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2）

卢埃林·菲尔丁法官在上午十点四十五分的时候宣布休庭。他转身去观察那无声无息飘落的雪花,揉了揉日渐花白的眉毛和鼻尖,然后提起黑色的长袍,捋了捋头发,缓慢而吃力地走进他的休息室。

受到指控的宫本天道右倾着身子,一边听内尔斯·古德莫德森在他耳边低语,一边微微地点着头。在走道对面,阿尔文·胡克斯用手托着下巴,鞋跟在地板上敲着鼓点,样子略显焦躁。在旁听席上,居民们也站起来打打哈欠,到空气不那么沉闷的走廊上去走动走动,或者以惊诧的表情盯着窗外,望着翻飞着扑向自己的雪花打在窗玻璃上。冬日的微光透过窗玻璃照进来,他们的脸庞沐浴在这微光中,显得很平和,甚至有些恭敬。那些开了车来镇上的人开始苦恼如何把车开回去。

陪审员们在艾德·索姆斯的带领下走出去,用漏斗形的杯子喝些温吞吞的凉水,或者去上洗手间。然后,索姆斯再次出现,像个教区仪仗官似的缓步而行。他扳下了蒸汽暖气片的阀门。尽管如此,法庭内仍旧太热；室内的热气无法消散。蒸汽在窗户的上缘凝结成一层水雾,使得法庭内更显封闭,早晨苍白的日光也更加模糊。

伊什梅尔·钱伯斯在公众席上找到一个座位坐了下来,用铅笔顶端的橡皮轻敲着自己的下唇。像圣佩佐岛上的其他人一样,他也是在九月十六日下午听到卡尔·海因的死讯的——也就是海因的尸体被发现的当天。他当时正要去找友睦港路德教会的雷福兰德·格尔顿·格鲁夫斯,问他星期日布道演讲的主题,以便在《圣佩佐评论报》每周一期的“岛县教堂”专栏中对格鲁夫斯的布道进行一番阐述——这个专栏登在去安纳柯蒂斯的轮渡时刻表旁边。雷福兰德·格鲁夫斯不在家,但是他的妻子莉莉安告诉伊什梅尔说,卡尔海因死了,尸体被缠在自己的渔网里。

伊什梅尔·钱伯斯不相信,因为莉莉安·格鲁夫斯是个长舌妇。他不愿意相信这件事,但她的话还是扰得他有些心神不宁。他坐下来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狐疑地拨通了治安官办公室的电话,向伊林诺·窦可思询问——尽管他也不完全信任她。伊林诺·窦可思答道:是的,卡尔·海因溺水死了。在出海打鱼的时候,是的。他的尸体是在他的渔网里找到的。治安官？这会儿不在。估计他这会儿正在验尸官那儿。

伊什梅尔立即打了验尸官贺拉斯·威利的电话。是的,贺拉斯说,不由得你不相信。卡尔·海因的确死了。可怕的事情,不是吗？冲绳岛之战他都活下来了。卡尔·海因,这令人难以置信。他的脑袋好像撞在了什么东西上面。

治安官？贺拉斯说。他刚刚走。他和阿贝尔一起来的；刚走没一会儿。他们说是要去码头。

伊什梅尔·钱伯斯放下话筒,双手抱着额头坐在那里,回想起卡尔·海因在中学时的情景。他们都是一九四二年毕业的。他们一起在橄榄球队打球。他记得一九四一年秋天的时候和卡尔一起坐球队的巴士去和贝灵厄姆的球队比赛。他们穿着队服坐在车上,头盔放在膝盖上,每个男孩都带着一块自己的汗巾。他还记得卡尔坐在他旁边,运动汗巾挂在他那日耳曼人特有的粗壮的脖子上,眼睛盯着车窗外面的田野。当时是薄暮时分,十一月份的天气,暗弱的光线中,卡尔望着窗外的雪雁降落在漫水的麦田里,厚实的下巴一动不动,扭着头,下巴上露出金黄的胡茬儿。“钱伯斯,”他说,“你看到那些雪雁了吗？”

