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7)(1/2)
三十一
似乎柳德米拉没什么空闲时间。夜里她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在公园里的长椅子上坐了坐,到车站里面暖和了一阵子,就又迈着郑重其事的快步子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走。
她所要求的事,希曼斯基全给办了。
上午九点三十分,护士捷连季耶娃来见柳德米拉。
柳德米拉请她说说她所知道的有关托里亚的一切。
柳德米拉穿上罩衫,和捷连季耶娃一同登上二楼,从她儿子当时进手术室经过的走廊走过,在一个单间病房的门前站了一会儿,看了看这天上午空出来的病床。护士捷连季耶娃一直走在她旁边,用手帕揩着鼻子。柳德米拉又下到一楼,捷连季耶娃便和她分开了。不久,接待室里进来一个人,白头发,胖大的身子,黑黑的眼睛下面有两个黑黑的圈儿。麦捷尔医生浆过的白罩衫跟他那黑黑的脸和睁得老大的黑眼睛相比,显得很白很白。
麦捷尔对柳德米拉说了说,为什么罗季奥诺夫教授反对做这次手术。柳德米拉想问的事,他似乎全猜到了。他对她说了说手术前他和托里亚谈的话。他很理解柳德米拉的心情,一丝不苟、毫不隐瞒地讲了一遍手术过程。
然后他说,他对中尉托里亚有一种特殊感情,几乎是一种父爱。在这位医生低沉的声音中,有一种碎玻璃碴一样的声音又尖细又悲戚地响起来。她第一次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双很特别的手,似乎不是长在这个眼神悲戚的人的身上的。那手粗大而沉重,手指头黑黑的,粗实有力。
麦捷尔把一双手从桌上抽回去。他似乎在念她心中的想法,说:
“能做的事,我全做了;但结果是,我的手加快了他的死亡,而没有战胜死亡。”他又把一双手放到桌子上。
她明白,麦捷尔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他说的有关托里亚的每一句话,她都非常希望听,但每一句都让他痛苦又难受。可是,他这些话里还有一种很难受的沉重感。她觉得,麦捷尔医生希望和她见面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他自己。这使她心中对麦捷尔产生了不好的感觉。
在麦捷尔医生要走的时候,她说,她相信他为了挽救她的儿子,能做的事全做了。他沉重地喘了一口气。她感觉到,她的话使他轻松了。这样她又明白了,他因为感到自己有权从她嘴里听到这样的话,所以希望和她见面,于是和她见面了。
她带着责备的意味在心里想道:“难道还要从我这里得到安慰吗?”
麦捷尔走后,柳德米拉便朝戴皮帽的警卫长走去。他向她行了一个军礼,用嗄哑的声音报告说,政委指示用小汽车把她送到安葬的地方去,小汽车还要等十分钟才来,因为有人用车到票证发放处送文职人员名单去了。中尉托里亚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最好是从坟地回来后再带走。
柳德米拉提出所有的要求全做到了,而且一丝不苟,不打折扣,就像执行军令一样。不过,从政委、护士、警卫长对她的态度中可以感觉出来,这些人也想从她这里得到宽恕和安慰。
政委因为医院里常常死人,感到自己有责任。在柳德米拉来医院之前,他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医院嘛,总是要死人的,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医疗服务工作的组织安排,并未引起上级领导的责难。经常使他受批评的是政治工作做得不够,没有很好地报导伤员的顽强精神。
