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5）（1/2）

二十一

在物理研究所前厅里贴出的墙报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永远同人民在一起》。

这篇文章说，在伟大的斯大林领导的正在穿越战争暴风雨的苏联，科学具有巨大意义，党和政府给予科学工作者极大的尊敬和光荣，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曾这样，即使在艰苦的战争时期，苏联政府也为科学家正常和有成效的工作创造了一切条件。

文章接着谈到研究所担负的巨大任务，谈到新的建设，谈到扩大旧的实验室，谈到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谈到科学研究对于国防工业有何等重要意义。

文章谈到全体科学工作者的爱国主义热潮，说科学工作者决不辜负党和斯大林同志的关怀和信任，不辜负人民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光荣的先进队伍，对科学工作者的期望。

文章的最后部分写道，可惜，在健康而友爱的集体中也有一些人缺乏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有一些人脱离了友好的苏维埃家庭。这些人使自己和集体对立起来，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摆在党交给科学家的任务之上，拼命夸大自己实有的和臆造的功绩。他们之中有些人有意或无意地成为异己的反苏思想的代表，宣扬敌对的政治思想。这些人一般都要求用客观主义的态度对待外国唯心主义科学家的充满反动精神和蒙昧主义精神的唯心主义观点，夸耀自己同这些科学家的联系，从而侮辱俄罗斯科学家的苏维埃民族自豪感，贬低苏联科学的成就。

这些人有时像英勇的卫士，要维护似乎被践踏的正义，企图在短视、轻信的人和糊涂人中间赚得廉价的声名，实际上他们却在挑拨离间，散播不相信俄罗斯的科学力量、不尊重俄罗斯光荣历史和伟大人物的种子。文章号召消灭一切腐朽的、异己的、敌对的东西，消灭一切不利于完成党和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交给科学家的任务的因素。文章的结束语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灯所照亮的光辉道路，沿着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向着新的科学高峰，前进！”

虽然文章没有点名，但是实验室里的人都明白，矛头是对着维克托·施特鲁姆的。

萨沃斯季扬诺夫对维克托说了说这篇文章。维克托没有去看文章，这时候他站在即将完成新设备安装的同事们旁边。他抱住诺兹德林的肩膀，说：

“不论怎样，这大家伙会大有作为的。”

诺兹德林忽然骂起娘来，骂的是复数代名词，维克托一时不明白他骂的是什么人。快下班的时候，索科洛夫走到维克托跟前。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很欣赏您。您一整天都在工作，就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您的毅力真了不起。”

“如果一个人天生是淡黄头发的，决不会因为墙报上的文章变成黑头发的。”维克托说。

他生索科洛夫的气已成了习惯，正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似乎这种气已经没有了。他已经不责备索科洛夫的不坦率和怯懦。有时他自己对自己说：“他有很多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人人都免不了有。”

“是啊，文章与文章不同，”索科洛夫说。“安娜·斯捷潘诺芙娜看了这篇文章，心脏病都发作了。已经把她从医务所送回家了。”

维克托心想：“究竟写的是多么可怕的事？”不过他没有问索科洛夫。至于文章的内容，谁也没有和他说起。人们不和病人谈他的不治之症，大概就像这样。

傍晚维克托最后一个离开研究所。看大门的老头子阿列克谢·米海洛维奇已经调到存衣室工作，他一面给维克托拿大衣，一面说：

“您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真是的，在这世界上好人总不得安宁。”

维克托穿好大衣，又上了楼，在墙报栏前站了下来。他看完了那篇文章，惊慌地四处看了看：一时间他仿佛觉得，他马上就要被逮捕了，可是前厅里空空荡荡，十分安静。

他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一具脆弱的人体的重量和庞大的国家的重量的悬殊，他感觉到，仿佛国家用巨大而明亮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仿佛国家就要朝他压下来，他就要咯吱一声，尖叫一声，就此消灭了。

街上人很多。维克托觉得，在他与行人之间有一片无主的土地。

在电车里，一个戴着皮军帽的人用兴奋的语调对自己的同伴说：

“你听到最新消息了吗？”

前面座位上有一个人说：

“斯大林格勒！德国佬完啦！”

