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1/2）

阿尔文·胡克斯绕过他的桌子,重新以他缓慢、流畅的步伐在地板上来回走动,他几乎一上午都是这样的姿态。“海因太太,”他说,“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你搬到了友睦港？”

“是的。”

“你丈夫刚去世不久？”

“是的,也没错。”

“你觉得没有了他你自己无法把地种下去？”

“是的。”

“所以你搬到友睦港去住,”阿尔文·胡克斯说道,“确切的地址是哪里,海因太太？”

“在主大街,”埃塔说道,“就在洛蒂·欧普斯威格商店上面。”

“洛蒂·欧普斯威格？那个服饰商店？”

“是的。”

“你住的是一套大公寓？”

“不,”埃塔说,“只是一个单室套。”

“服饰商店上面的一个单室套,”阿尔文·胡克斯说道,“那么你住的是一个单卧室的公寓。我可以问问每个月的租金是多少吗？

“二十五美元。”埃塔说道。

“一套二十五美元一个月的公寓,”阿尔文·胡克斯说,“你现在还住那儿吗？现在的住处还是那儿？”

“是的。”

“还是每个月付二十五美元？”

“不是,”埃塔说道,“是三十五美元。价钱从一九四四年之后就涨上去了。”

“一九四四年,”阿尔文·胡克斯重复道,“就是你搬进去的那年？你把宫本的那份钱寄给他并搬到友睦港的那一年？”

“是的。”埃塔说。

“海因太太,”阿尔文·胡克斯停下脚步说道,“从那之后你还有宫本的消息吗？我是说,自从你把他们的钱寄给他们之后。”

“我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埃塔说。

“听到什么消息？”阿尔文·胡克斯说。

埃塔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她用手搓了搓脸。“当时是一九四五年,”她最终回答说,“那个人出现在我门口。”她指着宫本天道说

“被告人？”

“是的。”

“他在一九四五年来到你家门口？来到你位于友睦港的公寓门口？”

“是。”

“他之前打过电话给你吗？你知道他要来吗？”

“没有。就是突然出现了。就那样。”

“一声不吭就出现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是吗？”

“是,”埃塔说,“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

“海因太太,”公诉人说道,“被告跟你说他是为什么事情而来的？”

“他想谈谈土地的事情,他说。一些关于我卖给奥莱的那块地的事儿。”

“他确切地是怎么说的,海因太太？你还记得吗？为了这件案子你能回忆一下吗？”

埃塔把手叠在一起放在膝上,看了宫本天道一眼。她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他还记得那一切——那双眼睛骗不了她。他站在她门口,穿得干净整齐,两只手紧握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直盯着她。当时是七月份,她的公寓里热得不得了；门口倒是凉快许多。他们看着对方,然后埃塔将双臂交叠在胸前,问他想干什么。

“海因太太,”他说道,“你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埃塔回答道。

日本人离开的那天,她没有看见他——那是三年多以前,一九四二年——但是她清楚地记得他。这个男孩当时想给卡尔一根钓鱼竿,她曾经从厨房的窗户看出去,看见他在地里练习木剑。他是宫本家最大的孩子——她认得他的脸,但是却记不得他的名字——他儿子曾经整天和他在一起玩。

“我回来三天了,”他说,“我想卡尔还没回来吧。”

“卡尔去世了,”埃塔说道,“小卡尔还在和日本人打仗。”她瞪着站在她门口的这个人。“他们很快就要打贏了。”

“很快。”宫本重复道。他两手松开,背到身后。“听到海因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很难过,”他说,“我是在意大利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我妈妈给我写了一封信。”

“嗯,我在把你们的那份钱寄给你们的时候说了那件事,”埃塔回应道,“我在信里说卡尔死了,我不得不搬走,并且把地卖掉。”

“是的,”天道说,“但是海因太太,我父亲和海因先生有个契约,是不是？不是说——”

“海因先生死了,”海因太太打断道,“我必须得做个决定。那个农场我一个人经营不了,不是吗？所以我把它卖给了奥莱,事情就是这样。”她说,“你想谈那块地的事,就去找奥莱谈。这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求你了,”天道说,“我已经和乔金森先生谈过了。我上个星期三才回到岛上,一回来我就去看看农场怎么样了。你知道,四处看看。乔金森先生在那儿,坐在拖拉机上。我们为这件事情谈了一会儿。”

“那么,好啊,”埃塔说,“那你和他谈过了。”

