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1高墙（1961年） 第一章（1/2）

1961年，一个下雨的星期一，丽贝卡·霍夫曼被秘密警察召了去。

这个早晨开始得平平常常。丽贝卡的丈夫汉斯开着他那辆棕色的特拉贝特500送她去上班。柏林中心城区优雅的街道仍然留有战时轰炸造成的裂纹，街道边新建的混凝土楼房像无法严丝合缝的假牙，高高低低地矗立着。汉斯一边开车一边想着自己的工作。“法庭为法官、律师、警察和政府服务——却单单忘了罪恶的受害者，”他说，“这一般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法庭当然更应该为所有人服务。我的同事们似乎没意识到这一点。”汉斯在司法部上班。

“我们结婚差不多快一年了，认识你也有两年了，但我还没见过你的任何一位同事。”丽贝卡说。

“他们会让你生厌的，”汉斯飞快地回答，“他们都是律师。”

“有女同事吗？”

“没有，至少我们部门没有。”汉斯在司法部做管理工作——指派法官，排定审判日程，管理法院大楼。

“可我还是想见见他们。”

汉斯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很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丽贝卡发现丈夫眼中闪过了熟悉的怒火。他努力克制住了。“我会安排的，”他说，“也许可以找个晚上一起去酒吧。”

汉斯是丽贝卡遇见的第一个能和父亲相提并论的男人。他自信又威严，但总是愿意倾听她的话。他的工作不错——东德有车的人非常少——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大多数人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但是汉斯不同，他出人意料地和丽贝卡持有同样的政治怀疑论。和她的父亲一样，汉斯高大英俊，穿着体面。他就是她一直在等的那个男人。

恋爱时丽贝卡只是短暂地怀疑过汉斯一次。他们遭遇了一起轻微的撞车事故。撞上他们那辆车的司机斜着从侧面的街道冲出来，应该负事故的全责。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汉斯却暴怒了。尽管两辆车损失都不大，可他却叫来了警察，出示司法部的工作证使对方的司机因危险驾驶的罪名锒铛入狱。

事后他为自己的失控对丽贝卡道了歉。她被他的眦睚必报吓坏了，几乎要结束两人之间的恋爱关系。但汉斯却解释说这是工作压力大的缘故，自己平时不是这样。丽贝卡相信了他。她的信任没错——汉斯之后再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当他们约会一年，每逢周末同居了半年的时候，丽贝卡纳闷为什么汉斯迟迟没有对她求婚。他们早已经成人：她二十八岁，他三十三岁。丽贝卡只好开口问汉斯愿不愿意和她结婚。汉斯有些吃惊，但也同意了。

汉斯把车停在她的学校外。学校设在一幢设施良好的现代化大楼内——共产党人对教育非常重视。大楼外面，五六个少年正在树下吸烟。丽贝卡无视他们的注视，亲了亲汉斯的嘴唇，下了车。

男孩们礼貌地和她打了招呼。但在趟过校园里的水塘时，丽贝卡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向她躯体投来的热切目光。

丽贝卡来自一个政治世家。希特勒当政以前，她的外祖父是德国国民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在东德战后的短暂民主期间，她妈妈曾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市议员。但在东德实行共产党专政的当下，丽贝卡看不到参政有什么前途。于是她把理想放在了教育上面，希望下一代少一点教条主义，多一点慈悲和聪慧。

在教职工办公室，丽贝卡看了眼告示板上的非常时期课程表。今天她的课大多是两班大课，两组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丽贝卡教的是俄语，但她也必须要教一节英语课。丽贝卡不说英语，但从年已七十却依然矍铄的英国外祖母茉黛那里，她略略学了一点。

