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4）（1/2）

十 六

弗拉基米罗芙娜、柳德米拉和娜佳都坐在厨房里。娜佳不时把练习本上的纸撕下来，揉一揉，丢进炉子里，奄奄一息的红红的火苗就会旺一会儿，炉子里满满一大堆维持不久的火苗。弗拉基米罗芙娜侧眼看着女儿，说：

“我昨天上一个化验员家里去，天啊，她家又穷，住得又挤，又没有东西吃，咱们家就像皇上过的日子了；她家来了一些街坊，闲谈起来，谈起在战前顶喜欢什么：有的说喜欢小牛肉，有的说喜欢腌黄瓜肉汤。那个化验员姑娘却说，她顶喜欢解除警报的信号。”

柳德米拉没有作声，娜佳却说：

“外婆，咱们家在这儿已经有好多好多朋友啦。”

“可是你一个也没有。”

“没有倒也好。”柳德米拉说。“维克托现在常常上索科洛夫家去。那儿常常聚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人。我真不明白，维克托和索科洛夫跟这些人会一连扯上几个钟头……拿黄烟熏喉咙怎么也熏不厌。怎么一点不心疼玛利亚·伊凡诺芙娜，她还需要休息呢，可是有他们在那儿，她既不能躺一躺，又不能坐一坐，而且挨够了烟熏。”

“我很喜欢那个鞑靼人卡里莫夫。”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那是一个讨厌的家伙。”

“妈妈跟我一样，她谁也不喜欢，”娜佳说，“就喜欢玛利亚阿姨。”

“你们都是怪人，”弗拉基米罗芙娜说，“你们有你们在莫斯科的生活环境，这种环境你们带到这儿来啦。在火车上，在俱乐部和戏院里，找不到你们圈子里的人—不是一个圈子，而是圈子套圈子，你们的朋友都是和你们在一个地方盖有别墅的一些人，这是我在叶尼娅那儿就观察到的……你们可以根据非常微小的特点判断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哼，她真浅薄，连布洛克的诗都不懂；他真落后，连毕加索的画都不喜欢……哼，她居然送给他玻璃花瓶，太不雅致了……’不过维克托是民主派，他瞧不起一切陈腐的玩意儿。”

“瞎扯，”柳德米拉说，“这跟别墅有什么相干！那些粗俗的小市民，有别墅还是没别墅，跟他们没什么可交往的，讨厌。”

弗拉基米罗芙娜发现，女儿越来越容易向她发火了。

柳德米拉对丈夫提意见，教导娜佳，批评她的过错，也原谅她的过错，溺爱她，又不承认溺爱她。柳德米拉觉得母亲对她这些做法始终持保留态度。母亲没挑明自己的态度，但这种态度是存在的。有时维克托跟岳母交换一下眼色，他的眼睛里便流露出好笑和会意的神情，就好像他事先就跟岳母谈过柳德米拉性格的古怪了。他们谈没谈过，都没什么意义，问题在于家庭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东西，这种东西本身的存在，改变了以往的家庭关系。

维克托有一天对柳德米拉说，如果他处在她的位子上，就让母亲当家做主，让她觉得自己是主人，不是客人。

柳德米拉觉得丈夫的话不是真心实意的，她甚至以为，他是想特别显示他对岳母的真心实意和与众不同的态度，好让柳德米拉很自然地想到她对婆婆的冷淡。

她有时因为丈夫爱孩子，特别因为他爱娜佳，产生嫉妒心。如果坦白对他说出这一点，那是好笑的，也是不好意思的。但现在不是嫉妒。怎么能承认，哪怕对自己承认，母亲无家可归，来到她家里栖身，惹她生气，使她感到是负担呢？而且这种气愤是很奇怪的，这种气愤和爱、和孝心一同存在，因为如有必要，她可以把最后一件衣服脱给母亲，跟母亲分食最后一块面包。

