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台大文学院的回廊 第4节 “高级英文”课和革命感情（2/2）

教书三十多年，我没有发黄的讲义，英国文学史不断改版，必须重新备课，除了核心选材之外，新的选文、新的评论以及新的理论年年增加;而“高级英文”教材，我从不连用三年以上。以这样的希望，我也勤于备课如备战。我曾用过汤玛斯·曼的《魔山》和法国哲学家赫维尔《没有马克思或耶稣》。读这两本书，学生需要补足的背景文化实在太重，我在教室带路的工作，令我常感唇焦舌躁，用过两年，再不敢用作教材。越战后期，《时代》杂志介绍一本《湖上之火》，是一位美国女记者采访研究。分析甚为中肯的书。

不久台北亦有翻印，我买了一本认为可用，隔周即有学生告诉我，该书因反对美国政府，在台湾已列为禁书。

一九七七年，我开始讲授菲利普·史莱特《寂寞的追寻》，这是一本涵义丰富的小书，只有一百五十页，用一些有趣的美国社会现象检讨现代人对寂寞的追寻。对于曾经长年在大家庭制度，甚至对于在皇权笼罩之下生长的中国人，热闹和互相牵涉是安全感的表现。如今放着这种日子不过，却去追求寂寞孤独，是个奇怪的观念。独处亦须付相当代价，“寂寞”的观念吸引我已许多年了，早在我高中时期，开始有自己的心事，常有渴望逃出那十八张床铺宿舍的念头。睡在那床上，左翻身右翻身都面对别人。小小的喜怒哀乐都没地方躲藏。大学四年住宿舍，后来结婚生子，从没有独处的空间，到了五十岁才有一间小小的书房，安放一颗耽溺读阅忘情思考的心。

我注意以寂寞为文化主题。始于一九六0年代我在中兴大学教书时，曾在美国新闻处借到黎士曼律师和法学院教授等人合写的《寂寞的群众》，当年这是一本颇为轰动的书，很受文化界好评。

我将此书介绍给当时就读台大外文研究所的蔡源煌，他的中译本于一九七四年由台北桂冠图书公司初版。此书讨论世界大战后，美国繁荣社会中，个人性格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性格的三种典型是适应型、离异型和自律型。自律型行为上有顺从能力，能自由决定是否顺从，也有足够的自觉认清自己的想法和能力，不必总是依赖与一大伙人厮磨才能解除寂寞感，可以保留独自思考和生活的空间。

这种追求独立思考的“寂寞”，在文学上是常见的。中国诗词甚多经典名句，如唐代钱起《省试湘灵鼓瑟》:“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青峰”，营造了只闻其声不见伊人的恫怅迷离，湘灵鼓瑟的乐声在辽阔的湘水上空回荡，瞬间烟消云散。这就是中国诗歌文学的凄清寂寞，朱光潜老师在英诗课上谈过。鲁迅曾为他对此诗之美学诠释，大加抨击，说他不知民间疾苦。但是近代西方。即便是梭罗散文集《湖滨散记》，同样被作为是一本远离喧嚣、寂寞孤独的书，其背后也隐藏着对社会的批判。我们常用作教材的作品，如伍尔芙《自己的房间》，她的名句是:“一个女人想要从事文学创作，必须有钱和一间她自己的房间。”又如朵丽丝。莱辛《第十九号房》，主人翁苏珊一直希望保住一些自我的空间，终因无法挣脱家庭责任和社会的束缚陈规，精神上也找不到更好的路，最后在私下租用的旅馆房间“第十九号房”自杀。这些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品，所要追求个人的空间，即是所谓“寂寞”，想印证一个女子也有自己心智独立的价值在困境中隐隐存在的不平、不安和终身的渴望。

