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重回全球南方（1/2）

艾哈迈达巴德位于萨巴玛蒂河边，靠近印度西海岸，是一座拥有600万人口的繁华都市。它是古吉拉特邦最重要的城市。但就在一个半世纪前，它基本上还是一个中世纪城镇，其“古老的制度……依然繁荣昌盛；汇兑者和放贷者……支配着贸易和工业；古老的手工业……是其繁荣基础；进出口商品由役畜载着，穿行在两边是高高的未上漆的房子的狭窄车道上，通过有人守卫的城门进出”。然而，随着印度棉花制造业新一波空前的利润和生产力的到来，所有这些都发生了变化。1861年5月30日，兰彻拉尔·奇霍塔拉尔（ranchhodl chhotal）启动了蒸汽纺纱机，这是该市历史上的第一次。几年前，年轻的奇霍塔拉尔在担任政府办公室职员时提出了创建纺纱厂的想法。受孟买棉纺厂开业的启发，他明白这项新技术可能会彻底改变印度的棉花产业。虽然艾哈迈达巴德的商业阶层普遍缺乏热情，他也并不因此而气馁，最终找到了一些商人和银行家来支持他的冒险。这台新机器是从英国订购的，配有一个英国机械队；几个月后，奇霍塔拉尔的纺纱机由牛车拉着颠簸进城。1

1861年5月，沙普尔纺纱厂的65名工人开动了2500个纱锭。虽然即使以当时孟买的标准，这也只是一家小工厂，但有一个事实使它成为未来投资的灯塔：这家工厂从一开始就赢利。到1865年初，奇霍塔拉尔又雇用了235名工人，把工厂规模扩大到1万支纱锭，还添置了100台动力织布机。2

艾哈迈达巴德惊人地崛起为世界棉花制造业重镇之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先进的英国机器。这些新企业也得益于艾哈迈达巴德在棉花产业方面的悠久历史。许多世纪以来，当地商人以行会的方式组织起来，从事棉花长途贸易。一些商人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本，在1818年英国人从马拉塔人手中接管这座城市后，这些商人继续在当地和长途贸易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即使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棉纱开始大量抵达，取代了当地手工制造业者之后，许多商人仍将外国纱线纳入其业务范围，继续为国内纺织部门提供资金。3

尽管奇霍塔拉尔取得了早期的成功，而且该地区有着历史悠久的棉花产业，但艾哈迈达巴德的大多数商人和传统商业阶层仍然不愿投资兴建更多的工厂，而只满足于当下贷款的高回报率。直到19世纪70年代，棉纺厂建设的变革浪潮才冲击到这些海岸地区。到那时，依赖出口的农村地区危机加深，使得放贷变得不那么确定，资本丰富的艾哈迈达巴德人开始转向棉花制造业。耆那教商人玛苏哈拜·巴古拜（ubhai）是艾哈迈达巴德商人阶层中最早冒险的人。1877年，他们创建了古吉拉特纺织公司，拥有11,561个纱锭和209台织布机。很快，其他商人因为在跨洋贸易中日益失利，也纷纷效仿。就像几十年前在欧洲一样，旧的商业资本现在被重新投资于纺织制造业，很快就占投资的绝大多数。就像在阿尔萨斯的米卢斯和其他地方一样，这些投资者彼此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毗湿奴派商人和耆那教徒主宰了这个行业。这些种姓的成员通过耆那教大会（ja nference）和古吉拉特吠舍会议（gujarat vaishya sabha）等组织将其社会联系制度化，其中的领导人是该市的工厂主。4 由于艾哈迈达巴德商人的创业资本，到1918年，有51家棉纺厂散布在萨巴玛蒂河两岸，每天早晨有35万名工人涌入它们的大门，辛勤工作，将这些投资转化为利润。

不久，随着棉花帝国的不断发展，全世界到处都是曼彻斯特。全球棉花产业的空间安排——以及资本主义——一直在变化。棉花不仅在世界的新地方种植，而且也越来越在世界的新地方被纺织和加工。北大西洋国家独霸棉花帝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最急剧的是英国棉花制造业重要性的下降。1860年，世界上61的机械纱锭都位于英国，但到190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3，到1930年下降到34。由于工人为改善工作条件而奋斗，英国机器的运作时间也比其他地方的机器少。一般来说，这些机器也比较老旧，因此它们在全球产出中所占的份额甚至更小，到1932年仅为11。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几年，英国工业遭受了“一场几乎无法减轻的灾难”。英国曾是世界工厂，棉花纺织品是其主要出口产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对亚洲最重要的市场的出口暴跌，对印度的出口比战前下降了46，对荷属东印度群岛下降了55，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59。结果，英国工业开始痛苦地解体，不仅仅是在相对增长的世界经济中，最终也在实际损失中：1919年至1939年间，43的英国织布机消失了，1926年至1938年间，41的纱锭消失了，1920年至1939年间，棉花工人人数下降了45。5