“我和他谈过了,”天道说,“他说我最好来跟你谈。”

埃塔双臂抱得更紧了。“哼,”她说,“那是他的地了,不是吗？回去告诉他吧。告诉他我是这么说的。你去告诉他。”

“他当时不知道,”天道说,“你没有告诉他我们只要再付最后笔款,其中有块地就是我们的了,海因太太。你没有告诉他海因先生和——”

“他当时不知道,”埃塔说,“是奥莱这样告诉你的吗？他当时不知道——是吗？难道我应该跟他说:‘奥莱,有一家人跟我丈夫有个不合法的协议,让我们转让七英亩土地给他们’？我应该这么说吗？他不知道。”埃塔反复地说道。“这是我听过的最荒谬的事情。难道我应该告诉来买我的地的人这块地连带了一个不合法的合同,把事情搞砸吗？如果我这样说会怎么样呢,嗯？事实是,你们这些人没有兑现欠款。这才是事实。假设你们欠了银行的钱。仅仅是打个比方。结果你们没有还清欠款,你认为会怎样？别人会一直等着你们？不会。银行会把你们的地重新收回去,就是这样。我所做的并不比银行过分。我什么也没做错。”

“你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日本人答道,“但是这不等于你没做错。”

埃塔眨了眨眼睛。她退后一步,把手放在门把手上。“你走开。”她说。

“你把我们的地卖了,”日本人接着说道,“你在我们不在的情况下把我们的地卖了,海因太太。你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占我们便宜。你——”

但是她已经把门关上了,所以没听见下面的话。卡尔惹来这么大个麻烦,她心想,现在还得我来收拾这一切。

“海因太太,”当她把事情讲述完的时候,公诉人阿尔文·胡克斯说道,“从那以后你还见过被告吗？他还为土地的事情找过你吗？”

“我还见过他吗？”埃塔说,“我当然见过。在镇上,在皮特森杂货店,哪儿都能见到他……这不,今天在这儿又见面了。”

“你跟他说过话吗？”

“没有。”

“从来没有？”

“没有。”

“你们之间再没沟通过？”

“我想没有了。除非你想看着人家一直用怨恨的眼神瞪着你。”说完她又看了天道一眼。

“怨恨的眼神,海因太太？你指的是什么？”

埃塔坐在证人席上,抚平了自己裙子的前摆,身体挺得更直了些。“每次我看到他,”她坚持说道,“他都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盯着我,脸上露出凶恶的表情。”

“我明白了,”公诉人说道,“这种状况持续了多久？”

“一直都这样,”埃塔说道,“从来没停止过。我从来没见他友善地看过我一眼,我看见他那么多次一次都没有过。总是眯着眼,给我一张凶巴巴的脸。”

“海因太太,”阿尔文·胡克斯说,“关于这件事你和你儿子提到过被告吗？你告诉过小卡尔,宫本天道来过你家门口并且为你们家卖地的事跟您争执过吗？”

“我儿子知道这一切。他回来的时候,我告诉了他。”

“回来？”

“从战场回来,”埃塔说道,“几个月之后,大约是十月份,我想。”

“所以你那时候就告诉了他被告来到你家门口的事？”

“是的。”

“你还记得他当时的反应吗？”

“记得,”埃塔说道,“他说他会关注这件事。他说如果宫本天道用怨恨的眼神看我的话,他会注意盯着他。”

“我明白了,”阿尔文·胡克斯说,“那他做了吗？”

“做过。至少据我所知是的。”

“他对宫本天道有所提防？”

“是的,提防。他密切注意着他。”

“就你所知,海因太太,他们两个之间有不友好的表现吗？他们都是渔民,这一点是一样的。正如你所说,他们少年时代是邻居,但中间却存在这场……纠纷。这场家庭之间关于土地的纠纷。所以,他们——被告和你的儿子,从一九四五年开始是处于友好还是不友好的状态？”

“不,”埃塔说,“被告肯定不是我儿子的朋友。这不是很明显吗？他们是敌人。”

“敌人？”阿尔文·胡克斯说。

“卡尔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他希望天道能够忘记他那七亩地的事儿,也不要再冲我吹胡子瞪眼了。”

“当你告诉你儿子被告用怨恨的眼神看你的时候,他确切的反应是什么,海因太太？”

“他说希望天道不要再那样做。他说他必须盯着点天道。”

“盯着点,”阿尔文·胡克斯重复道,“他从宫本那儿看出来危险了吗？”