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看着维克托，好像是责备他不说话。

他带着温和的心情想到索科洛夫：人人都有缺点，他也有，我也有。

但是他从来没有彻底真诚地承认自己和别人同样有毛病和缺点，所以他马上就想：“他的观点取决于国家是否喜欢他，他的生活是否顺利。等到春天来临，等到胜利了，他一句批评的话都不会说。我却不是这样：不论国家状况是好是坏，不论国家折磨我还是眷顾我，我对国家的态度不会变化。”

到家后他要对柳德米拉说说这篇文章。看样子，当真要整他了。他要对柳德米拉说：“柳德米拉，你瞧瞧，这就是斯大林奖金！想抓人的时候，常常写这样的文章。”

“我们是同命运的，”他想道，“如果请我去巴黎大学举行学术讲座，她会和我一块儿去；如果送我上科雷马的劳改营，她也会跟我去。”

“是你自己把自己弄到这种可怕的地步。”柳德米拉会说。

而他会反唇相讥：

“我要的不是批评，是体贴和理解。研究所里的批评已经够我受的了。”

给他开门的是娜佳。在幽暗的走廊里，娜佳把他抱住，并且把脸贴到他的胸膛上。

“我浑身又冰冷，又潮湿，让我把大衣脱了。出了什么事吗？”他问道。

“难道你没听到？斯大林格勒呀！巨大的胜利。德国佬被包围了。咱们走，快走。”

她帮他脱了大衣，拉着他的手进了房间。

“这儿来，这儿来，妈妈在托里亚的房里呢。”

她把门开了。柳德米拉坐在托里亚的书桌前。她慢慢朝他转过头来，又得意又伤心地朝他笑了笑。这天晚上，维克托没有把研究所里发生的事告诉柳德米拉。

他们坐在托里亚的书桌前。柳德米拉在一张纸上画包围斯大林格勒德军的示意图，向娜佳说着她对作战计划的理解。夜里，维克托在自己的房间里想：“天啊，写一份检讨书吧，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不都写吗。”

二十二

墙报上出现那篇文章之后，又过了几天。实验室里的工作照常进行着。维克托有时灰心丧气，有时兴致勃勃，很带劲儿地工作，在实验室里走来走去，还不时用手指头在窗台和金属外壳上轻快地敲出自己喜欢听的声音。

他开玩笑说，看样子，在研究所里蔓延起近视流行病，很多熟人面对面遇到他，都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气从旁边走过去，连招呼也不打。古列维奇老远看见维克托，也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气，走到大街的另一边，在一张广告前面站下来。维克托为了看个究竟，回头看了看，这时候恰好古列维奇也回头看，他们的视线相遇了。古列维奇做出一副又惊讶又高兴的姿态，鞠了个躬，这一切都不是多么使人愉快的。

斯维琴见到维克托，打了招呼，还小心地碰了碰脚跟表示敬意，不过在打招呼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却很不自然，就好像他在迎接不友好国家的一位大使。

维克托做了统计：哪些人不理睬他，哪些人对他点头，哪些人和他握手问好。

每天他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问妻子：

“有没有谁来电话？”

柳德米拉的回答一般都是：

“没有，如果不算玛利亚的话。”

她知道她说过这话后他常常问的问题，就又说：

“马季亚罗夫暂时也没有信来。”

“你瞧，”他说，“过去天天给咱们打电话的，现在不怎么打了；过去不怎么打的，现在根本不打了。”

他觉得，家里人对待他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一次他正在喝茶，娜佳从他身边走过，也不向他问好。他厉声对她喝道：

“为什么连招呼也不打？你觉得我不是活物吗？”

显然他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表情显得非常可怜、非常痛苦，娜佳理解他的心情，所以没有顶撞他，而是急忙说：

“好爸爸，爸爸，原谅我。”

就在这一天，他问她：

“娜佳，你还是常常和你那位大将军见面吗？”

她一声不响地耸了耸肩膀。

“我要警告你，”他说，“不许和他谈政治问题。如果在这方面出问题，就更够我受的了。”

娜佳还是没有粗暴地回答，而是说：

“你放心吧，爸爸。”