在英国的棉花产业开始失去其全球优势时，欧洲大陆和美国直到1930年还能分别保持其棉花锭子的全球份额，分别为30和20。然而，这些北大西洋国家在棉花帝国的统治地位最终将被广阔的全球南方机械化棉花产业缓慢但不可阻挡的崛起所侵蚀。事实上，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英格兰的棉花工厂“经历了崩溃……甚至比旧英格兰的工厂更彻底”。在篡位者中，日本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1880年，这个国家只有8000个纱锭在纺织棉花。到1930年，日本共有700万个纱锭在运作，在全球纱锭中所占份额为43，仅随德国（67）、法国（62）和俄国（46）之后。到1920年，日本的纱锭数只有英国的67，但到1937年，这个数字飙升至32。它还是中国棉花产业的最大投资者，中国棉花产业从1908年的不到100万锭迅速发展到1930年的近400万锭。印度处于类似的地位，尽管它的基础稍强，印度从1877年的160万锭上升到1930年的近900万锭。到了20世纪，亚洲棉花工业已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产业，世界棉花工业回到了它主要起源的地方。6

在一个大型钢铁厂、化工厂和电力机械业的时代，棉花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重要性明显降低，但它经历了重大的地理变化，就像一个世纪以前一样，预示着全球资本主义的下一个阶段。虽然许多19世纪中叶的欧洲人已经说服自己相信，现代工业的奇迹之所以只属于他们，是由于欧洲的地方气候和地理、他们优越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甚至是由于他们的“种族”特征等不可改变的因素，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工业的地理上的变迁向任何不愿自欺欺人的人表明，把资本主义历史上某个特定时刻的特定全球地理状况当成本质的，只不过是在为全球不平等所做的自圆其说的辩护罢了。事实上，棉花帝国的历史证明他们错了。

全球南方棉产品制造商的崛起是由于工业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及其周边地区社会力量平衡的转变。工业资本主义不仅改变了欧洲和北美的阶级结构，而且也改变了全球南方的阶级结构，这些国家的实力和财富出现了新的不平等。在这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中，有两个集团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欧洲和美国东北部的工人以及全球南方雄心勃勃的棉花资本家。他们彼此独立地对一对相辅相成的进程——社会冲突国家化和加强国家——作出了贡献。随着美国和欧洲的工人组织起来，他们的集体行动增加了劳动力成本。这使得其他地方的低工资生产者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尽管这些作业往往效率较低。与此同时，全球南方的资本家支持有利于本国工业化项目的国家政策。他们还有一大批低工资工人可供利用，其中许多人因农村地区的快速转型而流离失所。这种巨大的工资差异和积极采取行动的国家的建立相结合，使全球棉花制造业的地理改变比大多数观察家想象得更快。简而言之，固执的北方工人和政治上老练的南方资本家改变了棉花帝国的形态，预示着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新的全球分工。7

工厂消耗的各种棉花，以百万包计。

随着欧洲和新英格兰棉花工人的集体行动开始影响全球棉花生产地理，他们的努力与19世纪另一个同样深刻的变化非常相似：奴隶和自由民的个人和集体行动，他们的斗争改变了棉花种植地理。当然，棉花生产工人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就集体行动了。但在19世纪末及此后，罢工、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在民族国家所提供的日益有利的条件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成功地大为改善了工人的工作条件。

美国最重要的棉花制造业中心之一，马萨诸塞州的福尔里弗市只是众多例子之一。19世纪初，该地区由于容易获得水力吸引了企业家的注意。1813年，德克斯特·惠勒（dexter wheeler）和他的表亲大卫·安东尼（david anthony）创办了福尔里弗制造公司（fall river anufatory），许多类似的企业也纷纷建立。1837年，这个城市有10家棉纺厂，工人是来自当地农村的农民儿女。得益于有着方便的航运可以进入纽约市场，福尔里弗很快就崛起成为美国领先的印花棉布生产者。1865—1880年，福尔里弗的工厂数量增为五倍；1920年左右，该市纺织行业达到顶峰，全市有111家纺织厂，占美国纺纱总产能的八分之一，纺织工人约3万人，几乎相当于艾哈迈达巴德的人数。8

