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2）（2/2）

机械师抚摩着瘪下去的两颊，没有说话。

一条腿的电工佩列佩里津的脸颊慢慢红了，他没有说一句话，拐杖叭的一声掉在地上。维克托这一天非常愉快，非常高兴。上午，年轻的所长皮敏诺夫就和维克托通了电话，对他说了不少好话。

皮敏诺夫乘飞机上莫斯科去了—正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研究所几乎所有的部门就要回莫斯科去了。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皮敏诺夫最后说，“咱们很快就要在莫斯科见面了。我很幸运，我感到自豪，就在我担任所长期间，您完成了您了不起的研究项目。”

在实验室工作人员大会上，一切情形都使维克托感到愉快。马尔科夫常常嘲笑实验室的情况，他说：“咱们的博士、教授有一个团，咱们的副博士和初级研究员有一个营，可是士兵只有诺兹德林一个！这是对理论物理学家信不过。我们像一座奇怪的金字塔。”他接着解释说：“塔顶又宽又大，往下越来越细。所以咱们摇摇晃晃，很不牢稳，应当让基础宽大，最好有一个团的诺兹德林。”

维克托做过报告之后，马尔科夫又说：

“嘿，瞧我们这个团，瞧我们的金字塔。”

一直宣扬科学像体育的萨沃斯季扬诺夫，听过维克托的报告以后，眼睛显得格外好看，露出又幸福又和善的神气。

维克托觉得，萨沃斯季扬诺夫这会儿看待他不是像运动员看待教练，而是像教徒看待圣徒了。

他想起不久前他和索科洛夫的谈话，想起索科洛夫和萨沃斯季扬诺夫的争论，在心里说：“也许，我在核能量方面能想出点儿什么，可是在人的方面一窍不通。”

快到下班的时候，安娜·纳乌莫芙娜来办公室里找到维克托，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新来的人事处长没把我列入复员名单。我刚才看到名单了。”

“我知道，知道，”维克托说，“用不着犯愁，复员的名单有两份，您是第二批走，只不过晚几个星期。”

“可是在您这一组里偏偏就我一个人不是第一批。疏散日子我过够了，恐怕我要发疯了。每天夜里我都梦见莫斯科。再说，到莫斯科安装仪器，没有我怎么行？”

“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不过您要知道，名单已经批过了，要改变，十分困难。磁力实验室的斯维琴已经为鲍·里斯·伊斯莱列维奇说过，他的情况也和您一样，可是结果还是很难改变。您最好也等些时候吧。”

他忽然上了火，叫起来：

“谁知道他妈的是怎么考虑的，他们把一些闲人塞进名单里，像您，进行安装就马上需要的人，他们却不知为什么偏忘了。”

“不是把我忘了，”安娜·纳乌莫芙娜说着，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比忘了更糟糕……”

安娜·纳乌莫芙娜迅速地用一种奇怪而胆怯的目光回头看了看半张着的门，说：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不知为什么从名单里划掉的只是一些犹太人，人事处的秘书莉玛还告诉我，在乌法，在乌克兰科学院的名单中几乎把所有的犹太人都去掉了，只留下一些科学院院士。”

维克托半张着嘴，惘然失措地看了她一会儿，后来哈哈大笑起来：

“您怎么啦，好同志，您疯啦！我们谢天谢地，不是生活在沙皇俄国。您从哪儿学来这种狭隘的怪毛病？赶快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糊涂想法扔远点儿吧！”

八

友谊！有各种各样的友谊。

劳动中建立的友谊，革命工作中形成的友谊，长途跋涉中的友谊，共同战斗过的友谊。羁押犯人的监狱中，尽管囚友们在这儿相识与分手间隔只有两三天，可是这几天的印象却要保留很多年。安乐中的友谊，患难中的友谊。平等的友谊，不平等的友谊。

究竟什么是友谊？友谊的实质是否仅仅存在于共同的劳动和共同的厄运中？要知道，有些人本是一个党的党员，却因为观点有微小的分歧，产生的仇恨竟超过他们对党的敌人的仇恨。有时候，有些并肩战斗的人彼此憎恨，超过他们对共同敌人的仇恨。甚至有的时候，囚徒之间的宿怨更甚于他们对监狱看守的愤恨。

