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医生的回忆（1/2）

a何希金

我原在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当医生，给劳改犯们治病，当然也为劳改支队的管教干部们治病。1957年11月，我被宣布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当时，第二劳改管教支队正在修建兰州到白银市的铁路，支队的干部和近二万名劳改犯在黄河北岸干旱山区的崇山峻岭里风餐露宿，劈山开路，遇水造桥。

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的前身是陕西省的一支劳改队，解放初修建西安到宝鸡的铁路。铁路往西延伸进入甘肃境内，就改为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了。

五十年代的劳改队，都是在野外作业，生活异常艰苦。支队的干部和卫生所的医生们数九隆冬或者酷暑三伏住宿在帐篷或者山洞里，穿着和吃食跟劳改犯差不了多少，所以听说叫我到河西走廊劳动教养，我的胆子差点吓破了，心想这一去就没命了。

没想到我竟然有这么好的运气：到了夹边沟农场就遇到了原二支队的一位大队长申有义。我和申有义还有点交情，他是甘肃省临洮县人，科级干部，在第二支队管一个两千多劳改犯的大队。我们在一起开过会，也给他看过病；我作为支队的医生到他那个大队去给犯人看病，就住在大队的办公室里，和他住一顶帐篷。1956年，二支队有一帮劳改犯刑满释放后根据当时中央政策户口为东南沿海一带和户口为城镇居民的劳改释放人员不准回原籍由他押送到夹边沟农场就业，同时他也调到夹边沟农场工作。夹边沟农场始建于1954年，最初是劳改农场；1956年改为就业农场，科级建制。1957年我到夹边沟的时候，它又改为劳教农场，场长叫刘振宇。申有义念旧日之情把我安排到农场医务所当医生。申有义那时候任夹边沟的教导员，权力大得很，和刘震宇平起平坐。

医务所只有一个正式干部赵杰任所长，其他的医生都由右派充任。我记得名字的有兰州医学院的教授刘逢举，有解放前当过军医的邓立之，有古浪县医院的医生王某某，时间长了，当时人员换得又勤，叫王什么我记不清了还有个韩某某

所长赵杰是起义人员，原国民党少校军医，医术高明。我到夹边沟不久，他就调酒泉劳改局医院去了。后来刘逢举也调走了，可能是到马鬃山煤矿去了。

赵杰走了，医务所没所长了，总不能任命个右派当所长吧，领导就把新添墩作业站的医务室负责人陈天堂调到场部来当所长了。陈天堂狗屁不懂呀，不会写处方，不懂医学术语，可人家抗美援朝当过卫生员，共产党员，正式的管教干部，领导也信任。

陈天堂调场部医务所之后，新添墩的医务室又没人当领导了，可能是申有义说话了，把我调去充任临时负责人。筷子里拔旗杆呗。

我去新添墩不到两个月，就遇上了一件事。

新添墩有个右派叫何希金。此人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他也是转业了的志愿军下级军官，可能和陈天堂是同一批转业的，五十年代中期，酒泉地区转业了一批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干部原在敦煌县气象站工作。这是个年轻人呢，二十几岁，福建省人。此人已经结婚，爱人是五五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天津青年，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何希金身体不好，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切掉一个肺叶。他经常来医务室看病，我给他开过几次病假条，后来干脆给领导建议，给他安排了个轻省工作。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天上午，右派们出工去挖排碱渠，他提着铁锨排着队从我身旁走过，我正好到右派们住的房子去看病号，和他迎面相遇。他对我说，赵大夫，我有病了。我说你有啥病了?他说拉肚子了。他不是找我开病假条的，我们只是偶然相遇，他也就那么说了一句话，同时拉起裤腿叫我看了一下，我看见了他的腿上有排泄物淌过后留下的痕迹。他说完这句话就下地去了，可我心里挺难受，一个大小伙子，稀汤子控制不住流得满腿都是，真是遭罪呀这天晚上吃过饭以后，我就到他宿舍去了一趟，给他写了个休息三天的病假条。我就有这么一点点权利，最多只能开三天病假。不过事情真是凑巧。他休息的第二天，夏收开始了，新添墩的站长赵家生到医务室来找我，说统计工作忙，叫我帮着作一下统计工作；我也是要送医到地头，忙不过来，就说何希金病了，在宿舍休息，叫他给统计员帮帮忙去吧。这件事我还真做对了，何希金一帮忙做统计工作，整个夏收就没再下过大田。夏收结束，换了一个流落红军袁明才做站长，新来的站长以为他是前任领导安排的统计员，就一直叫他在办公室里当起统计员来。

