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4）（2/2）

“不要王牌？j也不要？”

达林斯基等到一局结束，这才问道：

“集团军司令员住在这儿吗？”

其中一个年轻女人回答说：

“他到右翼去了，到傍晚才回来。”

她用老练的军事工作人员的目光打量了一下达林斯基，就问道：

“中校同志，您大概是方面军司令部来的吧？”

“是的。”达林斯基回答过，又轻轻使了个眼色，问：“那么，请问，我可以见见军委委员吗？”

“他和司令员一块儿出去了，傍晚才回来。”另一个女人回答过，又问：“您是从炮兵司令部来的吧？”

“是的。”达林斯基回答说。

达林斯基觉得回答有关司令员情况的第一个女人特别漂亮，虽然看样子她比回答有关军委委员情况的那个女人大得多。这样的女人有时显得非常漂亮，有时候，比如偶然一转头，却显得憔悴，衰老，不好看。这个女人就是这种类型的。她的鼻子很端正，很秀气，眼睛蓝蓝的，很不和善，说明这个女人知道别人以及自己的准确分量。

她的脸显得非常年轻，看起来她顶多二十五岁，可是只要一皱眉头，沉思起来，嘴角上就露出皱纹，下巴底下的皮肤也耷拉下来，看起来就至少有四十五岁了。不过那一双穿着尺寸合适的鞣革皮靴的脚，实在好看。

这些情形要说是得说好一阵子的，可是达林斯基那老练的眼睛一眼就看清楚了。

另一个女人是年轻的，但是已经发胖了，身体很肥大。她的一切分别看来都不怎么美：头发稀稀的，颧骨很宽大，眼睛颜色蓝不蓝、棕不棕；但她却显得很年轻、很有风韵，即使瞎子来到她跟前，也会感觉到她那娴雅的风韵。

这一点达林斯基也是在转瞬间看出来的。

不但如此，他还以某种方式在这一瞬间掂量了回答有关司令员情况的第一个女子和回答有关军委委员情况的第二个女子的分量，并且做出那样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选择，男人看到女人时差不多总要做这种选择的。达林斯基一直在操心怎样才能找到司令员，司令员是不是给他提供应有的条件，在哪儿吃饭，在哪儿睡觉，到右翼边缘的师里去的路是不是很远，路是不是难走，这时候他还漫不经心、同时也不是那么漫不经心地考虑了一番：“就这个女的吧！”

这么一来，他就没有马上去找集团军参谋长取所需要的材料，而是坐下来玩牌了。

在玩牌的时候（他是那位蓝眼睛女子的配手）弄清了许多事情：他的配手叫阿拉·谢尔盖耶芙娜，另一位年轻些的女子在司令部医疗站工作，没戴领带的圆脸小伙子名叫沃洛佳，看样子，和司令部的什么人有亲戚关系，所以在军委会食堂做炊事员。

达林斯基马上就觉察到阿拉·谢尔盖耶芙娜是有权势的，这是从进来的一些人对待她的态度上看出来的。看样子，集团军司令员是她的合法丈夫，不过，达林斯基开头以为他们是恩爱夫妻，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样。

起初他弄不清楚，为什么沃洛佳对她的态度那样随便。但是后来达林斯基恍然大悟，一下子猜出来：大概，沃洛佳是司令员前妻的弟弟。当然，还不完全清楚，司令员的前妻是否还活着，是不是办理过离婚手续。

年轻的女子克拉芙季娅显然同军委委员不是合法夫妻。阿拉·谢尔盖耶芙娜在对她说话的时候微微流露出傲慢和宽容的语气，那意思似乎是：“当然啦，咱们在一块儿打牌，彼此以‘你’相称，不过，咱们是在参加战争，还得注意一点儿影响。”

但是克拉芙季娅在阿拉·谢尔盖耶芙娜面前也有某种优越感。达林斯基觉得她的优越感大概是这样：虽然我不是合法夫人，而是战时情侣，但我对我的军委委员是忠实的，你虽然是合法夫人，可是你的一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你要是敢叫我“破鞋”，那就试试看……