伊什梅尔将一本记事簿放进裤子口袋,走出房间,来到靠山街。《评论报》编辑部办公室的门没有锁——那是一个三间的办公室,以前是一个书报店,靠墙的地方还放着许多的书架。这家书店最终也没能赢利,原因是它坐落在陡峻的山坡上,靠山街的陡峭使得游客不愿来此。但是伊什梅尔却喜欢上了这一点。伊什梅尔本身对那些来自西雅图的游客并无反感——整个夏天,这些人都不断地光临圣佩佐,许多岛民因为他们是城市人而讨厌他们——但是他也并不太喜欢看到他们在主大街上逛来逛去。这些游客使他想起在这个小岛之外还有另外的世界,诱使他怀疑这里的生活是否就是自己心中所想。

他对家乡的感觉并非总是如此矛盾。他尝过离开家乡的滋味。战后,作为一个一只手臂截肢的二十三岁男子,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圣佩佐,去西雅图念书。他住在布鲁克林大道上一家提供膳宿的房东家里,最初学习的是历史课程。那段时间,他并不是十分快乐,在这一点上,他和其他的退伍军人没有什么两样。他对于自己那只折起的袖管十分敏感,同时也因为这给他人造成不便而深受困扰。因为人们总是无法忽视它的存在,而他也一样。有时候,他也会去校园附近的酒馆,让自己表现得和那些年轻学生一样合群而充满活力。但是,事后他却总是感到十分愚蠢。喝啤酒和打撞球并不是他喜欢的活动。他更喜欢坐在大学路上的岁月餐馆里的高靠背卡座中,一边啜饮着咖啡,一边读他的历史。

接下来的一个学期,伊什梅尔选修了美国文学。麦尔维尔、霍桑、吐温。他本以为,以自己什么都看不惯的性子,很快就会发现《白鲸》令人无法卒读——整整五百页,就是为了写如何追逐一头白鲸？——结果他却发现它非常有趣。他花了十天,在岁月餐馆的卡座中读完了这本小说,并且开始思考鲸鱼的天性。他在读第一句话的时候就发现故事的讲述者和他同名——伊什梅尔。伊什梅尔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亚哈却令他无法心生敬意,这最终令他对这本书的好感大打折扣。

《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他小时候就读过,但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什么了。他只记得那时候它要有趣得多——那时候所有的事情都要有趣得多,但故事已经从脑海中溜走。有些人会充满怀念而熟稔地谈起几十年前读过的书,伊什梅尔怀疑那可能是装出来的。他有时候会想,许多年前读过的那些书,如果还存在他内心世界的某处,现在变成什么了呢。库柏、司各特、豪威尔斯,等等。他不认为它们还在那里。毕竟,他已经不记得它们了。

《红字》花了他六天。他坐在岁月一直看到餐馆打烊。厨师从双向门后面走出来,告诉他该离开时,伊什梅尔正读到最后一页。他站在餐馆外面的人行道上读到了最后一句:“一片墨黑的土地,一个血红的a字。” [1] 。这是什么意思？即便看了注解,他也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完整意义。他站在那里翻开着一本书,人们从他身旁匆匆而过,十月的凉风吹拂着他的脸。他为海斯特·白兰的故事结尾感到困惑；不管怎样,这个女人,应该有个更好的结局。

[1] 小说《红字》的最后一句话。

是的,他认定,书是个好东西,但是也仅仅如此——它们不能给他带来餐桌上的食物。所以伊什梅尔转而攻读新闻学。

他父亲亚瑟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还是个伐木工。他留着翘八字胡,穿着一双补船人穿的高筒皮靴、磨损的背带裤、羊毛秋裤,在杰弗逊港木料公司服务了四年半。伊什梅尔的祖父是高地长老会的成员,祖母是来自拉福利湖畔沼泽地的爱尔兰狂热分子；他们在大火灾前五年相识,然后结婚生子,养育了六个儿子。亚瑟是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留在普吉湾的。他的哥哥当中,两个当了雇佣兵,一个在巴拿马运河死于疟疾,一个去印度和缅甸当了土地测量员,最后还有一个在十七岁时去了东部海岸之后便没了音信。