部分伤员不相信战争能胜利,还有一部分政治落后的伤员,对集体农庄制度抱有敌对情绪,恶意攻击,他跟这些斗争不够坚决。在医院里还有一些伤员传播军事机密的事件。
军区卫生部政治处曾经把希曼斯基叫了去,告诉他,如果特别处再次汇报说医院思想混乱,就要把他调到前方去。
现在政委见到死去的中尉的妈妈,感到非常羞愧,因为昨天死了三名伤员,可是昨天他还洗了淋浴,让炊事员用炖好的酸白菜给他做了可口的下酒菜,喝了从市商业局弄来的一小桶啤酒。护士捷连季耶娃见到死去的中尉的妈妈也感到羞愧,因为她的丈夫是军事工程师,在集团军参谋部工作,没有上过前方,她的儿子比托里亚还大一岁,却在飞机工厂设计处工作。警卫长羞愧的是,他是一名基干军人,却在后方医院工作,他还把一匹上等的华达呢衣料和一双精制的毡靴寄回家,可是死去的中尉留给妈妈的只有棉军装。
经管死去伤员的殡葬事务的司务长,厚嘴唇,大耳朵,他在陪同柳德米拉前往坟地的时候,也感到羞愧。棺材都是用薄薄的废木板钉成的。死者只穿着内衣入殓。普通士兵的棺材排得十分拥挤,都成为合葬的坟墓。坟上的墓碑都是未刨光的木牌,文字写得歪歪扭扭,而且是用容易褪色的颜料写的。当然,师卫生营里的死者都是直接埋进坑里,连棺材都没有呢,木牌上的字是用变色铅笔写的,一下雨就冲掉。还有那些死在战斗中,死在森林里、沼地上、山沟里、旷野上的人,还常常得不到安葬呢,埋葬他们的往往是沙土、枯叶、风雪。
但是,当这位妇女跟他一起坐在汽车里,问他怎样安葬死者,问他是不是合葬,给死者穿什么服装,在坟地上是否致悼词的时候,他还是因为棺材木料太差而感到羞愧。
他感到不好意思,还因为他在出来之前曾跑到军需仓库一个朋友那里去,喝了一小罐加水的药用酒精,还就着大葱吃了一块面包。使他感到难为情的,是汽车里充满了他呼出来的酒气和大葱气味,可是,不论他多么难为情,不呼吸是不行的。
他愁眉苦脸地望着挂在司机前面的反光镜。在这四四方方的小镜子里映照出司机那一双带笑的、使司务长感到惭愧的眼睛。
“司务长,你喝醉啦!”司机那一双年轻而快活的眼睛不客气地说。
所有的人在牺牲了儿子的母亲面前都感到羞愧,而且,不论人类历史多么长久,想对她说明自己无愧,都是徒然的。
三十二
劳动营的士兵们正从卡车上往下卸棺材。他们不声不响,不慌不忙,可以看出他们干这种活儿已经熟练和习惯了。一个人站在车斗里,把棺材推到边沿上,另一个人用肩膀接住,往外一拖,又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走过来,用肩膀接住棺材的另一边。他们咯吱咯吱地踩着上了冻的土地,把棺材抬到宽大的合葬坟里,贴着坟坑的边放好,又回到卡车跟前。等到卸空了的卡车回城里去了,士兵们便在墓穴旁的棺材上坐下来,拿出一叠废纸和一丁点儿烟丝卷烟卷儿。
“今天好像空闲些。”一个士兵说着,用装配得很好的打火家什打起火来—细绳的火绒塞在铜弹壳里,火石嵌在里面。这个士兵把火绒摇了两下,就冒出烟来。
“司务长说,今天就一汽车,再没有了。”另一名士兵说着,喷了一大口烟,抽起烟卷儿。
“那咱们可以封坟啦。”
“过一会儿当然好些,他还要拿名单来,要检查。”另一名没抽烟的士兵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面包,打了打灰,又轻轻吹了吹,便吃起来。
“你跟司务长说说,让他给咱们发铁钎。这地冻了好几尺厚,明天还要挖新坟,像这样的地用铁锹能挖得动吗?”
