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12）（2/2）

“我决定给机电研究所所长打个电话，自我推荐。如果他们不接受，那我就上新西伯利亚或者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

“有什么办法呀，”她说，“看样子，就得这样。不这样不行。”

“多么糟糕呀。”他说。

他很想对她说说，他对研究、对研究所的爱有多么强烈，他看着很快就要试用的设备，又高兴又伤心，他觉得，他会在夜里上研究所去，隔着窗子看的。他想，也许玛利亚会感到他的话有自我显示的意味，所以就没有说。

他们走到战利品展览馆跟前。放慢脚步，观看漆成灰色的德国坦克、大炮、迫击炮和翅膀带有黑色卐字的飞机。

“就是看着这些不响也不动的东西，都觉得害怕。”玛利亚说。

“没什么，”维克托说，“应当想想，在将来的战争中这些东西会变得像火枪和长矛一样不管用，也就不害怕了。”

他们快要走到公园大门口，维克托说：

“咱们这次溜达到头了，逍遥公园这样小，真遗憾。您不累吧？”

“不累，不累，”她说，“我已经习惯了，步行走路太多了。”

不知是她没有明白他的话的用意，还是装作没有明白。

“您知道，”他说，“不知为什么我和您见面总要靠您和柳德米拉见面或者我和您丈夫见面。”

“是的，是的，”她说，“不这样又怎样呢？”

他们走出公园。城市的闹声包围了他们，破坏了静静地散步时美好的心境。他们走上离他们相遇的地方不远的一个广场。她像个小姑娘望着大人一样，从下面朝上望着他，说：

“您现在可能对自己的研究、对实验室、对仪器感到特别热爱。不过您不可能有别的做法，别人可能，您不可能。我把很坏的情况对您说了，不过我以为，知道真实情况总要好些。”

“谢谢您，玛利亚，”维克托握着她的手，说，“我感谢的不光是这一点。”

他觉得她的手指头在他的手里哆嗦了几下。

“真奇怪，”她说，“咱们分手差不多都是在咱们会面的地方。”

他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难怪古人说：始终如一。”

她皱起眉头，显然是在思索他的话，后来笑起来，说：

“我不懂。”

维克托望着她的背影：是一个不高的、瘦小的女子，像这样的女子，迎面相遇的男子是从来不会回头看的。

五十八

达林斯基过去很少像这次来加尔梅克草原上出差一样，一连几星期过这种苦闷的日子。他给方面军领导人打了一个电报，说在安然无事的左翼边区再待下去没有必要，说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方面军领导却表现出达林斯基无法理解的一股固执劲儿，就是不把他召回。

最轻松的是工作时间，最难捱的是休息时间。

周围都是松散、干燥、窸窣作响的沙子。当然这里也有生物：蝎虎和乌龟在沙里沙沙地爬着，尾巴在沙上划出一道道印子，有的地方生长着脆弱的、和沙一样颜色的刺草，老鹰在空中盘旋着，寻找动物的尸体和扔掉的食物，蜘蛛用老长的腿奔跑着。

自然条件的贫乏，十一月的无雪沙漠的寒冷与单调，似乎把人掏空了，不仅人的生活，就连人的思想也贫乏、单调和苦闷了。

达林斯基渐渐屈服于这种沉闷的沙漠的单调。他一向对吃东西很淡漠，可是在这里他老是想着吃饭。第一道菜是用大麦粉和渍番茄做的酸羹，第二道菜是大麦米饭，他一见到这样的饭就头痛。他坐在幽暗的板棚里，面对着洒满一摊摊菜汤的木板桌子，看着人们端着浅浅的洋铁钵子喝汤，就感到难受，想快点儿离开食堂，别听羹匙的叮当声，别闻令人恶心的气味。但是一走出来，食堂又恢复了吸引力，他又想着食堂，数算着到明天吃午饭还有多少时间。

夜里小屋很冷，达林斯基睡不好：脊背、耳朵、脚、手指头都冻得难受，脸颊冻得发木。他睡觉总是不脱衣服，脚上裹两副裹脚布，头用毛巾包起来。

起初他感到奇怪，他在这儿接触到的人似乎想的不是战争，他们的头脑里塞满了吃的问题、抽烟问题、洗衣服问题。但是没过多久，达林斯基在和营长、连长们谈大炮怎样过冬、谈锭子油、谈弹药供应问题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头脑里也充满了生活方面的各种各样操心的事、希望和苦恼。