弗拉基米罗芙娜有时忽然感觉到，她很想无缘无故地哭上一场。有时她想死，想晚上不回家，在同事家的地板上过夜，有时忽然想收拾收拾，上斯大林格勒去，去找谢瘳沙、薇拉和斯捷潘·费多罗维奇。

弗拉基米罗芙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赞成女婿的意见和做法，柳德米拉却几乎总是不赞成。娜佳发现这一点，就对爸爸说：

“妈妈欺负你，你找外婆说说去。”

这会儿弗拉基米罗芙娜就说：

“你们俩过得像猫头鹰一样阴沉惨淡。但维克托是个正常的人。”

“这都是空话，”柳德米拉皱着眉头说，“等到了回莫斯科的日子，您和维克托就快活了。”

弗拉基米罗芙娜忽然说：

“你可知道，我的好女儿，等到能够回莫斯科的那一天，我就不跟你们走了，我要留在这儿，我到莫斯科你们家里住着不舒服。你明白吗？我要劝叶尼娅搬到这儿来，或者我上古比雪夫，住到她那儿去。”

这在母女关系中是非常难堪的时刻。积压在母亲心中的不痛快，在她拒绝去莫斯科的话中一下子全表露了出来。柳德米拉心中的不痛快，这一下子也清楚了。但是柳德米拉委屈起来，就好像她一点也没有对不起母亲的地方。

弗拉基米罗芙娜望着柳德米拉痛苦的表情，也觉得内疚。夜里她想谢廖沙想得最多，有时想起他怎样发火，怎样争吵，有时想象着他穿起军装的样子，他的眼睛大概更大了，因为他可能消瘦了，两个腮瘪了下去。她对谢廖沙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因为他是她那个不幸的儿子留下的孩子。儿子也许是她在世界上最最钟爱的人……她有时对柳德米拉说：

“你别为托里亚那么难过吧，你要知道，我为托里亚担心也不次于你。”

在这番话里面有虚假的，与她对女儿的爱不相称的成分—她并不怎样为托里亚担心。就是这会儿，两个人都坦率到极点，却又害怕自己的直率，不承认自己的直率。

“《真诚可贵，互爱更重要》—这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又一部剧作。”娜佳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很不痛快，甚至带着一种恐惧的心情看了看这个十年级中学生：她自己还没有理解到的，这个中学生却理解到了。

没多久，维克托回来了。他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一下子就来到厨房。

“可喜的意外，”娜佳说，“还以为你要在索科洛夫家里待到很晚呢。”

“啊，都在家里，都在炉子跟前，我很高兴，太妙啦，太妙啦。”他说着，把手伸向炉火。

“把鼻子揩一揩，”柳德米拉说，“有什么妙的，我真不懂！”

娜佳扑哧一笑，学着妈妈的语调说：

“喂，把鼻子揩一揩，你没听见吗？”

“娜佳，娜佳。”柳德米拉用警告的口气说。她不跟任何人分享教训丈夫的权利。维克托说：

“是的，是的。风太冷啦。”

他朝房间里走去，从开着的门里可以看到，他在书桌旁坐了下来。

“爸爸又在书的封面上写字了。”娜佳说。

“这不是你管的事。”柳德米拉说。又向母亲解释起来：“他为什么这样高兴？是因为我们都在家吗？他的心理是：如果有谁不在家，他会担心的。现在他还有问题要考虑，没有担心的事来分他的心了，所以他高兴。”

“轻点儿，要不然咱们当真要妨碍他了。”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恰恰相反，”娜佳说，“要是大声说话，他根本就不注意，要是轻声细语，他就会走过来问：‘你们这是说什么悄悄话儿？’”

