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12）（2/2）

窗户上堵了一块胶合板，上面嵌了一小块玻璃片，房间里的光线就是透过玻璃片进来的。

从这自制的小窗户望出去，一片凄惨景象：到处是断垣残壁，有红颜色的，也有蓝颜色的，还有破烂的铁皮屋顶。

弗拉基米罗芙娜一来到斯大林格勒，就生起病来。她因为生病，暂时没有上城里去。她很想去看看她那烧毁的房子。

最初几天，她克制着病痛，帮薇拉做事情：生炉子，洗尿片，在炉子的铁皮烟囱上烘尿片，把脱落的石灰搬到楼梯平台上，甚至还尝试过从下面往上提水。

但是她的病情越来越重，在烧得很暖和的房间里她会觉得冷，在很冷的厨房里她的额头会冒出汗来。

她想硬撑过去，不说自己有病。但是有一天早晨，她上厨房里去抱木柴，却一下子昏迷过去，倒在地板上，把头都跌破了。斯皮里多诺夫和薇拉把她搀到床上躺下来。

弗拉基米罗芙娜苏醒过来以后，把薇拉叫到床前，说：

“你要知道，我在喀山在柳德米拉家里过的日子不如在你们家里。我上这儿来，不光是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我只是怕，我躺在这儿不能动，会把你累坏。”

“外婆，我有你在这儿就很好。”薇拉说。

可是薇拉确实感到十分艰难。水，木柴，牛奶，一切东西都要花很大力气才能弄来。外面的阳光已经有了暖意，可是房间里又冷又潮湿，不得不把炉子烧旺些。

小米佳的胃有毛病，夜里常常哭，妈妈的奶也不够他吃。薇拉一天到晚在房间和厨房里忙活，要不然就是出去买牛奶和面包，洗锅洗碗，从下面往上提水。她的两手泡得红肿，脸也被风吹红了，而且出现了冻斑。因为劳累，因为天天活儿干不完，她心中无时无刻不感到阴雨和沉重。她不梳头，很少洗脸，也不照镜子，生活的重担把她压坏了。她时时刻刻非常想睡觉。到晚上，胳膊、腿、肩膀都酸疼，很想休息。她一躺下，米佳就哭。她就爬起来，走过去喂奶，把尿片换一换，抱起来在房间里走一走。过一个钟头，他又哭起来，她就又爬起来。天蒙蒙亮，他就醒来，再也不睡了，于是她就在朦胧的晨曦中又开始了新的一天—不等睡够，便脑袋昏昏沉沉地上厨房里抱柴，生炉子，烧开水，准备给爸爸和外婆泡茶，开始洗衣服。但奇怪的是，她现在一点也不发脾气了，变得又和善又有耐性。

娜塔莉亚从列宁斯克来了以后，薇拉的日子轻松些了。

娜塔莉亚来了以后，安德列耶夫便上斯大林格勒北部的拖拉机厂工人村去住了几天。也许是他想看看发电站和自己的房子，也许是因为儿媳妇把孩子丢在列宁斯克，生她的气，也许是他不愿意让她吃斯皮里多诺夫家的粮食，所以走的时候把他的供应卡给她留下了。

娜塔莉亚不等休息过来，在来到的那一天就动手帮薇拉的忙。

啊，她干起活儿多么轻快、有劲儿，年轻的手一干起活儿，那沉甸甸的水桶、盛满了水的煮衣锅、满口袋的煤炭全都变轻了。

现在薇拉可以抱着孩子上外面玩一会儿了，可以在石头上坐坐，看看那闪闪发光的春水，看看草原上升起的蜃气。

四周静悄悄的。战场已经移到几百公里之外。似乎德军飞机在空中嗡嗡直叫，炮弹不停地爆炸，生活中充满了火、恐惧和希望的时候，心里倒是轻松些。

薇拉看着小孩子满脸的脓疙瘩，心疼起来。她同时也怜惜起维克托罗夫。上帝，上帝，苦命的万尼亚，生一个儿子竟是这样瘦，这样虚弱，这样爱哭。

然后她踏上到处是垃圾和碎砖的楼梯，上了三楼，干起活儿，她的苦恼便沉没在忙碌中，沉没在浑浊的肥皂水中，沉没在炉子的灰烟里，沉没在墙壁散发的潮气中。

外婆把她叫到床前，抚摩着她的头发，外婆平时那安详又明亮的眼睛里出现了异常悲痛和温柔的神情。薇拉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维克托罗夫，没有跟爸爸谈，没有跟外婆谈，甚至也没有对五个月的米佳说过。

娜塔莉亚来到以后，房间里的一切都变了样子。她刮掉墙上的霉斑，把发黑的墙角都粉刷了，地板上有些脏东西就像长在上面似的，她都擦洗干净了。她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扫，本来薇拉准备等天暖和了再干的—她把一层一层楼上的垃圾全部清除了。