由于我对何希金做过这么点好事，何希金就经常到我的医务室来，没事的时候在一起说说话。他对我说过，他找的对象是个很漂亮的天津姑娘，还说结婚时他曾去天津看望过岳父岳母。岳父岳母对女儿能在遥远的敦煌找到他这样一个转业军人很满意，说对女儿未来的生活放心了。他还对我讲了他当右派的过程。他说他原来定的不是右派，是坏分子。原因是有一天夜里在气象站值班，填写气象观测的纪录，应该走出房子去观测仪表之类的设施，可是他偷了懒，嫌外边冷，那正是五七年初冬季节就随便按着往常的观测数据填上了。其实，那天从新疆电报传过来的数据，已经说明寒流东渐，他却没注意就把自己瞎编的纪录传到酒泉去了。结果那天夜里寒流袭击了敦煌、安西、玉门和酒泉。为此，上级给他定了个坏分子，决定下放他到敦煌县的棉花试验农场劳动锻炼。但是他们单位反右派的数额没凑够，就把他又戴了一顶右派分子帽子，送到夹边沟来了。

夏收结束了，种过小麦的土地也都翻了一遍，晒地。以河西走廊的气候条件来讲，夹边沟一年只能种一季庄稼，可是，这年八月底酒泉地区气象站发出的预报说，今年的秋季雨水将比往年多。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夹边沟的领导们便突发奇想，要再种一茬秋田小糜子增加收获。于是紧急从外地运进了生长期六十天就能成熟的小糜子，全场紧急动员起来播种。

种糜子的第一天，吃早饭之前，大车组的几辆马车就提前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种子拉到北滩上去了。新添墩作业站的耕地和新开垦的处女地都在北边的草滩上。开过了饭，右派们便端着洗脸盆提着铁锨浩浩荡荡地开到田野上去。端脸盆的人撒糜子，拿铁锨的人把晒干了的土块打碎就行了。

播种也就进行了两个多钟头，这时候场长刘振宇和教导员申有义骑着马到新添墩来了。我是医生，虽说在医务室当个临时的负责人，但还是右派，是没有资格参加干部们的会议的，所以那天刘振宇把几个干部召集起来开会，会上研究了什么，是没法知道的。我只是知道那天刘振宇召集干部们开会，做出决定那天不播种了，把北滩上播种的干部和劳教人员叫回来，要开个全体劳教人员的大会。正好何希金因为当统计没下地，站长就叫他去北滩通知播种的人们回来开会。

新添墩作业站有七八百名劳教分子，除去一个副业队和其他的勤杂人员，那天下地劳动的大概也有五六百人，散布在北滩几千亩的土地上，要把这些人都叫回来需要跑很多路。叫人就叫人吧，可是他犯了个错误：由于是播种，每个分队和每个组的地头上都堆着几麻袋种子。他跑到每块地头叫人，都抓两把糜子吃。结果，人叫回来了，他吃糜子也吃多了。回来后口渴，又舀着喝了两碗水，水就把胃里的糜子泡胀了，胃疼得厉害。胃疼了你就赶快来医务室呀，把情况说明我们采取个办法给你处理一下呀，可是他没来医务室，跑到操场上开大会去了。

开会的时候他的胃就胀得受不了啦，他又不敢说，硬是坚持着，在地上坐着。等到开完了大会，他就站不起来了，胃胀得痛呀。硬站起来往医务室走，走几步就蹲下，忍一会儿疼，站起来再走几步，再抱着肚子蹲下。他来到医务室的时候，胃疼得他已经站不住了，也坐不下。他一进门，就靠墙根蹲下，强忍着剧烈的疼痛，他的眼睛里眼泪哗哗的。