早晨，他快到研究所的时候，就开始四下里张望，时而放慢脚步，时而加快脚步。他看到走廊里没有人，便垂下头急匆匆地往前走，如果有什么地方的门开了，他的心就紧缩起来。

他终于走进实验室之后，便气喘吁吁，就好像一个士兵终于跑过炮火控制的阵地，进入自己的战壕。

有一天，萨沃斯季扬诺夫来到维克托的办公室里，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和大家都请求您写一份检讨书，检讨检讨。我请您相信，这能够起作用。您想想看，就在您面前摆着大量的工作，应该说，摆着伟大的工作的时候，就在我们这学科的有生力量都指望着您的时候，忽然就这样一下子翻了车，怎么办呀！您写一份检讨书，承认一下错误吧。”

“我检讨什么？我有什么错误？”维克托说。

“哎，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大家都这样做嘛，不论是在文学界，在科学界，还有不少党的领导人，还有您喜欢的音乐家们，肖斯塔科维奇也承认错误，写检讨书，检讨过之后，就没有事了，还在继续工作。”

“不过我究竟检讨什么呢？向谁检讨呢？”

“您写给院部，写给党中央。这实际上不是主要的，写给谁都行！主要的是您检讨了。比如，就写：‘我承认错误，我错了，现在认识到了，保证改正。’就写诸如此类的话，您是知道的，这都是老一套了。不过主要的是，这能管用，总是管用的！”

萨沃斯季扬诺夫那一向在笑的、快活的眼睛现在是严肃的。似乎眼睛的颜色也变了。

“谢谢，谢谢，好同志，”维克托说，“您的友情真使我感动。”

又过了一个钟头，索科洛夫对他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下礼拜举行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我认为，您一定要说一说。”

“说什么呢？”维克托问。

“我觉得，您应该解释解释，说干脆些，就是要检讨错误。”

维克托在办公室里踱起来，忽然在窗前站下来，朝院子里看着，说：

“索科洛夫同志，是不是最好还是写一份检讨书？这样比起当众往自己脸上吐唾沫，总要轻松些。”

“不，我以为，您一定要说一说。昨天我和斯维琴谈过，他向我示意，说上面，”他还含含糊糊地朝上面的门檐上指了指，“希望您在会上说一说，而不是要您写检讨书。”

维克托很快地朝他转过身来：

“我既不在会上检讨，也不写检讨书。”

索科洛夫就像一位精神病医生在和病人谈话那样，用十分耐心的语气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说话，就等于有意地自杀，有可能把您的问题弄成政治问题。”

“您可知道，使我特别难受的是什么？”维克托问道。“为什么在大家都高高兴兴的胜利日子里我会遇到这样的事？哪一个狗崽子会说我公开攻击列宁主义原理，说我认为苏维埃政权完了？有人就是喜欢拣软的欺。”

“我听到过这种说法。”索科洛夫说。

“哼，去他妈的吧！”维克托说。“我不检讨！”

可是到了夜里，他一个人却躲在自己的卧室里写起检讨书。他感到羞惭，把检讨书撕碎，却马上又写起在学术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稿。他重看了一遍，用手在桌上一擂，又把发言稿撕碎。

“就这样，随它去！”他说出声来。“要怎样就怎样吧。坐牢就坐牢好啦。”

他咂摸着自己的最后决定的滋味，一动不动地坐了一阵子。然后他想出一个主意：他可以写一份检讨书的预备稿，如果他决定检讨的话，就交上去。这样不会损伤什么尊严。谁也不会看到这份检讨书，任何人看不到。

他是一个人，门也关着，周围的人都睡了，窗外静悄悄的，没有警笛声，也没有汽车声音。但是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他压住。他感觉到它的威慑的重量，它强迫他按它的意图去想，强迫他按照它的意思写。它就在他身体内部，强迫他的心收缩，溶解他的决心，干预他对待妻子和女儿的态度，混入他的过去，混入他关于年轻时代的一些想法。他开始感觉自己是愚钝的、无聊的，常常说一些枯燥无味的啰唆话使人感到厌烦的。甚至他的著作好像也失去了光彩，蒙上一层灰土，不再使他充满了光明和欢乐。