这是校方第二次安排丽贝卡上英语课，她开始琢磨课文了。前一次上英语课的时候，她用了美军士兵的传单，那份传单向美国兵讲解了和德国人打交道的技巧：学生们觉得传单的内容相当好笑，但从中学到了很多。今天她也许会在黑板上抄一首学生们耳熟能详的英语歌——比如美军电台常放的《扭腰舞》——让学生们将其译成德语。这算不上是常规的英语课，可她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因为半数教师移民去了月薪比东德高三百马克、人民自由的西德，学校里的教师特别短缺。这样做的不只是老师。移居西德的医生，收入能够翻一倍。丽贝卡的妈妈卡拉是东柏林一家大医院的护士长，她正因为医生和护士的短缺而焦头烂额。工人，甚至士兵也一样，缺人是一个全国性的危机。

丽贝卡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扭腰舞》的歌词，试着记住“我的小妹妹”这一段。这时，副校长走进了教师办公室。伯纳德·赫尔德大概是丽贝卡除了自己家人以外最好的朋友。他身材瘦长，是个年过四十的黑发男子，额头上有道青色的疤痕，是他在战争最后时刻坚守施劳弗高地时留下的。他教物理，但和丽贝卡一样对苏联文学有兴趣，两人每周总有几次一起在午餐时吃三明治。“大家听好了，”他说，“我带来了一条坏消息，安塞姆离开了。”

教师们小声交流起来，表情都很惊讶。安塞姆·韦伯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这是成为教导主任的必要条件。但在西德的繁荣和自由面前，韦伯的原则似乎土崩瓦解了。

伯纳德继续说：“在任命新的教导主任前，我将代理这一职务。”丽贝卡和学校其他所有教师都觉得伯纳德应该得到这个职位，如果做教导主任是完全凭个人能力的话。但因为不愿加入统一社会党——实际的共产党，伯纳德被排除在外。

因为同样的原因，丽贝卡也永远当不上教导主任。安塞姆曾经恳求她入党，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丽贝卡看来，加入统一社会党几乎和住进疯人院一样，假装周围的人都没有疯。

当伯纳德详述非常时期课程安排的时候，丽贝卡琢磨着新的教导主任何时会来。一年之后吗？这场危机会持续多久？没人知道。

在上第一节课前她看了看自己的信箱，里面空空如也，那封信还没有送到。也许邮递员也去西德了吧。

足以改变人生的那封信仍在路上。

她的第一节课是和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讨论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的叙事诗《青铜骑士》。当上教师以后，丽贝卡每年都会教这首诗。和以往一样，她引导学生们使用苏联的传统分析法，告诉他们普希金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有效地解决了个人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冲突。

午饭时，丽贝卡把三明治带到教导主任的办公室，和伯纳德隔着一张庞大的办公桌相对而坐。她看着架子上放的马克思、列宁及东德共产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廉价陶像。伯纳德发现她在看那些陶像时忍不住笑了起来。“安塞姆太狡猾了，”他说，“这些年来他一直假装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现在却一走了之。”

“你没想过离开这里吗？”丽贝卡问伯纳德，“你离婚了，又没有孩子，毫无束缚。”

伯纳德四处看了看，似乎想知道有没有人在偷听他们的对话：然后他耸了耸肩。“我想过这件事——谁又没想过呢？”他说，“你呢？你爸爸反正也在西德上班，不是吗？”

“是的。他在西柏林有个生产电视机的工厂。但我妈妈坚持要留在这边。她说与其躲避问题，不如解决问题。”

“我见过她，她是个斗士。”

“没错。另外，冯·乌尔里希家已经在这幢房子里住了好几代了。”

“你丈夫呢？”

“他对现在的工作很尽心。”

“所以我不用担心失去你了。很好。”

“伯纳德——”丽贝卡欲言又止。

“说吧。”

“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当然可以。”

“你是因为妻子有外遇而和她分手的吗？”

伯纳德语塞了，不过他回答了：“是的。”

“你怎么发现的？”

伯纳德后退了一下，露出痛苦的表情。

“你介意我问这个问题吗？”丽贝卡不安地问，“是不是太私人了？”

“我不介意告诉你。”他说，“我找她对质，她承认了。”

“但是什么让你起疑心的呢？”

“许多不起眼的小事——”