沃洛佳很喜欢克拉芙季娅，他毫不掩饰这一点。他对她的态度大概可以这样来表达：我的爱情是没有希望的，我这个炊事员怎么能跟军委委员比高低……不过，虽然我是炊事员，我是真心诚意爱你的，你自己也能感觉出来；只要能得到你的青睐就行，至于军委委员为什么爱你，我才不管呢。

达林斯基打牌技术很不高明，阿拉·谢尔盖耶芙娜很注意照顾他。她很喜欢这位瘦瘦的中校：他常常说“谢谢您”，在分牌的时候他们的手碰到了，他还慢条斯理地说“对不起”；如果沃洛佳用手指揩鼻涕，然后又用手帕擦手的话，他总要带着发愁的神气看看沃洛佳；别人说俏皮话，他都很有礼貌地笑一笑，他说起俏皮话都要使人捧腹。

听了达林斯基说的一个笑话之后，她说：

“真的，我一下子没有听懂。在这草原上过了这么久，脑子变钝啦。”

她说这话说得很低，好像是要让他明白，或者让他感觉到，他们可以单独谈谈，谈谈只有他们两人能谈的话，那种使人心跳的话，那种特别的、顶顶重要的男人和女人的话。

达林斯基还是常常出错牌，她就给他纠正，而这时候他们玩起另一种牌戏，在这种牌戏中达林斯基就不出错牌了，因为他精于此道……虽然在他们之间，除了说“把小黑桃打出来嘛”、“垫上嘛，垫上嘛，别怕，别舍不得王牌”之类的话以外，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她已经了解和看中了他的许多动人之处：又温柔，又刚强，又谨慎，又勇猛，又腼腆……阿拉·谢尔盖耶芙娜所以能感觉到这一切，是因为她暗暗在达林斯基身上观察出这些特点，还因为他很成功地向她显示了这些特点。她也很巧妙地向他显示，她懂得了他的目光，懂得他为什么注视她的笑容、她的手的动作、她的肩膀耸动、她那漂亮的华达呢军便服里面的胸脯、她的脚、她那修得很好看的指甲。他觉得，她的声音拖长得有点儿过分，有点儿不自然，她的笑也比一般的笑时间要长些，为的是让他注意她的清脆的声音、她那雪白的牙齿和腮上的两个酒涡儿……

达林斯基因为忽然出现这样的感情，心中很激动，很不平静。他对这种感情从来不觉得习以为常，每一次都像第一次有这种感情一样。他对待女人的丰富经验没有变为习惯，经验是一回事，迷恋是另一回事。正是这一点说明他是真正的好色男子，不是假的。

结果，这一夜他留在集团军指挥所里。

第二天早晨，他去找参谋长。参谋长是一位寡言少语的上校，既没有问他斯大林格勒方面的情况，也没有打听前线的消息和斯大林格勒西北方的战况。交谈过之后，达林斯基就知道，这位上校参谋长未必能向他提供足够的有关情况，就请他在自己的委派书上签字，决定下连队去。

他坐上汽车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觉得两手和两脚空空的、轻飘飘的，什么念头、什么希求都没有，觉得十分满足而又十分空虚……似乎周围的一切，似乎昨天他还很喜欢的天空、野蒿和草原山冈已经变得索然无味，不值得一看了。也不想跟司机说话或开玩笑。就连思念亲人，回忆他一向热爱和尊敬的母亲，也变得乏味、冷淡了……想到沙漠里的战斗、俄罗斯边远地区的战斗，也不激动了，他感到无精打采。

达林斯基不时地吐一口唾沫，摇摇头，带着一种困惑而奇怪的口吻说：“这娘们儿……”

这时他脑子里出现了后悔的想法，心想，干这种风流事儿不会有好结果的，又想起过去不知是在库普林的小说里还是在一本翻译小说里看到的话，说是爱情像煤炭，烧起来的时候，热得灼人，冷下来的时候，可以把人弄脏……他甚至很想哭一场，其实不是想哭，是想诉诉苦衷，对什么人说说，他干这事儿是身不由己，是命运让他这个可怜的中校这样对待爱情……后来他睡着了；等他醒来，忽然想道：“如果我不被打死的话，回来的路上一定还要去找阿拉。”

