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1高墙（1961年） 第五章（2/2）

坦尼娅和波蒂安没有私交，但在他惹上麻烦以前采访过他。除了天赋异禀以外，他还是个热心肠的好人。波蒂安是个享誉世界的苏联艺术家，他的生活中处处都享有特权。但他仍能够惹怒那些不如他幸运的、受到不公待遇的公众——这正是他被送往西伯利亚劳改营的原因。

瓦西里问：“狱方仍然在让他劳动吗？”

坦尼娅摇摇头。“他已经动不了了，但狱方就是不送他去医院。他整天躺在牢里，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

“你见到他了吗？”

“当然没有。问到他的情况就相当危险。去劳改营的话我多半也出不来了。”

瓦西里把糖和茶包递给她。“他得到任何治疗了吗？”

“没有。”

“你觉得他也许还能活多久？”

坦尼娅摇头。“我已经把我知道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你了。”

“我们得把这件事传出去。”

坦尼娅非常认同。“要救他的命，就只有把他的病情公之于众。然后指望着政府能在被羞辱的时候保持大度。”

“那么我们出个号外？”

“是的。”坦尼娅说，“今天就出。”

瓦西里和坦尼娅合作出版一份名为《异议》的非法出版物。这份出版物报道审核制度、游行示威、审判和政治犯。瓦西里在莫斯科电台的办公室里有台打印机，平时是用作复印文稿的。他会偷偷用它打印五十份《异议》。大多数拿到这份出版物的人会用自家的打字机，甚至抄写的方式复制出几份送给传给周围的人。这种自制地下出版物的方式叫地下出版物，在苏联传播很广，有整部小说也被这样发行过。

“我来写吧。”坦尼娅走到碗橱边，从碗橱里拿出一个放满了猫粮的纸盒。她把手探进猫粮，从猫粮里拿出一台罩着罩子的打字机。这就是用于为《异议》撰写稿件的那台。

打字和手写一样独一无二。每台打字机都有自己的特征。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母从来都不是正正方方的：不是这高了点，就是那偏了点。这导致警方的专家们可以轻易根据字体找到相应的打字机。如果《异议》的文字和瓦西里电台编辑的稿件出自于同一部打字机，也许会被人发现的。于是瓦西里从节目编排部偷了台旧的打字机，把它带回家，藏在猫粮里避免被人看见。搜查认真一点，猫粮里的打字机不难被人发现。不过真有那么一天的话，瓦西里不管怎么说都玩完了。

纸盒里还放着复印机的专用蜡纸。打字机上没有色带：字母穿透纸张，复印机把把墨印在字母钻出的小孔上，形成一行行文字。

坦尼娅写了篇有关波蒂安的报道。她在报道中写道，如果苏联最伟大的男高音死在劳改营里，那苏共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就该为此而负责。她在报道里总结了波蒂安被判有的反苏罪名，包括他对文艺自由的激情保卫。为了撇清别人对自己的怀疑，她把波蒂安在劳改营生病的消息源安在了一个虚构的歌剧爱好者身上。

写完报道以后，坦尼娅把两张蜡纸递给瓦西里。“我写得非常简洁。”她说。

“契诃夫曾经说过，简洁是一种能力。”瓦西里慢慢地读了整篇报道，然后赞赏地点了点头。“我这就去电台印五十份，”他说，“然后我们去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散发。”

坦尼娅不感到惊奇，但有几分不安。“会出事吗？”

“当然不会。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有个民间组织的文化活动，正适合我们的目的。”这一年的早些时候，莫斯科的年轻人经常聚集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雕像前。一些人大声读诗，吸引来更多的人。一个长年的民间诗会渐渐形成。其中有的诗作会隐晦地批评政府。

这种现象在斯大林治下连十分钟都持续不了，但改革家赫鲁晓夫却不然。他的改革包括了对文化界有限度的容忍。至今为止，当局还没对诗会展开过行动。但自由化总是进一步退两步。坦尼娅的哥哥说这完全决于赫鲁晓夫推行自己的政策是否顺畅，以及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保守派施压的力度。正因如此，很难对当局的走向进行判断。

坦尼娅很累，没精力去想这些，她觉得换作其他地方也会有一样的风险。“你去电台的时候，我要在这儿睡个觉。”

坦尼娅走进卧室。床单很乱——看来瓦西里和瓦瓦拉一整个上午都在床上。她揭开床罩，脱下鞋，伸展四肢躺在床上。

坦尼娅很累，但脑子里全是事情。她很怕，但仍然想去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尽管印刷粗糙，传播范围小，但《异议》是份重要的出版物。它的存在证明苏联共产党政府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它也给了持不同政见的人支持。宗教界领袖抗议政府起诉演唱反动歌曲的民谣歌手，民谣歌手同样也为宗教界所受到的压迫进行呐喊。与其觉得自己是冲着铁板一块的政府独自呐喊，持不同政见者通过《异议》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孤立无援，而是千万个希望政府变得更好的人中的一部分。

民众的呼声可以救得了乌斯丁·波蒂安。

坦尼娅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有人抚摩着坦尼娅的脸颊，她被吵醒了。她睁开眼睛，看见瓦西里躺在身边。“快滚开。”她说。

“这是我的床。”

她坐起来。“我二十二岁了——对你来说，已经太老了。”

“我可以为你破例。”

“如果想加入你的红粉团，我会通知你的。”

“为了你，我可以放弃其他所有人。”

“你不会的。”

“我会的。”

“也许五分钟吧。”

“永远。”

“坚持六个月，我就会考虑。”