福尔里弗的工人不断组织起来改善他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1848年至1904年间发生了13次大罢工。有些罢工只涉及一个行业为了提高工资的斗争，如1865年的骡机纺纱工人罢工；其他的，如1904年的罢工，几乎导致城市的所有工厂都关门长达数月。事实上，福尔里弗工人越来越激进，最终促使马萨诸塞州劳工统计局对1881年马萨诸塞州一位州代表的一封信中提出的问题展开了正式调查：“为什么福尔里弗的劳动人民一直不停地骚动？”9

工人的战斗精神部分是由他们工作和生活的条件所导致的。棉纺工厂就像一个世纪前埃伦·胡顿时代一样，仍然是嘈杂、充满污染和危险的地方。现在，工厂往往由蒸汽机而不是水力提供动力，工厂的规模有所扩大，往往将纺纱和织布业务结合起来。线轴、梭子、传动皮带和金属部件运动的噪音冲击着男女工人及童工的耳朵，棉花尘土充满了空气和他们的肺，衣服、头发或四肢常常卡在机器里，使工人受到严重的伤害。工作日是严格规定的，似乎没有尽头，这些纺织工人只有很少的休息时间。这种工作制度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例如，在德国亚琛市的纺织工人中，估计有一半的儿童在一岁之前死亡，这是一个异常高的儿童死亡率。即使在相对繁荣的时期，工人也只能接受勉强维持生计的工资和糟糕、拥挤的住房条件。例如，1875年马萨诸塞州劳工统计局的一项调查发现，在福尔里弗，一名非技术工人一家七口，年薪3952美元，低于维持生计的水平，只能依靠他12岁女儿的工资补贴家用，她在工厂里与他并肩工作。他的家人住在“这座城市最糟糕的地区”一个“失修”的五室公寓里。他们负债累累，唯一的希望是明年夏天能有另一个孩子和爸爸姐姐一起进入工厂。10

作为回应，福尔里弗的棉花工人组织起来了。在大西洋彼岸带来的工人阶级团结和抗争文化的鼓舞下，他们常常非常激进的罢工使他们取得了一些开创性的胜利。1866年，纺纱工工会在全市范围内成功地领导了罢工，争取到了每天工作10小时的条件。1886年，同一工会争取到了一项范围广泛的协议，让新贝德福德、福尔里弗和劳伦斯的纺纱工工资根据棉花价格与成品印花布销售价格的比率，有一个“浮动比例”。1904年全市罢工的余波中，福尔里弗的纺纱厂也接受了纺织工会提出的关于签订一份浮动工资协议的要求。早在19世纪90年代，福尔里弗的熟练纺织工人就开始对全国性工会组织产生兴趣，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福尔里弗工人加入或创建了各种地区性劳动组织。11

此外，福尔里弗的棉花工人和其新英格兰同行一起，能够成功地改善了自己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们作为美国公民享有的政治影响力。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自己的投票权转化为工作场所条件的改善。在福尔里弗和其他地方，工会和罢工成为政治中的因素，因为政府几乎不可能无视拥有选举权而且动员起来的工人的要求。

福尔里弗的故事不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初，法国大约165万名棉花工人举行罢工的次数迅速增加。例如，1909年是罢工频繁的一年，有198次这样的罢工，参加者超过3万人。工会也成为法国政治中日益增长的力量。12

德国棉纺织业的工人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集体组织起来了。到20世纪初，大约25的人加入了工会，在萨克森等地区，这个比例甚至更高。这些工人具有不同寻常的政治性，例如，在萨克森的棉花行业，“社会主义者的统治几乎没有受到挑战”。德国社会民主运动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奥古斯特·倍倍尔（augt bebel），他在格劳豪－梅拉讷区的织工的投票中当选为国会议员，而1869年成立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工党（zialde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在萨克森和图林根纺织区获得了有力的支持。13

在俄国，近50万棉纺织工人也开始发挥关键的政治作用，特别是在1905年和1918—1919年的革命动荡期间，他们借助几十年工会活动和罢工的经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70年5月，俄国棉花业发生了第一次大罢工，当时圣彼得堡的涅夫斯基有800名工人离开了他们的机器。两年后，5000名工人走出科林霍姆棉纺厂。1870年至1894年期间，棉纺织业共发生85次罢工，有53,341名工人参加；1895年至1900年，139,154名工人参加了188次此类罢工。1905年的大罢工浪潮中，工人参加了1008次罢工，成功地改善了工作条件，缩短了工作日，提高了工资。一系列棉花工人罢工浪潮打击了俄国工业，1912年有135万名棉花工人参加罢工，1913年有18万名工人参加，1914年有233万名工人参加，其中一些罢工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1917年，棉花工人的罢工再次爆发，成为当年革命动乱的中心。14