刚才在打火的那一名士兵,用手叭叭拍了两下,把木头烟嘴里的烟灰拍出来,又轻轻地拿烟嘴在棺材盖上敲了敲。三个人都没有说话,好像在听什么。什么声音也没有。
“听说,要给劳动营发干粮了,是真的吗?”吃面包的士兵说。他把嗓音放得很低,为的是不打搅棺材里的死者,知道他们对这些话不感兴趣。
另一个抽烟的士兵把烟灰从长长的芦苇烟嘴里吹出来,又对着亮光朝烟嘴里看了看,摇了摇头。
还是没有什么声音。
“今天天气不坏,就是有风。”
“听,汽车来了,这一下子咱们要干到中午了。”
“不对,这不是咱们的大汽车,是小汽车。”
从小汽车里走出他们熟悉的司务长,接着出来的是一位戴头巾的妇女。他们朝铁栏杆那边走去,在上个星期之前都是在那里埋死人,后来因为已经没有地方,就不在那里挖坟了。
“埋葬军人,没有一个人送葬,”一名士兵说,“在和平时期,你要知道,一口棺材,后面上百人捧着鲜花。”
“也有人哭这个人的。”一名士兵用厚厚的长圆形指甲很有礼貌地敲了敲棺材板,指甲因为干活儿磨得像海边石子一样光溜。“只不过那些眼泪咱们看不到……瞧,司务长一个人来了。”
他们又抽起烟来,这一次三个人都抽了。司务长走到他们跟前,和善地说:
“同志们,咱们都抽烟,谁又替咱们干活儿呢?”
他们一声不响吐出三个烟团儿,接着,刚才打火的那个士兵说:
“你也抽一口吧,听,咱们的卡车又来了。我从马达声能听出来。”
三十三
柳德米拉走到一个坟包前面,念了念写在胶合板上的儿子的姓名和军衔。她清楚地感觉到,在头巾下面的她的头发动了起来,不知是谁的冰冷的手指头在拨弄她的头发。
左边,右边,直到栏杆边,全是灰灰的坟包,没有青草,没有鲜花,只有插在坟土里的一根根木杆。木杆顶上钉着胶合板,上面写着一个人的姓名。胶合板有许多,密密麻麻,全都是一个样子,很像田野里长得很茂盛的庄稼。
她现在终于找到了托里亚。有多少次,她拼命猜想,他在哪儿,在干什么,想什么,他是倚着战壕的土壁打瞌睡,还是在路上走,是不是一只手端着茶缸、另一只手拿着糖块喝茶,是不是冒着枪林弹雨在田野上奔跑……她很希望跟他在一起,他需要有妈妈—她可以给他斟茶,对他说:“再吃块面包吧。”她给他脱鞋,给他洗磨出泡的脚,给他脖子上围围巾……每次他走了,她都无法找到他。现在她终于找到了托里亚,可是他已经不需要她了。
稍远处可以看到革命前的一些坟墓,坟前还有大理石十字架。那些十字架就像是一群谁也不要、跟谁也没有关系的老头子—有些歪倒在一旁,有些软弱无力地靠在树上。
天空好像是真空的,好像有人把空气抽光了,头顶之上,空空荡荡,只有干燥的灰尘。可是无声无息然而马力强大的气泵还在抽天空的空气,不停地抽着,抽着。柳德米拉觉得不仅已经没有天空,而且没有信念,没有希望,在巨大的没有空气的天地间只剩下灰灰的冻土块垒成的一个小小的土丘。
一切活着的,母亲,娜佳,维克托的眼睛,战报,一切都不再存在了。
活着的,成了死的了。世界上只有托里亚活着。可是,周围多么静呀。他是不是知道她来了……
柳德米拉跪下来,为了不惊扰儿子,轻轻地把写着儿子姓名的胶合板扶正。她记得,过去她送他上学的时候,给他理衣领,他总要生气。
“瞧,我来了,你也许在想,怎么妈妈还不来……”
她说起话来,声音小小的,怕栏杆外面有人听见。
公路上奔驰着汽车,黑糊糊的、花岗岩般的卷地的风雪在旋转,茫茫一片,在柏油路面上又绕圈儿,又打旋儿……背着口袋的人、提着牛奶桶的女人都穿着军靴,橐橐地走着,身穿棉袄、头戴棉军帽的孩子们跑着去上学。
但是她觉得这到处在活动的世界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幻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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