丽贝卡打断他的话说：“电话铃响了，你拿起电话，沉默了几秒钟以后，对方把电话挂掉了。”

他点点头。

她接着说：“你的配偶把撕成碎片的纸冲入马桶，周末时常被叫去参加临时召集的会议，晚上还经常花两个小时写些不能让你看的东西。”

“亲爱的，”伯纳德伤感地说，“你不会是在说汉斯吧。”

“他是不是有了个情人？”丽贝卡放下手里的三明治，她没了食欲。“老实说你怎么想。”

“我为你感到难过。”

四个月前，在秋季学期的最后一天，伯纳德吻过她一次。他们说了再见，互道圣诞快乐，他轻轻地抓住她的胳膊，低下头吻了她的嘴唇。丽贝卡让伯纳德再也不要这样做了，她说她仍愿意做他的朋友。一月回到学校以后，两人都装作这件事从未发生过。几个星期后，伯纳德甚至告诉她，他已经和一个与他年纪相当的寡妇在约会了。

丽贝卡不想让他抱有无望的幻想，但伯纳德是除了家人以外她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人，而丽贝卡还不想让家人因为这件事担心，至少现在不想。“我曾如此确信汉斯爱着我。”说到这，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也爱着他。”

“也许他真的爱你，有些男人只是经不起诱惑罢了。”

丽贝卡不知道汉斯对两人的性生活是否满意。他从未对此有过抱怨，但两人每周仅仅做一次爱，她觉得这对新婚夫妇来说未免太少了一点。“我只想像妈妈那样，有个自己的家庭。家人之间互相扶持，互相爱护。”她说，“我以为我能和汉斯一起拥有这些。”

“也许你仍旧可以，”伯纳德说，“外遇不一定会导致离婚。”

“结婚第一年就有外遇呢？”

“我同意。这的确很糟。”

“我该怎么办？”

“你必须好好问他。他也许会承认，也许会否认，但他会知道，你已经知道了。”

“然后呢？”

“你想怎么办？你会和他离婚吗？”

丽贝卡摇了摇头。“我永远不会离婚。婚姻是一种承诺。不能因为于己无利就不遵守。即便有违自己的心意，也得遵守。这才是它的意义所在。”

“我正做了相反的事。你一定很看不起我。”

“我不会用我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你或者其他人。我只是在谈论我自己。我爱我的丈夫，希望他忠于我。”

伯纳德带着钦佩和遗憾笑了笑。“希望能如你所愿。”

“你是个很好的朋友。”

下午第一节课的铃声响了。丽贝卡站起身，把三明治放回包装纸。她不会再去吃它了，但和大部分经历过战争之苦的人一样，丽贝卡对于把食物扔掉有种恐惧感。她用手帕擦了擦湿湿的眼睛。“谢谢你的倾听。”她说。

“我没能安慰你。”

“不，你做到了。”说完丽贝卡便离开了教导主任的办公室。

去上英语课的时候，丽贝卡才意识到自己没有记完《扭腰舞》的歌词。但长年的教学经验使她能够随机应变。“谁听过一首名叫‘扭腰舞’的歌曲？”一进教室她便大声问。

学生们都听过。

丽贝卡走到黑板前，拿起一个粉笔头。“歌词是什么？”

学生们同声高喊起了歌词。

丽贝卡在黑板上写道：“来吧，宝贝，让我们一起来扭腰。”然后她问：“这句话用德语该怎么说？”

这时她完全忘却了心中的忧愁。

下午课间休息时，丽贝卡在她的收信箱里找到了那封信。她把它带到了教师办公室，拆信前，给自己冲了杯速溶咖啡。看信的时候，她的手一松，杯子掉在地上。

单页纸上印着信头：国家安全部。这是秘密警察的官方称谓，私下里叫斯塔西。信是由一个叫舒尔茨队长的人写来的，这封信命令她到他位于总部的办公室接受质询。

丽贝卡擦干净她洒在地上的饮料，装作没事人一样向同事们道了歉。然后她走进女厕所，把自己关在小隔间里。她想在向人吐露这件事之前好好想想。

东德的所有居民都知道这些人人害怕收到的信。这意味着她做错了什么事——或许只是件微不足道的事，但被暗探注意到了。她从旁人的描述中得知，坚持自己无辜毫无用处。秘密警察的态度，是认定了她在某件事上有错，不然为什么要质询她呢。暗示秘密警察犯错相当于质疑他们的能力，这等于犯下了另一宗罪。