下午，她又把长长的黑蟒蛇似的烟囱收拾好了。烟囱本来歪歪扭扭，接缝处不住地往下滴松脂色的脏水，滴得地板上一个一个的小水洼儿。娜塔莉亚在烟囱上涂了石灰，又把烟囱抻直了，用铁丝捆上，在接缝处挂了几个空罐头筒，脏水就往里面滴。

她来的第一天，就和弗拉基米罗芙娜很要好了，虽然她好像是一个爱吵爱闹的泼辣女子，还喜欢说男女之间的粗野话，应该不是弗拉基米罗芙娜喜欢的人。娜塔莉亚很快就认识了许多人，有线路工人，有涡轮房里的工人，有载重汽车的司机。

有一次，娜塔莉亚去站队买东西刚刚回来，弗拉基米罗芙娜对她说：

“娜塔莉亚，有一位同志问你来着，是一位军人。”

“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吧？”娜塔莉亚问道。“他要是再来，您把他撵走。大鼻子鬼，想向我求婚呢。”

“这么着急？”弗拉基米罗芙娜惊讶地问。

“您以为他们能沉得住气吗？他要我在战后上格鲁吉亚去呢。我把楼梯擦洗得干干净净，难道是为了跟着他走？”

晚上她对薇拉说：

“咱们上城里去，今天有电影。司机米沙用汽车送咱们去。你带小孩子坐在驾驶室里，我可以在车厢里。”

薇拉摇了摇头。

“你去吧，”弗拉基米罗芙娜说，“我的身体要是好一些，我也跟你们去了。”

“不去，不去，我怎么也不能去。”

娜塔莉亚说：

“还是要好好地过下去呀，要不然咱们都成了鳏夫和寡妇了。”

然后她又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你天天待在家里，哪儿也不想去，你也没有把爸爸照应好。我昨天洗衣服，他的衬衣和袜子都很破了。”

薇拉抱起孩子，走到厨房里。

“米佳，你说说，你妈妈不是寡妇吗？……”她问。

斯皮里多诺夫这些天十分关心岳母，两次从城里请来医生给她看病，帮薇拉给她拔火罐，有时把水果糖塞到她手里，说：

“您不要给薇拉，我已经给她吃过了，这是留在橱子里专门给您的。”

弗拉基米罗芙娜明白，女婿有很不愉快的事，心里很苦闷。但是每次她问他州党委方面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他总是摇摇头，说起别的事情。只有那一天晚上，当他接到通知，说即将处理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回到家里，挨着岳母在床坐下来，说：

“我这都怎么搞的呀，假如玛露霞知道我的事情，会发疯的。”

“他们究竟说你有什么错儿？”岳母问。

“全是错。”他说。

这时候娜塔莉亚和薇拉走了进来，谈话就中断了。弗拉基米罗芙娜望着娜塔莉亚，心想，是有这样一种刚健而顽强的美，任何艰难的生活对这种美都无可奈何。娜塔莉亚的一切都很美，不论是脖子，青春的胸脯，还是腿，几乎露到肩膀的匀称的手臂。弗拉基米罗芙娜心想：“真是一位没学过哲学的哲学家。”她常常发现，有一些没有过惯贫苦日子的女子，一遇到艰难的环境就憔悴下来，不再注意自己的容貌，像薇拉就是这样。她很喜欢那些做季节工的姑娘们，那些干重活儿的女工，军事调度员姑娘们，她们住在棚子里，在灰土和泥水中干活儿，却还要烫发，照镜子，往脱了皮的鼻子上搽粉。有些顽强的鸟儿就是在刮风下雨的天气，也要不顾一切地唱自己的歌儿。

斯皮里多诺夫也望着娜塔莉亚，后来突然抓住薇拉的手，把她拉到怀里，搂住她，好像请求原谅似的，吻了吻她。

弗拉基米罗芙娜也好像没头没脑地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斯捷潘，咱们死还早着呢！就连我这个老婆子还想把身体养好，在世上多活几年呢。”

他很快地看了看她，笑了。这时娜塔莉亚往脚盆里倒了不少热水，端到床前，跪下来，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我给你洗洗脚，现在屋里很暖和。”

“你疯啦！傻瓜！快起来！”弗拉基米罗芙娜叫道。

六 十

有一天下午，安德列耶夫从拖拉机厂工人村回来了。

他走进屋里，一看到弗拉基米罗芙娜，他那忧郁的脸笑了—这些天她第一次起了床，脸色还很苍白，还很消瘦，坐在桌旁，戴起了眼镜，正在看书。

他说，他很久都找不到他的房子原来所在的地方，到处是战壕，炸弹坑一个连着一个，到处是碎瓦片和坑洼。

工厂里已经有很多人，每时每刻都有人回来，甚至民警也有了。参加民兵队的人还没有什么消息。大家都在掩埋士兵，埋好了，又不断地发现还有死人，有的是在地下室里，有的是在战壕里。到处是碎钢片，废铁……