19世纪末，在瑞士，棉花工人动员起来，尽管不如俄国那么引人注目。1908年，他们创立了全国性的瑞士纺织工人联合会（schweizerische textirbeiterverband），为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而奋斗，并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在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控制了许多棉纺厂，棉花产业由于棉厂主与组织严密的工人之间的频繁对抗而受到冲击，在1890年为了要求更短工时的大规模罢工中，工厂主的房屋遭到爆炸，1909年悲剧周（setica ）期间，巴塞罗那发生暴力起义。在荷兰棉纺织业，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发生了很多罢工。在荷兰纺织业中心特温特，到1929年，60的棉花工人加入了工会。15

兰开夏郡是全球棉花产业的中心地带，它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早地见证了全国性工会的影响，也是世界其他地区（包括福尔里弗）棉花工人的灵感来源，也提供了很多组织者。工会在1870年成立了纺纱工的全国性组织，纺纱工人工会联合会（aaaress）是此前两年成立的，它将英国所有经济部门的工会结合在一起。纺纱工人工会组织了纺纱厂中最熟练的工人，到19世纪80年代，它组织了几乎90的工人，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会”。他们成功地提高了工资，改善了工作条件，管理了技术发展。纺纱工人工会是“英国组织最完善、资金最充足的工人组织”之一，他们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为自己争取到了高额工资，并掌握了行业生产力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梳棉工和纺织工工会（cardroo workers and weaver）要更大也更分散，不那么集中于单一行业，但也为工人赢得了巨大的收益。根据1890年的一项数据研究，棉纺织品工会为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争取到了约12的工资溢价，这是一个很大的差额，为棉花生产地区加入工会的工人提供了相当大的物质改善。尽管工作条件仍然湿热，工作时间又长，工作又艰苦，但棉花工人采取激进、大规模和有纪律的集体行动，迫使雇主让出部分产业生产力提高时所获得的利润。16

动员棉花工人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成功地改善了当地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总体而言，这些北大西洋国家的工人减少了工作时间，改善了工作条件，提高了工资，并赢得了政治影响力——通常是在日益强大的国家的默许下，这些国家首先关心社会稳定，并受到在政治上动员起来、有时还获得了选举权的工人的压力。工资在国民经济中大致趋同的倾向使这一趋势更为严重，这使得组织较差的棉花工人能够受益于其他工人群体的集体动员行动。17

因此，西欧、北欧和美国东北部的工人工作时间越来越少。1903年，萨克森克里米茨肖镇的棉花工人要求：“再给我们一个小时！再给我们家庭一小时！再给我们生活一小时！”即使他们的要求往往并不成功，多年来，他们还是设法把工作时间从1865年的平均每年3190小时减少到1913年的2475小时。在法国，1892年的劳动立法将妇女每天工作时间限制在11小时以内，随后几年将进一步减少。1919年1月，西班牙政府规定棉花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18

工作时间减少的同时，工资也增加了。在德国，1865年纺纱工人每年平均得到390马克的报酬。1913年，他们每年赚860马克，按实际价值计算的话，增加了53。在阿尔萨斯，1870年至1913年间工资也有“显著”的增长。1870年，米卢斯的纺纱工每两周赚40到48法郎，1910年赚65到75法郎，按实际价值算，相当于他们工资增长了一倍。在罗德岛，男性织工每小时的工资从1890年的135美分上升到1920年的598美分；织机调整工人的工资从1890年的每小时184美分上升到1920年的791美分。即使是一般被排除在正规劳动组织之外，属于非熟练工种的落纱工，他们的工资也有所提高。1890年，男性落纱工的平均日工资为135美分；到1920年，他们的日工资已经飙升到484美分，计算通货膨胀率后则上升了50，而更需要技术的织机调整员的实际工资几乎翻了一番。19

工人不仅通过在工作场所组织的集体行动改善了工资和工作条件，而且还成功地使新得到加强的民族国家通过了改善其福利的立法。德国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人的立法：1871年以后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再在工厂工作，而14岁以下儿童的有效工作时间受到限制。1910年的法律规定，妇女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星期六不得超过8小时，而13岁以下的儿童现在根本不允许工作。马萨诸塞州于1836年通过了第一部劳动法，1877年通过了工厂安全条例，1898年禁止妇女和未成年人夜间工作，可以说实际上禁止工厂夜间开工。瑞士和其他地方一样，劳动法增加了劳动力成本，而早在1877年纺织工人的最长工作时间限制为11小时，禁止妇女上夜班，并宣布雇佣14岁以下的童工为非法。20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雇主征收的税收也激增，这表明对工业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国家行政、司法和军事能力的成本在不断上升。事实上，导致战争的紧张局势首先是国家资本、民族国家和国家领土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造成的。越来越强大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取决于国家动员其公民组成大规模军队并筹集税收为这些军队提供资金和生产战争物资的能力。国家由于面临获得金钱的压力和来自人民的压力，被迫以民主方式使自己合法化。