她又看了一遍，发现约定的时间是今天下午五点。

她到底做了什么？毫无疑问，她的家庭背景深受怀疑。她的父亲，沃纳，是个开工厂的资本家，他的工厂位于西柏林，东德政府无法触及。丽贝卡的母亲卡拉是个家喻户晓的社会民主党人。外婆茉黛，则是一名英国伯爵的妹妹。不过当局已经好几年没骚扰过他们家了。丽贝卡本以为，嫁给司法部的官员也许使他们家赢得了当局的认同。情况显然不是如此。

她犯了什么罪吗？她有本乔治·奥威尔的反共寓言《动物农场》，这是禁书。她十五岁的弟弟，瓦利，爱弹吉他，还唱一些诸如《这是你的故土》之类的美国歌曲。丽贝卡有时也去西柏林参观抽象画展。而共产党人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校监一样对艺术很保守。

洗手时，丽贝卡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她看上去不是很害怕。她鼻梁高翘，下巴笔挺，还有双坚定的棕色眼眸。她乱蓬蓬的黑色头发一丝不苟地捋到后面。她身材高大，端庄挺拔，有些人觉得她很有压迫感。她可以面对一群十八九岁的孩子，用一句话让他们安静下来。

但其实她真的很害怕。让她害怕的是，她知道斯塔西什么都做得出来。没有什么可以束缚他们：对他们的抱怨本身就是一项罪名。这让丽贝卡想起了战争结束时候的苏联红军。那时，苏联士兵可以劫掠、强奸、杀害德国民众，并用这种自由肆意施虐。

这天的最后一节课是教授俄语中的被动语态，简直是一团糟。这节课轻而易举地成为了她当上一名合格的老师以后，上过最糟糕的一堂课。好在学生们能发现并宽容她所犯的错，甚至在她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时给她提示。他们的宽容总算使她挺了过去。放学以后，伯纳德和几个来自教育部的官员聚在教导主任的办公室，多半是讨论如何在半数教师离开的情况下让教学继续下去。丽贝卡不想默不作声地去斯塔西总部，以防他们决定把她扣留在那里。所以她给伯纳德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自己被传召了。

随后丽贝卡搭了辆公共汽车，穿过湿漉漉的街道，前往市郊利希滕贝格区的诺尔曼人大街。

斯塔西总部是幢新建的丑陋办公大楼。它还没完工，停车场上停着推土机，一边的脚手架也没拆。大楼在雨中显得很狰狞，估计在阳光下也好不到哪里去。

进门以后丽贝卡在想，自己还能否从这道门里走出来。

丽贝卡走过开阔的中庭，向前台出示了自己收到的信，然后被护送进电梯上了楼。随着电梯的升高，她感到越来越恐惧。出电梯以后，她踏入了一条墙壁被涂成可怖芥黄色的走廊。然后她被带进一间只有张塑料台面桌子和两把金属椅子的小房间。它充斥着刺激性的油漆味。把她带进房间以后，陪同的人就离开了。

丽贝卡颤抖着独自坐了五分钟。要是抽根烟再来就好了，烟也许能使她镇定下来。她强忍着没哭。

舒尔茨队长进来了。他比丽贝卡年轻一些——她猜他二十五岁左右。舒尔茨队长手中拿着薄薄的一份文件。他坐下来，清了清嗓子，打开文件，然后皱起了眉头。丽贝卡觉得他似乎想让自己显得很重要，心想这会不会是他的第一次讯问。

“你在弗里德里希·恩格尔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任教，是吗？”他问。

“是的。”

“你住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