弗拉基米罗芙娜问他，他上那儿去是不是很难走，他在哪儿睡的，怎么弄到吃的，炼钢炉破坏得是不是很厉害，工人们有没有东西吃，他是不是见过厂长。

上午，在安德列耶夫回来之前，弗拉基米罗芙娜对薇拉说：

“我平时常常讥笑预感和迷信，可是今天我平生第一次肯定无疑地预感到，安德列耶夫会带来谢廖沙的消息。”

可是，她错了。

安德列耶夫说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不管听他说的人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工人们对安德列耶夫说：没有东西吃，也不发工资，地下室和土室里又冷又潮湿。厂长变成了另一个人，当初德国佬向斯大林格勒进攻的时候，他在车间里跟工人们亲热得不得了，现在连话也不愿意说了，他的房子已经修好了，还从萨拉托夫弄来了小汽车。

“现在发电站情况也很差，不过没有什么人恼恨站长，很明显，大家不好过，他也不好过。”

“他是很不痛快呀。”弗拉基米罗芙娜说。“老人家，你打算怎么办？”

“我是来告别的，我想回家，虽然家也没有了。我在公共宿舍里找了个地方，在一个地下室里。”

“很对，很对，”弗拉基米罗芙娜说，“不论怎么样，总算是在家里。”

“这是我挖出来的。”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生了锈的顶针。

“不久我也要进城，上果戈理大街去，看看自己的家，翻翻碎瓦断砖，”弗拉基米罗芙娜说，“真想回家呀。”

“你现在起床是不是早了一点儿，你的脸色还很苍白。”

“我听到你说的一些事，十分难受。真希望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的一切是另一种样子。”

他咳嗽了几声。

“您该记得，斯大林在前年说：兄弟姐妹们……可是现在，打败了德国人，就连厂长的小院子不通报也别想进去，兄弟姐妹们却住在土室里。”

“是啊，是啊，这种状况是不大好。”弗拉基米罗芙娜说。“唉，谢廖沙还是一点音信也没有。”

晚上，斯皮里多诺夫从城里回来。早上他上城里去的时候，没有对任何人说州党委要处理他的问题。

“安德列耶夫回来了吗？”他生硬地操着厂长的口气问道。“谢廖沙没有什么消息吗？”

弗拉基米罗芙娜摇了摇头。

薇拉一下子就看出来，爸爸醉得很厉害。从他开门的猛劲儿，从他那拼命忽闪的难过的眼睛，从他把带回来的东西往桌子上放的那股神气，脱大衣的样子，问问题的口气，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他走到睡在衣服篮子里的米佳跟前，俯下身来。

“你不要朝着他呼酒气。”薇拉说。

“没关系，让他受点儿训练。”斯皮里多诺夫快活地说。

“你快坐下吃饭吧，恐怕你光是喝酒，没有吃东西。外婆今天是第一次起床。”

“噢，这太好啦。”斯皮里多诺夫说着，把羹匙掉在碟子里，往衣服上溅了不少菜汤。

“哎呀，斯捷潘，你今天醉得真厉害，”弗拉基米罗芙娜说，“这是因为什么喜事儿呀？”

他把碟子推开。

“你吃呀。”薇拉说。

“你们听我说，是这样的，”他低声说，“我有一个消息。我的问题已经定了，在党内受到严重警告，部里来的命令是，要我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到一个很小的发电站去，是烧泥炭发电的，农村型的，总而言之，一降到底了，住房可以保证。搬迁费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明天就开始办移交。可以弄到车票。”

弗拉基米罗芙娜和薇拉对看了一眼，然后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可见，喝酒是有充分理由的，没说的。”

“妈妈，你也跟我们去吧，给您单独一个房间，好些的。”斯皮里多诺夫说。

“恐怕到那儿也只能给你们一个房间。”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妈妈，反正有一个房间也要给您住。”他还是生平第一次唤她妈妈。也许是因为醉了，他眼里还噙着泪水。娜塔莉亚走进来，斯皮里多诺夫换了话题，问道：

“工厂的情形怎样，我们的老头子是怎么说的？”

娜塔莉亚说：

“刚才他等您的，现在他睡着了。”

她坐到桌旁，用拳头支着腮，说：

“他刚才说，工人在工厂里炒瓜子吃，这就是他们的主要食品。”

她忽然问道：

“斯捷潘·费多罗维奇，听说您要走，是吗？”

“是这样啊！我也听说了。”他快活地说。

她说：

“工人们都舍不得让您走。”

“有什么舍不得的，新的站长季什卡·巴特罗夫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和他在大学里是同学。”

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你们到了那里，谁能给你补袜子补得这样好呀？薇拉又不会。”

“这倒的确是一个问题。”斯皮里多诺夫说。

“这么看，娜塔莉亚还得跟你们一块儿去呢。”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好吧，”娜塔莉亚说，“我去！”

大家都笑起来，但是说过笑话之后，沉默中却出现了难为情和紧张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