《圣佩佐评论报》是一份四个版面的周报,是亚瑟二十多岁的时候创办的。他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台印刷机、一部盒式照相机,又买下了鱼类加工仓库后部一间潮湿低矮的办公室。《圣佩佐评论报》的创刊号刊登了一条横幅式的标语:法庭宣判西雅图市长吉尔无罪。和《星报》《时代周刊》、《晚间邮报》、《每日电讯》及《西雅图联合报道》等媒体的记者们一样,亚瑟也报道了希拉姆·吉尔市长的酗酒丑闻。他对埃弗雷特大屠杀 [2] 中为世界劳工组织成员做辩护的骗子律师乔治·温德尔进行了长篇报道。威尔逊准备宣战的时候他又发了一篇社论,呼吁人们不要失去理智；圣佩佐岛背风面的轮渡增加的时候,他也发了一篇社论表示庆祝。他在报纸上宣布各种事情,包括杜鹃花会的集会、格兰其分会 [3] 的广场舞会之夜,以及小孩—像西奥多·伊格纳修斯——的出生、牛海岬的赫拉修游行。所有这些都用巨大的森顿黑体字刊出——这种字体在一九一七年就已经被废弃了——细细的分割线将七个板块区分开来,副标题用的是加粗的衬线体。

[2] 又称 bloody sunday,指一九一六年在华盛顿埃弗雷特发生的当地政府和世界劳工组织成员之间的流血冲突。

[3] 指美国农业保护者协会格兰其分会。

在那之后不久,亚瑟就被征召参加潘兴将军的军队。他在圣米谢尔和贝鲁森林打过仗,然后又回家办他的报纸。他和一个有着伊里尼血统、长着棕褐色头发、身材苗条、眼神忧郁的西雅图女人结了婚。她的父亲是西雅图第一大道的一个杂货商和房地产投机者,他对亚瑟皱起了眉头,在他眼里,亚瑟就是一个冒充记者的伐木工人,没有什么前途,配不上他的女儿。但是,他们两个还是结合在了一起,并且安定下来从事起养儿育女的事业。但是,他们多番努力之后仍然只有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一生下来便夭折了。他们在南海滩建造了一座能够看见大海的房子,并修了一条通往海滩的小道。亚瑟成为一个有头脑有计划的蔬菜种植者,一个耐心的海岛生活观察者,以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镇报业人:他开始认识到他笔下的字句给那些有权势的人、名流和服务机构所带来的机会。他许多年都没有给自己放过假。在圣诞夜、选举周,以及七月四日,他都会推出特刊。伊什梅尔还记得每个周二的晚上和父亲一起开动印刷机的情形。亚瑟把印刷机固定在安德鲁森大街一间造船车间的地板上,那是一座废弃的库房,里面永远弥漫着平版印刷机油墨和排版机里面的氨水味道。那台印刷机是一个灰绿色的庞然大物,除了墨辊和传送带滚轮之外都是纯铁铸成。这台十九世纪的老爷机器启动的时候十分迟缓,运转的时候发出尖锐而哀怨的声响。伊什梅尔的任务是设置印刷数据和水斗,忙到飞起；亚瑟则多年来已经和印刷机达成了相当的默契,时常钻进钻出地检查印版和滚筒。他站在离喧嚣的滚筒只有几英寸的地方,仿佛全然忘记了自己对儿子的告诫——如果他的袖子被卷进去了,他就会立刻像一个小孩玩的气球一样爆掉,溅得满墙都是。他将粉身碎骨——这是他对儿子的警告之一——人们会从地上一堆堆的废报中找到他飞溅出去的残骸,就像一片一片的纸屑一样。