当然，更多的还是在同命运、同职业、有共同思想的人中间交到朋友，不过还是不能说，类似的共同性是友谊的决定因素。

不喜欢自己职业的人彼此也会有友谊，有时也会成为朋友。结成朋友的不仅是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还有战场上的逃兵和劳动中的懒汉。不过，这样或那样友谊的基础都是共同性。

两个性格相反的人能不能成为朋友？当然可以！

有时友谊是一种无私的关系。

有时友谊是为了一己私欲，有时友谊是自我牺牲，但奇怪的是，利己主义的友谊却能无私地给朋友带来好处，而自我牺牲的友谊的基础却是利己主义。

友谊是一面镜子，人在其中看到自己。有时候，你在同朋友谈心的时候，可以认识自己—等于自己同自己谈心，自己同自己交往。

友谊是平等和相似。但同时友谊又是不平等和不相似。

友谊有时是有实际目的、实际作用的，如共同劳动中的友谊，共同为了生存、为了面包而斗争的友谊。

有为了崇高理想的友谊，有意气相投、彼此谈得来的友谊，有职业各不相同，然而对现实有共同看法的人的友谊。

也许，最高层次的友谊便是实用的友谊，劳动、斗争的友谊与谈得来的友谊的结合体。

朋友往往是彼此用得着的，但朋友从友谊中得到的东西并不总是相等。朋友希望从友谊中得到的并不总是同样的东西。有的在交游中授人以经验，有的则在交游中丰富自己的经验。有的在帮助软弱和没有经验的年轻朋友时，感到了自己的成熟和能力，有的则在朋友身上看到自己的理想，希望自己也像那样成熟，有能力，有经验。就这样，有的在友谊中奉献，有的得到礼物。

有时朋友是无言的裁判，一个人借助这种裁判可以和自己对话，在自己的思想中得到欢乐，因为自己的想法在朋友的心中得到共鸣和回响，这些想法也就有了声音，能听见，能看见。

理性的、观察思辨的、哲学意味的友谊要求人的观点一致，但这种一致不是无所不包的。有时友谊出现在争论中，出现于朋友之间的差异中。

如果朋友们在各方面都相似，如果朋友们互相成为彼此的映像，那么，同朋友争论便等于同自己争论。

能够谅解你的弱点、毛病甚至过错的人，能够肯定你的正确、才能和功绩的人，才是朋友。

用爱护的态度指出你的弱点、毛病和过错的人，才是朋友。

所以，友谊的基础是相似，其表现却是分歧、矛盾、不一致。所以，有的人在交游中一心想从朋友身上得到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有的人又在交游中一心想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慷慨赠与别人。

喜欢交朋友是人的天性。不善于和人交朋友的人，就和动物交朋友—和狗、马、猫、老鼠、蜘蛛。

绝对强大者不需要友谊。恐怕，只有上帝是这样的。

真正的友谊，与你的朋友身居高位，势衰落魄，还是身陷囹圄毫不相干；真正的朋友看重心灵内在的实质，把荣耀与外在的权势置之度外。

友谊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友谊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它的牢固基础只有一个—那就是相信朋友的忠诚，以及对朋友忠诚。所以，在人为自由事业效力的地方，友谊特别珍贵。在为了最高利益可以牺牲朋友的地方，在一个人被认作最高理想的敌人而众叛亲离，却相信他没有失去唯一的朋友的地方，友谊特别珍贵。

九

维克托回到家里，看到一件熟悉的大衣挂在衣架上—是卡里莫夫来了。

卡里莫夫放下报纸。维克托心想，看样子，柳德米拉不愿意陪客人说话呢。

卡里莫夫说：“我是从集体农庄上这儿来的，在那儿作报告的。”又补充说：“不过，请放心，我在农庄里吃得很饱。要知道，我们的人民是特别好客的。”

维克托心想，柳德米拉都没有问卡里莫夫要不要喝茶。

维克托只是在对卡里莫夫那宽鼻子的、布满皱纹的脸仔细端详了一阵子之后，才看出他的脸和一般的俄罗斯人以至斯拉夫人的脸型微微有些不同。有时在突然转头的短短瞬间里，这些细微的区别一齐表露出来，他的脸变成蒙古人的脸。

就像这样，有时维克托在大街上能猜出一些浅色头发、眼睛明亮、鼻子上翘的人是犹太人。有一些隐隐约约的特点可以说明这些人是犹太人出身：有时是笑容，有时是皱眉头表示惊讶的神气，眯眼睛的神气，有时是耸肩膀的姿态。