“反对,”内尔斯·古德莫德森打断道,“要求证人推测她儿子的思想状态和他的情绪状态。他这是——”

“好吧,好吧,”阿尔文·胡克斯说道,“告诉我们你观察到些什么情况,海因太太。告诉我们你儿子对你说了什么或他做了什么——有没有什么事情表明他从宫本天道那儿看出来了某种危险？”

“他说他会盯着他点,”埃塔重复地说,“你知道,他会注意的。”

“你儿子有没有说,他感觉到他必须对宫本先生提防一些？他对他有某种危险什么的？”

“说过,”埃塔说,“他对他有所提防。每一次我告诉他那个男人瞪着我的时候,他都是那么说的——他会盯着点儿。”

“海因太太,”阿尔文·胡克斯说,“你是否认为‘家族宿仇’可以准确地用在你的家庭和被告的家庭上？你们两家是仇敌吗？你们之间是不是有宿仇？”

埃塔直视着天道。“是的,”她说,“我们就是仇敌。他们为了那七英亩地的事儿纠缠了我们快十年了。我的儿子就是因为这个而被杀的。”

“反对,”内尔斯·古德莫德森说,“证人正在推测关于——”

“反对有效,”菲尔丁法官同意道,“证人只需回答律师所提出的问题,不能进行任何进一步的推测。我再次要求陪审团成员无视她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证人刚才的言论也将从法庭记录中删除。我们继续,胡克斯先生。”

“谢谢,”阿尔文·胡克斯说,“但是我想不到还有什么要问的了,法官大人。海因太太,尽管今天的天气如此糟糕,您还是来了,对此我非常感谢您。谢谢您在这么个大雪天出庭作证。”他踮着一只脚转身；一个食指指向内尔斯·古德莫德森。“该你了。”他说。

内尔斯·古德莫德森摇着头,皱起眉头。“只有三个问题。”他坐在那里咕哝着说道,“我做了一些计算,海因太太。如果我算得没错的话,宫本家为了从你那里买那七英亩地,一共花了四千五百美元——是不是？四千五百美元？”

“他们是想以这个价钱买下来,”埃塔说,“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付清过。”

“第二个问题,”内尔斯说,“当你在一九四四年去找奥莱·乔金森,告诉他你想把地卖给他的时候,每英亩的价钱是多少？”一千,”埃塔说,“每英亩一千元。”

“我想这样一来四千五百美元就变成了七千美元,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宫本的钱还给他,然后把地卖给奥莱·乔金森,等于这块地的价值增加了两千五百美元？”

“这是你的第三个问题吗？”埃塔说。

“是的,”内尔斯说,“正是。”

“你的算法没错。是两千五百美元。”

“那么我问完了,谢谢你。”内尔斯答道,“你可以下来了,海因太太。”

奥莱·乔金森拄着一根拐杖从旁听席上走出来。阿尔文·胡克斯为他支着双向门,奥莱拖着脚走了过去,他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放在后腰部位,拖着一只脚,像只受伤的螃蟹,朝手捧《圣经》的艾德·索姆斯走去。当他走到的时候,他蹒跚着将拐杖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将它临时挂在腰间。七月的一次中风使他一只手变得颤抖。他当时正在他雇请的一群采摘者中间,分拣箱子里的草莓,这时他感到脚下的地开始倾斜摇晃起来,整个上午一直缠着他的头晕恶心的感觉也更加强烈了。奥莱跳起来,最后尽力挣扎了一下,想摆脱这种感觉,但是天仿佛都向他头上压过来,地也仿佛陷下去了一般,他一下栽倒在装草莓的箱子里。他躺在那里眨着眼睛望着天上的云,直到两个加拿大印第安采摘工人架住腋窝将他拉了出来。他们把他放在拖拉机车斗里送到他家,将他像一具尸体一样放在他家门廊上。雷塞尔摇晃着他,直到他咕哝了一声,流出一些口水,见此情状,她开始发疯似的询问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她看到他明显无力回答,便不再说话,只是吻了吻他的额头。然后冲进屋里打电话给贺拉斯医生。

从那以后,他就迅速地枯萎了。他的脚开始一瘸一拐,眼睛老是流泪,他的胡子长到了他汗衫的第三个纽扣那里,他的皮肤呈粉红色并且老是破损。他在证人席上坐下,双手抱着拐杖的手柄,已然是一个颤抖、干瘦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