对欧洲和北美资本家来说，这种对强大的国家——其实力的主要来源——的依赖现在也是他们最大的弱点，因为国家实际上赋予了工人阶级在工厂车间和政治中的权力。事实上，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国家既是友也是敌。它促成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在全球农村动员了劳动力，但也“困住”了资本家，因为工人可以利用进入国家政治的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因此，曾经主要是全球性的社会冲突（如在圣多明各动员奴隶影响到英国棉产品制造商的利益）或地方性的社会冲突（如印度农民拒绝在英国棉花种植园劳动）现在越来越成为国家性的冲突。

在英国、欧洲大陆和北美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区，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加之残酷的价格竞争，反过来又削弱了棉花制造业一度惊人的赢利能力。从1890年起，美国北方制造商抱怨利润下降。一位作者报告说，1900年至1911年间，德国棉纺公司的分红仅在4至6之间徘徊，与英国企业家一个世纪前所获得的利润相差甚远。位于兰开夏郡中心的奥尔德姆和罗奇代尔的纺织工业，资本平均回报率很低：1886年至1892年为385，1893年至1903年为392，1904年至1910年上升至789。英国棉花资本家被此前数十年的巨额利润宠坏了，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纺纱业利润率的迅速下降”。21

在世界一些地区，制造商通过投资改进生产技术来应对工资上涨。新的纺纱机和织布机提高了每名工人的产量，例如在德国，1865年至1913年间纺纱的生产率增加了两倍多，织布的生产率提高了六倍。这种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工资在总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在下降。在德国，纺纱业工资占总成本的比例从1800年的78下降到1913年的39，而在织布业，工资所占的比例下降没那么惊人，从77下降到57。

但是，面对制造商无法控制其他投入，特别是原棉的价格，工资成本仍然很重要，因此对赢利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毕竟，到1910年，中国工人的工资只有英国工人的108，美国工人的61，而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几乎是新英格兰工人的两倍——两者分别为5302小时和3000小时。更多地方都出现了这种低工资竞争，而且这影响深远。例如，到了20世纪20年代，来自捷克和俄国生产商的竞争被证明是对德国棉花产业的威胁。从长远来看，棉花制造业成了一场“竞相探底”的竞赛。22

制造商试图对这种压力作出反应，求助于他们越来越强大的政府，使本国工业与全球竞争隔绝开来。德国的棉花工业依赖一个复杂的关税制度，以满足其棉花工业具体部门的具体需要。制造商也组织起来，例如1870年，他们建立了南德棉花工业家俱乐部（vere suddeutscher bauwolldtrieller），他们还成功地游说国家支持自己的利益要求，《德意志经济通讯》（deutsche volkswirthschaftliche rrespondenz ）便认为关税保护是让德国工业能够承受进口压力的唯一手段，而印度、中国或埃及制造商就无法获得这种好处。这种关税保护在其他地方也很重要。意大利通过1878年和1888年的棉花关税有效地保护了本国市场。在法国，应其棉产品制造商的要求，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保护主义的关税提高了棉花产业的利润，尤其是自1892年通过了《梅利纳关税法》（éle tariff）以来。23 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保护主义制度也在加强。1861年的《莫里尔关税法》（orrill tariff）提高了对进口棉花的关税，1883年的关税法降低了对廉价棉产品（美国制造商容易生产的种类）的关税，却提高了对更高品质棉花的关税，这一趋势延续到1890年的关税法。

从19世纪“第二次奴隶制”的灰烬中产生的新帝国主义现在给一些人带来了红利，帝国主义市场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一段时间内，它给加泰罗尼亚制造商带来了利润，19世纪80年代，加泰罗尼亚制造商获得了在西班牙剩余的殖民地中的保护性经营权，包括垄断了古巴市场。它也让进入中亚地区的俄国棉花工业家获利甚多。它保护英国制造商免受印度竞争。即使在美国，在爱德华·阿特金森等棉产品制造商的要求下，政府也积极帮助制造商进入国外市场，特别是拉丁美洲，因为拉丁美洲是美国一半棉花出口的目的地。24