我问明了情况，知道问题严重，立即就采取措施，把一块胰子叫人搓碎了，泡成胰子水叫他喝下去，想刺激他的胃，叫他恶心，叫他呕吐出来。但是我失败了。糜子吃得太多了，把胃撑大了，他的胃已经失去了收缩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惟一可采取的办法就是手术了，切开他的胃，洗胃，可是新添墩根本就不具备这条件：没有手术室，连把手术刀都没有，消毒用具呀，缝合线呀也都没有。当然，场部医务所也没有这样的条件，应该送他去酒泉劳改医院。于是我立即给场部医务所的陈天堂挂电话，要求把何希金送到医务所去。可是陈天堂问清了什么病和发病的原因之后说了一句：不要送来。我听了有点着急，说，你不叫送去，我这里又没办法处理，人死了怎么办?他说，你那里不能处理，我这里就能处理吗?我说，我知道你那里也不能处理，可是你有权力往外送呀，送到劳改医院去手术呀。他说话的口气变了，变得很严厉：谁给你的权利?你还指挥起我来啦往外送!要你来指示我?听他说话的口气，我立即就哑口无言了。他是所长，我是囚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怎么敢对他表示不敬呢!但是放下电话后我还是不甘心，一种人道主义的责任感逼迫着我：不送出去手术，何希金就没命了，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我鼓足勇气找申有义去了，我说申教导员，有个病号的胃就要穿孔了，要没命了，你叫人派个车送到劳改局医院去吧。申有义说，这事你跟陈天堂去说就行了，找我干什么?我说我请示了陈所长，陈所长不叫送。申有义说，陈所长不叫送吗?啥病，这个人到底啥病?我本想打个马虎眼把病人送出去就行了，但他仔细地问起病情来了。我不敢编瞎话，把实情讲了。申有义听完立即就改变了态度：是偷着吃下糜子的吗?不要管，就按陈天堂的话办。我说不行呀，申教导员，要是不送出去手术，这个人必死无疑，啥办法都没有呀。申有义一直是给我面子的，但这时他面孔一板严厉地说，叫你不要管你就不要管了，说这么多话做啥?我喏诺而退。

陈天堂不叫管，申有义也不叫管，但是我不忍心呀。那是一条命呀，他跟我说过，他有个漂亮的女人，还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他一死，女人靠谁去?孩子靠谁去?整个下午，我和医务室的两个医生都在想法子抢救何希金的生命。我们采取了灌肠的办法，把胰子水管进肛门。粪便是冲出来了一点儿，但那仅仅是肠子里的，他的胃却胀得满满的纹丝不动。我们把凡是医务室有的，能刺激他的胃的针都打过了，把泻药给他吃了。时间已经到了黄昏，他的胃依然没有动静。胃胀得鼓鼓的，叫人看着都害怕。他睡在治疗室的床上，但根本就躺不住，一个劲儿地哼哼，翻过来翻过去。胃疼呀!

明摆着这个人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就能活下来，但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手术，没条件，我们三个人的心难受呀。我们甚至把不该想的办法都想了：从厕所里舀来半碗粪汤子叫他喝，想刺激他的神经，叫他呕吐。他自己含着眼泪真喝了几口，但仍然没起作用。结果弄得他嘴里臭烘烘的。只好又端水给他洗嘴。

这里有个小插曲要跟你讲一下。这天傍晚，就在我们想尽办法抢救何希金的时候，敦煌县法院来了个人。原来是何希金的爱人向县法院起诉，要与何希金离婚。法院已经判了他们夫妻离婚，来人是来找何希金谈话，要他在判决书上签字的。法院的人找了新添墩的领导，领导把我叫去，说明了情况，叫我领法院的人去见何希金，叫他签字。我告诉法院的人：何希金病重，正在抢救，现在淡不了话，也签不了字；你先住下，等抢救过来之后再谈话吧。当时作业站的领导也对那人说，何希金真病了，你就明天再谈吧。是我把法院的人领到客房去的。新添墩有几间空房子，里边盘着土炕，是专门为探视的亲属们设置的。但是那人进了房子看看，那肮脏的土炕和龌龊的被褥令他直皱眉头，他不想住，说是一定要现在就和何希金谈话，然后他连夜就要返回酒泉去。没办法，我只好领着他去见何希金。他进了治疗室，看了看情况，对何希金说了几句话，但何希金哪里有精力跟他说话呀，正在床上蜷着腿唉呀连天地呻唤，他这才回到客房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这位法院的工作人员这天晚上睡觉了没有，翌日清晨，天还没亮，他就来敲我的门了。他说现在立即就要见到何希金，办完了事他要早早动身回酒泉去。我告诉他：你没必要去见何希金，你的目的不就是要他在判决书上签个字么?叫他同意离婚吗?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可以回敦煌了。那人似乎没明白我的意思，睁大眼睛瞪我，说，你一定要叫我立即见到他一下。我只好再说明白点：何希金于凌晨一点钟死亡。

那人还不相信，说一定要看一眼何希金。我只好打开了治疗室的门，点上灯照亮已经安静下来的何希金叫他看了一眼。何希金嘴张着，满嘴的糜渣子。

何希金的尸体在治疗室放了半天，刘振宇不叫埋。等到这天中午，右派分子们吃了午饭，午休过了，排队去工地时候，他叫人把何希金的尸体抬到院子里摆着。他叫分队长们把队伍领到尸体旁参观，并且大声地说：这就是偷粮食吃的下场。看你们还偷不偷粮食!