“要六个月吗？”

“如果连六个月都坚持不了，奢谈永远又有何意义。该死的，现在几点了？”

“你睡了一整个下午，别起来。我只是脱下衣服，和你上床睡一会儿而已。”

坦尼娅站起来。“我们该出发了。”

瓦西里让步了。他也许原本就不是认真的，只是觉得有必要向眼前的女孩示爱而已。示意过后他很快就会忘了这茬儿，至少会忘一阵子。瓦西里递给她一捆大约二十五张的纸，两面都印着一行略微有些模糊的文字：新一期《异议》。尽管天气很好，但瓦西里戴上了一条红色的棉布围巾，这让他看上去更有些艺术家气质。“我们走吧。”他说。

坦尼娅让他等一会儿，她要先去卫生间。镜子里的女孩用蓝色的坚定眼睛看着她，头发杂乱，眼睛浮肿。她戴上了一副太阳镜遮住眼睛，在头发上包上一块棕黄色的头巾。这样一打扮，她就和任何一个年轻女孩没什么两样了。

不去管瓦西里不耐烦的踏脚声，坦尼娅走进厨房，在水龙头那接了杯水。喝光了之后，她对瓦西里说：“我好了。”

两人一起走到地铁站。地铁上挤满了下班回家的工人。他们乘公园环线地铁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地铁站。他们不会停留太久——分发完五十份出版物两人就会离开。“如果惹上麻烦的话，”瓦西里说，“切记，我们不认识。”出地铁分别以后，两人融入了人群。太阳低沉，夏日正在转凉。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不光是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更是个享誉世界的诗人，整个苏联都为他感到骄傲。他的英雄雕像六米多高，矗立在以他命名的广场中央。几百人聚集在草地上，他们中大多数是年轻人，其中有人穿着蓝色牛仔裤和圆领汗衫，打扮西化。一个带着帽子的青年正在广场上兜售自己写的小说，是用线和复写纸装订成的，小说的名字叫《回忆往昔》。一个长发女孩拿着把吉他，但丝毫没有要弹的样子，似乎只是把吉他当成了手提包一样的装饰品。广场上只有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而便衣警察则明显到滑稽的程度：大热天却穿着皮外套，只为了藏住配枪。坦尼娅尽量不去看他们，他们可没那么好笑。参加诗会的人挨个站起来，每个人朗诵一到两首诗。朗诵者基本都是男人，但也有零星几个女人。一个顽皮的男孩读了首以笨拙农夫放牧鹅群为主题的诗歌，人群马上意识到这首诗是在影射管理这个国家的苏联共产党。除了一脸迷茫的克格勃特工以外，所有人很快都乐开了怀。

坦尼娅漫不经心地听着年轻人们朗诵的马雅可夫斯基未来主义风格的诗歌，尽量不为人注意地从人群中走过。每当看到一个表情友善的人时，她就从兜里掏出一份刊物递给对方。她一直在关注着同样在分发刊物的瓦西里。很快她就听到惊讶和担忧的声音，人们开始谈论波蒂安：这里的人大多数都知道波蒂安是谁，也知道他是因何被监禁的。坦尼娅用最快的速度分发着刊物，希望在警察闻风而动前溜之大吉。

一个像退伍老兵似的短发男人走上前，他没有朗诵诗，而是读起了坦尼娅有关波蒂安遭遇的那篇文章。坦尼娅非常开心：消息比她希望传播的还快。当读到波蒂安得不到医疗救治的段落时，人群中响起此起彼伏的怒吼声。穿着皮衣的便衣觉察到气氛的变化，看上去更加警觉了。坦尼娅看到有个秘密警察正急促地对着对讲机说着些什么。

坦尼娅还剩五份刊物没有发，它们几乎要在她口袋里烧出一个洞了。秘密警察本来在人群的周围。但这时他们开始走入人群，对朗诵者形成了包围。朗诵者挥舞着手里的《异议》，丝毫没有注意到步步进逼的秘密警察。有些察觉到秘密警察的围观者凑近在一起，不让试图穿越的克格勃通过。克格勃为了抓住演讲者，把挡路的人粗鲁地推到一边。骚乱就这样开始了。坦尼娅胆战心惊地退到人群的边缘。她手里还剩下一份《异议》，她把这份刊物扔在了地上。

六七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赶到了。坦尼娅惊恐地想象着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她往路对面最近的一幢大楼看了眼，更多的警察从中蜂拥而出：这些警察一定是藏在大楼里以备不时之需。他们拿着警棍分开人群，毫不留情地痛打周围的人。坦尼娅看见瓦西里转过身，用最快的速度撤离人群，她也立刻行动了起来。但没走几步，一个恐慌的少年人撞在她身上，把她撞翻在地。

坦尼娅蒙了一会儿。视线清晰以后，她看见更多人跑了过来。她跪了下来，一阵晕眩。有人在她身上绊倒了，又把她撞翻在地。这时瓦西里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抓住她的两只胳膊把她拎了起来。坦尼娅愣了一下：她没想到瓦西里会不顾危险来救她。

一个警察用警棍猛击瓦西里的头部，把他击倒在地。警察弯下腰，把瓦西里的手臂拽到后面，训练有素地给他戴上手铐。瓦西里抬起头，对坦尼娅做了个口型：“快跑啊！”

坦尼娅转身就跑，但没跑几步，就和一个警察撞上了。警察抓住她的胳膊。坦尼娅试图挣脱，张口大叫：“让我走。”

警察抓紧坦尼娅的胳膊，狠狠地骂道：“贱人，你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