尽管欧洲和新英格兰的棉产品制造商拼命地努力保住他们在全球棉花帝国中的崇高地位，但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是一股强大的反作用力量。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的国家化带来的机会和限制，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为世界上劳动力成本较低、受国家管制较少的地区的制造业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因此，20世纪全球南方欢迎世界棉花工业回归，扭转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背离的势头。起初，这一回归的态势几乎是不可见的，直到1900年，它只是地平线上的一个闪烁，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它已成为广泛辩论的对象，尤其是在英国和新英格兰，这些言论往往带有危言耸听的意味。25 举一个例子，伦敦《泰晤士报》1927年报道：

自从60年代美国内战造成的骇人听闻的棉荒以来，［兰开夏郡的从业者］遭遇了最糟糕的境况。造成这种惊人下降的主要因素是远东各大市场——印度、中国等——的衰落。1913年远东地区吸收了我国出口总额的616，192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18。在印度和中国，国内生产都有很大的增长。在这两个国家，迅速扩张的日本棉花产业正在逐步取代英国进口产品。迄今为止，日本工业实行两班制，每周工作120小时，而兰开夏郡的最高工作时间为48小时。26

大约在同一时间，马萨诸塞州州长詹姆斯·迈克尔·柯利（jas ichael curley）准确预测到，如果没有联邦大规模干预，新英格兰棉花将面临产业的彻底毁灭。1935年，当地工业代表策划了一场“购买美国产品”的运动，以削弱日本进口的威胁。柯利会见了棉产品制造商，他们提出了削减马萨诸塞州工资的计划，以缩小美国南方和北方之间巨大的工资差距。尽管有这些抗议，北大西洋棉花的时代也已经结束，它自诩的生产力和国家赞助都无法与巨大的工资差距和全球南方新兴民族国家相提并论。27

棉花制造业向全球南方转移的过程和许多产业的中断一样，都是始于美国。与欧洲不同，它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样地国家化。美国的劳动力市场高度隔离，在本国领土上工资差别很大。由于内战后失去奴隶的奴隶主与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特殊和解方案，美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创造了一个全球南方。美国也有自己的全球南方资本家阶层，他们和印度资本家一样，在原棉贸易中积累了财富，准备将其中一些投资到制造业企业。美国有着广阔的领土，同时南北之间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整合非常有限，这两者不寻常的结合是欧洲资本家羡慕的对象，也是欧洲棉产品制造商全球命运的第一个预兆。28

到1910年，美国南方的棉花制造业已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和美国北方各州。这是一个惊人的现象。内战结束时，前邦联各州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棉花制造业，直到1879年，北方的纱锭数量还是南方的17倍。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南方的经济增长率飙升至每年176，19世纪90年代达到191，20世纪前十年达到143。可以肯定的是，北方各州的棉花产业也在继续增长，但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每年增长4左右。到20世纪20年代，北方工业首次出现萎缩，1925年，美国南方的纱锭比北方多。到1965年，南方与北方的纱绽量比率为24比1，彻底扭转了命运。29

棉花工业大规模迁往美国南方始于数十年前，以1881年亚特兰大国际棉花博览会（ternational tton exposition）为。在那里，棉花机械被卖给了“博览会棉纺厂”（exposition tton ills），而这些博览会棉纺厂后来实际上成了运转正常的棉纺厂。由于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地方及地区政府的支持，新兴的地方制造商在短期内又开设了更多的工厂。根据一份行业出版物的说法，宽松的劳动法、低税收、低工资以及没有工会，使得美国南方对棉产品制造商来说很有吸引力，“在那里，劳动鼓动者没有这样的权力，制造商也不会被新的烦人的限制措施所骚扰”。因此，1922年至1933年期间，马萨诸塞州有大约93家棉纺厂关门；仅1922年之后的六年里，马萨诸塞州的棉纺织业从业者就减少了40。在福尔里弗，1920年后的十年里，该市一半的棉纺厂消失了。30

美国南方棉花生产的突然扩张并不能完全由那里邻近棉花种植地来解释。事实上，获得棉花的成本略有降低，但因为制成品要运往北方市场，这些成本差别会被抵消掉。美国南方成功的秘诀是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奴隶制的破坏和随之而来的农村转型为棉花厂创造了一个庞大的、顺从的低工资工人群体，最初主要是白人农村工人，他们曾经是佃农，后来是非裔美国工人，其中大多数以前是收益分成的佃农。正如一位同时代人所观察到的，南方棉花种植者离开农场就像“就像老鼠逃离下沉的船一样”。因此，1922年马萨诸塞州劳动和工业部的一项研究显示，马萨诸塞州棉纺厂工人的平均小时工资为41美分，而北卡罗来纳州为29美分，佐治亚州为24美分，南卡罗来纳州为23美分，亚拉巴马州仅为21美分。31