六十九

叶尔绍夫少校下工回来，在莫斯托夫斯科伊床铺前站下来，说：

“那个美国人听到广播，咱们在斯大林格勒英勇抵抗，粉碎了德国人的算盘。”

他皱了皱眉头，又说：

“还有莫斯科方面来的消息，说是解散了共产国际，不知是不是。”

“您怎么，疯啦？”莫斯托夫斯科伊注视着叶尔绍夫那聪明的、像寒冷而有点儿浑浊的秋水似的眼睛，问道。

“也许，那个美国人听错了。”叶尔绍夫说过这话，就用指甲挠起胸膛。“也许正相反，是共产国际扩大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一生中认识不少这样的人，这些人就像电话机的膜片，能灵敏地反映全社会的理想、感情、见解。似乎俄罗斯从来没有一件大事是这些人不了解的。叶尔绍夫便是反映集中营公众思想与见解的这样一个表达者。但是他说的解散共产国际的消息，营里这位有影响的人物却丝毫不感兴趣。

主管过大兵团政治思想教育的旅级政委奥西波夫，对这个消息也漠然视之。奥西波夫说：

“古泽将军对我说：政委同志，由于您的国际主义教育，大家都溃逃啦，应该是用爱国主义精神，用俄罗斯精神教育人民。”

“怎么，还要为了上帝、沙皇、祖国吗？”莫斯托夫斯科伊冷笑道。

“这都是小事，”奥西波夫神经质地打着呵欠说，“这会儿问题不在于正统思想，而是德国人要活剥我们的皮，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亲爱的老人家。”

被苏联人叫做安得留沙的那个睡在第三层铺上的西班牙士兵，用英文把“斯大林格勒”写在一块小小的木板上，夜里看着这木板上的字，到早晨就把木板翻过来，不让搜查棚屋的人看到这上面的字。

基里洛夫少校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以前不赶着我去干活儿的时候，我天天躺在床铺上闲待着。现在我又为自己洗衣服，又嚼松木片治坏血病。”

受惩罚的党卫军分子诨称“快乐的小伙子”（他们在上工的时候总是唱着歌儿) ，他们找苏联俘虏的碴儿找得更厉害了。看不见的联系把集中营棚屋里的人和伏尔加河上的城市连接在一起。

可是大家都觉得共产国际是不起作用的。就在这时候，流亡者切尔涅佐夫第一次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

他用手捂着空空的眼窝，谈起美国人偷听到的广播。

莫斯托夫斯科伊高兴起来，他太需要谈谈这个问题了。

“总而言之，这消息很不可靠，”莫斯托夫斯科伊说，“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切尔涅佐夫扬起眉毛，这空眼窝上扬起的眉毛显得很不好看，露出困惑和神经衰弱的神气。

“为什么？”独眼睛的孟什维克问。“为什么不可靠？布尔什维克先生们创立了第三国际，也是布尔什维克先生们创立了在一个国家实行所谓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统一实际上是胡闹。好比油炸冰块……盖奥尔基·瓦连季诺维奇在他晚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社会主义只有成为世界体系，成为国际体系，才能存在，否则根本不能存在。’”

“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吗？”莫斯托夫斯科伊问道。

“是的，是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

切尔涅佐夫笑了笑，并看到莫斯托夫斯科伊也笑了笑。他们相视而笑，是因为他们从不友好的话里，从嘲笑而带有敌意的语调中看到了自己的过去。

好像挖开了几十年的沉积层，他们年轻时互相厮杀的利刃露了出来。这次在法西斯集中营里的相会，不仅使他们想起多年的仇恨，也想起青年时代。

这个在集中营里的人，这个敌对分子和异己分子，也熟悉和热爱莫斯托夫斯科伊年轻时熟悉和热爱的东西。是他，而不是奥西波夫，不是叶尔绍夫，还记得第一次党代会期间的许多故事，记得只有他们两个人依然很感兴趣的一些人的名字。他们都很激动地回忆起马克思和巴枯宁的关系，回忆起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说的有关温和的火星派和强硬的火星派的话。回忆起已经老眼昏花的恩格斯对待前去见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年轻人多么亲热，回忆起在苏黎世的柳博奇卡·阿克雪里罗德 [65] 有多么坏！