只有不曾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的人，见到有人屈服于这种力量，才会感到惊讶。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的人，感到惊讶的倒是另一点：敢于发一下火，哪怕是迸出一句怨言，或者很快地做一个表示抗议的手势。

维克托写检讨书是自己留着的，他要收藏起来，不给任何人看，但是同时他心里也明白，这检讨书说不定会用得着的，还是留着吧。

早晨，他一面喝茶，一面看表：该上研究所去了。他充满可怕的孤独感。似乎今生今世再不会有谁上他家来了。要知道，没有人给他打电话，不仅仅是因为害怕。还因为他又无聊，又乏味，又无能。

“不用说，昨天也没有谁问到我了？”他对柳德米拉说过这话，便朗诵起来：“我一个人在窗前守候，看不到客人，也看不见朋友……”

“我忘了告诉你，契贝任回来了，打来电话，说希望看到你。”

“啊，”维克托说，“啊，这事儿你怎么能不吿诉我呢？”他在桌上敲起胜利的乐曲节拍。

柳德米拉走到窗前。维克托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子，高高的身躯，微微驼背，不时地挥两下皮包，她知道，这是他想着和契贝任见面，在考虑怎么跟他问好，和他说话呢。

这些天来，她十分心疼丈夫，为他担心，但同时也想着他的缺点，想着他的主要缺点—自私。

刚才他还在朗诵：“我一个人在窗前守候，看不见朋友……”现在他上实验室去了，实验室里有很多人，有工作；到晚上他就要去找契贝任，大概不到十二点不会回来，也不想想，她一整天会孤单单的，会一个人站在窗前，房子里空荡荡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她也看不到客人，看不到朋友。

柳德米拉上厨房里去洗碗。这天早晨她心里特别难受。玛利亚今天也不会打电话来，今天她要上沙鲍洛夫镇去看姐姐。娜佳的事多么使人不放心呀。她不言不语，当然也不顾禁令，仍然天天晚上出去玩儿。维克托天天操心的是自己的事，也不肯想想娜佳。

门铃响了，大概是木匠来了，昨天她和木匠约好，今天要来修托里亚房间的门。柳德米拉非常高兴：活生生的人来了。她把门开了—在幽暗的走廊里站着一个女子，头戴灰色羔羊皮帽，手里还提着箱子。

“叶尼娅！”柳德米拉叫起来。她的声音那样高，那样伤感，连她自己都很吃惊。她一面吻着妹妹，抚摩着她的肩膀，一面说：“托里亚不在了，不在了，不在了。”

二十三

浴盆里的热水细细地流着，流得很慢，只要把龙头多少一开大，水就变成凉的。浴盆上满水用了很长时间，可是姐妹俩觉得，她们见了面好像还没来得及说两句话。

后来，叶尼娅进去洗澡，柳德米拉不时走到浴室门口，问：

“喂，你在里面怎么样，要不要给你擦擦背？注意煤气炉，不要灭了。”

过了几分钟，柳德米拉用拳头敲了敲门，生气地问道：

“你在里面怎么啦，睡着了吗？”

叶尼娅穿着姐姐的毛茸茸的浴衣走出浴室。

“啊，你真是个女妖。”柳德米拉说。

叶尼娅想起来，那天夜里诺维科夫来到斯大林格勒的时候，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就曾经管她叫女妖。

饭菜已经摆好了。

“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叶尼娅说，“坐了两天两夜没有卧铺的火车之后，在浴室里洗个澡，就好像回到了和平康乐的时期，可是在心里……”

“你怎么忽然上莫斯科来啦？出了什么事情吗？”柳德米拉问道。

“等一会儿再说，等一会儿。”

她摆了摆手。

柳德米拉说了说维克托的情况，说了说意想不到的娜佳的可笑浪漫史，说了说一些熟人连电话也不来了，碰到维克托就好像不认识。

叶尼娅也说到斯皮里多诺夫上古比雪夫的情形。他变得又可爱又可怜了。调查小组在调查他的问题，在查清之前，不给他安排新的工作。薇拉带着小孩子住在列宁斯克，斯皮里多诺夫说起小外孙就哭。后来她又对柳德米拉讲了亨利逊老奶奶被流放的事，说沙尔戈罗茨基老头子多么可爱，里蒙诺夫怎样帮助她办好户口手续。