方面军司令部好像远在天外，他只能幻想小一点儿的：到埃利斯塔附近的集团军司令部去住一两天。他想上集团军司令部，不是盼望和蓝眼睛的阿拉·谢尔盖耶芙娜会面，而是思念着洗洗澡，洗洗衣服，吃一碗菜汤白面条。

现在他觉得在鲍瓦那儿过夜都是愉快的了，住在鲍瓦的小屋里实在不坏。而且和鲍瓦谈的不是洗衣服，也不是菜汤。

特别使他受不了的是虱子。

他很长时间不明白为什么身上常常发痒，有时正谈着公事，他忽然拼命在腋下或大腿上抓起痒来，却还不明白谈话对方的会心的笑。他一天一天地痒得越来越厉害。锁骨旁边和腋下发痒已经成了习惯。他以为是害皮疹，认为害皮疹是因为皮肤太干燥了，是尘土和沙子刺激的。有时痒得难受，他在路上走着，忽然站下来，又搔大腿，又搔肚子，又搔屁股。夜里身上痒得特别厉害。达林斯基一醒过来就拼命拿手指甲挠胸前的皮肤，挠上很久。有一次他仰面躺着，把腿跷起挠腿，又一面呻吟着挠腿肚子。越热皮肤越痒，他发现了这一点。一到被窝里浑身就痒得受不了。有时在夜里他到寒冷的空气里，就不怎么痒了。他想上医务所去，要一点治皮癣的药膏。

有一天早晨，他扯了扯衬衣领口，看到领子缝儿里有一些懒洋洋、肥嘟嘟的虱子。虱子非常多。达林斯基又害怕又不好意思地回头看了看睡在他旁边的大尉，大尉已经醒来，坐在床上，脸上带着发狠的表情在敞开的长衬裤上挤虱子。嘴里还不出声地嘟哝着，显然是在进行战斗统计。

达林斯基脱下衬衣，也干起同样的事。这儿的早晨静悄悄，雾蒙蒙。听不见枪炮声，也没有飞机隆隆声，大概正因为这样，在两位军官手指甲下面阵亡的虱子的咯吧声特别清脆。大尉瞥了达林斯基一眼，说：

“嗬，好家伙，像狗熊！不，应该说，像母猪！”

达林斯基一面在衬衣领子上搜索着，说：

“难道不发药粉吗？”

“发是发，”大尉说，“可是有什么用？需要洗澡，可是喝的水都不够。食堂里为了节省水，锅碗几乎都不洗。哪儿有水洗澡？”

“有没有灭虱汽锅？”

“算了吧。只是把衣服熏一熏，熏得虱子红一阵子。唉，我们驻扎在奔萨做后备队的时候，那日子才快活呢！我都没有上过食堂。女房东给我做吃的，而且不是老太婆，是水灵灵的娘们儿。每星期洗两次澡，天天有啤酒喝。”

“怎么办呀？”达林斯基问道。“这儿离奔萨还远。”

大尉一本正经地看了看他，用信任的口气说：

“中校同志，有一个好办法。用鼻烟！把砖碾碎了，和鼻烟掺和在一起。撒到衬衣上。虱子就要打喷嚏，难受得团团转，撞到砖上把头撞碎。”

他是一本正经的，所以达林斯基一下子没有明白他是在进行口头创作。几天之后，达林斯基便听到十来个这种题材的故事。口头创作是很丰富的。

现在他的脑子日日夜夜思索着许多问题：吃饭、洗衣服、换衣服、药粉，用瓶子装开水把虱子烫死，把虱子冻死，把虱子烧死。他连女人也不想了，他想起了他在劳改营里听刑事犯人说的俗语：“有劲儿活，就没劲儿想老婆。”

五十九

整整一天达林斯基都是在炮兵营阵地上度过的。一天中，没听到一声炮响，没有一架飞机在空中出现。营长是一个年轻的哈萨克人。他用纯正的俄语说：

“我想，明年可以在这儿种瓜了。您来吃瓜好啦。”