“娜佳，你说你爸爸，就像一位导游解说动物的习性。”柳德米拉说。

她们同时大笑起来，并且互相看了一眼。

“妈妈，您怎么能这样冤枉我？”柳德米拉说。

弗拉基米罗芙娜一声不响地抚摩了几下她的头。

然后他们就在厨房里吃饭。维克托觉得，这天晚上厨房里的温暖具有一种特别美妙的气氛。

他的生活基调一如既往进行着。近来他一直想把实验室中的一些彼此矛盾的试验结果弄明白。他坐在饭桌旁，有一神奇怪而幸福的急切感，他的手指头因为想去拿铅笔而急得哆嗦起来。

“今天的荞麦饭真好。”他用调羹敲着空碟子说。

“这是有所指吧？”柳德米拉问道。

他把碟嫀&144;推到妻子跟前，问道：

“柳德米拉，想必你记得蒲劳脱的假说 [14] 吧？”

柳德米拉莫名其妙地拿起调羹。

“那是关于元素起源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说。

“噢，我记得，”柳德米拉说，“一切元素来源于氢气。不过，这跟荞麦饭有什么关系？”

“荞麦饭？”维克托反问道。“蒲劳脱的情形是这样的：他说出相当准确的假说，是因为当时在测定原子量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错误。如果当时能够像杜马和斯塔斯 [15] 那样准确地测定了原子量，他就不会假设许多元素的原子量是氢的若干倍了。他之所以说对了，是因为他的错误。”

“可是，这究竟跟荞麦饭有什么关系呀？”娜佳问道。

“荞麦饭？”维克托惊异地问道。等他想起来，便说：“跟荞麦饭没什么关系……要弄清荞麦饭很难，要研究清楚，需要一百年。”

“这是你今天的报告的题目吗？”弗拉基米罗芙娜问道。

“不是，是随便说说，不是做什么报告，没什么用意。”

他捕捉到妻子的目光，感觉出来：她是明白的，明白他又一心一意想他的论文了。

“怎么样？”维克托问道。“玛利亚·伊凡诺芙娜来过吗？也许对你讲过巴尔扎克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吧？”

“去你的吧！”柳德米拉说。

夜里，柳德米拉一直等着丈夫跟她谈他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没有谈，她也什么都没有问。

十 七

维克托觉得十九世纪中期物理学家的想法太天真，亥姆霍兹 [16] 的观点太天真，他把物理学的任务归结为研究仅仅由于距离不同而产生的吸力和推力。

力场是物质的灵魂！能源波与物质微粒的联系与统一……光粒度……是光滴簇射还是闪电式波？

量子理论提出以新的定律（即概率定律）代替有关物理个体的一些定律；这是一些特殊统计学的定律，这种统计学抛弃个体概念，只承认总体。维克托觉得十九世纪的物理学家很像是一些染了胡子、身穿硬领硬袖口服装、聚集在台球桌周围的人。这些好深思的男子手拿尺子和怀表，皱着浓浓的眉毛，在计算速度与加速度，测量活跃在绿绒世界空间中的有弹性的小球的质量。

但是，用金属棒测量好的空间、用精密的怀表测定的时间忽然开始变异、拉长和收缩。空间与时间的稳定，不是科学的可靠基础，而是禁锢科学的牢狱。严厉审判的时刻来临了，几千年来的真理被宣判为迷误。真理就像在蚕茧里一样，在由来已久的偏见、谬误和失误中沉睡了许多世纪。

世界已是非欧几里得时代，世界的几何特点已经是用质量及其速度来表示了。世界一旦被爱因斯坦从绝对时间与空间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科学就以空前的高速度发展起来。

两股潮流：一股潮流是探索宇宙，另一股潮流是深入探索原子核的奥秘，这两股潮流各自朝前奔驰，而彼此又不失去联系，虽然一股潮流在秒差距世界中奔跑，另一股则以毫微米为计算单位。物理学家对原子核的研究越深入，越能明白星体发光的规律。在遥远星系的光谱中观察到红移现象，才产生了宇宙在无垠的空间渐渐扩散的概念。但是，只要认定空间是有限的、透镜状的，而且被速度和质量所扭曲，就可以设想是银河系之外的空间本身在扩张。

