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开拓与改革的七零年 第2节 文学播种——国文教科书改革（2/2）

想不到我当初万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书组，被屈先生称为苦海“贼船”的挑战，是我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我在国立编译馆最有意义的工作成果之一。为达到改编的理想，恢复国文课本应有的尊严，让每一个正在成长学生的心灵得到陶冶与启发，在那个年代，我的工作是沉重的，不仅要步步稳妥，还需要各阶层的支持。

在政治高阶层，我们必须寻求一些保护。我曾以晚辈的身份，拿着新旧国文课本目录拜望早年教育部长陈立夫、黄季陆;也以学生身份去看望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王世杰，希望他们在舆论风暴之前，能对我们的改革具有同理心，因为他们自己是文人从政，对文学教育和学术尊严也有理想。我尤其记得黄季陆先生，对我侃侃而谈民国以来，国民教育的种种利弊得失，他很赞成政治退出语文教材，一谈竟是两小时，还说欢迎我以后再去谈谈我们编写的进展。可惜不久他即病逝，我未能再聆听教益。老

国民党有不少被历史定位为政治人物的文人，很希望在稳定社会中以书生报国之心从政，却生不逢辰，生在政争的中国。

在编审委员会中，我最需要资深委员的支持，当时代表编译馆最资深的编审者是洪为溥先生。我初到馆时，他对这个外文系的女子敢来作人文社会组主任颇感怀疑，甚至反感。经过几次恳谈后，对我渐渐转为支持。讨论第三册篇目时，我大力推荐黄春明《鱼》。没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过，我和屈先生商量：“下次开会，能不能让这个案子复活，再讨论一次？”屈先生说:“还讨论什么呢？投票也通不过。”我说:“我为它跑票。”我第一个去跑的就是反对最激烈的洪为溥先生。他的办公室和我的相隔一间，窗外都对着舟山路台大校墙外一棵高大丰茂的台湾变树，太阳照在它黄花落后初结的一簇簇粉红色果子上，美丽中充满自信。他说:“这篇文章讲小孩子骑脚踏车，在山路上将买给爷爷的鱼掉了，回到家反反复覆不断地喊，我真的买鱼回来了!相当无聊，怎么讲呢？”

我想起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本语文教学书，读到一位中学老师写他教初中课本选了莎士比亚《麦克白》一段：

toorrow，andtoorrow，andtoorrow，

creepnitspettypacefrodaytoday,

tothestsylbleofrerdedti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天又一天在这碎步中爬行，

直到注定时刻的最后一秒。

这位中学老师问学生:“为什么连用三次“明天”?”学生的回答形形色色。但是多半抓住一点：活得很长，会有许多明天。老师听完后说:“你们想着，那么多明天可以去骑马、打猎、钓鱼，麦克白因为今天和昨天做了太多恶事，所以他的许多“明天”是漫长难挨。”用一个简单的字，一再重复，它所创造的意境，老师大有可讲之处。就像《鱼》，小孩不断重复“我真的买鱼回来了”，也有令人玩味低回之处。

下一次开会时，屈先生果然将上次未通过的几课提出再讨论，洪先生突然站起来说：“我们的学生百分之八十在乡镇，对《鱼》中祖父和孙子之间的感情应是很熟悉，这样朴实的情景会让他们感到亲切。”第二次投票通过，我记得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

另一个重要的支持来自我们举办的几场全省老师试教大会，听到来自各地数百位代表的意见，几乎一致认为新编课文校易引起学生的兴趣，这给了我们选材更大的空间相面对批评的勇气。

在那个渐开放而尚未完全开放的社会，文化界笼罩着浓厚的政治气氛，教育部统编本的国文和历史课本往往是社会注意的焦点。我因缘际会，恰在漩涡中心，得以从不同角度看到各种文化波涛，甚至时有灭顶的危机。

到编译馆任职前，高中国文课本刚换主编。有人攻击高三下第六册国文最后一课选的是清代孔尚任《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认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认为这段曲文分明是讽刺国民党。担任主编的师大周何教授是台湾第一位中国文学博士，他说：“我选的是清代戏剧，并不是我的作品。”攻击者说:“剧本那么多，你为什么偏要选一课？”周教授差一点进了我们称之为“保安大饭店”的警备总部。

我刚组织国中国文编审委员会时，从不同的来源听到这件事，提醒我水中暗礁之多，听说原任馆长就是因此而退休。我的处境，若非亲历，很难预测。一位资深馆员张杰人先生，曾在东北协会任职。看过童年多病又爱哭的我，知道我进馆工作，间我:“你来这种地方做什么?”后来我让他吃惊的是，在进入“那种地方”之前，我已然历经人生波涛，不再哭泣了。