真正维系这堂课的教材，其实是纯文学作品，最好而且最有效的是小说，在教

室用短篇小说校易讲解。最早我用的是薛伍德．安德生的《小城故事》，詹姆士·乔伊斯《都柏林人》及其《全位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后来买到两本美国短篇故事，其中有几篇极好的作品，由很宽阔的不同角度写现代人生各种故事。不久台湾又取得版权，出版一本权威选集《现代传统》（，选录二十三位作家四十九篇小说，其中有三份之一是欧洲人，如契珂夫、康拉德、乔伊斯、卡夫卡等，最具原创性与影响力。其中契坷夭（悲凄），叙述一位俄国雪撬车夫遭逢丧子之励却无人理他。只有在深夜卸车时，对马喃喃诉说他的悲凄。我的读书经验是:好小说是最有效的语文教材，它有情节和情境，而且有发展和结局，本身就导引读者看下去、走进去。不知不觉接受了它叙述的语言。大多数好散文，用现代的观点看，其实都有小说的格局。《悲凄》也可以算是很好的散文，它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情节，多年以来，是我学生最后一堂课票选最爱读的小说。

但是，我也希望“高级英文”课程的学生能认识重要的长篇小说”所以每年导

读几本经典之作，如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伍尔芙《灯塔行》，薇拉·凯瑟两本《安东妮亚》和《总主教之死》，佛斯特《印度之旅》，福克纳《熊》等英文极好的作品。

第二学期后半，我开始讲授一些英美诗。最早几年印讲义，后来买到派瑞编选《声韵与意义》，此书自一九五六年初版，每数年即出新版，随时间增删甚多。全书十四章，从“诗是什么”起始，逐章讨论如何读诗，最后一章“什么是坏诗或好诗”。关于诗的意境、象征、明喻与暗喻、寓意、反讽、含蓄、典故、意义与观念、声韵、意义、形式等，都有举例说明。尤其以将近一百页三分之一的篇幅举例说明“好诗与重要的诗”和“诗的深层阅读”，这也许是中文和历史研究生最简捷可靠的英诗人门了。此书非当适合课堂使用，不但有助读诗，书中详叙诗学名辞也有助于将来读西方文学的一切批评文章，对他们有相当长久的参考作用。

那十八年上我那门文学院“必选”的“高级英文”课的学生，被我逼迫研读原文书，必须回答我随堂测验的无数个“为什么”（”why”）。那些问题必须要读完全书才能用英文回答，没有逃避或取巧的门径，一年中大约问答了近百题。十八年岁月，我竭心尽力将这门课达到可能的“高级”程度。那四百多位青年，而今都约五十岁左右。按自然的栽种和收获现象，多数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他们今日戏称为“黄埔一期”的学生，多数在学术、教育、文化界服务，不乏在文史领域有杰出成就者，黄俊杰、陈万益、吕兴昌、张淑香、陈芳明、陈芳妹、仕正胜、陈秋坤、林馨琴、周伯戡、叶其忠、林瑞明等，至今三十多年仍常有联系。

颜娟英与陈芳妹为我主编的笔会英文季刊撰写文化艺术资产专论十多年。李孝悌在我编辑《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时大力协助。陈幸蕙多年来伴我饮茶谈心。二00四年我去美国小住，她在台北与隐地全力主编，将我的散文集《一生中的一天》出版;一九八0年以后的郑毓瑜、洪淑苓、梅家玲，助我笔会季刊选材，真是“有事弟子服其劳”最真实美好的例子。最晚到了陈昌明、康韵梅、张钧莉那一班教完，正逢我遭遇车祸，他们不停地去汀州路三军总医院看我，令年轻的医生们非常羡慕。如今他们都已是社会中坚分子。即使我最后一班的学生也都各有成就了。这十八年间无论各人遭际，政治立场等等如何不同。我们师生之间，他们称之为“革命感情”是不变的。

离开我的教室之后，他们投入现实的人生，那些青年人之中，总该有几个人是我的知音，在他们中年的喜怒哀乐中，记得一些句子，一些思想，似在不同的落叶林中听到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