维克托毫不怀疑：世界上没有人比科学家幸福……有时候，比如早晨上班的路上，在晚上散步时，或者今天夜里这样思考自己的论文的时候，他充满了幸福、宁静、欣喜的感觉。

使银河系充满微弱的星光的力量，是在氢变为氦的过程中释放出来的……

战前两年，两个年轻的德国人用中子分裂了重原子核，苏联物理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用另外的办法得到了相似的结果，忽然体会到十万年前穴居的人类第一次生起火堆时的心情……

不用说，在二十世纪，物理学决定着主要方向……就像在一九四二年，斯大林格勒已成为世界大战各条战线中的主攻方向。

但是，在维克托·施特鲁姆身后，紧紧跟随着他的是怀疑、煎熬和不信。

十 八

维佳 [17] ，我相信我的信能到你手里，虽然我在战线这边，在围了铁蒺藜的犹太人隔离区里。你的回信我是永远收不到的，我要死了。我希望你能知道我最后一些日子的情形，带着这种希望我会更轻松地离开人世。

维佳呀，真正了解人是很难的……七月七日，德国人进了城。在市公园里，无线电在广播最新的消息，我给病人看完病以后从门诊部出来，站下来听一听，女播音员在用乌克兰语播送一篇评论战事的文章。我听到远处的枪声，接着就有一些人从公园里跑过去，我便朝家里走去，感到惊讶不解，为什么我没有听到空袭警报笛声。我忽然看到一辆坦克，并且有人喊：‘德国佬打进来啦！’

我说：“别制造慌乱！”前一天我还去找过市苏维埃秘书，问他什么时候撤离，他生气地说：“这事儿还早得很，我们连名册还没造呢。”总而言之，是德国人来了。整个夜里，邻居们互相串来串去，最安静的是我和小孩子们。我打定主意：大家怎样，我就怎样。起初我很害怕，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多么想再看你一眼，吻吻你那额头和眼睛，可是后来我想，你在安全的地方，这是幸运。天快亮的时候，我睡着了。等我醒来，感到非常苦恼。我在自己的屋里，在自己的被窝里，可是感到自己犹如身在异国，孤孤单单，举目无亲。在苏维埃政权年代里我忘记了自己是犹太人，这天早晨，又使我想了起来。德国人站在汽车上到处大喊大叫：“打倒犹太佬！”

接着，有些邻居也叫我想起这一点。门房的老婆站在我窗前对一位女邻居说：“谢天谢地，这一下犹太佬完啦。”这是怎么回事儿呀？她的儿子娶的还是犹太女人，这个老奶奶常常去看儿子，还对我夸过她的孙子呢。

还有一个女邻居，是个寡妇，有一个六岁的女儿阿列娜，一双很美的蓝眼睛，过去我在给你的信里提到过的；她来到我这里，对我说：‘安娜·谢苗诺芙娜，请您把东西搬出去，今天晚上我搬到你屋里来。’‘好，我搬到你屋里去。’‘不，您搬到厨房后面那个小贮藏室里去。’

我没有同意。那个小贮藏室既没有窗户，又没有炉子。

我上门诊所去了。等我回来，一看：我的房门被砸开了，东西被扔到小贮藏室里。女邻居对我说：“我把沙发床留在我这儿了，反正您的新房间放不下。”

很奇怪，她还是职业学校毕业的，她去世的丈夫是一位会计，是一个很好、很老实的人。她说：“您是黑人口了。”那口气好像是在说：这对她是有利的。可是她的阿列娜整个晚上都坐在我这儿，我给她讲故事。这是我的新居，她不肯回去睡觉，是妈妈把她抱走的。后来，我们的诊所又开了，我和另一位犹太医生被解职了。我要求付给我本月的工资，可是新的所长对我说：“您在苏维埃政权下干的，让斯大林付给您工资吧，您可以写信到莫斯科向他要去。”护士玛露霞搂住我，小声哭起来：“天啊，您怎么办呀，你们怎么办呀。”特卡乔夫大夫也握了握我的手。我不知道，是幸灾乐祸，还是怜悯一个要死的浑身癞皮的老猫，那目光使人受不了。没想到我会有这一天。