一群商会的生意人曾经试图劝说亚瑟去竞选华盛顿州的议员。他们穿着大衣,系着花格子领带,身上散发着发蜡和剃须泡沫的味道,坐下来品尝黑莓酒。但是,亚瑟拒绝了竞选邀请,他告诉那些友睦港来的绅士们他对此不抱任何幻想,他宁愿自己写写东西,修剪修剪他的桑树树篱。他把牛津纺条纹衬衫的袖子卷到臂弯处,露出了前臂上的汗毛；他的背部拱起一块长长的结实的三角形肌肉,裤子的背带紧勒在上面。他的鼻梁上略微偏低地架着一副纯圆的金丝边眼睛,增添了几分斯文,和他肌肉结实的下颌线条不协调,但十分帅气。他鼻子上的软骨有点儿歪了——它在一九一五年冬天曾经被一根突然袭来的伐木缆击断。那些友睦港来的人无法辩驳他,也对他那高昂起下巴的姿态无可奈何,只好怏快离去了。

亚瑟始终不渝地坚守自己的职业和职业操守,在言行方面日益谨慎,对事实的追求也日益严苛,即便在他最随意的报道中也是如此。他的儿子记得,他在德行上谨小慎微。尽管伊什梅尔很想学习他的父亲,但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因为他失去的那条胳膊,他很难一直保持审慎。他肩膀上是落过弹片的 [4] 这是他一人独享的黑色幽默,一语双关。他对许多人和许多事都已经淡漠了。这并非他自己所愿,但是也无可奈何,事情就是这般无奈。愤世嫉俗,一个退伍老兵的愤世嫉俗无时无刻不困扰着他。在他眼中,战后的世界已被彻底改变了。一切仿佛都愚蠢透顶——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在他看来,人们都愚不可及。他甚至觉得,人们不过是一具具有生命的皮囊,里面装满着血肉、脉管和汁液。他曾经看见过被惨烈地撕开的死人的躯体,内脏袒露在外。他也见过人的脑浆从脑袋里溅出来时的样子。因此,普通生活中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在他看来都完全而且恼人地荒诞透顶。他发现自己会无端地被完全不认识的人激怒。如果班上有人和他搭话,他总是简短生硬地回应。他永远不知道他们在看到他的胳膊的时候是否自在,是否能自如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能够感觉到人们不自觉地对他心生同情,这令他更加恼火。即便没有人们的同情,那条胳膊对他而言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而人们的同情更令他从心底里感到厌恶。如果他穿一件短袖的衬衫去上课,露出他那一截残肢上的疤痕,就可以让人们对他避而远之。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他并不是真的想把人们赶跑。总之,他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大多数人类的行为都纯粹是愚蠢之举,他自己的行为也不例外,而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使别人感到不安。不管他对这令人不快的念头如何厌憎,它都始终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只好麻木地忍受着自己的这一想法所带来的痛苦。

[4] 原文为 he had a chip on his shoulder, have a chip on one’ s shoulder也有“愤愤不平、冲动好斗”之意。

后来,当他年纪稍大一点儿,回到故乡圣佩佐岛的时候,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开始缓和。他学会对所有的人热情友好,但那是一个圆熟然而最终虚假的表象。除了作为一个被战争伤害的人的愤世嫉俗外,他还同时带有一个日渐老去的人的愤世嫉俗和一个记者职业性的愤世嫉俗。渐渐地,伊什梅尔开始将自己视为一个别起一只袖管的独臂人,一个年过三十的独身男人。这不算太糟糕,他不再像在西雅图时那样暴躁。但还是有那些游客会来,他想,一边顺着靠山街向船坞走去。整个夏天那些人都盯着他那只别起来的袖子,脸上露出惊诧异样的神情——他在圣佩佐岛上的那些同胞早就不会这样了。当他看到这些人拿着冰淇淋,脸上白白净净的时候,内心那股焦躁之气便再次不由自主地汹涌起来。奇怪的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喜欢每一个人。只是他无法办到。