支付给这些工人的低工资甚至还可以更低，因为棉纺厂可以吸引大量非常年轻和非常廉价的工人，这是美国工人阶级全国整合程度较低的直接结果。1905年，南方棉纺厂23的工人年龄在16岁以下，而北方各州只有6。由于没有国家标准，人们在南方的工作时间也更长，每周工作64小时，甚至75小时都不少见。事实上，棉花实业家对南方各州政府的影响力，以及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当地大部分工人阶级投票权的剥夺，使得劳动法比联邦其他州要宽松得多，而这也正是全球南方新兴棉花产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此外，棉花工业化得到各州政府的有力支持，各州的议员和州长都易于向组织起来的工业家的巨大影响力和权力屈服。32

由于意识到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欧洲的棉花资本家也寻求转移到工资成本较低的地方。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效仿美国的模式，因为其他工业国家的内部都没有这种不均衡的地区状况，也没有奴隶制的遗留问题。不过，英国也有一些试探性的投资，比如在印度。其他英国公司则在奥斯曼帝国投资制造业，特别是在伊兹密尔和伊斯坦布尔周围，以及葡萄牙和俄国。在中国，外资企业变得很重要，尤其是日资企业，但也有少数企业由英国和德国投资者经营。在埃及，英国企业家于1894年创建了埃及棉花制造公司（egyptian tton lo-egyptian spng and weavg pany），一年之后接着创建了开罗埃及棉纺有限公司（cairo egyptian tton ills liited）。法国投资在墨西哥棉花业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前几十年，英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企业家在巴西开办了工厂。德国纺织品制造商也在工资较低的地区投资。德国棉花资本的主要出口地之一是波兰，尤其是罗兹周边地区，萨克森莱比锡市商会称之为“我们德国，特别是萨克森纺织工业的分支”。这个“东方曼彻斯特”在1870年到1914年间经历了一个繁荣的时期，出现了大型工厂，如卡尔·沙伊布勒工厂（carl scheibler’s），有7500名工人在那里工作。33

欧洲和北美前核心制造业地区的棉花工业家在动员起来的工人和民主国家的双重压力下，先是摇摇欲坠，最终完全倒下。作为资本家，他们也感受到了新兴产业中新的投资机会的吸引力。反之，全球南方的资本所有者意识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利润潜力，并在自己的后院发现了机会，即低成本劳动力。这些企业家往往周围有很多纺织生产经验丰富的工人，能够获得现代纺织技术，并且是本国市场的主要操纵者，几十年来常常出售进口棉花制品。与艾哈迈达巴德的企业家一样，他们明白，工业资本主义要想赢利，就需要强大的国家来建设基础设施、保护市场、实施产权法和维持有利的劳动力市场。他们在建设国家机构的过程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活动家，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这些活动家也意识到了充满活力的工业经济中蕴藏的力量。19世纪头几十年在欧洲和北美如此成功地建立起来的工业资本主义模式现在在全球南方生根发芽，激发了资本家和国家建设者的想象力，并重塑了全球经济的地理格局。34

在英国的榜样的启发下，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思想早在19世纪初就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德国、埃及、美国和墨西哥的棉花革命期间，每个国家的政治家和资本家，例如弗里德里希·利斯特、穆罕默德·阿里、坦奇·考克斯和埃斯特万·德·安图尼亚诺，都曾参与这些讨论并从中得出一些政治结论。到了19世纪末，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面对进口棉纺织品对国内手工业的压力，并且有着建立工业经济的愿望，巴西、日本、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资本家寻求用国内生产取代进口的办法，他们这次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国家建设和资本积累的努力结合起来。

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关于如何抵御欧洲帝国主义，以及如何通过建立制造业来获取利润的辩论。早在1862年，中国商人郑观应就出版了《盛世危言》，提倡工业化。35年后，企业家张謇追随了他的脚步。张謇对大量棉纱和棉布进口表示关切，特别在1895年《马关条约》允许建立外商独资棉纺厂的规定之后，他主张国内工业化，并且付诸实际行动，在自己的故乡南通建立了纺纱厂。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故尤宜专意为之……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35

张謇是全球南方诸多思想家的一员，其他的还有中国的陈炽和薛福成，他们都试图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他们专注于恢复国内市场，抵消去工业化进程，引进西方技术，以及像利斯特、阿里、考克斯和安图尼亚诺一样，诱使国家支持工业化。他们认为工业进步等于国家进步，因此希望保护地方工业不受进口的影响。1881年巴西工业协会（brazilian ascia&231;&227;o dtrial）观察到：“本地生产的粗棉受到外国竞争者的挑战，如果不能通过立法措施帮助该行业，迄今为止投入的所有努力和资本都将付诸流水。”他们明确提到德国和美国的保护主义，呼吁国家支持这块“年轻土地”上的制造业。他们认为，建立棉纺厂不折不扣地就是“一项爱国事业”。36 同样，日本内务省劝业寮的井上省三在1870年考察德国时得出的结论是：