有很多人使我吃惊。不光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得罪过的人。就像一位退休的七十五岁的老教师，过去常常问起你，要我转达他的问候，说你是“我们的光荣”。可是在这些可恨的日子里，他一见到我就转过脸去，连招呼也不打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在警备司令部召开的大会上说：“空气清洁了，没有大蒜气味了。”他干吗要这样，这些话有损他的声誉。在那次大会上，有多少人在诽谤犹太人啊……不过，维佳，你自然会想到，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参加那次大会。很多人没有去。你要知道，在我的印象中，从沙皇时代起，反犹太主义是跟“米哈伊尔天使长同盟”的克瓦斯爱国主义联系着的。在这儿我看到，那些叫喊把犹太人赶出俄罗斯的人，在德国人面前低声下气，奴颜婢膝，随时准备以三十个德国银币的代价把俄罗斯卖掉。郊区有些坏人来抢房子，抢衣服被褥；当年霍乱暴动时有些人杀死医生，大概就是这样的。有一些没骨气的人，对一切坏事都唯唯称是，生怕有人怀疑他们反对当局。

朋友们不断跑来报告消息，他们的眼睛像疯子的眼睛，人好像在迷迷糊糊的说胡话的状态中。出现了一句很奇怪的常用语：“转藏东西。”似乎藏在邻居家要保险些。我觉得转藏东西就像做游戏。

很快就贴出勒令犹太人搬迁的通告。只准许带十五公斤的东西。墙上到处张贴着黄色的通告：“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下午六时以前，所有居民必须迁往老城区。”不搬迁者，格杀勿论。

于是，维佳，我也准备搬迁了。我带了一个枕头、几件衣服、你送给我的一个碗、一把调羹、一把小刀、两个碟子。一个人不也够了吗？我又带了几样医疗器械。带了你的信和一些照片，有去世的妈妈和达维德舅舅的照片，还有你和爸爸睡在一起的那张照片，带了普希金选集、都德的《磨坊书简》、莫泊桑的《一生》、一本小字典，还带了一本契诃夫的小说集，里面有《没意思的故事》和《黑衣教士》这两篇，这样，我的篮子就装满了。在这屋顶下，我给你写过多少信，夜晚在这里哭过多少回呀，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说我的孤单了。

我向房子告别，向小园告别，在树下坐了几分钟，又向邻居告别。有些人实在奇怪。两个女邻居就当着我的面争论起谁要我的椅子，谁要我的书桌，等我跟她们告别，两个人都哭了起来。我恳求巴桑柯家的人，如果战后你来打听我的情况，请他们对你说详细一点儿，他们也答应了。最使我感动的是看家狗托比克，最后一个晚上它跟我特别亲热。

以后你要是来了，好好喂喂它，感谢它对我这样一个老婆子的亲热情谊。

等我收拾好了，就想：我怎么能把网篮提到老城呢？这时候，我的病人舒金来了。他平时愁眉苦脸，我之前觉得他是一个硬心肠的人。他帮我提东西，给了我三百卢布，并说每星期要给我送一次面包。他在印刷厂工作，因为眼病没有让他上前线。战前他在我那里看过病。以前如果有人要我说说哪些人心肠好，富有同情心，我会说出几十个名字，可是说不到他。你要知道，维佳，他来过以后，我才又感到自己是一个人，就是说，拿我当人待的不光是看院子的狗呢。

他对我说，市印刷厂里正在印通令：禁止犹太人在人行道上走；犹太人必须在胸前佩戴六角星黄色标记；犹太人不得乘车乘船，不能到澡堂洗澡，不能上医院、电影院，不准买黄油、鸡蛋、牛奶、水果、白面包、肉、除土豆以外的所有蔬菜；在市场上买东西只准许在傍晚六点以后，即在农民渐渐离开市场的时候。老城区围上铁蒺藜，不准外出，只能在监押下进行强制性劳动。如发现犹太人藏在俄罗斯人家里，罪同窝藏游击队，对窝藏者处以死刑。