伊什梅尔的母亲如今已经五十六岁,一个人生活在海岛南端的自家老宅中——那是伊什梅尔幼年时居住的地方。她提醒伊什梅尔,既然他已经从城市回到故乡,那他的那种愤世嫉俗尽管可以理解,但毕竟是不合时宜了。在他之前,他的父亲也是这样；她说,而他那样的性情同样是不合时宜的。

“他全身心地热爱着人类,但是却厌憎绝大多数人。”她告诉伊什梅尔,“你和他一模一样,你知道的。有其父必有其子。”

伊什梅尔·钱伯斯那天下午来到友睦港的时候,阿尔特·莫兰正一只脚踏在系缆墩上,跟几个渔民说着话。他们聚集在卡尔·海因的刺网船前,渔船停泊在埃里克号和托顿斯克德号中间——前者是一艘小型刺网船,船主是马迪·乔安逊,后者是一艘安纳柯蒂斯大型围网船。伊什梅尔朝他们走去的时候,一阵南风吹得几艘船的缆绳咯吱作响——前进者号、神佑号、海上迷雾号、特凡奇号——这些都是圣佩佐岛上标准的刺网渔船。神秘少女号是一艘捕大比目鱼和裸盖鱼的纵帆船,她最近的捕获量很糟糕,眼下正在进行大检修。右舷的船身板已经拆掉了,引擎也被拆卸了下来,曲轴和杆轴承都露在外面。在靠近船头的码头上堆着一堆管子、两个生锈的柴油桶,一堆散放的碎平板玻璃,还有一个船用蓄电池的空壳,上面堆了几个空的油漆桶。码头边沿上钉着几块破旧的地毯作为缓冲物,水面上漂浮着一层油光。

今天这里的海鸥特别多。通常它们都是在鲑鱼罐头工厂附近寻找食物,但是这会儿它们却好整以暇地蹲在浮标或救生圈上,仿佛泥塑一般,要么就是贴着友睦港的海涛上下翻飞,忽然又一飞冲天,转动着脑袋御风飞翔。有时候它们降落在无人的船甲板上,搜寻撒落的食物碎屑。渔民们有时会向它们开上一枪,但大多时候还是任由这些海鸥在甲板上“闲庭信步”；灰白色的鸥粪弄得到处都是。

一只油桶被翻过来放在苏珊·玛丽号前面,戴尔·米德尔顿和伦纳德·乔治坐在上面,他们身上的机师工作服油迹斑斑。简·索伦森靠在一个胶合板的垃圾桶上；马迪·乔安逊站在那里,两只脚分得很开,手臂叉在赤·裸的胸前,一件t恤衫塞在裤腰里面。紧挨着治安官站着的是威廉·乔瓦格,他手指间夹着一根香烟。阿贝尔·马丁森坐在苏珊·玛丽号的船头边缘,一面双脚悬空摆荡着靴子,一面听着渔民们的谈话。

圣佩佐的渔民们都是在黄昏之际出海作业——至少这些日子以来是这样,他们大多是刺网渔民,他们独自深入海上,将渔网撒向鲑鱼出没的洋流中。渔网像帘幕般垂入水中,等候着毫无防备的鲑鱼游入其中。

刺网渔民得在寂静中度过黑夜,他们在海上飘荡,耐心等候。渔民的性情必须适应这样的生活,否则便不太可能成功捕获鱼群。有时鲑鱼群会游入狭窄的水域,追捕鱼群的渔民们便在彼此的视野之中,这种情形往往酿成争执。鱼群在洋流上端被截去的渔民会把船开过去,与前者齐头并进,向对方挥舞起鱼叉,把对方当作偷鱼贼狠狠地咒骂一番。有时海上会发生渔民相互吼骂的情况,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一整夜都是独处的状态,想要争吵也没有对象。有些人尝过这种孤独的生活滋味之后便选择放弃,转到大型拖网船或延绳钓大比目鱼的纵帆船上去做船员。逐渐地,安纳柯蒂斯——大陆上的一个小镇,成为拥有四名或四名以上船员的大船的停泊港,而友睦港则成为单人操作的刺网船的聚集地。这是圣佩佐人感到骄傲之处,因为圣佩佐人即便在恶劣的气候下也有勇气独自出海捕鱼。年深日久,一种信念已经渗透到圣佩佐岛的灵魂之中,那就是独自捕鱼是比其他任何捕鱼方式更荣耀的事情。所以渔民的儿子们在晚上做梦的时候梦见的都是独自驾船,用渔网拖上来个头大得惊人的鲑鱼。