卡里莫夫说起他见到的一位中尉，那位中尉是受伤后回村里看望父母的。显然，卡里莫夫就是为了说说这事儿来到维克托家的。

“真是个好小伙子，”卡里莫夫说，“他说话非常直率。”

“说的是鞑靼语吗？”维克托问。

“当然。”卡里莫夫说。

维克托心想，如果他遇到这样的受伤的犹太中尉，是无法跟他说犹太语的；他懂得的犹太词语不超过十个，而且都是在开玩笑的时候使用的。

那名中尉一九四一年秋天在刻赤附近被俘。德国人叫他去收割埋在雪下没有收割的庄稼喂马。中尉瞅准机会，在冬日暮霭的掩护下逃跑了。俄罗斯和鞑靼居民把他掩藏起来。

“我现在完全有希望再见到妻子和女儿了，”卡里莫夫说，“原来德国人也和咱们一样，有各种各类的证件。”

“我过去上大学的时候，爬过克里木的山。”维克托说，并且想起母亲汇钱让他去旅游的事。“那位中尉看到犹太人了吗？”

柳德米拉朝门里探了探头，说：

“妈妈到现在没有回来，我很担心。”

“是呀，是呀，她这是哪儿去啦？”维克托心不在焉地说。

等柳德米拉把门掩上，他又问道：

“那位中尉有没有说起犹太人？”

“他看到把一家犹太人拉去枪毙，有一个老奶奶，两个姑娘。”

“天啊！”维克托说。

“哦，此外，他还听说在波兰有一些集中营，把犹太人赶进去，杀掉，把尸体分割开，就像屠宰场里那样。不过显然这是瞎猜想。我专门问过他有关犹太人的情况，我知道您关心这方面的事。”

“为什么偏偏只有我关心？”维克托想。“难道别人都不关心？”

卡里莫夫沉思了一会儿，又说：

“哦，我忘啦，他还对我说，德国人好像下命令要把吃奶的孩子送到警备司令部去，他们往小孩子嘴上抹一种无色的药剂，小孩子马上就死。”

“是刚生下的婴儿吗？”维克托反问道。

“我以为，这都是瞎想，就跟集中营分割尸体的说法一样，都不可信。”

维克托在房间里踱了一会儿，然后说：

“当你想到今天还在杀害婴儿的时候，一切文化建树似乎都毫无意义了。哼，歌德和巴赫教人的是什么？杀起婴儿来了！”

“是啊，可怕呀。”卡里莫夫说。

维克托看出卡里莫夫的同情心，但也看出他的高兴和兴奋：那名中尉的话增强了他同妻子相会的希望。可是维克托知道，战后他再也不能见到母亲了。

卡里莫夫要回家了，维克托舍不得和他分别，便决定送他一下。

“您要知道，”维克托忽然说，“我们苏联科学家都是一些幸福的人。正直的德国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明知自己的发明对希特勒有好处，会有什么感觉呢？您是否能想象，一个犹太物理学家，他的亲人被这样杀害，就像宰杀疯狗一样，而他却幸存，在进行创造发明，他的发明却违反他的心意，在为法西斯增强军事实力？他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明白，可是依然不能不为自己的发明感到高兴—实在可怕！”

“是呀，是啊，”卡里莫夫说，“可是要知道，动惯了脑筋的人没办法不动脑筋呀。”

他们来到街上，卡里莫夫说：

“您送我，我不敢当。天气这样冷，您回到家里才不久，就又上外面来。”

“没关系，没关系，”维克托回答说，“我只把您送到街口。” 他看了看同伴的脸，又说：“虽然天气这么冷，我和您在大街上走一走，感到很愉快。”

“您不久就要回莫斯科了，咱们就要分别了。我很珍惜你我的知遇。”

“是的，是的，是的，说实在的，我也是这样。”维克托说。

维克托朝家里走去，竟没有注意，有人喊他。

马季亚罗夫拿黑黑的眼睛看着他。他的大衣领子竖立着。

“怎么回事儿？”他问道。“咱们的盛会停止啦？您的影子也见不到啦，索科洛夫在生我的气呢。”

“是啊，当然啦，很遗憾，”维克托说，“不过咱们在他家凭一时的激动胡乱说了不少。”

马季亚罗夫说：“谁又会注意凭一时激动说出的话呢？”

他把脸凑到维克托跟前，他那睁得大大的、神情忧愁的大眼睛显得更忧愁了，他说：

“咱们的聚会停止了，倒也好。”