叶尼娅的头脑里还回旋着烟雾、车轮的轧轧声和车厢里的说话声，所以她看着姐姐的脸，感觉柔软的浴衣贴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身体，坐在又有钢琴又有地毯的房间里，确实感到奇怪。

在姐妹俩互相说的许多事情中，在今天她们高兴的事和伤心的事、好笑的事和感人的事中，总有一些已经离开人世、但永远和她们分不开的亲人和朋友。不论说到维克托的什么，总有他妈妈的影子站在他后面；说起谢廖沙，马上就会出现他进了劳改营的爸爸和妈妈；还有那个宽肩膀、厚嘴唇的腼腆小伙子的脚步声日日夜夜在柳德米拉身边响着。但是她们并没有说起这几个人。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一点音信也没有，就好像沉到地里去了。”叶尼娅说。

“是姓列文顿那个女人吗？”

“是，是，就是她。”

“我不喜欢她。”柳德米拉说。她又问道：“你还画画吗？”

“在古比雪夫没画。在斯大林格勒画过。”

“你可以夸耀夸耀了，维克托在疏散时还带着你的两幅画呢。”

叶尼娅笑着说：

“这是令人高兴的。”

柳德米拉说：

“你这将军夫人，怎么不说说最要紧的？你满意吗？爱他吗？”

叶尼娅一面掩上胸前的衣襟，一面说：

“是的，是的，我很满意，我很幸福，我爱他，他也爱我……”

又用迅速的目光看着柳德米拉，补充说：

“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上莫斯科来？克雷莫夫被捕了，在卢比扬卡监狱里。”

“天啊，这究竟是为什么？他可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呀！”

“咱们的米佳呢？你那阿巴尔丘克呢？他恐怕是百分之二百的了。”

柳德米拉沉思起来，说：

“要知道，克雷莫夫真是够狠心的！他在普遍集体化时期就不同情农民。我记得我曾经问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呀？他回答说：都是富农，死就死吧。他对维克托很有影响。”

叶尼娅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唉，姐姐，你总是想起人不好的地方，而且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偏偏是在不应该说的时候。”

“有什么办法，”柳德米拉说，“我是直性子呀，就像车杠一样。”

“好啦，好啦，不过你不要因为你车杠式的美德感到骄傲。”叶尼娅说。

她又小声说道：

“姐姐，我也被传讯了。”

她从沙发上拿起姐姐的头巾，用头巾把电话机捂住，说：

“据说，可以在电话里窃听。他们还要我签了字，保证随传随到。”

“据我所知，你没有和克雷莫夫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呀。”

“是没有登记，可是没登记又怎样呢？他们审讯我，就拿我当妻子。我就对你说说吧。他们送来传票，要我带着身份证出庭。我一个一个地回想，想到大哥，想到大嫂，甚至想到你那阿巴尔丘克，所有被捕的熟人我都想到了，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克雷莫夫。是快到五点钟把我传去的。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机关办公室。墙上挂着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大肖像。一个年轻人，一副平平常常的嘴脸，带着咄咄逼人的神气看着我，开门见山地问：‘您了解尼古拉·格里高力耶维奇·克雷莫夫的反革命活动吗？’我有好几次觉得，我从那里面出不来了。你要知道，他甚至向我暗示诺维科夫。真是个可怕的坏家伙，好像我和诺维科夫接近，为的是搜集他可能泄露的情报，然后交给克雷莫夫。我心里好像一切都变成了木头。我对他说：‘您要知道，克雷莫夫可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和他在一起就像在区党委会里一样。’他对我说：‘噢，这么说，您认为诺维科夫不是苏联的人吗？’我对他说：‘你们干的事情真奇怪，人家在前方和法西斯作战，您这个年轻人却坐在后方败坏人家的名誉。’我以为他听到这话会打我耳光的，可是他有些发窘，红了红脸。总而言之，克雷莫夫被捕了。罪名有些莫名其妙—又是托洛茨基派，又是和盖世太保有秘密关系。”

“多么可怕呀。”柳德米拉说过这话，就在心里想，本来托里亚也可能被包围，可能被怀疑干这种事呀。

“可以想见，维克托听到这消息会怎样，”她说，“他现在神经紧张得可怕，总觉得会有人来抓他。他天天在回想他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说过什么话。特别是常常想到那倒霉的喀山。”