因此,在圣佩佐,埋头苦干、独来独往的刺网渔民是一个“好人”的典型形象。那些过分慷慨、言语过多、喜好与人结伴的人,他们的言谈和笑声都不是生活的正道所在。只有那些和大海成功搏斗过的人才有地位和分量。

圣佩佐人学会了沉默。但是有时候,他们也会在拂晓时分来到码头,如释重负地交谈一会儿。尽管已经十分疲惫,而且还在忙着手头的事情,他们仍然会在各自的甲板上谈起夜间的经历以及那些只有他们才能理解的事情。这种亲密交谈,以及别人的声音所带来的慰藉使得他们确信自己的个人经历,这使得他们见到妻子的时候能够少一些距离感,否则他们捕完鱼之后回到家中往往会带有一种冷漠。总之,这是一群孤独的男人,他们是地理的产物——这些海岛上的男人们偶尔会承认他们想说话却说不出来。

伊什梅尔·钱伯斯知道,当他朝聚集在苏珊·玛丽号前面的这群人走过去的时候,他并不属于这些关系亲密的渔民的圈子,而且他还是个靠笔杆子吃饭的人,这就使得他们对他更加心存怀疑。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有一些有利之处,他受过重伤,同时又是一名退伍军人。战争年代发生的事情对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而言永远是神秘的。这些事情可是那些孤独的刺网渔民喜欢打听的,这多少可以抵消一些他们对一个整天坐在打字机后面舞文弄墨的人的戒备之心。

他们朝他点点头,稍许变换了一下姿势好让他挤进圈子里来。“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治安官说道,“或许你了解的情况比我还多。”

“难以置信。”伊什梅尔说道。

威廉·乔瓦格把雪茄塞入齿间。“这也是难免的,”他嘟哝道,“只要出海打鱼,就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啊,”马迪·乔安逊说道,“但是,天啊。”他摇着头,站在那里晃来晃去。

治安官把左脚从桩子上放了下来,在大腿处抓了抓自己的裤管,然后又抬起右脚放了上去,将手肘支撑在膝盖上。

“你见过苏珊·玛丽了？”伊什梅尔问道。

“见过了,伙计。”阿尔特说。

“三个孩子,”伊什梅尔说道,“她接下来怎么办？”

“不知道。”治安官说。

“她说了什么吗？”

“什么也没说。”

“哼,她会说什么呢？”威廉·乔瓦格插进来说了句,“她能说什么呢？上帝。”

伊什梅尔听出来乔瓦格对新闻记者的敌意。他是一个皮肤黝黑、肚子又大又圆、身上刺有文身的刺网渔民,因为经常喝杜松子酒,眼睛显得潮潮的。他的妻子五年前去世了；如今他的一切生活都在船上。

“请原谅,乔瓦格。”伊什梅尔说道。

“我什么都不需要原谅,”乔瓦格答道,“见鬼去吧,钱伯斯。”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这一切都并无恶意。伊什梅尔·钱伯斯了解这一点。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他问治安官。

“这正是我想要弄清楚的,”阿尔特·莫兰说道,“我们正在说这事儿。”

“阿尔特想知道我们都在什么地方捕鱼,”马迪·乔安逊解释说,“他——”

“不需要知道所有人的地点,”莫兰打断道,“我只是想搞清楚昨天夜里卡尔去了哪里,他在哪里捕鱼,谁在昨天夜里可能见到过他或跟他说过话。就这些事情,马迪。”

“我见过他,”戴尔·米德尔顿说道,“我们一起从海湾开出去的。”

“你是说你跟着他出的海,”马迪·乔安逊说,“我敢打赌是你尾随着他,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