一动不动。

“二十年了，我们一直等着他们兑现每次大选后对我们许下的那一大堆诺言，可到头来我们连儿子都没保住，”她继续说，“连儿子都没保住！”

上校对这样的责难已经习以为常。

“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他说。

“可二十年来，那些人在议会里每个月都拿上千比索，”妻子反驳道，“你看看那个萨瓦斯，他的钱多得连他家那幢两层楼的房子都装不下了。他到这个镇子上来的时候，不过是个脖子上盘着条蛇的卖药郎中。”

“可他得了治不好的糖尿病！”上校说。

“那你呢，眼下就要饿死了，”妻子说，“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尊严是不能当饭吃的。”

一道闪电打断了她的话头。雷声在街上炸开，冲进卧室，如同一堆乱石在床底下滚动。妻子急忙扑进帐子里找她的念珠。

上校乐了。

“这都是你嚼舌头的报应，”他说，“我早说过，上帝是站在我这边的。”

但实际上，他心中苦恼万分。过了一会儿，他熄了灯，在间或被闪电照得通明的黑屋里苦思冥想。他想起了马孔多。头十年，上校一直盼着人家兑现在尼兰迪亚许下的诺言。后来，在一个沉闷的中午，一列土黄色的火车风尘仆仆地开到了那里，车上满载着热得喘不过气来的男女老少，鸡鸭猫狗。当时正掀起一股香蕉热。不出二十四小时，整个镇子就变了样。“我该走了，”上校那时说，“香蕉的气味会把我的肠子熏烂的。”于是他搭回程的火车离开了马孔多，那是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两点十八分。直到过了半个世纪他才明白过来：自从在尼兰迪亚投降以来，他连一分钟的安宁日子也没过上。

他睁开眼睛。

“那就别再去想它了。”

“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