舒金的丈人是农村的一位老汉，他从附近一个丘得诺夫镇上来。他亲眼看见，当地所有的犹太人都带着包袱和提包被赶进了树林，枪声和凄惨的叫喊声在树林里响了一整天。一个犹太人也没有回来。住在舒金丈人家里的德国人夜里很晚才回来，都喝得醉醺醺的，接着又喝到天亮。又喝又唱，还当着老头子的面分那些胸针、戒指、手镯。我不知道，这是偶然的一次暴行，还是也在等待着我们的厄运的前兆。

孩子呀，我前往中世纪犹太隔离区的一路上，多么伤心啊。我在城市里走着，这是我工作了二十年的地方。我们先是走在空荡荡的蜡烛街上。但是等我们来到尼科尔街上，就看到几百个人前往那被诅咒的隔离区。因为许许多多白包袱、白枕头，一条街都变白了。生病的便由人搀着。马尔古里斯大夫瘫痪的老父亲由两个人抬着。一个年轻人抱着老母亲，妻子和几个孩子背着包袱跟在后面。食品杂货店经理戈尔顿是个胖子，走得气喘吁吁，穿着皮领大衣，脸上的汗直往下流。有一个年轻人使我吃惊：他没有带东西，头抬得高高的，面前拿着打开的一本书，脸上是一副傲视一切和镇定的神气。但是跟他一起有多少吓疯了的人啊。

我们在马路上走着，许多人站在人行道上看。

有一阵子我跟马尔古里斯一家人走在一起，听到一些妇女同情的叹息声。有些人在笑穿皮大衣的戈尔顿，虽然他的样子很可怕，并不可笑。我看到许多熟悉的脸。有些人轻轻向我点头，跟我告别，有些人转过脸去。我觉得，在人群中没有完全平静的眼睛，有好奇的，有幸灾乐祸的，但是有几次我也看到哭红的眼睛。

我定神一看，看出面前有两种人。一种是穿皮衣戴皮帽的犹太男人和裹了毛头巾的女人。另一种是站在人行道上穿夏装的人。女人穿着淡颜色女衫，男人不穿外衣，有些人穿着绣花的乌克兰衬衫。我觉得，似乎太阳也不再为走在马路上的犹太人发光了，似乎他们走在寒冷的十二月的夜里。

在隔离区入口处我同送我的舒金告别，他给我指了指铁丝网边一块地方，说以后给我送东西就在那儿会面。

你可知道，维佳，我进了铁丝网，是什么样的感觉？原以为，我会十分害怕的。其实不然，在这种牲口圈里我心里倒是轻快些。决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奴性。不是。决不是。周围都是跟我相同命运的人，在隔离区里我不需要像马一样在马路上走，没有恶意的目光，熟识的人用正眼看我，而不是躲避我。在这牲口圈里，大家都带着法西斯强加给我们的标记，因此在这里这种标记并不多么刺我的心。在这儿我感到自己不是任人宰割的牲口，而是落难的人。因此我轻快些。

我跟我的同事、内科大夫施佩林一同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土坯房里。施佩林有两个成年的女儿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儿子。我有时看着这孩子痩瘦的小脸和忧伤的大眼睛，看了很久。他叫尤拉，可是有两次我喊他维佳，他给我纠正：“我是尤拉，不是维佳。”

人的性格多么不同啊！施佩林在五十八岁的年纪依然充满了精力。他弄到褥垫、煤油、一大车劈柴。夜里又弄来一袋面粉、半袋豆角。他不论弄到什么，都十分高兴，就像一个新婚的男子。昨天他又挂起壁毯。他一再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咱们能挨过去。要紧的是准备些吃的和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