这位营长觉得在这儿并不坏，他一天到晚露着白牙说笑，用弯弯的短腿在很深的沙子里轻快地来来回回走着，亲热地看着站在油毡小屋旁边的上了套的骆驼。

可是达林斯基看到年轻哈萨克人的快活劲儿，很生气。他希望孤独，所以到傍晚时候，他朝第一连阵地走去，虽然下午他已经去过了。

月亮升上来，老大老大的，黑色多于红色。月亮在黑色而透明的天空里慢慢往上爬升，因为使劲，它的脸涨得越来越红。在带怒气的月光中，夜晚的沙漠、长筒子大炮、反坦克枪和火箭炮显得十分特别，十分惊慌，十分小心。大路上有一队骆驼拉的大车，车上装的是弹药箱和干草。一切无法连接的东西似乎连接起来了：牵引拖拉机，载有部队报纸印刷设备的汽车，无线电台细细的天线，长长的骆驼脖子，还有骆驼从容不迫的波浪式步子，就好像骆驼浑身没有一根硬骨头，全是用橡胶浇成的。

骆驼走过去了，寒冷的空气中留下一股农村的干草气息，当年伊戈尔公爵的大军作战的空旷田野上空，也出现过这样黑色多于红色的老大的月亮。当年波斯人进军希腊，罗马军队进入德意志森林，首席执政官的部队夜晚到达金字塔脚下的时候，天空悬挂的也是这个月亮。

当人们想到过去的时候，总是通过稀稀的筛子筛选出一件件历史大事，把士兵的痛苦、磨难和不幸全部筛掉。在头脑里只剩下空洞的故事，得胜的军队怎样部署，失败的军队怎样部署，参加战斗的有多少战车、石弩、骆驼，或者多少坦克、大炮、飞机。头脑里留下的印象，是英明而幸运的统帅怎样牵制中心，突击侧翼，山冈后面的伏军怎样突然冲出来决定了战斗的结局。再就是很平常的故事：得胜的统帅班师回朝后，被怀疑有意推翻君主，结果因为拯救祖国而献出头颅，或者幸免一死，被流放。

这儿真是艺术家创作的一幅激战之后的图画：一轮朦胧的老大的月亮悬挂在战场上空，身穿锁子甲的英雄们张开手臂睡着，旁边是打坏的战车或者坦克，有些胜利的英雄们抱着冲锋枪，坐在摇摇晃晃的帆布帐篷里，有的头戴古罗马的铜鹰头盔，有的头戴近卫军皮帽。

达林斯基无精打采地坐在炮兵连阵地上的一个弹药箱子上，听两名盖了大衣躺在大炮旁边的战士说话。连长和指导员上营部去了，从方面军司令部来的这位中校似乎也睡熟了。战士们是从通信员嘴里了解他的身份的。两个战士悠然自得地抽着自己卷的烟卷儿，吐着烟圈儿。

这显然是两个好朋友，他们都有真正的朋友才会有的感情，他们相信，一个人生活中发生的每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于另一个人往往是很重要的，是值得关心的。

“怎么啦？”其中一个似乎用嘲笑和漠不关心的口气问。

“怎么啦，怎么啦，难道你不知道他的情形？他的脚疼，不能穿这种鞋。”

“那又怎么啦？”

“可是他只能穿鞋子呀，又不能光着脚。”

“噢，就是说，没有发给他靴子。”他的口气中再也没有嘲笑和漠不关心的意味了，他显得对这件事十分关心。然后他们谈起家里的事。

“你猜我老婆写些什么？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不是儿子生病，就是女儿生病，老娘们儿，就是这样。”

“可是我老婆写得更干脆：你们在前方有什么难的，你们有给养，可是我们在这儿过这种战时困难日子，简直活不下去了。”

“都是女人见识，”一个说，“她们躲在大后方，不了解前方是什么样子。她们光看到你的给养。”

“一点儿不错，”另一个说，“她们有时买不到煤油，就以为这是天大的事了。”

“是的，她们有时站站队，似乎比在这沙漠上拿燃烧瓶打坦克都困难。”

