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塘西名花花影恨（2/2）

这可让张迪臣忙坏了。因是警察部的情报主管，张迪臣被召加入“一号计划”小组，参与备战工作，所有组员集中居住于赤柱军营的一幢房屋内，日以继夜，谋划铺排。

战争气氛确实一天比一天浓厚，香港民间继续反日抗议，日本鬼子继续要求英国人配合压制。香港政府这边厢应允，那边厢继续准备迎接决战时刻，先登记在港的英籍侨民，以便随时疏散，另颁布《战斗人员义务法令》和《战时征集条例》，组成义勇军和后备军，也要求加拿大陆续调兵增援，又加速兴建防空洞、战壕、仓库，储存粮米弹药。战云密布，仿佛有一根炸弹引线从高高的天空垂下，无人确知它有多长，只知道它已被点燃，火花吱吱地烧着、喷着，往上吞噬引线，随时可以是尽头，或许是明天，或许是明年，轰隆一声，世界在巨响后归于死寂。

张迪臣在“一号计划”小组里主责对外联系的对应安排，也协助新成立的“防空署”编辑备战文件，印成一份名为“在空袭中保护家园”的小册子，中英文两式，广泛派发，教导市民防避空袭。教导，其实等于预告，鬼子必来。防空总监史柏坚更秘密飞到重庆，商量一旦日军袭港，华南战区的国军游击队会否支援战斗。重庆答应近期先派出“第八工作队”前来香港，帮忙破译日本海陆航空队在广东省的电报，有十二名队员，亦以赤柱的美利兵房为运作中心，张迪臣则是他们与英国人之间的翻译员，所以笑称自己是“翻译的翻译”。

不愧是老牌政治家，英国人擅长面面俱圆，既配合日本鬼子的要求压制抗日，也跟抗日的重庆分子保持紧密联系，甚至对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周恩来早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已在重庆跟英国新任驻华大使克拉克秘密见面，提出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把筹得的抗战捐款和物资集中送回内地。

周恩来对克拉克道：“请放心，办事处不公开挂牌，只秘密行事，那就不妨碍贵国的中立地位，请将军关照香港英国当局，给予便利。”

克拉克是军人出身，周恩来特地称他将军，让他感到高兴，当然微笑点头。

周恩来随后指示廖承志到香港落实计划，翌年一月，外号“肥仔”的廖承志前赴香港约找潘汉年，一天早晨在上海街的奇香茶楼碰面，精明干练的潘汉年吃了几笼点心，喝了几杯茶，举重若轻地提出布置计划，办公室须设在闹市，便于各路人马进行联络，亦要有后门，便于应急撤离。他又介绍了几个适合的人选协助肥仔，有开设药房的小柯，有开设办馆的小健，都是地下党员。

肥仔最后找到了皇后大道中十八号二楼的一个单位，在门前挂起“粤华茶叶公司”招牌，门后便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另在中环汇丰银行大厦四楼设立“陶记公司”，收集捐款，物资则由“东利运输公司”设法秘密运到惠阳游击区，再转往内地。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在香港开展工作，处处得要花钱，担任主任的廖承志亲自接待宋子文，宋是孙中山的内弟、蒋介石的内兄，虽已从财政部长的岗位退下，仍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是国民党的财神爷。廖承志唤他叔。宋子文道：“侄儿这个主任，官不小啊，你要知道，现在我们国民党驻港办事处主任俞鸿钧，去年还是上海市长呢。”

廖承志知道宋子文其实热衷于推动国共合作，目前坐冷板凳，心情不好，乃故意安慰他道：“子文叔，你知道吗，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对我和许多人都讲到你。”

宋子文急问：“他讲我什么？”

廖承志道：“子文叔，毛主席讲你为抗战立了大功。你看，有了国共合作，才有现在这八路军办事处，没有你，便没有今天。”

这话可不假。廖承志曾于一九三七年被毛泽东召见于窑洞详谈，毛泽东提过自己曾经写信给宋子文，肯定他抗日主战的勇气，此时廖重提旧事，让宋子文听得开心，并礼尚往来地说：“肥仔，你们八路军的确能打仗，东渡黄河，一入山西，就在平型关打了一场漂亮的仗。”

廖承志知道宋子文上钩了，立即提出请求：“子文叔，你是知道的，我们在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很难领到‘国共合作协议’规定的军饷，你能不能借给我们办事处一笔钱，用来购买些医药用品送到延安分配给八路军？”

宋子文瞪他一眼，有责怪他苛索的意思，却又问：“借多少？”

“咳，最好有二十万元。”廖承志道。

宋子文抽一口雪茄，点头道：“你下午到中国银行来吧。”

钞票下午到手，虽然只有十万元，已够让八路军办事处顺利起航。廖承志渴望从速打开办事处的局面，又往找宋庆龄商量对策。宋庆龄早于去年抵港，住在宋子文的干德道十一房大宅，化名“林太太”，秘书廖梦醒是廖承志之妹。见了廖，推敲一番，宋庆龄同意应该另设组织，做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不方便出面处理的事情，一个明，一个暗，里应外合。花了几个月工夫，“保卫中国同盟”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成立，会址设于西摩道二十一号，弟弟宋子文是会长，姐姐宋庆龄是主席，还有几位洋人医生、记者、教授成员，邹韬奋负责文宣，出版《保盟通讯》，他们或捐或募，把金钱和物资以至百多部电台机器涉水攀山地送往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国抗日基地，廖承志是中央委员，调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人力配合，开辟西南方的运输通道，事情办得有声有色。

但也因此更惹麻烦。在日本政府和重庆当局的同时施压下，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清晨，一群香港警察如临大敌般冲到粤华茶叶公司抓走了几个职员，理由是他们藏有“从香港邮寄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反英宣传品”。廖承志向周恩来急电报告，周立即找克拉克，交涉一轮，香港政府以“不知道粤华茶叶公司就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纯属误会”为由，释放职员，并归还收缴的文件。潘汉年判断麻烦不会就此打住，既然已有保卫中国同盟，不如干脆撤销粤华茶叶公司，化整为零，办事处人员分散办公，廖承志改以华比银行为联络基地。

改变策略之后，肥仔廖加紧办事处的工作步伐，协调惠阳的同志组成“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未几扩大为“东江纵队”，在新界牵制日军，张迪臣花了不少力气搜集这支杂牌军的行动情报，而他从没想过自己竟有一天会被他们从日本人的牢房救出——但那已是三年以后的事情，香港早已遍插太阳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