维克托问：“怎么回事儿？”

马季亚罗夫一面呼哧呼哧喘着，一面说：

“应当告诉您，我觉得，卡里莫夫老头子是有任务的。懂吗？您好像跟他常常会面吧？”

“胡扯，我永远不会相信！”维克托说。

“您却没有想想，他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朋友的朋友，已经化成灰土有十年了，跟他在一起的那一伙子连影子都没有了，只有他一个留下来，而且青云直上，当了院士。”

“这有什么？”维克托问。“我也是院士，您也是院士嘛。”

“就是这话。您想想这命运中的蹊跷吧。我想，先生，您也不是小孩子。”

十

“维克托，妈妈刚刚才回来。”柳德米拉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披着披肩坐在桌旁。她把一杯茶端到自己面前，却马上又推到一边，说：

“是这样，我和一个人谈了谈。那人在战争开始前见过米佳。”

她很激动，因此用分外平静、从容的语气说，她们车间实验室有一位同事，邻居家里来了一位乡亲，要在这儿住几日。那位同事在来客面前偶然提到了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姓，那人就问，在这位弗拉基米罗芙娜家里有没有人叫米佳。

下班后，弗拉基米罗芙娜去了同事家里。才知道那人是不久前才从劳改营里释放出来的。他原是报社的校对员。排字工人在排一篇社论时，把斯大林同志的姓氏排错了一个字母，他没有校对出来，结果坐了七年牢。战前又以不守纪律为由，把他从科米自治共和国的劳改营转押到远东，那里属于湖泊区劳改营系统，是对外严格保密的劳改营。在那里和他住同一棚屋的有一个人姓沙波什尼科夫。

“一听他的话，我就知道那是米佳。他说：‘他躺在床铺上，老是吹口哨：小黄雀，斑海雀，你在哪儿……’米佳在被捕前上我这儿来，我问他什么，他总是笑笑，总是在吹口哨：‘小黄雀……’今天晚上那人就要搭载货汽车上莱舍沃去了，他的家在那儿。他说，米佳有病，是坏血病，心脏也不大好。还说，米佳不相信自己能获释。米佳跟他说过我，说过谢廖沙。米佳在厨房里干活儿，这被认为是上等的工作。”

“是啊，要干这种活儿，得上两次大学呢。”维克托说。

“这事儿可不能轻易相信，万一是派的人来暗地里试探呢？”柳德米拉说。

“谁需要试探一个老婆子？”

“不过，维克托是在很重要的单位里，自有人想知道他的情况。”

“算啦，柳德米拉，这是胡思乱想。”维克托生气地说。

“他为什么得到释放，他说了吗？”娜佳问道。

“他说的一切，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那里有许许多多人，我觉得，那是个不可理解的世界。他好像是从另一个国度来的。他们有自己的风俗，自己的中世纪和新世纪历史，自己的谚语……

“我问他为什么获释，他很吃惊，说‘您怎么不明白，给我定案啦’。我还是不懂。原来，放出来的都是些身体太弱、快要死的人。他们劳改营内部有这样的分类：有的是做苦力的，有的是糊涂虫，有的是看守的狗腿……我问，一九三七年有许多人被判十年没有通信自由，是怎么回事儿？他说，他换过几十个劳改营，没遇到一个人是这样判的。那些人又到哪儿去了呢？他说，不知道，劳改营里反正没有。

“伐木，超期服刑，迁徙转移……他说得我直心疼。米佳也在那里面，那里有苦力、糊涂虫、狗腿……他还说到了自杀的方法：在科雷马沼地上，不吃东西，一连几天光是喝水，就这样死于水肿，他们把这叫做‘喝水’、‘开始喝水’，当然，心脏有毛病才用这种死法。”

她注意到维克托神情紧张而痛苦，女儿眉头紧皱。

她非常激动，觉得头很疼，嘴里发干，但她继续说下去：

“他说，在路上和军车里，比在劳改营里更可怕。刑事犯作威作福，剥衣服，抢吃的东西，拿政治犯的性命当赌注，输了就用刀杀人，被杀的人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的命是别人的赌注。还有更可怕的：劳改营里刑事犯处处占据着领导地位，棚屋大组长、采伐队长都是刑事犯，政治犯丝毫无权，拿他们不当人看，刑事犯还管米佳叫‘法西斯分子’。”