独眼的孟什维克觉得自己的所感也正是莫斯托夫斯科伊所感，就苦笑着说：

“很多作家写年轻时代朋友们见面，写得很动人，可是，年轻时代的敌人，像您和我这样经过风风雨雨的白了头发的老家伙，见了面又怎样呢？”

莫斯托夫斯科伊看到切尔涅佐夫的腮上挂着泪水。他们都明白，集中营里的死神能够把多年生活中的一切，把正确、错误、敌视很快地抹平和掩埋。

“是啊，”莫斯托夫斯科伊说，“在漫长的一生中一直跟你作对的人，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你的生活的参与者了。”

“真奇怪，”切尔涅佐夫说，“在这狼窝里会这样见面。”他忽然又说：“多么奇怪的字眼：小麦，大麦，晴天雨……”

“啊，也是这集中营太可怕了，”莫斯托夫斯科伊笑着说，“与集中营相比，一切都好像很好，就连见到孟什维克也不觉得怎样了。”

切尔涅佐夫伤感地点点头。

“是呀，确实，够您受的。”

“法西斯主义呀，”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法西斯主义！这样惨无人道，我真无法想象！”

“您还有什么惊奇的，”切尔涅佐夫说，“您对恐怖手段早应该不觉得稀奇了。”就像一阵风吹跑了他们之间的伤感气氛和友好气氛。他们毫不客气地、恶言恶语地争论起来。

切尔涅佐夫的攻击之所以可怕，因为他说的不完全是无中生有。切尔涅佐夫把苏联建设过程出现的残酷现象和个别错误看作根本的规律性。他直截了当地对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当然，你们都满足于一种看法，认为一九三七年的事是过火了，集体化期间是胜利冲昏头脑，你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有点儿残酷和独断独行。然而实质正相反：正如你们常说的，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你们总觉得，农村的贫穷和工人的无权是暂时的现象，是发展中的困难。你们这些真正的富农和垄断者，买农民的小麦，五戈比一公斤，再卖给农民，每公斤却卖一卢布，这就是你们的建设的基本原则。”

“就连你们孟什维克，你们这些流亡者都说了：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莫斯托夫斯科伊说，“那我们，也是从普加乔夫到拉辛 [66] 的历代俄罗斯革命者的继承人。拉辛、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的继承人不是孟什维克，不是逃亡国外的叛徒，而是斯大林。”

“是的，是的，是继承人！”切尔涅佐夫说。“您知道，在俄国立宪会议自由选举意味着什么吗？是在上千年奴化统治的国家里呀！一千年来，俄罗斯只自由了半年多点儿。我每次想到一九三七年的事，就想起另一项遗产，您该记得第三厅长官苏杰伊金上校，他串通杰加耶夫 [67] ，佯装发动叛乱和平息叛乱，恐吓沙皇，想用这种办法把政权抓到手里。您认为斯大林是赫尔岑的继承者吗？”

“您怎么，真的那么糊涂吗？”莫斯托夫斯科伊问。“您怎么，当真认为不过是苏杰伊金吗？那么，伟大的社会变革，没收剥削者的财产，没收资本家的工厂，没收地主的土地，您没看到吗？这是继承谁的一套，是继承苏杰伊金那一套吗？还有普遍提高文化，还有重工业呢？还有最下等的人，还有工人和农民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呢？这怎么，都是继承苏杰伊金的一套吗？您真可怜。”

“我知道，知道，”切尔涅佐夫说，“事实不容辩驳，但可以作各种解释。你们的元帅、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人民委员都不听命于无产阶级。他们听命于国家。至于那些在车间和田野里干活儿的人，我想，就连您也未必把他们看作当家做主的人。他们又能当什么家，做什么主呀！”