何希金是我在新添墩遇到的第一例死者。他是胀死的，不是饿死的。

对了，夹农如果没死掉，今年应该是整四十岁了，应该有家有孩子了。我已经老了，还能活几年?我最近想着去平凉看看李怀珠，看看夹农。李怀珠还活着，肯定能看到，夹农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他要是不和他妈在一起我就看不到呗。

b医务所所长

你要了解陈天堂的事呀，说不全，这个人的情况我说不完全。我和人家不是一类人：我是个右派，阶下囚，到夹边沟劳动教养的，受人管制的，不敢说不敢动，啥事也不敢打听；人家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共产党员，又是正式的农场管教干部，管我的。我跟人家坐不到一条板凳上

不过，毕竟我在夹边沟农场当了三年半大夫，跟他在一个办公室办过公，所以还是知道一些他的事，他的为人。

他是河北省正定县人，抗美援朝回国时三十多岁了。有两个姑娘，一个儿子。

这个人医疗水平差，拉丁字母写的药名都不认识。我还记得这么一件事：调到新添墩作业站不久的一天，我到场部医务所去拿点药，古浪县的右派王大夫告诉我：你去了新添墩，陈所长来了，把药房里你贴好的标签都改了一下：把拉丁文药名下边标上了中文名字。王大夫还告诉我：陈天堂开处方只是开成药，中药药丸或者西药的药片，那些配合着用的原料药不会用。至于水剂他就更不会用了，连浓度都不会算。但是人家政治觉悟高，这是后来邓立之大夫告诉我的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他在处方上这样写的：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留着右边的口袋，这表明他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0年10月的事情，夹边沟和新添墩的右派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都调到明水农场去了，新添墩作业站就撤销了，我又回到夹边沟场部医务所去工作，和他在一间房办公，给病人看病。有一天他到病房转了一圈回来，在办公室对我说，有个武威来的右派，思想反动得很，这事要向管教科汇报一下。我问出什么事了，他回答，那个家伙唱歌，把歌词跟着毛泽东走唱成赶着毛泽东走，你说他反动不反动!我当时心里惊了一下，这样的事真要是汇报上去，这个右派可就倒大霉了，可是我又不相信他说的话，这个右派就这么蠢吗?在公共场合竟然敢唱歌骂毛主席?于是我偷偷地跑到病房里去问那个右派：你是不是当着陈所长的面唱歌了?右派说唱了。我说你唱的哪支歌，你再唱一下。那右派说唱的《跟着毛泽东走》，并且又对我唱了一遍。这个右派唱完，我心里才踏实些了。这支歌里有这样的歌词：走，跟着毛泽东走。由于武威人鼻音重，唱出来的走字像是周的音，跟字像是赶的音，政治嗅觉敏感的陈天堂就认为这个右派是在骂毛泽东了。我回到医务所之后就对陈天堂讲了，不是人家故意那样唱的，是武威人鼻音重，发音不准所致。他不信，叫我举例证明，我就学着武威人的口音把中国共产党万岁说了一遍：共共共产党万岁。他这才半信半疑不去追究那个武威右派的立场问题了。

陈天堂自认为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是共产党员，狂傲极了。有一次一个病号来看病，他突然大喊起来：坐好，坐直了!你就是这样跟党员干部说话的吗!他把那个病号委实给吓了一跳。

前边我跟你说的都是些小事，其他人都知道，但是有几件事，是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今天跟你讲一讲。

新添墩作业站有个叫贺秉灵的右派，是个上海人，解放前两年跑到台湾去工作的。那人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在台湾的一家公司工作。大陆解放了，他就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可是他特别想家，上海有他的父母、女人和孩子思念之情特别强烈，想回大陆来。五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他和国内的朋友联系上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广州。他原本跟帮助他的朋友说好的，回到大陆之后要回上海去，跟家人团聚。可是到了广州就由不得他了，安排他回国的有关部门告诉他：你的工作我们给你安排到玉门油矿了，你去玉门油矿工作吧。结果就连家人都没见着，就被人送到玉门市来了。在玉门油矿工作了才一年多，就定为右派了，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