弗拉基米罗芙娜放大了声音，像对着人群讲话一样说：

“后来，这个人又从米佳那个劳改营，转押到瑟克特夫卡尔。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央派了一个姓卡什科津的人到米佳所在的那一类劳改营里去，布置杀害了好几万犯人。”

“哎哟，我的天呀，”柳德米拉说，“我很想明白：斯大林是不是了解这种可怕的事？”

“哎哟，我的天呀，”娜佳很气愤地学着妈妈的语调说，“难道你不明白吗？他们是斯大林下命令杀的呀。”

“娜佳，”维克托说，“住嘴！”

维克托就像有些人一样，感觉内心的虚弱被旁人识破了似的，忽然发起火来，朝娜佳吼道：

“你别忘了，斯大林是最高统帅，正率领军队同法西斯作战，你的祖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指望着斯大林，我们生活、呼吸，都因为有斯大林和红军……你还是先学学揩鼻涕，再去评论斯大林，是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挡住了法西斯。”

“斯大林住在莫斯科，在斯大林格勒挡住法西斯的，你也知道是谁，”娜佳说，“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一回事儿，你从索科洛夫家回来，也说过我说的这话……”

他对娜佳的气更大了，他觉得这股气一辈子都消不了。

“我从索科洛夫家回来，根本没说过类似的话，你别胡扯。”他说。

柳德米拉说：“就在苏联的孩子们纷纷为国战死的时候，干吗要提这些可怕的事？”

但是娜佳也马上说出她所理解到的爸爸心中的隐秘和弱点。

“哼，当然啦，你什么也没有说，”她说，“现在嘛，现在你在研究中取得了那样的成就，在斯大林格勒也把德国人挡住了……”

“你怎么能，”维克托说，“你怎么能怀疑爸爸虚伪！柳德米拉，你听见没有？”

他希望得到妻子的支持，但柳德米拉无动于衷。

“你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说。“你说的话她听了不少。这都是你和你那个卡里莫夫说的，和那个讨人嫌的马季亚罗夫说的。玛利亚也常对我说起你们谈的话。而且你自己在家里也说了不少。唉，还是快点儿回到莫斯科去吧。”

“够啦，”维克托说，“我早就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样的痛快话了。”

娜佳没有再说话。她的脸变得像老太婆一样委顿、难看，她扭过头，背着爸爸，但是他还是看到了她的眼神，她用那样痛恨的眼神看他，他吃了一惊。

气氛显得非常窒闷，空气中包含了太多沉重的东西，让人喘不过气来。

几乎在每一个家庭，一年年暗地生长着的东西，可能作怪，可能平息，但因为相爱和信任而被压抑着的东西，现在冲了出来，浮到表面上，漫开去，充塞在生活中，似乎在父亲、母亲和女儿之间仅仅存在着不了解、怀疑、气恼和责难了。

难道他们共同经历的命运，产生的只有分歧和隔阂吗？

“外婆！”娜佳唤道。

维克托和柳德米拉同时看了看弗拉基米罗芙娜。她坐在那里，用手紧紧按着额头，好像头疼得不得了。

她是那样软弱无力，似乎她和她的痛苦谁也不稀罕，只能妨碍别人，使人生气，使家里人不和，她这个一辈子刚强、坚毅的人，这会儿坐在那里，那样孤单，那样软弱—这一切流露着一种说不出的可怜意味。

娜佳忽然跪下，把额头贴到外婆的腿上，说：

“外婆，亲爱的外婆……”

维克托走到墙边，打开收音机，硬纸板做的喇叭嘶哑地响起来，发出呻吟和喘息。好像广播的是秋夜的雨雪天气。在战场的前沿阵地，在战火烧毁的村庄，在阵亡士兵的坟头，在科雷马和沃尔库塔，在野战机场，在冷雨和初雪打湿了的卫生营帆布篷顶，今夜将是一片雨急风狂、雪花漫舞的景象。

维克托看了看妻子愁眉不展的脸，便走到岳母跟前，抓起她的手，吻起手来。

然后，他俯下身去，抚摩娜佳的头。

似乎在这几分钟里一切都没有变化，房里依然是这几个人，他们依然十分痛苦，他们的命运依然如故。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痛苦不堪的心在这几分钟里充满了多么神奇的温暖……

忽然一个很响的声音冲进房间：

“一天来，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图阿普谢西北和纳尔奇克地区同敌人继续进行战斗。其他战线没有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