第一个不能哭的经验，是国中国文一、二册初拟篇目提交编审委员会讨论不久，馆长交给我一份教育部的公文，命我们答复林尹委员的信。他指责我们新编国文的方向堪忧，忽略了国家民族意识，选文有幼稚的新诗和翻译报导文章，不登大雅之堂等等，馆长让我先去拜望林教授当面解释。我在约定时间到他家，进了客厅，他既不请我坐，也不寒暄，来势汹汹训斥新编篇目内容悖离教育方针。譬如杨唤的新诗《夜》。说月亮升起来像一枚银币，简直离谱，教小孩子看到月亮就想到钱;《西游记》哪段不好选，偏偏选猴子偷桃子：沈复《儿时记趣》有什么教育价值?我刚辩说了两句，他似乎更生气，说:“你们这是新人行新政了，我看连大陆的课本都比你们编得好!”说着说着，从内室拿出一本中共的初中国文给我看。我不知为何突然福至心灵说:“那么请您把这本书借给我，我带去给执笔小组作个参考，说是您的建议。”他突然觉得，我这个外文系的女子，敢来接这件工作，想必不简单，如今他对我夸奖“共匪”的教科书，倒是有了麻烦，如果我认真，他就有可能进“保安大饭店”。于是他请我坐下，用现代警员温和的口气问我哪里人?跟什么人来台湾?结了婚没有？丈夫做什么？i三个儿子读什么学校？然后问我，你父亲做什么?什么大名？我只好回答我父亲的名字和职业，谁知他竟说:“你怎么不早说!我和齐委员兄弟一样!”然后他向内室喊道:“倒一杯茶来，倒好茶！”

我原以为许多故事是虚构的戏诧，没想到在现实里确实真有。

二00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国时报》有一篇报导。标题是“老教科书总复习，网络正发烧”，许多网友在网络上回味中学时代琅琅上口的文章，如朱自清《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他们也记得《木兰诗），尤其以白居易《慈乌夜啼）获得最热烈的讨入而。

还有一篇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孤雁》也选人课本。沙洲上一只孤雁，为一对对交颈而眠的雁儿守更。芦丛后火光一闪一闪，孤雁立即引吭呼叫，睡梦中惊醒的雁儿发现无事，以为孤雁故意撒谎，如是两回。第三次，猎人拿着香炬轰立眼前，孤雁飞到空中，拚命的叫唤，疯狂的回旋，但酣睡的雁儿毫不理会。眼睁睁看着猎人伸出残酷的手，将一只只熟睡的雁儿放进了网罗。从此，孤雁多了起来。

二十余年之后，柯庆明（一篇序文，二十年岁月齐邦媛老师在编译馆的日子），提到他多年后阅台大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作文卷，题目是“影响我最深的一篇文章”。许多人写的竟然是《孤雁》，让他感动莫名。

屈指算来，当年读这套新编国文的读者，现在也已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许多人大约还记得阅读这些作品的喜悦吧!

住在丽水街三十多年，我把这第一版六册国中国文教科书和英文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两厚册，放在书架最尊贵的地方，抬头即见。国中国文的封面，是我去求台静农老师题写的。当时台老师竟然亲自穿过台大校园送到我办公室来，令我惊喜得连怎么谢都说不明白了。记得台老师说了一句勉励的话：“敢这么编国文课本，有骨气!”给我的支撑，胜过千言万语。

编书第二年，教师大会建议编译馆编一本书法辅助课本，屈先生和台老师都推荐庄严先生。庄伯伯一九二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四八年，押运故宫文物抵台，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我在故宫博物院兼差时的恩师。那时庄伯伯大约七十多岁，为了写这本书很费精神。因为读者的艺术层次太低，书法背后的文化素养尚未培养起来，进不了他们曲水流畅、诗酒风流的境界，所以他迟迟不能交稿：教科书组的办事人员，按照程序，常常催稿。每周五下午，我在台大教“高级英文”课程，常常在文学院回廊遇见他老人家夹个布包去中文系上课，也会向他催稿。他常常说:“太累了!做不出哄孩子的事了，你赶快找别人吧……”下了课，他邀台老师和我去温州街一间日式房子开设的“老爷饭店”吃鸡腿简餐，要把稿约还给我。我跟两位老先生吃了三次鸡腿餐，后来终于把书稿“逼”出来了，虽然印出来只是薄薄一小本《中国书法》，每年发行量却是三十多万册，多年来受它指引的少年总有数百万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