这个人的肠胃不好，从到夹边沟以后，一直水土不服，常年大便不成型，所以常来卫生所看病。时间长了，跟我熟悉了，就把他的历史讲给我了。

夹边沟农场一年四季就没有星期天，只有下雨下雪的日子才能休息。右派们有这样的顺口溜：祁连山戴帽(下雪)，右派们睡觉。再就是重大的节日休息像五一呀，十一呀，春节呀。遇到重大的节日，提前一天要搞卫生。在劳教农场，对于搞卫生是非常重视的，要搞个人卫生，还要搞集体卫生，完了还要检查。这种检查，阵容是非常强大的，场长和教导员参加，管教科的科长和干事参加，还有大队长带工队长以及拐棍们都要参加。当然医务所长和我这个医务室的临时负责人也要参加。为什么要组织这么庞大的阵容检查卫生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检查安全问题：看是不是有人私藏武器和凶器了，是否偷了粮食了。每个人的箱子枕头都要打开，褥子都要卷起来看看铺下边。哪怕是一颗钉子也要收走。

可能以前的几次检查陈天堂都没太注意吧，1960年春节的一次检查结束后，他在新添墩的医务室里说，啊呀呀，你注意贺秉灵了吗，从台湾来的人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我问怎么不一样了?他说你没看见吗，他那个铁皮箱子里有那么多贵重东西，金项链，玉石镯子，国债券那么一沓子还带着金表，穿着西装!我记得我当时说了一句：那有啥奇怪的?那是他在台湾八九年的积蓄，给家里人带的

就是这个贺秉灵，这年夏季的时候突然肠胃病又犯了，可能是吃了什么不洁净或者不适的食品，一连几天泻肚，用什么药都止不住。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哪禁得住这样折腾，他立即就躺倒了。1960年的春天开始，经过两年劳累和饥饿折磨的右派们开始了不可遏止的死亡，什么药对他都已经无济于事。像贺秉灵这样得了急症的人是必死无疑的。但我可怜他，仍然想尽点人道主义，便打电话给陈天堂，要求把他送到场部去住院。陈天堂在电话里问什么病，我说可能是中毒性痢疾，很重，一定要住院。他说送来吧。

那天贺秉灵去场部，是新添墩医务室的中医大夫武威县人杨万仓去送的，马车拉去的。马车走的时候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是我和杨万仓把他从宿舍里抬出来放上马车的。考虑到他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把他的行李和箱子都装上车去了，心想叫场部医务所去料理他的后事把。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怕他去住院了，这些东西放在新添墩被人偷掉。1960年的劳教农场，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偷盗成风。

马车拉着贺秉灵走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和杨万仓还没回来，陈天堂就打过电话来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把一个死人送来了?我当时愣了一下，诧异地说，没有呀，贺秉灵活着呀，上车的时候还能说话呀。他在电话里呵斥我：胡说，明明是个死人嘛!人死了没有我还看不出来吗!

听他在电话中如此严厉地训斥我，我不敢再辩解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呀，莫不是路途上的颠簸迅速地加重了病情，造成了死亡?于是我支吾着回答：人从这里走的时候还能说话来的，可能是路上突然突然死亡了吧。他便又说，送的是病危病号，为什么不带急救药?他严厉的口气真是把我镇住了，我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便只好检讨：哎呀，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怪我，怪我，我没想到病情发展会那么快。听我做检讨他才改变了口气说，以后要注意呀，注意再不要出这样的事情。我唯唯诺诺回答，我注意，我以后注意

放下电话，我的身上出了一层汗。我是个右派，由于我的疏忽致使病人死在路上，这种事领导不问便罢，一旦要问，要追究，我可是负不起责任呀!

我的心忐忑不安。我等着杨万仓一回来，就立即去问他贺秉灵为什么那么快就死了?可杨万仓告诉我：我们的马车还没进场部，刚走到炼钢厂那儿，陈所长就迎上来了。他在路口上等着我们哩。他看了看病人，就骂开了：你们怎么把个死人送来了!我说怎么是死人呀，明明还有气嘛，还呻唤着哩。可他不叫我说话，一顿臭骂，叫把马车赶进炼钢厂。病人直哼哼，不断地摇头，不愿意下车，但他硬是叫人把病人抬进大房子里，把我们打发回来了。

我和杨万仓在一起议论了很长时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是不是陈所长觉得那人反正是活不了啦，干脆就放在炼钢厂去等死吧。

夹边沟农场在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曾在场部西北角，从新添墩进场部的路旁建过两座高炉，炼钢，还盖了两间大房子。到了五九年的冬季，那儿就改为医务所的太平问了。死了人先抬到那儿放着，然后由场部安排人去掩埋。

但是，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翳，叫人迷惑不解：怎么能在人还活着的时候送进太平间呢!