叶尼娅目不转睛地对着姐姐看了一阵子，终于说：

“要不要对你说说，最可怕的是什么？那个侦讯官问我：‘既然您的丈夫对您说过托洛茨基称赞他的文章精彩，您怎么不知道您的丈夫是托洛茨基派？’后来我在回家的路上想起来，确实克雷莫夫对我说过：‘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话。’到了夜里，我猛然想起来：诺维科夫秋天上古比雪夫来的时候，我对他说过这话。我觉得，我简直要发疯了，我觉得太可怕了……”

“你倒霉。你就应该遇到这类的事儿。”

“为什么我就应该？”叶尼娅问道。“你也可能会有这种事儿嘛。”

“噢，不是。你丢了一个，又找一个。却要对这一个说那一个的事。”

“不过，你也和托里亚的父亲分手了呀。恐怕你也对维克托说了不少。”

“不，你说的不对，”柳德米拉用肯定无疑的语气说，“这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

“那又为什么？”叶尼娅问道。她看着姐姐，忽然感到很恼火。“你要知道，你说的话实在太蠢。”

柳德米拉很平静地说：

“我不知道，也许很蠢。”

叶尼娅问道：

“你没有钟吗？我要去库兹涅茨桥24号。”

她已经压不住火气，说：

“柳德米拉，你的性格很乖僻。难怪你住着四居室的一套房间，妈妈却宁愿在喀山孤单单一个人过日子。”

叶尼娅说过这两句无情的话，便懊悔说得太尖刻了，为了让姐姐能感觉到她们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还是胜过偶然的争执，就说：

“我希望相信诺维科夫。不过总是，总是……为什么这话让保安人员知道了呢？是怎么知道的呢？这可怕的一层迷雾怎么来的呢？”

她很希望妈妈在她身边。她会把头放在妈妈的肩上，说：“妈妈，我太累了。”

柳德米拉说：

“你可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你那位将军也许会把你们说的话对什么人说说，那人就记下来了。”

“是啊，是啊，”叶尼娅说，“真奇怪，这样简单的问题我竟没有想到。”

来到柳德米拉又清静又安宁的家里，她更清楚地感觉出自己内心的慌乱了……

她离开克雷莫夫时没有感觉到、没有想到的，在分离之后暗暗使他痛苦、使她不安的—尚未断绝的对他的柔情，为他担忧的心情，和他处惯了的感觉—近几个星期以来增强了，又冒出来了。

她在工作时想到他，在电车上想到他，站队买东西时也想到他。几乎每天夜里她都要梦见他，在梦里呻吟，喊叫，惊醒。

梦总是噩梦，总是梦见大火，梦见打仗，梦见克雷莫夫面临危险，而且总是无法使他脱离危险。

早晨，她在匆匆忙忙地穿衣服，洗脸，担心上班迟到的时候，她也在想着他。

她觉得她已经不爱他了。但是，难道会这样时时刻刻想着一个自己不爱的人，会因为他不幸的命运感到这样痛苦吗？为什么每次里蒙诺夫和沙尔戈罗茨基嘲笑克雷莫夫喜欢的一些诗人和艺术家，说他们平庸无才的时候，她很想看到他，抚摩他的头发，亲亲他，心疼心疼他呢？

现在她已经不记得他的思想狂热、他对被镇压者的遭遇漠不关心、他在普遍集体化时期说到富农时那股凶狠劲儿。

现在她想起的只是好的地方，只是带有浪漫色彩的事，令人感动的事，使人伤感的事。现在他征服她的力量是他的弱小。他的眼睛是小孩子的眼睛，他的笑是不知所措的笑，他的动作是笨拙的动作。

她仿佛看到他的肩章被撕掉了，胡子已经花白了，仿佛看到他夜里躺在床铺上，看到他在监狱院子里放风时的脊背……大概他在想，她本能地预测到他今天的遭遇，这就是他们分手的原因。他躺在监狱里的床上，想着她……她做了将军夫人……

她不知道：这是怜悯，是爱情，是良心，还是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