他忽然俯身朝着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顺便说一句，在所有你们的人当中，我只看得起斯大林。斯大林是你们的泥瓦匠，你们却都怕干脏活儿！斯大林就知道：社会主义要想在单独取得胜利的一个国家里站得住脚，就要靠铁的恐怖手段，靠集中营，靠中世纪对待异端邪说的办法。”

莫斯托夫斯科伊对切尔涅佐夫说：

“先生，这些无耻谰言我们全听说过。不过，我应该坦率地对您说，您说这些话，说得特别无耻罢了。只有一种人，从小就生活在你家里那种地方，后来又被赶出去的人，才会这样诬蔑、这样诽谤。您可知道，这是什么人？……是奴才！”

他直直地看了看切尔涅佐夫，又说：

“说实在的，开头我真想共同回忆一下我们在一八九八年的团结，而不是一九〇三年的分裂。”

“想聊聊还没有把奴仆从家里赶出去那时候吗？”

可是莫斯托夫斯科伊当真火了。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被赶出去的、逃走的奴才！戴白手套的奴才！我们不掩饰，我们不戴手套。我们的手沾满鲜血，我们弄脏了手！这有什么！我们参加工人运动就没有戴普列汉诺夫的手套。你们戴着奴才手套又怎样？你们因为在《社会主义导报》上发表的文章得到几个赏钱？这儿集中营的英国人、法国人、波兰人、挪威人、荷兰人都相信我们！拯救世界靠我们的手！靠红军的力量！红军是自由的军队！”

“是这样吗？”切尔涅佐夫插话说。“一直是自由的吗？”

莫斯托夫斯科伊把两手举到切尔涅佐夫面前，说：

“您瞧瞧这手，没有戴奴才的手套！”

切尔涅佐夫朝他点点头，说：

“记得宪兵上校斯特列里尼科夫吗？他干什么也不戴手套：他就干脆代替被他打得半死的革命者写伪造的坦白认罪书。你们一九三七年的事为了什么？是为了准备同希特勒作战吗？这是斯特列里尼科夫还是马克思教导你们的？”

“您这些臭不可闻的话丝毫不使我觉得奇怪，”莫斯托夫斯科伊说，“您是不会说别的话的。您可知道，我确实感到奇怪的是什么？希特勒为什么把您关在集中营里？关您干什么？希特勒恨我们恨得要命。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希特勒干吗要把您和您这类的人关在集中营里呀？！”

切尔涅佐夫笑了笑，他的脸又变得像开始谈话时那样子。

“这不是，关进来啦，”他说，“而且还不放呢。您给我说说情吧，也许会把我放了。”

但是莫斯托夫斯科伊不想开玩笑。

“您对我们这样仇恨，就不应该蹲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而且不光是您，还有这样的人。” 他指了指朝他走来的伊康尼科夫。

伊康尼科夫的脸上和手上沾满了泥浆。

他递给莫斯托夫斯科伊几张写满了字的肮脏的纸，说：

“看看吧，也许，明天就要死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把几张纸塞到垫褥底下，气愤地说：

“我是要看看，怎么您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您可知道，我听到了什么？咱们挖的基坑，是为了建造毒气工厂。今天已经开始浇灌混凝土地基了。”

“听说有这事儿，”切尔涅佐夫说，“过去还铺过宽轨。”

他回头看了看。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切尔涅佐夫关心的，是下工回来的人看到他和一个老布尔什维克谈得多么随便。他大概因为这一点就要在意大利人、挪威人、西班牙人、英国人面前夸耀了。尤其要在苏联战俘面前夸耀。

“这活儿咱们还继续干吗？”伊康尼科夫问道。“还参与制造恐怖吗？”

切尔涅佐夫耸耸肩膀，说：

“您以为咱们这是在英国吗？这八千人要是罢工，在一个钟头之内就会全部被杀害。”

“不，不能干，”伊康尼科夫说，“我不干，不干。”

“如果不干，转眼工夫就把您打死。”莫斯托夫斯科伊说。

“是的，”切尔涅佐夫说，“您可以相信这话，这位同志知道，在没有民主的国家里号召罢工，意味着什么。”