这个谜后来我自己一步一步解开了。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0年的9月，也就是贺秉灵死去两个多月，夹边沟农场开始迁场了：劳教人员凡是能走路的都调到高台县开辟明水农场去了，包括新添墩的人。夹边沟场部和新添墩作业站只留下二三百病号和老弱病残。这时候场领导做出决定，干脆放弃新添墩，把老弱病残都转移到场部来。我就又到了场部医务所当医生，和陈天堂在一间办公室给病号看病。

在场部我又遇到一件怪事。我有个亲戚叫鲁昌林，解放初是省教育厅的办公室主任，是个文化名人。后来省博物馆建成，就把他调到博物馆当馆长去了。反右的时候，上级的指示是博物馆要他完成四个右派的任务，可他只揪出来了三个。上级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他还要搞出一个来。有一次把他催急了，他就跟上级说，我这里再也抓不出右派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实在凑不够数字就把我算上一个把。好，抵触反右运动，反动言论!就给他也戴上了右派帽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鲁昌林岁数大，身体弱，六零年九月没有去明水农场，这时就住在场部的病房里。这是夹边沟农场最艰苦的几个月，农业大队的宿舍有一半改成了病房。有一天他听说我有时候去酒泉医药公司给医务所买药，就拿出存折来叫我去替他取点钱，从县城的黑市上买些烧饼。夹边沟农场是没有储蓄所的，还有邮局和商店。当初右派们来夹边沟劳教，都是带着一些钱的。最早的时候，右派们的钱是由财务科登记保管的。后来，右派大批涌来，这笔钱的数目很大了，财务科长姚文华是个小心谨慎之人，怕以后出什么问题他担责任，每当右派来场报道的时候就把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叫来，现场办理储蓄业务。存款折就拿在右派们手里，用钱时自己到储蓄所去取。

那天我拿鲁昌林的存折去储蓄所取钱，填写了取款单，可是工作人员不给我钱，要我去找陈天堂，开个取钱的条子来。我当时很惊讶，问为什么要陈天堂开条子?工作人员说，是陈天堂和他说过的，凡是住院的病号取钱，一定要他开条子，目的是防止住院的病号取了钱逃跑，还为了防止病号偷窃存款折盗取他人的存款。我对储蓄所的这种做法很是不以为然，说，你们银行的工作要受医务所的制约吗?你们的上级有这种规定吗?工作人员回答上级没这规定，可是这是你们的所长说的，我就这么办。你不去开条子就不能取钱。

我那时三十岁，既年轻气盛，又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我想我虽是右派，但你银行还管不着我，也不能把我怎么的，我就强硬地说，好，你把你说的话给我写个条子，就说取钱必须要医务所长开条子。我找你们的上级去，问一问是不是右派取钱就一定要劳教农场的某个领导开条子。

听我要去找他的上级，年轻人再也不吭声了，如数给我取了钱。

这件事我原本没当回事，取了钱也就作罢了。可是，当天晚上，在医务室陈天堂却问起我来了：你今天去储蓄所取钱了?我说是，他非要叫我找你开条子，我和他干了一仗。这不合理嘛!陈天堂立即就开始给我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劳教人员逃跑或者盗取现金，他和年轻人商量的办法。他还说他已经给储蓄所讲过了，以后我再去取钱就不要他的批条了。他还说我：你不要到县上银行去反映这问题了，银行那年轻人是配合咱们做工作，也是好心。

这件事他不解释倒也罢了，他一解释，我的心里倒是起了疑云：在银行取款的问题上，他和银行工作人员是不是有什么默契?比如某个病号死了，存款折上还有钱，他去取出来两个人私分我之所以这样怀疑，是因为病房里每死一个病号，都是他亲自去料理病号遗物的，包括存折、国库券、手表和其他细软。

但是，我也仅仅是怀疑而已，因为我不知道他拿到死者的存折或者国债券之后，是否登记造册了，是否上缴组织了。我又不敢到领导那儿去询问或是反映这个问题。一旦知道我跟他做对，他整我可是再简单不过了：轻者下放我去大田劳动，不用几个月我就会累垮饿垮；重则编造个什么罪名就可以把我送进劳改队。

天下的事情真是再巧也没有了，事情真相终于被我无意中发现了。

那是这年十一月初的一天上午，上班不久，我和他在办公室坐着，农场的书记张洪走进来了，说老陈你来一下，我们研究些事。张书记像是很急，有点紧张，陈天堂立即站起来跟出去了。过了不一会儿，我就听见外边有人喊开会，医务所窗外的空地上集中了农场的干部和凡是能走动的右派。原来是张书记接到酒泉劳改局的电话了，说是中央的一个什么工作组住在张掖县，今天早晨出发来夹边沟了。张书记紧急召集夹边沟的干部和劳教分子们开会，布置搞卫生，做准备，以应付工作组的检查。那时候，夹边沟已经死掉几百名劳教分子了，农场领导和干部们怕工作组来了挨批评，大祸临头。