我想让我国和欧美国家平等……在研究今天西方各国之所以国富兵强、文明昌盛的缘由，研究世界历史和地理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财富的来源必然是技术、工业、商业和外贸。要运用这些认识使国家富强，我们必须首先教导人民从事工业。然后我们可以生产各种各样的商品用以出口，然后进口我们缺少的商品，从国外积累财富。37

从日本到印度，从西非到东南亚，这种思想成了反帝国主义言论的支柱。这些思想家希望，强大的民族国家有朝一日能保护国内制造商，建设基础设施，动员劳动力，帮助制造商占领出口市场。有点讽刺的是，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常常要从殖民主义吸取教训。38

然而，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仍然困难重重。首先，初露头角的实业家必须牢牢控制国家权力的杠杆，战胜与之竞争的精英阶层。例如，在美国南方，棉产品制造商只是因为蓄奴精英失去权力才能支配州政府。在巴西、日本和其他地方，与对立的农业精英阶级的斗争要旷日持久得多。

例如，与该地区的明星产业墨西哥的棉产业不同，尽管有着庞大的棉产品市场，当地资本积累丰富，而且外国进口量很大，巴西的棉花产业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很虚弱。1866年，巴西只有9家纺纱厂，15,000个纱锭，大多数纺织品要么是进口的，要么是在种植园生产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工厂的数量增长非常缓慢，但随后可以说是爆炸式发展。到1921年，该行业有242家棉纺厂，1,521,300支纱锭，57,208台织布机，雇用工人108,960人。棉花业继续发展，到1927年大萧条前夕，它有354家工厂。39

1892年后的30年被称作巴西棉花制造业的黄金时代。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之后，制造业精英对政府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并设法制定了有利于他们的政策，特别是关税政策。1860年，棉花的关税一直处于进口价值的30以下，1880年关税增加了一倍，达到60左右，经过长期的斗争，1885年又增加到100。1886年、1889年和1900年，关税进一步上升。1900年的保护主义关税维持了近30年，为制造商创造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受保护市场。因此，到1920年，巴西使用的所有棉产品中有75至85是在国内纺制和织造的。正如一个英国人在1921年遗憾地说的那样：“25年前，巴西是曼彻斯特的一个极好的市场。先是走私货退出了，现在所有这些商品都是在这个国家内生产的，只有最好品质的产品才需要进口。”40

到19世纪90年代，巴西制造商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帮助塑造了国家。与此同时，与欧洲和新英格兰的竞争对手不同，他们依然能够获得极其廉价的劳动力。绝大多数工人来自“当地孤儿院、育婴室和救济院，以及城市中失业的城市阶层”。工厂中充满了低至10岁的儿童以及妇女。直到1920年，当工厂的最低法定就业年龄提高到14岁时，工厂里依然还有年龄小得多的儿童在工作，有时妇女和儿童每天工作14小时甚至17小时。一位讽刺的同时代观察家是这样评论的，巴西儿童“在形成性格的关键时期，去从事几年的辛苦工作，甚至还能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勤奋习惯”。41

奴隶解放后，巴西棉花产业腾飞：1866—1934年纱锭数。

廉价的劳动力和关税还和更具活力的市场结合起来。早先的奴隶制抑制了国内市场，因为许多种植园本身会生产粗制纺织品，而自由劳工移民则由于来自奴隶劳工的竞争而停滞不前。现在，大量移民涌入巴西，他们与刚刚获得解放的农业工人一起，开始在国内市场上购买纺织品。因此，巴西最终和该区域领先的棉花生产国墨西哥一起，走向了棉花产业工业化的道路。（由于国家保护主义政策，墨西哥的工业继续扩大。）这种模式从巴西传到了邻国阿根廷，1906年阿根廷开设了第一家棉纺织厂。在那里，促进棉花工业化也成了一个国家努力的项目。42

日本棉花制造业经历了更大的繁荣。事实上，日本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就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棉产品生产国之一。43 日本与巴西的历史在19世纪后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受到直接殖民统治，但都受到外国的重大影响。它们面临着巨大的棉花纺织品进口的压力。它们的经济精英原来所根植的政治经济条件与国内工业化经济完全不同，但这些精英能够看到新的因素正在出现，这改变了他们的收入来源和他们阶级的政策偏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他们准备好对国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由于结果的巨大差异而同样具有革命性。