他和莫斯托夫斯科伊争论了一阵子，心绪很乱。他在巴黎自己家里说过多少次的一些话，现在在这希特勒的集中营里说出来，自己觉得很不实际，毫无意义。他听集中营囚犯们谈话，常常听到“斯大林格勒”这个词儿，不管是否合他的心意，现在斯大林格勒是和世界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了。

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向他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说：

“感谢你们，斯大林格勒挡住了狂飙的飓风。”

切尔涅佐夫听到这话，感到很幸福、很激动。他对莫斯托夫斯伊科说：

“您该知道，海涅说过，只有傻瓜才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敌人。不过，好吧，我就做做傻瓜，您说得很对，我很清楚你们的军队所进行的斗争的伟大意义。一个俄国社会党人理解这一点是极难极难的，一旦理解了，又高兴，又自豪，同时又难过，又痛恨你们。”

他看着莫斯托夫斯科伊。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他那一只正常的眼睛也充满了血。

“不过，难道您就是在这里也没有亲身体验到，人没有民主和自由不能生活吗？您在家里忘记了这一点吧？”切尔涅佐夫问道。

莫斯托夫斯科伊皱起眉头。

“算啦，别再歇斯底里了。”

他回头看了看。切尔涅佐夫心想，莫斯托夫斯科伊是在担心，下工回来的人会不会看到流亡的孟什维克和他谈得多么随便。他大概因为这一点在外国人面前觉得不好意思了。尤其在苏联战俘面前觉得不好意思。

他那血红的空眼窝直直地盯着莫斯托夫斯科伊。

伊康尼科夫拉了拉从二层铺上垂下来的神甫的脚，用蹩脚的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夹杂在一起问道：

“咱们在建毒气工厂了。神甫，我该怎么办？”

加尔季神甫用煤球似的眼睛打量着大家的脸。

“大家都在那儿干。我也在那儿干，”他慢慢地说，“我们是奴仆。上帝会饶恕我们的。”

“这是他的职业。”莫斯托夫斯科伊补充说。

“但这不是您的职业。”加尔季用责备的口气说。

伊康尼科夫马上接着说：

“是啊，是啊，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从你们的观点来看，也是这样，不过我不想宽恕自己的罪过。不能说全怪那些强迫你干的人，你是奴隶，你没有罪，因为你不自由。我是自由的！我建造毒气工厂，我就对不起将来被毒气毒死的人。我可以说‘不干’！如果我有胆量不怕枪杀的话，有什么力量能强迫我干？我要说‘不干’！我不干，我就是不干！”

加尔季的手挨到伊康尼科夫的白头。

“把您的手给我。”他说。

“好啦，现在牧师就要开导因为骄傲而迷途的羔羊了。”切尔涅佐夫说。

莫斯托夫斯科伊听到他这话，也不由得怀着同感点了点头。

但是加尔季没有开导伊康尼科夫，他把伊康尼科夫那肮脏的手拉到嘴唇边，吻了吻。

七 十

第二天，切尔涅佐夫和红军战士巴甫柳科夫聊天，巴甫柳科夫是他结识的少数苏联人之一，现在在医务所做卫生员。巴甫柳科夫对切尔涅佐夫诉说，很快就要把他从医务所赶出去，叫他去挖基坑了。

“这都是党员们搞的，”他说，“他们看不惯我占着一个好位置，认为我是行过贿的。他们当清洁工，厨房、盥洗间里到处都安排他们的自己人。老大爷，您该记得和平时期的情况吧？区委都是自己人，工会也都是自己人。不是吗？在这儿他们也搞自己的一套班子，厨房里都是自己的，好东西给自己人吃。他们供养老布尔什维克，像在疗养院里一样，可是您，就像狗一样，没人理睬，谁也不朝您看一眼。难道这公平吗？您也是给苏维埃政权做牛做马了一辈子嘛。”

切尔涅佐夫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他说，自己离开俄罗斯已经二十年了。他已经发现，“侨民”、“国外”这样一些词儿一下子就能使苏联人和他疏远。但是巴甫柳科夫听了切尔涅佐夫的话并没有紧张起来。