那天我没出去开会，因为来了个病号，我正在给病号看病呢。就在病号走后我写病历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了一下玻璃窗。我的桌子靠着窗户，我扭头一看是陈天堂正站在窗外向我招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我凑近窗户问他什么事?他说，看看，看看我的抽屉锁上了没有?那个年代的办公桌还没有暗销，是在抽屉旁的木框上装个铁鼻，再挂上一块圆形的铁皮，外边上个挂锁。一个挂锁能锁两个抽屉。听了陈天堂的话，我应了一声：哦，我给你看看。我的桌子和他的桌子并在一起，我懒得站起来走到他那边去，就趴在桌子上伸过胳膊去拉了一下抽屉。他的抽屉没锁，我一拉就开了。抽屉拉开后我惊了一下，因为我看见他抽屉里装了满满一抽屉国债券。我当时一愣，立即就告诉他：没锁，我给你锁上吧。抽屉拉开容易，关上就很费事，胳膊用不上力，我就走过去把抽屉推上了，再把那块圆铁片挂上，再把锁子锁上。就在我推抽屉的时候，我还发现里边还装着一摞一摞的人民币。

这件事叫我明白了很多事：为什么每个病号死亡的时候，陈天堂一定要亲自守在病号身旁?为什么死亡后他要亲自处理善后?为什么储蓄所取钱要他开条子?为什么贺秉灵还没断气就被他送进了太平间?

夹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我还被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一千五百名死者编写病例。夹边沟的领导们心里很清楚，这些人的死亡不是他们某一个人造成的，不会追究哪个人的责任。但是他们清楚，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这终归不是好事，他们必须掩盖一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当然了，作为一名劳教的右派，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否接到了上边哪个部门的指示。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例。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如果病历不给人毁掉的话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当的，无可怀疑的。我编造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这几年人们都说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太多，有人感叹那些厂家和商人造假的能力鬼斧神工。还有制造假学历的，出卖假职称的其实，他们的造假比起我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自叹不如。如果给造假的人评职称，我应该评大师，应该颁发巨奖，享受国家级专家的待遇

我在造病历的时候还注意过一个问题。我造病历，是按照农场提供给我的死亡者花名册上的名字造病历的。死亡者花名册上还有其他栏目：遗物。我发现，所有人的遗物栏里都是写着床单呀，褥子，棉袄裤两件没有一个人的栏目里填写存款折、国债券、现金和手表。我为什么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把贺秉灵送上马车的时候，把他的箱子也装上车了。为了防止箱子被偷，我们征得他的同意把金项链、国债券和现金都装进他穿的西装的口袋里了。还因为我知道有些病号在死亡前并没有把存款折上的钱取完，因为陈天堂不给他开条子，或者他已经无力去储蓄所取钱了。五十年代，许多年轻干部在定为右派走进夹边沟的时候，身上有儿百上千元的国债券，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还没成家，他们的国债券都是随身携带的，而国债券是不能当钱花的，银行也不储蓄国债券。为什么很多人有许多国债券?你年轻，你不知道：五十年代国家还很穷，为了筹备资金，国家大量发行公债。你是干部，你是工人，你进步不进步，你热爱党不热爱，就看你买了多少公债。许多人为了表示热爱共产党，为了表现自己进步，勒紧腰带买公债。

说到哪儿了?我还接着说陈天堂的抽屉吧。我不是拉开陈天堂的抽屉了吗?陈天堂站在窗外也看见我拉开了他的抽屉，他也就明白我发现他抽屉里的秘密了!当然，他也是害怕我把这件事给他抖落出去，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出现了一块大罗马。看见了大罗马，我立即就明白了，他是在贿赂我，拉拢我，想用大罗马堵住我的嘴。

我没有动那块大罗马。不知道那块大罗马他是从哪位死者的手腕上捋下来的，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贪此不义之财。我也没有声张这件事。他是共产党员，我是阶下囚，一旦张扬开了去他一恼之下反打我一耙，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辩不清呀。

那块大罗马在我的抽屉里静静地躺了几天，后来又不见了。我估计，他是观察了我几天，见我既不上他的钩又不告发他，对他没什么损害和威胁，就又把大罗马拿走了。毕竟一块大罗马那时要卖二百多元，而他一个月的薪水才是六十多元。