他竟说起坦克和燃烧瓶来，其实他和他的朋友都知道，德国人的坦克从来没上这儿来过。在生活中是男人更艰苦还是女人更艰苦这个永远谈不完的话题，也发生在战时这夜晚的沙漠上。

不过还没有得出结论，其中一个就很不果断地说：

“不过，我老婆是有病，她的脊椎骨有毛病，抬一下重东西，就要躺几个星期。”

接着，似乎又换了话题，他们谈起这周围是一块多么可恨的缺水的地方。那个离达林斯基比较近些的战士说：

“她这样写，也没有不好的意思，只是因为不了解。”

另一名战士补充了一下，否认自己有意说军人妻子们的坏话，同时又不否认：

“是的。我这是说气话。”

然后他们又抽了一会儿烟，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起保险刀片多么不保险，说起连长的新制服，又说起不论多么艰难困苦，还是想活下去。

“你瞧，这夜晚多么好，你要知道，我在上中学的时候，看到这样一幅画：当空一轮明月，战场上到处是战死的英雄。”

“这有什么相同之处？”另一名战士笑道。“那是英雄，咱们算什么，和麻雀一样，咱们干的是蠢事。”

六 十

达林斯基右方响起爆炸声，打破夜的寂静。

“一〇三毫米。”老练的耳朵判断说。脑子里闪过一些念头，那是在敌人的炮弹爆炸时常常出现的：“是不是偶然的？唯一的？是试射？会不会采取交叉射击？是不是进行炮轰？是不是坦克来了？”

一切久经战阵的人都在倾听，脑子里都出现了和达林斯基大致相同的念头。

一切久经战阵的人都能从上百种声音中分辨出一种真正使人担心的声音。一个老练的战士，不论他正在干什么，不论是手里正拿着调羹，或者正在擦枪，在写信，在用手指头抠鼻子，在看报，或者完全无思无虑（一个当兵的在空闲时候有时也会这样），会立刻转过头去，竖起专注而灵敏的耳朵。

这一次马上得到了答案。右边接二连三传来爆炸声，接着左边也传来爆炸声，周围轰隆隆，卡啦啦，硝烟弥漫，一切都震动起来。

这是炮轰！

透过硝烟、灰土和沙子可以看到爆炸的火光，在爆炸的火光中可以看到硝烟。

人们在奔跑，在卧倒。

沙漠上一片凄惨的叫声。炮弹开始在骆驼旁边爆炸，骆驼把大车弄翻，拖着扯断的套绳奔跑着。达林斯基不顾炮弹纷纷在爆炸，站起身来，注视着可怕的景象。

他的脑子里清清楚楚地闪过一个念头：他在这儿看到的是祖国的末日景象。他心中充满了不祥的感觉。这沙漠中疯狂奔跑的骆驼的可怖的叫声，这俄罗斯人的惊骇的喊声，这纷纷奔跑躲避的人们！俄罗斯完了！被赶到靠近亚洲的寒冷的沙漠上的俄罗斯，就要完了，就要死在昏沉而静谧的月光下，亲切而悦耳的俄罗斯语言已经和狂奔的、被德国炮弹炸伤的骆驼的恐怖与绝望的惨叫声合成了一片。

在这痛苦的时刻，他心中出现的不是愤怒，不是仇恨，而是对世上所有的弱者和穷人的兄弟情感；他在草原上遇到的那个加尔梅克人的黑糊糊的苍老的脸，此时此刻不知为什么浮现出来，而且他觉得格外亲切，似乎早就熟识了。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注定了的。”他在心里说。他也明白了，如果失败了，他也没有必要活在世上了。他环视了一下躲在掩壕里的士兵们，挺直了身子，准备在这场凄惨的战斗中担负起这支炮兵连的指挥任务，他叫道：“喂，电话员，过来！到我这儿来！”

可是爆炸声忽然停息了。

就在这天夜里，遵照斯大林的指示，三方面军的司令员瓦图京、罗科索夫斯基和叶廖缅科向所属部队发布了进攻的命令，正是这次进攻在一百个小时中解决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命运和保卢斯的三十三万大军的命运，成为整个战争进程的转折点。

集团军司令部有一通电报在等待着达林斯基：要他去诺维科夫上校的坦克军里去，负责向方面军司令部报告坦克军的战斗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