他们蹲在一堆木板上。巴甫柳科夫宽鼻子，宽额头。切尔涅佐夫心想，这真是人民的儿子。巴甫柳科夫朝在混凝土塔楼上走来走去的哨兵那边望着，说：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参加新编的志愿军，或者装做生病。”

“就是说，为了活命吗？”切尔涅佐夫问。

“我根本不是富农，”巴甫柳科夫说，“也没有做过苦役犯人，不过我对共产党还是很不满意。不能自由地干什么事。种田由不得自己，娶老婆由不得自己，干什么工作由不得自己。人变得像鹦鹉一样。我从小就想自己开一座商店，为的是在里面什么都可以买到。商店里有小吃部，货物齐全，请买吧：想喝烧酒，有烧酒；想吃烤鸭，有烤鸭；想喝啤酒，有啤酒。您猜，我卖东西会怎样？很便宜！我还要在小吃部卖乡下吃食儿。请吧！烤土豆！牛油拌大蒜。酸白菜！您猜，我会卖什么样的小菜：骨头汤！骨头汤在锅里翻滚，请吧，来一碗，加一根骨头，还有黑面包，当然，还有盐。到处是皮椅子，免得生虱子。请坐下，歇会儿，有人服侍你。这事儿只要我一说出来，马上就会把我送到西伯利亚。可是这会儿我想，这样做生意对人民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呢？我定的价钱一定会比国家低一半。”

巴甫柳科夫侧眼看了看切尔涅佐夫，又说：

“在我们的棚屋里，有四十个小伙子报名参加志愿军啦。”

“为什么？”

“为了一碗菜汤，为了一件大衣，为了不至于干活儿累死。”

“还有什么原因吗？”

“有些人是有想法。”

“什么想法？”

“各种各样的想法。有的是看到在集中营里有人被杀害。有的是受够了农村的贫穷。他们忍受不了共产主义，”切尔涅佐夫说，“这太卑鄙了！”

这个苏联人带着好奇的神气看了看这个侨民，这个侨民也看出他这种带有嘲笑与大惑不解意味的好奇神情。

“可耻，下流，恶劣，”切尔涅佐夫说，“不是算陈年老账的时候。算账也不应该这样算。自己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自己的土地。”

他从木板上站起身来，用手弹了弹屁股上的土。

“不可能有人说我热爱布尔什维克，真的，但现在不是时候，不是算账的时候。不要去参加叛徒弗拉索夫的军队。”

他忽然说不出话来，片刻之后又说：

“您听着，同志，别去。”

他因为又像青年时代那样说出了“同志”这个词儿，再也掩盖不住自己的激动，而且也不再掩盖自己的激动，喃喃地说：

“我的天啊，天啊，我能不能……”

……火车驶离站台。周围烟雾腾腾，其中有灰尘，有丁香花香和春季里城市的污水气味，有机车的灰烟，还有车站食堂厨房里冒出来的油烟。

信号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可是后来好像在其他绿灯和红灯之间停住不动了。

一个大学生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朝侧门走去。一个女子也像他一样，感情涌来失去自制，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吻他的额头、头发……他跨上车，一阵幸福感在心头涌起，头脑晕乎乎的，他觉得这是开始，将是他内容充实的整个一生的开端……

他在离开俄罗斯前往斯拉武塔的路上，一再回想起这个黄昏。他在巴黎的医院里，做完青光眼手术之后，常常想起这个黄昏。在他走进他供职的银行那阴凉而幽暗的门洞时，也常常想起这个黄昏。

关于这一点，像他一样从俄国逃往巴黎的诗人霍达谢维奇写过一首诗：

拄着拐杖浪游，不知为何我想起你；

红轮马车在奔驰，不知为何我想起你；

晚上把蜡烛点起，不知为何我想起你；

不论天上人间，发生何事，我都会想起你……

他真想再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伊跟前，问问他：

“您认识娜塔莎·萨顿斯卡娅吗？她还活着吗？这几十年来您一直跟她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