我在夹边沟工作到1961年的7月，把全部死者的病历伪造好之后，农场领导就叫我回原单位了，但是原单位以已经开除公职的理由拒绝接受我。后来我就回到老家当农民去了，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

陈天堂的女人是1959年从河北老家迁到夹边沟来的。他的大女儿十八岁了，嫁给了夹边沟的一名管教干部。1960年冬季的时候，这个出嫁了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女儿病情很重，应该使用链霉素治疗，可他不懂，竟然给女儿打吗啡。他觉得吗啡的效果比链霉素好。女儿不再咳嗽，不再呻吟。我当时说过他，你不要总给姑娘打吗啡。医药公司一年就给咱们农场十几支吗啡，你可要控制点使用。你把它用完了，一旦有个特殊病例就没办法了。他听了我的话十分震怒，训斥我：怎么，你不叫我的女儿用吗啡?要把它留给劳教分子!我只好住嘴了。过了一个月，吗啡使用殆尽，他女儿的病越发严重了，只好送到劳改医院去治疗。

夹边沟农场1967年撤销，我听人说他和女婿都调到下河清农场去了。女儿在下河清死于空洞性结核病。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新添墩的时候，有个天津青年，是敦煌县文化局的干部，右派。他的工作是演员，取了个敦煌的姑娘。他在新添墩劳动不到一年就病了，是肝炎。我把他送到场部医务所住院去了。住了半年医院又回来了。他的肝炎转化为肝硬化了，回来后也干不了活，我就叫他在宿舍休息，不下大田。后来他的病情严重了，我给陈天堂打电话要送过去住院，陈天堂不叫送。就是这个不叫送的天津青年有一次跟我说，陈所长什么时候来新添墩，你一定要叫他到我的房子来一趟。过了一段时问，他的病愈加严重了，已经垂危了，他的眼神已经散了他又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陈所长，叫他现在就来一趟，我要见他，有话跟他说。我说你口气还大得很!你想见陈所长陈所长就来吗?是打个电话就能叫来的吗?天津青年说，你打去，你打电话去，他肯定来。他不敢不来。听他话说得斩钉截铁的，我就去打电话了，结果陈天堂还真来了，骑个自行车来的。于是我把他领到那青年的房子去。那青年躺在炕上，陈天堂进屋后叫了那人的名字，说，我是陈天堂那青年听见他的声音了，招手叫他过去。他过去了，爬上炕坐在那青年身旁。那青年就摸他的手，摸他的胳膊。摸着摸着，手摸到陈天堂的脸上了，然后就狠狠地抓了他的脸一把。他惊了一下，哎呦叫了一声，从炕上跳了下来。那青年过了半小时就咽气了。

我也不知道那个青年人为什么抓陈天堂一把。从那以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去病号身旁了。

c马大哥

我再给你讲个文化名人的故事。

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当中文化名人是不少的，像师大外语系的章仲子，那是国民党政府编译局的权威，大翻译家。中国几个著名的翻译家都是他的学生。改革开放以后名噪一时的美学家高尔泰，六四以后逃跑到国外去了，那时候就在新添墩劳教，原是兰州十中的美术教师，南方人。

我要讲的是天水市政协的王鹤鸣。这个人我印象太深。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就知道他出生于诗书之家：曾祖父是道光年问的举人，曾任皋兰县儒学教谕、兰州府教授，咸丰四年截取知县，造封通仪大夫，官至三品；祖父初为禀生，咸丰年间举人他的父祖更是惊人，清朝末年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到了他这一代，虽无什么功名，清王朝已经消亡了嘛却被父亲送到美国威廉斯大学学习土木水利工程专业。归国后又一再拒绝出仕，就在天水办私学教育救国，名闻遐迩。

由于家世渊源显赫，本人历史清白，所以解放后当了天水市政协的副主席。

他是甘肃省著名的书法家。

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家世的，就因为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班里有个他的老家的同学，多次给我讲过他的家族史；在夹边沟，有个天水政协的右派也对我讲过。我对他很敬重，他来看病时专门问过。

后来我调到新添墩去了，但是他的情况我还是不断听到。

从1959年元月开始，右派们的口粮减少到了三十斤，继而又减到二十四斤，于是偷窃之风日盛：种苞谷的时候偷苞谷，种洋芋偷洋芋。夏收的时候，只要管教干部和分队长看不见，人们就把腰里缠的床单解下来铺在地上，把麦捆子放上去踩几脚，把掉下来的麦粒收集起来偷偷地煮着吃，或者埋到地下，放到没什么东西可偷的冬季挖出来充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